甲、一军团［欠十五师］及全部后方机关，应于今七号晚集中于兴国东南竹坝、黄门地区，于八号晚开始向集中地区移动。十一日晨应集结于以下分界的地区：在北面及西面则以宁都河为分界线，在东面则以下坝、宽田为分界线，［在］南面则以宽田、梓山市及向西到会昌、宁都河会合处为分界线，各分界线均不包含在一军团集中地域内。

乙、为保守军事秘密，应采取如下的办法：

A、对于部署只告以每天的行进路和宿营地。

B、为避免敌人的空军侦察，应于夜间移动，拂晓时则应隐蔽配置起来，并采取各种对空防御的手段。

C、要克服落伍及逃亡。

丙、十五师约于十二号到达你们集中地区内的东部。

丁、到达集中地域后，你们应于宽田、岭背间接上我们的长途电话。

戊、应给五军团首长战术上的指示，而兴国最少要于十五号以前保持于我们的手中。五军团从八号晚起即直接受军委指挥。

己、执行情形电告。

朱德

七日十一时

九日，朱德致第八军团周昆、黄甦“向集中地域移动”电：

周、黄：

甲、八军团于今九日由现地出动，并于十二日拂晓前到达杰村、澄龙、社富地域。

乙、移动的秩序如下：

（A）九日夜，八军团应到达古龙岗南岸之水南南路石桥地域，而后方机关则应到达黄沙、平安寨。

（B）十日夜，八军团司令部随二十一师应到达桥头地域，而二十三师及后方机关则应到达银坑地域。

（C）十一日夜，则全部隐蔽地到达指定集中地域。

丙、独二、独三团没有任何掩护的任务，独三团的任务则仍照你们昨日来电行之，而独二团则应于九日晚接替六十三团的任务。以后独二、三团的再行动，另有电告。你们则应转告独三团首长统一指挥行动。

丁、为守军事秘密，应注意如下事项：

（A）这一命令不得下达，而仅以单个的每日的命令实施之。

（B）严防落伍和逃亡。

（C）只应于夜间移动部队，日间休息配置时，则严密注意防空。

戊、执行情形，电告军委。

朱

九日九时

至此，除了董振堂任军团长、李卓然任政治委员的第五军团外，中央红军所有的主力部队都已从反“围剿”阵地上撤离，开始了大规模军事转移前的集结。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由在宁都起义的原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改编而成，在此后中央红军大规模军事转移的途中，一直担当着艰辛危险的后卫任务。一九三四年十月初，当中央红军所有主力部队开始移交阵地的时候，他们依旧在阵地上阻击着国民党军的凶猛攻势，以掩护红军大部队撤离。

军情万分紧急，转移迫在眉睫。

朱德的电报格外引人注意之处不是移动的方向，而是被反复强调的“命令不得下达”和“克服落伍及逃亡”。

红一军团一师师长李聚奎仅在军团长林彪那里得到了“部队要转移”这句话以及几百名新兵和五百块大洋。他回忆说：“部队由一个区域作战转移到另一个区域作战，是常有的事。但是过去部队转移时，军团首长总是尽量争取时间采取各种办法面授任务，讲明情况；遇到情况紧急时，也要给师的主管干部直接打个电话。可是这次部队转移，军团司令部只是通知我们按行军路线图指定的方向前进。至于部队为什么要转移，转移到何处去，均不得而知。”师长都“不得而知”，团一级的干部就更无从得知了。红一军团二师四团政委杨成武是在读了那篇名为《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的文章时，才隐约感到会有异常情况的。他想从自己的师政委刘亚楼那里了解更确切的消息，但是当他找到刘亚楼时，却见刘亚楼也正捧着那张报纸费力地琢磨着——从军事常识上讲，向有关指挥员，尤其是中高级指挥员隐瞒部队行动目的，是不符合军事惯例的，而且是具有一定潜在危险的。但是，重兵于危急时刻的大规模移动，最严格的保密显然是必须的：在当前的前沿阻击阵地上，只有少量的后卫掩护部队和地方自卫队武装了，如果红军主力的撤离和移动被国民党军得知，敌人也许会迅速形成全线规模的大攻击，这种局面一旦出现导致的后果将是灾难性的。

自人类有战争以来，就有在艰险之中或危难时刻的落伍或逃亡。大规模的军事转移仓促提前，致使红军刚从阻击阵地下来就开始了集结行军，队伍中的大批新战士没有经过必要的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一部分新兵甚至是在移动中被直接编进战斗连队的。况且，中国人自古以来就难离故土，红军中的新兵绝大多数是本地人，因此，部队中出现了一些士兵落伍或逃亡的现象。红军总政治部为此要求各部队普遍成立“反逃跑斗争委员会”，同时要求“特别注意经过区域的战士的巩固工作，发动不请假不回家的斗争”。负责中革军委警卫工作的特务队队长杨世坤卸任后请假外出，两天之后仍不见回来，接任的队长潘开文立即向上级作了汇报。因为潘开文兼任朱德的警卫员，朱德的妻子康克清亲自前去检查，结果发现杨世坤外出时不但带走了两支驳壳枪和一些子弹，还带走了自己的全部衣物。这显然已经构成了一个严重的事件。苏维埃共和国政治保卫局红军工作部部长李克农立即展开调查，不久就得到了杨世坤与苏区附近的一个女人相好的线索。康克清和李克农找到了那个“长得挺漂亮”的女人，女人坚决否认她与杨世坤有关系。后来在不说就要把她带走的威胁下，她才说出杨世坤正藏在小山上的一个亭子里。李克农立即派人包围了那座小山。当红军官兵冲上小山时，杨世坤开枪自杀了。

一九三四年十月八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红军主力突围转移，中央苏区广泛发展游击战争”的训令。这一训令被认为是长征最早的军事和政治命令：

在我们党面前摆着这样的问题，全部红军继续在苏区内部与敌人作战，或是突破敌人的封锁到敌人后面去进攻。很明显，如果红军主力的全部照旧在被缩小着的苏区内部作战，则将在战术上重新恢复到游击战争，同时因为地域上的狭窄，使红军行动与供给补充上感觉困难，而损失我们最宝贵的有生力量。并且这也不是保卫苏区的有效的方法。因此，正确的反对敌人的战斗与彻底粉碎敌人五次“围剿”，必须使红军主力突破敌人的封锁，深入敌人的后面去进攻敌人。

训令特别表明：“当着主力红军突围之后，敌人会更加深入苏区内部，占领许多城市与圩场，切断我们各个苏区的联系，更加凶恶地摧残苏区。但是我们不是惊慌与丧气，而应该坚强而有毅力地继续领导游击战争……”训令的最后一句话是：“中央向着在艰苦奋斗着的中央苏区全党同志致热烈的布尔什维克的敬礼！”

奉命坚守苏区的部队除了二十四师外，全部是地方部队：二十四师七十、七十一、七十二团，独立第三、第七、第十一、第十五、第十六团，江西军区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团，赣南军区独立第六、第十、第十三、第十四团，福建军区独立第八、第九、第十九、第二十团，闽赣军区独立第十二、第十七、第十八、第二十四团等，共计一万六千多人。

十月七日一天之内，在红军主力部队的移动集结中，十多个团的新兵、一百四十多万发子弹、七万六千多枚手榴弹以及大批其他物资被补充到了各个军团。

一天之后，国民党军各部队接到了蒋介石发来的电令：“所有川、黔、湘、赣边区各县及预防匪流窜之地方，均应赶速构筑碉堡。”——没有证据表明这时的蒋介石已经预感到了红军将从他筑起的层层堡垒中突围而出。在“围剿”作战期间，蒋介石发出过为数甚多的关于构筑碉堡的命令，因为他对他的德国军事顾问所主张的“碉堡战术”十分着迷，甚至对那种开有小窗口的类似中国农村谷仓的建筑欣赏到了玩味不已的程度。在他亲自签发的关于构筑碉堡的命令中，对碉堡建筑材料的选择、碉堡地点地形的确定、每座碉堡之间的合理距离、碉堡的火力配置等，都有不厌其烦的说明。然而历史只用了很短的时间就证明了蒋介石的碉堡无法阻挡住红军前行的脚步。中国不是中世纪时代的欧洲，不是一个土地狭窄的城堡式的大公国，中国国土之广袤足以让不在乎任何行军条件的年轻的红军官兵自由驰骋。

十月十日，对于国民党人来说，这是一个重要的日子。一九一一年的这一天，爆发了推翻封建帝制的辛亥革命。八年后的这一天，领导了辛亥革命的孙中山将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为此，《民国日报》在这一天特别发表了社论，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迫在眉睫”，但是“乱世中之大幸，江西的局势正迅速改观，共匪一年之内即可肃清”。社论最后号召全国人民为国分忧，具体的要求是“戒酒禁舞”和“崇尚仁义道德”，以便“为祖国与中华之生存而努力奋斗”！

这一天的上午，中央红军司令部所在地梅坑阳光灿烂。梅坑村口聚集着一支红军中的特殊队伍——休养连。休养连大约有一百多人，其中包括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副人民教育委员徐特立，时年五十七岁；中央政府秘书长谢觉哉，时年五十岁；中央政府最高法院院长董必武，时年四十八岁。但是，董必武的妻子陈碧英却被留下了。军事转移计划原本决定将所有的女同志都留下，直到最后一刻这一决定才有所松动。

有幸获得批准跟随红军主力部队转移的贺子珍，此刻正忙着把刚满三岁的儿子交给留下来的妹妹贺怡和妹夫毛泽覃。这个男孩子是贺子珍与毛泽东的第一个孩子夭折后使母亲重新欢愉起来的天使，但是军事转移计划规定孩子一律不准带走。贺子珍给妹妹留下一件褐色的夹衣和四块银元——夹衣可以在冬天来临时给孩子改成一件小棉袄，银元是一旦形势危急不得不把孩子托付给老乡时所需要的。从那一天起直到四十九年后贺子珍忧伤地离世，她再也没见过这个孩子。一九三四年十月，整个中央苏区共有三十一名女红军跟随主力部队开始长征，包括毛泽东的妻子贺子珍、周恩来的妻子邓颖超、博古的妻子刘群先、李德的妻子萧月华、李富春的妻子蔡畅、邓发的妻子陈慧清等等，她们以前所未有的意志和勇气成为中国革命史中空前绝后的一群。

还是十月十日这一天，中革军委发布命令，命令中央红军总司令部及其直属队组成“军委第一纵队”，代号“红安”，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为叶剑英，博古、李德、周恩来、毛泽东、张闻天、朱德、王稼祥等人都被编入了这支队伍。军委第一纵队下辖四个梯队：第一梯队负责人为彭雪枫，第二梯队负责人为罗彬，第三梯队负责人为武亭，第四梯队负责人为陈赓和宋任穷。军委第一纵队总人数四千六百九十三人，枪支一千九百八十八支，子弹七万零六百五十五发，手榴弹二千三百六十一颗，梭镖三十六杆，马刀二百一十六把，迫击炮十六门，炮弹八百八十枚。命令由中央党政机关、卫生部、后勤部、总工会、青年团、担架队等组成“军委第二纵队”，代号“红章”，李维汉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军委第二纵队总人数九千八百五十三人，枪支二千二百四十支，梭镖三千二百七十七杆，马刀六十七把，没有迫击炮。两个纵队共携带冬衣一万四千六百件，盐巴六千一百一十二斤，药品二十六担，各类金银货币折合银元三十八万三千元。

傍晚时分，彩霞满天，两路军委纵队在几声军号响过之后，从瑞金出发了，向着转移的最后集结地于都而去。

这是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时刻：一九三四年十月十日。这一天，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离开了他们创建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首都瑞金。不久之后，瑞金这个国中之国便在国民党军队的枪炮声中成为一个陷于一片火海的小城。只是，在这一天的这个时刻里，无论是共产党人还是国民党人，不知有谁能够预料到，中国工农红军此一去竟是走向了一个崭新的中国。

天黑了下来，朦胧的月色里，在江西南部与福建西部交界处的丘陵中，聚集着除第五军团以外的中央红军所有的主力部队：

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

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政治委员杨尚昆。

中国工农红军第八军团，军团长周昆，政治委员黄甦。

中国工农红军第九军团，军团长罗炳辉，政治委员蔡树藩。

李德后来回忆说，参加大规模军事转移的红军有十万人。然而红军参谋部制作的“野战人员武器弹药供给统计表”显示，中央红军开始大规模军事转移时的兵力与装备情况是：

第一军团：兵力一万九千八百八十人，枪支八千三百八十三支，子弹五十四万六千六百四十九发，手榴弹一万九千二百八十一颗，梭镖五百一十三杆，马刀二百一十九把，迫击炮八门，炮弹六百一十二枚，冬衣一万九千零五十件，盐巴八千七百斤，药品三百零五担，各类金银货币折合银元三十四万元。

第三军团：兵力一万七千八百零五人，枪支八千二百八十七支，子弹四十八万二千七百三十六发，手榴弹二万零五百一十八颗，无梭镖，马刀一百一十八把，迫击炮八门，炮弹六百八十枚，冬衣一万八千五百件，盐巴九千斤，药品三百零五担，各类金银货币折合银元三十四万元。

第八军团：兵力一万零九百二十二人，枪支三千四百七十六支，子弹十八万零三百四十一发，手榴弹一万零六颗，梭镖八百一十六杆，马刀五十把，迫击炮二门，炮弹一百零四枚，冬衣九千五百件，盐巴四千零五十斤，药品二十六担，各类金银货币折合银元十四万七千元。

第九军团：兵力一万一千五百三十八人，枪支三千九百四十五支，子弹二十万八千六百九十七发，手榴弹九千九百四十二颗，梭镖一千零二十三杆，马刀八十二把，迫击炮二门，炮弹一百零四枚，冬衣九千五百件，盐巴二千五百斤，药品二十六担，各类金银货币折合银元二十万一千元。

加上此时仍在阵地上的第五军团，中央红军转移部队的总人数应为八万六千八百五十九人。但是，如果再加上两个军委纵队和各个军团所雇的大量民夫，这支队伍的总人数应该能够达到十万。

数量庞大的民夫队令各军团都成立了后方部。其中东西最多的是军委第二纵队，不但担子达到了一千担以上，而且奇形怪状的东西堆积如山。由于物资太多，且有重要之物，经中央指示成立了由张经武任师长、何长工任政委的教导师，教导师的三千兵力负责帮助中央机关搬运各个部门的物资。当时，中央决定所有可以搬走的东西都要捆扎起来搬走，包括兵工厂、服装厂、印刷厂、医院等部门中的织布机、缝纫机、铅印机、石印机、印币机，还有红军总部储备的银元、大米、盐巴、药品、通讯器材等等。野战医院的同志认为转移仅仅是到苏区的边缘作战，因此把病号的尿盆都捆在一起带上了。更有机关办公用的桌椅和文件柜被捆扎好等待着教导师的战士们抬着行军。所有这些物品堆放在一起，就是教导师再派三千兵力也无法全部搬走。最后，中央同意把已经捆扎起来的物品重新拆开、整理、压缩，并要求每副担子不得超过五十斤，但结果还是整理出了一千多担。红军战士必须携带的干粮、枪支和弹药加起来已有四十多斤，再挑上五六十斤重的担子，如何长途行军？一旦遇到敌情又如何机动作战？——“整个国家走上了征途。”美国记者斯诺说得十分准确而形象。

一九三四年十月十四日，国民党《中央日报》报道：

中央社西安十三日电，蒋委员长日前由汉经洛于十二日莅陕，以绥署新城大楼为行辕，当晚接见本省各党局，咨询一切。十三日晨微雨，上午十时十五分，蒋委员长偕夫人宋美龄，由杨虎城夫妇陪同乘汽车赴碑林游览，旋即返行辕午餐。下午召见邵力子、杨虎城，对陕建设及治安情形垂询甚详。

在中国西北难得的细雨中悠闲漫步，欣赏历史上文人墨客留下的笔迹，此刻的蒋介石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他一直处心积虑要消灭干净的红军在他认为“插翅难飞”的重兵包围中已经开始突围了。

就在国民党军向中央苏区的核心地带逐渐压缩的时候，认为“围剿”胜券在握的蒋委员长开始了全国性的周游，目的是向各个方面解释他那颇受争议的“攘外必先安内”的主张。

近一年来，国人不断地指责蒋介石消极抗战，甚至已经有了他勾结日本人的舆论，这使他十分不安。蒋介石明白，如果让这样的舆论剧烈起来，等于给了共产党人一个求生的机会。他强调说：“现在国人关注外患，忽视了内乱”，“如果我们放下共产党不管，用全部的精力去抗日，共产党就会趁机扩大”——如果说蒋介石主张不抗日，甚至是与日本人勾结出卖国家，这至少是不够客观和不够准确的。在那样的时刻，蒋介石不敢公然主张不抗日，因为自甲午到“九一八”事变以来中国与日本的积怨实在是太深了。在接见到南京请愿的学生时蒋介石说：“三日内不出兵，砍我蒋某人的头，以谢国人！”在南京的中央礼堂，他又说：“三个月内一定收复失地。如果收复不了，我亲自上前线堵炮眼。”虽然这句话当即受到台下一名军校学员的讥笑：“不要言过其实！”但蒋介石无论如何不敢拿“抗日”在国人面前儿戏。所以，那一天，他愤怒地冲下讲台，当众给了那个讥笑他的军校学员一记响亮的耳光，然后重新回到台上，朝着孙中山的遗像三鞠躬。蒋介石人生中最值得提及的历史便是继承孙中山的遗志，率领北伐军完成了中国的南北统一。所以，于公于私他都没有理由对蚕食自己国土的外国势力屈服，甚至与之勾结。但是蒋介石认为有两个现实严重地影响着他面对日本人的入侵立刻宣布全面抗日：一是中国缺少足以战胜日本军队的强大的武装力量，二是共产党武装的不断扩张对他的政权已构成直接威胁。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权，蒋介石只有把共产党武装放在敌对的第一线，因为对于至少在短期内不会直接威胁他的政权的日本方面，或许可以采取外交手段寻找解决争端的办法，或许可以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期待国际援助——国民党政府正式宣布全面抗战是在两年以后了。

蒋介石来到陕西，真正的目的是部署“围剿”川陕地区的红军。因为在四川与陕西交界处的共产党根据地不断扩大，令他有了从前面对江西红色根据地时的忧虑和恐惧。可是就在这时候，一封来自南昌的电报令他大吃一惊，电报说：“最近红军调动频繁，有向西南移动的模样。”——这是迄今所能见到的史料中蒋介石最早获悉中央红军开始转移的记载。蒋介石只有先放下川陕方面的事情匆匆赶往江西，等他到达南昌已经是十月十五日了。

十月十五日上午，于都县郊外，昏暗的谢家祠堂里，面容憔悴的毛泽东坐在长凳上，面对两百多名被留在根据地的干部沉闷地吸着烟。赣南省委在中央红军出发的最后时刻，召开了省、县、区三级干部会议，同志们希望苏维埃共和国主席对他们说些什么。毛泽东的心情格外沉重，他知道必须向这些同志交代红军为什么要放弃中央苏区，为什么苏维埃共和国要举国上路。但是他又无法将所有事情的原委一一解释清楚。沉默了一会儿，毛泽东缓慢地开口了：“敌人已经打到我们的家门口了，蒋介石的目的是要全部消灭红军。我们的主力只有冲破包围，到敌人的后方去。你们不要怕，不要认为红军主力走了，革命就失败了。不能只看到暂时的困难，要看到革命是有希望的，红军一定要回来。”毛泽东把最后这句话说得很重，力图让同志们确信他说的是真话。而这句话确实代表了毛泽东当时的想法：在中央苏区周围转个圈，把敌人调开之后再回来。

一九三四年十月十七日，集结在一起的中央红军主力部队出发了。

三天之内，他们将全部走出苏区，离开他们从前赖以生存、发展、壮大的根据地，开始后来被全世界称之为“长征”的悲壮的大规模军事转移。

江西南部的于都是个宁静富足的小县城，县城边有一条河，叫于都河也叫贡水。此刻，河上已经架起了数座木桥，开辟出了十个临时渡口，所有参加军事转移的人员都聚集在河岸边的于都城里，等着太阳落山。

黄昏时分，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和政治委员杨尚昆走进了县城的一家小酒馆。酒资是彭德怀付给店家的一块银元。两个人都不是善饮之人，但还是把一壶当地的老白酒喝光了。彭德怀的恶劣心情已经持续了几个月，根据地的逐渐缩小直至丧失令他这个前线指挥员无比愧疚。为此他与博古和李德大吵了一架，他指责李德根本不懂军事不懂打仗。李德还击说他是因为军委副主席的职务被撤销故意在找麻烦。彭德怀那一刻感到了极大的侮辱，他怒火万丈地指着李德高声喊道：“你下流无耻！”然后对翻译伍修权说：“把这句话翻译给他！翻译给他！”现在，一切都无法挽回了。彭德怀想到了那些依旧躺在医院里无法跟随转移的红军伤员，他们大多是在李德一再要求强攻的广昌战役中负伤的。

第三军团从阻击阵地上撤下来后，博古曾经到军团来讲了一次话，笼统地说中央红军要“转移阵地”。第三军团四师政委黄克诚当时就预感到中央红军也许要撤离苏区，他的第一个反应是立即跑到医院动员伤员们出院。那时，第三军团有近万名伤员躺在医院里。但是，因为自己并不知道真实情况，还因为必须遵守组织纪律，黄克诚无论如何也说不出“红军就要走了”这样的话。结果，他只动员了少数伤员跟着他出院归队了，这些伤员包括甘渭汉、钟伟、张震，他们后来都成了中国工农红军的著名指挥员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著名将领。为了把更多的红军官兵带走，彭德怀在出发前夕下达了一个“死命令”：第三军团的伤员，凡是能走路的，全部要带上。要检查落实，不能放弃任何一个可能跟随转移的受伤战士——正是由于有了彭德怀的这个命令，更多的红军官兵活到了革命胜利的那一天。而那些被留下来的伤员，在红军主力出发后不久，就全部死在了国民党军的搜查捕杀中。

晚上七时左右，依旧在北线阻击敌人的军团长董振堂接到了命令，命令要求第五军团将阵地移交给独立第三团并开始撤离。董振堂立即将军团营以上干部集中在一座大庙里，听参谋长刘伯承讲话。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这时已被贬到了第五军团任参谋长，原因是他对李德的军事指挥持反对意见，而李德说中国红军总参谋长的“战术水平还不如一个参谋”。但是，在红军官兵的眼里，刘伯承可不是一般的人物，大家都知道他在一九一六年的护国战争中右眼被子弹打中，手术是在没有麻醉药的情况下进行的。当手术做完了，医生小心地问“是否很疼”时，刘伯承说：“才七十多刀，小意思！”刘伯承讲话的主要内容是：不能因为中央红军转移就认为中国革命失败了，失利是军事指挥上的失误。第五军团担负的是殿后掩护的任务，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要准备作出牺牲，在任何情况下都要确保中央机关的安全。

天黑了下来，于都河边的十个渡口同时拥挤着渡河的队伍，当成千上万的涉水官兵同时踏进河水中时，于都河水顿时浑浊起来。

这是一个离别的时刻。从下午起，红军官兵就开始打扫借宿的老乡家的院子，把水缸里挑满水，甚至还上山割了些草把房东家的牛喂了。百姓们知道红军要走了，妇女们聚集在一起把她们做的鞋和缝补好的衣袜送给红军；年纪大些的妇女拿着针线站在路边，发现哪个红军衣服破了就匆忙上前缝几针；孩子们追着队伍往红军的口袋里塞上一把炒熟的豆子；另一些百姓聚集在路边，努力想在队伍中认出自己的孩子或者兄弟。

红一军团二师四团政委杨成武是闽西长汀县一个普通农民的儿子，因为在广昌战役中负伤，这个二十岁的团政委此时走路还有点不利索。不久前，他的一位同乡把他在红军部队的消息带回了老家，他的父母在与儿子失去联系六年后得知儿子还活着。家里为此派出了一个包括他父亲在内的“代表团”来部队看望他，“代表团”中还有他的堂嫂，因为他的堂哥也在这支部队里当连队的司务长。亲人们挑着装满炒米、草鞋、鸡蛋、红薯干、萝卜干、豆子、兔子和活鸡活鸭的担子，从百里之外出发，居然找到了他的部队。那时四团刚从阵地上撤下来休整，团长耿飚告诉他家里来人了，杨成武一出门就看见了摆了一院子的担子，还有站在角落里的父亲。父亲一认出他便蹲在地上哭了。杨成武十四岁背着父母参加了革命，母亲因为不知道儿子去了哪里把眼泪都哭干了。四团的红军用丰盛的饭菜招待着政委的亲人，但是那位当司务长的堂哥外出执行任务一直没能回来。三天过去了，部队要走了，亲人们也要走了，那位堂哥这时候回来了。一对夫妻仅仅见了一面便要分手，女人哭着就说了一句话：“胜利了，就回来。”此刻，杨成武在送行的人流中发现了他的房东。这位六十多岁的老人把自己的三个儿子都送进了红军，其中有两个儿子已经牺牲，她这个时候来到于都河边，定是想再看一眼她唯一还活着的儿子。于都河边挤满了红军，天色越来越暗，杨成武走到了大娘的身边，大娘一把抱住了他，塞给他一个白布包，布包里面是两个还热着的红薯。杨成武把红薯收下，说了句“我们很快就会回来”，然后带领部队上了于都河上的木桥。

四团团长耿飚在部队准备转移的时候开始打摆子发高烧，二师师长陈光决定让他留下来养病。万分焦急的耿飚把卫生队队长姜齐贤找来了，因为他的病是这个队长诊断并报告给师长的。耿飚的话很不客气：“姜胡子，你搞的什么鬼名堂？”姜队长只好一再解释疟疾病是很危险的。可耿飚还是一个劲儿地骂。出发前，师长陈光和政委刘亚楼一起来看望他，耿飚坚决要求跟随部队转移，并且表示他能够顶得住。陈光和刘亚楼都不愿失去这个能带兵打仗的团长，耿飚在最后的时刻被批准转移了。

回到部队，耿飚发现他的房东一家总是躲在窗后偷偷地看他，而且还向警卫员询问他的情况。直到政委杨成武来检查准备工作，被这一家人请到了屋子里，耿飚才知道原来房东家的儿子五年前参加了红军，临走的前三天结的婚，但是一走就没有了任何消息。耿飚住进房东家后，母亲觉得耿飚像那个失去消息的儿子，媳妇觉得耿飚像那个失去消息的丈夫。最后，在师政委刘亚楼的安排下，耿飚和这家人面对面地坐在了一起，结果耿飚一开口，浓重的湖南口音令房东一家大失所望。部队出发了，耿飚看见在战斗中被炸伤了眼睛的特务连谭排长正站在大路边摸索着与战友们道别。耿飚停下了脚步，他不忍心走上去，但是谭排长已经摸了过来，当摸出是自己的团长时，谭排长哭了。耿飚说：“谭伢子，莫要这样！我们十天半个月就回来！”谭排长知道团长这是在宽慰自己，他哭着说：“团长！记住我是浏阳县的！”耿飚从口袋里掏出几块银元，送给了照顾谭排长的老乡。当他走了之后再次回过头来时，看见谭排长正拼命地撕扯着蒙在眼睛上的纱布。耿飚说这一幕他一辈子都没忘，数十年之后，那位眼睛蒙着纱布的红军排长还曾出现在他的梦境之中。

十月十七日黄昏，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渡过了于都河。临走的时候，他与项英单独谈了很长时间。根据李德的说法，项英在谈话中“对老苏区的斗争和前途是那么乐观，可是对共产党和红军的命运又是那么忧虑”。项英特别警告说，“不能忽视毛为反对党的最高领导而进行的派别斗争，毛暂时的克制不过是出自于策略上的考虑”。他认为“毛可能依靠很有影响的、特别是军队中的领导干部，抓住时机在他们的帮助下把军队和党的领导权夺回来”。事后，李德就项英的忧虑与博古交换意见，博古说：“党的政治总路线不存在任何分歧了，军事问题上的不同意见随着红军已经转入了移动作战，这个问题也消除了。”

一九三四年十月十八日下午五时，毛泽东来到于都县城北门与军委的队伍会合。毛泽东的随身物品不多，只有一袋书、一把雨伞、两条毯子和一块旧油布。他甩着胳膊顺着于都河岸走着，已经有些凉意的秋风吹着他的长发。毛泽东很清楚，此一去，包括博古和李德在内，谁都无法预料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和中国工农红军将要走向哪里。现在要紧的问题是，国民党军的飞机最好晚一些发现这支逶迤如长龙的队伍。那一天，走在于都河边的毛泽东并不知道，人类历史上一次惊心动魄的军事远征就要开始了，踏上征程的每一个红军都将成为一部前所未有的英雄史诗的主人公，不管他是新入伍的战士还是拥有军事指挥权的领导者。仿佛是为了证实这一点，在那个秋天的黄昏，毛泽东的身影很快就淹没在渡河的人流里了，他匆忙的脚步声和上万红军官兵的脚步声混杂在一起，瞬间便融入了夜色之中。

月亮升起来了，又大又圆。

红军主力部队和挑着各种担子的民夫队同时通过于都河上的木桥，拥挤着的长长的人流望不到头也望不到尾。一个肩上挂了个印花包袱的女红军因为人流的阻挡无法过河，焦急中她突然看见了四团团长耿飚，于是像是看见了救星似的大声喊着：“耿猛子！我走不动呀！过不去河，怎么追上队伍呀？”耿飚刚刚接到中革军委作战局的一纸命令，命令他的部队不得延误立即过河，要求其他人必须等待主力部队过完后才能使用木桥。耿飚在人流里高声喊：“大姐！别着急！实在追不上，就等后卫部队吧！”

经过耿飚身边的一位红军战士这时问了一句：“团长，看这个阵势……咱们这是要到哪里去呀？”

耿飚说：“打敌人去！”

月亮被云彩遮住了，红军的队伍点起了火把。

伴随着于都河溅起的水花，数万红军身后的苏区响起了流传至今的歌声：

一送［里格］红军，［介支个］下了山，

秋风［里格］细雨，［介支个］缠绵绵。

山上［里格］野鹿，声声哀号叫，

树树［里格］梧桐，叶呀叶落光，

问一声亲人，红军呀，

几时［里格］人马，［介支个］再回山。

三送［里格］红军，［介支个］到拿山，

山上［里格］包谷，［介支个］金灿灿。

包谷种子［介支个］红军种，

包谷棒棒咱们穷人掰。

紧紧拉着红军手，红军呀，

撒下的种子，［介支个］红了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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