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在一个身份条件都平等的国家中要比在其他国家中更容易建立起一个绝对专制的政府，并且我认为，一旦在这个国家中建立了这样的政府，它不仅会压迫人民，并且时间一久，它还会从每个人身上夺走人类的一些主要的特质。[2]

因此在我看来，专制是民主时期人们最应该惧怕的东西。

我想在任何时候都是热爱自由的，而在我们生活的时代，我觉得我自己可以说是崇拜它了。

在另一方面，我相信在我们即将进入的世纪中，凡是想将自由建立在特权和贵族制度之上的，都不会成功。凡是想让一个阶级单独地获得权威，并保住权威的，也不会成功。如今还没有哪个统治政权有足够的智慧和足够的力量通过在人民之间建立起永久的差别来建立专政[3]，也没有哪个立法者在不把平等当作首要原则和标志的情况下，有足够的见地和足够的权力能维持自由的制度。因此，所有想为同类创造或为同类保持独立和尊严的当代人，都是平等的友方，而想成为平等的友方的唯一条件就是将自己与他人平等看待，他们神圣事业的成败就取决于此。

因此，重要的不是重建贵族社会，而是让平等从这个上帝让我们生活在其中的民主社会中呈现出来。[4]

这两条首要的真理在我看来很简单、很明了，内容也是很丰富的，它们很自然地让我思考在一个人民身份条件平等的国家中，可以建立起哪种内省的自由政府。

民主国家的统治者必须比其他国家统治者的权力更强、更统一、更集中，范围更广，渗透得更深，是由于民主国家的制度和国家本身的需要。[5]自然民主制的社会也更活跃、更强大，而个人却处在更低的位置，也更弱小。一方面强大了，另一方面就会变弱，这是不可避免的情况。[6]

因此在民主国家中，你不能期望个人独立的圈子会有贵族制国家中的那么广，但是这也并非因为人们想要如此，是因为在贵族制国家中，社会会经常为个人做出贡献，大多数人的财富往往牺牲给了少部分人的荣华富贵。

领导民主国家的中央政权必须变得活跃和强大，这同时也是人们所希望的。重点不是在于让其变得弱小和怠惰，而是在于阻止它滥用自己的活力和力量。[7]

在贵族时代中，保障个人独立的是统治者并不独自掌管管理和控制公民的权力，它必须将一部分权力留给贵族阶级。因此社会权利总是分开的，绝不会整个压在人们身上或者以同样的方式压迫人民。[8]

不仅统治政权不独揽所有事务，大多数官员也都大多各行其是，不受其掌控，因为他们的权力是来自自己的出身，而不是来自它。统治者任何时候都不能随自己喜好设置或者取消这些官职，或者强迫他们统一地服从自己的哪怕一点点的要求。这也同样保证了个人的独立性。

我也明白如今人们不能诉诸同样的方式，但是我看到了可以替代它们的民主的方法。[9]

人们可以将一部分从社团或者从贵族中得来的行政权托付给由普通的公民临时组成的次级政体，而不是全部交给统治者，这样，个人的自由就会在不损失平等的情况下更有保障。

美国人对于用词并不像我们一样考究，他们仍保留了“县”这个名词来表示州以下的最大行政单位，但是他们却用地方议会取代了它的一部分职权。[10]

我乐意承认，在类似于我们生活的平等时期里，设立世袭的官职是不公平，也不合理的，但是没有什么能组织以选举官员的方法来取而代之。选举是一种能保证官员对中央政权的独立性的权宜之计，就像在贵族制国家中，世袭能保证官员对贵族政府的独立性一样。

贵族制国家里有很多物质富有，也有着很大影响力的人，他们自给自足，不会轻易被压迫，或者说在他们不知情的情况下压迫他，因此统治者会也很谨慎克制地使用自己的权力。

我很清楚民主国家不会自然地产生类似这样的人，但是人们可以在民主国家中人为地创造这样的人。

我确信人们不可能在世界上再次建立新的贵族制度[11]，但是我认为普通的公民联合起来也能构成非常富有、非常有影响力、非常强大的存在，换句话说就是贵族性质的法人。[12]

这样的话人们都可以得到贵族制度中的一些巨大的政治优点，而不会有贵族制度的不公正性和它的风险。一个正直的、工业的、商业的，甚至是科学或者文学的团体都是一个有知识有力量的公民，一个无法被随意屈服或者被暗中压迫的公民，一个靠着自身的权利同掌权者抗争，维护大众的自由的公民。

在贵族时代中，每个人总是同几个同阶层的公民关系密切，因此你如果攻击其中一个，另外几个就会前来援助。而在平等的时代，每个人都自然地与他人隔绝开来，它没有可以寻求帮助的世交，也没有能确实与他同仇敌忾的阶级。它容易被别人孤立，也容易无缘无故地被别人无视。[13]因此在当代，公民如果被迫害，那他只有一种方式可以保护自己，那就是向整个国家呼救，如果国家听不到，那就向全人类呼救。而他的呼救只有通过一种方式，那就是通过出版刊物。因此出版自由在民主国家中要比在其他国家中珍贵得多，它也补救了许多平等所能产生的缺陷。平等使人相互隔离，变得弱小，而出版却给每个人装上了一支强有力的武器，就连最孤立、最弱小的人都可以使用。平等使人失去了亲近的人的援助，但是出版却让他可以向所有同胞们，及所有与他相似的人求助。印刷加速了平等的进步，也是治疗平等弊病最好的疗药之一。

我认为生活在贵族制度下的人在必要的时候可以不需要出版的自由，但是那些生活在民主国家的人却不能。为了保证民主国家人民的个人独立，我是不相信大规模政治集会、议会特权和人民主权的宣言的。

所有的这些东西在一定程度上都是与个人被奴役的情况相关的，只要出版还是自由的，统治者对个人的奴役就不可能完成。出版是维护民主自由的最佳手段。

我还要说说有关司法权力的类似的事情。[14]

处理与私人的利益有关的事务和仔细研究出现在它视线内的小问题是司法权力的本质，不主动去帮助被压迫的人，但却始终帮助社会中地位最为低下的人也是它的本质。后者，不管你将他想象得有多么羸弱，也总是能让法官倾听他的控诉，并做出回应。这都是司法制度带来的结果。

因此在这个统治者正不断地将视线和手腕伸进人们最细微的活动中的时代，在这个个人弱小得无法爱护自己，孤立得无法向他人寻求帮助的时代，这样的司法的权力是特别适用于自由的需要的。法庭的力量在任何时候都是他们能够获得的最大的对个人独立自由的保证，这在民主时代尤为如此。如果司法的力量不随着身份的平等而扩张的话，那个人的权利和利益始终是受到威胁的。

平等使人们产生了一些对自由来说非常危险的倾向，立法者们就必须随时睁大眼睛来盯着他们。我只谈谈主要的几个。

生活在民主时代中的人不容易弄明白规章的作用，他们对于规章有一种本能的蔑视。[15]我在本书的其他地方解释过原因。规章会招致他们的蔑视，很多时候还会招来憎恨。由于他们通常只对容易得到的和眼前的享受感兴趣，所以冒冒失失地冲向每一个人所渴求的对象，哪怕一点点耽误都会使他们气馁。他们所带进政治生活的这种性格，使他们在追求自己渴望的东西时，非常敌视这种每日都会减缓他们步伐或者让他们停滞的规章。

但是生活在民主制度下的人们所认为的规章对他们的不利之处，正是对自由来说大有裨益的，其主要作用就是在强者和弱者之间，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作为一道障碍，减缓前者的强势，给后者应变的时间。随着统治政权的愈加活跃和强大与人民的日渐怠惰和虚弱，规章变得越来越必要了。因此，民主国家的人民比其他国家的人更需要规章，但他们天生又不那么尊重它们。[16]这是值得我们严肃注意的问题。

没有什么能比大多数当代的人极度蔑视规章的问题这样的现象更让人苦恼了，因为当今社会中，哪怕最小的规章的问题都具有十分的重要性，这些重要性是以前从未有过的。人类最大的几方面的利益就是与之相关的。

我认为，生活在贵族时代的政治家可以经常蔑视规章而不受影响，并经常凌驾于之上，而当今各国的领导人哪怕对待最小的规章都必须毕恭毕敬，只有在某些逼不得已的情况下才能忽视它。而在贵族时代中，人们又对规章过于迷信了，我们必须以一个明智而缜密的方式来看待它。

人们普遍喜爱权利，尊重权利，是因为权利的重要性以及他们对权利的长期使用。民主国家中的个人权利通常不是非常重要，出现得较晚，也不是很稳定，这就是说人们经常轻易的放弃自己的权利，或者即便权利被侵犯了，他们也不会感到懊恼。

然而在这个人们普遍轻视个人权利的时代和国家中，社会的权利却在自然地增长，力量也在变强，也就是说，人们在更需要保有自己的个人权利和维护自己仅剩的几项权利的时候，反而却变得不那么在意它们了。[17]

因此，在我们所处的民主时代，与人类的自由和伟大为友的人首先必须不断地站起来，随时做好准备，以防止中央政权为了普遍实行自己的计划而随意牺牲某些人民的个人权利。在那个时候，没有公民会搞不清楚，以为被压迫没有什么危险性，以为个人权利并不重要，可以随时让出而不会遭受损失。原因很简单，当人们的思想都已经深深地植入了个人权利的重要性和这类权利的神圣权威时，再想要侵犯人们的个人权利时，只会让被侵犯的人遭受到损失。而在当今你侵犯了这样的个人权利，会对整个国家的民族风气造成深刻的伤害，并且让整个社会担上风险，因为关于这种权利的观点会在人民内部持续恶化，最终完全消失。

不管革命的性质是怎样的，目的是怎样的，有着怎样的舞台，一场长时间持续的革命中都总会产生特定的习惯、特定的思想、特定的陋习，并且被广泛地在人民中普及。

不管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当它的领导者、舆论或者法律在短时间内改变了数次的话，它的人民最终也会染上喜欢改变的喜好，并且对于所有迅速进行的暴力改革习以为常。他们每天都见到规章起不到应有的作用，自然对其有了一种蔑视，并且对于法律的约束也感到十分不耐烦，因为法律在他们眼前已经被违反了无数次。

由于平等和道德的普通观念已经不足以解释和证明革命每天都在产生的新事物，人们便对社会效用的原则产生了兴趣，创造了社会必要性的教条，开始习惯于心安理得地奉献个人的利益，践踏他人的权利，以便能更迅速地达到所设想的一般目标。

这些习惯和思想，被我称之为具有革命性的习惯和思想[18]，这是因为它们都是由革命产生的。它们出现在贵族制国家里，也会出现在民主国家中。但是在贵族制国家里，它们力量却不那么强，持续时间也没那么长，因为它们会在贵族制度中遭遇与之完全相反的习惯、思想、缺陷和弱点。因此它们在革命结束后很快就消失了，国家又回到了之前的政治制度。而在民主国家中却不是如此，民主国家总是很畏惧革命的本能在革命结束后虽然变得温和、规范，但是却不消失，渐渐地融进到政治风气和行政习惯中。[19]

因此我在其他国家中找不到任何革命比在民主国家中产生的革命更危险，这是因为革命除了能产生偶然和短暂的不幸以外，它们还总是可能造成一些永久的，或者说永恒的祸害。

我相信人们将会采取直率的抵抗行为或者正当的反抗行为。所以我并不是绝对地说生活在民主时代的人就一定不能发起革命，但是我认为他们在发起革命前应当比生活在其他时代的人多思考一下，并且我认为与其采用这样一个冒险的补救方式，倒不如多多忍耐当今现状带来的种种不便。

我将用一个普通的观点来总结一下，这个普通的观点不仅包含了当前这一章中所有的特殊观点，还包含了我写这本书的一些独有的观点。

在我们之前的贵族时代中，存在着权势滔天的个人，也有软弱无力的社会权威。社会的形象也是模糊的，并时常受到掌管公民的不同政权的影响。那个时代的人，不得不把精力用在扩大和加强政府权力，并增加和保证它的特权上面，相反地，将个人的独立限制在一个更窄的范围之内，使个人利益服从普遍利益。

而等着我们现代人的，则是另外的危险和另外的考虑。

在大多当代国家中，不管统治政权是从何发展而来，由什么组成，或者姓甚名谁，都掌握着几乎所有的权力，而人民却在一点点变得最为弱小，最为依赖。

但是情况在古代社会中却是完全不一样的。同一性或者统一性在古代社会中是找不到的。在我们的现代社会中，什么东西都在变得相似，每个人的特点也将很快消失，大家将变得普遍一样。我们的父辈总是滥用个人权利是值得尊重的这样的观点，而我们却在自然地夸张另一个观点，那就是个人的利益必须总是服从集体的利益。

政治世界也在发生改变，从现在起我们必须寻求新的补救方式来消除新产生的弊端。

给中央权力加上一个范围广阔，但却看得见的不能改变的限制，给个人一些特定的权利，并保证他们不受争议地享受这些权利，为个人保留一小部分独立、权势和独创性，让他们上升到与社会相等的高度，并当着社会的面支持他们，这在我看来就是立法者在我们将要进入的时代中应该完成的首要目标。[20]

可以说当今的统治者总是想着与人们一同干一番大事业。但是我希望他们能更多地考虑创造更伟大的人民，能更看重工作者而不是工作本身[21]，并且能时常记住如果每个公民各自都很弱小，那他们组成的国家是不可能长久地强大下去的，我们还没能找到任何社会形态或者政治组织能将怯懦软弱的公民集中在一起，创建出一个充满活力的国家。[22]

我发现我们当代人有两种相互对立但都同样致命的观念。

一些人在平等中只能看到它带来的无政府倾向。他们惧怕他们自己的自由意志，他们惧怕自己。

另一些人数目较少，但具备更多知识的人却有另一种看法。他们在从平等走向混乱的路旁，最终找到了一条看起来能不可阻挡地带领人们走向被奴役的小道。他们在走向这条必然的被奴役的道路之前就事先屈服了自己的灵魂，由于不抱有仍能保持自由的希望，所以他们心底早就已经开始了对即将到来的主人的敬慕了。

第一类人抛弃了自由，因为他们觉得自由是危险的；第二类人抛弃自由是因为他们觉得自己是没有可能得到自由的。

如果我有后一类人的观点的话，那我就不会写出这本你们正在读的书了，我可能只有在内心里偷偷地为同胞们的命运叹息了。

我想把平等有可能会给人们带来的使人们失去独立的风险完全地曝光出来，是因为我坚信这些风险对我们的未来来说是最为可怕的，也是最无法预见的。但是我并不相信它们就完全不能被克服。[23]

生活在我们即将进入的民主时代中的人有着对独立的喜好。[24]他们天生就对规章制度不耐烦，甚至对于他们自己所选择的社会的永恒不变的状况，他们也会感到厌烦。他们喜爱权力，但是他们却很鄙视和憎恨手握权力的人，并且他们能轻易地逃脱掌权人的控制，因为他们十分渺小，流动性又很高。

这些本性会经常出现，因为它们产生于社会状况的永远不变的核心之处。很长时间之内它们都能阻止专政的建立，并且能为愿意为了人类的自由而奋斗的每一代人提供新的武器。

因此，让我们带着这样的畏惧吧，因为这种畏惧是有益的，能让我们时常保持警醒和好斗，而不要带着那种使人失去信心和变得软弱的柔弱无能的恐惧。[25]

<h4>注释</h4> <hr/>

[1]在包含此章节的文件夹中同样还包含有托克维尔的工作手稿以及一份他手写的一整个章节的复印件。在文件夹上写有：“上一章节的续篇。”

“［用铅笔写有］我打赌M. de C［夏多布里昂？］并没有理解本章的内容。”

“20分钟。”

在草稿第一卷的第四部分的计划中（被装在一个文件夹里，这个文件夹是和关于物质享受的章节的草稿以及题为“阶层平等是如何暗示人群对于自由和平等的品位的”的草稿一起发现的），在关于暴政的类型的章节之后是另一个题为《要规避这个危险所需做的事情》的章节。托克维尔在这个标题旁做了如下注释：“这个标题包含了那个理念，但是并没有表现出那个理念一定要有的那种表现方法。这个标题用这种方式来呈现显得太过张扬。它让人想起的内容远超过我所能提供的。”

同样的理念也出现在包含如下手稿的文件夹上：“这个标题完全没有什么意义，但是我想用它来表达的东西却是太多太多了。真正的题目应该是：‘要避免我在前面的章节中所指出的那些问题所需要做的事情’。但是这种标题所囊括的内容要远远超过这个章节中所展现的内容，在这种情况下，我最好选择无用的那种方式而非太过张扬的那种。”

[2]“社会状态将人群分裂，政治状态则将他们拉拢。”

“社会状态赋予他们对于福利的尝试［将他们引向地面］，政治状态必须通过给予他们伟大的思想和伟大的情感而提升他们。”（草稿，卷2）

[3]从现在开始，围绕在我们周围的氛围将会变得民主，你将能仅在担负起自己在其中的位置的前提下呼吸。

它展现的是贵族阶层的成员们是如何不慌不忙、不骄不躁地与民众越走越近，从而抛弃了其他时代的记忆，从当前时代中选择一个位置的……

然后还加上了内容。

对于那些想要让自己置之世外，希望从普遍的毁灭中逃离，希望在以后的时代中继续保存贵族血脉的人来说，他们将很快发现生活是令人疲惫的，对他们而言是困苦的。被充满敌意的偏见、怀疑、强迫接受愤怒的空气、同时饱感遗憾和妒忌、在他们出生的国家里陌生人的数量超过前来寻求他们庇护的旅人的数量的环境中，他们一直等待的只能是一个不会到来的弥赛亚。但是在这一点上他们和犹太人也是不同的，他们不能延续下去。一个徒劳地希望在自己所建立起来的种种机构组织都被摧毁的情况下继续维持自己富丽堂皇生活的贵族阶层绝对不可能成功。如果它的敌人没有强大到能够毁灭它的地步，那么不久之后它自己就会起来完成这个任务。能够为自己赢得尊重和荣誉的工作对贵族人士已经关上了大门，他们的数量因为懒惰而减少到了你从未在任何事务上看到过的那种程度。在最为贵族化［民主化］的社会里，这种巨大而又无用的闲暇笼罩着他们。一种躁动的无所事事的感觉吞噬了他们。因为他们不能得到人最为高贵的快乐，所以他们便转而开始寻找汹涌而暴躁的娱乐方式，将他们变得越来越不像自己，他们因为无法统治国家而用马匹和狗群来安慰自己。他们既不讲礼节，也没有自己祖先们的精力，他们只是保存了自己的骄傲而已。你会被这个最为盛产伟人的种群的那种难以想象的落魄感而震惊。

在任何时候，遗产法都会让不少那些身处在无聊又无意义的休闲活动中的他们感到惊讶，将他们丢进隐晦而贫穷的境遇之中。在那些遗老遗少身上，孤独会变得更为巨大，孤立会让他们更为害怕，沮丧会每天都来袭击他们。他们丢掉了自己的姓氏，忘记了珍贵的记忆，几代人的痕迹也会消失。新的家庭从虚空中诞生，成为第一个降生的世代。权力、财富和荣誉都永远地传到了他们手中。

我极为坚信建立一个新的贵族制度比保存老的贵族制度相比是同样的不可能。对我来说，我无法理解因为有些人想要重新建立一种衡量阶层、特权、继承权、永久性影响的标准而在民主的朋友中间所激发的那种公开的或是隐晦的恐惧感。这样的人只会对自己构成威胁。他们只会屈服于自己所抱着的事因以及自己将这些东西混在一起的那种保守的原则。

当前的时代是反对他们的时代，当终有一天他们真正想要加高装载这一切的堤坝的时候，他们会立即被其中的滔滔洪水冲得一干二净。所以民主因此没有什么值得害怕的敌人。让它堕落和掌控它的因素都是从其内部产生的。我并不知道它的统治是怎样没有建立起来的，但是我轻易地就发现了要让它变得令人憎恨所需要做的事情是什么。

什么才是危险的东西？

是挑起憎恨和妒忌民主的情感并且以此获得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