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章[1] 为什么大型革命变得越来越少[2](2 / 2)

民主国家中的革命激情。

为什么美国人似乎显得如此激动,并且如此稳定。

为什么美国人拥有如此多的创新和如此少的革命。

在仔细检查本章内容的时候,更好地阐明我所谈论的一种最终的、遥远的状态,而不是我们现在所处的过渡时期。为了避免自相矛盾,那是有必要的。

博吉,1838年3月底。

在本章手稿的末尾处:

本章开头处的注解。本章的精神必须与它绝对相符。/

我不会使自己陷入自相矛盾的局面,我能够很好地阐明平等不会引导人们发动巨大而突然的革命。

但是,如果我不证明该书的数个段落是不实的,如果我不证明“平等的自然趋势是使人稳定化”是不实的,我就不能阐明这一点。

那也不是正确的。

平等使人不断发生小改变,并使他远离大革命;这才是真相。

同样正确的是,大量这样的小运动没有带来地位的提升。

人们不断往返于某个位置。

我可以补充的是,这样一种政治状态,结合平等和民主人民出于本能对革命产生的恐惧,能够使他们处于完全稳定的状态。

在民主制社会中,革命通常没有你所想的那样频繁、那样暴力和那样突然。

在那里,也许它甚至能够使社会变得更稳定。

这才是从本章中浮现出来的清晰思路。太多就太过了,而太少又显得有些不足。

[3]在本章的全部内容中,我必须非常小心,因为我所说的关于革命困难的一切内容都惊人地依赖于政治机构的本质。那将引起读者的注意,而他一定不相信他已经发现了我没有看到的东西。

当专制与不平等的身份相结合,会产生最稳定、最无生气的政府,这是无可争辩的,但我不知道你是否可以说平等与政治自由的结合体拥有相同的产物。但我认为,从各方面考虑,永久的、和平的平等已经得到建立,但或许有必要对其做出区分。

[4]手稿中在此处添加了注解a。

[5]“在我看过的所有国家中,没有哪个国家像美国那样极端厌恶土地法的理论。”

[6]在本章手稿末尾处的一张活页上:

物质关联。

我想知道为什么大多数民主国家的公民在很多方面有着不同的观念,但他们之间却能够轻易地建立一种特定的物质秩序,而我给自己解释了这个问题。

随着身份变得越来越平等,物质秩序在同一时间成为越来越多人的绝对利益、显著利益。因为每个人都会在大变化中失去某些东西,并且由于没有人能从大改变中得到太多收获,所以人们心照不宣地认同通过采取一定措施控制变化的尺度。这就是财产分配如何使产生它的改变精神变温和。一方面,它推动人们进行各种各样的创新;另一方面,它确保人们处于某些创新的限制范围之内。

在民主制社会中,也许公民的本能喜好驱使他们扰乱国家治安,但他们对利益的关心防止他们这样做。这些民主社会通常是躁动的,但很少被推翻。相反,在贵族制社会中,人们的观念更加相似,而身份和利益却更加不同,一个小事件就能够导致一切陷入混乱。

也许我在这里所谈论的一切与个人财产相关。

[7]手稿中写的是“总是会使”。

[8]“我曾在其他地方说过民主推动人们发展商业和工业,并且倾向于增加个人财富。

“作为回报,商业习惯极有利于民主制度的维护。这种习惯抑制所有太过暴力的激情。温和。避开愤怒。妥协。革命时期中的复杂而受损的利益。

“关于土地财产的影响,参阅注解。”

个人财富。

民主如何倾向于增加个人财富。民主如何使人们厌恶类似耕种土地的发展缓慢的行业,并推动他们发展商业。

由此产生的政治结果。德梅的观点:既有资本又有土地的人在革命中仅承担失去收入的风险;反之,仅拥有个人资本的人在革命中承担的风险关乎他的生存。后者比其他人更仇视各种麻烦。由此产生的许多其他结果。对此进行仔细研究。

[9]美国人不断在细节上改变他们的观点,但他们比地球上的任何其他民族更不屈不饶地喜爱着某些观点。这种奇异性在乍看之下是非常显著的,但是只要考虑到人们在民主制社会中产生相互作用的困难程度和在大多数人心中建立全新的信仰的困难程度,这种奇异性也是可以理解的。

[在背面]思想上的大革命,在民主制度下是非常罕见的事件。

行为上的大革命,则是更加罕见的东西。

[10]手稿中写的是:“在民主时代中……”

[11]在一个贵族制国家中,两个或三个强大的个体联合在一起就能制造一场革命。在一个民主制国家中,必须要数以百万的独立个体同意并联手才能够达到相同的目标,同时这个过程相对困难得多,因为与其他任何地方相比,在民主制国家中,国家机器天生更加精密、更加强大,而个体却更加无力、更加软弱。

因此,平等不仅消除了人们对改革的偏好,而且它在一定程度上夺走了人们的权利。

手稿末尾处的注解解释道:

我必须重视爱德华的这两个评论。

1. 在政治革命中:在贵族制社会中,大多数人对革命感兴趣。在民主制社会中,则是少数人。文中多次暗示这个观点。将它阐述清楚。

2. 在思想革命中。所有对一切都一知半解的人,认为他们没有什么新东西可学或者不能从他人身上学到新东西。

[12]在第一个版本的正文旁边的草稿中:

“也许可在这里提及雅典和佛罗伦萨。

“在这个问题上,我非常希望人们不要将我们引用到与民主相关的一切事情上,例如希腊和意大利的民主共和国……”

[13]“对我而言,权威在哲学、道德、宗教中似乎比在政治、科学、艺术中更有必要且更不具攻击性。

“如果身份的平等与专制制度结合起来,那么我认为迄今为止最稳定的社会形态将在我们的欧洲大陆上诞生。”

[14][*]此处的注解为“懒散的人”,但其与民主主义无关。

[15]在页边空白处:

指明古代和中世纪的所谓的“民主”与我们现在所了解的民主没有真正的相似之处。

在佛罗伦萨没有中产阶级、资本家、工人。没有农业阶级、制造业和人口密集。

同样的原因使他们持有错误的观点并使他们固执地坚持他们的错误观点。他们采用这样的观点是因为他们没有闲情来仔细地审视它们,而他们坚持这样的观点是因为他们不想费力费时地检查它们。

[16]在本章手稿末尾处的小纸片上:

我必须非常小心,防止我的作品显得不可信和自相矛盾,防止其看上去像鬼话连篇。

身份的平等,将彻底的独立性赋予个人理性,必将引导人们走向思想的混乱状态,并给人类观念带来不断的革命。

这是最初自然浮现的想法,常见的想法,乍看之下最有可能产生的想法。

通过更紧密地审视一切,我发现这种个体独立性在民主国家中是有限制的,而我最初没有发现这种限制,这个发现让我相信信仰必定比我们最初所断定的更普遍、更稳定。

这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引导了读者的思路。

但我想更进一步,我甚至开始设想民主带来的最终结果将会是使人类思维和人类观念过于稳定。

这个观点对读者的思维来说是如此不同寻常、如此遥不可及,以致我必须使他将它看作特定背景下的一种假说。

草稿中的注解:

“民主的社会状态是反革命的”,这个观点与被普遍接受的观点相比是如此具有冲击力,以致我必须一点一点地说服读者,因此我首先必须指明这种社会状态具有的革命性比我们假设的更少。由此开始,通过潜移默化的影响,我得出的结论是这种社会状态足以令人担心它不具备足够的革命性。正确的观点,但它在乍看之下似乎是自相矛盾的。

[在正文一侧]以思想革命为结束,而不是以思想革命为开始。按照完美的逻辑秩序,应当从思想革命开始,因为行为源于思想;但是我担心如果我将平稳状态放在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之后,我的观点会被看作是牵强的并且不能被读者理解。将其放在思想革命之后则能被读者理解。

[17]“也许应当严格地区分民主的社会状态与民主的政治制度、身份的平等与民主。

“一个带来稳定,一个导致革命。

“[在正文一侧]身份的平等结合自由的制度,仍然不是一种革命性体制;当身份的平等与君主政体相结合,则会形成最稳定的社会状态。”

[18]在页边空白处:“因为人们的观点是自然相似的,这是不是这些观点才不会引发革命的一个原因呢?”

[19]手稿中写的是“民主时代”。

[20]如果我尝试找出什么样的社会状态最有利于思想革命,我将在所有公民完全平等和所有阶级绝对分隔之间的某处找到它。

在阶级制度的统治下,社会地位世代相传,没有人能够改变它;一些人不会期待得到更多的,而另一些人不会期望获得更好的。在这种万籁俱静和万物静止的状态中,想象力不再活跃,而思想的运动也不再出现在人们的头脑中。

当阶级已被废除且身份已经变得几乎平等的时候,所有人都在不断移动,但他们中的每一个都是孤独的、独立的和软弱的。后一种状态与前一种状态有着惊人的差异;然而,两者有一点是类似的。那就是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人类思想的大革命都是非常罕见的。

但是在国家历史的这两种极端之中,存在一种中间时期,即一个荣耀与动荡共存的时期,这时,身份尚没有固定到足以使思想陷入沉睡,身份尚没有平等到足以使人们对彼此的思想施加极大的力量、使少数人能够改变所有人的信仰。正是在这个时候,强大的改革家出现,新思想突然改变世界的面貌。

[21]在手稿中:“……当你与他们谈论的内容与日常生活行为没有明显而直接的关联,他们通常会显得很冷淡。他们的思维不断远离你。”

[22]在页边空白处:“多数不需要政治权利就能够使反对它的人无力承受。”

[23]“我所理解的大革命是深刻调整社会状态、政治制度、民风和民族观念的改变。”

[24]“我敢这么说吗?对于之后的几代人,我最害怕的不在于大革命,而在于冷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