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在等级和阶级制度下生活了几个世纪的民族只有经过长期的一系列的痛苦的转变，其中不乏暴力抗争的支持，并且在经历过许许多多财富、思想和权利的迅速变迁后，才会达到民主的社会状况。

甚至当这种大型的革命结束以后，你还能发现因革命产生的革命习惯还继续存在着，随之而来的还有严重的社会动荡。

由于这一切都发生在身份开始变得平等以后，所以你会认为平等本身和革命之间会有一种隐秘的联系和秘密的纽带，这样一个就不能没有另一个而单独存在。

在这一点上，推论和经验似乎是一致的。

在一个等级几乎是完全平等的民族中，没有什么可见的纽带将人与人联系起来，并让他们关系稳定。他们中没有谁有永久的发号施令的权利和权力，也没有谁必须得服从。但是每个人都发现自己只要有知识和有一点点钱，就可以选择自己的道路，并不必跟随其他人的脚步。

而这个同样能导致人们相互独立的原因将人们推向了每天的新的无休止的欲望，并时常激励他们。

所以，人们认为民主社会中，思想、物和人常常改变外形和地位也是非常自然的，并且民主的时代是一个迅速和不断改变的时代。

但这是实际情况吗？平等真的带领人们习惯性地经常发起革命吗？平等中真的有妨碍社会安定，并驱使公民经常重新定义他们的法律、教条和习俗的不安定因素吗？我不那么认为。这一点非常重要，我希望读者能紧跟我的思路。[3]

几乎所有改变了人民生活面貌的革命，都要不就是为了认可不平等，要不就是为了摧毁不平等而发起的。撇开让人们的生活产生大的动乱的次要原因不谈，你几乎总会看到不平等的存在。不是穷人想偷窃富人的财产，就是富人想将穷人弄到监狱中去。因此要是你能建立起一种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财物，而不需要去拿走别人东西的社会制度，那你为世界和平做出的贡献是非常大的。

我不是不知道在一个大的民主国家中，都总是会有非常穷困的人和非常富裕的人，但是穷人的数量确实非常少的，而不像在贵族制社会中，穷人占据了人口的绝大部分，法律也没有规定他们会世代相传，一直穷下去。

一方面，富人的数量非常少，并且没有什么权力，他们没有引人注目的特权，他们的财富也不会同土地结合或者由土地代表，而是一些难以捉摸，甚至是看不到的东西。就像不在有穷人氏族一样，富人家族也不再存在。人群中每天都会出现富人，也时常有富人变成平民。因此他们无法构成一个能让人轻易定义和识别的阶级，并且富人们和社会的其他人都有着千丝万缕的隐形的关系，所以人们如果打击他们也就会伤到自己。在这两种民主社会的极端中，还有数不清的彼此相似的人群，他们不能准确地称作富或者穷，他们拥有着能有序地满足自己欲望的财产，而没有足以让人眼红嫉妒的财富。

这类人天生就是社会巨变的反对者，他们的固定性使他们之上或者他们之下的所有事物都保持静止的状态，并使整个社会整体维持一种安定的状态。

并不是说这类人对他们现有的财富已经满足了，或者他们天生害怕那种既能给他们带来好处，又不会让他们受罪的革命。相反的，他们很希望能变得富有和受到不同于常人的尊敬。但是他们知道这必须从其他人身上拿走财富，这使得他们很为难。激发人们欲望的社会状况也在同时给人们加上了欲望的限制。它给了人们更多改变的自由，但使人们减少了改变的兴趣。[4]

生活在民主社会中的人不仅天生就不渴望革命，甚至天生惧怕革命。

没有什么革命不会或多或少地威胁到已经获得的财富。生活在民主国家中的大部分居民都有着自己的一定财产，他们不仅拥有财产，他们所生活的环境中的所有人都很尊重他们财产的所有权。[5]

要是你仔细地考量一下组成社会的各个阶级，你就会发现，没有一个阶级的人能像中产阶级一样对财产的所有权产生这样一种坚决而执拗的热情。

通常穷人不会关心自己拥有的财物，因为他们因贫穷而受的苦要比所拥有的那一点点财物带来的幸福。而富人的热情都放在了满足自己其他的欲望上，而不是获得财富，此外，由于他们长期占有这样多的财富，他们已经感受不到财富带来的乐趣了。

反而处在富裕和贫穷中间的人，对财富甚是看重。由于他们离贫穷很近，深知贫穷的严酷，并惧怕它。他们与贫穷之间的距离，只隔着一点儿小小的家产，他们很快便把恐惧和希望都寄托在了这一点点家产上。他们时时刻刻都在变得对财产更感兴趣，因为他们时时刻刻都在思考，并每天都在努力增加自己的财富。哪怕放弃自己的一点点财产对他们来说都是不能忍受的，并且在他们看来，失去自己全部的财富将是世上最不幸的事情了。现在，这种因身份的平等而产生的这类热衷财产和惧怕财产消失的小资的数目是越来越多了。

因此，在民主社会中，大部分的公民都看不清楚革命会给他们带来什么好处，而时时刻刻在思考革命会给他们带来各种什么样的损失。[6]

我在本书的另一个地方谈到过身份的平等是如何将人们推向工商事业，以及它是怎样让土地的财富增加和多样化的，最后我还展示了，身份的平等是怎样激起人们对增加财富的热情和持久的欲望的。没有什么能像这些东西一样与革命的热情相矛盾了。

一场革命最终的结果可能是对工业和商业有益处的，但它的最初影响总是几乎会使[7]工商业者们破产，因为它刚开始时必然会改变消费的普遍状态，并且会反转生产和需求之间的关系。

再者，我找不到比商业道德观念更与革命道德观念背道而驰的东西了。商业是一切剧烈热情天生的敌人。它喜好温和，喜欢妥协，并总是谨慎地避开愤怒。它也很耐心、很柔韧，也善于奉迎，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不会采取过激的措施。商业使人都相互独立，它让人对自己的个人价值有了很高的认识，激发起人们自己掌控自己各种事物的想法，并教会他们怎样才能成功地这样做。因此它将人们带向自由，却远离了革命。

在革命中，拥有自己私人财产的人[8]会比其他人更恐惧，因为一方面，他们的财产容易被人夺取；并且另一方面，其财产有随时消失的可能。相对来说，拥有土地的人就不那么惧怕了，因为就算失去了从土地的收益，但至少在变迁之后，他们还可以拥有土地本身。因此，你可以看到前者要比后者更害怕看到革命运动的景象。

因此如果人们的财产数量越多，也越多样化，并且拥有私人财产的人数量越多，那人们就越不想革命。

此外，不管人们从事何种职业，也不管人们有着什么样的财富，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没有人会对自己现在所拥有的财富完全满意，每个人每天也努力地从事各种工作，以扩张自己的财富。考量一下他们中一个人一生的每个阶段，你会发现他总是在做出新的计划，以创造更舒适的生活条件。别对他谈什么人类的利益和权利，他的时间和精力全用到家庭琐事当中去了，他希望另外再抽时间来考虑让公众烦恼的事情吧。

这不仅阻止了他们进行革命，也让他们打消了革命的念头。强烈的政治热情也很难握住以同样热情穷尽自己灵魂来追求幸福生活的人的心。他们对琐事的热忱使他们从对大事的狂热中冷静了下来。

确实，在民主社会中，也会出现胆大进取和野心勃勃的人，他们的极大欲望不能通过走一些寻常的路子来得到满足。这类人热爱革命，并发动革命，但是如果没有特殊的事情帮他们一手，他们在发动革命的路上将遇到重重困难。

人与自己所处的时代和国家所拥有的精神作对可不会有什么好处，并且不管一个人的力量有多强大，他都不可能把自己的情感和意志强加到所有有着反对他的愿望和情感的同代人身上。因此一旦身份的平等成为一种被所有人接受并无争议的事实，并且给道德印上了它的标签，那你一定不会认为人们会轻易地跟着一个轻率的领袖或者莽撞的改革者走上冒险的道路。

但是人们也不会通过有智谋的办法，甚至通过预先策划好的计划来公然地反对他。他们不会激烈地反抗他，甚至有时候还会赞美他几句，但却不会跟随他的脚步。他们只是偷偷的用自己的怠惰来对抗改革者的热情，用自己保守的兴趣来对抗他的革命天性，用自己的家庭乐趣来对抗他的冒险热情，用自己强有力的判断力来对抗他飞翔的才能，用自己的平淡无奇来对抗他的诗情画意。通过各式各样的努力，他终于在一时间将人们激发起来，但人们却很快就会逃离他，他们就好像自己承受不住自己的体重一样跌倒。他用尽所有的力量，试图使激起这群漠不关心的散漫群众，最后却只能承认自己无能为力，这并不是因为他被战胜了，而是因为他势单力薄。

我并不是说生活在民主社会的人天生就是静止不动的，相反地，我认为在这样的社会里，有一种永恒的运动在起着支配作用，人人不休。但是我相信民主社会的人在一定的限制之内是永远在改变的，而这个界限他们却永远不会跨过。他们每天都在改变、修改或者更新次要的事情，但他们十分谨慎，不去触碰原则性的东西。他们热爱改变，但却惧怕改革。

尽管美国人经常都在修改或撤销他们的一些法律，但他们却没有展现出革命的热情。每当公众的热情到了一种令人惧怕的程度，或者只是达到高涨的程度，他们便会迅速地停下，让自己冷静下来，我们很容易看得出来，他们惧怕革命，就像惧怕巨大的不幸一样，并且他们中的每个人都暗自下定决心，就算自己遭受很大的损失也要阻止它的发生。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的人比美国更热衷于获得财富，而又惧怕失去财富，也没有哪个国家像美国那样绝大多数人都反对任何威胁他们财富或改变他们财富所有权律法的教条。[9]

我经常谈到，如果一个革命的理论只有通过完全改变并且有时候是突然改变财富和人的现状才能实现，那它在美国就会无限地不受欢迎，而不像欧洲的一些大的君主制国家。如果有少数人声明支持它，那就会有更多的人依本能的惧怕反对它。

我不会害怕之处，在法国通常被称为民主格言的名言，大部分是要被美国的民主所禁止的。这很容易理解。在美国，人们拥有民主的思想和民主的热情，而在欧洲，我们有的仍是革命的热情和革命的思想。

如果美国某天经历了大规模的革命，那革命会是美国的土地上居住的黑人发起的，这就是说不是因为身份的不平等造成了革命，而相反地，是身份的不平等造成了革命。

当身份平等的时候，每个人都愿意将自己同公众隔离开来，如果民主国家的立法者不去寻求方法来纠正这种致命的倾向或者支持它，认为这种倾向能让公民们转移政治热情，因此远离革命，那他们可能会作茧自缚。并且如果少数人破坏社会秩序的热情，利用大多数人的利己主义和胆小心态，那最终将给整个社会带来异常的变迁。

在民主社会中[10]，仍有少数人渴望革命，而不是没有人，但少数人有时能造就革命。[11]

我并不是说民主制的国家就一定不受革命的威胁，我只是说民主国家的社会状况并不会导致革命，而是让它们远离革命。民主制度下的人民，不会轻易将自己置于冒险之中，他们只有在自己无法察觉到的情况下被带往革命的方向。他们有时候会参加革命，但绝不会发起革命。并且我补充一点，当他们获得了知识和经验以后，他们就绝不会容许革命的发生了。[12]

我深知在这件事情上，社会制度的意义十分重大，他们可以促进或者抑制社会状况所产生的冲动。所以我再重申一次，我并不是认为使一个国家远离革命的原因就只有社会条件的平等，而我所认为的是，不管这样的国家的制度是怎样的，大规模的革命总不会像想象中的那样狂暴和那么多，并且我能轻松地预见，如果将政治状况同平等联系起来，那我们西方的社会将会呈现前所未有的安定。

我刚才所陈述的事实，也能部分适用于思想。

在美国有两样让人吃惊的东西：人们行为的无定性和某些原则的固定性。人们经常发起各类行动，但人的思想却总是不变的。

一个观点一旦在美国的土地上传播开并生了根，那可以说这世界上没有什么力量可以根除它。在美国，关于宗教、哲学、道德甚至政治的教条都没有变过，或者很少，它们只是通过隐秘的，经常是人们感觉不到的方式在细微地修改。[13]就连最粗鲁的偏见都只有在人和事物的成千上万次的摩擦当中以难以置信的缓慢速度消失。

我听说无时无刻不改变情感和观念是民主的天性和习惯。或许对于一些小的民主国家来说的确是这样[14]，就像古代那些小国一样，将所有公民聚集在一个公共的广场上，然后由一位演说家来激起人民的热情。但是我在我们海洋彼岸的大的民主国家中，却从没看到过类似的情况。在美国，让我有深刻感触的是，想要去除大多数人心里已有的想法是非常困难的，要让大部分人抛弃他们已经接受的人亦是非常困难的。写作和发表演讲几乎起不到作用，最终只有经验才能做到这一点，有时候还需要多次的经验。[15]

第一眼看来这是非常令人吃惊的，但更为细致的研究会做出解释。

我不认为根除一个民主国家的偏见，改变它的信仰，替代它已经建立好了的宗教、哲学、政治和道德的理论原则是想象中那么容易的事情。简单来说，经常性的发起知识和理智的革命，是非常困难的。这并不是说民主国家的人们的思想是懒惰的，它其实经常都是在运动中的，但它不是在摸索新的规则，而是在不停地改变已有的原则。它总是敏捷地转着圈，而不是迅速直接地向前冲，并不停地以小步伐一点一点扩大自己的范围，但绝不会突然改变。

在权利、教育、财富或者一句话来说就是各方面都平等，身份相似的人，必然总是有着相似的需求、习惯和兴趣爱好。由于他们看待问题的角度都是相同的，所以他们的思想会自然地倾向相同的观点，并且尽管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可以同同一时代的人区别开来，并且创造属于自己的信仰，但最后他们虽不想，但却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发现他们有着一定数目的相同观点。

我越是认真思考平等在思想上造成的印象，我就越确定我们所见到的知识的混乱，并不是像一些人想的那样是民主国家的自然现象。[16]我认为知识的混乱倒不如被认为是民主国家青年的特有的意外现象，并且这种现象只会在当人们已经打破了破旧的将他们束缚在一起的规则的时候才会出现，并且这时候人们在出身、教育和道德观念上还有很大的差异。因此，人们保留有非常不同的思想、天性和兴趣，那就没有什么能阻碍他们将这些东西展现出来。人们原则性的观点随着身份的日益相似而变得相同。在我看来，这似乎才是普遍和永久的事实，而其他都是偶然发生、稍纵即逝的事物。[17]

我认为在民主社会中，人很少会一下子就构想出一个与他同时代的人所接受了的所完全不同的思想体系，并且如果出现了这样的革新者，我想他刚开始想让人们听到他的呼声时一定非常困难，而后来想让人们相信他则更为困难。[18]

当身份几乎完全一样了时，一个人就不会轻易地允许自己被他人说服。由于所有人相互之间没有隔阂，也由于他们受同样的教育，有相同的生活，所以他们自然不会想从他们中选出一个领导者来，并盲目地跟随他，人们也几乎不会相信与自己相同或者平等之人的话。

在民主国家中弱化了的不仅是某些人对知识的信任，并且正如我在另一处提到的，就连任何人都有机会变得比其他人更聪明这样的想法也很快就失去它的光彩。

随着人们变得越来越相似，思想平等这样的信条也悄悄地出现在了人们的信仰中，并且不管革新者的身份如何，他都更难再在人们的思想上施加大的影响。因此在这样的社会中，很少会出现突然发起的精神革命，因为要是你放眼世界历史的话，就会发现，并不是人们的争论，而是个人权威的力量使人的思想发生巨大而迅速的转变的。

另外还要注意一点，由于生活在民主社会[19]中的人并没有被何种束缚与他人绑在一起，所以每个人都要被一一地说服。而在贵族社会中，只要说服掌权的少数人，其他人就会跟随了。要是路德生活在平等的时代，又如果他的听众中没有王侯将相的话，那他可能就很难改变欧洲的面貌了。

并不是说民主社会的人就十分确信自己的想法，笃信自己的信念，而在他们看来，他们经常有着没人能解决的疑惑。在那个时代，人们的思想通常有着改变位置的想法，但是由于其没有被推动或者引导，所以它只是在原地扑腾，而没有行动。[20]

当赢得了一个民主国家的信任以后，引起它的关注也是很重要的。要让生活在民主国家的人听到你的言论，而言论并不是关于他们自己时，是很难的。[21]他们没工夫听你对他们说的话，因为他们总是在忙着做自己的事情。

实际上，民主国家中很少有游手好闲的人。人们的生活总是在忙碌与嘈杂中度过，并且他们总是在忙着做事情，很少有时间来思考。我尤其想指出的是，人们不仅是忙于自己的工作，他们也对这种忙碌充满着激情。他们总是在不断地工作，并且每个人都是在用心工作，他们对个人事业的热度阻碍了他们燃起思想的热情之火。

我认为想要激发起民主社会的人民对与他们的日常生活行为没有明显的、直接和即刻相关的思想理论的热情是很困难的。所以这样的人民不会轻易地抛弃他们的旧的信仰。因为正是需要这种热情才能将人的思想推离常走的道路，继而发起如各种政治革命的精神革命。

因此，民主国家既没工夫，也没兴趣去寻找新的观念。即便当他们对自己已有的观念产生了怀疑的时候，他们还是会保留它们，因为要改变自己的观念，需要耗费他们大量的时间和做大量的研究。他们保持原有的观点，并不是因为它是正确的，而是因为它是已有的。

民主国家的人民反对他们的信条产生大的巨变还有另外的强有力的因素。我在本书的一开始就指出了这些因素。

如果说在这样的国家中，个人的影响力是非常弱，或者几乎是不存在的，那人民大众对个人的影响就非常大了。我曾在本书的另一处给出过原因。我现在想说的是如果你认为这只是取决于政府的形式，并且认为如果大多数人失去了自己的政治力量，就会随之失去自己的精神统治，那你就错了。

在贵族社会中，人通常具有自我的伟大和力量。当他发现自己站在了大多数人的对立面时，他会撤回来，独自维持，自我安慰。而在民主社会中则不一样。在民主社会中，博得公众的好感就像呼吸空气一样重要，而遭到大多数人的反对，可以说，就像活不下去一样。人民大众不需要法律来约束与他们持反对意见的人，只需要对其谴责就足够了。孤立的感觉和无助的感觉会压垮他们，很快就能让他们感到绝望。

每当身份变得平等的时候，公众的意见就会给个人的思想施加很大的压力，包围它、引导它，并且压迫它。这更多地是因为社会的制度，而不是政治条例。随着人们变得越来越彼此相似，每个人都觉得在面对公众的时候越来越弱小。人找不到自己比大众优越的地方，也找不到和大众相同的地方，所以一旦大众与他对立时，他就会产生对自己的不信任。他不仅不信任自己的力量，还不信任自己的权利，而当大多数人说他错了的时候，他就会很容易认为真的是自己错了。大众不需要强迫他这样做，只是说服他。[22]

所以不管权利在民主社会中是怎样交织和保持平衡的，人们都很难认同大众反对的东西，和信奉大众谴责的东西。

这对于促进人们信仰的安定有很大的作用。

当一个观念在民主国家中生了根，并为大多数人所接受，它就可以毫不费力地永远存在下去，因为没人攻击它。而最初反对它，认为它是错误的人最终也有因大众意见接受它，而心底始终抵制它的人也不会露出端倪，他们十分谨慎，不想陷入一场危险而又无意义的斗争。

确实，当民主国家的大多数人改变观念时，这大多数人会在精神世界中掀起奇怪而突然的革命，但是他们的观念是很难改变的，同样困难的是让他们发现自己的观念已经改变。

有时候，时间、事件或者个人独自的思维活动最终都会一点点地动摇或者摧毁一种信仰，而表面上却看不出来。它没有被公开反对，人们也没有聚集在一起对它宣战。它的支持者们一个接一个地悄悄消失，但是每天都有人抛弃这种信仰，到最后就只剩几个人相信它了。

在这种情况下，它仍是占主导地位的。

它的反对者们继续保持沉默，或者只在暗中偷偷地交流思想，他们自己在很长时间里也不确定一场大的革命是否已经开始产生，仍迟疑地保持不动。他们沉默地注视着事情的发展。大多数人已经不再相信它，但仍装作一副相信它的样子，并且这种舆论的假象足以使革新者们感到沮丧，不得不继续沉默地做出遵从的样子。

我们生活在人的思想正在发生最迅速的改变的时代里。但是，人们的原则性的观点很快也会变得比历史上之前几个世纪的观点更为稳定。这个时间点还未到来，但是也许它快要到来了。

我越是仔细地研究民主国家的人的自然需求和本能，我就越确定，一旦平等在世界上普遍永久地建立起来，那大规模的思想革命和政治革命将很难产生，并出现得比我们想象的要少。[23]

因为民主社会下的人总是看起来很兴奋、无常，忙得气喘吁吁，并随时想改变意志和地位，你以为他们会突然间就想废除自己的律法，接受新的信仰，实行新的道德准则。但是你没想到的是，如果说平等给人们带来改变，它还会带给人们需要安定才能满足的利益和兴趣，它在使人们改变的同时还限制了改变的程度，它在刺激人们飞驰的时候还告诉人们脚踏实地，它点燃了人们欲望的同时，还限制了他们的力量。

这是一开始不会显现的内容。民主社会里让人们区别于彼此的激情是可以看见的，但是你却第一眼看不出将他们聚集在一起的内在力量。

对于我们之后的几代人，我最害怕的并不是革命。但处在周围革命废墟中的我敢这样说吗？[24]

如果人们继续将自己关在越来越狭窄的家庭利益的小圈子里，并在其中无休止地忙碌着，你恐怕会觉得他们最终将对那种虽然会扰乱人们生活，但可以使之发展和革新的伟大和强大的公众情感无动于衷。当我看到财产易变，人们对财富的热爱和对失去财富的恐惧如此强烈时，我不能不担心人们会变得将所有的新事物都视作危险，将所有革新都视作不幸的动乱，将所有社会的进步视作革命的开始，并且因为害怕被卷进去而故步自封。我承认，对于他们终将只会像一个懦夫一般热衷于眼前的享乐的情形怕得发抖，而他们自身未来的利益，他们子孙的利益将会因此而消失，我怕他们宁愿选择无力地走向命运为他们设置好的终点，而不愿意在必要的时候，做出毅然的充满活力的努力来改变自己的命运。

人们认为新社会每天都在改变自己的面貌，而对我来说，我害怕的是它们仍然固定停留在原来的制度、原来的成见和原来道德准则中，因而人类停下自己的脚步，束缚了自己，人的思想也永远停滞在原地，而不会产生新的想法，人们的精力也耗尽在一些小且没有新意的独立活动之上，并且尽管人类还在运动着，但却再也无法进步了。

<h4>注释</h4> <hr/>

[1]“这个章节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进行分析；由于我缺少时间，我暂且保留它。”

在1838年5月15日，托克维尔让康奈尔和安培阅读了本章。后者在本章中发现了卢梭的影响和“伟大世纪”的基调，并毫无保留地表达了他对托克维尔的思想在本章中发生的转变感到遗憾（摘自《与安培的往来信件》）。

革命理论在今天已经很少被谈论。参阅梅尔文·里克特撰写的、C. 弗里德里希编辑的《托克维尔对革命理论的贡献》，摘自《革命》（纽约：阿瑟顿出版社，1966年）；以及欧文·蔡特林所写的《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眼中的自由、平等和革命》（波士顿：利特布朗出版社，1971年）。

[2]在手稿的封面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