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1] 美国的民主如何改变了英语[2](1 / 2)

语言是思想的主要表达手段,而民主的社会情况和制度会对其造成怎样的影响呢?如果读者对我上面就整个文学所述的一切的话都已经完全了解,那就不难明白这个问题了。

实际上,可以说美国的作家主要是在英国的环境下生活的,而不是生活在他们自己的国土上,因为他们从不间断对英国作家的作品的研究,并且一直以英国的作家为榜样。但是,对人民来说,情况并非如此,因为对人民最有直接影响力的,是那些只会影响到美国的独特因素。因此,要想了解贵族的惯用语在变成大众的语言时可能出现的变化,就必须注意口说语言,而不必太在意书面语言。[3]

对于两者之间这种细微的语言差别,有些人能够立即辨识出来,这令我钦佩不已。[4]这些人和一些有教养的英国人让我相信:美国的有教养阶级,同大不列颠[5]的有教养阶级在语言方面还是存在着显著的差别。

由于英美两国的差异和遥远距离,造成美国人大量使用新词,但是美国人的这一行为收受了有教养的英国人,以及那些能够快速辨别语言的细微差别的人的指责。他们说这些新词大部分都是从各政党和各行业的用语以及业务术语中借来的。他们还说,英语中的一些旧词,往往被美国人赋予新的含义而被加以使用。

最后,他们还说美国的居民老是会在说话时加进一些使你觉得莫名其妙的词语,有时把在他们的母国中不能混用的词都当作同义词来用。

一些我信赖的人曾经多次跟我说的这些话,促使我对这个问题进行深思探究。我根据理论得到的思考结论,和他们根据实际所得的观察结论是相同的。

在贵族制社会,和其他所有事物一样,语言也处于停滞状态。在这种社会中,由于新鲜的事物比较少见,所以创造的新词并不算多。即使出现新的事物,人们也尽力用含义早已固定的通用词来表达。

就算贵族制社会的人最终自己振奋精神了,或者被外部射进的光芒所惊醒,它所创造的新词也和民主社会截然不同,而是具有一种学术气、辞藻色和哲学味。当君士坦丁的陷落使科学和文学西移之后,法语中很快就出现一些全都可以在希腊语和拉丁语中找到根源的新词。于是,在法国出现了流行新词的风气,不过使用新词的都是有教养阶级,而且并不是非常流行,只是经过很长时期才普及大众。

同样的现象也先后出现在欧洲的所有国家中。仅仅弥尔顿一个人,就给英语增添600多个新词,这些新词几乎全部来自拉丁语、希腊语或希伯来语。[6]

但是在民主社会,由于社会内部经常发生连续的运动,所以语言和事物的面貌不断改变。在这种万事都在不停变化和人们的思想互相竞争的过程中,许多新的观念如雨后春笋一般层出不穷,而一些老旧的观念则会随时间的推移渐渐消逝,可能在某段时间会再次出现,但更多的情况是:只发生了微不足道的变化。

因此,经常出现这种情况:一些词必然变成废词,而另一些词又要被拿来使用。

而且,民主国家原本就喜欢变化。这种情况既可以在语言上看出,又可以在政治上看出。因此,民主国家即使没有必要改用新词,有时也想要改用新词。

在民主国家中,人民的才能不仅表现在他们大量使用新词方面,而且表现在这些新词所代表的观念的性质上面。

在这样的国家里,所有法律都是由多数人制定,而语言方面的规则也自然由多数人规定。无论是在语言方面,还是在其他事情上,多数的意志都是起决定作用的。而且,多数从事实业和政务的人多于从事学问研究的人,相比哲学或纯文学的思辨,多数更加重视政治和商业利益。多数所创造或采用的词,大部分都带有由此所产生的习惯的色彩。这些词的创用目的主要是为表达实业的需要、政党的激情和公共行政的细节而服务的。这方面的语言将来还会不断发展,而那些形而上学和神学方面的语言则将渐渐被抛弃。

关于民主国家的新词的来源及其创造方法,答案是显而易见的。

对于那些生活在民主国家的人来说,他们完全不知道罗马人和雅典人所用的语言。他们不用到古代语言中去找他们所缺乏的词汇。虽然他们有时也求助高深的词源学,但是一般也是出于用以表示自己也能对已经死去的语言进行探微的虚荣心,而并非出于他们的头脑天生就能如此博学多才。因此,有时表现得最无知的反倒是那些最爱探求词源的人。总想拔高自己的民主愿望,经常使他们喜欢用一个希腊或拉丁的名称来显耀自己并不高贵的职业。他们觉得,职业越是低下,就意味着自己越没有学问,而名称越是好听,则意味着自己学识更渊博。比如,法国的走索演员,就用希腊语的“Acrobate”和拉丁文的“eunambale”来称谓自己。

对于已经消失的语言,民主国家的人民虽然一无所知,但他们仍然可以随时到现存的语言中去借用新词,因为各国人民交流频繁,并在这种日益频密的接触交流中彼此仿效。

但是,对于民主国家的人民来说,他们主要还是从本国语言中寻求革新的手段。他们有时会把那些早被人们遗忘的用语再拿来使用,或对某个阶级专有的用语加以引申而使它成为更为普遍的词语。因此,很多原先只属于某一派别或职业的专门用语,就这样成为一般用语了。

在民主国家中,人们改革语言文字最常用的办法,就是赋予那些流行已久的用语新的含义。这种办法很简便易行,不需要什么学识就可以运用,甚至没有学识的人更便于应用。但是,这种情况却会对语言造成极大的危害。因为民主国家的人民在用这种方法增加一个词的新义时,有时会混淆原来的词义和新增的词义。

一个作家为了使那个词汇更符合自己的使用目的,有时会先把一个通用的词汇解释得和原意稍有差异,就这样把词义修改了。另外,也会出现另一个作家,由别的方面来理解这个词汇的词义。第三个作家可能对又这个词汇另作新解。结果,因为既无一个公断人,又没有一个常设的法庭能够最后确定这个词语的含义,这样就使得词义处于游移不定的状态。因此,作家们所表达的思想看来并非只有一个解释,而是貌似有一大堆解释,所有读者必须去猜测作家的原意。

这种由民主造成的现象令人感到遗憾。我宁愿让我们的语言混杂了汉语、鞑靼语或休伦语的单词,也不希望法语的单词词义变得混淆不清。谐声和押韵,只是语言的次要美。在这类问题方面,一般都有很多可以不必严格遵守的规定。如果没有明确的词义,那就不会是好的语言。[7]

平等无疑也会使语言发生一些变化。

生活在贵族时代的所有民族都喜欢保持自己的特点,并且大家都闭关自守,互不往来,所以有几个民族本来是同源的,却往往把彼此当作外人,以至不能再团结在一起。最后,它们的语言也变得不一样了。

在这样的时代中,每个民族都被分为一定数目的阶级,这些阶级之间彼此很少往来,不相融合。每个阶级都固守着自己独有的思维习惯,采用一些经过选择而来的固定词组,同他们的遗产一样,世代相传。因此在同一种方言中,穷人有自己的惯用语言,有富人也有自己的惯用语言,有学识的人使用特定的语言,同时也存口语化的语言。社会之间的分化越深,彼此间的隔阂越难以跨越,这种现象就变得越严重。我敢打赌,在印度的世袭阶级中,存在着多种不同的语言,如同他们所穿戴的服装一样,在最下层人民之间所用的语言必然与婆罗门的语言存在着显著的差别。

相反,一旦阶级不再是限制人们的因素,所有人彼此之间可以进行频繁的交流,那么,当等级制度被破坏,社会阶层复原并重新融合的时候,所有的语言就会相互融合。那些对大多数不适用的语言将会被取消。而剩余的词汇将会形成公用的词汇总库,人们可以随意选取。将欧洲分化为几大语言区域的一切方言,都明显地衰退。方言将会在新大陆上消失,即使是在旧大陆上,情况也是如此。[8]

社会变革不但影响了语言,而且影响了文体。

每个人不仅使用相同的词汇,而且养成了一种习惯,对所有的词汇都有同样的理解。文体方面树立的规则几乎全部废除:例如,粗俗的语言和精致的语言表达之间不再有界限。人们的社会阶级或许不同,但是他们仍然能够使用自己熟悉惯用的短语和词汇,可以进入到任何他们想要进入的社会环境当中。因此,单词的原始含义如果同个体的出身一样消失不见,语言将同社会一样浑然一体。

我知道,区别单词的规则,并不是隶属于哪一种社会形式,而是来源于事物的本性。有些表达方式和句子显得粗俗,是因为它们所要表达的含义本身的低下的性质,而另一些显得高贵则是由于它们所指的对象本身的性质高贵。

任何一种等级之间的融合,都无法永远消除这些差异。但是平等的原则可以根除无论是思想中的传统因素或者武断因素产生的结果。也许,在民主社会中,阶级划分的必要性永远不会比在其他社会受到更多的重视,因为在民主国家中,没有人会因为教育、文化和消遣的原因而倾向于研究语言的自然规律,也没有人能自己考察这些规律并使它受到人们的重视。

我不能不讲民主国家与其他国家的语言的最后一个差别。这一差别也许比其他特性更突出。

我已经在前面说过,在民主国家中,人们对于一般观念的感情并不仅仅是喜爱,甚至达到了热爱的程度。这源自他们固有的特性。人们通过长期选取并运用通用词汇或抽象概念表达了对于一般观念的喜好之情,并借助语言表现出了这种倾向。这就是这些语言最大的优缺点所在。[9]

民主国家对于通用术语和抽象表达有着极大的热情,因为这种语言表达方式扩展了他们的思想,通过把大量的对象囊括在一个小范围内帮助思想活动。[10]

一位民主国家的作者倾向于用“有才干”一词抽象地表示某人有能力,而不会去赞述具体在哪些方面具有能力。他会用一个词“现状”来表示此刻他眼前所发生的事物。在法语中,人们会用“偶然性”一词概括从他说话起的那个时刻在宇宙中可能发生的事情。

在民主国家中,你会发现,作者不断地创造这类抽象的词汇,或者是语言中抽象的名词进一步抽象化。

除此之外,他们给这些抽象的短语赋予人性化的含义,使其具有像人一样的行为反应,他们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让自己的语言更简洁。举个例子,在法语中,他们就会说,物力喜欢人才支配它。[11]

我可以用我自己的例子来证明这一说法。我以前常常会使用“平等”这个词去表达一种绝对的意义。不仅如此,我还在许多地方将这个词人格化。因此,我说过,平等使得怎样怎样或者平等禁止什么什么。可以确信的是,路易十四时期的作家们,不会用这样的语气写作。他们也许根本不会想到在使用“平等”一词时,不用它去明确地指出某一事物。他们也许宁愿完全不用这个词组也不会同意将之人格化。

这种抽象用法在民主国家的语言中比比皆是,并且总是被用于不明确地与特定的事物联系起来,这也就在扩大人的思想的同时,模糊了人的概念。虽然它们使语言的表达方式更加简洁,但是其所包含的意思就变得不那么清晰了。但是,考虑到语言本身,民主国家宁愿使其意思含糊也不愿对其加以详细分析。

事实上,我不知道对于那些在这些国家中生活并在读写方面使用这些语言的人来说这种模糊的语言是不是有某种隐秘的魅力。

由于这些生活在那些国家中的人,经常需要依靠他们自己的脑力劳动做出判断,所以他们总是优柔寡断。而且,由于他们的生活环境总是处于不断地变化之中,所以即使他们的财产固定不变,他们的思想观念也不会持久不变。

那些生活在民主国家的人们思想非常容易发生变化,因此,他们需要用一些笼统的语言表达他们的思想。由于他们永远也无法确定自己今天的观点是否还会适用于明天新的立场,所以他们很自然地就会选择将之抽象化。一个抽象化的短语就像一个有两层底的箱子,你可以随意地把自己的想法放进去,而再次把它们取出来的时候又可以不引起人们的注意。

可以说,所有国家的语言基础就是由笼统的和抽象的短语组成的。因此,我并不认为只有民主国家的语言才存在这种短语。我只说明,在民主国家生活的人们,对这类词汇有―种特殊的喜好,他们总是选取一些最抽象的意思,并将之运用到各个方面,即使有时候根本没有必要。

<h4>注释</h4> <hr/>

[1]1. 英语在美国受到的改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