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帝对人类的观察从不马虎。他一眼就能看出人的本性，并看出每个人之间的相似与差异。

所以，上帝并不需要一般性观念，也就是说，上帝从来都觉得没有必要把相似之物置于同一形式下，并对其进行仔细考究。

人与上帝不同。人类大脑如果想对脑海中的每个事物进行独立观察和独立判断，就会立即陷入迷惑，无法把握这些事物的所有细节。在这种艰难的情况下，人类便只能使用一种必要却不够完善的方法。这种方法具有两面性，既会暴露人类的缺陷，又会补救人类的不足。[2]

对一些事物进行表面的观察，并看出其中的相似之处后，人类便会给它们起个相同的名字，然后搁置一边，继而观察别的事物。

但是，一般性观念并没有证明人类的智力高超，反而证明了人类的无能，因为自然界中的每一个物体与其他物体都是不尽相同的，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事实，任何规则的运用都应该加以区别，任何一个方法都不可能同时适用于很多问题。[3]

同时，一般性观念也有可取之处。人类可以通过一般性观念对大量事物进行快速判断；但另一方面，一般性观念所提供的概念一直都不完整，从而导致人类对事物的理解也不够全面准确。

社会一方面在不断老化；另一方面又在不断推陈出新，人类几乎每一天都会在无意识中获取到一些个体真理。

对于这些真理的了解越多，人类所得到的一般性观念也会越多。如果无法找出个体真理之间的共同之处，就无法对它们进行独立的观察。一定数量的个体可以组成“种”，几种“种”放在一起便可形成“类”。所以，一个民族的文化越是悠久和博大精深，他们对一般性观念就会越习惯，越喜爱。

然而，决定人类能够把观念一般化的还有另外一些因素。

美国人对一般性观念的使用比英国人更加频繁，而且更加持久。众所周知，这两个民族有着相同的文化和起源，数世纪以来，他们的生活法则也大致相同，而他们的思想和民情也一直都存在着交流，所以，初次看到这样的差异，你会非常诧异。如果我们把视线转向欧洲，将这两个最为开化的民族进行对比，你会惊讶于他们的鲜明对照。[4]

如我们所见，在思想上，英国人不得不放弃对个别事情的深思，虽然非常勉强而且遗憾，因为他们得从这些深思中找寻事物之间的因果联系；同时，英国人也不会自愿接受一般性观念。

而我们法国人则与之恰好相反，我们对于一般性观念十分爱好，甚至凡事都得满足这种爱好。我每天清早起床之后，总是会听说某个人又发现了我闻所未闻的某种一般性且具永久性的规律。即便是平庸的小说家，也会试着提出一些治国理论；如果在一篇文章中无法囊括进全人类，他永远不会满足。[5]

面对这两个最开化的民族之间的差异，我着实感到吃惊。如若把关注的焦点转到英国，观察其在近50年里的发展，在我看来这可以证明英国人对于一般性观念的喜好程度，正随着整个国家古老制度的衰退而提高。

因此，我们无法只根据一个民族的文明程度来解释其为何喜欢或者回避一般性观念。

当社会成员的身份极不平等，而且这种不平等永久存在的时候，人与人之间的差异便会越来越大，以致最终演变成有多少种差异，就有多少不同的阶级。但是，不同阶级的人都只会关注其中的某个阶级，而忽略了将其扩展到广大人群的一般联系之中，即，只看到了个体，而忽略了普遍大众。

所以，生活在贵族制社会的人，向来都无法产生出于自身有关的一般性观念，这样一来，他们便会习惯性地选择不相信一般性观念，甚至会从本能上对其产生厌恶之情。

而对于生活在民主国家的人来说，他们会发现彼此之间相似度越来越高，差异越来越小，所以，他们的视野会囊括到全人类，而不只是注意到人类整体中的某个部分。在他们看来，只要是适用于自身的真理，同样也可以适用于人类社会中的每一个同胞。[6]他们一旦在自己苦心从事或者最感兴趣的研究工作中养成了喜欢一般性观念的习惯，就会把同样的习惯迁移到其他的工作中去。这样一来，找出所有事物的共同准则，把大量事物置于同种形式之下，用一种解释来阐述无数事物，这样的行为就会变成人们在思想上的一种狂热却往往盲目的激情。[7]

最能证明我上述观点的准确性的，便是古代人对于奴隶的看法。

人与人之间是相同的，生来就具备平等的自由权利，这本该是一个非常一般性而且极其简单的道理。但是，即使是罗马和希腊的那些最聪慧博学的天才也从未达到过这样的思想境界。他们所一直尝试的，就是用种种证据来证明奴隶制度的合理性，证明这种制度应该永存不朽。然而历史资料告诉我们，古代的某些名人在解放之前都曾是奴隶，而且还留下了不朽的传世巨著。他们也曾目睹经历过今天这样的奴役现象，但那时的他们却认为奴隶制度是合理的。

古代的所有大作家们，要么属于奴隶主贵族阶层，要么认同当时的贵族制度。即使是在他们的思想传扬开来之后，他们仍未走出贵族制度的思想范围。直到耶稣基督降世之后，他们才开始教育人类：人人生而平等。[8]

在平等时代，所有人都相互独立，但同时也相互孤立，处于软弱状态。所有人都会认为，不应该存在上层意志来一直指导人类的行为。所以，在这样的时代，人类似乎都在自顾自地向前发展。这样一来，人类就必须得去探寻是哪种因素对每个成员都发生了相同的作用，并让我们自愿走上同一道路，以解释这世上的一切。自然而然地，这种探寻会促使人类的大脑总结出一般性观念，并使得其偏好使用一般性观念。

在前面的章节中，我已提到过，出身的平等会导致每个人都想要亲自探寻真理。以此可以看出，这样的因素也会是每个个体的思想都更倾向于一般性观念。

当我放下阶级身份，抛开我的职业和家族传统，规避前人的影响，凭借自己的理性去探寻自己的道路之时，我会自然地倾向于从人的本性中寻找会导致自己如此观点的原因。因此，我就自然而然地会在无意识中获得数量庞大的一般性观念。[9]

这便足以说明，英国人为何并不像他们的后裔美国人及他们的邻居法国人，不会那么喜欢把观念一般化，以及为何如今的英国人在这一方面要比其祖先更为明显。[10]

英国人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兼具开明和固守品质的贵族制民族。他们文化传统的开明，使得他们不断地追求极具一般性的观念，但同时，他们的贵族制度，又使得他们受缚于个人观念。所以，英国人的哲学，胆大又怯懦，大度又狭隘。时至今日，这样的哲学依然影响和控制着英国人的方方面面，而他们的思想也一直受到限制，甚至停滞不前。[11]

一般性观念受到了几乎所有的民主国家的偏爱，而且这些民主国家都在积极地追寻这种观念。除了上文所述的原因之外，还有一些因素在影响着这一现象的形成，虽不明显，却也不微弱。

首先，我们必须将一般性观念区分开来。有的一般性观念是经过长期、细致、精益求精的智力劳动获得，而只有依靠这样的观念，人类才能提升自身的认知能力。

而另一些一般性观念则是思想上灵光乍现的结果，产生过程较为简单。但它们会让人们形成的观念非常肤浅，而且不太准确。

生活在平等时代的人，通常都是好奇心强，但休闲心弱。他们生活务实、复杂、紧张而且活跃，以至用于思维活动的时间大大减少，民主时代的人大部分都喜欢一般性，因为在这样的时代，个别性的事物他们不必费心去研究。甚至可以这么说：民主时代可以用小容器容纳大失误，在短时间内获得巨大收获。所以，生活在这一时代的人，在对某事物做一些简略的观察之后，就会自以为发现了事物之间的共同关系，由此便会停止对这些事物的深究，也不会对事物之间的相似性和差异性进行仔细的分辨，而是草草地归类之后，便搁置一旁不予深究。

民主时代的人都喜欢唾手可得的成功，贪图当下的享乐，这是这个时代的显著特征之一。这一点不仅在学术界大肆盛行，普通大众也是如此。生活在平等时代的人们，大多野心勃勃，一旦成功便雀跃不止，遭受失败挫折之后却容易立即萎靡不振。他们喜欢快餐式的成功，舍不得花费时间和精力。而导致他们更直接地追寻一般性观念的便是这种有害的本性，而且喜欢夸大其词，认为利用一般性观念便可以构建出大千世界的完美前景，并轻而易举地获得公众的关注。

但既便如此，我也不敢斩钉截铁地判定他们的这种想法就是错误的，因为读者也和他们一样，不愿意进行其本可进行的深入研究，懒于进行正常的思维活动，而喜欢知识和享乐能够不劳而获。

如果说贵族制国家不仅没有充分运用一般性观念，而且常常看不起一般性观念，那民主国家的人民则是与之大相径庭，他们随时随地都在准备着应用甚至是滥用这种观念。[12]

<h4>注释</h4> <hr/>

[1]1. 一般观念的力量和弱点是什么。更大的影响，更少的苛求。

2. 一般观念主要是出现在知识教化中。

3. 这不足以解释为什么美国人，还有特别是法国人，虽然没有如英国人那般教化，但是却比英国人显示出了更多的对于一般观念的资质和喜好。

由于知识教化是一个共同的因素，因此必须意识到其他的因素：

（1）当人们是（无法辨认）［编者注：相似？］的时候，他们的相似性会引导他们构思关于他们自己的，对于整个物种来说是可以实施的想法，这让他们在各个方面有了对一般观念的喜好和这样的习惯。

（2）人们变得平等和弱小，你不会看到强迫整体沿着相同道路前进的个体。因此必须想象有一个巨大的因素以一个单独，但是与他们的道路相同的方式施加在了每一个人身上。这同样会将人们带向一般观念。

（3）当人们从阶级精神、职业精神中逃脱出来时，（无法辨认）为了能依靠自己寻找真理，他们被引导向研究人的本性。这是一般观念的一种新形式。

（4）所有生活在民主制度中的人实际上都是很忙的。这让他们拥有了对普遍意识的喜好，因为一般观念可以在很少的时间里产生巨大的结果。

（5）民主时代中的写作者像生活在同样时代的其他人一样，想要的是短时间内就能获得的成功和眼前的享乐。这也大力促进他们走向一般观念。

4. 贵族制的国家对一般观念并没有足够的尊重，也没有对其进行足够的运用；民主国家却总是能充分地运用它们，并且对它们变得过度充满热情了。（YTC，CVf，第3—5页）

[2]人类的思想天生就对于一般观念有着喜好，因为它的精神是由上帝，这个宇宙中最泛泛的存在所散发出来的。因此只有通过一种强制的约束才能让人类的思想对特殊的事物进行深思。并且如果它找到一条可以通过某种方式摆脱这种约束的路，它会朝着那个方向冲过去；并且如果它在其他方面被束缚得越厉害，它就会冲得剧烈。

这就是为什么当贵族制的社会在没有终止贵族状态就接受知识教化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些受到限制的思想以一种忘乎所以的方式在政治、道德和哲学中创建了最为普遍的原则。

在这短时间内，真是的社会遵循着它存在的方式继续着；而与此同时等级、职业、宗教、财富将人、利益、观念进行划分，一个完全虚构的社会以某种方式建立在了真实社会之外；人类思想在这个虚构的社会中不再受到运用欲望的限制，将所有的事物变得隶属于普遍的原则和共同的规则。

因此你不能通过出现在一个国家中的少数敢于创新的思想来判断国家的状态。因为他们可能会被给予更多变为普遍的机会，但是国家本身却不会，并且由于他们无法在现实世界中建立起任何他们所喜好的事物，这就更加地让他们完全地陷入了虚构的领域中。我怀疑如果莫尔在英国政府的统治中实现了他的某些梦想的话，他可能就写不出来《乌托邦》了，并且我认为如果当代的德国人被允许在政治中普及一些他们的观念的话，那他们就不会如此热衷地沉溺于在哲学中寻找普遍真理了。

因此当一些人提出非常普遍的思想时，这并不表明社会状况已经是民主的了；这只是表明它正在开始变得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