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约。
媒体自由——方式和影响。
公共教育。
法律——它们的机动性。
民兵部队（也许应该被转移到另一栏）。
服从法律。誓言。
（之前的一切只不过是大多数人用来表达和维系自我的手段，而那些被少数人利用的手段则是用来攻击他人或防护自我的。）
在联邦一词下面，我们看到了以下内容。
联邦。
所有联邦政府的弱点的起因——尤其是美国——联盟的未来——不同的利益——增加——中央集权化——联邦政府和国家自身的区别——几乎不存在——已经感觉到缺乏中央集权——其危险系数仍然较低。起因会让它变得更危险。
联邦政府税——关税。
运河。
道路。
美国的银行。
土地销售。
印第安人。
海上商业、自由贸易。
专利。
展示自杰斐逊总统开始，不同总统如何先后剥夺联邦政府的权力——为民主让步——也就是说，其与该原则恰恰相反。[93]
关于主题社会的章节依次包括了以下内容。
公民社会。
进入权。法官的任命是政治权力者的工作，但由于他们的职责主要是为了规范公民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他们属于公民社会。
管辖权。
普通法。
民法：奴隶制，平等——黑人。
婚姻状况——遗产——父权。
刑法：决斗——赌博——酗酒——通奸——等等。
陪审团——检察官办公室——律师。
商法：破产。
利息。
道德观念：美国人的性格。
协会——商业——工业。
赚钱。
华盛顿——文化团体的盛装。[94]
最后是宗教社会。
宗教社会。
各教派的命名——从天主教到与其差别最大的教派。
教友派信徒，卫理公会派教徒——指出在教友派信徒、唯一神教派信徒的教义中，什么是反社会的。
各个教派之间的关联。
宗教自由——容忍：从法律的角度；从道德观念的角度。
天主教。
宗教在政治秩序中的地位以及它对美国社会的影响程度。[95]
第一版中描述的某些观点将不再出现在最终版本中。运河、道路、赌博等很多元素将会在写作过程中被舍弃。[96]其他的将被添加到第二部分，如军队、父权、天主教、赚钱的欲望。
整本书的基本理念，托克维尔建立整个理论的基石，理解贵族主义与民主主义之间的斗争、分裂原则和统一原则之间的斗争的想法，都已经非常明显。
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只有描绘出作品的整体轮廓，托克维尔才着手撰写该作品。对于这一点，他遵循了一个奇特的系统，他是这样向迪韦吉耶·德·奥哈纳描述它的：
我认为对我而言最好的选择是遵循我在创作刚面世的《旧制度》时，甚至是创作《论美国的民主》时采用的方法。我要把它告诉你，即便花这么长的时间谈论自己会令人感到不愉快；因为在了解它之后，你也许能够为我提一些很好的建议。当我有什么想要探讨的主题时，阅读任何描写同一问题的书籍对我而言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接触他人的想法会让我感到焦虑和不安，甚至让阅读这些作品变成一次痛苦的经历。因此，我尽可能克制自己不去了解它们的作者如何解释这些让我在意的事实、他们对这些事实做出了怎样的判断、这些事实让他们产生了哪些不同的观点（顺便说一句，在我不知道它已经被提过的情况下，其有时可能让我处于复述状态）。相反，为了凭借自己的力量在当代文档中发现事实，我需要付出令人难以置信的努力；通常按照这种方式投入大量劳动，我获得的是按照另一条路径能够轻易发现的成果。一旦成果收集得如此辛苦，我会退居到自己的小天地中，就像进入了一个非常封闭的空间；在全面回顾中，我极其仔细地检查了所有由我自己获取的概念；我比较它们、联系它们，随后我通常会阐明这些在经过漫长的工作之后自然而然浮现在我眼前的观点，而不用考虑这些人或那些人在看到它们之后会造成什么后果。这并不是说我对不同读者的意见不是十分敏感；但经验告诉我，只要我想写一个已有先入之见的观点来支持一个论点，我绝对会丧失所有真正的才能，而且我不能写出任何有价值的东西，假如我没有把自己局限于此——想要表明在我的印象和我的观点中什么是最真实的。[97]假如博蒙用简易的方法将美国出现的作品告诉托克维尔，作者独自前进并没有查阅任何关于美国的书籍，而唯一的例外也许是希瓦利埃的作品。[98]
作品进展速度非常快。在1833年11月，托克维尔认为他将在1834年1月1日之前完成专门描写美国政治体制的那部分内容（即在本版本书中构成了第一卷第一部分的内容），并一度产生了在发表第二卷之前率先发表第一卷的想法。[99]
这个计划被放弃了，托克维尔立即全力以赴地撰写第二部分，其内容渐渐增加到一定程度并超出作者的预见。此外，致力于描写美国政治体制的那部分内容被检查和修改了多次，在被完成之前，其需要获得几名合作者的帮助。
即使托克维尔在坚持不懈地完成他的著作，他仍然帮助博蒙撰写其作品。[100]他们的合作在巴黎和萨尔特两地继续进行到随后整整一年。托克维尔对《玛丽》一书产生的影响是难以衡量的。博蒙的手稿遵循托克维尔发表的对话和评论的轨迹，但少数可利用的手稿并不足以令我们评估其真正的影响程度。[101]博蒙就其作品的某些章节请教了他的朋友，甚至在最后一刻仍然征求托克维尔的意见——某些片段是否容易让人联想到夏多布里昂。[102]在1834年初，托克维尔雇用了一个住在巴黎的美国人：弗朗西斯·科皮特[103]，帮助他编译他从美国带回来的文件。在托克维尔父母的房子中，其位于圣热尔曼近郊，科皮特编译了书籍、小册子、剪报和各种各样的文档。
当托克维尔仍需要关于美国的信息，他会与另一个名叫西奥多·赛奇威克的美国人联系，他没有雇用这个美国人，但这个人似乎发挥了更重要的作用。他的日记记录了其与托克维尔进行的几次访谈，有迹象表明他对《论美国的民主》中的几个观点产生了明显的影响。[104]
一旦完成作品主体部分的写作（只差第二部分的最后一章），托克维尔复制了他的手稿并将其传阅。就这样，他的兄弟和他的父亲、古斯塔夫·德·博蒙和路易斯·德·凯尔戈莱几乎阅读了作品的全部内容。书中有几个段落在安瑟洛夫人的晚会上被大声朗读。[105]当爱德华在6月15日写信给他的弟弟发表他的批评意见的时候，为了完成整个作品，仅剩下第二部分的修订工作仍有待完成。在7月，托克维尔致力于修订工作，他剔除了大量内容，他在某些地方只保留了初稿的三分之一的内容。同样在7月，他联系了出版者查尔斯·戈瑟兰，后者承诺在11月发布该文本。他计划印刷500册。
在1834年8月14日，托克维尔离开巴黎前往位于萨尔特的加勒朗城堡，并在那里与博蒙见面。这两个朋友花时间狩猎并对他们的作品做最后更正。
在作品完成之后，它需要一个标题。
在1833年，托克维尔和博蒙的作品被公布的标题为“美国的体系与道德观念”[106]。当博蒙的作品开始区别于托克维尔的作品时，托克维尔于1834年3月对西尼尔宣布该书以“美国的体系”为标题出版。[107]博蒙沿用了“美国的道德观念”这一术语。在7月，在托克维尔与他的出版人做出妥善安排的时候，关于美国体系的论文被更名为“美利坚合众国的民主统治”[108]；也许在后来发布的出版注解以及在草稿的第一部分中，我们会发现“美国的民主统治”，但在第一个版本的同一声明中提到了“美利坚合众国的民主统治”。10月中旬，在校对作品的时候，出版人写信问托克维尔这本书的标题是什么。就是在那个时候，托克维尔选择了《论美国的民主》。[109]
在1834年12月24日的《法语速递》中，[110]利昂·福彻宣布出版《论美国的民主》，并复制了书中的几个段落。该书以该标题在1835年1月面世。[111]
《论美国的民主》的反响
如果印刷所的工人真的对托克维尔的作品表现得特别关注和感兴趣，那么《论美国的民主》的巨大成功就不一定会让它的作者感到惊讶。
托克维尔认为美国最近的政治紧张局势会增加人们对美国大陆的兴趣和好奇心，因此能够为《论美国的民主》的成功创造有利的形势。但是读者们似乎立即被它的某种特质吸引了，其远远超越了好时机带来的单一效应。此外，虽然赔偿事件——美国自拿破仑时期向法国索取的损害赔偿——让托克维尔在法国有利可图，但是在美国的情况却并非如此，在那里，《论美国的民主》的出版被推迟至1838年。[112]
《论美国的民主》赢得了一致的称赞。夏多布里昂、拉马丁、基佐和罗耶·科勒德不厌其烦地赞美它。只有极少数出版物在面世的时候遭到冷遇。仅凭萨凡迪[113]和圣伯夫[114]发表的评论就足以让作者受到人们的关注。[115]
“在这本书中，没有一个章节，”圣伯夫写道，“未能证明一种最优秀的、最让人信服的思想，这是一种最适合于政治观察的思想；在无与伦比的孟德斯鸠之后，我们很少在这个领域发现如此引人注目的、如此值得信赖的作品。”[116]这位伟大的法律学家的名字也出现在萨凡迪笔下，他在《辩论杂志》[117]中发表了一篇推荐《论美国的民主》的名为“美国法律精神”的文章。[118]
下文引述了不悦耳的声音。
作者给欧洲人民带来的是他对一个共和国的赞美，这是一种非常特别的偏爱；在这个共和国里有三个不同肤色的人种，一种肤色是另外两种肤色的主人；在这个有三种肤色的国家中，身为自然主人的红色人种被身为掠夺者的白色人种消灭；而黑色人种在公共广场中和动物混在一起出售。它是一个令人触动的关于平等的例子，提供了关于独立的可信证据，我们应该在欧洲采取这种时下流行的模式，这样我们才能了解什么是真正的可完善性标准！[119]
对美国的读者而言，他们不在意作者对美国社会发表的某些批评性言论[120]，而是承认该作品的公正性，特别是它与英国旅行者的评论比较起来有明显的优势。
外国刊物也不吝惜赞美。英国刊物称托克维尔引发了大量反对美国共和政体的辩论[121]，并在评论中回顾了这一尝试的不稳定因素。[122]1836年1月14日的《伦敦与巴黎速递》在其内容中断言：“的确，英国人和欧洲大陆的很多人士已经写了大量关于美国的作品。但德·托克维尔先生撰写的《论美国的民主》是唯一的例外，没有一个外国人能够像他那样准确地定义我们的政治组织。”
在12月，《贸易通报》提到“人人都知道这本优秀的书，并对它评论了很长一段时间”，这句话似乎并不夸张，道德与政治科学学院向其颁发的蒙蒂翁奖引起了公众的兴趣，该奖项授予作者12 000法郎的奖金。
就其本身而言，《玛丽，或是美国的奴隶制度》[123]的出版获得的成功绝不亚于《论美国的民主》。[124]在1835年至1842年期间，古斯塔夫·德·博蒙创作的小说一共发行了五个版本。此后，它的销量下降，且非常错误地被人们遗忘。它的反响普遍显得温和而慎重，但《评论季刊》毫不犹豫地称其为“由欧洲大陆本土居民创作的关于美国社会及风俗的有史以来最有趣的书”[125]。弗朗西斯科·德·科尔塞勒为《两个世界》写了一篇评论。[126]
这本书的主要失败之处很快显露出来。《玛丽》同时具备小说和社会评论的特性。因此，它不能成功满足那些热爱理论作品的人的需求——他们到目前为止更喜欢《论美国的民主》；也不能满足那些喜欢阅读小说的人的需求。《辩论日报》[127]的一名评论人员发现了这一点，他写道：
这个作品其实是两本书的结合体。也许这就是它的失败之处。大众需要的是消遣，其总是害怕接受教育。公众很少认为教育恐惧是让人感兴趣和让人感动的。德·博蒙先生的读者事实上被暴露在这种双重危险中。他教授的是最琐碎的东西。他吸引了读者，令其陶醉于此，触动了最无情的和最冷淡的人。这个作品活灵活现地展现了美国社会，因此我不敢将其称为小说；而这个作品中穿插着最丰富的、最浓烈的想象力，因此我不能称其为论文。
在《玛丽》出版后不久，博蒙放弃了写第二部分的计划（在简介中宣布）。[128]两年后，当他撰写《爱尔兰》的时候，他似乎有点儿在意他的小说，他写信给托克维尔：“我的作品是我最大的、唯一的喜好，甚至超过了你的作品对你的意义；我不是在写第二本书，它是第一本；我害怕无法达到目的，但是我充满了热忱。”[129]
英国与《论美国的民主》的第二部
为了让自己成名并展开政治生涯，无论情况可能多么无助，托克维尔仍开始撰写关于美国的书。他的朋友布洛斯维尔甚至在对《论美国的民主》发表评论时断言，“这样的书为他进入议会论坛提供了机会”[130]。
但在1835年3月，当托克维尔得益于其刚面世的作品给他带来的非凡声望时，他不再这么想成为一名政治家。虽然《论美国的民主》没有为他敲开下议院的大门，但是它使他结交了几位杰出人士，而这些人在他撰写此书第二部分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们是让-雅克·安培、罗耶-科勒德，托克维尔将通过他们与科尔塞勒建立意义深远而具有决定性影响的关系。
博蒙、凯尔戈莱和爱德华·德·托克维尔是《论美国的民主》的第二部分手稿的主要评论人员。在正文中，到处都有安培和科尔塞勒的印记。
在1835年初，托克维尔致力于撰写一个关于贫困的报告[131]并计划在英国开始新的旅程。当托克维尔和博蒙正要做出重要的个人决策和职业选择的时候，这对朋友穿越了海峡。[132]
在过去两年之间发生了什么改变？英国贵族能否抵抗民主的推进？这正是托克维尔和博蒙问他们自己的问题。他们最初观察到的结果具有非常强烈的中央集权化倾向。这一点很重要，托克维尔意识到他有必要在《论美国的民主》的第二部分中谈论它。[133]约翰·斯图亚特·穆勒、明托勋爵和亨利·里夫证实了他在这个问题上的观感，[134]但最重要的是拿索·W. 西尼尔，他在两次长谈中为托克维尔提供了关于中央集权化的最详细的论据。
西尼尔告诉我：“济贫法”的改革法案不仅仅是一种社会经济法案，而是高于一切的政治法案。它不仅解决了让英国人头疼的贫困问题，而且给贵族造成其能够承受的最致命的打击。［……］该法律将“济贫法”的管理集中化，并以这一原则为武器，执行法律的政府已经委任一定数量的委员或者中央代理，其针对这个问题在英国所有教区享有充分的权力。这些委员在领土上四处游历，以便扼杀本该集中化的地方影响，将10个或15个或20个教区联合成一个单一的被他们称为“联盟”的行政区域。［……］这些联盟按照这种方式被建立在三分之二的英国领土上，而且在不久以后它们将被建立在各个地方。［……］正如你所见，该法案将“济贫法”的管理从贵族阶级转移到中产阶级。然后，你瞧，整个王国建立起中央行政机关，由公民构成的中央行政机关开始运转，其不受当地贵族的控制，但的确受到中央权力的控制——这一庄严的举措不仅向中央权力机构和被称为“联盟”的市政管理机构赋予治理英国的权力，而且更重要的是在国家中组织起一种以政府为中心的行政权力，治安法官、贵族阶级的原则和基本元素不再是它的代理人。［……］我注意到这样做的结果是，首先，贵族阶级被剥夺了中央权力为其带来的利益，由代理人构成的穷人的监护人是真正由中产阶级选择的代理人，但即便是按照这样的选择方式，他们在本质上仍是政府行政长官的下属并且他们的行动要符合上级的意向。[135]
虽然如此，但是中央集权运动和中产阶级的崛起并不意味着大革命和贵族阶级的毁灭。正如托克维尔在1833年的旅程中所观察到的那样，英国离大革命还有很长一段距离。当米尔开启新的旅程时，他证实了托克维尔的判断。
革命。/
（在空白处：为什么没有发生暴力革命的可能性。）
我怀疑在我们之间是否会发生一次急剧的暴力革命。所有的阶级都非常沉着，他们相当清楚该如何保护自己。他们也非常开明，他们习惯在必要的时候做出反抗和屈服的决定。此外，在这里，全面创新和改革冲动之前还有一个障碍。改革从未一次性解决很多问题。由于这个国家的所有事情都是零零碎碎的，你每次只能改变一件事情，而每一个变化只能引起一小部分人的兴趣。由于同样的原因，你只能激发少数人的热情。按照整体改革路径发展是几乎不可能的，因为在英国，你只能将同样的原则应用到少数事物上（J. S. 米尔）。[136]
从托克维尔第一次前往英国起，他就有这样的感觉：在那个国家，穷人渴望占领富人的地位，且有时能取得成功。“法国人的思想是不想有上级。英国人的思想是想要下级。”[137]
在《法国的社会形势与政治形势》中，托克维尔注意到法国贵族和英国贵族的不同之处在于事实上只有英国贵族才是真正的贵族，即社会中的一小部分具有类似于血统、智慧、金钱、文化等“特质”的人。另外，在法国，贵族阶级的唯一特质是家世，这使得其他任何人都无法得到它。在《论美国的民主》的第二部分中，这个想法迫使托克维尔充分关注行政集权的过程，因为它是民主主义革命带来的最初的、最强大的效应，它甚至能够让英国贵族感受到它的效应。[138]
对博蒙而言，他有一个截然不同的发现。他如此大力辩护的原因是印第安人和黑人被爱尔兰的形势所触动。他指出关于他们的内容：
道德——历史。
我不相信国家实施的谋杀行为比个人实施的谋杀行为更合法。
我声明，在人类历史之中，当我看见胜利者和被征服者，我非常佩服胜利者，他们在我眼前彰显了他们的价值；但我也非常同情被征服的国家。只要存在受支配的民族，只要它没有在征服之下彻底消失，我为它许愿，我怀有希望，我相信这个民族的本能；在我的梦中，我看见它挣脱了奴役的枷锁，摆脱了暴君的暴政统治。如果有一天，我得知这个民族在荣耀中消失，我仍然忠实于它，我会在它的坟墓上哭泣。至于赦免犯罪，它是一种可恶的、卑劣的行为。它是一种常见的卑劣行为。
（1836年1月30日）。[139]
这两个朋友划分了主题。对托克维尔而言，主题是美国；对博蒙而言，主题是英国。[140]而博蒙打算专心写一本关于爱尔兰起义的书。在1837年，他第二次前往英国，为了完成他的实地调研，他还游览了爱尔兰。《爱尔兰的社会、政治与宗教》将在1839年出版。[141]
博蒙的作品的手稿中有托克维尔标注的评论。博蒙认为在作品出版之前托克维尔的评论是值得注意的。他们的合作仍在继续，其中包含了不计其数的交换意见。[142]
媒体对《爱尔兰》持保留意见，但这本书得到了英国知识分子的认可。在1839年10月，约翰·斯图尔特·米尔给博蒙写信：
我真的不知道该如何向你表达我对你的作品的尊重程度，就像一个清醒的人喜欢使用慎重的措辞发表深思熟虑的评论一样——但我可以说，我可以参与其中而非不得要领——这本书不仅显示了完整的、易于掌握的所有在爱尔兰运作的社会元素和机构，所有的爱尔兰历史和爱尔兰文明；它也体现了一定程度的关于英国社会的更为复杂和晦涩的现象的清晰理解和准确知识，这些内容是我认识的任何外国人士都从未接触过的，只有极少数英国人接触过它们。[143]
就像《玛丽》那样，《爱尔兰》只获得了一半的成功。这是他的第二本书也是最后一本书。博蒙曾经在托克维尔的推荐下对奥地利感兴趣，但在他的一个儿子死亡之后，他停止了所有重要的脑力劳动。
《论美国的民主》的第二部分
在1835年10月26日，托克维尔与玛丽·莫特利结婚，这段正式关系已经持续了几年。博蒙和凯尔戈莱是他们的见证人。
在1828年或1829年，托克维尔在凡尔赛遇见了这名与她的姑姑贝雷夫人住在一起的资产阶级出身的英国女人。[144]托克维尔与其妻子的通信几乎完全中断。现存的文件证实了这个家族和几个朋友对这段让人失望的婚姻关系带有一定的不安情绪。
在11月15日，这对夫妻前往贡比涅附近的鲍吉，在爱德华·德·托克维尔住所的附近。正是在这里，托克维尔开始创作《论美国的民主》的第二部分。他最初的计划是将第三卷分成两部分。
两个主要的部分：
1. 民主对观念造成的影响。
2. 民主对情绪造成的影响。[145]
随后，作品轮廓变得更复杂。
也许会写到的部分：
1. 民主对思想造成的影响。
2. 民主对心灵造成的影响。
3. 民主对习惯造成的影响。[146]
渐渐地，这本书形成了最终的构架。
第二卷的计划。
社交性、同情心、变得更温和的道德观念、感受性、P. ［空白］和尊严。这些内容很可能紧跟在利己主义之后，用于证明除利己主义之外，民主社会中还存在不同类型的关系。
公民、爱国主义、主人与仆人、主人与农民、主人与工人。这些内容很可能再次被放置在序言之后，因为它主要是对人们彼此之间的关系做出调整的个人主义。
父亲、儿子、妻子、女人、良好的道德风尚。这些想法是为进入家庭之前的内容准备的。此外，个人主义也在很大程度上调整了这些人之间的关系。
风气、习俗、谈话、生活的单调无味、严肃、虚荣心。与家庭有关的篇章中内容很可能侧重于描写美国社会中存在的小细节。
荣誉、野心、革命、军队精神、征服、军队，也许还有一个总结性章节。也许我没有把这些章节放置在相邻的位置，但它们能够提高读者的思想修养并提升本书的水准。
还有三个章节，我不知道该把它们放置在什么位置：隶属于所有条件的尊敬、缺乏感受性、尊严情绪。
然而，我相信它们来自社交性。/
把平等——奴隶制放置在什么地方？[147]
个人主义开启了这本书，其最终被放置在第三卷第二部分的开始处。再次谈论奴隶制度的想法仅仅是一个计划，但整本书的其他主要想法都已被呈现出来。这部作品的创作，在几次中断后[148]，花费了四年时间（从1835年11月到1839年11月）。
1836年1月，在托克维尔的母亲去世后的家庭财产分割中，亚历克西得到了德·托克维尔城堡以及随之而来的伯爵头衔，但他总是拒绝使用这一头衔。他在开始的时候几乎不出现在这座寒冷而潮湿的城堡中。在托克维尔决定长期住在那里之前，他的妻子所完成的各种装修工程是有必要的。《论美国的民主》的第二部分中的很多篇幅都描写了那里的时光，其有时候也出现在科尔塞勒、博蒙、凯尔戈莱或者安培的评论中，这些人都是城堡的常客。
该书第一部分的大部分内容似乎在7月时就已经完成了，在古斯塔夫·德·博蒙与克莱芒蒂娜·德·拉斐特结婚之后，托克维尔和他的妻子离开这里前往瑞士巴登。他们在11月回到了鲍吉。[149]在那里，托克维尔每天早上从6点钟工作到10点钟。写作进展得非常顺利。对作者而言，只缺少一件事：“一种良好的沟通工具，我需要你［博蒙］或路易斯。”[150]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托克维尔仔细记录了所有对他的作品有用的信息和谈话内容。他就中央集权问题访问了梯也尔，就军队问题访问了凯尔戈莱，就文学问题访问了查尔斯·斯托菲尔斯。他还见了一个名叫罗宾逊的美国人以及其他很多人。[151]
从7月中旬到8月中旬，科尔塞勒与托克维尔待在一起。7月底，博蒙夫妇加入了这个小集体。在托克维尔组建的智囊团中，只有一个成员没有到来——路易斯·德·凯尔戈莱，托克维尔毫不犹豫地称他为师父。[152]
1838年1月，在鲍吉，托克维尔再次检查了关于荣誉的章节。在3月和4月，他致力于解决关于中央集权和军队的问题，并开始筹备本书的第四部分和第五部分。在5月15日，科尔塞勒和安培阅读了关于革命的那个章节。在7月、8月和9月，最后几章终于成形。关于中央集权和平等观念的最后两个章节在长度和效果上都有所增加。唯一剩下的事情就是修改关于美国人的哲学方法的章节和关于总体观念的章节。
1838年10月19日，托克维尔给博蒙写信：“我亲爱的朋友，我刚刚写下了我的作品的最后一章的最后一个字。”[153]
整本书的修订工作占据了随后整整一年。凯尔戈莱在托克维尔［庄园］待了大半个秋天，来帮助作者修改他的作品的第一部分。托克维尔烧掉了他不满意的内容。
1839年1月，托克维尔给夏多布里昂朗读了他的部分手稿，但他对博蒙承认他不认为自己能够在3月之前完成整本书的修订。修订工作持续到11月中旬，直到托克维尔带着他的手稿的复制件回到巴黎——为了让博蒙和凯尔戈莱最后一次阅读并认可它。
托克维尔曾跟他的通信者谈论过一本关于“美国风俗”的书。吸引托克维尔的标题是：“平等对人类的思想和感情产生的影响”。这本书出现于1840年4月，然而，其与1835年那本书同名。
第二部分并不像第一卷面世时那样伴随着一致的赞美。《论美国的民主》的第二部分具有较强的理论性和较弱的叙述性，公众还没准备好阅读这样一部这么长这么雄心勃勃的哲学著作。在《观察家》中，关于这方面的评论反映了此观点。[154]
《亨特商业杂志》指出：“根据我们的深思熟虑的判断，在已经出现的关于我们的共和国的作品中，它是最具有独创性、最全面、最深刻的专著。”[155]著名的《布莱克伍德爱丁堡杂志》认为《论美国的民主》的第二部分不值得前者给予无条件的认可，并补充道：“它是一个理论化上层建筑，没有任何基础支撑它。”[156]
虽然有很多好评——特别是约翰·斯图尔特·米尔的评价必须被指出[157]——但是同样的意见在英国报刊中几乎无处不在：“这么重要的性情很难被理论化”[158]，或者是：“也许这种概括事实的方法有时扯得太远了”。[159]这一判断似乎是明确的。托克维尔的同代人似乎倾向于接受《民主理念》，他们能够理解其作者提供的内容。《论美国的民主》第一卷的出现得到了将近70份评述，而第二卷得到的数量几乎只有前者的一半。
在出版后的几个月中，托克维尔甚少写作，可以说他完全没有提到他的作品。当他在1839年3月2日当选为议员之后，他打算更关心他的新职责。
“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比接受作者的条件更不符合我的喜好，”他在1839年给罗耶·科勒德写信解释：
那与我的方法大相径庭——我的方法是观察在这样的生活中有什么是可取的。因此在完成这本书之后，无论它的命运如何，我坚决希望我能够为自己工作而不是为了公众而写作，除非它自己在非常重要和非常自然的时刻呈现出来，而这是不可能的。严格来说，我下这样的决心不仅是为了把自己与其他作者区分开，而且因为某种骄傲使我相信自己无法再找到如此重大的主题，因此，重新提笔会令我鄙视自己。[160]
这样的时机在1852年之前没有出现。1852年，在托克维尔极力反对的一个人上台之后，他被迫放弃一切政治活动；为了让法国人回想起那些能够给他们带来自由的事件，托克维尔决定再次提笔。那就是《旧制度与大革命》的创作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