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革命
“此后，就像佩林·丹丁那样，尽管我没有权力这样做，但仍在愿望的推动下做出判断，我需要继续下去。”[162]托克维尔对诉讼人的主要特征的认识与整个时代的法官大致相同，那些参加了1789年和1830年的革命的法官，他们不得不致力于为社会寻找一种新的平衡。正如奥尔特加所说，对托克维尔和他的同代人而言，解决政治问题高于解决所有突出的个人问题。[163]过激派与自由派、1789年和1793年、贵族主义与民主主义、自由和平等、君主制和共和制，存在如此多的需要做出选择的对立面。
在这样的背景下，应当把《论美国的民主》的作者置于何处？这个问题仍有待解决。[164]知识的交流完善了他的思想并使他的修辞手法更加细致入微；但那并不能揭去1835年的作品在他身上贴上的标签。尽管托克维尔自称是自由主义者，但他被依次称为保守主义者、自由主义者、保守的自由主义者、开明的保守主义者、伯克式保守主义者、开明的贵族阶级人士、奇怪的自由主义者——总而言之，他的作品带来的混淆仍在持续。
而它在另一方面是困难的。《论美国的民主》，也被称作是对法国大革命做出的最令人着迷的诠释之一，其的确尝试着使用美国这面“镜子”[165]，来创造一种能够解释（并产生）革命和反革命的政治哲学。[166]
“身处于湍急的河流之中，”托克维尔写道，“我们固执地将目光锁定在一些我们在河岸上看见的碎片上，而急流将我们卷走并把我们推进了深渊。”[167]面对这种危险的革命动荡，人们迫切需要的是在某个地方找到一种路径或一块基石；正是这一点迫使作者在《论美国的民主》的最前面的篇章中寻找一种对革命做出的解释。[168]即使我们必须等待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对伟大的历史巨变做出更全面、更详细的解释，也无法否认这一点，他的革命理论的主线早已呈现在《论美国的民主》的上下卷中。
托克维尔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被大致总结为：对他来说，法国大革命既不是一次真正的革命，也不是一次法国的革命。
此次革命不是真正的革命，是因为真正的革命发生在精神、观念、信仰、心灵习性的层面上，这所有的一切再次使用了道德观念一词的含义[169]，而他选定的却是习俗一词。[170]
根据托克维尔的想法，每个历史变化必然始于思想层面。于是，思想改变一个社会的社会条件和物质条件，并因其产生一定的改变。这一切构成了一个社会的社会状态。[171]
政治社会不是由他们的法律构成，而是事先由他们中的一部分人的情绪、信仰、思想、心灵习性和精神构成，而本性和教育塑造了那些人。如果我的作品的所有部分没有呈现出这一真理，如果它从这层意义上来说无法让读者们不断地审视自我，如果它没有在每时每刻向他们指明这一点，且没有公然表明教导他们的主张，仅仅是情绪、思想、道德观念能够带来繁荣和公众自由，与之相反的恶习和错误必然会把繁荣和公众自由推开，我将无法达到我所期待的主要的目标，也可以说是唯一的目标。[172]
社会状态进而塑造了政治状态。[173]（在今天，我们会谈论社会和国家。）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在法国和美国[174]，人们是独立自主的，因为严格地说，即使法国人没有生活在自由的条件下，他们也已经学会将他们看作平等的个体。[175]一个社会的物质和精神条件既改变了想法和情绪，也被想法和情绪改变；一旦社会状态发生改变，法律机构与政治机构也会渐渐地适应这些变化。“从长远来看，政治社会不会不成为公民社会的表现和象征。”人民主权从一开始就是公众舆论的一部分。[176]
这就是为什么真正的革命大都发生在1789年之前，其在本质上因所有欧洲人的改变而加速改变[177]，其以宗教改革运动开始，因培根和笛卡儿而继续，随后为启蒙运动提供普遍观点，其可应用于所有时期和世界各地。
“［革命］仅仅是一个激烈而短暂的过程，通过它，政治状态适应于社会状态，行为适应于思想，法律适应于道德观念。”[178]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复述。这只不过是现实到理想的突然的适应性变化，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一种抽象哲学形成于未经完善的理论，因而产生了质疑，或者被政治实践所证实。
旧政权想通过防止政治变化慢慢适应于社会变化来无视社会变化，而这为其自身的灭亡创造了条件。革命者远离了能够让他们根据法国的物质环境和社会环境分析及调整他们的理论的政治实践，试图让法律和政治世界遵从远离社会现状的抽象原则及普遍原则。
然而，一个争议肯定会出现。如果革命实际上将其之前的文化运动作为出发点，只要法国人与法律机构和社会机构的社会观念与政治观念之间存在差异，那么改革的到来所引发的巨大改变就无法实现。[179]这提出了下列问题：革命可以结束吗？法国和欧洲是否注定要陷入革命与反革命的无尽循环中？你怎样才能阻止一场不断展开的革命？
托克维尔在1850年再次评论：
在经过这样的暴力危机之后，我们的国家比我们认为的更平静、更繁荣。但其仍缺乏对未来的信心，尽管60年的革命使这种不稳定的感觉给社会发展带来较少损害，给法国人带来较少痛苦，它仍然是让人感到非常遗憾的结果。这个伟大的国家完全符合一名水手在大海中或者一名士兵在战场上的心理状态。它尽可能少地完成每一天的任务，不为明天担心。但这样的国家是不稳定和危险的。而且，它不是我们所特有的。在俄国之外的整个欧洲大陆上，你会发现新世界即将诞生，旧世界最终变成废墟。你要相信，出现在我们周遭的旧势力的恢复仅仅是暂时性事件，它无法阻止紧随其后的伟大的戏剧性事件。这种戏剧性事件会彻底摧毁旧社会，但我不知道什么样的人类结构和什么样的思想形式能够取代它。[180]
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托克维尔计划创作一种全新的政治科学理论，其能够成功地解释过去和未来、旧政体与新政体，或者托克维尔所说的贵族主义与民主主义。[181]
“世界上有这么一个国家，”我们在第一卷的简介中读到，“我所谈论的伟大的社会革命在那里大概已经达到了它的自然极限；它以一种单一而简单的方式在那里出现，或者可以这样说，尽管这个国家本身没有发生革命，但它知道民主革命会在我们之中发生。”[182]
托克维尔打算判断美国社会是否是世界上唯一的特例——在这种特别的形势中，思想能够轻易改变现实，社会状态与政治状态相一致，整个世界是“一种人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改变和塑造的具有延展性的材料”[183]。在这片不可思议的大陆上，法国人和欧洲人的梦想似乎不需要发动革命就能够实现[184]，“而且在那里，他们那些抽象的、推理的、理论上的原则是真实的、具体的和吸引人的。
但是，如果仅是美国那独特的物质条件和思想条件就能够阐明其在民主政治上取得的成功，那么欧洲国家只能寄希望于通过不断的革命成为民主主义国家。
美国（尤其是美国西部）给人留下的第一印象证实了美国的存在不需要革命。可以这么说，美国边境那一路延伸到太平洋的大荒野提供了一个空间，在这个空间中，思想没有遇到任何障碍，并以一种明晰的方式转变成现实”[185]随着旅程的继续，托克维尔会将他的理论完善化和复杂化，但这名《论美国的民主》的开拓者特别声明其在本书第二卷中详细地描写了民主主义者。
“在［西部的］这种环境中，美国社会中的一切都是善恶分明的，你会觉得它就像大部分儿童读物那样，”托克维尔在一封信中对他的母亲说道，“那里的一切都是刺激而夸张的。一切尚未处于明确的位置。［……］在西部，没有人能够让自己成名或是有时间建立自己的信誉。因此，在没有最后的屏障的基础上，民主主义显露出了它的所有特点——它的变化无常、它那令人羡慕的激情、它的不稳定性和它那不安分的特性。”[186]
开拓者必然忙于寻找最起码的生活必需品。他远离世界的其他部分，独自生活在小木屋中，他唯一担心的是整个家族赖以生存的土地的产量。他的每一个行为都是为了获得生存的必需品，为了保护他的小世界。他对出现在他的家门口的陌生人表现出来的慷慨无非是一种算计；这种行为并非发自内心，它是有原因的，它是一种投资。[187]沉迷于物质生活、个人主义和利益是很容易理解和定义的，其显然具有偶然性和暂时性，但是生活在边境，它们可能会成为每一个民主国家的公民的永久现象。
因此，如果北美不需要发动革命，那是因为适应过程和哲学、社会状态、政治条件之间的斗争不再存在。理想与现实相吻合，其原因被暂时掩盖。为了自由和快乐，这对于美国人来说就已经足够了。[188]不需要斗争或者冲突，不需要复杂的思维渗透，必然减缓想法与生活习性和法律的变化；在那里，没有什么地方是废墟，没有什么地方是过去，没有什么地方有过去的印记。“这个联邦……利用欧洲各个传统民族的经验，避免像它们那样受到束缚，从而充分利用过去，将过去的经验运用到现在；它没有像它们那样被迫接受父辈流传下来的巨大遗产、荣耀与痛苦的混合物、国家友谊和国家仇恨。”[189]
因此，美国有这种特权——能够享受欧洲人的思想成果而不用背负沉重的历史包袱。“在美国，”托克维尔记录，“社会似乎是在一天天的实践中形成的，就像战场上的军队那样。”[190]
托克维尔评论了新大陆的罕见形势，其在永恒的当下是它赖以支撑的基础：“≠对美国来说，过去在某种程度上就像是未来：它并不存在。他没有在任何地方发现阻碍人类取得成就的自然极限；对他来说，没有得到的就是尚未尝试的。≠”[191]
开拓者，在某种程度上，是开始于欧洲终止于美国荒野（他目前无限制地栖息的地方）的历史链的最后一个环节。[192]在美国西部，社会的主要特征仍未出现：“西部各州已有新居民，但社会特性仍不存在。[193]”托克维尔写道。在西部，过去与现在之间的仅有的共同理念和唯一的联系存在于信件和报纸创造的薄弱的知识网络之中。[194]
民主人士的命运是否是定居在一个缺乏社会交流的世界中，在死亡和幻灭的无尽循环中（例如美国的森林或海洋）[195]，在限制性的当下？你可以这样认为。开拓者在森林中整理出一个出口，砍倒树木并将那些没有费力铲除的树干留在他的领土中。他为自己建立了一个小木屋，他周围的树林标志着一段微妙的历史轨迹。一旦他消失，自然会收回它的领土。除了“一些渐渐腐败的残余物在不久后将不复存在”，他的消逝不会留下其他东西。[196]
这是否是为了生活在一个没有革命的世界中而必须付出的代价？
这个问题是用这些术语提出来的。因此，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设想和发展的新的政治科学把人类回归社会、回归历史作为其首要目标。[197]
历史的理论家
在19世纪上半个世纪，历史问题吸引了很多注意力，要找到比其吸引更多注意力的时期无疑是非常困难的。对未来的不确定，迫使人们回顾过去：为了理解革命，你不得不尝试着将它放置在历史中，把它当作历史的一部分。自由主义者为了这样做，跟保守主义者一样追求着克利俄。[198]政治家们创造历史并记录它，自称为历史学家的诗人和小说家们发挥想象力，并时不时地参与到政治之中；这一切给世界带来了一个由政治实践和政治理论构成的罕见例子。
虽然，根据伯克和保守主义者的解释，法国大革命不过是一个偏差，它远离历史，打乱节奏，但是自由主义者致力于论证历史的必然性。起初看来，托克维尔属于后者，因为他似乎遵循了自由主义理论的历史必然性，特别是基佐的历史解释。
除了宿命论者，没有任何限定性术语与历史政治学家托克维尔有更密切的关联。某些批评者谈到了命定论[199]或者反对天命论，其他人则探究他持这种“一切必然朝着平等状态推进”的观点的原因与本质。[200]作为一个不喜欢所有形式的宿命论的人，托克维尔声称他发表作品的目标是清晰地展示这一点——“无论社会状态的倾向是怎么样的，人们总是能够调整它们，从而避免坏的倾向遵循好的倾向”[201]，他怎么能够将自由说成是一种近乎神圣的东西？同一个托克维尔怎么能够同时谈论民主的“不可抗拒的运动”，并称其为“上天注定的事实”？
既简单又复杂，他的答案包含了这种说法——其仅涉及社会平等的到来的必然性。对他和其他一些人来说，该事实被称为民主主义。在这个意义上，从长远来看，社会平等孕育了法律平等和政治平等，托克维尔的理论可以被称为命定论，而民主的到来是不可避免的。一旦知识平等得到宣告（每个人具备同等的获得真理的能力），社会环境和政治环境的转变只不过是一个时间问题；按照托克维尔的想法，这是不可避免的，甚至是上帝的旨意。
托克维尔继续说道，一旦你剔除了所有的次要原因，世界上所有的革命都有一个唯一的目的——增加或者减少平等，而平等是革命运动的基础或者产生的原因。无论是过去的革命还是现在的革命，其通常还包括了富人反对穷人和穷人反对富人的大背景。
但这种几乎与历史一样合乎逻辑的命定论，与关于自由的激情辩护是完全不矛盾的，因为对托克维尔来说，向平等靠拢的运动独立于自由主义的发展。后者是真正引发历史变化的人为因素。换言之，民主主义的必然性，可以被理解为政治形势为适应社会形势而做出的调整，但其不能决定自由主义的历史演进：平等实际上既是专制的盟友又是自由主义的盟友。
因此，实现平等的社会状态和政治状态的可能性让传统的政体象征论变得毫无意义。不管它是通过公众舆论形式还是通过它自身，人民主权使两种政体成为可能：共和政体（或自由主义政体）或者专制政体、自由或者专制。在面对这样的选择时，人类做出了选择，而不是命运决定一切。
正如马克思所说，这种对历史的理解让托克维尔更靠近博须埃，而不是基佐。[202]就像莫城的主教那样，托克维尔相信所有历史事件遵从一个神圣的计划，我们无法得知计划的含义，但主教们能够预知它并发现它的总体趋势。[203]
托克维尔说，人类的行动总是发生在狭小的圈子里。如果它发生于这个空间之外，那么它就没有意义。即使人类无法想象接下来应该怎么做，无法阅读上帝的计划，他也能够在特定的范围内识别出历史和智慧发展的法则。
平等的最后阶段，结束了历史的循环。在历史的开端，孤立而野蛮的人类与他的同伴是大致相当的。他不需要政府。
很少有民族能够像这样不需要政府的介入。除了两种极端的文明之外，这样一种物质状态很难继续存在。只需满足自己的物质需要的野蛮人，仅依靠其自身。文明人同样能够做到这一点，因为他必定已经到达了特定的社会状态，他的启蒙让他能够清楚地分辨什么对他有用，他的激情不会阻止他采取行动。[204]
因此，政府的缺席和平等仅存在于两种极端的文明之中：“野蛮人与野蛮人是相互平等的，因为他们都是同样的软弱和无知。高度文明的人全都能变得平等，是因为他们全都能够通过相似的手段获得舒适和幸福。”[205]
对于托克维尔来说，历史不像我们所看见的那样是进步的、理性的，是自由主义观念的必要发展过程；历史也不像基佐所想的那样是中产阶级的无法控制的发展。《论美国的民主》的作者提出了一种适合于每个时期、每个国家的自由形式。[206]因此，按照这种方式理解的自由可以像斯塔尔夫人所说的那样是古老的，也可以像本杰明·富兰克林所描述的那样是现代的。因此，革命后获得的自由不是也不可能是旧政权之下的自由。[207]同样的，存在一种与每个时期相对应的专制形式。
托克维尔的理论的新颖之处在于：他主张，为了达到历史的最后阶段——平等和自由在这一阶段才真正相互一致，贵族主义阶段绝对是必不可少的过渡阶段。如果说“正是因为人们失去了自由，他们才需要重新夺回自由的方法”[208]，那么真正的自由往往需要走过奴役的道路。
这是第一种让旧制度与民主面对面的方式——让贵族主义阶段成为历史中不可避免的时刻，随后超越它。在野蛮的状态下，只要人类是平等的，他们就不可能变得文明[209]；而贵族主义通过创造一个致力于创作精神作品的阶级，能够创造出导致其自身灭亡和引发民主主义出现的整体观念和普遍观念（其被理解为平等的前提条件）。
在中世纪，当人们开始旅行、开始彼此交流、开始相互模仿，人们已经朝着平等迈出了第一步。每个民族渐渐地对其特定的规则和其自身的组织机构失去信心，人人享有共同规则的想法出现在人们心中。法国是这些思想、道德和政治改革的领头军，即使这些改变给欧洲人带来的冲击要大于法国人。
如果说历史的进程遵循心态的改变，而心态的改变是社会状态的效果和原因[210]，如果说社会状态渐渐转变政治状态，也就是说，社会状态转变法律和制度，那么托克维尔致力于在《论美国的民主》最前面的篇幅里描写民主哲学就没什么好奇怪的。
行动的哲学
也许当哲学一词被应用到托克维尔的理论上时，是不完全准确的。托克维尔曾说过他对哲学有一种恐惧感，他写道：“事实上，哲学完全是一种脱离实际活动的思想活动。”[211]
托克维尔的根本原则是亲自描绘一切。他完成了一名研究者的工作，他没有忽视论文册、报告、法律合集。但他在创作《论美国的民主》时参阅的作品清单中不包括哲学书籍。[212]
托克维尔不喜欢哲学。他将哲学称为“所有胡言乱语的精髓”[213]，以及一种“人类给［参看下文的注解246］［……］其自身造成的自我折磨”[214]。
当他开始撰写《论美国的民主》的简介的时候，这一事实就已经明确。“本书的作者，”我们可以在草稿中读到，“想写一本关于政治的书，而不是关于哲学的书”[215]。
托克维尔作为政治家和《回忆录》的作者，法国历史赋予的职责禁止他忽视政治理论的实践方面。思想与行动相分离的是哲学。对托克维尔而言，沉思加上实践构成了他所说的“政治科学”的本质。[216]然而，这无法防止他掉入帕斯卡尔的至理名言的陷阱中：“嘲笑哲学是真正的哲学思考。[217]”
托克维尔思想的哲学方面以反实证主义的形式得到展现。[218]“≠在所有人类活动中，”他写道，“有很大一部分被舍弃的机会和次要原因彻底被预测和计算遗漏。≠”[219]
托克维尔对一个坚不可摧的神圣计划的坚信，以及他的宗教信仰不允许他跟随那个时期的感官哲学和实证主义。[220]他承认绝对观念的存在以及它们的特性。[221]“第一个结论产生：仅仅是这一个原因，每个体系、每个人声称发现绝对真理是错误的；你只能提出假设。
在世界上，没有人曾经发现它，而几乎可以肯定的是没有人能够在未来发现它的主要结束点；我所谈论的不仅仅是上帝统一管理的普遍真理的所有分支，甚至包括了特殊真理的所有分支。人类掌握了真理的碎片，但从未掌握真理本身。这一点带来的结果将是，每个提供了完整的、绝对的系统的人，仅凭“他的系统是完整的和绝对的”这个唯一的事实，几乎可以肯定他处于一种错误的或者虚假的状态，而每一个想通过武力将这样一个系统强加于他的同伴的人必定是根据事实本身，且从未初步审查自己的观点，这样的人将被看作暴君和人类的敌人。[222]
如果绝对真理存在，那么历史原动力的元素之间持续的、复杂的彼此联系将会终止。托克维尔在所有知识研究中思考人类的特征，特别是在哲学的角度上，这些研究的暂时性推论是令人怀疑的。[223]
在这一点上，他以这种方式对查尔斯·斯托菲尔斯总结了他的思想。
当我开始思考，我相信这个世界上充满了已经论证的真理；为了发现它们，我只需进行仔细的观察。但是，当我专心致志地思考事情的时候，除了解不开的疑问，我没有发现任何东西。［……］我最终说服自己，寻找绝对的、可论证的真理就像是寻找完美的幸福，是一种近乎不可能的尝试。那并不是说这种值得人们完全信服的真理不存在，而是可以肯定地说它们为数甚少。我们必须了解绝大多数对我们而言十分重要的观点，而我们仅仅拥有可能性、近似值，对此感到绝望等同于对生而为人感到绝望，因为那是我们的天性中最不灵活的法则之一。[224]
托克维尔也认为，一个想法的创造者总是比他的门徒们更不相信它的真实性。他知道它的缺陷，他知道哪些元素能够使它的存在无效。但在民主时代，很少有人会为了寻找伟大的知识真理而奉献一生；如果他们这样做了，他们仍然非常需要使用普遍思想指导他们的行为。[225]为了避免那些迫使每个人忙于计划、思考、感知的绝对的和过度的普遍思想，它遵循了最佳的方式，此外：“当他［人类］厌倦于寻找是什么让他的同伴行动，他至少尝试着理清是什么推动自己前行，但他仍然不知道该相信什么。他带着疑惑穿越了整个世界。他最终重新审视自己，当他想更加了解自己的时候，一切似乎变得更不明晰。”[226]
由于托克维尔越来越坚信不存在绝对的、可论证的真理，他似乎在撰写《论美国的民主》时加强了自身的逻辑性：“你知道，我不会因为已确定的意图而提笔，比如遵循一个体系而胡乱地朝着一个目标奋斗，”他指出，“我让自己专注于我的想法的自然运动，允许自己被善意领导，从而得出一个又一个推论。其结果是，只要这个作品没有完成，我无法确切地知道自己将走向哪儿，以及我是否能够走到终点。”[227]事实上，本书的节奏变得越来越不连贯，《论美国的民主》的第二部分中的简短篇幅变成了［ricordi，意大利语中的“回忆录”；作者提及了马基雅弗利的回忆录。］想法，几乎像一个没有解决方案的理论介绍，需要使用简短而零碎的写作方式。
因此，托克维尔的哲学理想是人类能够摸索着前进，能够判断自己是不完整的并且能够质疑自己的自然状态；而民主理想是人类能够改变一切，因为他对理智和哲学方法有一种盲目的信仰。
关于他自己，作者将会注意到，例如：
我不需要通过穿越天地来找到一个奇妙的主题——它充满对比：伟大的事物与极其琐碎的事物、深奥晦涩的事物与突出明了的事物，它能够在同一时间使人产生虔诚、钦佩、蔑视、恐惧。我只考虑我自己。人类本源于无物，随着时间的消逝，最终永远消失在上帝的怀抱中。你只能在那一刻看见他——当他徘徊于那两个让他迷失的深渊的边缘。[228]
然而，托克维尔不赞成反理性主义的保守理论。在民主中，令他感到害怕的不是理性，而是反理性主义。他后来出于同样的原因指责启蒙运动者：“确切地说，某些启蒙运动者对人类理性的喜爱少于对他们自己的理性的喜爱。比起那些人，从来没有人对共同智慧表现出信心不足。”[229]
与基佐恰好相反的是，托克维尔认为中产阶级的崛起不是政治的原因，而是理性个人主义的结果，理性个人主义的缺乏最终等同于理性的缺乏。启蒙运动者理解的仅仅是个人理性的呼声。至于民主主义人士，当他只是盲目地服从大多数人的意见时，他冒着相信他在遵循自己的理性的风险。
就普遍思想而论，为了避免占据主导地位的思想与行为过度分离，最好的方法是迫使人们进入实践。这是真正的民主的优势。它迫使每个公民和政府一起投身于一种务实的方法，调整发展趋势，从而在政治上创造普遍思想，促使平等产生；这种方法也引发不稳定性。
实际上，托克维尔害怕历史会从占据绝对优势的行动（其仅知道政治实践的野蛮民族的特征）过渡到理论的胜利（其脱离各种形式的实践）。[230]
但对哲学的批评不仅仅是与方法论有关的事情，它不仅仅指责哲学缺乏与实践的关联。在《论美国的民主》的草稿中，其具体地展现了普遍思想的诞生。
在托克维尔看来，民族国家为了在政治领域中寻找普遍思想而进行的尝试产生于一种对笛卡儿和培根的方法的毫无根据的应用，那些方法本不该应用于此类事件；这种尝试产生于一种合理性、预见性推测的延伸，并再现于不具备这些特质的事件之中。
就平等来说，那是特别危险的。缺乏关于平等性原则（自从它被归结为身份原则，它就成为终极原则）的辩论，最终导致利用一个缺乏真理和斗争的结构模式。更严重的是，个人思想扼杀了真理和其与实践的关系，以及随之而来的自由和政治对抗。
个人理性的增强能够打破意识形态、社会状况和政治组织之间的关联，从而导致社会系统的不动性，最后导致历史终结。出于这个原因，在进入第二卷后，只要托克维尔对民主思想的批评的基础已被解释清楚，他就可以声明在民族国家中最让他害怕的不是革命，而是冷漠。[231]
当创建脱离实践的哲学系统成为主要趋势，理论就会有无法找到与之相对应的事实的危险；它会变得更加远离具体行动、更具备空想主义特点，并将最终取代政治现实；而人类厌倦于面对行动的种种困难，将在理论中寻求安慰。[232]
假如这样，政治理论会渐渐类似于一个宗教、一种可适用于所有个体和所有国家的学说，因为它以一种抽象的方式思考人类，并研究了人类在所有时期和所有国家的普遍性政治权利和政治职责。[233]理性之梦存在于时间之外，当它恰逢在自由之上且占据主导地位的平等，它最终会将人类困在其内心的荒僻之地：[234]“因此，每个人严密地退缩到自我之中，并声称他能够在那里判断全世界……由于他们［美国人］认为他们能够在没有帮助的情况下处理所有他们在实际生活中遇到的小困难，他们很容易得出结论——世界上的一切都是显而易见的，没有什么超越了智力的极限。”[235]
民主主义人士完全沉浸在实践性任务之中，因为民主让他远离理论并将他的活动局限于经济领域；除了自己的判断力，他不再相信任何东西。这种倾向，加上对物质生活的寻求，使他远离政治活动并容易使他自然而然地接受大多数人的意见。
托克维尔指出：
当公民变得更平等、更相似，每个公民盲目地相信某个特定的人或者某个特定阶级的趋势会下降，相信大众的倾向会上升，大众的意见越来越能够指引全世界。……在平等的时期，由于人类的相似性，他们不相信彼此，但正是这种相似性让他们对公众的判断几乎具有一种无限的信心；而这对他们而言似乎有些不大可能，由于所有人具有类似的启蒙，真理往往没有掌握在大多数人手中。当生活在民主国家中的人将他自己与周围的人做比较，他会自豪地感觉到自己与每一个人都是平等的；但是，当他设想着将自己放置于全体同胞的巨大团体旁边，他立即会因自己的渺小和软弱而被淹没。同样的平等，既能让他特别独立于每一个同胞，也能让他因大众的行动而感到孤立和无助。[236]
托克维尔也指出，由于特殊的环境、英国的知识影响和宗教的力量，美国在大多数情况下避免了这些问题。
美国人所具备的不同寻常的物质条件，使他们处于一个可塑性强、可以随意改变的世界中，其通常能够让他们避免欧洲社会中的思想紧张状态。一个不满足于现状的美国人往往可以离开他的家到西部去，他在那里能够轻松地为自己创造新生活。那就是想法如何轻易地转变为现实，以及为什么抵制那种转变的力量是薄弱的。
英国的知识影响确保了思想的整体发展方向。托克维尔指出，从严格意义上来说，美国人不具备文学阶层和知识阶层，也不具备民主所特有的必要条件。如果美国这个例子具备与民主相反的特性，那么这样一个民主国家如何能够被称为理性的？因为美国人在欧洲找到了他们的想法和书籍，就像他们在欧洲找到了他们的哲学和宗教那样。他们在新大陆将这一切付诸实践。因此，你也能够在大西洋的另一侧找到美国的知识阶层。美国人不过是致力于征服美国的部分英国人[237]：“我把美国人民看作是负责开发新大陆上的森林的部分英国人民，而该民族的其余部分有更多的闲暇时间，更少因物质生活感到烦恼，能够致力于思考，能够在各方面致力于发展人类思维。”[238]
因此，美国是由一个欧洲民族的非知识分子阶层构成的一个仅包含中产阶级代表的社会。贵族阶级仍在欧洲海岸上。这样，托克维尔联系理论和实践，同时避免让美国人成为对民主政治产生有害影响的例子，就像他的书中所写的那样。[239]托克维尔写道，美国肯定没有在哲学、文学、艺术领域创新，但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并不是美国属于民主社会，其原因是他们完全投身于商业贸易之中[240]，或者说，他们仅对中产阶级的利益和过错感兴趣。
然而，托克维尔相信，人类思想对事物存在天生的品位：“只要放手允许其自由发展，人类思想会在一方面倾向于有限的、物质的、商业的、有用的事物，在另一方面倾向于无限的、非物质的、伟大的、完美的事物。”[241]
在美国的构造中，这并非不可能发生的情况——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自由的阶级将脱颖而出，一个拥有必要的时间和金钱的阶级能够致力于知识工作，致力于鼓励和促进文学、艺术的发展。[242]
宗教是美国民主形势所特有的最后一个元素，它防止美国人犯这样的错误——尝试将理性主义哲学原则应用到不适合这类原则的事件上。[243]对托克维尔来说，哲学是自由的，每个人所发现的一切都得益于他自己的尝试；而宗教是束缚的，它所包含的一切都是既成事实。[244]物质过剩直接导致利己主义思想和一种永远烦乱的状态，最终导致无政府状态。随着哲学的发展，宗教变得越来越有必要，其能够凭借它的极端特性，引起思想的武断性和不动性。
即使这在乍看之下似乎是相互矛盾的，但是，宗教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是人类能够投身于实践工作的必要条件。[245]
“对我来说，”托克维尔声明，“我怀疑人类是否能够同时接受彻底的宗教独立和充分的政治自由；我不得不这么认为，即使他没有信仰，他也必须服务，即使他是自由的，他也必须相信。”[246]因此，即使宗教信仰把人类置于相对的束缚中，它们也把他围绕在一个能够进行推理的范围中；通过将思想活动限制在必定发挥作用的实践范围内，通过减少他对大多数人的共同意见的依赖程度，它们迫使他付诸实施并解放他的思维。[247]
宗教是一种力量，它的运动是被预先设定好的，它只在已知的范围内移动，而许多人相信它在这个范围内产生的效果是有益的，一个教条式宗教与一个理性宗教相比，能够更好地设法获得令人满意的效果。多数派是一种［难以辨认的词语］力量，它以一种随意的方式移动，并能够接连传递给一切事物。宗教是定律，多数派的无限力量是专断。[248]
在这些理念的背景下，托克维尔问自己，天主教是否是适合民主时代的宗教。他相信天主教能够被18世纪的哲学方法证明。[249]但他需要让读者确信宗教的增加将不会减少宗教思想的重要性和宗教思想与自由的关系。否则，宗教不可能发挥托克维尔所赋予的限制性作用。然而，这种方法产生了一个难点：宗教被理性地接纳，是作为哲学而不是宗教；这不是信仰行为的结果。只有这个相当不合理的想法——仅有“二流头脑”会将笛卡儿的哲学原则应用到宗教上（这首先将被应用到新教的情况中[250]），似乎让托克维尔避免在解释说明过程中产生明显的误解。[251]
你可以认为学术混乱状态是笛卡儿方法的日常使用的必然结果，并且，这个时期的革命比民主主义时期的革命更具特色。[252]理性，在定义上是多数派，最终在某一方面产生了与之相对应的特性和见解。
此时，托克维尔似乎在民主中找到了一个乐观的理由，根据他的预估，它往往不符合贵族主义的愿景。为了达到学术混乱状态，他相信革命者将消失，公民中的多数派必定会运用他们的思辨。但作者本人意识到引导大众的力量通常会对贵族阶级产生影响，就像他多次提到的那样，因为所有人不可能总是有时间和必要的空闲致力于精神作品的研究。
这种观察方法使托克维尔避开了库辛[253]的折衷主义。折衷主义是中产阶级政府引入的哲学。托克维尔的观点没有与这种中庸的哲学思想相结合。但是，即使托克维尔的贵族主义本质迫使他反对哲学折衷主义，也不能阻止他创造一种他自己的中产阶级（背景）哲学。他将这个“中产阶级生存”原则放置在两种过度思辨之间，在他看来，后者分别以黑利阿加巴卢斯和圣杰罗姆为代表。[254]
在这里，它是一个关于人类修复历史和社会的问题；现在，它将是一个关于他修复理性的问题。
绝对理性的盛行
在民主国家中，平等渗透到生活的各个方面。[255]平等的思想、平等的身份和平等的人民主权是它的三个构成元素。但是绝对理性的盛行——公共舆论的专制性、对物质的追求与政治冷漠相结合，意味着民主政权似乎仍有很长的道路要走，其仍然令托克维尔感到害怕。
那是因为那里形成的是一个没有社会的世界，一个缺乏个性的个体，一个将公民相互隔离、缺乏共同思想和情感的全权政府。[256]换而言之，尽管这种新形式的专制仍然差一个名字，但是它具备一个新的自然状态的所有特性。[257]。
在新的专制政治中，社会消失并失去了它作为“变化制造器”和“政府行为的防护过滤器”的权力。个体，作为社会状态的表达，发现他在面对政治权力的行动时变得孤立无援，他的统治者和他的守护者也有同样的感受。政治权力通过摧毁每一个支撑点，最终与社会重合并取代社会的位置[258]，直到我们仅仅面对孤立的个体或是作为一个群体的个体：“在民主中，你只能看见你自己和所有一切。”[259]
这种专制不像孟德斯鸠所设想的那样是一种政府自成的体系。对托克维尔来说，它是对所有政治构造和社会构造的否定。在这里，作者意识到他对卢梭的怀疑[260]和其通过质疑历史线性而与古典自由主义的主流背道而驰。这种自然状态既出现在历史的最后阶段，也出现于史前的某个时刻，它既属于先社会化又是后社会化。
但是这种被我们用来与自然状态做比较的新环境与后者有着重要的差别。仅仅掌握个人理性能力，人类会陷入个人主义的理性论；但同时，他对共同意见非常有信心，因为他对教条主义的需求驱使着他，而这种教条主义是他固有的：[261]“对共同意见的信心就是对民主国家的信心。多数派是预言者，你毫无理由地相信它。你不置一词地、确信地跟随它。它对个体思维造成了巨大的压力。”[262]
民主主义者的常识在狭窄的领域中发挥作用，在这样的领域中，他具备某些知识并能够把这些知识付诸实践。但是，在与他们无关的领域中，他们接受那些他们从未思考过的普遍性观点；这样，除了围绕在每个人周围的狭窄领域，世界“最终会成为一个他们无法解决的问题；因为他们紧贴在最直观的物体上，他们最终因为恐惧而趴在地面上，反之，他们可能会错过地面”。[263]
因此，民主专制是个体和社会的提升。它是一种双重的自然状态——在其中，人类几乎仅仅凭借利益的多重力量和权力的最忠实的表达（即金钱），在彼此之间建立起关系；在这种双重的自然状态中，社会用一种前所未闻的力量将它的观点强加于它的社会成员身上。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理性逻辑渗入人类心中，消除了他的大部分愤怒并缓和了他的某些情绪，比如，将他的利己主义转变为个人主义[264]，将他的慷慨转变为对利益的充分理解。对国家来说，通过充分利用第一条理性原则，即一致性原则——关于一致性原则的表达包含了平等观念——和集权化原则，其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效力对它的形式和观念产生了影响。
因此，民主专制仅仅通过引导人们追求物质生活而使他们远离政治实践，这往往将他们分隔得越来越远。[265]最后，“除了通过利益而非通过想法，人们不再被束缚在一起”。[266]
通过将人与他的伙伴相分离，这种新形式的专制完全地中断了那些滋养社会和历史的想法与观点的流动。由于“文明的想法循环就像是人体内部的血液循环”[267]，而专制，通过中断这种运动，创造了一个除了具备单一的社会分子之外不再包含其他任何事物的社会。
“在野蛮人的社会中，他们彼此之间是平等的，”托克维尔回忆说，“因为每个人的注意力都被第一需要和人生中最粗鄙的兴趣所占据，思想发展的想法很难出现在他们任何一个人的头脑中。”[268]
旧专制是现实的。事实是它的基础，它充分利用了它们。身体受到它的压迫，但灵魂逃脱了它的残暴控制。新专制具有一种背信弃义的原则——在赋予身体自由的同时压迫灵魂。[269]虽然多数派的法律与政治专制是现代版旧专制，但是新专制是多数派的精神和社会专制，其对社会状态、习惯和思想观念产生影响。因此，舆论专制造成的损害更大，因为这种新型的专制触及历史和社会远动的起源，也触及最适合于个体的物质。
最后，人类除了属于一个由彼此平等的野蛮人构成的准社会之外，不属于其他任何东西；因此，一个永久性的专制政权终止了历史循环。
《论美国的民主》的第一部分中描述的多数派的专制、选民呼声的专制，是个人主义已经取得的胜利。也就是说，是没有个性和人格的人类获得的胜利。[270]选举的那一刻迫使个体放弃为其所特有的东西，迫使他在那一刻成为一个“部件”，或者是一种你能想象出的抽象概念（一个人=一种意见）。通过这种方式，新形式的专制与选举完全不相矛盾。人们走出束缚选举他们的专制君主，随后又重回束缚之中。[271]
在1840年，托克维尔结合了多数派的实践和法律专制与所有意见的精神和思想压迫——其最终会形成永远静止和统一的局面。如果，正如他所言，“仅凭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作用，情绪和观念被更新，人的心胸变得更宽广，思维得到进一步发展”[272]，那么在民主国家中，共同行动和生动性将消失：
难道你没有发现意见分裂的速度比财产分割还要快，每个人将自己封闭在他自己的头脑之中，就像农场劳动者在自己的土地上劳作一样？……相较于他们在不平等的环境中的情况，情感渐渐变得更加个人化，很快，人类与他们的信念分隔得更远。[273]
就像一个新国家的每个居民那样，美国人必须迅速养成控制其自身的习惯[274]，但必须防止这种习惯超过它的自然界限，进而转化成奴役形式：
我敢说它在围绕着我的废墟之中，对于未来的世世代代，我最担心的不是革命。
如果公民继续将自己封闭在越来越狭窄的小型的本国利益循环中，并不断被鼓动而没有得到喘息之机，你会担心他们最终会变得对这些主要的、强大的公众情绪无动于衷——虽然这些公众情绪会激怒他们，但也能够开发和更新他们的思想。当我看到所有权变得如此机动，对所有权变得如此渴望和热爱，我无法阻止自己担心人类会走到这一步——将每个新理论视为一个威胁，将每个创新视为一个不合时宜的麻烦，将每次社会进步视为革命的第一步，他们将会因为恐惧而彻底拒绝前进，他们将被牵着鼻子走。我承认，我担心他们最终会允许自己沉溺于对眼前的享乐的怯懦的热爱，他们对自己的未来以及子孙的未来所拥有的兴趣将会消失，他们会更愿意无力地跟随他们的命运，而不是在必要的时候积极地努力改变它。
你相信新的社会每天都在改头换面，而对于我，我担心它们最终会被一成不变地固定于同样的机构、同样的偏见、同样的道德观念，以至于人类停止前进的步伐并受到限制，以至于思维不断倒退并不能产生新想法，人类会因为孤独和枯燥乏味的运动而筋疲力尽；甚至于，即使人类在不断运动，也再无法取得进步。[275]
革命扰乱了社会活动；它们突然爆发，并轻易让社会产生不可预知的变化；它们最终摧毁个人财富。因此，似乎只有一无所有的穷人支持革命。民主国家所寻求的与之相反，因为它们需要一种宁静、平和的氛围，这样它们的成员能够全神贯注于所有追求个人幸福和家庭幸福的活动。[276]
托克维尔提到，在民主国家中，因为人类不再因为社会等级、阶级、团体、家族的关联而联系彼此，他们只是过于倾向于关注他们自己的特殊利益，他们总是太容易只考虑自己并退缩到狭隘的个人主义中——这种个人主义遏制了所有公共美德。专制完全没与这种倾向作斗争，专制使它成为不可抗拒的事实，因为专制让公民们失去所有的共同爱好、所有的本能需求、所有的合作需要、所有采取共同行动的场合。也就是说，它将他们束缚在私人生活之中。他们总是倾向于分散彼此；它隔离了他们；他们彼此之间变得冷淡；它让他们变成了寒冰。[277]
因此，民主专制最终在社会中产生极度的稳定性，但这种稳定性是不可取的，因为它宣布了死亡的静止。
身份平等，让个人思考完整的独立，其必定带领人们走向思想的无政府状态，并给人类的思想带来持续不断的变革。
这是它为自己呈现的第一个想法，一个常见的想法，乍看之下最可能产生的想法。
通过更严密地审视一切，我发现民主国家中的个体的独立性具有一定限制，这是我最初没有发现的，它让我相信信仰必须比我们最初判断得更普遍、更稳定。
那已经在引导读者的思想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是我想致力于进一步的研究，甚至于猜想民主的最终结果将是使人类的思想过于静止、使人类的观点过于稳定。
这些观点是如此特别、如此远离读者的想法，我必须让他看见它——只有在这样的背景中，并作为一种假说。[278]
托克维尔显然意识到这样一个观点的激进本质，并在草稿中指出：
这个想法（即民主社会状态是反革命的）与读者已经接受的观点产生了冲撞，以至于我必须一点点地说服读者，出于这个原因，我首先必须要说的是社会状态比想象的更不具备革命性。从那里开始，在潜移默化中，我得出的结论是我们有必要担心它不具备足够的革命性。这是真实的想法，尽管这在乍看之下似乎是矛盾的。[279]
伴随着这个最终转折，托克维尔的思想就其自身而言完成了自己的革命。
辩证思想
如果说民主冷漠比革命骚乱更糟糕，那么政治问题突然地转变了方向。因此有必要将它重新引入社会变化、想法沟通、思想运动中，而这些并不意味着革命。事实上，尝试避免革命是没有必要的，甚至在托克维尔眼中，短暂的无政府状态也胜过永久的秩序。[280]
作者辨别了立法的不稳定性，其涉及次级法律和影响宪法基础的不稳定性。后者引发革命并导致社会破裂[281]；另外，前者是思想的活力的象征。那么，怎样才能在创造第一种不稳定性的同时避免第二种不稳定性？我们如何能够在同一时间实现思想和情感的循环以及思想和情感的讨论与共享？
鼓励人们沟通、相互了解、交换意见，是政治哲学的主要任务：“因此，在民主国家中，立法者的伟大目标必定是创造迫使人们相互进行交流的共同事务……如果不是为了思想和心灵的联系与沟通，那么社会对于理性生物而言有何作用？”[282]
对立原则之间的斗争引发热评和思想运动。它有时会产生障碍，但它确保了能够滋养社会的思想和情感的传播。
托克维尔给凯尔戈莱写道：
我将这个世界中的人与一名旅行者作比较，后者不断朝着一个越来越严寒的区域走去，并且他随着不断前进而被迫移动更多。灵魂最大的弊病是冷漠。为了对抗这个可怕的恶魔，他不仅必须通过工作保持思维的活跃，而且必须保持他与他的同伴的联系和保持与世界的往来。在这个时刻，继续依靠已经获得的物质生存对我们而言是不允许的，我们必须不断努力尝试获取，而不是依靠那些会很快蒙蔽我们的想法。但我们必须不断地接触，不断地观察我们已采纳的想法和没有采纳的想法之间的斗争，不断地观察我们在青年时期的想法、社会状态所促成的想法和随着时代的到来而形成的舆论之间的斗争。[283]
这种思想的运动和冲突可能有淹没于冷漠、个人主义、对幸福的痴迷之中的危险，这是民主最初的产物。
占据《论美国的民主》大量篇幅的“民主怪物”是仅进行到一半的革命，其将自由原则遗忘，其完全被抽象平等原则的理性特质所迷惑。[284]这种“民主怪物”产生了一种政治哲学，它完全基于社会、物质和政治条件——这些条件致力于促进和确保这样一种哲学的存在，但它无法提供否定这样一种哲学的可能性，也就是说，只能通过政治实践探询这种可能性。
因此托克维尔向往以某种方式终结法国大革命，与此同时，不能遗忘友爱是自由和平等的果实，也是自由和平等之间的恒定张力的果实，就像1789年的大革命那样。
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谈及：
毫无疑问，1789年是缺乏经验的，但它也是慷慨、积极、刚强和伟大的，它是不朽的回忆；在此期间，如果人们领会它，他们的前途将转变为令人羡慕和尊敬的，而我们自己也早已消失。随后，法国人将因为他们的理由、因为他们相信自己是平等自由的而十分自豪。因此，在各处的民主机构中，他们设置了自由制度。[285]
对于以1789年为代表的特别时刻——自由与平等在瞬间的伟大联合，托克维尔想展示并且似乎已经用他的一生展示了一种准宗教式尊重、一种从未被否定的信仰。在这方面，圣伯夫与博蒙分享了以下轶事。
我总是很难谈论托克维尔，你应该注意到这一点；并不是说我没有把他放置于相隔很远和很高的位置，而是在我看来，他没有完整地完成他的朋友们允许他使用并提供给他的整个构思。然后，在最开始和最近发生的事情的很久以前，在我和他之间存在某种核心差异；他具有一种宗教本性，也就是说，即使是在思想领域中，他也有一个特定的宗教，一种特定的信仰。有一天，在瑞卡梅夫人的晚宴上，我发现他因为一个关于1789年的玩笑而不高兴。我察觉到了这一点。我承认这种精神状态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而不仅仅是吸引我，尽管我们之间有友好往来，但我与他（的关系）总是立足于相互尊重而不是立足于友谊。[286]
对托克维尔来说，历史可以被定义为抽象与具体之间的斗争，即自由和平等之间的矛盾。因此，政治科学的目标是维持这两种现行原则的恒定张力，只有这样平等高于自由的垄断才不会存在——这种垄断将导致专制，而平等也不会因为过度的自由而存在陷入无政府状态的风险。在这个问题上，它是1789年大革命衍生的问题。
对托克维尔来说，自由是一种激情[287]，它是不断变化且无法定义的。[288]它属于心灵的指示。而根据帕斯卡尔的划分，平等属于头脑的指示。
当托克维尔在写给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信中提到，“我喜欢体验自由，喜欢凭直觉和理性感受平等”，他只是以另一种方式表达了他的思想的主要元素。对平等的体验通常是一种理性的、内心的本能。相反，自由是一种激情、一种情绪。[289]
自由是一种独特的感情，它是无法传达的；它代表了人类，因为在下注、挑战、犯错误和重新开始的过程中，它是难以说明的、不完整的，它总是在进行中、总是被不断定义。就像你过你的日子那样，自由必须永远不停止创造。真正的民主是每个公民都有参与定义自由的平等权利，这种定义往往是复杂的、无秩序的和冒险的。上帝确定了通向平等的道路，而通向自由的道路是由人类开拓的并且其往往因为国家的不同而不同。
平等是抽象的、理性的，总是与它本身一致；平等是推论的，而自由是归纳的；平等是触手可及和明确的，而自由是复杂而短暂的。
专制的民主政权创造了一种头脑高于心灵、平等高于自由的令人无法忍受的、毫无限制的主导地位。随后，面对什么可以被定义和什么是明确的，面对平等，自由消失了；平等原则具有独占优势。这就是哲学不惜一切代价所必须避免的。这也构成了《论美国的民主》的最终目标，正如托克维尔在初稿中指出：“毫无异议地允许采纳单一社会原则所带来的危害是社会的专制趋势。这就是我想在本书中呈现的总体概念。”[290]
如果在历史计划中，自由原则必须被介绍为平等原则的平衡量，那么，严格地说[291]，在政治世界中，思想斗争存在于两个伟大的普遍性原则之中，对托克维尔而言，它们被称为民主主义和贵族主义[292]；其中一个旨在集中公共权力，而另一个旨在分散它。[293]一旦自由的情感消失或是处于即将消失的严重威胁中，托克维尔被迫构想那些能够为自由的存在创造必要条件的机构；他希望的是它们能够引起那些存在消失危险的感情。对他来说，自由在未来将是政治艺术的产物。因此，如果社会状态让人们彼此之间渐行渐远，那么社会状态必须把他们团结起来[294]；如果社会破坏了激情并且趋于不再促进利益之外的任何东西，那么政治状态必须致力于保持激情[295]，远离经济利益。[296]
与国家力量相对立的社会力量、与政治力量相对立的社会也必须存在。正如我们所知，对托克维尔来说，达到这种形势的理想媒介是具有贵族主义特色的协会、[297]机构——其反对民主主义多数派特有的无限权。
然而，托克维尔的理想政体不是混合政体。因为人们总是会尝试根据同一原则调整社会和状态，所以一个占主导地位的原则将永远存在。[298]但是，为了避免进入专制和无限权，换而言之，为了避免进入最终的平等（一个人等同于另一个人）的暴政，对立原则也必须始终存在。
自由主义的传统结构，如三权分立、权利的观念、出版自由和联邦制，为托克维尔所用，直到他能够利用它们达到那个目的。
《论美国的民主》的作者想让民主政治利用一种长期当选（或者是永久性地落到实位，就像君主政体那样）的政权对抗一种强大的立法权，这让人想起了孟德斯鸠提出的平衡机制和平衡量。但是托克维尔要求，在每种政权内，集中度通过分散性行为得到平衡。如果第一个议会是由普选制选举产生的，那么第二个议会必须由间接的选举方式产生。如果政治权力必须集中，那么行政职责必须被分散到同等程度。陪审团在人们的教育上产生了奇妙的作用，但它必须受到法官的控制。多数派的过激行为——民主政体中始终存在的威胁，是贵族协会的产物所反对的。同样地，存在反对贵族协会所有者的工人协会，反对国家、社会等等。
相反的例子在本书全文不断增加，并且从纯粹的政治领域延伸到思想生活的各个方面。“对科学、文学、艺术的发展最有利的时刻，”托克维尔就这一点进行了详细说明，“是民主主义开始闯入贵族主义社会。在那时，你必须在秩序中运动。在那时，人性发展的速度非常迅速，但就像战场上的军队那样，它没有打破阶级和纪律也没有损失丝毫热忱。”[299]
《论美国的民主》的作者在孟德斯鸠的作品中发现了这个观点[300]；反对三权分立的观点最终相当于立法权和行政权之间的对立，其在托克维尔的作品中指的是民主主义与贵族主义的对峙。[301]但是，孟德斯鸠的问题是，他提出的内容就像他之前所有的政治哲学那样是纯粹的政治专制，而托克维尔首次指出了一种全新的没有名称的专制，但它从政治权力延伸到道德观念、从习惯延伸到思想，它渗透到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的各个方面。[3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