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为中外通商巨埠,轮轨辐辏,商贾云集。近且密迩首都,资为屏蔽,于军事、政治、外交、金融各端,莫不居全国中心而为之枢纽。中外观瞻所系,关系实至重要。特别市计划,一般学者与多数市民早有提议,论着具存,可以复按,匪始今日。向使无军阀官僚之种种压迫与障碍,民意早得实现,或已草创一种大规模之市政,使吾中华民族建设之精神与能力,由上海一隅开始而表现之,亦未可知。乃屡议屡辍,迄未能粗具规模,实为憾事。然因此愈见我国民政府与全上海市民所负责任之艰巨也。
鄙人受国民政府任命,忝膺市长一职。自审智识材力,深惧弗逮,数辞不获,谨于本日宣誓就职。按照政府所颁上海特别市条例,分设十局,局有专责。鄙人自当督率各局,就本市范围内,参酌既往及现在情形,量地方财力之可及,为着手兴革之准备;并当尽量公布市政设施之内容,务使市民多得参预市政之机会。值兹就职伊始,更愿就左列四点,为简要之声明:
(一)市政设施,纯系建设事业。中山先生毕生研究,多属建设。当民国七八年之交,中山先生在沪,闭户草建设方案时,曾对郛言:革命事业,其目的原在建设,破坏特其手段耳;盖不图建设,革命为无意义。伟哉言乎!惟建设事业,类多艰难宏远。世界各国完美之都市皆非一朝一夕之功,所有各种事业均有按年兴筑逐次进行之计划,可以稽考图籍,详细追寻。甚至最初之时,因全部关系或财政影响,能办之事不能有多量发见,此为创办之始,实际情况使然。盖所重在规划之妥善,效用之远大,并有无逐步进展之希望与办法,而不宜遽绳以近功;是以鄙人对于上海市政,决不敢以急于见功自欺,尤望一般市民于此能予以充分之谅解。
(二)鄙人于地方行政事务素少经验,而所可硁硁自信者:凡事必以躬亲为原则,财政尤以共喻为旨归。军阀时代,假施政之名,行敛财之实,不满人意,理所固然。但在国民政府之下,铲除贪官污吏,建设廉洁政府,着为标语。鄙人不才,从政十余年,对于操守一层,差堪自信。凡所延揽各同事,亦必能共谅此怀,构成一体廉洁之政府,并可保证此后地方之所出,必悉应地方之所需。而同时希望市民,于正当租税,均应踊跃输将,助成其美。盖欲造成繁盛之都会,优美之环境,不能仅仅责善于政府,而最健全与稳固之进步,仍在全市民之自致其力也。
(三)凡事非人不举,然欲求真才,必先除私见。此次市政府组织,用人标准,纯以专门学识与办事经验为衡,而因上海环境之恶劣,同时尤不得不注重于德性。故各高级职员之选定,有多年深知者,亦有素未谋面者,但求合乎上述之标准,决不敢稍挟成见于其间。惟市政范围有限,对于专才之延揽,当然有不少遗漏,而经验一层,尤必其人从政较久而后得。吾国近年政治变迁过速,凡从政较久者,虽尧舜或不免有所指摘。关于此节,须视其将来之工作成绩以为断,万不可预有所责难。况市政府中,自信多数均为忠实有为之同志,与学识经验德性兼备之前辈,此则当可得各方之谅解者也。
(四)上海市民经多次兵事之余,人人心目中均暗悬有一秩序维持问题,此为不可掩之征象。不知中央政府对此已早有筹划。政治会议中且通过陈委员果夫所提出之整理上海计划案二十余条。今后市政府成立,中央为昭信全国起见,对此整理案必分别实行。鄙人亦必上体中央意旨,极全力以注意此一点,故秩序维持一事,敢请市民可十分安心。回忆辛亥之岁,随先都督陈公英士之后,勉参戎机,兼领师干,前后一年有半。鄙人所属各部,沪人士能举出一例,有一兵一卒骚扰地方否?今日在座各位中,尚不少当年共患难之同志,谅能证实其不虚。此后当视能力之可及,督率同僚,益加勉励,以副市民之瞩望。
虽然,十六年来之上海市,虽不能有大规模之设施,却亦有相当之成绩。回忆民国元年时陈都督毅然下令拆城,至于今日,不独城内外交通称便,而“民国路”一带,繁盛异常。鄙人虽无寸土尺地于其间,至今每经其地,必起今昔之感。嗣后卢何时代所筑之军工路丰林桥等,亦足留纪念于沪民。只因所谓全国第一巨大之上海商埠,其精华悉在租界。界外各地,商业既极萧条,居民又不甚多,以致集款进行,实力有限。故所谓大上海市者,细细分析,实属有名无实,非政府与市民全体动员,加倍努力不为功。外则勿使对吾领土主权欲久假不归者借为口实,内则勿使嫉视党政之成功者,谓党国种种标语,种种主义,悉属一张不兑现纸币而资为挑拨。言念及此,不禁凛然于上海市责任之重,关系之巨影响之大,而有望各方当事者之互相策勉者也!
膺白何以席未暖而即辞职,为蒋先生下野。那日正是八月十二日,他就职只一个月零五天,诸事略有头绪,他入京报告,亦有向政府请示之事,临走告诉我要二三日方归,忽然次日一早已回了家。原来在京到蒋先生处,正是桂系在外间,蒋先生在里间,何敬之、张岳军二人代表双方中间传话,蒋先生决定下野;此即世传所谓桂系逼宫。此日在外面者何人?中间人传话几次?所传何话?膺白均未提过。他自己是个一攻即退之人,对蒋先生下野是所赞成的。不但这次赞成下野,后来还极劝蒋先生勿再出。最早有下列一函:
兹托岳弟(岳军)带上协和(李烈钧)来电一通,剪报一页,乞察阅。事已至此,大不足以经纶国家,小不足以整理地方,万无轻易再出之理。处此局势,惟有力持淡泊宁静四字,以与各方相周旋。语云:收帆须在顺风时;此次下野,弟享为党国牺牲之名,人受篡窃犯上之罪,幸喜保持此令誉。否则方寸稍动,外诱即来,草率再出,试问外交、财政、军事、政治有何把握?天授忠实笃挚者以好机,然亦仅能一次不可再也。幸自重自慎,拿住一个定字,一个静字,千万勿为甘言所惑,掮客所诱为要。余请岳弟面详。(十六、八、十七)
当蒋先生决定下野离京时,膺白亦立刻提出辞呈,与蒋先生同坐夜车到沪。他告诉我与蒋先生同坐汽车出城至下关上车,一路见居民家家插香,知为阴历七月十五日中元节,在车上以佛语慰蒋先生。
在汉口时,一日膺白会同我讨论这次国民革命军成功之理由,我告诉他说:“照你的做法是不会成功的。”我们相喻无形,不敢冒联俄容共之险。再看以上膺白的信,其对进退观念更为守旧。他看争夺的人都以为浊。他自己对部下很客气,视作朋友,但对为权利而犯上,非所赞同。他称蒋先生为“忠实笃挚”,如此力阻其再出,他的做法又是不会成功的。蒋先生后来再出山,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他没有什么主意在内。
上海市经过长期极郑重之筹备,而成立未久,市长突然辞职,事先各局长都未知道。在中国,文官制度不确立,事务官没有保障;平常新旧长官交替,是人情最恐慌,政务最受影响时候。上海市当草创之际换长官,后任市长且系接近新与蒋先生对立之桂系,而基础不动摇;后来亦始终为国民政府下比较健全的一个地方政府,应归功于“分权制度”和各局局长人选;这两点膺白的主张和用心算是不错的。此外,有三个人的态度颇生影响,不嫌烦琐述其事如下。三人者:后任市长张伯璇(定璠)先生,他的秘书长周静斋(雍能)先生,和膺白自己是也。
张伯璇先生就职颇突如其来,事先未预通知各局。照一般人看,这样大概对前任的事不卖账。他就职前,亦未与膺白通消息。在他就职后几天,五舅湛侯因与张家在金神父路为紧邻,又曾做过张在南昌时总司令部参谋处长的后任,一日受张之托,来约膺白相见;膺白约以次日上午十时,在亚尔培路朱宅,他一向借以见客之处。大约过了十一时半,张犹未出门,五舅是知道膺白向来严守时间的,而且在这段经过中,以个人论,不约则已,既约,则不该过于唐突的。于是一面到隔壁张家提醒其预约,一面电话告膺白有事不必老等。膺白回答是日上午无他事,午饭前不离朱宅。及张市长到,他诚恳坦白解说市政府成立经过;制度的所以然;各局设置的意义;以及局长人选;识与不识,他所取才的标准;他没有托一个人或一件事。他这态度很得到张市长的认识,以后他们做了朋友。数年后膺白得病,医者断为肝病时,他来访候,还叹息说:像这样肝胆的人,如何会生肝病!
据说张市长左右初有两派主张:一派主张全班调动,一派主张完全不动。主张完全不动者,即是张所请作秘书长的周静斋先生。所有上海市膺白所延揽的各局长,除徐青甫先生(鼎年)自动必欲与膺白同辞职,后来留任的各局,都与张、周两位维持极圆满的交谊。而周之助手俞鸿钧先生,后亦经过张岳军、吴铁城两市长,而升任秘书长,终为市长。上海市可称人事上有十年“善始善终”历史。
在岳军先生任市长以前,蒋先生曾再三要膺白回任,膺白坚决不肯。蒋先生派岳军先生来,并嘱我劝膺白;我笑曰:我是劝退之人,如何劝也?磋磨不少日子,膺白举岳军先生以自代。
膺白在上海,及其在上海市长任内,与外人接触,除日本,以英国人为多。可记忆者:驻使馆领馆之人,从北方来之海关税务司,到中国视察之人。我只见过一位怀德爵士,同吃过饭。倘有文件可寻,当插入有关各章。下面有一关于英军撤回印度,飞机练习限于租界上空,及租界问题的电稿附后:
日前英人卢司系朱尔典时代之参赞,特约英军司令邓铿及其参谋长等会宴于其私寓,所谈军事上两点:(1)印度调来一旅准本星期起开始撤回;(2)飞机练习已令限于租界之天空,惟空中界线,技术上不能过于严格乞鉴谅等语;已托(叶)楚伧兄代陈,计已接洽。惟同时尚谈到租界问题,兄谓工部局董九名乃按照六十年前之人口规定,现人口激增,当然应扩充名额;愚意最少须扩大一倍即十八人,华董应占半数,董长须选华人。昨午卢司来说,华董名额可否改为三分一以上,二分一以下,董长或即以上海市长为当然董长,惟三年内可否让英人轮充一年?并谓租界近日因抗纳加捐风潮,形势甚严重,然其原因仍在租界无解决办法之故,何不趁此时一谈根本问题,庶几一解百解等语。彼虽声明个人意见,似上次谈话后,英人间必有一种暗中商榷而来;以后如再有此种机会,应否逐渐酝酿进行?惟事关外交,职权不属,从前误会尚未全消,究应如何应付之处,乞示遵办。云漾戌。
此时在上海排日运动及对日经济绝交甚为激烈,前章《南归》所录诸电中已有述及,以下再抄致蒋先生电:
对日态度中央党部既有密令,政府又有宣言,弟莅沪时对日领谈话极恳切,讵近日排日运动益形激烈。据公安局报告,徐家汇有扣留买卖日货人民,议站木笼情事,并有区党部人员在内。又据银行公会报告,对日经济绝交大同盟会正式函告该公会,令各银行与日人断绝款项往来,并有日人购米,查出后强行索还之举。民众固惊扰不安,而银行营业,若强迫断绝往来,必致全部商业立行停顿,社会上将现极大之恐怖。兄甫任市政,整理未遑,而政治外交忽起重大纠纷,制止苦于无权,责任亦所难负,设因此酿成国际交涉,社会动乱,于国民政府前途影响实大。特飞电驰陈,可否由弟商之政府及中央党部,特派重要及有力之专员到沪,严重监视,免生轨外行动,以保治安而维秩序,敬候施行。云寒。(十六、七、十四)
此间对日空气日益紧张,有称为对日经济绝交大同盟者,以私立之团体,颁布惩办奸商条例,内容苛烈,商民称艰;近复派员查封日商东洋棉花公司,及在纱布交易所交割之棉花二百七十余包;复命银行钱庄两业对日商一律拒绝汇划及兑换,甚至强迫商民不卖米菜等日用品于日侨。现闻上海日纱厂因银行拒绝兑换散钱,以至不能发给工资,谋将工厂停闭,而海军陆战队则以无端查封日商商品,有以武力强行启封之说。万一实现,日厂内华工人数七万余,连其家族二十余万人,将何以支持生计,维系治安?且武力启封之说实行,默视则主权何忍,阻止则衅端以开。再四思维,决于十八日上午十时在市政府召集商会、党部、工会,以及杨司令(虎)、陈主任(群)、斯副官长(烈)等,共为一度恳切之会商,或可得通力解决之方法,务请中央亦派要员于星期日晚车来沪参与此议,借昭郑重而收实效,伫候电复。云铣午。(十六、七、十六)
建设不是难事,但建设须从秩序和治安。帝国主义者侵略中国已久,日本是更新的侵略者。吾侪从民国四年(一九一五)日本提出“二十一条”,至民国七年(一九一八)第一次世界大战终了,始终反对政府屈从,亡命时宁客死异乡,不作妨碍当时当局者之活动,归国后专心用笔,唤醒国人;爱国岂敢后人?对日本亦岂忘敌忾?事有先后本末,北伐未成,一也;不可自扰后方,二也;更不可先害本国人,三也。党政军要人均住租界,即吾家自己及市政府同人亦然。膺白倡议以江湾为市中心区,不为附庸而图自振,其意甚深。君怡告我,膺白指示建筑的一条大道,具有包围租界,使租界不能再扩展的意义。向来有所谓“越界筑路”,路成而主权即入租界,地价涨而治安与租界同,人亦安之。后来江湾市中心区成立,市府同人迁居江湾者甚多,君怡首居其一。排外无准备而徒叫嚣,是刺激敌人之更多准备,于国何益?以前之排日运动,是在无可理喻之军阀亲日政府时,或在联俄有苏联为后盾时。今为国民政府,且清党后已失苏联之助,作此排外运动的后果是要国民政府负责的。
有一件事,朋友们很幸膺白在沪不久于位,以他性格,何以处与全市社会道德有关之法租界黑势力?另一件事,吾家祁齐路住宅之基地,系由世俗所重外国律师出面之租界“道契”,改为上海市土地局的“土地证”,且用地主本名“黄郛”;这在上海为稀有之事,是膺白卸任后之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