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年国内战起，战线之长，在近代世界战史上，除欧战外无可与匹。战争之烈，在国内战史上亦少其例，双方死伤总数达三十万人之巨，而战地人民之伤亡流离者，当什百倍于斯。铁路交通一项，据专家估计，谓合营业损失与车辆车轨之破坏损失，当在六七千万元之谱。农产品中之烟叶一项，谓豫鲁皖三省，当烟叶收割之期，正战事剧烈之日，其损失当在二千万元至三千万元之间。其他津浦沿线之中兴煤矿，与平汉沿线之六河沟煤矿，均因军运频烦，无车运货者几半年……呜呼，吾国自前清末造以还，外受甲午庚子两役割地赔款之巨创，内受二十余年或间或续之内战影响，举凡国家财政，社会经济，两俱枯竭。国力之疲，已如风前之烛，其犹赖以不灭者，实因不得已而放下一切进展政策，过极消极的苟延残喘生活。明知产业落后而无力开发，明知教育落后而无力普及，明知水陆交通不备而无力振兴，如斯而已矣！为问尚能经此巨大之牺牲耶？

若举此次因战事而死伤流亡之数百万兵民以充建设事业之工役，因战事而直接间接损失之数十万万财力，以充建设事业之经费，吾敢断言总理二十万英里之铁路计划，南北两大港之工程计划，至少已实现过半。言念及此，不能不痛心疾首于轻言启衅，任意挑拨者之无良。今幸军事告终，重告统一，国人经此极度之创痛，切望朝野共同觉悟，务保持全国之统一，以求得长久之和平……

膺白十九（一九三〇）、十、七日记所言党政军三者改良办法，除上面已录其对党改组方案外，兹录其对政治军事办法草稿如下：

政治

（甲）中央与地方扩充国民政府委员名额，除中央各部院最高长官为当然委员外，各省区主席得特保一人为委员。国民政府会议分大会常会两种：常会每周一次，限于各部会长官，得就各项专门问题从容讨论；大会每月一次，连各省特保委员全部出席，以便一切大政尽情公开，并求得中央与地方之切实谅解。

（乙）政府与人民训政时期，国会未立，政府与人民之间，无一可以沟通声气之机关。似应特设一机关，由政府认为合理之组织团体，农工商学各界，各选代表，与中央党政两方所派人员，共同组织。举凡国政中最荦荦大者，如外交案件之解决，财政出纳之实情，经济建设之计划等项，悉使有共同讨论共同参与之机会。

军事

（甲）军费问题前次召集编遣会议，拟实行节省军费，不料枝节横生，演成今次（阎冯）大战，虽原因众多，而编遣之不能急切施行，亦一明证。惟今日军费二十倍于政费，不能不设法核减。窃以此次大规模之持久战后，死伤逃亡为数必巨。政府对国家对国民之良心责任，似应速下严令，各师缺额暂不准补，然后由中央派员点验，实额实饷，所有师旅待遇及名称不妨仍旧，以安军心。如此则枝节不生，而军费最少当可减三分之一。

（乙）军纪问题在长时期之极度紧张以后，一旦忽告和平，军纪必然弛懈，不知中国今日，同袍应尽之义务正多正急，现在杀人放火，掳人掠城之事，无地不有，无日不有，故剿匪问题已成为全国上下无南无北之共同切望。似应由中华民国海陆空军总司令兼全国剿匪总司令，中华民国海陆空军副司令兼全国剿匪副司令，划分区域，命各路总指挥分任一区，限期肃清。肃清后再有匪患，则各该区内之最高指挥者科以实际之责任。盖今日各地之土匪，既非一县长所能防，亦非一省主席所能了。全国标榜建设已二年余，而向建设方向开步走之第一步，即为此匪患所阻。同时内政设施亦宜相辅而行，所有农工运动、租税征收等等，勿操之过切而为渊驱鱼，亦属切要之图。如此，军事动作之方向，一转移间，不独国家蒙其庥，而民心之归附必如水之就下。（十九年双十节草）

阎冯战后，各方粉饰太平，除文章系登报公开，其他建议无甚反应。

日本关东军在民国二十年（一九三一）九月十八日占领我沈阳，举国震惊而又束手无策，后面我还有专记之文。这时在上海的日本人，亦在积极酝酿扰事。膺白闻蒋先生有辞职之讯，平常他对蒋先生从不劝进，他自己更是一向难进而易退。这次国难当头，出乎意料之外，他写了一封极长的信劝蒋先生不可辞职。他建议：取消训政而早行宪政，与全国人共负对外之责，函曰：

东省事发，举国震惊。两月以来，苦心焦虑，冀得一策，以纾国难，而减弟忧。乃内审国情，外察国际，战固不能，和又不可，亦只有外赖国际之制裁，内图国家之统一，然后徐觅出路，以图补救之一途。默察中央步骤，正复相同，故遂无言以贯左右。顾旬日以来，时闻人言弟将以一去示为国之公忠，而促成内政外交之解决。初以弟素负责任，未敢轻信，然今则某主国府，某长行政，一切皆已内定，只待发表时机，果尔则兄不能无言矣。窃谓今日之局势，非弟一人去留问题，实全党能否打开难局之问题也，全党而能打开难局，弟不去亦未始绝对无办法，全党而不能打开难局，弟去何益？露骨言之，弟去而日本能立刻无条件撤兵，东北完全无恙，则弟决然而去可也。弟去而日本之军事行动如故，要求条件如故，则不能允许于代表国民党之弟者，谓可允许于代表国民党之继代人乎？此一而二，二而一者也。若曰丧失权利之交涉，宁可成于他人，不忍成于弟手，则后来之成此交涉者为弟之代理人乎？责任固仍在弟也；为与弟无关之继任人乎？则责任仍在全党也。故外交之困难未必因弟之去而稍纾，而国内之困难势将因弟之去而加甚，此不可不深思熟虑者也。兄建此言，非谓今日之难局仍可泰然处之，亦非谓结束东省事件之约，可泰然由弟亲订之，惟为弟谋，为国家谋，觉尚有胜于去之一途耳。其道安在？则惟有以解决外交之责任，不以一党负之，而与全国国民共负之是也！以兄观察，今国民之不顾国力，漫然以收回失地责弟而主一战者，或由于血气冲动，或由于局外不明实际，或另有作用而故为高调者。是故在党的政府之下而言解决外交，计惟有战，战则举国家为一掷之孤注。然不战则外交之终局势必出于让步，让步则国民之责难纷起，反动乘之，内乱将更甚矣。故于此中觅一比较安全之路，惟有令党外之国民共同负责。然此非可以望于一时之国民会议或国难会议，以一时之会议，国民必不顾代政府分谤也。诚欲令国民共同负责，计惟有稍稍举宪政时期之权利畀诸国民耳。夫训政之必入宪政，仅为时间问题，揆之中山先生建国初心，亦未尝不欲早成宪政，故于《建国大纲》第廿二条有“由立法院议订宪法草案”之规定。以今国民之不满于党治，乃至党内之无限纠纷，即无国难，犹宜早日开始宪政，况国难当头，欲实现举国一致之时乎？然完全脱去训政以入宪政，或虑过早，则有折中之法焉，事在以训政与宪政参酌行之。其道宜由立法院议订宪法草案，或称临时宪法，规定民选国会为下议院，而以今之中央党部为上议院，并规定元首对宣战媾和之大权，应得上下两院之翊赞，而审核预算决算之权，则举而专畀诸下院。同时除国民党外允许组党自由，俾国民得借以练习中山先生之《民权初步》。如此，则弟可以不必去，即去亦可为中国之华盛顿，且可收大效如下：

（一）由军政而训政而宪政，由弟一手贯澈完成。

（二）举国民对党之嫌怨与党内之纠纷，一扫而空。

（三）对目前外交问题，民选国会既与中央党部共同负责，则和战之责，国民自然与党共负之。

（四）下院有审核及通过预决算之权，全国必真切有效的拥护政府。

（五）因组党之自由，不特党外人才有机发表政见为公开之讨论，即党内人员亦感于网罗人才之必要，而党务可不致腐化。

解决外交，匡济国难，兄穷思累日，以为计无逾此。或虑议订宪法草案与民选议会需时过多，非可应急，则亦似是而非之论也。今日本态度顽强，国内民气激昂，国联方有调查委员团之派遣，距解决之时尚早，而按照德国在欧战后建国之先例，则其临时宪法，仅仅以十五日时间由起草而议决采用。今由立法院议订草案，尚可急就，由此以召集国会，以最大之速率行之，当亦不出两三月。国会成立之日，国民将欢欣鼓舞，庆得民权，以稍慰其在外交上所受压迫之苦，而中央党部仍居于控制地位，与训政之精神毫不相背。弟且将为全国国民信赖之领袖，较之飘然一去，得失悬殊。一国安危大计所关，兄不忍再事缄默，尚祈斟酌采纳；如大计既定，对于入手办法有所垂询，兄仍当续为研究，借供参考，临颖仰望，不尽欲言。两知。二十、十二、四。

得蒋先生复书如下：

二兄大鉴：手示敬悉，是否能见诸实施，尚待考虑，而弟之去留问题，决不轻易断行，要以党国之利益为定也。余托乙藜兄转达不赘。顺颂近安。弟中正手上。（十二月五日）

膺白在十二月六日的日记曰：

六日早餐后乙藜由宁来，带到蒋先生手书，对昨陈大计谓能否实施，尚待考虑。而另一问题，乃将去春之旧话重提，要我出而长苏，予觉非其时非其地，以缓词复之。又熊天翼君亦奉命由宁来，与我及岳军商量外交方针，谈三小时未能决，约晚间再谈。午后三时半至总商会演讲《努力之方向》，五时归寓，七时天翼岳军再来，商定大体方法，由天翼专差赴宁报告，十时散。

在这次日上海学生欲赴南京请愿，北站夜车被学生所阻，未能开出。又次日天翼、岳军二位来，出示蒋先生函电各一件。又次日，学生三千人包围上海市政府一日夜，在市政府开“民众法庭”，李烈钧入团调解未成，膺白与君怡偕往市政府，在门外鹄立一小时未得入。学生退后，岳军先生细述此案经过内容，膺白以为可叹可悲，起因由南京来，出自好弄小巧几惹大祸之辈。这月十五日各地学生在南京打毁外交部、中央党部，击伤劝解之蔡孑民先生和陈真如。膺白曾告何敬之先生上述四日致蒋先生之长函，并以为此法尚可救济目前难局之一部分，请其返宁再询蒋先生，并言：如蒋先生已下野，不便有所主张，则膺白愿以国民地位发表之。这些均散见于其日记。

膺白对政治说得最多的有两点：（一）国事应由全国人共议共定之，民十三（一九二四）他所手草之国民军通电即如此主张；（二）国家须有一定之法。“不有一之，国无宁日，一之之道，法而已矣。管子曰：‘上以公正论，以法制断，故任天下而不重也。’读世界亡国季史无不起因于法纪之败坏。”（见民七〔一九一八〕所作《中国之将来》）。在民十八（一九二九）、一、廿一的日记里言：“晤宋子文先生，请其转达蒋先生，在三次代表大会中，规定几条‘法源’，使政府得依法产生，一可以安人心，二可以绝恶例，盖政府能有一定之‘时间性’，则万事始可着手，且以民元先制约法为例。”

这极起码之步骤，而当时均难做到。膺白对党和政的不同意见在此，我完全了解他的意见的。

下面两段民国八年（一九一九）膺白在天津学界俱乐部的讲稿，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败的德、奥二国收十难局情形，说得很详。大概是他最憧憬的政策和开国人物风度。不嫌陈腐，节录如下：

去年十月，德国战败消息传播国内，一时人心慌恐，秩序动摇。在基尔城之海军，受劳兵会之鼓惑，于十一月三日首先谋叛，柏林漢堡包同时响应，德皇威廉第二出奔荷兰，联邦君主亦相继逊位。内忧外患交迫俱来，四面楚歌，已陷于无政府地位。社会民主党之爱倍尔8氏应运而出，经众举为临时行政首领，惟时南部巴威、瓦敦堡、巴敦9三省，纷纷独立，北部劳兵气焰，又异常猖獗。爱倍尔氏默察全国情势，以为欲收十此难局，第一须得列强同情，第二须潜移劳兵之势力，第三须维系南部之人心。此三项内以第二项为最难，亦最要。盖欧洲各国方畏过激主义如虎，若赞成劳兵，势必招列强干涉，反对劳兵，则彼之政治地位立刻推翻，而国家要无法维持。十一月二十五日爱倍尔氏乃召集各联邦代表，开协议会于柏林，力述内外情势之逼迫，全国统一之必要，结果遂得议决三条：（一）各代表立誓，嗣后必倾注全力，反对分裂；（二）速开国民会议，取决政体，且须在柏林以外地点行之；（三）国民会议未召集前，人民意志暂由劳兵会代表之。总观三条，第一条足以打消南部独立，第二条可以避去劳兵干涉，第三条可以暂安劳兵之心，不使其立生反动。从此局势渐定，彼乃决定召集国民会议于巴威、瓦敦堡间之韦玛10韦玛为德国文化发祥之地，历代硕彦大半产此，其因习与柏林之醉心物质文明及铁血主义者，绝对不同。一则对外可表示新政府已采取文治政策，而弃曩时之武力政策；二则全国代表集此，使之追念前哲，以激发其爱国心，巩固其团结力；三则可使独立气势最盛之巴瓦两州人民，日闻韦玛议事消息，深知国步之艰难，打消分裂之祸于无形；四则不受劳兵干涉，俾各代表得以自由意志从容议政；五则国家大事均由该会议决施行，得减小自身左右之攻击目标。一举而数善备。嗣后数月，政府基础渐固，劳兵会不甘屈伏于爱倍尔势力之下，为铤而走险之计，与政府军巷战于柏林，适其时近卫军由战地撤回，加入战线，遂一击而败之。于是爱倍尔之内外信川益形坚固，韦玛之国民会议公举彼为第一任大总统。

奥大利11民族复杂，战败之后，奥皇退位，社会民主党势力弥漫全国。今奥总统萨易志12即兼奥国国民议会议长者，非常人也，幼为孤儿院之孤儿，长肄业于裁缝学校，出处虽微，而抱负绝大，时为各种政治运动，此次国民会议成立，周旋于各政党之间，崭然露头角，并以国民议会议长资格，被选为总统。萨氏所擢用者，大半皆社会民主党中之贫贱出身，而经过若干年之苦战奋斗生涯者。如国务总理凌额13初为图书馆书记生，外交总长保威曾为印字馆排字匠，内务总长哈斯邱曾充工厂艺员，陆军总长施也治曾充商铺生徒，然皆刻苦勤学，得有学位，著作宏富，而尤以凌保二氏之著述为最多。凌额曾着匿名书十余种，率皆宣扬民主主义，保威曾着《民族问题与社会民主主义》一书，风行各国，脍炙一时。今年三月十二日凌额被举为总理后十五日，至议会宣布大政方计谓：对于由奥分离成立之各邻邦，当永久维持亲交；对于内政问题亟须整理紊乱已极之财政；裁减军纪败坏之军队；改良贵族中心之教育。末谓欲救新奥国之危亡，端在全国民之“自由”与“劳动”，盖惟自由可以免全国之纷扰，惟劳动可以复国家之元气。故自组织政府以来，半年于兹，内则制定大法，外则签订和约，人心日见安定，不若匈牙利之忽而过激，忽而复辟，尚在风雨飘摇中也。或谓奥之不流于过激，实因其外交总长保威氏曾被虏于俄，深知过激主义之弊处，回国后，力将俄国过激政府经济上之失败原委，告之国人，引为炯戒所致。据吾人观察，奥国当局既系由贫贱而奋斗，而得学，而成名，且皆为服膺社会民主主义之人物，不仅民间疾苦，专制流弊，世界潮流，社会思潮等等，知之素详，而一种励精图治之精力亦必倍于常人。况所谓社会民主主义者，一切设施，悉以社会为前提，民主为基础。以民主为基础，则少数专制无由发生，以社会为前提，则过激思潮不灭自戢。故就表面论，奥国创巨痛深，欲言恢复谈何容易，而探其实际，反使奥人四顾彷徨，知非自觉自误，不能自拔自立。盖异民族愈分离，同民族愈团结，此人情之常，有不期然而然者矣。

“以民主为基础，则少数专制无由发生；以社会为前提，则过激思潮不灭自戢。”是膺白在民国七八年对德奥两国战败复兴的评语，他大概是向往的。对几个领导人之“由贫苦出身，而经过奋斗”，亦如中国历史上开国或中兴之主常出自民间而深知民间疾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