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出发赴前线，留密电本一册给膺白，曰“成密”。约曰：此去前线，一路荒僻，诸事隔膜，请膺白随时打招呼，惟他的招呼是听。膺白问：“在京谁参与秘密，可以相商？”冯答无人。问：“何不告之子良？”子良者薛笃弼字，时在内阁为内政部次长代理部务，实系冯之代表。冯言：“子良胆小，且留京有代他请饷请械之事，若预知此举，气将不壮，反为不妥。”

前方第三路总司令与后方教育部总长通电频繁，幸未被人怀疑，这是若干年来，膺白言论态度甚公，从未为一派一系献过私策说过私话之故。他虽南人，不存南北之见，北人喜其直，称为少有的南方蛮子。成密电本归我保管，来往电均我亲译。膺白复电大概都由我起稿，彼此例行报告之外，偶然有一二机锋暗示，措辞十分小心。自民五（一九一六）浙江参加护国之役，膺白又一次为主力参与决策之一人，而我先后为其保密之跑腿和录事。

在天津的段祺瑞先生，忽然叫袁文钦（良）送一亲笔信来。膺白与段向少往来，安福系当国之际，膺白在天津写作，未尝入京，其秘书长徐又铮及其参战军边防军将领，与膺白大都是同学，亦未见面。段的原函如下：

膺白总长阁下：关心国事，景仰奚似。大树沉默，不敢稍露形迹，是其长，亦是短也。现在纵使深密，外人环视，揣测无遗。驱之出豫，已显示不能共事，猜忌岂待至今日始有也？当吴到京之时，起而捕之，减少杀害无数生命，大局为之立定，功在天下，谁能与之争功也？现尚徘徊歧途，终将何以善其后也？余爱之深，不忍不一策之也。一、爆之于内，力省而功巨。二、连合二、三两路，成明白反对，恰合全国人民之心理。奉方可不必顾虑，即他二、三处代为周旋，亦无不可。宜早勿迟，迟则害不可言。执事洞明大局，因应有方，尚希一力善为指导之。人民之幸，亦国家之幸也。匆此布臆，顺颂时祉。

余由文钦详达。

名心泐戌月一日

由袁文钦面达之语为：从前用人不当，以后不拟再从政，有机会则周旋各派，报效民国云云。（《感忆录》袁文，代表请段合作是答礼，袁识合肥在先。）首都革命事前的文字，为安全我都不保存，此信写得极露骨，当时膺白甚诧异，我更想不到出自一个自命不凡的前辈，故独保留。后来段复执政，则知政治之为物，即老成亦不顾一切了，诚需要特别修养也。段与冯系同乡，是否与冯亦有信，冯未提过，此信亦未给冯看。

战时，府院会议以外，尚有特别召集，每电话来，若只言时间地点，未言所召者谁，膺白应召我常捏一把汗，逾时不归心更惴惴，如此故作镇静地一天一天过去。直军前方不利，战事日紧，这时在职之家，家人不便离京。我想着在天津租界的慕川七外叔祖家，几位老太允为照顾孩子，遂托吾妹性元带着熙治及外孙女晓敏，同去暂避，说是客人回家，不露痕迹。她们三人走后，我身边轻松，减少牵挂。十月中旬，冯派一刘子云君来京，刘已知机密，看京津情形以为事不宜迟，而冯尚犹豫不决，要求膺白一封亲笔信带归，以坚冯之心而速其决计，膺白写信交刘。此事甚险，万一泄露，诸事都休，但毕竟发生最后效力。冯接函后来电，暗示准备就绪。十月十八日膺白去电曰：“吾侪立志救国，端在此时。”冯复电曰：“来电遍示同人，众意佥同，准十九日晚起程。”此日参加决定的冯军同人，有照相题曰：“十月十九日滦平国民军起义”，后来送给膺白一帧，以作纪念。

行动既定，预计若无挫折，十月廿三日冯军前锋可入北京城，膺白约定先一日到密云县高丽营与之会晤。冯之班师计划系全军向后转身，去时殿军变为班师之前锋，鹿钟麟之旅首先入城。兵士昼宿夜行，四日而到京，一路无人知晓。四日中，留后之人，仍日日将预拟之战报发电向政府报告。

廿二日上午，膺白照常到教育部办公，出席阁议，回家午饭，饭后他照例要休息一小时。此日回家时，即嘱车子开回给次长用，两名侦缉队员随车同往。战时，警察厅的侦缉队派员保护在职大吏，每家两名，随车出入。吾家以住宅狭小为辞，而教育部与我家相距甚近，故两人食宿都在部内。我非与膺白同行，向不独用公车，教育部只有一辆公车，膺白常让给次长用。这点习惯，此时给我们以极大方便。侦缉队员和车子都不在家，膺白饭后不睡午觉而是换装，他换着平日骑马装束，外罩呢袍以当外套。我叫自家车子开出，声言要到东城买物。上车时，膺白要搭车顺道往北京饭店访友，车至北京饭店将他放下，当着车夫说明俟我回家候他电话去接。我到台基厂一家洋行，挑选羊毛御寒之物，故意耽搁时间，估计膺白已到预定之地，找着预雇之车，然后回家。一切经过顺利，只可惜雇车不知要走长途，屡次停车修理，膺白在半夜始到高丽营。一望无际的露营，幸有相识卫兵陪到其中一个篷帐，冯先生已经先在，膺白已十小时以上未进饮食。

冯先生出示预拟的文告通电，膺白看后表示异议。原稿仅将内战罪名加在吴佩孚一人身上，对曹锟仍称总统。膺白说：“国民军倘不过为清君侧，未免小题大做了。”冯以为然，临时请另拟稿。帐中无桌椅，走向附近民居，敲门借座，世传之国民军三军通电，实半夜在民家土炕所写，其文曰：

国家建军原为御侮，自相残杀中外同羞。不幸吾国自民九以还，无名之师屡起，抗争愈烈，元气愈伤。执政者苟稍有天良，应如何促进和平，与民休息！乃者东南衅起，延及东北，动全国之兵，枯万民之骨，究之因何而战？为谁而战？主其事者恐亦无从作答。本年水旱各灾，饥荒遍地，正救死之不暇，竟耀武于域中！吾民何辜，罹此荼毒，天灾人祸，并作一时。玉祥等午夜彷徨，欲哭无泪，受良心之驱使，为弭战之主张，爰于十月廿三日决意回兵，并联合所属各军，另组中华民国国民军，誓将为国为民效用。如有弄兵好战殃吾民而祸吾国者，本军为缩短战期起见，亦不恤执戈以相周旋。现在全军已悉数抵京，首都之区，各友邦使节所在，地方秩序最关紧要，自当负责维持。至一切政治善后问题，应请全国贤达，急起直追，会商补救之方，共开更新之局，所谓多难兴邦，或即在是。临电翘企，伫候教言。冯玉祥、胡景翼、孙岳、米振标、张之江、李鸣钟、鹿钟麟、刘郁芬、宋哲元、蒋鸿遇、孙连仲、孙良诚、岳维崚等叩漾印。

这个漾电有两份膺白亲笔草稿，一份是上述在高丽营的原稿，另一份是他由北苑回家，路过无量大人胡同王（正廷）宅，邀王参加摄阁为外长，临时写以供了解国民军宗旨，为对外解释之用，系用王宅信笺，甚清楚，没有勾改。

我从东城买物回家，一心打算如何安排这一段紧要时间。这时在城内预闻真相的人，剩我一个，而膺白之已出城，尤不可稍露形迹。万一城中有备，不但事败，且将扰民。住在象牙胡同的仲勋三舅家，后园与吾家相连，只隔一座墙，平时两家同意，开一门以便往来。战事起，我提议将门取消，以资谨慎。我的用意，实怕万一连累。这日，住在三舅家的八舅梦渔，绕大门来看我，他是我家园艺顾问，种什么花树常请教他，年纪比我轻。他走时，我轻轻托他出去打一电话来，说膺白不回家吃饭。他信任我，不问理由。佣人进来报告电话，开饭我独吃。饭后，袁文钦君来访，膺白的车子是他代雇，他猜测必有事故，告诉我他家在六国饭店定有一房，随时可用。战事紧时，凡在天津租界无家的人，都在交民巷使馆区，不论医院旅馆，定房间备临时避难。我谢袁好意，答以无需。我舒坦其外、紧张其里的生活已久，此千钧一发之际，不可亏一篑之功。膺白已久出不归，车子在家候讯去接，两个侦缉队员随时可由教育部回来，我必须层层节节造出理由来搪塞，我安坐在家是很好一个局面。袁君行时已逾十时，我又托他来一电话，说膺白事毕搭朋友车归，不必去接，请我勿候。接电者进来报告，我关照大家休息，留一人候门，于是要回家要出去的人都离去，整个两层楼只我一人。添衣取暖，包好应用之物一小包，准备随时可以独自溜出，与应付非常时的腹稿，这时我始想到自己。如此彻夜暗坐，时时试探电灯有无，以测城内有否出事。直至天将明时，闻远远军马声歌声，乃摸索至三楼屋顶，遥见穿灰色制服臂缠白布之兵士缓缓而来，知大势定矣。辛亥起义，各处以白布缠臂为号，国民军之白布臂章上写“爱国不扰民”字样。

我假寐片刻，电话门铃不绝。下楼，侦缉队员首来报告，“胡同口都站有冯玉祥的弟兄，一路受盘问而来，弟兄举动很文明”等语，北京话“文明”是有礼之意。教育部汤次长（中）我本未见过，问膺白不在家，定要见我。许多与政局有关无关的人，以为冯军之事，吾家必定知道，纷来探听，不见膺白都要见我，我不能说假话，但亦避免说真话。此事经过以后，我要用许多功夫，再回到一个主妇地位。膺白后来还有摄阁等事，我的工作则兴奋至此为止。

首都革命的经过，江问渔（恒源）先生曾在膺白去世后不久，民廿六年（一九三七）的三月，预先电约题目，到上海祁齐路吾家向我问答两小时，甚满意谓有新的闻知。惜其时我将迁居杭州，文件已装箱，未能取证，曾请其如发表乞先示稿，亦允诺。不久抗日战起，遂不再提。

（原载《传记文学》第五卷第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