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藤田看来，内山的命令太过轻率，也让他十分意外——大概骑兵旅团没能尽快攻占老河口，已经把军司令官给弄得心浮气躁起来。

虽然不满，但自己驻足不前在先，藤田也不敢不服从命令，只好咕嘟着嘴启动了“入斩队”计划。

计划的执行者为第26联队第2中队。这个中队的相关人员事先做过编组和训练，还实施过总体演习，演技上驾轻就熟。第2中队长樱井元彦大尉以下三十人，皆披挂起来：将校腰佩驳壳枪，军刀改成了青龙偃月刀的样子，背在肩上，士兵手持马步枪、手榴弹，身上穿戴的棉衣、棉帽，所跨战马，也都是随军带来的“中国式”。

樱井大尉冒充老河口防守部队的少校参谋“李光良”，其他人也都各自起了一个中国名字，除武器装备外，仅携带望远镜和地图。

藤田觉得不是时候，作为联队长的山下心里也七上八下，他对樱井说：“如果发现重庆军司令部（指第五战区长官部），就进行急袭，但绝不要深追，要活着回来。”

已经被第25联队封锁的北关渡口当然不能去，不然就露馅了。“入斩队”从光化县城东侧取道北进，准备在光化城北渡河。

就在他们宿营并寻找渡河点时，一不小心被当地老百姓识破了真面目，随后，令“入斩队”战栗的情景就出现了。

短时间内，从道路两旁高地上涌出密密麻麻的人群，日军称之为“土匪军”，实际上是附近各村的农民，手中杂七杂八，各种武器都有，攻击对象即为“入斩队”。

樱井将“入斩队”分成两队，一队进攻，一队掩护，想用这种交叉攻击掩护的战术，将农民们吓退，但后来发现不对了，人越聚越多，据樱井事后称，最多时，“土匪军”总数竟然达到了两千人，这下子，无论如何不敢再孤立作战，樱井只得边战边退，途中又遭到闻声而至的中国正规军的堵击，到退回出发地点时，“入斩队”已伤亡了一半，两名带路兼翻译的伪军被打死，樱井本人面部也中了枪。

没斩成别人，却被别人给斩了一刀，晦气啊，当然最令藤田联队长恼火的，可能还是这一招将从此失灵，没法再用了。

不过此时藤田显然已顾不得这些， 3月29日那天早上，刚把“入斩队”派出去，他就得到报告，其侧背受到攻击。

上午9点，第127师一梯队的两个团分路夺取高地。第380团要占领的是晋公庙，起初侦察时，原以为附近没有敌情，山冈上也没有哨兵，所以有些大意，结果日军设的其实是暗哨，尖兵部队因此遭受伤亡。

第380团随后以主力进行猛攻，日军不支，退出了晋公庙。

得到报告后，藤田旅团长用望远镜进行观察，发现第380团已占据高岗，急忙调兵反扑。

日军通过麦地向高岗袭来，第380团居高临下，迎面就赏了一顿弹雨，日军队形没有散开，顿时就有三四十个载倒在麦田里。遭此痛击，日军再也不敢上前。

晋公庙是第26联队的前哨阵地，所以未预先建立工事，名为塔子山的高地就不一样了，既有工事，又组织了火力，所以另一个第397团在攻击时就比较困难，不过也已经攻到了距敌三百米处。

第127师代师长何翔迥下令就地构筑工事，第二天拂晓再战。经过一天的较量，他掂量出了骑兵旅团的实力，在一、二梯队会合后，对外围战也有了一定的把握和信心。

然而入暮之后，风云突变。

日军援兵赶到了，有独立步兵大队，还有战车师团先行的战车队和骑炮兵联队。在第127师主力背后担任警戒的工兵连受到威胁，已撤往襄河西岸。

战场的气候向来诡异，刚刚第127师还使骑兵旅团腹背受敌，一转眼他们自己却被夹在了中间，处于极其危险的境地。

何翔迥被迫放弃已占领的晋公庙，率部移往光化城西，欲以高地作依托，与光化城内的守军进行呼应，但尚未站住脚，发现侧背也有大批日军，这样就不得不选择在夜间突围，也渡河去了襄河以西。

防守老河口的第125师再成孤军，而骑兵旅团得到增援，又急着要立它一功了。

1945年3月29日夜，藤田旅团长下达命令，好好地休息一天，后天拂晓对老河口发起总攻。

大兵压境，第125师却并没有城内孤军的那种压抑和惶恐，战斗情绪仍然很高，甚至有些兴奋。

经过与骑兵旅团的较量，第125师已得出了一个与第127师相同的结论，那就是对面之敌不过是一支日军中的弱旅。

第125师经历过信罗战役那样的大战，见过世面，与精锐的日军野战部队相比，骑兵旅团从火力到战斗精神都不过尔尔，说句难听的，颇给“皇军”丢脸。

事实也是如此，就装备而言，骑兵旅团很是一般，全旅团的重武器加一块儿，不过只有12挺重机枪和4门山炮，难以形成那种摧枯拉朽式的火力覆盖。

至于战斗精神差，这也很容易解释。骑兵旅团大多是日本国内紧急征召的新兵，藤田为了让他们尽快上岗，才搞了个速成。

什么都能速成，就是技术不能速成，尤其是军事技术。一方面吃的是夹生饭，另一方面又缺乏实战经验，使得士兵们的技术动作非常生疏，战斗不太激烈时，蹲在工事里瞄上几枪还能凑合，对方火力一强，立刻露出马脚。

冲锋过程中，像那种机枪一扫，就倒掉一大片的，如果放在训练有素的老兵身上，基本不可能，但骑兵旅团却是家常便饭。伤亡大了之后，他们的胆子又给吓破了，在高度紧张的心理状态下，士兵们往往只知隐蔽，不敢前进。

此外，随便放枪、浪费弹药这种以往集中在中国军队身上的弊病，如今也被骑兵旅团发扬光大。第26联队打了一天，就把子弹几乎打光的例子，在骑兵旅团内不断重复。

柿子要捡软的捏，第125师认准骑兵旅团是经年难遇的“奇葩”，既然未来的总攻还是以这支部队为主，有什么理由怕呢？

1945年3月31日拂晓，骑兵旅团组织了对老河口的总攻，也是第二次进攻。

第25联队仍攻北门。进攻之前，骑炮兵联队集中火炮对着城墙射击，土筑城墙很快被炸开两个大缺口，古泽指挥三个骑兵中队及机枪中队往城里猛冲。

守卫北门的是第373团的两个步兵连，拦阻时伤亡过半，一部分日军乘机闯入城中，情况十分紧急。

在第一次进攻中，汪匣锋就已经知道古泽对北门特别感兴趣，因此事前就将预备队和几个师直属机枪连都交给陈仕俊，控制在北门附近。此时，陈仕俊赶紧将这些机动部队派上去，集中火力朝被突破的缺口进行射击，与日军围绕缺口展开了关系生死存亡的攻守大战。

第2中队长夏目秀夫大尉在组织进攻时先被打伤，送到联队本部位置，当军医给他包扎时，正好飞来一阵手榴弹，把夏目和军医全给炸碎了。

见缺口处的争夺趋于白热化，步兵炮中队也想挤进来凑热闹，遭到重机枪集中扫射，中队长锻冶嘉平太大尉的胸部被打成了马蜂窝，当即倒地毙命。

这时襄河对岸的炮兵部队闻声而动，也加入了作战。火炮中有相当数量的美制榴弹炮，射击时密度很大，犹如暴风骤雨，与城内的重机枪、迫击炮、手榴弹构成了完美配合。

经过整整一个小时的激战，第125师成功地将城内城外的日军截为两段，随后陈仕俊便以重机枪封锁城墙缺口，同时组织师与团的辎重兵，与作战兵一起，用箩篓及麻袋装土，加紧堵塞城墙缺口以及修补工事。

缺口一封，就等于城内的人要完蛋了，城外的人由此心急火燎。被拦在城外的机枪小队，不由分说就要翻墙而入，守军以迫击炮和重机枪回敬，机枪小队的官兵不是被炮弹炸中，就是被密集的机枪子弹做成了串烧，最后这个小队全部丧命。

陈仕俊稳住城墙防线，即把预备队调回来，围攻夹击已冲入城内的日军。

入城日军占据了三条街道，正与陈仕俊事先指派的巷战部队进行激战，陈仕俊这边调派预备队，那边汪匣锋也从第375团中抽了部分兵力增援，将日军围在了中间。

双方反复肉搏，彼此伤亡枕藉，战到午后一点，第125师夺回其中的两条街道，将日军压迫于最后一条街道上。

残敌以两座残墙高院为据点，抢筑机枪掩体，做出了固守待援的架势。汪匣锋和陈仕俊一合计，如果不立即消灭这股残敌，城外日军只要来一次大规模进攻，守军就将内外受敌，不但城池不保，全军亦有覆灭危险。

汪匣锋于是下决心把卫士、通讯兵、辎重兵全部集中起来，由陈仕俊亲自率领，对残敌发动全面围歼。至午后三点，还剩两座砖房攻不下来，陈仕俊下令发射燃烧弹，将余敌逼出，并用机关枪和手榴弹把他们全部打扫干净。

当天第25联队死伤近两百人，仅被击毙的官佐就有十人之多，其中有一个中队，连同中队长在内已不足五十人。受伤者里面，以被手榴弹碎片击中的重伤患者居多，后来藤田不得不从第26联队中抽出军医及半数的徒步骑兵，方将伤员移送后方。

过于惨重的伤亡，让联队长古泽大佐甚至产生了即将全军覆灭的错觉，曾经下令译电员烧毁机要密码本。

按照藤田的部署，独立步兵大队临时归第25联队指挥，并从老河口城的东北方向发起进攻，但两边都打得如火如荼，双方没有时间取得联络，古泽自然也谈不上指挥。

不过步兵大队倒也没让古泽“失望”：两次攻击，两次都被击退。

藤田和他的部下或许在骑兵战术上有一腿，然而步战攻坚实非所长。不仅第25联队和步兵大队各打各的，负责进攻南门的第26联队与他们也没有任何联系或默契，三方面都是在独自折腾。

在攻城难度上，南门又要超过北门，这里的地形不像北门那么复杂，也无房屋和树木可以掩护。第25联队是一开始就炸城墙，第26联队只能先用炮火逐个轰击南城墙上的枪眼，以便能够接近南城墙。

轰过之后，觉得安全一些了，第26联队才小心翼翼地匍匐前进，当到达南门的外壕附近时，城墙上的火力突然又密集起来。

外壕宽度较宽，里面铺满树枝和干草，都已浇上汽油。日军既不能跨，又不敢跳，要还击的话，还没子弹。

自从第一次进攻结束后，第26联队一直未能得到弹药补充，此次发动进攻，不过是把剩余的子弹重新进行了分配，山下还一再叮嘱：“慎重使用，不要轻易射击。”

慎重的结果，就是集体在壕前充当活靶子。中美空军飞来助战，城里可能子弹够不着，飞机却可以酣畅淋漓地直接进行轰炸扫射，日军被炸死打死时，遗尸仍呈散兵状分布。

从拂晓到下午，第126联队一直被阻止在外壕一线，而且因伤亡太大，已无力向前推进。

不过是半天时间，骑兵旅团及其援兵就已经被打得没了脾气。中午时分，藤田旅团长下令鸣金收兵，撤回原出发地点。

各人回营算账，全都算到眼泪鼻涕横流，古泽死了两个中队长，山下死了一个，但山下比古泽更郁闷，因为古泽毕竟还进过城，他从头到尾，连南城墙的边都没摸着，山下怒火中烧，向藤田请缨，要以夜袭的方式扳回败局。藤田同意他的请求，并从战车队拨出一辆坦克，连同步兵大队全部交给山下指挥。

山下气愤地嚷着要决一死战，他将联队隐蔽在老河口西南侧的森林地带，预定要在黎明前发动奇袭。

孰不知，第125师晚上的警戒非常严密。城内守军很快发现了日军的意图，并不时从城内发射照明弹，把老河口周围照得如同白昼一般，襄河对岸的炮兵跟着进行炮击，使第26联队无处容身。

藤田在后方看到这一景象，知道奇袭计划已经失败，便在下半夜取消了进攻命令。

两天后，步兵师团前来接防，骑兵旅团正式退出了这一“困难的战场”，与骑炮兵联队一道撤了出去。此时，骑兵旅团中的有些中队已经名存实亡，只能予以解散，人员分调到其他中队，最后索性将第25联队的四个骑兵中队缩编成了一个临时集成中队。

骑兵旅团等于在老河口遭到了歼灭性打击。撤退时队伍哭哼声一片，哭声来自于新兵，由于同伴被打死的太多，惊惧加上悲伤，使得泪腺想收都收不住，哼哼的则是

那些受伤者，也是又怕又痛。

第125师击退骑兵旅团，接着便收到了孙震转来的刘峙命令。为调动部队在襄河西岸布防，刘峙起初将固守三天改为固守七天，以后又改成两周，固守时间被大大延长。

利用战场停顿的间隙，第125师一面将伤员转运至襄河西岸，一面加强工事，堵塞缺口，以迎接对手更为猛烈的进攻。

接替骑兵旅团的是第115师团，先前归骑兵旅团指挥的步兵大队皆属该师团，现在又归还建制。

在骑兵旅团对老河口展开第二次进攻时，事实上第115师团已接近老河口，并且掌握了前方“苦战”的情况，当时他们完全可以立即加入攻击，援助骑兵旅团。

可是骑兵旅团的“苦”把第115师团给镇住了，他们起先不知道防守老河口的是川军，从师团长杉浦英吉中将到一般幕僚、旅团长，都理所当然地认为守军应是“中央军”的精锐部队，在没有做好准备的情况下，绝不能轻举妄动。

就这样，第115师团眼睁睁地看着骑兵旅团在自己面前垮掉了。当杉浦与藤田交接时，面对丧魂落魄的旅团长，杉浦倒是一副带头大哥的样儿：“把以后的攻击任务交给第115师团，请退到后方恢复战力吧。”

杉浦师团长与藤田不同，他毕业于士官学校第22期，久经战阵，具有丰富的实战经验。到抗战后期，这样资历和经验并重的一线师团长已经不是很多。

定下神来后，杉浦对第125师进行了资料搜集，弄清了这个师的历史以及装备情况，同时也对老河口的战场布局作了较为具体的分析，由此得出的结论是，第125师尽管并非想象中的“中央军”，但士气高昂，又有地空特种部队进行配合，能打垮骑兵旅团并非偶然。

第115师团系丁种师团，比丙种师团还低着一个档次，在日军级别体系中，独立混成旅团垫底，它排第二——倒数的。这种师团不仅兵员较少，而且基本没有特种兵配备，全是清一色的步兵，平时一般也不参加大型战役，像第115师团，此前就一直在铁路沿线担任守备。

杉浦认为，第115师团的战斗力比骑兵旅团要强一些，但强的也有限，若无足够火力，同样难以攻克老河口。

为此，杉浦一面请求第十二军司令部增派重炮兵，一面将进攻日期推迟，以便等待第39师团攻占谷城的消息。

谷城位于襄河西岸，距老河口西南仅二十多里。一旦谷城沦陷，老河口守军向西的退路将被自动切断，再攻城就要容易多了，甚至于可以做到不战而胜。

第39师团系驻武汉的第三十四军（原称武汉防卫军）所辖师团。为了进行长衡和桂柳会战，横山勇第十一军所属七个主力师团已全部南下，此后日军大本营便成立了第三十四军，以填补武汉周边防御的空白。

以第39师团来策应进攻老河口，是战前南京军事会议上就敲定的。第三十四军受命之后，从第39师团中抽出三个步兵大队，又在其他一些独立步兵旅团和野战补充队中抽了五个步兵大队，再加上一个炮兵队，编组成了可用于出战的“新39师团”。

对此次出击，从第三十四军到第39师团，上上下下其实都没有什么信心和把握。

“新39师团”看上去拥有八个步兵大队，好像兵力很强，但后加的五个步兵大队，都不是原来的整编制单位，全是这里一支，那里一支，由一个个步兵中队或机枪中队临时凑数，有些大队长级别的军官，亦为临时指定。此外，这些部队原先从事的是警备任务，能否胜任野战攻坚，也得打个大大的问号。

第三十四军参谋长为此指示说：“这和军校里的图上战术不同，要考虑对方以十倍于我的兵力向我进攻，因此最主要的一点是不要分散兵力，要把大部分兵力集中到襄河西岸。”

第39师团奉旨而行，把主要目标定位在了攻占谷城上，并在实战前，组织了相应的夜袭和攻坚训练。

1945年4月2日，第39师团所属前卫联队首先向谷城接近。孙震派第124师层层阻击，同时增调部队到谷城，准备和老河口一样进行坚守。

第124师占据道路两侧的高地，紧紧扼制着前往河岸的通道。战斗异常激烈，日军每占领一座山头，都要付出相当大的代价，最后前卫联队只好利用夜间潜行通过。

再往前去，中美空军又活跃起来。飞机对日军进行猛烈攻击，最多一次出动了十六架飞机，使日军出现了不小伤亡，以致于飞机一来，前卫联队就得赶紧停止行军，忙不迭地四处寻找隐蔽点。

好不容易到达谷城南侧，中间还隔着一条宽三百米的河。相关情况报到师团指挥部后，师团指挥官们心里全打起了鼓。

骑兵旅团在老河口折戟已有先例，谷城是老河口的后方，老河口不撤，谷城势必不能轻撤。这时第39师团后方已连续遭到第五战区其他部队的袭击，师团方面担心：即使前卫联队能顺利渡河，但若短时间内取谷城不下，而后续部队又被牵制在后方，前卫联队就可能因孤立无援而遭致覆灭。

第39师团可不愿意为了策应别人，砍胳膊断腿，把自己也给葬送进去。师团长及其幕僚均认为，他们能够千辛万苦地跑到谷城边上，已经将力量用到了最大的限度，算是尽了本份，若是再要他们占领谷城，“就是过分了”。

1945年4月3日，第39师团收回前卫联队，南返武汉。

此次第三十四军明派第39师团策应，实际暗藏着自己的小九九。因为当时日军在补给方面相当困难，因此出发前，第三十四军参谋长就特地关照，要第39师团在作战中，特别要注意“搜集各项生活物资”，说白了，就是抢劫。

第39师团对此心领神会，他们打仗不坚决，抢掠民间时却甚为起劲，还成立了一支由汉奸伪军组成的“乐园挺进队”，专项从事这一“业务”。

因军用汽车不敷使用，伪军们便编扎木筏，想利用襄河，将抢掠物资运往日军后方。中美空军侦知后，进行了有针对性的连续攻击，有的木筏被炸中解体，有的则被炸弹掀起的浪头所击翻，“乐园挺进队”和抢掠品一起进入了另一个乐园。

当后方日军来迎接物资时，他们所能见到的，只是襄河上飘浮的日伪军尸体以及无数的木头碎片。

第39师团中途走人，让杉浦失去了一个指望，接下来，他只好在坐待重炮支援的同时，自己进行兵力部署和调动了。

1945年初，中美空军在空中已占据绝对优势。日军航空队的活动时间被局限在黄昏和拂晓，为防止被中美空军发现，他们即便侦察到地面情报，也不敢以无线电方式向地面部队报告，只能空投信件。

在老河口战役中，日军战机基本无影无踪，相反，中美空军却不仅能对第一线起到强有力的直接支援作用，还能通过空中照相和目视侦察，及时了解日军的动态，并向城内守军通报。

1945年4月6日，侦察机向第125师发去特种情报，告知城外日军可能发动大规模进攻。师长汪匣锋深感兵力不足，急电请求孙震派兵增援。

孙震派去了一个团，渡襄河进入老河口城内。汪匣锋重新调整部署，进行整顿和补充。

当天，第115师团挖通了纵横交通壕，修筑出炮兵、重机枪的射击工事，内山派来的第十二军直属野战重炮兵联队、机动炮兵联队也到达战场，所有攻击准备就绪。

侦察机对地面观察后，预料日军可能晚上就会发起进攻，因此第125师严阵以待，除不断向城外警戒区域发射照明弹外，还以马灯和火把对死角地区进行照明，以防日军接近。

从晚上守到天明，攻击开始了。

1945年4月7日拂晓，位于马头山的野战重型榴弹炮，连续向老河口进行炮击，炮弹如雨，连续不断地落在市内，特别是北门一带的守军被炮弹压制得抬不起头来。

在重炮的掩护下，担任主攻的第26步兵大队接近北城墙，并用炸药炸开了一个缺口，一时间硝烟弥漫天空，北门遂又成为战斗最为激烈的区域。

陈仕俊率373团牢牢占据缺口两侧的制高点，依照上次对付骑兵第25联队的经验，先把手榴弹成排成排地往缺口内扔去，接着用机枪进行围堵和冲杀。

从缺口突入的第1中队遭遇了与第25联队一样的厄运，士兵被大量杀伤，中队长小岛中尉的双眼被手榴弹碎片炸瞎，在别人搀扶下才得以退到城外，随他一道入城的士兵已所剩无几。

在缺口的另一侧，第2中队架起梯子登城。

第125师在城墙顶部安装了铁丝网，成为登城者难以逾越的障碍，这时守军再以机步枪和手榴弹伺侯，使第2中队顿时陷入火海之中，第2中队于是也急忙后撤。

首次攻击失败后，第26步兵大队决定尝试集成攻击战术，即用炮兵协同步兵攻击。

炮兵联队开始气势汹汹，唯一的遗憾是控制不住弹着点，无法集中打开城墙的缺口，也不能使守军失去战斗力。

协同到最后，还是步兵演独角戏，一到城下，就被打得退回原地。

第115师团的作战参谋观战时急得直跺脚，说：“如果骑炮兵在，不至于发生这种情况。”

骑炮兵行动灵活，能够很快在城墙上炸开缺口，这个参谋后悔让骑兵旅团带走了骑炮兵联队。

在第26步兵大队进攻北门的同时，其他两个大队也从另外的方向攻城，但都遭到了失败。

白天进攻毫无成效，令第115师团司令部大失所望，颇有些恨铁不成钢的意思：都说一竹竿不能打翻一船人，可看看这三个大队，真是像极了一堆打折促销的烂水果，挑半天都挑不出个长得养眼的。

众人皆戚戚，唯有参谋长村中嘉二郎大佐还比较振作，说自从他到任后，早就发现了第115师团战斗力不强的毛病，这主要是平时野战、攻坚训练太少，不过只要现场兵种协作得好，这个毛病还是可以补救的。

村中曾在化学兵兵监部任职，对技术兵种的协同配合很重视。他的言下之意，是仗打得不好，不能全怪第115师团不得力，还是特种兵特别炮兵配合不好的缘故。

这话杉浦爱听，不过天色已暗，谈兵种协同得明天了。见自己的话挺有市场，村中的兴致顿时高涨起来，当下便自告奋勇，要去前沿跟指挥官协商一下，看能不能再组织一次进攻。

村中来到旅团司令部，旅团长却表示消极，认为已进攻一天，部队很疲劳，还是明天再打吧。

村中立即反对：“谁说疲劳的，我看不疲劳！记着，上级不会再增调部队了，炮兵也不会有所增加，如不抓紧时间继续进攻，一旦城内增加援兵，战事就可能形成僵局。”

村中直接抛出了自己的意见，就是晚上也不能歇工，这样如果打起来，受到中美空军的威胁也相应小一些。

争论到最后，旅团长服从命令，于是准备夜战。

村中让部队加班加点的一个重要理由，是怕城内增加援兵，但其实城内的援兵早就到了。

经过激烈的战斗，守军伤亡也很大，午后四点，汪匣锋即再次请求孙震予以增援。

孙震让第127师代师长何翔迥率第380团渡河来援。襄河摆渡用的是木船，每只木船仅能载一个排，因此移动比较慢。日将入暮时，何翔迥先行过河入城。

为了防御日军重炮，师部指挥所已移至地下室，何翔迥在地下室见到了汪匣锋。汪匣锋见到他很是高兴，说：“第127师来得正是时候。”

第380团立即被插到北门，而当晚日军的攻击重点正在此处。从晚上八点到九点，第26步兵大队以第5中队为突击队，连续发起两次进攻，与此同时，东门和南门也展开了攻势。

有强援来到，守军精神好着呢，既来之则安之，一道陪着练呗，练来练去，又把第115师团给集体练了回去。

1945年4月8日，杉浦亲自进行检查和督战，按照村中参谋长提出的兵种协同，做了一番精心准备。

原计划是采用步炮协同，用野炮抵近射击，却意外地发现弹药不足，于是临时决定改用步车协同，即用战车队来掩护步兵，同时在坦克旁边配备工兵，以清除前进路上的障碍。

十点，第115师团开始攻击，坦克当先锋。第125师有一个战防炮营，见坦克冲来，战防炮兵立即采取短距离瞄准射击的方式，对坦克进行打击，同时投掷集束手榴弹，以此阻遏了战车队的推进。

日军预定十一点入城，但十一点过后，第一线仍无进展。

杉浦急忙集中炮火，对战防炮阵地进行压制，击毁了四门战防炮，官兵也蒙受了很大伤亡。

乘此机会，战车队越过手榴弹爆炸区。正午时分，第一辆坦克在城墙上撞开缺口，其他坦克随之涌入。

下午一点，第26步兵大队的第2中队率先由缺口入城，守军立刻上前冲杀。敌我各不相让，导致战斗十分惨烈，汪匣锋、何翔迥等指挥官战前已下令，若排长阵亡，由连长指定士兵代理，连长阵亡，由营长指定排长代理，因此在连排长伤亡后，守军仍锐气不减。

第2中队由此伤亡殆尽，中队长笹原中尉也被手榴弹炸死，但后续日军不断增加，经过激烈争夺，仍未能将缺口之敌驱走。

接下来，守军不得不展开全面巷战，进行层层阻击。至下午两点，城内街道双方各据一半。汪匣锋见形势不利，决定向襄河西岸撤退。

在通知各部后，汪匣锋派375团出城，占领东南角高地，对撤退人马进行掩护，接着又派373团占据第二线阵地，掩护375团的撤离。与此同时，对岸炮兵也对日军进行连续猛射，以阻遏日军的追击，而第115师团所控制的野炮已经把弹药近乎打光，仅剩两发炮弹，无应战的余力。

由于撤离战场时，汪匣锋组织严密有序且进行了层层抵抗，因此没有发生城池失陷时通常会有的那种大溃乱，部队损失较小，仅有五人被日军俘虏。

第125师等部在老河口坚守了十三天，与刘峙要求的两周仅相差一天，而且实际伤亡数小于日军，是整个老河口战役中的一大亮点。之后，第22集团军奉命固守襄河西岸，日军最终未能达成渡过襄河进行追击的既定目标。

日军虽然在老河口战役中破坏了老河口机场，但对中美空军的遏制作用并不大，整个战役中，中美空军的飞机能够对日军地面部队进行大量空袭，就是一个再好不过的明证。

1945年4月至5月，爆发了湘西芷江战役（又称雪峰山会战），这是抗战末期中日军力的一次局部大检验。经过美械武装的中国精锐部队，从战斗意志、战术战法以及武器装备，都让日军大为吃惊。

在这次战役中，日军不仅没能如愿占领芷江机场，而且包括第116师团这样的甲种师团都遭遇重创，给日军阵营造成了极大的心理冲击，同时也鼓舞了占领区的居民。据驻扎广西的日本老兵后来回忆，日军在湘西作战中狼狈不堪的情形，当地老百姓人尽皆知，他们对抗战前景多少有些迷茫，很多人甚至绝望了，自此情绪便出现变化，那种眼神“令人永不能忘”。

日军的处境越来越不妙，鉴于美军登陆冲绳以及苏联态度发生变化，日军大本营被迫做出秘密决定：逐步将第十一军主力撤出湘桂沿线，调往华中华北进行守备。

撤退过程中需要穿过桂柳会战时的旧战场，这令日军官兵不胜感慨，尤其第3师团，他们曾在修仁等地与第二十军拼死搏杀，时隔半年，仍对这支军队的顽强和善战记忆犹新。

在修仁攻守战中，作战最为激烈，日军伤亡也最多的是隘口狭路。此次第3师团接受教训，提前就派得力部队抢占了修仁隘口。

当经过隘口时，第2大队长竹下少佐多次冒雨下马，双手合十，为战死者致哀。修仁一战，竹下的同事、第1大队长中井大尉等一干官兵，皆死于第二十军之手，而当年参加过这场战役的日军军官，包括竹下在内，已不足十人。竹下用颇为感伤的笔调记述说，半年之前，这里还是漫山红叶，半年之后，只有不知名的山花、杏花和油菜籽在风中静静摆动了。

其实不需惦记，他的老对手即将驾临，“漫山红叶”的景象也要重新演绎。

1945年6月，第二十军参加了桂柳大反攻。

从长衡会战到桂柳会战，第二十军在半年内转战数千里，官兵的疲劳和部队的残缺程度，完全可以想象，但经过数月的补充训练，这支顽强的部队又逐渐恢复了战斗力。

能恢复得这么快，杨森自身境遇的变化在其中起到了很大作用。

桂柳会战把战火烧到了桂黔边境，应战压倒一切，但贵州省主席吴鼎昌是个文官，难以适应这样的要求。蒋介石于是决定撤掉吴鼎昌，换武人来守贵州。

在蒋介石眼中，杨森是一员能战之将，且川黔为邻省，由川人主黔，料来不会导致太多非议，这样杨森便得以走马上任。

当年薛岳以战区司令长官的身份却仍兼湖南省政府主席，据他说，这样做的一大好处就是可以军民合一，以民辅军，现在第二十军也得到了这一待遇：借助于杨森主黔的便利，第二十军在后勤供应、兵员补充等方面基本都是一路绿灯。

杨森卸去军职后，军长杨汉域升任集团军副总司令，杨干才正式出任军长，成为第二十军的第三代掌舵者。

杨干才贯彻杨森“本军系统化”的治军传统，在贵州开办了第二十军干部训练班（简称干训班）。第二十军自创始以来，举办过无数的军校和培训班，干训班是后期最重要也是最后一个。

杨干才自兼班主任，配有专职教员，分别将中高层军官和基层士官抽出进行训练，训练课程以日军为假想敌，特别注重夜袭、防空训练以及工事构筑。尽管因紧急出征，训练班中途暂停，但它无疑推动了第二十军的复苏，一批年轻勇猛、求战欲望强烈的骨干也随着杨干才一起站到了前台。

第二十军参加桂柳反攻时，中方兵团已进至柳州附近。这时撤退及溃败日军纷纷向柳州聚集，日军大本营的指示也以“秘密撤退”改为“紧急撤退”，严令非守备部队“限三天内离开柳州”。

桂柳多独立孤山，山上有洞，为掩护其主力撤退并抢运物资，负责殿后的第13师团以服部支队为后卫，利用岩洞构筑了坚固防御。要想突破和攻占服部支队把守的这些岩洞，中方需要极强的攻坚能力，牺牲也必然十分巨大。

指挥桂北反攻的是第三方面军总司令汤恩伯。在那一代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的国内名将中，汤恩伯堪称佼佼者，也是“乱棒打死老师傅”的典型代表，指挥方面颇得日方军事学的真传，他没有让部队单纯从正面死打硬冲，而是采取了日军最擅长使用的迂回战术。

柳州攻击战打响后，第二十军奉命“超越追击”，迂回并攻下柳州东北的百寿。百寿既下，服部支队害怕后路被截，立陷恐慌，相应使正面部队的反攻也变得较为顺利。

1945年6月29日，柳州得以收复。

柳州之后是桂林。第二十军继占领百寿，又紧跟溃败之敌，一直追到桂林西门。经过几小时激烈战斗，首先入城，从而得到了汤恩伯的嘉奖。

由桂柳撤退的日军各部许多已丧失斗志，闻枪声即窜逃，过去那种疯狂的战斗精神荡然无存。一些疲惫至极的日军到了一座县城后，马上倒头就睡，连追兵到达身边都不知道，做着梦就当了俘虏。

第二十军沿着公路继续放开速度猛追，并抢在第13师团之前控制了界首车站。

界首车站位于桂林至全州的铁路中段，第13师团见界首车站已被第133师堵住，只得绕道界首车站以西的五旗岭。

五旗岭地形险要，友军第二十六军凭险设防，第二十军则沿铁路作横向进攻，使第13师团遭到很大伤亡。这时的第13师团补充了很多入伍不久的少年兵，看到身边同时入伍的同学同乡非死即伤，这些少年兵忍不住悲哭不已。

第13师团急召担任后卫的服部支队。服部支队是老部队，比较能打仗。依靠服部支队的迂回攻击，第13师团最终才得以通过五旗岭，退往全州。

1945年8月11日，第二十军、第二十六军联袂追至全州。

第13师团已经从全州仓皇撤走，城内只留守下一师两旅团。当然要放在过去，一师两旅团的规模应该足以抵挡，但此时日军战斗力已大大下降，与去年同期相比，师团还不及一个联队。

桂北适逢大雨，湘桂交界的黄沙河水猛涨，日军欲从全州顺利撤往湖南也十分不易。

1945年8月11日晨，第二十军看到城内起火，认为日军已经在作撤离前的准备，便一鼓作气击破当面之敌，攻入了全州城。

立功心切之下，第二十军已经恨不得骑到头来追敌，心理上有所松懈轻敌，事先未作仔细的警戒和侦察，没想到日军死到临头还会采用“倒打一耙”的战术——放火是真，撤退是假，全州城内已布满伏兵。

第二十军毫无防备，仓促败退，日军坦克战车队乘机沿公路紧追而来。幸亏战防炮及重机枪连赶到，封锁住了公路，才阻止日军前进，但包括重机枪连连长在内，许多官兵在激战中阵亡。

不过这是第二十军在抗战中最后的牺牲。

1945年8月15日，驻全川的第十一军司令官获悉了日本已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消息。

就全州攻守战来看，当时日军仍有一定的抵抗能力，所以他们普遍对投降感到十分突然。第40师团的一位补充兵记述，他随部队北撤，8月15日那天早上，一起床就感到情况不对劲，因为周围聚集着黑压压的当地民众，且鞭炮声齐鸣。

这一天，接到通知的日军军官召集所部士兵，当众宣读了天皇停战诏书。士兵们如同听到晴天霹雳，以为自己在做梦：“不是说战无不克吗，这又是怎么回事啊？为什么必须停战投降？”

长期一边倒的宣传，导致在中国大陆征战的士兵对日军的总体情况一点不了解，以往他们也经常

能从地面拾到中方空投的传单，不过大多以为那是政治攻势，仅一笑置之而已。

当确证“日本军在这场大东亚战争上失败”时，士兵们全都耷拉下了脑袋。虽然还有官兵在大叫：“日本军没有败，我们也不懂得什么叫败。”可是谁都知道，那不过是几声绝望的嘶喊，一切已于事无补。

枪声停止了，战场平静了，第40师团补充兵看到空中出现了一架中美空军的飞机，“机尾拖着红色的风幡，滑过晴空向西飞去”。

对坚持八年浴血奋战的川军以及所有其他抗日军队而言，就是另一种心境，另一种飞一样的感觉——1945年9月20日，川军第22集团军总司令孙震以第五战区受降副主官的身份，随刘峙在河南漯河参加了受降礼。

日军前来投降的代表是第十二军军团长鹰森孝中将及其幕僚长、师团长，这些人按军衔大小排成一路纵队入场。鹰孝森在签字投降后，即脱下军帽，连鞠九个躬，并解下佩挂的指挥刀，双手举过头顶交给了受降主官刘峙。

其他直接接受日军投降的川军还有第26师。第26师从淞沪会战起，迭经大战，从来没有掉价跌份的事，可以说，一路都是用战绩在为自己正名。上高会战中，奉命参战的川军一共有俩，除了王陵基的新十五师，就是第26师，该师凭借突出表现获颁军委会第二号武功状。拿到第一号武功状的是著名的“虎部队”第七十四军，作为一支地方师，能够拥有这样的荣誉，实属不易。

日军即便穷途末路，仍自视甚高，除指定的战区受降外，一般都不肯轻易向中方任何部队投降，而第26师所属的第三战区，又向来因实力薄弱而不受日军重视。第26师独以其善战赢得了对手的尊重，在向它缴械的日军中，甚至有位列甲种师团的第27师团。

大多数川军都在抗战中为这个团队增了光，但也有极少数人曾使它蒙羞。

自刘兆藜、郭勋祺先后回川，其所属的第144、146师都失去了昔日光芒，尤其是“模范师”第144师，因第430团团长张昌德的从中作祟，内部一直鸡犬不宁。

张昌德人脉深厚，在川军军官中结成了袍哥关系，从师到军再到集团军，乃至战区长官部，都得对他另眼相看，继前任第144师师长解职后，此君一直觊觎师长之位。

顾祝同深知张昌德为人，因此没让他如愿，而是另择人选，张昌德听到后便联合第144师中的另外两个团长及一些川军军官，公然抗拒命令。顾祝同派幕僚前去调停，几次解劝均无效果。

第144师已实际归张昌德一人掌控，想拉哪里就拉哪里，想打谁就打谁。为了给顾祝同施加压力，他甚至还策划了一次伏击，迫使前来就任的新师长逃回长官部。

张昌德不靠抗战，不靠打仗，靠飞扬跋扈震惊了整个第三战区。集团军总司令唐式遵、第五十军军长，这些张昌德的顶头上司，都对之无能为力，表示自己根本管不了：天天好吃好喝哄着，他还是一副受气包的样子，我们能拿他怎样？

顾祝同骑虎难下，只得再降一个姿态，让副官充当说客，劝张昌德“给长官部一点面子”。

张昌德耻高气扬，同意与新师长在云岭见面。所谓见面，那气氛完全像是黑道在进行谈判。面对张昌德的咄咄逼人，新师长只好说，不是他想当这个师长，是迫于命令，不得不从。

张昌德一拍桌子：好，要的就是你这句话，只要你不到任，我就每月给你饷银多少多少……张昌德自封师长，第144师也受其摆布，好像他真的把一切都搞定了，但上花轿的事，只要不是明媒正娶，就都是在耍流氓，顾祝同如何可以容忍，当即下令对第144师进行整编，准备借机撤销其番号，然后将官兵分拆到其他部队。

张昌德神通广大，在长官部也有内线，在打探到顾祝同的计划内容后，他并不为之惊慌。

第144师所在的第五十军防线很长，张昌德估计军部抽不出太多部队来对付他，而且大家都是川军，未必川军还会打川军不成，再说他已经牢牢控制住了第144师，一个两个师完全可以对付。

张昌德孤注一掷，集中全师人马，依河设阵，摆出了决战的姿态。顾祝同情知计划泄漏，赶紧派唐式遵予以武力解决。

张昌德玩得太出格了，川军固然不会打川军，可面对“叛军”，那又是另外一码事。

唐式遵调九个师上来围攻，张昌德仓皇败走，败退到了新四军根据地。眼见粮草没了，军饷断了，随军的一大堆家属哭哭啼啼，有如难民。

新四军有意招纳张昌德，专门送来米面肉食，但张昌德抽鸦片好女色，不愿加入新四军，他说：“共产党的气量太小，他们那套纪律我根本受不了。”

张昌德起草降表，投了日本人。

日军正愁防线过长，兵力不足，张昌德肯降，自然是求之不得，于是马上出动兵力，击退了尾追张昌德的第三战区部队，随后令第144师开往铜陵接受改编。

第144师降日，只是张昌德等少数几个人的暗中策划，连其中的一个团长都被蒙在鼓里，当这位团长知道真情后，马上表示绝不投敌，但是到了这一步，哪里还会给你退路。张昌德一不作二不休，当着团长的面，打死了他的一个卫士，该团长吓得脸色蜡黄，只得就范。

第144师的许多官兵亦感莫名其妙，当他们见到日本的红膏药旗时，才意识到自己已成汉奸，顿时追悔莫及，不由得掩面痛哭。

日军有意把张昌德做成汉奸标杆，能给的甜头全部给足。张昌德被升为“中将司令”，第144师原来的团变师，营变团，军官各升一级，这帮人便死心塌地地做起了伪军。

由第144师改编成的伪军，人不过三千，机构臃肿，用老百姓讽刺的话是“官比兵多，兵比枪多，太太更多”，但狐假虎威，十分嚣张。在日军的庇护下，张昌德驻军皖南，到处捕杀抗日人士，有时一次就枪杀十来人，对持有异议的士兵，亦以“逃兵”罪名予以处决，闹得皖南人人自危，民不聊生。

刘湘生前倾注心力的精兵就此毁于一旦。抗战胜利后，张昌德慌慌张张地逃到重庆，专门去拜访刘湘的夫人刘周书，希望能给自己捞到一护身符。

刘周书假装不认识他，故意问：“你是哪一个？”

张昌德小心翼翼地答道：“夫人，我是张昌德呀！”

刘周书走上前去，不由分说，啪啪啪地连扇张昌德几个耳光，并且厉声怒斥：“你这个不要脸的东西，竟然还有脸来见我？我问你，你把刘甫公的兵到底带到哪儿去了？你啷个能甘心投降日本人做汉奸？快滚！”

遭到“虎婆”如此对待，张昌德情知在重庆立不住脚，急忙又逃往成都。这时皖南地方也对张昌德提出了控告，社会舆论激烈，南京国防部遂派宪兵将张昌德捉拿归案，两年后以汉奸罪在南京执行枪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