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包客”缴获了大量武器弹药，日军被紧追不放，很多抢劫物资也被迫抛弃。第十五师虽然参加常桃会战的实际时间不到三天，但获得了战区长官部及友军的一致赞赏。王陵基十分满意，对师长以下的官兵都给予了奖励。

王陵基笑，王缵绪快哭了。

日军此次进兵，烧杀比以往更加凶狠，桃源县城全部烧光，沿途集镇村庄也多被焚之一炬。这一带曾是陶渊明笔下的桃源胜地，以往经历的战争较少，居民不像其他地方那样知道早早闻风而逃，因此死伤惨重。在常德陬市附近，中国军民的尸体已将道路阻塞。

老百姓亲眼目睹，认为驻于该战区的第二十九集团军打得糟糕透顶。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当然不可能给王缵绪补充损失，王缵绪又丢掉了川省主席的职位，也无法再从四川弄到人枪，他的处境，比以前在第五战区时还要难过。

王缵绪是秀才，秀才能想出秀才的解决办法。

集团军注定保不住了，其中第六十七军军长又因为盗卖军粮被停职查办，王缵绪便来了个丢卒保帅，壮士断腕。

他把集团军、第六十七军的编制全部砍掉，仅保留第四十四军，裁撤掉的各师和多余人枪全部并入该军。

王缵绪肯这么自觉地痛下杀手，出蒋介石意料之外，当然没有不批准的道理。

蒋介石也知道王缵绪在第六战区不得人心，所以又调他出任第九战区副司令长官，第四十四军随同前往。

又搬家了，连搬三次，这一次应该算是最妥帖的。全国各大军区，第九战区毫无疑问实力最强，傍着这棵大树，王缵绪认为再不会像以前那么狼狈了。

他自己出川时的那股雄心壮志已灰了大半，所有希望都留给了儿子——第四十四军军长王泽浚。

丢卒保帅的整个过程，犹如是一次子承父业的交接班。王缵绪在向长官部报到后，便决定只身返回四川，以便可以腾出位置让儿子放手干事业。

启程之前，王缵绪去向友人辞行。王缵绪虽来长沙没几天，但前清秀才的光芒很给他挣了把脸，薛岳的参谋长赵子立闻名敬慕，特地将自己闲来写的诗词曲文集送给王缵绪，请他指教，由此两人很谈得来，经常在一起说说知心话。

当王缵绪向赵子立辞行时，赵子立眉头紧皱，心事重重。

自第三次长沙会战后，第九战区除派兵参加浙赣、常桃等战役外，本身并没有大的战役发生，但就在最近一段时间，赵子立通过情报发现，长江航运突然出现了运输频繁的迹象，湘北日军大量抓捕民工，且禁止中国人通行。

赵子立作为薛岳的幕僚长，参加过三次长沙会战的计划制定，他判断日军正在向湘北集中兵力，并且这次集中的兵力，比前三次会战还要大得多，可能要打通湘桂与越南的交通。

向薛岳报告，薛岳不信，而且态度异常执拗，说：“自第三次长沙会战以后，敌人不敢再攻长沙了！”

赵子立为此很着急，他请王缵绪回川时务必向蒋介石进行报告，以免耽误大事。

王缵绪连连点头，一回重庆，他就赶紧向蒋介石作了汇报。

赵子立的推断不错，日军确实在部署一次打通大陆交通线的大战役，名为“豫湘桂会战”（又称一号作战），其战场从北向南，首先与之相关的川将是李家钰。

自邓锡侯回川，孙震南下后，李家钰便成了坚持北方抗战的唯一川将，指挥过的典型战役是著名的“六六之战”。

时间是1939年6月6日，驻扎山西的日军分成九路，发起了规模空前的大扫荡，意在切除中条山这条身边的“盲肠”。

日军对中条山发起过数量频繁的扫荡，“六六之战”是最为激烈的一次。第四十七军被包围在平陆县以北，日军从两师阵地的接合部插入，直攻其军部，差点把李家钰的老窝都给端了。

李家钰被迫撤往山中，但昔日二线川军第一名的交椅也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坐的。他很快还以颜色，趁日军集中力量攻击其一个师的空隙，派另外一个师猛攻日军侧背，予敌以重创，从而扭转了整个战局。

此后，李家钰又以连为单位，分派六支小部队乘夜绕袭敌后，搅乱了对方阵脚，使日军天明之后不得不向后溃退。

小李飞刀，例不虚发！

“六六之战”以反扫荡取得胜利而告终，根据伪军“内线”提供的情报，日军战后召开追悼会，仅收集的骨灰罐就有一千七百余只。

中条山抗战是李家钰一生中最辉煌的阶段。这一战结束不久，他便得以升任第三十六集团军总司令，仍兼第四十七军军长，并奉调南渡，担任黄河防务。

中条山是在日军眼皮子底下耍把戏，过的是刀口舔血，成天担惊受怕的日子，河务就不一样了。第四十七军除偶尔派在八路军中受训过的游击队北上，渡河对日军进行突袭外，四年之内，就没有打过什么大仗。

对战将而言，这并不是好事。

李家钰变了，以前他是一头冲出去就会撕咬的猎豹，现在开始安于现状，不求发展，甚至是得过且过。

他像当时很多驻河南的部队一样，同样吃起了空缺。军委会每年要派点验组，到部队点验部队数目，轮到第四十七军点验时，各部队都不满额，就采用“走马灯应点法”，互借兵员，凑数应点。

点验大员不是傻子，不可能完全看不出来，但李家钰通过盛筵招待兼厚礼相送的办法，把点验大员给打发得妥妥帖帖——反正羊毛出在羊身上，双方皆大欢喜，又何乐而不为呢。

这种“潜规则”，李家钰早就领会了其中诀窍，只不过以前他多少是被迫的，为了抗战需要不得不如此，如今跟这些已全不搭界，倒更像是一个小富即安的土财主在尽量鼓足自个儿腰包。

有一次，一位新闻记者到第四十七军访问，采访一位炊事班长，问他对抗战的感想如何。

这位炊事班长的话听来很是让人心酸：“要是能给我们发套棉衣就好了。”

每年冬季部队棉衣的补给，都被层层盘剥，到伙夫已经没有了，这些话都是有感而发。

受访的炊事班长不是别人，就是在中条山抗战时，那位抡起扁担杀敌的战斗英雄。

冬季无衣，冷的不光是身体，还有一颗颗曾经火热滚烫的心。

除了吃空缺，还有人做得更离谱。第四十七军副军长罗泽洲就利用送壮丁的方便，私自将鸦片烟运到前线贩卖，结果被人告发，经李家钰出面说情，才得以保释回川。

想这罗泽洲，当年也是一条好汉，其悍勇直追杨森、李家钰，最后蜕变到这种样子，实在有些悲哀。

有人终于看不下去了。李家钰的幕僚长魏粤奎足智多谋，在山西作战时，不但能出奇谋制胜，而且善于协调上下级关系，团结部属，第四十七军每次失利，都是他协助李家钰收拾残局，重振士气。

魏粤奎主张积极求战，以优势兵力消灭敌军，然后积小胜为大胜，在战争中获得发展。这是杨森走过的道路，也被证明是成功之道。

可惜李家钰听不进去，他满脑子都是满足现状、求全自保的思想，魏粤奎的作战建议多遭冷遇。

魏粤奎规谏无效，便离开部队，回了四川。魏粤奎走后，李家钰对之念念不忘，说：“我身不长貌不扬，然而意志坚定，钱短情长。”

李家钰想的还是情谊，他完全没有领会到幕僚长的良苦用心。

豫湘桂会战开始之前，第一战区长官部其实早就获得了日军要发动攻势，进兵中原的情报。

1944年3月中旬，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在洛阳召开紧急会议，军长以上将领尽皆与会。会上，有人出具了庞炳勋的一份密电。

庞炳勋曾是台儿庄会战时的英雄，他久在华北抗战，兵败后走投无路，被迫投降了日本人，但暗地里仍不断向一战区递送情报。

庞炳勋在密电中说：“敌人已计划四月发动攻势，望早准备。”

日军要进攻河南已经确凿无疑。李家钰发表看法说：“我们的兵力虽然强大，但在配备上没有重点，而且一切部署都要经过上级决定后才敢行动，这样遥控部署，就失去了灵活性。”

李家钰建议，与其待敌来攻，不如先发制人，用飞机轰炸北邙山桥头堡，并继之以佯渡，以进行牵制，这样日军被动，我方主动。

李家钰说了一通，别人也高谈阔论地比划一番，可会议最后还是开成了一个务虚会，整个部署没有丝毫变更或加强，倒是谈到了军官眷属及笨重行李、重要文件应该如何迅速向后方转移。

李家钰所提的轰炸桥头堡，确实是一个很好的建议，提这建议的当然也不止他一个。会后，统帅部答应调派飞机，但轰炸之前必须由地面部队搜集防空情报，可是包括李家钰在内，谁也没做这件事情。所谓轰炸云云，只能流于清谈。

北邙山桥头堡系日军在黄河铁桥南端占领的阵地，如同中条山之于山西日军，它同样是第一战区的一块“盲肠”。在这么长时间里，都无法将之顺利切除，河南各军的临战状态可想而知。

当时一战区的部队分成两部分，任副司令长官的汤恩伯领一部，他这一部全都是“中央军”，其余部队则全是所谓的地方杂牌，因害怕遭到汤恩伯的“吞并”，都不肯隶属于汤恩伯，便由蒋鼎文负责节制。

蒋鼎文没有自己的基本部队，在各军中只相当于起一个粘合剂的作用，就好像南京保卫战时的唐生智一样。换句话说，与会的各位起劲，他才能起劲，与会的各位不起劲，他也没法起劲。

来开会的这些人其实都不太起劲，提了一堆意见，预设的执行者也并不是他们自己，而是汤恩伯。

李家钰曾从别人那里听到过一句话，这位兄弟也是个杂牌，而且是个自认水平一般的杂牌，他说：“要是蒋委员长的嫡系部队，如汤恩伯、胡宗南他们，要钱要武器，不管要什么东西，都会给他们。如果是有力量的杂牌队伍，蒋委员长怕他们捣乱，也要给他们一些好处。”

说完这番高论，此人苦笑着看了看李家钰：“只有我们这些人，既非嫡系，又不是有力量的杂牌队伍，所以办法就很少。”

要放在以前，李家钰注定会一梗脖子，用战绩来说话，或者就像在山西抗战那会，你不补充，我就甩乌纱帽不干了。可是他现在早已没了这个心气，因此心有戚戚。

李家钰此后跟部下谈话，动不动就把这番话搬出来，那意思，就是认定自己是杂牌部队，愿不愿意发钱发武器，那是你的事，我反正是甘心当配角了。

开完洛阳会议，李家钰没有做什么大的动员，第四十七军也缺乏战前应有的那种兴奋感和紧张感。

李家钰套用的还是主配角理论，他说：“总之，这个战事，要看汤恩伯的戏。锣鼓打响后，看他怎样唱。他部队大，办法多，也容易建功。我们不过是这个戏的配角而已！”

1944年4月18日夜晚，日军在中牟渡河。渡河时，河防哨兵正聚集在哨所内赌博，连对方何时登陆上岸都不知道，结果来不及抵抗，大部分被刺刀捅死。

日军在中牟渡河后，集结于黄河西岸。从北邙山过来的日军也随之扩大，最后汇集一处，朝中方阵地冲杀过来，汤恩伯亦调兵遣将，与之打成一团。

对于一战区来说，这是出击的最好时机。汤恩伯已经吸引住了日军的注意力，其他各集团军完全可以乘日军立足未稳，或迂回，或包抄，使背水一战的日军陷于被动。

实际情况是，李家钰等几个集团军始终坐视观望，看汤恩伯一个人在那里演戏。李家钰派人给长官部挂了个电话，让上面派飞机来炸桥头堡，但有关的防空情报还是提供不出，飞机当然也派不出来。

良机与中方擦肩而过，指挥河南会战的冈村宁次却弯腰捡了起来。这位以儒雅著称的东瀛名将，在武汉会战和随枣会战中曾与汤恩伯有过多次交锋，深知汤恩伯所部乃第一战区“精锐的中核兵团”，因此战役开始后第一时间便着手寻找和打击汤恩伯集团军。

在确认汤集团的准确位置后，冈村出动了被称为“虎师团”的战车师团和骑兵旅团。

这么多坦克和骑兵全从黄河铁桥上开过来。如果第一战区能早一点对黄河铁桥采取行动，或袭阻破坏，或空军轰炸，绝不致如此。

兵法有云，不知天时地利，不可为将。冈村非常善于按照地形排兵布阵，要知道，在基本无险可守的平原之上，坦克和战马具有天然优势，若以集团化形式出现，更可以说是所向披靡。

冈村采取闪电战的突袭方式，利用坦克骑兵，一个晚上便截断了汤集团的后路。汤恩伯措手不及，他的集团军还未完全部署占领阵地，就陷入了可怕的慌乱之中。

当日军包围并进攻汤集团时，其他兵团仍然不予支援，眼睁睁地看着汤集团主力被各个击破，然后败退伏牛山区。

除掉汤恩伯之后，日军立即向战区长官部所在的洛阳实施迂回，坐镇洛阳的蒋鼎文这才感到震惊，赶紧组织刘勘兵团用以御敌，同时请胡宗南紧急派兵来援，准备在洛阳与日军决战。

1944年5月7日，为免长官部被包围，蒋鼎文乘坐由洛阳开出的最后一列火车，撤往新安县。

李家钰的集团军总部在古村，距离新安不远，他即刻赶去新安谒见蒋鼎文，发现这位战区长官完全成了一只热锅上的蚂蚁——住在新安城附近的一座窑洞里，全天候守着一架电话，自叫自接，调度各军。

长官部的幕僚插不上手，只好对李家钰说：“请司令劝一劝蒋长官，他太细致了。如果把电话安在我们窑内，最起码也可以帮他接一接电话。”

人在拼命，命却在笑。蒋鼎文忙到半死不活，形势并没有丝毫好转，日军很快又从白浪渡口实施强渡。守渡口的是河北民军，乃抗战以来在河北募集的流亡壮丁及难童，既无正式编制，也没有一定粮饷，哪有多少战斗力，渡口很快便遭敌突破。

蒋鼎文闻听消息，即派两个师前去堵截，打了一整天也没有能将登陆日军驱逐出去。

白浪渡口在新安以西，可对新安形成包抄之势。蒋鼎文此时在战略指挥上已经完全乱了方寸，决策忽上忽下，忽左忽右。担心新安被围，他又撤往卢氏，原来准备在洛阳附近与日军决战的各兵团也相继西撤。

随着河防的崩溃，日军仍然在从各个渡口不断包抄而来。

1944年5月11日，李家钰突然接到蒋介石从重庆直接打来的长途电话。蒋介石在电话中告诉李家钰，新安以东还有许多部队没有撤下来，蒋鼎文走后，需要李家钰就近照料，也就是再抵挡一下。

紧接着，蒋鼎文通过新安县府发来密码命令，要李家钰抽调主力阻击从渑池南渡的日军。

李家钰这才蓦然发现，主角早已退场，可活还得有人扛。

友军都在溃退，这个时候军心士气最为重要。李家钰把全军师、团长召集到古村开会，说：“我们南渡以来，吃了河南老百姓四年的饭，现在不能见了日本人就跑。否则，怎么对得起老百姓？”

李家钰随后加重语气：“日本人有什么可怕的？他们来

了，我们就同他们打，别的部队怕落在后面挨打，我不怕，我愿殿后！”

勇气又回到了李家钰身上，他派吴长林团前去迎敌。吴长林团出发前，李家钰手书一纸：“男儿欲报国恩重，死到沙场是善终”。

渡河日军见吴长林团赶到，抢先占领了云梦山顶。

云梦山不算陡峭，但有一大段斜坡地段，日军把机炮往制高点一架，可以控制整个战场。

李家钰知道这是一块硬骨头，便把团长吴长林叫到身边。吴长林外号“吴茬胡”，李家钰对他说：“吴茬胡，平时你常说天不怕地不怕，今天就要看你表演。你必须拿下云梦山，堵住日军前进，没有我的命令，不许后撤，否则拿头来见！”

吴长林领命，立即部署仰攻，李家钰则亲临前线督战。

川军以营为单位，实施波浪式进攻，伤亡很大。当他们冲进日军一线阵地，并展开肉搏战时，一个营仅剩百余人，给日军一个反攻，就不得不退下山来。

进攻时，吴长林睡在地上，拿着电话大声吼叫，以激励士气。在他的鼓动下，官兵们啃了两口干巴巴的锅盔（即大饼），又继续向山上猛冲。

相似的场面再次出现，虽然攻入日军阵地，但还是站不住脚。其中一个连伤亡殆尽，连长左臂负伤，仍与日军军官拼死肉搏，终因受伤力弱，被一劈两半，场面惨烈之至。

到入暮时分，吴长林团仍未能攻下云梦山，而后续日军却越来越多。

李家钰所说的拿下云梦山，只是为了激励官兵。一天过去，为新安以东的大部分部队争取到了撤退时间，任务已经完成。

他随即下令给第四十七军军长李宗昉，允许吴团后撤。

吴团撤下来后，李宗昉让军需带着现款去慰问受伤官兵，并监发、登记造册，还再三叮嘱，如果发现有人克扣，一定要记下来，按军纪处分。

发放抚恤金时，有个军需官跑去向李宗昉报告，说钱快发光了。李宗昉听后大骂：“军部那么多钱，怎么发得完？又不是叫你们掏腰包，你们心痛什么？去，按规定金额发！”

云梦山一战，吴团战死四百人，受轻重伤的也有五百。有个连长断了一条腿，拄着根树枝走到李宗昉跟前，哭着对他说：“军长，我不要钱，我要打日本人。不要看我腿断了，我还可以打仗，死我都要死在战场上！”

李宗昉连忙安慰他：“好兄弟，不要紧，我们不会丢下你不管。后方设有卫生所和野战医院，你下去好好养伤。”

在确证云梦山难以攻克后，李家钰已与吴团分开，率总部越过新安，这时他突然得知孙蔚如集团军还在新安以东。

孙蔚如与李家钰曾同在中条山作战，一个是集团军司令，一个是副司令，李家钰于是又下令给彭什复团，命其占领阵地，掩护孙蔚如集团军安全通过。

战局继续恶化。

1944年5月13日，李家钰总部与第四十七军的电话联系忽然中断。第四十七军军部原在新安，说明日军可能已占领了那里。

李家钰不敢停留，急忙继续往西南后撤。

豫西局面十分糟糕。陈诚后来在主持总结河南会战的败因会议时，归纳了“四不和”，第一项便是军政不和。

鞋合不合适，只有脚知道。河南军政当局是个完全失败的班子，他们平时互相攻讦，互不买账，甚至日军那边已经发动进攻，地方上还是置大局于不顾，不仅不能主动站起来协助军队作战，反而处处掣肘，成了军队崩溃的催化剂。

军政不和又影响到军民不和，这一情况就集中地反映在豫西。

豫西民风彪悍，有尚武好斗的传统，各个村寨皆人自为战，俨然是一座座小的独立王国。他们对中日两军不分亲疏，一律抗拒，尤其是中国军队在向豫西后退时，由于缺乏兵站补给，一些军队触犯军纪，更与当地百姓形成尖锐对立。

进入豫西山地之后，民众到处截击军队，无论枪支弹药还是货物辎重，在所必取，就是高射炮、无线电台，亦不放过，甚至发展到围击部队，枪杀官兵。

汤恩伯先被“洗劫”了一把，连电台都被地方民团抢去，经县长出面交涉，才予发还。接着又轮到地方集团军，李家钰先遣的部分行李也被抢夺一空，这大大加剧了撤退的困难。

1944年5月15日，第四十七军主力部队追赶上来，与总部会合，其中彭什复已经阵亡，吴长林团也伤痕累累，成为名副其实的残部。

天下着雨，部队淋成了落汤鸡。李家钰站在麦地旁，默默地收容部属。

他对官兵们说：“兄弟们，我们在云梦山打了一场硬仗，如果我们不打那一仗，恐怕一战区所有部队都得当日军的俘虏，所以吴团的牺牲，是有代价的。”

日军仍在身后紧追，李家钰命令主力部队占领阵地，就地掩护各友军后撤。他亲自留下来进行部署，包括阵地应建在何方，机炮如何架设，掩体怎样挖掘，都一一指点。

宝刀已钝，但李家钰仍不失大将风度，举手投足间，依稀可见当年临危不乱、沉着善战的风貌。

参谋长张仲雷率总部先行，走到一处叫菜园的地方，迎面有一山挡路，山上人声枪声鼎沸，有很多人朝下面喊道：“到这边来干事吧，如果不愿意，那就把枪放下，我们放你们过去。”

换成古代，这番话的意思是，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欲从山前过，留下买路财。

遇到山贼了！

这其实是流窜豫西的一股伪军，乘着第一战区溃退，跑出来招纳人马，收缴枪支，扩充自己的势力。

在幕僚长这个位置上，张仲雷远不及他的前任魏粤奎，一时间应变无策，惊惶不已。总部人员全都钻到一座壕沟内，只能坐以待毙。

有胆子大一些的，就让直属特务连先占领高地警戒，等待李家钰前来定夺。

山上伪军不知虚实，也不敢轻举妄动，两边就这么僵持着。

一个时辰后，李家钰完成部署，坐滑竿赶到。问明情况后，他面带微笑地说了一句：“这点小问题有什么不好解决的。”

特务连全部枪上刺刀，往山上扑去——你们不是要缴枪吗，我们连枪带刺刀一块奉送。

山贼，草寇耳，哪里禁得起这种场面，胡乱放了阵枪，便作了鸟兽散。

李家钰前后清道。除孙蔚如尚落在后面外，他和刘勘、胡伯翰等所率的各集团军，都涌入了一座名叫宅延的山村。

此时军队数量仍相当之多，把村子里各个角落都挤得满满当当，有的部队插不进去，只好到村外田野露宿。

将领们聚在一起，开了个临时会议，均认为这么多部队挤在一路，争先恐后，一旦遇到敌军，哪怕是小股部队，都会进退无方，应该选一个人出来进行临时指挥。

与会者公推李家钰领衔。李家钰豪气顿生，承诺率军殿后，以免走时彼此发生混乱和拥挤。

各军与蒋鼎文已失去联系，走当然要继续走，但怎么走，往哪里走，都还是一头雾水。于是李家钰又领着众人一道确定撤退路径。

刘勘表态要率部去卢氏找蒋鼎文，愿意傍南行军，胡伯翰是所属集团军的副司令，总司令为高树勋，他要去找高树勋。

高树勋集团军除了河北民军外，只有胡伯翰一个军，因此胡伯翰说：“别人的总司令都是抬着走，我家的总司令得背着走，他只有这么一点资本呀！要是我不早点回去，他睡觉都不安神，会疑心我要拖走他的队伍呢。”

高树勋的集团军总部在北边，于是胡伯翰选了傍北走。

一南一北选完，中间的路留给了李家钰。有了这样的分工，第二天撤退就顺畅许多了，三军分道扬镳，各奔其所。

在豫西山地，沿途村民坚壁清野，有钱也买不到一粒米，又逢天雨泥泞，川军官兵食不果腹，跌倒摔跤的不少，人和枪炮均满身泥糊，艰苦之状，难以言表。

自出川抗战以来，李家钰曾多次遭逢挫败，然而以这次最为狼狈。他在与官兵谈话时忍不住痛哭流涕：“我李家钰一生身经百战，未有丢盔弃甲之惨状，今后有何面目见蜀中父老？”

尽管人困马乏，川军仍坚忍行军，沿途无一落后者。宅延分手后的第四天，有人给李家钰送来一份情报，情报的提供者是高树勋。

据高树勋说，日军一部已在陕县渡河。

陕县就在李家钰的前方，李家钰接信后没有犹豫，仍下令按照既定路线前行。

1944年5月20日，李家钰到达沟南村。沟南是一座真正的山村，民居并非平地建起，全是依山坡筑成的三四层窑洞，可是川军却有一种归家的感觉。

李家钰曾在陕县担任河防，民意基础不错，连沟南村都有与李家钰熟识的村民，征购粮食要比其他地方容易得多，这也是李家钰虽然接到情报，但并没有马上对路线进行更改的主要原因。

当然疑虑还是有，高树勋就在陕县附近，李家钰已派参谋前去联络，进一步打探消息。

在李家钰离开沟南时，参谋快马返回。高树勋通过参谋告诉李家钰，日军不仅在陕县渡河，而且已由百余人增加到千余人，刻下正在与他激战。

要说日军渡河，李家钰可能会信，敌情突然严重到这种程度，李家钰不信。特别是宅延会议时，胡伯翰那番得要背着高树勋走路的话，让李家钰都怀疑高树勋是否有那个能力和胆量，敢跟千余日军激战。

李家钰对部下说：“高健候（高树勋的字）这封信恐怕不准确，因为敌人绝不可能如此迅速。我看，他们这样说，是为将来好报功。”

李家钰传令下去，连日行军，官兵疲劳至极，要好好休息整顿，“连着吃两顿饱饭再走！”

不幸的是，高树勋并没有说谎。他激战不是要去报功，而是渡河日军太多，追得太急，不战一下的话，根本脱身不得。

李家钰的轻敌，让他和川军陷入了一个更大的困境。

1944年5月21日，李家钰得到最新情报，高树勋败退，日军距他的驻营地仅有十里之遥。

李家钰猛醒过来，决定提前开拔，其行军序列为抬轿式，即作战部队前后护驾，李家钰率总部居中。

日军从北而来，自然要往南撤，但行不多远，日军射来数发炮弹，正打在南行的路上。李家钰一看，又临时改变路线，将向南改为向西。

参谋长张仲雷觉得不妥，追问为什么不继续往南走，李家钰回道：“没得路嘛！”

修改路径没有问题，问题是修改之后，既未立即飞告前卫部队，也没有派出新的前卫搜索前进，“轿子”直挺挺地就往西面去了，所有机关人员、军官家属、大小行李都在里面，一路浩浩荡荡，而直接担任护卫的仅一个直属特务连。

事后李家钰的一些部下幕僚感到疑惑不解，不明白这位拥有数十年征战经验的大将，怎么会走出如此昏着。

心里一乱，动作必然走样，也许只有用命中注定来解释了。

越过一座山坡，参谋长回头南望，发现南面山头上有一支部队，队形密集，且全部穿着草黄色军装。

他扭转头问李家钰：“怎么，这山头上有密集部队？”

李家钰随口回答：“是蕴长的队伍。”

蕴长是李家钰的弟弟李家英的字，也就是先发的前卫部队指挥官。参谋长颇为不解：“蕴长在行军，为什么队形如此密集？恐怕不对吧。”

他向卫士要来望远镜，说：“总司令，我们看看再走。”

李家钰很不耐烦，气冲冲地说：“不要看，不要看，凭命！”

幕僚长不得力，让事事不顺的李家钰时有孤掌难鸣之感，尤其当他想起魏粤奎的时候，对张仲雷更是有些没好气：你的胆子也太小了，一伙山贼都可以让你哆嗦，有什么可怕的呢，我上一上刺刀便可以把他们全吓跑。

然而李家钰错了。日军不是伪军山贼那样的乌合之众，这时候，谨慎一点绝没错。

对面山头上的，并不是李家英部，而是高钟勋的集团军，他们在山顶上占领了阵地，准备等日军追上来时，好好地揍它一顿再走。如果李家钰能主动上去联系一下，就能从中得到掩护。可惜他不听张仲雷的规劝，一头撞进了罗网。

走了一会，远离了高钟勋部队，总部背后突然响起枪声，不过这显然是追敌，有主力部队殿后，李家钰并不担心，只是紧接着前面也响起了浓密的机枪声，表明一前一后都出现了敌情。

总部前面连一个兵都没有，气氛骤然变得紧张起来。

李家钰立即从警卫连调出一个尖兵班，并且告诉他们，遇到日军不要使用手枪，因为一般野战部队很少配备大量手枪，这样会暴露目标，让日军发现这是集团军总部。

李家钰不知道的是，日军早就盯上了他，不过跟手枪没关系。

日军情报周详，掌握中方高级指挥官的很多特征。李家钰个子矮小，身着黄呢将军服，脚蹬长统马靴，又坐着滑竿，想不暴露都很难，哪里用得着开手枪。

李家钰自己蒙在鼓里，不知化妆，包括张仲雷这些随行人员在内，也不进行提醒，真是大家都在死神面前“凭命”了。

又走了一段路，没有发现什么异样，众人放下心来。于是找了个老者做向导，着手攀爬秦家坡。

李家钰已从特务连增添了一个尖兵排上来，并由总部的一位上校参谋担任尖兵排长。按照尖兵部队的一般规则，尖兵班应在尖兵排之前，并且分开搜索前进，但这位上校参谋缺乏相关经验，只凭个人之勇，拿着地图，带着尖兵们一路往前，竟忽略了必要的搜索环节。

上坡时，山腰上有几个当地老乡在喊：“你们是哪支部队的？你们来不得，上面已经有敌人了。”

李家钰一行并不在意，仍一股劲地往上爬，队伍中甚至还有人说这是老百姓怕军队要粮食，所以拿敌人来吓唬我们。

总部爬上一座山坪，即发现右面麦地里有人在移动，且听到有枪声，而这时尖兵已经通过。张仲雷吩咐随行的一名谍报兵，让他侦察一下，看移动的究竟是些什么人，是老百姓，还是日本人。

谍报兵跑去一看，全是戴钢盔的日本兵，服装整齐，且做着很好的伪装，每个人头上都插着麦子，看到他出现后，嘴里“啊啊”地乱叫。

谍报兵不看则可，一看大吃一惊，急忙跑回来报告。

李家钰这才知道大事不好，从滑竿上跳下后，一面指挥少数武装人员分两路抢占阵地进行掩护，一面示意大家下山，自己也甩步疾走。李家钰走路很快，张仲雷落在后面，卫士催促他快点走，张仲雷急了：“都已经看见钢盔了，还跑得脱么？你们走得快，就快些走，不要等我！”

没走多远，歪把子机枪的声音就响了起来。此前，日军早就在秦家坡设下了埋伏，之所以把尖兵排放过，是为了捕捉后面的大鱼。

总部是一支毫无战斗力的杂乱队伍，以无任何实战经验的机关和勤杂人员为主，而且多数徒手，遭到伏击后，立刻惊恐万状，各自向后奔逃。秦家坡上，子弹如雨，炮弹、手榴弹的声音撕心裂肺，响彻山谷，山下道路也被日军机枪所封锁，逃生已无路，人们纷纷倒毙在血泊之中。

李家钰的目标无疑最为显著。日军伏兵里面有专打指挥官的狙击手，一枪便击中了李家钰的肩膀。李家钰忍痛坐在地上，掏出钢笔和日记本，准备写下一纸命令，让后卫部队跑步赶上迎敌，但狙击手紧接着又发一枪，正中李家钰的头部，李家钰唉呀一声倒在地上。

李家钰阵亡之后，总部武装人员才得以抢占阵地，但他们没有重武器，随身仅扛了一架俄式机枪。又因枪弹不在一处，这架机枪还无法发射，只有靠几把步枪勉强还击，加上高地裸露，很快便伤亡殆尽。最后除去被俘者，整个总部遭到全歼，上至集团军总司令，下至士兵，仅生还两人。

在总部之后的第四十七军特务营同样踏进了伏击圈。参加伏击的日军很多穿着便衣，营长以为是与河北民军发生了误会，还用棍子挑起雨衣，向日军喊话，说不要弄错了。

话音刚落，一排机枪子弹就扫了过来，他被当场打断双腿，及时滚下高地后才得以幸免。

李宗昉督军后行，此时也已经上山，前面浓密的枪炮声起初让他不知所以，一旦弄清状况，赶紧组织反击，但是攻不过去，在山上又无法立足，只得退下来，先占住一道山梁再说。

那是一个死角地带，可以固守。李宗昉再次率部向秦家坡冲击，日军居高临下，早就以机枪组成火力交叉网，把道路给完全封锁住了，即便使用人海战术也无法奏效。

李宗昉听幸存者说，李家钰已经受伤倒地，更加着急。在多次反击失败的情况下，悬重赏组织了一个五人敢死队。

入夜之后，敢死队以夜色为掩护，爬上秦家坡，把尸体抬了回来。

检验尸体，李家钰不仅肩部和头部中枪，其他地方也布满枪眼，连左脚掌上都有七个机枪弹孔，说明李家钰被打死后，还遭到了机枪的疯狂连射。

撤离战场后，李宗昉宣布了李家钰阵亡的消息。得知这一噩耗，第四十七军官兵无不失声痛哭，尤其是那些从四川内战起，就追随李家钰一路南征北战的老兵，更是哭得死去活来。

李家钰是中方在河南会战中战死的最高级别将领，这一战日军由豫中攻到豫西，如入无人之境，日军的长驱直入和河南各军的大溃退形成了触目惊心的对照。战后，蒋鼎文被撤职，汤恩伯亦受撤职留任的处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