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毓成主张，将兵工厂枪弹及盐税分给邓、袁，并且在击败刘湘后，把夺到的防区、部队、军饷，也与邓、袁进行分享。换言之，就是让他们入股，有了这么大的股份，不信邓、袁不上钩。

那些事先被刘湘买通的人因为心中有鬼，不敢说不打刘湘，但他们争辩说，何必分那么多好处给邓、袁，我们要打刘湘，自己的力量已经足够，这两人如果识时务，就保持中立，如果与刘湘结成一伙，那就正好搂草打兔子，“一鼓而铲除之”。

杨森果然舍不得再割肉出去，他虽同意黄毓成去策动邓、袁，开出的却都是空头支票。

在说动杨森一毛不拔的同时，“内鬼”们还趁机表示，部队连续作战，已疲惫不堪，需休整一段时间才能与刘湘作战。杨森觉得有理，认为大局已定，消灭刘湘只是早晚的事，何必急于一时，那就先坐下来歇一歇吧。

黄毓成苦苦谏言，杨森仍顾左右而言他，黄毓成的话全没听得进去。杨森翘着个二郎腿，以为稳操胜券，那边刘湘则乘此机会上下打点。他首先亲自找邓锡侯谈话，一甩手便是大手笔：只要打倒杨森，以后速成系以外的部队全归邓锡侯收编，成都也归邓锡侯控制。

邓锡侯是水晶猴，当然要盘算来盘算去。就在他尚犹豫不决之时，刘湘又马不停蹄地联络袁祖铭。此时黄毓成也派出了特使，且驻于袁祖铭处，袁祖铭渐渐已被说动，但他提出的至少分得自流井盐税的要求，却未能得到正面回复。接着，杨森又派兵推进，把黔军赶出了部分防区，此举无疑是把袁祖铭推向了刘湘。

与杨森截然相反，刘湘对袁祖铭是有求必应。袁祖铭说希望以后每月能拨给他军饷四十万，刘湘一口答应。不仅如此，他还主动承诺，倒杨之后，会让成都兵工厂尽快打造两万支步枪和大量子弹，以帮助袁祖铭打回贵州，驱逐滇军，直至进攻云南。

袁祖铭随即写了封亲笔信给黄毓成，信中说：“子惠（杨森）无联帅（刘湘）器识，公（黄毓成）亦迹近明珠投案之陈宫。”

在袁祖铭的眼中，黄毓成就是三国里那个足智多谋的陈宫，可惜投错了主公。你怎么能投吕布呢，吕布者，勇则勇矣，不过一无脑匹夫耳，你得投皇叔啊！

袁祖铭毫不犹豫地投靠了刘湘。

袁祖铭这里得手后，刘湘马上告知邓猴子。邓锡侯一听，也决定助刘倒杨。

袁、邓统统变成了敌人，杨森这才有些着急，他托人转告邓锡侯，说愿送他一批钱和枪弹，然而为时已晚。

1925年7月，刘湘、邓锡侯、袁祖铭组成倒杨联军，向杨森发起反攻。

杨森震怒不已，欲举兵相应，进攻重庆。黄毓成连说不可：“我急则敌合，我缓则敌分，如今应采用持久战略，联军久拖不决，内部必然分化，到时可各个击破。”

杨森哪里忍得住，等什么等，看我一拳把他们全给揍趴下。

不料经过课间十分钟，倒杨联军蓄足了力量，杨森一拳过去，差点把腰都给闪了。

杨森这下坐不住了，他披挂整齐，决定亲自到前线督师。就在他离开成都的当天，留守后方的“内鬼”之一便挂起了反戈的旗帜。

这名“内鬼”名叫王缵绪，是杨森的得力师长。刘湘给了他盐运使作为交换条件，但王缵绪说，他可不光是为了这份美差才会“叛主”，最主要的原因是认为杨森这个“主公”很不像话。

罪状之一是厚此薄彼。王缵绪曾对人说：“杨汉域（杨森的侄子）才当个骑兵团长，团部却存有四十万颗子弹，是我们远远不及的，看来我这个师长连团长都不如。”

杨森用人不拘一格，一些年轻军官原先资格不如王缵绪，也很快就升到了同一级别。王缵绪对此牢骚满腹，还作了一首诗，说自己“虽无卫霍功，却称干城将”，但是杨森“用人如积薪，后来应居上”，是不看重他这个老前辈。

罪状之二则有些令人啼笑皆非。某天，两人私下吹牛闲聊，王缵绪问杨森：“督理，你讨那么多老婆，不怕她们争风打架吗？”

杨森嘿嘿一笑，十分得意：“养老婆如养马。要骑，牵来，不骑的话，就拴在槽上，她们要争风打架，我就用马鞭子抽。”

王缵绪后来就说，杨森对待同床共枕的老婆都如此刻薄，还会对部下好吗？

王缵绪对杨森的不满的确由来已久，但杨森却一点儿看不出，还以为王缵绪是个“忠臣”。

王缵绪很会装，他给自己纹身，不过纹的不是左青龙、右白虎、中间一个米老鼠。而是在左臂上用针刺了一个字“森”，然后涂上蓝靛汁，使其渗进皮肤里。

与此同时，王缵绪还命令官兵们每人都得照样刺个“森”字。

针刺自然很疼，可这就叫苦肉计，以此显示他及他的部队对杨森的效忠。

如果不是充分地信任王缵绪，杨森也就不会在出征前赋予其以后防重任。听见王缵绪倒戈的消息，杨森如闻晴天霹雳，一时六神无主，对众人说：“王治易（王缵绪的字）都变了，我还打什么，不打了，不打了！”

见杨森阵脚大乱，刘湘趁势指挥倒杨联军发起全线总攻。

杨森发出通电，说他“非不能战，实不愿战”，把乱七八糟的军队全丢给黄毓成整理，自己则仓皇逃离。

黄毓成率几万主力军被联军包围于嘉定（今乐山市），他主张强行突围。但各将领暗中都已凭借同乡同学的关系，与联军方面牵上了线，均不愿再打仗。黄毓成回天无力，只得躲进峨眉山的寺庙，随各部自行其是，这就是“统一之战”中的“嘉定缴枪事件”。

黄毓成虽是滇将，但因在护国之役中与邓锡侯、刘文辉等人有旧，这些人不仅没有为难他，还专程派人请他下山。

想到自己的所有努力均作东流之水，这位“老陈宫”不由得痛哭流涕，一边哭一边大骂：“子惠（杨森）孺子不可教！”

当着来人的面，黄毓成把他几十年来随身携带的一方翠玉私章掏出砸碎，发誓从此再不做军人，只愿去上海做寓公终老一生。

杨森也脱去军服，换上便装，灰溜溜地离开了四川，来到汉口。就在这里，他遇到了正准备前往上海的黄毓成，杨森又羞又愧，开口闭口不离“斐公”二字，还让手下招待黄毓成住进高级饭店。

不管怎样，他统一四川的梦是彻底破碎了，从此再也不能在川中称王。当时四川流行一首打油诗，说杨森之惨：“回首巫山泪两行。”“统一之战”结束后，按照惯例又得开善后会议了。川人对此早已熟视无睹，均称之为“分赃会议”。

说到分赃，刘湘首先得践诺，也就是答应他先前对邓锡侯、袁祖铭的许诺。水晶猴的比较好办，麻烦的是袁祖铭这个。

四川议会鉴于川战不歇，诸侯割据，一致提出议案，要求将兵工厂改为实业工厂，立即停止制造枪弹，同时禁止各军自由筹款。

不是针对袁祖铭一个人，但袁祖铭最吃亏，因为这意味着刘湘答应他的军饷和枪弹都得打水漂了。

应该说，刘湘事前也没有想到会出现如此变化，但袁祖铭可不管这些，他认为刘湘是故意的，这家伙是想不认账了。

刘湘在成都遭到袁祖铭的暗中监视，最后在刘文辉的派兵保护下，才以扫墓之名避往老家。刘湘一走，袁祖铭也气鼓鼓地返回重庆。他一回去，就占领刘湘公署，并收缴所有在渝川军枪械，此谓“渝变”。

刘湘有家不得归，要动武的话，其嫡系军队大多被隔离在川东，临时收编的杨森部队还不能完全掌握，而邓锡侯这些猴精猴精的人态度又模棱两可，一时他也不知如何是好。

正在顿足之际，逃亡在外的杨森却意外地派人找上门，表示川人应一致对外，他愿意指挥旧部，与刘湘合作驱袁。

杨森是什么样的人，肚子里在打着什么样的主意，刘湘当然比谁都清楚。他曾经想过要喂饱杨森，然而实践证明，杨森就是一现代吕布，他的胃口是填不满的，除非你自己让位下野。

很明显，即将开始的合作又是饮鸩止渴，甚至是引狼入室。刘湘思虑长远，可他麾下的将领们却大多考虑不到这一层，只认为此一时彼一时，若从军事着眼的话，刘杨夹击袁祖铭甚为有利。

段祺瑞指刘湘“能容不能断”，真是一语中的。他明明心里不想让杨森入川，但看到这么多人附议，又怕别人说自己心胸狭窄，局面都如此濒危了，还惦记着原先的仇隙不放。

那就合作吧，刘湘宣布，凡“统一之战”后收编的杨森部队，一律归还杨森，同时在合作收复重庆后，两人可共驻重庆，川东地区也将完全交由杨森驻防。

都说刘湘宽厚能容，真是名不虚传，杨森喜不自胜。

“统一之战”失败，他不恨刘湘，你先进攻人家的嘛，他恨的是袁祖铭，要不是这厮临时投向刘湘，我可不就大功告成了？

1926年3月，杨森到达万县，随即发了一个电报给川军旧部。电文很简单，只有一句话：“我回来了。”

接到电报，杨汉域、范绍增等六支部队即约定日期，迅速假道前往万县，这就是有名的“六部东下”。

当“六部东下”时，袁祖铭丝毫未进行阻拦。不仅不拦，还下令沿途各县为之提供粮草，就差敲锣打鼓迎接了。

原因就在于袁祖铭一直被蒙在鼓里，他并不知道刘杨密约的内情，竟然天真地以为“六部东下”是杨森在挖刘湘的墙角，两人又要准备干仗了。

既然袁祖铭已经和刘湘翻了脸，对这种事他当然是乐观其成，就恨不得能帮助六部早一点到达万县，以便能早一点看到好戏上演。

好戏果然上演了，但不是杨森跟刘湘打，而是杨森、刘湘把袁祖铭夹在中间一顿痛扁。

袁祖铭退出四川时已是鼻青脸肿，成了悲剧的主角。

事情就是如此富有戏剧性，本来道理都在他这一方，可惜此君过于矫情，得理不饶人，结果自己把自己给弄到了灰头土脸的地步。

刘湘先一步到达重庆，众将都提议去万县将杨森接过来。这些武将笨头笨脑，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谋士们可憋不住了，赶紧把刘湘拉出账外并力陈利害：“自古二雄不能并存，杨森真的来了，他的职权如何处置，比你大还是比你小？”

有一句话忍着没好意思说出来：婚前天使，婚后恶魔，你们哪一次不是如此。

刘湘也正为这事犯愁，只是觉得说出去的话，如同泼出去的水，不能不讲信用。当然了，春秋无义战，江湖上混的，究竟有谁真正讲过信用二字呢。但刘湘不同，他跟刘备一样，打的就是仁义礼智信的招牌，自己不能砸自己的牌子呀！

刘备当年其实一心要抢夺人家的产业，可表面还得装正人君子，为此只好一直在四川的大门口徘徊来徘徊去，那个纠结啊。如今的刘湘也陷入了同样的困境，在听完谋士的谏言后仍然犹豫不决。

杨森在重庆等着刘湘派员来迎，可好多天过去了，连根毛也没等着，火了，于是放话出来，说他将率六团之众自己来渝，不要你们接了。

在渝文武百官又来找刘湘了，说你看你看，我们说早点去接吧，难道非得把人逼得下不了台才罢休吗？

刘湘还是举棋不定，不接不好，接又不好，一个劲地问身边的谋士：“事急矣，奈何？”

谋士们开碰头会，再度向刘湘剖析其中的利害得失，刘湘这才下定决心要把杨森拒之门外，可他仍然觉得这话不能从他这个“仁义君子”的嘴里说出来。

按照事前安排，一个谋士在军事会议上发言，说刘杨合作，自然之事也，既然这样，那么重庆的部队既是刘湘的部队，也等于是他杨森的部队，又何必率六个团来重庆呢，这算什么意思？

话音未落，武将们一片嘘声，认为谋士在胡扯。大家都带兵打仗，谁进城上任不得武力护卫啊，尤其杨森这样的纯武将，又不是文人，完全可以理解。

会上刘湘做出一副人云亦云很无所谓的样子，其实心里像被无数猫爪子在挠，暗自着急啊。谋士把刘湘拉到一旁说：“实在没办法了，你要再不出手阻止的话，杨森就真要来了。”

刘湘也知道不能再躲在一边了，这才把面具摘下，以直辖部队全体将领的名义发表电文，把杨森来渝的路给阻死了。

杨森不能来渝，当然不开心，但杨森其人虽刚愎蛮横，却也不是刘湘那种扭扭捏捏、故作姿态的人，换句话说，他如果真要做小人，马上就做了，绝不会把自己打扮成一君子。

杨森去重庆，肯定是要赶刘湘的，这没二话说。不过尽管眼下他又收拢了旧部，然而一掂量，真打起来，未必就干得过刘湘，那还不如顺水推舟，先留在万县做个“万县王”，以后再跟你慢慢计较。

于是，杨森驻万县，刘湘驻重庆，与其他速成系的大小诸侯们共居川东，以成都为中心的川西一带则为邓锡侯、刘文辉等保定系诸侯所居，大家彼此对峙着，川中又进入了新的“春秋列国”。万县乃江边城镇，常有外轮沿江来去。某次，杨森的一个师长在江岸候船，适逢英国商轮路过，就带着几个卫兵上了船。谁知登船之后，卫兵身上的武装便被护航英军给解除了。

这师长为此大丢脸面，回来后便告诉了杨森。杨森闻之十分震怒，拍案大吼：“欺人太甚，奇耻大辱！”

当年不管多厉害的军阀诸侯，哪怕是南方的革命军，再凶再横其实都是窝里横，在对待洋人问题上都很小心。

当然不是真怕了那为数不多的在华洋兵，而是牵一发动全身，得顾及内斗的需要——奉张于日本，南方于苏俄，北方于英美，只要身后的洋大鳄们铁了心支持你，你在国内几乎就是稳赢，敢不敬着哈着吗？

不是说不能得罪，是不能得罪错了。比如，张作霖对苏俄就没客气过，又比如，南方革命军历来的口号是打倒列强，它那列强名单里便只有英美，然而如果翻翻近代史，苏俄侵占中国领土的面积也不在少数……英美对吴佩孚及北洋政府谈不上有多支持，起码不像日俄那样送钱送枪，但在国际关系上毕竟偏向于北洋，那代表的就是一种国际舆论，所以轻易也触碰不得。

这个东西大家皆能意会，仿佛是《红楼梦》里的“护官符”，各个诸侯手里都有一份，杨森自不例外。可为什么说杨森“有勇无谋”呢，他愤怒起来完全不管这一套。

“外国船只在我们中国的内河航行，还要缴中国人的枪，这是什么逻辑？我管你英美日俄，记得别犯在我手里，否则有你们好看！”

1926年8月29日，杨森的宪兵押运盐款，准备搭英轮去万县。他们雇了三只小木船，欲通过小木船将宪兵和装银元的几十只箱子送上英轮。

这艘被称为“万流”的英轮不知有意还是无意，在乘客登岸后，既不等小木船靠拢，也不发出信号，便加大马力驶离，结果所有木船都被撞沉，官兵被淹死四十多人，公款沉没八万多元。

川江江面狭窄，水急滩多，但英国轮船丝毫不顾及中国人的安全，任意加快速度，此前已撞沉过许多木船。现在即便发生了这么重大的事故，“万流”仍然毫不在意，抛下撞沉的木船和落水之人，径直驶往万县。

杨森得报，既惊又怒，赶紧派检查队上船，追查肇事经过。

英国佬哪吃这一套，当即通知停泊在万县的英国海军军舰。英军登上“万流”后，强迫解除检查队的武装，还开枪射击，导致两名中国士兵受了重伤。

英军牛皮哄哄，一挥手，肇事的“万流”离开万县，继续做它的生意去了。海军军舰则卸去炮衣，将炮口对准江岸，做射击状。

“万流”虽离万县，但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杨森另将两艘名为“万通”、“万县”的英轮扣住，不准开动。同时向驻重庆的英国领事提出交涉，要求赔偿损失。

中英谈判，杨森亲自与英国领事谈，但连谈几天都谈不拢，英国人，始终不肯赔钱。

正在这时，杨森从袍哥处得到情报，说一艘名叫“嘉禾”的英轮被改漆颜色，加装机枪大炮，似有劫走被扣轮船的企图。杨森不信，连说：“他敢，他敢。”

话虽这么说，但杨森还是下令沿岸加强监视。

1926年9月3日晚，武装轮船“嘉禾”真的驶来万县，那鬼鬼祟祟的样子，正好与袍哥的情报相印证。

杨森赶紧向被扣轮船调派守军，同时在沿岸构筑掩体，部署防守。

英国人在谈判桌上占不到便宜，一面宣称要和平解决，一面却暗中调兵遣将。1926年9月5日，在两艘英舰的配合下，“嘉禾”突然向“万通”猛冲，强行劫船行动开始了。

陆战队的出击时机经过精心策划，船上的中国守军正在吃午饭，等发现时，“嘉禾”已经逼近。英国海军陆战队员猛砍系轮缆绳，然后用铁钩将被扣两船钩住，企图拉走，同时鸣枪警告，强迫中国守军撤离。

中方坚不肯退，英国人端起机枪进行扫射，当场打死了两名士兵，舱内守军忍无可忍，立即开枪还击，岸上的守军见状也冲上“万通”，与船上守军合兵一处，向英军呐喊冲杀。

对英方来说，这本来是一次“奇袭行动”，然而因为中方早有防备，“奇袭”不成只好交战，谁知这么一打，还打不过。

英军的一位副舰长被打死，陆战队士兵也被击毙多人。还等什么，跑吧。可是因为计划中没有逃跑一项，英军准备很不充分，“嘉禾”又需要接人，两艘英舰顾不上交战，赶紧一左一右上前掩护。

杨森得报，早已亲自赶到江岸指挥作战。他组织水上敢死队，人手一把二十响驳壳枪，两人划一只小船，在英舰的缝隙间穿梭来去，不停射击。

英舰大而笨重，掉头不便，而且由于相互距离较近，还击很是困难，只能被动挨揍。

由于得不到充分掩护，“嘉禾”左躲右避，老是无法靠拢“万通”。英国兵脚一跨，没有跨上船，却失足落进了江里。

江水湍急，江面上又子弹横飞，有的英国兵就这样被淹死了。“嘉禾”旁边的情景真是比电影里的还好玩，两岸围观民众纷纷呐喊助威，拍掌叫好。尽管英国在列强中的排名早已下降很多，但日不落帝国的架子还在，尤其在亚洲，仍然是一副人五人六的样，哪里吃过这种亏。恼羞成怒之下，两艘英舰护卫着“嘉禾”全部退至江心，悍然使用国际上禁用的燃烧弹对万县城内施以炮击。

川军也有炮，但跟新式洋炮相比，已经落伍太多，所以很少能击中目标，只有“嘉禾”挨了两炮。

英舰只顾放炮放得欢，不留神一颗炮弹落进法国教堂，把钟楼给击毁了。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那法国人又岂是好惹的。停在附近江面上的法国军舰马上卸下炮衣，开过来对着英舰突突就是两炮，不偏不倚地正中英舰船尾。

法国炮并非杨森的破烂货可比，英舰上当即冒出浓烟，拉了一声长哨，乘着黄昏往下游溜走了。

在当天的枪战中，英军遗尸十三具，这尚不包括淹毙和被打死在英轮甲板上的陆战队官兵。中国军队亦伤亡三十余人，一名军官小腿受伤，长筒马靴被子弹打穿了好几个洞。

万县民众的损失较大。在英军的火炮攻击下，很多无辜老百姓被炸死炸伤，民居也被焚毁四百余家，这就是近现代史上的“万县惨案”。

1926年9月10日，杨森就“万县惨案”发出通电，在四川乃至全国掀起了对英示威游行的声潮。

杨森向北洋政府请示方略，北洋政府的意见是继续谈判。谈判桌上，英方还是不肯相让，扬言将加派驻宜昌的五艘军舰来川。

杨森以牙还牙，立即决定在长江两岸设置炮兵阵地，并计划在三峡江面上布放水雷——欺负我没兵舰是吧，试试我的火炮和水雷，看是不是吃素的。

布置完后，杨森当众表示：“英人野蛮成性，竟然能干出炮击万县这样灭绝人道之事，幸好被我击退了。倘若再来川反扑，杨某誓当一个不留，将他们灭个干净，以雪国耻而惩强暴！”

万县的某些胆小士绅，害怕英军再来进攻的话，会造成比“万县惨案”更大的损失，都偷偷跑来请杨森对英人服软。杨森把眼睛一瞪：“我死以后，你们再去讲和好了。”

英方说要加派军舰，不过是谈判桌上讨价还价的把戏，见杨森动了真格的，甚至有了要拼命的架势，反而撑不住了，只得求助于北洋政府，以便恢复和谈。

1926年9月16日，北洋政府派代表与英方在军舰上举行谈判，达成了赔偿损失以及英方保证约束英舰等几项协议。

协议有了，英国人便想要回被扣船只和英军尸体，杨森却拖着不肯给，一定要英方先赔他的损失（即沉船部分）再说。

杨森粗中有细，协议上说的赔偿，是说“互相赔偿”，也就是英方须赔中方在“万县惨案”中的损失，但反过来，因为两艘英轮被扣，影响了它的生意，中方也得把这笔钱赔给英方。

不是说怕英国人以后会不认账，而是这乃一笔细账，需要花很长时间来算。可是当时政局变化太快，明天都不知道是谁当家，如何熬得起。再者，中国人的脾气，向来是激动得快发散得更快，你别看现在示威游行，人人脸红脖子粗，没准几天一过，就没人记得这件事了。

杨森很清楚，如果他现在不拿点过来，随着时间的推移，“互相赔偿”注定会不了了之（后来的事实证明果真如此）。

一直拖到年底，英方拖不下去了，不得不先在暗中把赔偿金付给杨森，才领回轮船和尸体。

英国人理应对杨森切齿痛恨才对，可是恰恰相反，他们认为杨森是个勇敢的东方军人，对之又敬又畏。英国海军扬子江舰队司令推度少将一定要见见这个传说中的“杨森将军”，为谋一面，专门请万县的洋牧师牵线，登门进行拜谒。据说还有一位英国高层军官因为仰慕杨森，将他的一只狗取名为“杨森”——不要误会，中西文化不同，老外给狗取人名不是糟践而是尊敬。

杨森曾给所属部队撰写十首军歌，其中一首为：“男儿乘风破万里，最好沙场死。国辱未雪怎成名，宝刀携出征。”

“川中吕布”其实可爱之处甚多，虽然他当时还不知道今后会爆发那场惊天动地的御侮战役，但“国辱”到来时，仍然不假思索地抽出了宝刀，壮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