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黄毓成</b>：字斐章，云南人，同盟会员。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中华队第六期，回国后出任云南讲武堂教官，是朱德的老师。黄毓成曾与顾品珍、赵又新等同为滇军军长，作战深具韬略。唐继尧复出后，黄毓成逃至四川，因他对杨森有识拔之恩，杨森奉其为师，任命他为督署总参谋长。黄毓成协助杨森发起“统一之战”，时人称他为杨森身边的陈宫。

<b>袁祖铭</b>：字鼎卿，贵州人。曾被北洋政府任命为贵州省省长，唐继尧以三省联军的命令，护送刘显世回贵州主政，驱除袁祖铭，他被迫率黔军流亡至四川，成为四川各方都需借助的力量。

<b>王缵绪</b>：字治易，生于四川省南充市西充县。毕业于速成学堂，是速成系的重要成员。王缵绪初为刘湘部下，后刘湘为鼓励杨森脱离滇军，将他拨归杨森指挥。杨森对王缵绪很信任，委任他为师长，“统一之战”时留其镇守后方。

熊克武败出四川后，数杨森笑得最欢。

当时一般人都认为刘湘和刘存厚最有资望收拾残局：一个现为速成系首领，一个曾是武备系核心，两人又都担任过杨森的上司。

早在向成都进发时，有人就问杨森，一旦获胜，“二刘”之间，他会偏向谁。

杨森笑而不答。

那人察言观色，忽然冒出一句：“然则君自主之？”——或者你自己想做老大？

这话只能放在心里，捅出来就难听了。杨森脸红耳赤，立刻跳了起来：“我做第三者，我做第三者！”

“第三者”不是插队破坏人家家庭的那一种，杨森的意思是他用不着附依“二刘”中的任何一方，完全可以成为除“二刘”之外的第三方势力。

你们这帮没眼力的家伙，怎么就知道“二刘”，不知道我杨某呢？

不管杨森有多生气，舆论依然如旧。占领成都后，连吴佩孚给杨森发电报，也问他认为“二刘”之中，谁更有资格成为川中之首。

杨森一边吞吞吐吐，始终说不出个所以然，一边又让他驻洛阳的代表前去吴佩孚那里表忠心，抒壮志。

吴佩孚明白了，是杨森想坐那个位置。

在吴佩孚看来，刘存厚已是人老珠黄，他和那个武备系早就风光不再。刘湘虽有众望所归之势，但正是这样的人才让你捉摸不透，甚至连以后是敌是友都弄不清楚。

真要扶一个人上马，吴佩孚只会扶杨森。他顾虑重重，是因为深知杨森有勇无谋，若贸贸然让其上位，反而可能将其置于危险境地。换句话说，他这还是在保护杨森。

1924年5月，吴佩孚以北洋政府名义，授杨森为善后督理，刘湘、刘存厚为边防督办，邓锡侯为四川省长。看起来，杨森和“二刘”都没能抢到头把交椅，倒是水晶猴成了匹黑马。

其实这是一个暗藏玄机的布局。善后督理拥有统率各路川军的职权，事实上就是以前的督军。在“扶杨抑刘”之后，吴佩孚通过徒有虚名的省长官帽，拉住了邓锡侯，以牵制刘湘。

在吴佩孚的支持下，杨森在成都走马上任。对吴佩孚的布置，刘湘当然很不开心。想想看，若不是他复出督师，根本就不可能打败并驱走熊克武。现在有功而不得奖，倒让昔日的部下反超了自己，实在是既失落又没面子。

不过刘湘同时是一个很能忍的人，既然任命已下，他也不便反对。当下就拿着委任状搬到重庆，来个眼不见为净。

一道搬家的还有邓锡侯。他要搬家不是不满，而是知道杨森的个性——那人从来是说一不二，卧榻之侧不容他人酣睡，跟他在一座城里共事会有的你好受，所以还是搬走干净。

于是，邓锡侯也像过去刘湘那样，在重庆设立省长行营，然后常驻重庆。

大家都躲得远远的，杨森当然知道原因所在。简单，羡慕嫉妒恨嘛。

邓锡侯能做上省长，就该祖庙里烧高香了，这猴子偷着乐还来不及呢，谅来不会再闹腾，不仅不会再闹腾，没准还不会容许别人闹腾。唯一需要担心的就是刘湘。

刘湘这人深不可测，又有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能力，万一心理失衡，带着众人跟你往死里掐，那就不妙了。

外人说杨森有勇无谋，并不表示他没智商，起码怎么拉拢和讨好别人他还是知道的。

杨森当着刘湘的面拍胸脯，表示刘湘在川东，他在川西，两人相互协作，要把四川“吃通”。

杨森近水楼台，坐拥兵工厂和造币厂。自此以后，兵工厂制造的成品，他都会分一半给刘湘，以证明自己说到做到，双方利益均沾。

做了督理，掌握军权后，这个“川中吕布”已经不甘心只当吕布，他要尝尝当刘备的感觉。

杨森提出了“建设新四川”的口号，并大肆招收归国留学生，全都挂上秘书头衔，为他出谋划策。

由于秘书实在太多，已超出正常规模，时人称为“秘书连”。这秘书连倒也不是吃干饭的，他们提出了修建马路等各项“新政”。

成都街道素来繁华，然而从来没有马路这一说，一般市民的思想都很保守。杨森颁令下去，要商户们锯去屋檐，缩进门面，以便好把街道拓宽成马路。可是命令下达后，没人执行。

杨森怒了，好好跟你们讲不听，派军队下去，“强拆”。

商户们见势不好，赶紧公推“五老七贤”去督理署，呈请杨森“缓拆”。

这“五老七贤”都是成都城里的名流，想当年“刘罗”、“刘戴”相持不下时，也要请他们从中调停。历届督军、省长，只要不想跟民间舆论过不去的，也都要给他们三分薄面。

老头们你说一句，我说一句，杨森听到头都要炸了，当即打断他们：“我现在拆一点房边屋角，你们就大惊小怪，说老百姓不愿意。如果我当初进入成都时，放上一把火烧个精光，倒还省了不少麻烦！”

随之暴喝一声：“请你们不要干涉我的建设！”

杨森突然大发雷霆，把自恃德高望重的“五老七贤”都给吓懵了，一个个哆嗦着鱼贯而出。

再没人敢上前劝阻，杨森继“川中吕布”之后，又得一诨号：蛮干将军。一位文人在小报发表对联，讽刺这位蛮干将军：“民房早拆尽，问将军何日才滚，马路已捶平，看督理哪天开车。”

四川俗语中的“开车”，跟滚差不多。

可是功过这东西，很难随便定论。正是有了“蛮干将军”的蛮干，成都才开天辟地，拥有了历史上第一条马路。这条马路十字交叉，中间还辟有街心花园，在当时称得上新颖别致。马路修成后，杨森专门请一位前清举人为其题名，这就是现在成都最繁华街道“春熙路”的由来。

杨森天生喜欢新潮事物，他的“新政”里面包罗万象，都是破旧立新的内容。杨森让人把这些内容写在木牌上，然后钉在人们能看见的电线杆、树木和墙壁上。

杨森版标语颇有特色，因为前面一律要加一个“杨森说”——“杨森说，禁止妇女缠足！”

“杨森说，不准蓄指甲，蓄指甲的行为既不卫生，又说明你懒惰！”

“杨森说，天天打牌，会把壮汉打死，但天天打球，可以使弱者变壮！”

“杨森说，夏天在公共场所赤膊是不文明行为！”

……这些标语可不是摆着看看，供人一乐的，杨森有巡查队在街上负责巡查，对照杨森语录，谁要违反，就得拉到一边打手心。

成都乃封闭老城，那些上了年纪或思想保守的人免不了在背后唾骂杨森，说他吃饱了饭没事做瞎折腾，倒是很多年轻人对杨森崇拜不已，认为他做事有魄力，敢想敢干。尤其是杨森在施行“新政”时，真的是六亲不认，什么“五老七贤”，就算你是达官显贵，是他亲戚，他都毫不买账。

杨森干得很起劲，但能供他改天换地的地方实在太少。除了成都，只有极少几个县，也就是他的驻兵防区，这让他十分不爽。

不行，我要统一四川，做真正的蜀中王。统一对诸侯们而言最为敏感，最后免不了还是要大打一场。杨森命令兵工厂加班赶制武器，本来一天能造一百支步枪，人为增加到一百五十支。此外，他又让造币厂铸造成色较低的银元和铜元，同样是为了多凑些军费。

银铜元还好，反正是拿去蒙老百姓的，一时半会还能糊弄过去，武器不好就有人骂了——由于超出生产能力，很多步枪机件粗糙，让基层部队感觉是领了一根根擀面杖。

重要的是可以招兵买马了，仅仅半年之内，杨森所部便急剧扩展至十五万人。人越多，粮饷越紧张，“擀面杖”又不能当饭吃，杨森那狭小的防区渐渐难以承受，他只能实行“饥兵政策”，勒紧裤腰带干革命，时人谓之：“官长领衔，士兵吃米。”虽然饿不死你们，但工资已被减到极致。

再不“统一”就得去要饭了。杨森自己也迫不及待，当下面反映枪支简陋时，他便说，等我统一四川后，再造好枪换给你们。

对如何干掉那些大大小小的诸侯，杨森肚子里自有一本账，无非是自然界的通行规律，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先拣那些看起来最弱的灭起。

在此之前，大鱼自然是碰不得，比如刘湘，甚至由于他在速成系中的影响力，最好还得跟他打好招呼。

1924年秋，刘湘因回老家扫墓经过成都，杨森遂与之协商，提出要合作统一四川。

杨森的这篇文章早有铺垫，他拿出的那一半枪可不是白给的，刘湘也爽快地答应了。最后两人定下的策略是，由刘湘负责监视和牵制重庆附近的诸侯，杨森则就近向“保定系”里的小诸侯开刀。

第一个屈死鬼是刘斌，他就是那最小最弱的虾米。

刘斌的防区跟杨森离得很近，杨森于他而言，就犹如一只眦着利齿的超级大鳄，时刻都可能冲过来将他一口吞掉，光瞧着都肝颤。为此，他不惜百般讨好，不仅亲自到成都和杨森换帖子拜把成兄弟，还主动把部分防地让给杨森，以求苟安，可这些举动并不能真正打动杨森，因为他要的是全部，不是部分。

杨森先找了个借口，免去刘斌师长一职，随后便向其发起进攻。刘斌自然不是杨森的对手，很快便如丧家之犬一样逃走了。

最惨的还是沿途无人敢收留这只“犬”，就连邓锡侯都不例外，自己不出面，仅派他的部属以保定同学的关系敷衍了一下，就把刘斌给打发掉了。

刘斌无奈下野，接下来的小诸侯也无一是杨森的对手。有人明知打不过，就把自己的地盘许给大中诸侯——反正自己守不住家业，索性来个隔岸观火。

那些大中诸侯开始还很高兴，兴冲冲赶来，旗子都插上了城头，一看杨森大兵杀到，马上卷旗溜走，根本就不敢和杨森抗衡。

只有一个人还有与杨森一争的实力：刘湘。

刘湘曾与杨森约定“合作统一”，但现在已撕破了脸。

杨森不仅勇武上与吕布相像，在其他性格特点上双方也有得一拼，比如喜好美色，比如小家子气。

杨森在观念上追求新潮，非常“崇洋”，认为什么东西都是老外的好。他配有英文秘书，平时喜欢穿西装，吃西餐，还拥有一个英文签名。就连子女要学中国乐器，他也反对：“那有什么学头，比如胡琴，就是瞎子算命要饭的东西嘛。”

杨森说，要学，得学外国的，比如说钢琴、提琴、黑管、长短号，那才叫艺术。

老祖宗的东西，杨森大概就热爱一种，在这方面他跟韦小宝倒很有共同语言：娶老婆。

在川将之中，杨森以老婆多、子女多出名，究竟有多少，他自己有时也弄不清楚，反正是“老婆成排，儿女成连”。

当年川中有一名媛，叫胡兰畦，乃袍哥之女，本人也才貌双全，身后自然是追求者云集，长长的名录里，据说还包括大名鼎鼎的陈毅陈老总。

胡兰畦的性格跟女作家丁玲类似，明明是文小姐，偏要做武将军。杨森因“崇洋”得比较彻底，很得当时年轻人的追捧，胡兰畦也是其中之一。杨森就利用这位女粉丝为他搜集军事情报，并许诺，一旦他打下成都，就送胡兰畦出国留学以为酬谢。

最后成都打下来了，杨森却对酬谢一字不提，反而通过老婆牵线，说想纳胡兰畦为妾。

胡兰畦又羞又恼，说：“我到你们家来算个啥子？我父亲是大袍哥，袍哥的女儿是不给人家做小老婆的！”

既贪色贪利，又悭吝小气，杨森本性如此。当初，他答应从兵工厂分一半枪支给刘湘，实在是迫不得已，犹如剜心头肉一般。

想想不甘心啊，杨森先在成品上做手脚，武器出厂时，质量较好的枪支上会烙一“a”字，由他提留自用，品质较差，粗陋一些的就扔给刘湘。这还是可以理解的，到后来，干脆就食言自肥，吝而不与了。刘湘领不到枪支，还纳闷呢，派了个参谋长来成都索取，杨森没好气地回了一句：“刘湘不是有自己的防区吗，为什么跟我要？”

来人也是个一根筋，说我们有过口头约定，你不能毁约啊。杨森闻言勃然大怒，啪啪便是两耳光，然后将其推倒在办公室的地上就要揍。经幕僚上前劝解，这个参谋长才得以抱头鼠窜而去。

刘湘起初同意杨森“合作统一”，除有让杨森做“超前清道夫”的打算外，杨森肯分他枪支，也是情面上必须考虑的重要因素，杨森的“过河拆桥”使双方的关系日趋破裂，逐渐开始针锋相对。

杨森有背景，刘湘也找到了自己的后台：段祺瑞。

段祺瑞虽以下野姿态寓居天津，但刘湘很清楚此老的潜力，为此专派特使前去拜访。

一见面，段祺瑞首先问特使：“四川人才以谁为最？”

特使自然要抬举自己的“主公”，于是回答：“川中人才实在很多，不过像刘湘那样大度包容的，只有一个。”

特使要表达的意思是，四川的诸侯尽管多如牛毛，如今风头最劲的也不是刘湘，然而刘湘能容得下这些人，所以他才会成为最后的王者。

段祺瑞沉吟片刻，答道：“能容不能断，此一大病。”

每个人都是对方的一面镜子。段祺瑞执政，如他的姓氏一样，以刚愎著称，擅长于“断”，而这正是刘湘的弱点和不足之处。

刘湘就像刘备那样，有时表演太过，魄力不足，往往会因此错过时机。段祺瑞怕就怕刘湘重蹈覆辙，演出当年皇叔取蜀时优柔寡断的那一幕。

当年段祺瑞把赌注放在刘存厚一人身上，可是刘厚脸犹如刘阿斗，总是扶不起来，枉费他一番苦心，如今务必要慎重一些了。

尽管段祺瑞仍不放心，但事实上也只有刘湘这里能下注了：刘存厚已成废人，杨森又投了吴佩孚，剩下的大多是小泥鳅，翻不起大浪。

段祺瑞肯收刘湘为将，是因为他正蓄势复出。

1924年10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结束，吴佩孚南逃，段祺瑞以临时执政名义主持国事。一朝天子一朝臣，随后便是对四川的人事调整，其中杨森为“四川军务督办”，刘湘为“川康军务督办”，邓锡侯被免去省长职务，专任师长。

任命一下，杨森无动于衷，认为督办跟督理没什么区别，不管是“办”是“理”，地盘都得靠自己去抢，于是想也不想就在成都就任了新职。

邓锡侯则认为自己白“忍”了。之前杨森大动干戈，他之所以一直束手束脚，连保定系的小弟弟都不敢收留，说到底还是舍不得他的省长乌纱帽。现在把猴子的帽子摘掉，他可就又要恢复原形了。

他们都不知道，这份调整方案，正是出自于刘湘的手笔。

杨森认为没区别，其实区别大了去。在职权上，这两个督办很难划分，实际就把刘湘提到了至少与杨森相当的地位，他可以和杨森平起平坐了。至于免掉邓锡侯的省长，毫无疑问就是要解放猴子的思想，卸除他的包袱，使其能舍得与杨森一搏。

要说阴险，还数刘湘最阴险，川人对此有评语：“邓锡侯奸而不雄，杨森雄而不奸，刘湘又奸又雄。”尽管杨森通过灭掉一些小诸侯，使防区得以大大扩展和延伸，但一打仗，所需粮饷马上成倍增加，财源问题又变得严峻起来——要知道，即便造币厂能够滥竽充数，以次充好，毕竟你还得提供用以制造的银铜材料吧。

钱，得找钱，杨森两眼发红，看上了自流井盐税。

自流井盐税是民国年间四川最大的财源，每年都达千万元之巨，远超其他一切税收，原为刘湘的叔父刘文辉所控。

要取自流井，必然要与刘湘为敌，这是肯定的，但杨森已顾不得这许多了。在他出兵取下自流井后，刘湘果然大受震动，并发电报质问，杨森就轻描淡写地回了一句话：“饥军就食，别无他意。”穷极了，弄点饭吃吃，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

你这个饭是抢别人的，刘湘当然要大惊小怪了。他立即密电段祺瑞，段祺瑞随后电令杨森交出兵工厂和盐税，随调入京，并授命刘湘“秉公查办，严行制止”。

杨森根本不予理睬，他自恃有钱有枪，要在川中横扫一切：诸侯不论大小，我给你们来个全灭。

原先杨森对“统一四川”并没有明确蓝图，也就是摸着石头过河，打到哪算哪，但这时他账中多了一位一流谋士。

此人叫黄毓成，滇军名将，是尹昌衡、罗佩金、刘存厚的陆士六期同学，曾任云南讲武堂教官，给朱德当过老师。早期滇军中有“四气”之说，即蔡锷的“骨气”、唐继尧的“福气”、罗佩金的“二气”（意谓傻气，跟现在的“二”差不多），属于黄毓成的是“勇气”。

缘于在决定是否讨袁之前，唐继尧犹豫不决，众人也多持观望态度，黄毓成当即说，要么讨袁，要么把我毙了，别无他法。在黄毓成以死相谏的勇气感召下，唐继尧才下决心呼应蔡锷，加入护国运动，遂成滇军之名。

对杨森而言，黄毓成则是恩公。当年，正是他把杨森从俘虏堆里叫了出来，又加以照顾和提拔，甚至没有黄毓成的鼎力推荐，杨森也不可能被赵又新所重用。

黄毓成跟顾品珍他们是一拨的，唐继尧复出后，黄毓成自知难免，就跑到四川来找杨森。

因为杨森曾杀掉赵又新，所以外界觉得他忘恩负义，黄毓成到川也是抱着试试看的念头，若杨森肯念旧恩旧情，就助他一臂之力，反之则另投他处。

那时杨森正在发愁，他的“秘书连”全是留洋学生，修马路搞新政在行，唯独不懂打仗，身边缺乏高人。黄毓成一来，让他眼前一亮，立刻待之如上宾，不仅一口一个“斐公”（黄毓成字斐章），还再三推黄毓成高居首席。

黄毓成素知杨森个性，什么时候把别人放在眼里过，如此礼遇，令其大受感动，遂决定留下来，在辅佐杨森削平群雄，统一四川后，再组织“定滇军”打回云南。

意外中得高手相助，杨森也欢喜雀跃，专授黄毓成为督署总参谋长。

杨森勇武有余，缺的就是智谋，现在终于有人帮他来填这个坑了。

1925年4月12日，杨森发起了四川历史上著名的“统一之战”。

在战事的第一阶段，杨森依黄毓成之计，采取远交近攻兼分化拉拢的办法，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即接连击败了刘成勋、赖心辉、刘文辉等各部，占领七十二县，部队规模也进一步扩大，达到了胜利的最高峰。

在这一阶段，黄毓成的计谋相当务实有效。当杨森出击时，各个诸侯都互不支援，尽看别人的西洋镜。赖心辉气得不行，发求援电时张口就骂：“衮衮诸公，盘盘大才，拉我上去，一个不来，我若垮了，你怎下台？”

被杨森打垮的，可不是刘斌那样的小虾米，全是大鱼大虾，接下来矛头便直指刘湘。

面对杨森的步步进逼，刘湘急忙派人前去议和，但杨森置之不理。

刘湘在做了“主公”之后，已不会也不可能再像“刘莽子时代”那样亲自上阵搏杀，他最擅长的也由力战移到心计。讨饶不成，他只好采取打进去拉出来的策略，利用速成系的关系和影响，转而策动杨森的部下，分化其内部。

这一手相当有效。

当杨森邀请众将讨论下一步作战方案时，黄毓成提出，应继续采取分化瓦解之术，即以消灭刘湘为重点，同时拉拢邓锡侯和袁祖铭。

袁祖铭就是那个流亡黔军的头目，在黄毓成看来，即便邓、袁作壁上观，只要不参与刘湘一方，打刘湘就没有问题。

当然你要拉拢人肯定得有代价，在这个节骨眼上，代价还小不了，蝇头小利人家是根本看不上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