滇军自以为是，跟在后面的黔军也不得了，刘存厚、熊克武的先后败走麦城，使滇黔军变得更为嚣张，在他们的控制之下，川人几乎变成了下等人。

一个川省记者悲哀地写道，从前说起西南，总是川滇黔，后来变成了滇川黔，如今应称为滇黔川。

然而正是这一现状，令四川政局率先发生了变化。

实业团引狼入室的初衷，其实与当初熊克武借滇黔军之力驱走刘存厚一样，都是为了达成目的不得已而为之。熊克武既败，他们就要站出来主张四川的权益，唐继尧哪里会予以理睬，于是他们也就自然而然地灰了心丧了气。 实业团的转舵，代表了四川中上层社会的舆论走向。曾参与驱熊的川军将领举办茶话会，邀请本地士绅参加，士绅代表当场就说：“我们希望各军能把川土收回，甚至于带兵直捣昆明、贵阳，叫他们还我们的银钱！”语毕，在座士绅掌声雷动。

这些川军此时其实也早存“驱滇”之心——驻川的滇黔军高高在上，对川军十分藐视，几乎把川军当成了“伪军”。川军士兵因此不仅不愿佩戴联军总部要求的红边帽，而且对“红边边”也极度仇视。

兵倒霉，官也跟着受冷遇。凡参加过“刘罗”、“刘戴”及“三国大战”的川军部队，都被联军总部另眼相看，导致师不能升军，旅不能升师。

旅长升不成师长，他的团长自然也就升不成旅长了。旅长回去做团长的工作，那团长一听大怒：“旅长为人淡泊，很好，不过你不能要求我们这些部下都有这样的境界。弟兄们出生入死，为的是什么？还不是为了升官！”

从官到兵，都有了造反的心。熊刘“驱滇同盟”的旗帜一打出来，便人心所向，原有川军纷纷加入。

这是一个很松散的同盟，有的部队一家就拥有两家的番号：刘存厚给一个，熊克武也给一个，当然他们既不受刘存厚指挥，也不归熊克武调遣，都是各打各的。

这样的同盟军，在军事上的缺点显而易见，那就是打仗时会各自为战，导致步调不齐，无法把手指攥成拳头。

顾赵都是战场上的老手，对此看得真真切切，因此最初都没有把川军的集体反攻当一回事，但他们没想到镜子还有另外一面。

这一面，不是缺点，是优点。

在“为桑梓而战”的口号激励下，川军各部人人争先恐后地向前，“驱滇同盟”的雪球越滚越大。

1920年10月，四方川军得以会师成都，仅集中于成都的，就达到五十三个营，约合十三个旅。

顾赵这才急了，他们有了一种站在堤岸上看钱塘潮的感觉。

到底是打惯了硬仗的老将，二人随即将滇军主力集中于成都附近的龙泉山。此地有一天险，名为张飞营，相传当年刘备坐镇成都时，张飞即屯兵于此。张飞营四周都是岩石，仅有一条小路可以上山，山顶则地势平坦，可以建立防守阵地，绝对是易守难攻。

顾赵要在张飞营与川军决一死战。这是他们窥破了“驱滇同盟军”的第二个致命弱点：得胜时自然争先恐后，恨不得满地拾军功章。然而一旦遭遇挫败，往后撤退时同样会争先恐后，而且互不相救。

川军看似气盛，不过那是在没吃苦头之前，只要凭籍张飞营之险，击溃川军得力的一部，其余部队将会顷刻瓦解。就像一只气球，再涨得鼓鼓，一针扎上去也就解决了所有的问题。

龙泉山之战被滇军视为关键性一役，自然是全力以赴。经过九昼夜的血战，滇军死伤枕籍，下级军官基本打光了，中级军官也损失不少，但坚持到了“最后五分钟”。

九天九夜，川军中攻得最猛的部队相继折戟，在“最后五分钟”内，川军果然开始溃退，并再度被滇军逼回成都。退入城内后，各部队颓丧已极，完全陷于纷乱之中，连担任前敌总指挥的刘湘也唉声叹气，拿不出任何办法。依靠战将之谋略，滇军终于反败为胜，顾赵都相信，攻下成都指日可待。

假如没有成都，可以想见，川军早已士气瓦解，有的要畏战逃跑，有的要保存实力，但正是因为有这座城市在，本土乡情又突然激发起了川军的斗志。

熊克武和刘存厚在“驱滇宣言”中声称，此次出兵“纯为义动，非为利争”，但从他们自己到下面的官兵，心里其实都明镜似的——哪有那么高尚。保卫桑梓的“义”不能说一点没有，不过主要还是如那位川军团长所言，“名为义动，实为利争”。讲穿了，士兵要生活，将领要升官，不然凭什么出生入死，谁的命不是命啊？

当面临山穷水尽，成都在最危难的时候庇佑了本土军队，背靠着坚固的城垣，他们才真切地感受到了那种能将他们凝聚在一起的力量。

成都士绅站在川军一方，除发动各街民团上城墙协助正规军守城外，还分头给川军各部打气。

某士绅讲了一番川军若守不住成都，四川将有亡省之痛的道理，然后振臂高呼：“我们成都人誓与滇军不共戴天！”听他讲完，带队司令官当场痛哭：“吾川存亡，在此一举，本司令抱最后决心，非人亡弹尽，决不舍弃成都。”

场下官兵尽受感染，无不齐声高呼：“以死保我四川！”

这一刻，他们的感情是真挈的。

感情点燃了激情，川军鼓足勇气，不惜与滇军展开肉搏，拼死保卫成都。

成都连日不下，大出顾赵意料之外，他们的处境变得尴尬起来。一方面是攻城战可能旷日持久，不知道哪一天才能攻下成都，另一方面成都以外的川军已从侧后袭来，此时滇军尽抽主力于龙泉山前线，后路十分空虚，其受到威胁之大不言而喻。

赵顾决定改变作战计划，撤出龙泉山和张飞营，以便收缩战线，整军再战。

退是为了更好的进，但问题在于，当一个人元气大伤的时候，绝不能轻易言退，因为一退，你就可能停不住了。

一个守山，一个攻城，都是苦战，滇军就这样整整熬了半个月，一天都没有好好休整过，早就疲惫不堪。而守城川军则是以逸待劳，吃饱了饭，养足了精神，在这场追逐赛中占尽优势。

川军发力猛追，沿途都可以见到落伍的滇军，他们实在太困太乏了，倒在地上就呼呼地睡了过去，川军不用作战，就俘获到了大把大把的滇军。

两手劈开生死路，现在留给川军的是生，留给滇军的是死。

顾赵的整兵再战成为最大的失策。当川军追到泸州时，滇军已然陈尸遍地，有的甚至是人马俱毙，死人俯卧在死马之上，其状甚惨。

赵又新在突围时被击毙，尸体抬回军部时，门口一对红纱灯笼还亮着。

川军收复泸州后，标志着西战场已以川胜滇败告终。接下来，川军又继续分道穷追，进入以重庆为中心的东战场。后来的共和国两大开国元帅当时均各为其主：刘伯承任川军团长，为熊克武的部下；朱德任滇军旅长，为赵又新的部下。民间盛传两位元帅在东战场pk，刘打败了朱，朱德逃回了云南。

实际上，滇军自丢失泸州起，就失去了再战的能力和意志。顾品珍在从龙泉山撤出时，下属向他进言，说我们进行的都是不义之战，也不知道究竟要打到哪一天才能止，不如返回老家，关起门把云南治理好，踏踏实实地过点日子。

顾品珍听后微笑不语，这是因为他仍以为自己握有胜算，根本没想到会一溃如斯。顾品珍虽未像赵又新那样死于阵前，却染上了重病，导致卧床不起。

顾品珍面容憔悴，他的眼前全是战死于荒野的滇军，这些云南子弟兵曾跟着蔡锷参加过云南起义和护国战争，可是热血换来的荣誉以及宝贵的生命，就这样因为上层某几个人的私利而扫地以净。

我们进行的确实是“不义之战”，我们要回家。

能与川军在东战场继续角力的是黔军。黔军向来都是跟着滇军混，滇军退走，黔军一对一根本就打不过，很快，滇黔军残部就都退往贵州，自此再无力入川。随着滇黔军共同“侵川”的历史结束，四川完全收回了原先由滇军占有的自流井盐款。

四川曾经是一块人人可以食用的大饼，除了滇黔军，入川占地盘的还有豫鄂两军。这次川军一并将他们赶出了省。客走主留，不过问题是大厅里的主人不止一个，起码有两个。

刘存厚和熊克武都是“督军”，区别只在于一个由北方政府任命，一个由南方政府任命。刚刚起兵“驱滇”时，他们曾相约在胜负未决之前，均不使用督军名义，但是随着胜利渐露曙光，两人就开始争着封官许愿，并都竭力标榜自己才是正宗的督军。

按照事前商量好的入驻方向，刘存厚驻成都，熊克武驻重庆，各挂各的牌子，刘存厚的官署叫“四川督军公署”，熊克武的官署名称连一个字都不差，如此一来，两个“正宗”就势必要打起架来。

打这个架，熊克武明显吃亏。

北方政府虽然也内讧不断，却比南方政府还稳定一些。相形之下，南方更乱，原来的广州军政府没撑多久，就被支持孙中山的粤军给推翻了，孙中山即将上台——只是可能，因为下一届军政府组成还不知道是什么时候。

熊克武感到非常彷徨。事实上，在告别“驱满”时代后，像熊克武这样无所适从的革命党人不在少数，他们都不知道到底应该跟着谁干好了。初任四川督军时，熊克武在就职通电中曾称北平政府的首脑为总统、总理，并非无意之失，实际上是一种暗示和试探，可惜段祺瑞不领这个情，他只认刘存厚，不认熊克武。

此后，熊克武又悄悄地派代表去北平找“总统”徐世昌，徐世昌倒有意接纳他，不幸的是徐总统在北平政府的处境没比前几任好多少，他们都得听段祺瑞支配，自己完全做不了主，熊克武想重投门庭的希望落空了。

这次南方军政府的倒台，给熊克武带来了双重打击，他真正到了无枝可栖的境地。

那段时间，最为糟糕的事，每天都在熊克武周围接连发生。他不再相信好运到来，不再相信能傍到大款，“川省自治”就在这时候提了出来。

南北双方，我谁都不靠了，至于你们承认不承认我，也毫无关系，反正我又不靠你们活着。

这当然是一种无奈。在刘存厚看来，熊克武已经成了没人要的弃儿，只不过憋着心思不想让他看见而已。

“自治”？村长还能封自己做国王呢，真会瞎掰。

刘存厚快乐得像只上蹿下跳的猴子，要说靠山，还是我的靠山硬吧。

不过得意归得意，刘存厚表面上还得在别人面前装出一种饥汉子不知饱汉子撑的神情：唉，我这个正宗督军事情多，忙不过来，要不请“川边镇守使”来帮帮忙？

“川边镇守使”指的是熊克武，那是以前北平政府封给熊克武的官儿，只不过熊克武嫌小，从来没受领过。刘存厚以正宗自居，他从来不称熊克武为督军，仅呼“使”。

在熊克武不知情的情况下，刘存厚给北平政府发去密电，要将熊克武“提升”为省长，他认为这样就算招抚了熊克武：你落魄了，我还拉你一把，这是什么魄力，什么情怀？

这时的北平政府总理为靳云鹏，当然拥有实权的还是“太上总理”段祺瑞。靳云鹏心思缜密，知道熊克武自视甚高，怕反而因此惹怒熊克武，所以一时决断不下。

刘存厚还挺上心，又让吴莲炬在靳云鹏面前扯了个谎，说这件事已征得熊克武部下的同意，熊克武本人也巴不得呢——混得那么惨，偶尔给他一个笑脸，都乐得屁颠屁颠的，更别说高升为省长了。

靳云鹏信以为真，很正经地向四川发去明令，授熊克武以“四川省长”。

刘存厚以为下一钩吊住了熊克武，没想到熊克武接到电令后，脸腾地就红了，是那种羞愤到极点的红。

太伤自尊了。

什么狗屁省长，这是在侮辱我的人格！

熊克武把不开眼的北平政府称为“非法政府”，那份任命电令“滑稽太甚”——简直太可笑了，你们发布这样的电令前，为什么不仔细瞧瞧我熊某究竟是何等人物？

给熊克武这么一堵，刘存厚颇有一种搬起石头砸了自个儿脚的感觉。这姓熊的好不解风情啊，换别人能活两辈子的事，到你大概一辈子就完了，我推荐你当省长是提拔你，有人削尖脑袋想当，我还不让呢！

这话说得也是。当初无论罗佩金还是戴戡，若有一个这么关照他刘存厚，最后也就不至于弄到要撕破脸大打出手的地步了。

可是价码这东西其实每天都在变，今天跟明天是完全不一样的。假如刘存厚肯设身处地想一想，现在如果再让他当个省长或者会办什么的，他会愿意吗？放在熊克武身上，是一个道理。

除了熊克武，其他人也不满。紧跟在熊克武后面的，是刘湘，刘存厚将他提升为“重庆护军使”。刘湘则认为，以他在“驱滇”中所取得的军功，完全是省长的料，到头来竟然还是个“使”，有什么意思。

更不用说还有那些没轮上提干的。刘存厚兴冲冲地封官授勋，以为是在种一盆盆养眼的鲜花，没料到点燃的是一盆盆越燃越旺的火苗。

还是得比膀子熊克武带头发出反对通电。继他之后，由刘湘领衔，川军将领发出联名通电，对刘存厚表示反对。在这封通电中，但懋辛这样的熊氏嫡系自然是一个不少，全部榜上有名，让刘存厚感到特别吃惊的是，里面竟然还有他的部将，这等于是在搞窝里反了。

在通电中，熊克武再次祭出他的“川省自治”法宝。为了带头实践，同时表明不贪慕官位，他索性把头上的“四川督军”帽子给摘掉了，方式是辞职，当然是自己辞职，自己批准，因为广州军政府早就不存在了。

川军将领群起响应，都嚷嚷着要搞“川省自治”，并限刘存厚于五天内作出答复。

可怜的刘存厚在这些将军中根本就没有什么督军的威风，众人对他皆嗤之以鼻：当个屁大的官，就当自己是孙悟空了，你就是一弼马温！

刘存厚蔫了，先前的美好感觉荡然无存。“川省自治”这四个字犹如太上老君的金刚琢，刘存厚被这劳什子砸得头晕目眩，脑子里就没整个的画面，全是零零碎碎的东西。不过有一点他至少是拎得清的，那就是他的靠山是北方政府，只有依靠北方政府，他才能挟天子以令诸侯，也才能控制全川。假如脱离北方，在实力如此薄弱的情况下，必将陷于孤亡境地，乃至于被立马灭掉都有可能。

想到这里，真是一头冷汗。这些川军将领原来既没当他是孙悟空，也没当他是弼马温，就当他是一老鼠，张着个笼子，正等他钻呢。

能钻吗，当然不能，可是不钻的话，打你就没商量了。

刘存厚无奈之下，只得施出拖延战术，即一面说“川省自治”没有错，但是另一方面又说，川省刚刚“驱滇”，还有一大堆善后工作需处理，必须等处理完才能实施。

熊克武名为下野退居幕后，其实正是这场戏的总导演，他一直握着大棒盯着呢。想耍花招？做梦吧你。

熊克武直截了当地给刘存厚发去电报：“川局安危，在兄一言决之。”

不过一句话的事，吞吞吐吐，扭扭捏捏的干嘛。

这是最后的通牒。刘存厚急了，他也顾不得北方政府的感受，慌不迭地就成立了“四川省自治筹备处”，并拉来名流做处长，表示自治已经开始。

管你开始不开始，就跟护法时候一样，熊克武手里那根大棒是注定要砸下去的，这跟刘存厚是不是肯进笼子没丁点关系。

1921年2月18日，“下野”的熊克武与但懋辛、刘湘等联名发出通电，给刘存厚罗列了十宗罪，其中之一赫然就是“阻挠川省自治”，全不顾人家那里自治已经开张了。

此时川军正好分成三大集团，但这三大集团并非可以鼎足而立，其中第一军由但懋辛负责，实际由熊克武遥控指挥，第二军是刘湘所部，这两支军队皆实力雄厚，兵强马壮。第三军原属刘存厚，可是刘存厚一个不留神，第三军竟然临时“变节”了。

熊克武和刘湘会拉人，刘存厚也会拉人，他想拉刘湘的人。自然大家都是封官许愿那一套。不料刘湘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来了个提前识破，并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将被刘存厚暗中收买的对象给扣留了起来。

仗还没怎么打，胜负已各有归属。三个军合起来打一个刘存厚，这刘存厚纵有三头六臂也对付不了，而实际上他还是个残疾人：回川后，虽然也招抚收编了一批人马，但多为草头班子，拿的枪还是土造毛瑟，根本打不了硬仗，第三军反戈相向后，基本就没什么反击能力了。

1921年3月22日，刘存厚自动下野，离开了成都。

还是得比膀子，膀子一比完，就什么都出来了。熊克武膀子粗，他的下野就是假的，刘存厚膀子细，他的下野则如假包换。

要去的地方，还是陕南，半年前怎么离开的，半年后又怎么回来了。对这条逃亡奔命之路，刘某早已是驾轻就熟。回去后，陕西人照例还会骂，还会唾弃，可是都厚着脸皮忍忍吧，因为实在无家可归了，川人遂送刘存厚一个诨号：“刘厚脸”。

把刘存厚赶走，熊克武松了口气，下面得轮到他唱戏了。

在把北方政府发放的乌纱帽弃之一旁以及“驱刘”之后，跟北方政府之间也就彻底弄掰了，新的南方政府又没成立，所以仍然必须将不南不北的“川省自治”进行到底。

一个省自治，太孤单，也很容易成为众矢之的，如果能找个邻省一起搞，别的不说，起码可以用来壮胆，这就叫“联省自治”。

邻省里面，滇黔是世仇，暂时没办法考虑。湖北督军王占元出自北洋，理所当然不肯脱离北方政府，熊克武游说半天也没效果，于是转向湖南督军赵恒惕。

赵恒惕是老同盟会员，参加过辛亥革命和“二次革命”，与熊克武是党内同志，同时他也有自治的想法。

两人可谓一拍即合。

四川、湖南要联省自治，独有湖北不肯，熊赵二人自然对湖督王占元十分不满。正好湖北人也不喜欢这位王督军，他们成立了自治军，并派代表到湖南求援，要借邻省之兵里应外合，将王占元驱逐出去。

作为川人，熊克武要抵制滇黔“侵川”，但作为一个耐不住寂寞的武人，他心里也未尝就没有让川军向外发展的念头，这不正是好机会吗？

早就看姓王的不顺眼，如今还有人上门来请，那就别客气，咱们合起来打他丫的！1921年8月，熊赵计议已定，川湘合力打响“援鄂之战”。按计划，双方各出五个混成旅，但是由于长江水涨，影响了交通通讯，熊克武从湖南发出的密电，迟了五六天才到达重庆，加之出现了一些其他因素，致使川军出兵晚于湘军，这为北方强人创造了机会。

这位强人就是吴佩孚，现在的北方政府实际由他做主。

在吴佩孚行动之前，湘军已经动手，其先头部队距离武昌仅百余里。王占元惊慌失措，赶紧学着刘存厚，发出通电，称要“顺应自治潮流”，然后就逃命去了。

王占元一逃，吴佩孚立即另立督军，并亲自赶到武汉，对湘军发起反击。吴佩孚是用兵高手，赵恒惕哪是他的对手，很快就被逼回了长沙。

吴佩孚胜利在望，但他却在这时候通过英国人出面，提出要与赵恒惕谈和。

赵恒惕怕就怕北洋军乘胜追击，那样他连长沙老巢都待不下去，根本没想到对方会伸出橄榄枝。那还等什么，赶紧在和约上签字吧。

吴佩孚肯放湘军一马，并不是因为心慈手软，而是为了回过身来对付川军。

川军已经晚了一步，到奋起直追，进入鄂西门户宜昌时，却又受到另一股力量的干扰，以致于始终无法与湘军合兵一处，对吴佩孚实施夹击。

这股力量，来自于长江军舰上的老外。

战争一起，这些国家为了监控战场状况，保护可供他们使用的沿岸码头，晚上便用军舰上的照明灯指向陆地，还向阵地上空发射照明弹。

川军作战，擅长于“摸螺丝”，也就是夜袭，给洋鬼子这么一照，一切全瞎，想袭也袭不成了。不仅如此，川军士兵从来没有见过照明灯、照明弹这些洋玩意，以为是什么高级武器，被吓得惊恐万状，混乱不堪，成了“援鄂之战”中的大笑话。

国人见国人，谁也不怕谁，但大家无一例外都惧洋人。见川鄂两军相持不下，日英美等国领事便出面要求他们休战一段时间，以便协商和平解决的办法。川军果然乖乖地停下来，直到吴佩孚率北洋军突然出现。

又是激烈拼杀。川军要撞开宜昌这道门，北洋军则要守住这道门，谁也不肯相让，川军几进几出宜昌街头，十天之内，战况之激烈达到“援鄂之战”的顶峰。

危急之时，吴佩孚把身边卫队都派上去厮杀，卫士死了十几个，一般官兵更是伤亡惨重，但终于击退了川军。

无论湘军还是川军，被证明都不是处于鼎盛时期的吴佩孚的对手。吴佩孚本可乘胜追击，不过这时候他又像对付湘军那样，选择了见好就收。

什么叫牛人，能够单挑不叫牛人，牛人就是有本事跟一群人挑。吴佩孚在北方还面临着张作霖的叫阵，在他与川军开打之际，张作霖的奉军已集中于锦州一带，行将大举入关，所以吴佩孚刚刚击败川军，马上就说，来来来，我们拉个手，讲和吧。

吴佩孚是个大方人，他在和约上大笔一挥，允许川盐运销湖北，且盐税两省平分。

指挥“援鄂之战”的是刘湘。对他来说，这样的结果是做梦都想不到的，现在你就是给他一百个理由，他也不肯与吴佩孚为敌了。在征得熊克武、但懋辛等人的同意后，刘湘马上在和约上签了字。

在此之前，湖北自治军一直通过保定同学等渊源与川军将领套近乎拉关系。谁知川军竟然招呼不打一声，全都哗啦哗啦地退入了四川，这下子少不得要大发牢骚：“什么同学，什么援鄂，都是靠不住的，还是自己靠自己吧。”

如今的川军真的已顾不上“援鄂”了。他们即将关起门来，通过实力的较量，来决定传说中的巴蜀之王究竟是谁。而领衔这场劲爆大戏的两大男主角，一个是熊克武，另一个正是刘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