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惜李棁胆小，他战战兢兢接过清单，不敢多说一句。过了好半天才说：“这里还有皇帝赐金万两及酒果。”

宋使退下后，金人都笑之，道：“此乃一妇人女子尔。”

这是大金方面在开战后，第一次接待大宋的国家级代表。他们大致摸清楚了宋的谈判底牌。自此，上上下下都有轻视宋朝之心。另有史料记载，正使李棁虽然窝囊透顶，但那位偶然被选中的副使郑望之，还算尽职尽责。在与萧三宝奴等人斡旋的过程中，多少还做到了据理力争。

他说：“女真本一小国，初以兵马强盛灭契丹，终能以礼义与中国通好，岂不为美？若一向恃强，务欲并吞，非至理。”

三宝奴说：“只是南朝多失信，须要一亲王为人质，此事古亦有之。”说起这个，难不倒饱读诗书的郑望之，他说：“不错，如燕太子丹质于秦是也。然而若以亲王为人质，万一有感风寒而致不测（意为万一病死），此事怕是无益。”

三宝奴又笑道：“北朝向来以兵马所到之处为疆境，今已到汴京，皇子郎君只想划河为界。”

这是不动声色地提出了一个最苛刻的条件。条件涉及了领土问题，郑望之分外谨慎，想了好一会儿才说：“朝廷自来与金国讲好，以燕山为界限，内郡及都城都不设守备，以示不恃强欺弱！若你们皇子必欲以河为界，此乃恃强有所索取。且南朝得北朝地不能守，北朝得南朝地恐怕亦然。此乃人心向背不同，还是朝廷为金国增加岁币为好。”然后，郑望之提出，岁币可增至银三百万两。

这与金国提出的条件相差了一大截，三宝奴不悦，冷笑道：“南朝得北朝地固不能守，北朝得南地岂守不得？古人即有守得者。”郑望之说：“北边种籽落得中原地，成功者唯有拓跋魏（指北魏）。然而自拓跋南侵，据守中原已百年有余，当时的君主，犹如中国之人也。用中国之礼乐、中国之法度、中国之衣服，故中国之人亦安之。今大金岂可以拓跋为比？”

说到最后，三宝奴见郑望之嘴不让人，不禁哈哈大笑，说：“你我各自尽忠尽节，不过，你我为国家能说得成甚事？只是我军许多人马远来，总不成空手回去也。须知大金人马不似南朝健儿逐月有钱粮发。”

郑望之也缓和下来说：“若是讲和，却存旧好，所有贵军，朝廷定会犒劳，但不知有多少人马？”

三宝奴答：“河东国相（即宗翰）二十万，皇子郎君这边三十万。如今讲和，我军便遣人通知河东军，此事朝廷不要迟疑，早早便了。这里许多军，久住必坏了你家人民田禾。”

郑望之说：“ 昨日得圣上的意思，若说及犒军，可许诺银三五百万两，即使此数亦不易出也。”

三宝奴嗯哼一声，说：“金人离家有六七千里，动辄一二年，须是每人得两铤银、一铤金方可！”

郑望之叹道：“太师开得这样大口，又要以河为界，好难商量！”李棁一直在旁，一言未发。回到住处，想想大金的苛刻条件，吓得面如土色。这一夜他都没睡好。

第二天一早，有一位叫韩宣徽的大金官员来看望，作了个揖，说道：“皇子郎君派兵去攻城也。”

郑望之吃惊道：“既是讲和，何又攻城？”

韩宣徽笑道：“且要耀兵。”

之后，宗望才约见宋使，对宋使笑说：“打攻城之兵适才已返回了。”又云：“讲和之事，我派人径直去与朝臣说。”

于是给了萧三宝奴、耶律忠、王汭一封国书和一件不封口的公文，并玉带、玉篦刀、名马各一为礼，叫三人与李棁、郑望之一同入汴京城。那个不封口的文件，就是索要的金银、绸缎、牛马数目。

当晚一更之后，一行人来到福宁殿门，李棁、郑望之入殿具奏。钦宗看了所进的大金国书，才知道大金开出的条件：除了金银牛马外，还要割让三镇（太原、河间、中山），以亲王一名为人质，等金军回军之日送到黄河边，并要宰相一名同往，参与交割地界。交割完毕，宰相可回。

钦宗看了没言语，叫两位使者跟大臣们仔细说明。

听罢汇报后，以李邦彦为首的一帮宰执大为震恐，连夜讨论，最后拿出了意见：割地及亲王为质的条件，全部答应。财物方面，拟在金人所提条件的基础上减半，拿出金八十万两、银二百万两、缎二百万匹；牛羊则按大金的要求给，即牛马五百头、羊一千口。据记载，这个方案主要是出自李邦彦的主意。十一日在崇政殿上朝，钦宗听了宰执们的意见，“默然无所主”。如果采纳了这个意见，初八、初九两日将士们舍命得来的战果，就将毁于一旦。大宋将再次沦入耻辱的深渊！

这个卖国的方案激怒了李纲。

他引用钦宗昨天赞同的“先定，然后能应安危之机”的看法，据理力争。他说：尊称金国国主为“伯父”以及归还金国叛臣这两条，倒也罢了，可以如其所欲，因为这两条实际上对大宋无害。但是犒师的金币，他们索要得太多，虽竭天下之财力不足以充其数，我看酌量给他们一些就行了。

大有问题的是割地条件。太原、河间、中山，是国家屏障，虽号称“三镇”，其实包括了十余个郡的领土，北部险阻都在这些地方，割之，又何以立国？此外，三镇还是三祖陵寝所在，子孙怎能将此地送人？

至于派遣人质的问题，即使宰相当往，亲王也不应当去，事关尊严，决不能答应。

李纲建议：莫如选择干练使臣，与之往返商议，给大金方面讲明白所以可、所以不可的道理。另外再告诉他们：金币之数，要用一些时间让有司核查数目，陆续呈报。以这些理由，滞留金军数日，待我大兵四集，金军以孤军深入重地，势不能久留，虽所得不满意，必求速归。然后朝廷与之盟约，再派重兵把他们礼送出境，彼辈自然就不敢轻视中国，其和可久也。

这些看法，充分考虑到了大宋的长治久安，很有见地。特别是利用谈判滞留金军，以待勤王大军前来向他们施压的主张，可谓绝妙。可惜宰执皆不以为然，都说汴京城破就在旦夕，肝脑尚且可能涂地，谈何三镇之有无或者金币之多少，这些都不足计较也。

凡卖国者，万事当前，考虑的就是自己的肝脑会不会涂地。祖宗留下来的国土，虽寸土寸金，在他们却是可不予计较的身外之物！割了就割了，送了就送了；万民的社稷国土，他们像倒垃圾一样，一个早上就可以偷偷摸摸给扔了！

钦宗在两种意见的争论中，没有了主意。李纲与宰执争论了两个多时辰，几乎气晕！据他回忆，此期间竟“无一人助余言者”。——所有高官的肝脑，都比国家利益值钱！

李纲看看他一人实在无法战胜群儒，就愤而向皇帝提出辞去朝官不做，还是做个小官为好。他说：“陛下提拔我于小官之中，没几天就参与大政，臣亦受之而不辞，是考虑到臣之议论或于国家有补。今臣与宰执有异议，不能有所补，愿回到庶僚身份，也让我安心。”钦宗当然不肯答应，劝慰道：“不须如此，卿只管去治兵，加固城守。我怕的是金人以和谈麻痹我，你们说的可以慢慢商议。”

李纲接旨，不得不出，但是走了两步，又转身回去说：“金人所要的国土财物，宰执想一切许之，这不过是想脱一时之祸，不知将来有什么人能为陛下处理这大麻烦。愿陛下再考虑，将来后悔的话，恐怕就来不及了。”

出得宫来，上了城北壁，想想不妥，李纲又返回宫中，心存希望还可以力争一下。然而这时候写给金国的“誓书”已经发出了，金国所提的条件，朝廷几乎全都答应了。

李纲又能怎么样？

宰执们卖国卖得这样果断，是因为在他们脚下，有一个泱泱大国可以卖，而且足够他们卖上十年八年甚至一百年！

当天，钦宗做了这个卖国的决定，大概也于心有愧，特地下了一道诏书，说自己登上至尊地位以来，任重道远，但德行不够高，不能很好地领会天意，以致金人入寇，只能削地为盟。现有消息不断传来，敌方营垒遍布京城四郊，岂止是国土少了几百里！金人向我索要财物，催迫甚急。朕甚忧虑，连日来为同大臣们讨论对策，侧席而坐，夙夜不眠，顾不得身体安康。考虑到国家艰难，凡事宜从节省，所以决定自今月十一日起，避正殿（不在正殿办公），减常膳（降低伙食标准），希望以此举换得“上天助顺，万国效忠”，唤起臣民争相扶助我赵宋王朝的“不拔之基”，永远底定“太平之治”。

同时又下诏云：“大金所需犒军物数目浩瀚，朝廷竭力应付，即使是供祀宗庙（即太庙）的器皿，也不敢吝惜；至于亲王、内外百官之家，也已下达告谕，要他们尽数捐助。然而尚恐未能够数，如有忠义之民体谅国难，愿将私家所有助国用者，限近日向户部尚书聂山等处送纳。”

国家财力如何，宰执们心里不是没数。现在答应了人家巨额赔款，又拿不出来，只能以“自愿”的名义向百姓摊派，这里面的逻辑关联，很发人深省。

金人索要太多，高官们难道就不会说一声我们没有吗？为何要硬着头皮答应下来？如果是为百姓利益着想，如此搜刮，岂不正是荼毒百姓？所以大宋宰执们的“软”，决不是怕金军打进来祸害百姓，而是想用百姓的钱，换一个苟且偷安，好继续把自己的官做下去。这是一次对全民的大搜刮，连诸王家里的金银绢帛，道官、乐官等文化帮闲官员平常所受的赏赐和家中现有金银，各宫观寺庙、各局各司以及开封府的公用金银，都要收上来。圣旨还强调：“若敢隐庇转藏，并行军法！”——当初要是在惩贪上有这么大力度，恐怕国家早就太平无事了！

在一片惶恐之中，亏得中书省还想到了一个细节，奏报说：“中山、太原、河间府以及下属各县，按照誓书议定，属于要交割的地盘。这三镇官员如有不肯听从朝廷命令、不肯交纳金银者，建议将他们任职的州府机构立刻转给金国。”

钦宗看了，批示道：就这么办！

在一派苟安、颓靡、委曲求全的气氛中，大宋的高层中唯有一人，在危难关头，显示出了一股“威武不能屈”的骨气。

当时肃王赵枢和康王赵构恰好住在京师，钦宗退朝后，康王入见，毅然请行，自愿去做人质。他说：“虏必欲以亲王为质，自为宗社大计，岂能辞避！”

钦宗正为这事头疼，一听此言，不禁一怔。他不相信似地看看康王，如释重负，马上任命康王为军前计议使，令张邦昌、高世则为副使。任命一下，钦宗便命内侍把康王带去殿阁，见一见宰执。

得知康王毅然自赴险地，为国分忧，众宰执都不免感慨，同时也羞愧无语。有人劝慰道：“大金恐南朝失信，故欲亲王送到河，也无别的意思。”

康王正色道：“国家有急，死亦何避！”

一语掷地，闻者悚然！

这个康王赵构在后来北宋国破家亡时，成为被历史挑选出来收拾残局的人，看来是有必然逻辑的。

康王受命之后，怕夜长梦多，大金又会生出什么花样来，于是天天催促早些成行，说：“此岂可缓！”

高世则在临行前上奏，要求使用亲王仪仗护卫，以增加使团的分量。他认为若示之以弱，就更为虏所轻侮。

这个奏本在宰执那里卡住了，大家怕这样做会激怒大金，就压下了没报给皇上。

李纲见康王为质的事己无可奈何，心里恨金国之极，决心扣留发给三镇的割让诏书，拖一段时间再说。他警告书吏们：敢马上发出者，斩！他想等四方勤王之师汇合之后，徐为后图，为保留三镇争取最后一线机会。

一方在拼命维护国家尊严，一方唯恐卖国卖得不彻底。这几乎谈不上是信仰的较量，而就是赤裸裸的人性的较量。

正月十一日，满汴京都贴出了布告。布告说：大金国重兵攻打京城，欲尽行杀戮，搬取财物（这是吓唬老百姓的说法，说大金要屠城，并无证据）。朝廷以生灵为念，遣使议和，只要金银犒师，人马方肯退回。朝廷将公家司库的财物和文武臣僚之家的金银都搜集上来，以应付大金，但仍不够数。为吾民免于肝脑涂地，号召在京士庶之家，将手头的金银权且借用给国家，限日落时分送到左藏库，如有隐漏藏匿者，处以籍没家财。同时允许他人告密，被告者所藏之物，一半赏给告密者。如富商交纳的数目多，可量才度用，安排为正式的文武官职。卖国卖得如此雷厉风行、如此周密严谨，堪称奇绝！看来，“好事做得马虎，坏事做得精彩”，是自古已然。

此后半个月内，钦宗与宰执们以疯狂的工作态度聚敛金银，从皇帝的乘舆服御、宗庙供具，到六宫、官府的器皿“皆竭取之”，而后又向臣僚、庶民之家索取。

历史在这里又一次显出幽默和诡异。大宋蒙受如此屈辱，钦宗不能不对父皇统治时期的得失进行反思。堂堂大国被一个边远小国逼得左支右绌，二十岁出头的青年钦宗总有一股怒气想要发泄出来。他早年在亲王藩邸时，就知道百姓对“六贼”恨之入骨。其中的王黼还曾帮助郓王赵楷谋夺帝位，因此钦宗对“六贼”也是深恶痛绝。

现在，清算这批家伙的时机到了。国家要钱用，你们这些贪官也该做一次大贡献了！在这场空前的丧权辱国行动中，也开始了一场空前的惩贪行动。

十二日和十五日，钦宗连下两道圣旨，差专人会同开封府，拘押童贯、蔡京等“六贼”一党共十余人，明令对他们以及亲戚的家财“直取”入国库。

这次政治经济大清算，还殃及了池鱼。对前朝皇帝姘头李师师等一批娼优之家，钦宗也不放过，逐一点名，下令籍没家财。

十七日，殿中侍御史李擢上奏，请求对士庶纳金银数多者，先授以官，此举不但能示民以信，还可激励他人。钦宗照准了，一批民间献金的积极分子光荣地被封了官。

可是，搜刮到十九日，从宫廷、官府和民间搜来的财物，与大金索要的数目，还差得远。

翌日，钦宗就此事在福宁殿召见大臣。宰执因为搜刮来的金银数目太少，都惶恐谢罪。只有李纲傲然而立，“独不谢罪”。

当天，负责搜刮财物工作的中书侍郎王孝迪提出，过去的做法还是心太软，要搜刮就不能听凭老百姓自愿。朝廷困难，这次就索性让全民买单吧！他建议：若想尽括在京官吏、军民金银，以犒金军，就应“多揭长榜于通衢”，也就是在大街上遍贴布告，立下时限，让官民把家产全部送往官府。到期满还不送者，斩之。并允许奴婢及亲属人等及其他人告发，许诺把被告的一半财产赏给告发者。

这个布告当天就贴满了全城，布告上说：百姓到今日，只有以金帛买命，否则虏入城后，必将“男子尽杀，妇女尽掳，宫室尽焚，金帛尽取”，那才是大难临头！布告明令：“自本月二十一日为限，除执政、侍从官、宗室、外戚都要把家中所有金银尽数送库外，其余士庶诸般人等，并于两日内，罄尽所有金银，立即送官！否则期满后，准许他人告密。”

王孝迪怕老百姓不听命，还在布告里好一通吓唬：“若因金银不足，和议不成，遂致家族不保，虽有财宝，何所用之！望士庶体谅朝廷忧民忧国之意，疾速前来送纳。一旦事定后，按贡献给予恩赏。如敢故违者，并行编配（发配充军）。”

布告一出，全城大扰。老百姓纷纷痛骂当局：“前有‘六如给事’，今又出‘四尽中书’，满朝皆国贼也！”

老百姓怨是怨，但怎能挡得住隆隆运转的国家机器？这次的搜查非常彻底，连僧道、尼姑、妓女、乞丐、福田院（养老院）老者都在搜查之列。期限满后，朝廷搜得金二十余万两、银四百余万两，“民间藏蓄为之一空”。

这期间，十七、十八两日，寒潮突至，汴京遭遇大风雪。城中柴米奇贵，物价飞涨，贫民无以度日，冻饿交加，毙于街头者比比皆是！这些民间疾苦，现在都不在宰执的眼中了，他们一心只想平息大金军的怒气，唯恐金人感受风寒，除每日向金营输送搜刮来的财物外，还备了鲜果珍馔、御酿名酒，及时送到金营，供给宗望大将军赏雪御寒。

城外道上，黄衣使者络绎于途，所携物品都是宫府内的珠玉珍玩、珍禽奇兽。

——可叹堂堂大宋，屈辱至此，人间廉耻，扫地以尽！

李纲目睹宰执的种种作为，怒火中烧，再也忍无可忍。在福宁殿接受钦宗召见时，愤而上奏“：搜括金银限满，民力已竭，又准许告密，恐生内变。外有大敌，而民心内变，不可不虑！”钦宗也意识到：若是把鸡杀光了，又该从哪里去取卵？于是说：“卿可去收榜，今后不准告密。”李纲奉命，便出宫亲自巡城，令士兵看到布告就撕，并向民众传达说“有圣旨收榜”。等回到行营司，又正式写了公文照会王孝迪。经过他的这一番努力，全城“人情乃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