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从其前身同盟会起，就因为党内派系众多，催生出了一个内讧的“业余爱好”，吵来吵去，没完没了。

3月10日，由苏联顾问鲍罗廷和国民党左派邓演达等人主导的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在武汉召开，七天后胜利闭幕，主要成果是两项决议。

其一，中央委员、各部部长基本都由国民党左派、共产党员出任。换句话说，国民政府已由坚持“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和亲共产党的左派全权把持。

其二，罢免蒋介石国民党中央常委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选定还在回国途中的汪精卫为国民政府主席。

这两项决议全部都是针对蒋介石的。与会者一致认为，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的蒋介石竟然拒绝将北伐总指挥部迁至武汉，这绝对是即将叛变革命的苗头！应该收其权，只保留其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务，消除蒋介石独裁的可能性。

蒋介石得到消息后，自然是气得骂出了娘希匹：我率将士在前方浴血奋战，你们却在背后暗算我！

他当即在南昌发表《告黄埔同学书》，向这些北伐的骨干表示他绝不接受上述决议。他认为决议根本不能代表国民党，在苏联的强力压制下，武汉国民政府已经“赤化”。共产党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其背后那个强大的苏联。苏联是利用给予国民政府的援助，通过共产党来谋得对中国政府的控制权。

蒋介石本人是一个极具民族主义色彩的人物，同时还是一个拥兵自重的强势领导者，他当然不会屈服于苏联给予他的压力，更不可能接受削权的现实，遂下定决心与苏联顾问、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翻脸，另立中央，分庭抗礼。

他为此干了三件事情。

第一，鉴于目前自己势孤力单的客观现实，他找来大哥张静江，委托对方帮自己联络一些党内元老，建立统一战线，为他日出来单干做准备。张静江对蒋介石很够意思，立即出马，找来了不少元老级别的人物，如蔡元培、吴稚晖等。

第二，拜托大哥张静江找江浙一带的富豪们，尤其是找蒋介石自己的宁波老乡和当年在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一起奋斗过的老同事虞洽卿想想办法，搞些钱花。没钱是造不了反的。当然了，让大哥张静江多出点血也是必须的。

第三，由他亲自出马，联系李宗仁、白崇禧、李济深这种国民党内军权在手、政治地位目前不高却企盼提升的少壮派，让他们跟着自己一起对付共产党。

虽然有了造反的心思，但北伐的工作还得继续干。

两个星期后，即3月23日，北伐军攻陷南京，蒋介石将北伐总指挥部也迁至南京。

进入南京的第二天，即3月24日，程潜麾下的一部分士兵有组织地发动了一起争对美、英、日等国的排外事件——如打劫使馆、教堂等，引起长江之上的美、英军舰炮击南京军民报复，史称“南京事件”（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

更严重的是，美、英等国摆出了一副不肯善罢甘休的样子，居然向上海等地派兵万余（郭廷以《中华民国史事日志》）。

这起事件引发的外国军事干涉击中了蒋介石的软肋。

作为一个不想失去权力，还想继续北伐直至胜利的人，蒋介石却面临着即将失去苏联援助，并遭受其他列强武力干涉的糟糕局面。个人前途堪忧，北伐前途也堪忧！

蒋介石虽未公开将“南京事件”归结为共产党所为，但他根据自己的判断法则“一切疑点归于共产党及其背后的苏联”，推断“南京事件”是“奸党”所为（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目的是制造他和美英等国的矛盾，逼迫他站到帝国主义的对面。因此在“四·一二政变”后，蒋介石公开宣布通缉“祸首”——第二、第六军副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共产党人李富春和林伯渠。

“南京事件”发生后，蒋介石赶紧跑去上海向列强保证，事件不会扩大，不会以武力收回租界。这种在帝国主义面前退让的做法，让蒋介石没少挨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的批评，很没面子。

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的决议以及这起“南京事件”促使蒋介石动了杀心：清党。

但蒋介石还没有下定最后的决心，毕竟支持武汉政府而反对他的力量可不小。

国民党左派坚决反对他，近一半的国军大佬反对他，如一直想取蒋介石而代之的唐生智、同情共产党的张发奎都发表了声明，表示坚决支持武汉，连摇摆不定的朱培德和程潜也表示支持武汉。

<h3>“四·一二政变”</h3>

蒋介石为清党犹豫不决的时候，汪精卫终于从莫斯科回到了故土。

就在前辈“政治精英”康有为在青岛病逝的第二天，也就是1927年4月1日，汪精卫从国外回到上海。

汪精卫在党内有不少拥护者，有些威望。因此，蒋介石决定在上海跟汪精卫碰个头，开会商议一下。如果能把汪精卫争取过来最好，万一谈不成再动武不迟。

经过两轮会谈，蒋介石与汪精卫达成如下协议：

其一，蒋介石表示坚决拥护汪精卫复职；

其二，由汪精卫在4月15日召开国民党中央二届四中全会，在会上讨论决定苏联顾问和共产党的问题；

其三，通告武汉中央，在汪精卫复职之前，武汉发出的命令无效；

其四，工人纠察队等一切武装团体均服从蒋总司令指挥，否则视作反革命组织，严加取缔；

其五，共产党暂停在国民党内的活动。

接下来，汪精卫找到了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介绍了蒋介石的情况，并告诫他：你一定要控制住你们党的活动，千万别给蒋介石挑事的机会。

陈独秀此时也是进退维谷。

就在前些天，中共中央下定决心在上海等地发动工人运动收回租界，打击帝国主义，给蒋介石来些强硬的表示，但他们万万没想到，斯大林从现实利益的角度出发，要求他们对蒋介石做出一些让步，保持目前国共合作的局面，不要把蒋介石逼向其他帝国主义一边（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

陈独秀正为此事发愁之时，汪精卫就自己送上门来了。

于是，4月5日，汪精卫和陈独秀联合发表“汪陈宣言”——《告两党同志书》，重申共产党承认中国国民党及三民主义在中国革命中的核心地位，无产阶级是不会搞独裁那一套的，工农武装坚决服从政府管理，国民党也不要怀疑联共政策，关于国民党驱逐共产党员，解散工人纠察队的说法都是谣言，国共两党将为中国革命事业携手奋斗到底，绝不受任何不良用心者挑拨离间。

这篇联合宣言实际上是汪、陈二人企图缓和局势之举。可二人高估了自己在党内同志们面前的威信，结果事情没办好反把自己搭了进去。

首先是陈独秀。由于苏联和共产国际一直越过他这个总书记直接给共产党发号施令，他手中根本没有实权。而在党内同志对蒋介石的排共政策生出诸多不满的时候，他却发表如此退让的声明，令其党内威信大为降低。

至于汪精卫，其处境也好不了太多。国民党右派本来是既反对联共又反对蒋介石，结果看到汪精卫宣言中坚定的联共立场后，气急败坏，居然转而支持蒋介石。毕竟在右派眼里，他们和蒋介石毕竟只是党内矛盾，但和共产党却有着不可调和的敌我矛盾。

更为重要的是，蒋介石对此大为失望：汪精卫完全没有兑现承诺，不但没有暂停共产党活动的表示，居然还自作主张，保证国民政府没有制裁共产党的意图！

看到事情偏离了预计的轨道，蒋介石下定了最后的决心。

4月12日，蒋介石发布“武力清党”命令。

这是血腥的一天，上海街头枪声大作。

三百多人被杀，五百多人被捕，数千人失踪，工人领袖、工会委员长汪寿华牺牲，周恩来侥幸逃生。

鲜血染红了上海街头，染红了黄浦江。

4月15日，广东李济深起兵响应蒋介石，讨伐共产党。这次有更多的著名共产党人倒在枪口之下，熊雄、萧楚女等牺牲，黄埔军校数百名共产党员和同情共产党的同学被枪杀，省港罢工委员会被查封，工人纠察队被强行解散。

随后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广西等省也开始武力清党，白色恐怖骤起，无数人头落地。

陈独秀、周恩来等共产党人纷纷避往武汉。

严格地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依靠的并不是他的基本部队——黄埔军。

由于黄埔的政治教育已经根深蒂固，面对此种局面，连何应钦、刘峙这种蒋介石的铁杆心腹都有些不知所措，担心发生兵变，一度想辞职走人。而有的黄埔下级军官心灰意冷，干脆直接走人了。

蒋介石当时依靠的还是答应跟他一起干的地方军阀，如李宗仁、李济深等，甚至连当年混江湖时的关系户——黄金荣、杜月笙和张啸林麾下的上海青帮都用上了。

“四·一二政变”中，虽然国民党左派也被杀了不少，但是毫无疑问，共产党方面流血最多，也最冤枉——我共产党人拥护“三大政策”，帮你国民党成就北伐大业，劳苦功高，现在你却过河拆桥，捕我的人，杀我的人，这笔账一定要算清楚！

实际上这场纷争源于国民党内部的争权夺利，以及国民党和苏联对革命领导权的争夺，真正的主角是国民党右派、左派和苏联顾问，是蒋介石、孙科、邓演达和鲍罗廷这些人。

蒋介石利用了军队内部对工农运动的不满，成功地利用反共清党把军队团结在他的周围，目的其实是想打垮国民党内部的反对派，消除苏联、共产国际对国民党的影响力。

“四·一二”的枪声击碎了国共携手前进的所有幻想和期待，从此共产党称蒋介石为“反动派”，蒋介石则叫共产党为“共匪”。

远在武汉的汪精卫急坏了：咱们不是已经达成共识了吗，你蒋介石怎么背信弃义？于是他发表了措辞严厉的讲话：蒋介石的“武力清党”只是一种借口，是反革命，是丧心病狂，是自绝于党，是自绝于民众，罪该万死。

汪精卫随即以国民党中央的名义发表通电，宣布开除蒋介石党籍，免去其所有职务，悬赏二十五万元捉拿蒋介石，杀之者亦奖赏十万元。

武汉对蒋介石的攻击达到了炽热的程度，这使得身在武汉的蒋介石支持者无不噤若寒蝉，纷纷秘密出走。

蒋介石看汪精卫已经撕破脸，也就干脆一路黑到底，在南京建了一个国民政府，自任中央军委主席兼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至于南京国民政府主席的人选，他已经找好了，此人就是唯一资历能与汪精卫匹敌、因为“刺廖案”赋闲的国民党右派领袖胡汉民。

由此，国民党一分为二，史称“宁（南京）汉（武汉）分裂”。

北伐本来是要统一中国，结果打到半截，竟然出现了奉系北京民国政府、汪记武汉国民政府、蒋记南京国民政府三个政府。

蒋介石原以为“分共”后就可实现国民党内的团结，排除干扰，完成北伐。可他没想到，分共是实现了，可国民党也分裂了。政治上，汪精卫、胡汉民、蒋介石各有主张；军事上，蒋介石和全国各地大大小小的军阀互相攻伐不已，几乎无日不战。国家陷入了更深层的混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