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3>汪精卫又回来了</h3>

权力，堪称悠悠五千年天下第一的绝世武尊。无坚不摧，战无不胜。所以几千年来，人们似乎在重复着同一种游戏——权力与利益的游戏。人人都希望自己成为游戏的最终获胜者。但他们不知道，在权力的游戏中，绝不会有永远的胜者。

随着北伐的捷报频传，蒋介石在民间、在党内的威望也不断地攀升。但是与此同时，蒋介石独断专行的行事风格也引起了国民党人的不满，他们开始怀念汪精卫在位时的民主作风，急切地希望汪精卫尽快回国，以限制蒋介石越来越高的声望，分散蒋介石手中的权力。

于是“拥护汪主席复职”的呼声日渐高涨，孙中山的儿子孙科和国民党左派的邓演达等人竟然成立了“迎汪行动委员会”。

蒋介石当然不愿意汪精卫回来分权，只好暂停北伐，从北伐前线赶回来做同志们的思想工作，试图努力挽救自己在党内的形象。

但是努力无效。因为事态已经无法控制，国民党左右两派、苏联顾问、共产党都支持汪精卫复职，蒋介石孤掌难鸣。所以蒋介石也只好站出来，欢迎身在法国的汪精卫回国主政。

汪精卫对于自己因为“中山舰事件”灰溜溜下台一事，也一直心有不甘，有此台阶自然乐意。于是在1927年2月下旬，汪精卫踏上归程。

汪精卫回国时转道苏联，斯大林接见了这位国民党的左派领袖，并希望他能协调蒋介石和苏联顾问之间的关系。

不过蒋介石和苏联顾问之间嫌隙已生，斯大林同志的亡羊补牢还有用吗？

其实，斯大林并没有完全指望汪精卫，他之前已经走了一步棋，一步可以制衡蒋介石的棋。

1926年9月16日，从苏联考察归来的冯玉祥，在三国名人吕布的老家内蒙古五原发表宣言，先是肯定了苏联革命的万丈高潮与孙中山三民主义的伟大，接下来略表自己伟大的爱国情怀与献身革命的决心，最后他决定率国民军全体将士加入中国国民党，出师北伐！

冯玉祥再次跳槽的背后，当然是斯大林和苏联的努力。更准确地说，是苏联指示李大钊具体操作了此事。

冯玉祥的跳槽对汪精卫来说，当然是一件难得的好事，不说多了一支革命的力量，但至少是多了一支可以制衡蒋介石的力量。

当前局势于己于国都有利，未来可期！就在汪精卫意气风发之际，国内的形势却已渐渐不妙，又到了考验他汪精卫执政能力的时候了。

<h3>失控</h3>

北伐军之所以能够势如破竹，和苏联的大力帮助是分不开的，但这些帮助不是无偿的，他们的条件是允许共产党在北伐所到地区发动工农运动和进行反帝宣传。

可随着北伐军的节节胜利，所占的地区越来越多，一些问题也就随之出现。

在苏联“城市暴动”政策的鼓动下，无产阶级似乎一下子觉醒了，各地的工人运动如火如荼，他们组织工人纠察队，组织工会，和资本家斗争，翻身做主人。表面上看起来有声有色，风风火火，工会人数高达数十万，纠察队也有好几万人，但是这一支组织并不严密的力量不久就失控了。

以武汉一地为例，从10月北伐军占领武汉起，接下来的短短三个月中，罢工已达一百五十余起，平均每天一点六次。

罢工的起因也简单：为了提高待遇。譬如工人们要求起码把工资涨到八十大洋，而当时一块大洋在武汉可以买二十斤大米，如果按购买力折算的话，八十大洋相当于21世纪的三千多人民币。其他诸如不能有加班、年假必须超过三个月之类的要求不知凡几（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

如果资本家不答应，工人纠察队就会出动，逮人、私设牢狱、没收店铺，给你来个一条龙服务。

再加上战争本身对生产和贸易的冲击，企业被迫停工，银行被迫歇业，各大商业公司纷纷倒闭，两湖地区日渐陷入生产瘫痪、市场萎缩、经济停滞和物价飞涨的局面。

农民那边就更热闹，失控得更厉害。两百万农会会员“打土豪”、“分田地”，“一切权力归农会”。

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这样描述农会运动的情况：

的确，农民在乡里颇有一点子“乱来”。农会权力无上，不许地主说话，把地主的威风扫光。这等于将地主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把你入另册！”向土豪劣绅罚款捐款，打轿子。反对农会的土豪劣绅的家里，一群人拥进去，杀猪出谷。土豪劣绅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滚一滚。动不动捉人戴高帽子游乡，“劣绅！今天认得我们！”为所欲为，一切反常，竟在乡村造成一种恐怖现象。

这一切的一切，引起了广大国民党人、军队士兵的不满，甚至包括发动者共产党在内，都觉得闹得太过分。

总体来说，工农运动失控了，组织不严密，打击面太广，程度也过激，得罪了很多人。

在当时，控制基层组织的是广大士绅，而现在工农运动“革”的就是这些士绅的“命”。所谓“有土皆豪、无绅不劣”，士绅的代名词“土豪劣绅”就是在这一时期得来的。

麻烦的是，现在的革命主力——那些社会精英，大部分家庭出身都是士绅——既包括国民党也包括共产党，尤其是前者。也就是说革命都革到自己人头上了，以至于当时北伐部队中的官兵们总有后顾之忧，不知道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是否健在。

我们可以看到，国共两党虽然在根本主张上存有分歧，但在北伐之前尚可相互包容，而此时已是水火难容。

<h3>迁都</h3>

在国共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的同时，一件事的发生使得矛盾提前爆发了。

这件事就是迁都。因为广州地理位置不佳，远离革命中心，因此在北伐军攻克武汉之后，广州国民政府就有了迁都之意，但迁到哪里去呢？这是一个问题。

此时，“钦差大臣”——苏联顾问鲍罗廷给出了他的答案：武汉。

鲍罗廷之所以做出这种选择，主要是因为他对蒋介石不放心。

自从蒋介石在“整理党务案”中暴露了他打压共产党、分裂国共、搞一党专制的意图后，鲍罗廷就对蒋介石很是戒备：此人危险，他的这种搞法就是将共产党纳入他和国民党的统一领导之下干革命，完全背离了“联共”的道路。

在北伐的过程中，蒋介石的一些做法，让鲍罗廷不得不佩服自己的先见之明。

随着蒋介石通过北伐对各地军、财、政的掌控力的提升，蒋介石打压共产党的态度也日趋明显，他不仅命令共产党人按照他和国民党的规则来办事，甚至派遣忠实的马仔——陈果夫、陈立夫二人联合地方军阀直接将共产党人排挤出一些重要的地方权力机关，表现得十分霸道。

因此，鲍罗廷必须得想一个办法制约蒋介石。思来想去，鲍罗廷认为把首都迁到武汉是一个不错的办法。

一来武汉的地理位置和工业实力不错。

二来两湖的工农运动形势喜人，可以牵制蒋介石和他的北伐军。

三来武汉有坚决反对蒋介石的唐生智撑场面，唐生智手握四个军，拥有近六万人马，看起来似乎有实力制衡蒋介石。

所以一旦武汉成为首都，就可以利用武汉的制衡力量顺利地削弱蒋介石的党政实权，并顺理成章地要求蒋介石将北伐指挥部从南昌迁到武汉，在军事决策上对他进行牵制。

蒋介石当然知道迁都武汉对他意味着什么，因此他采用如下方式进行了反抗：

在谭延闿等近六十名国民政府要员从广州北上武汉的途中，将他们邀请到南昌“做客”，把南昌打造成事实上的“首都”。

以“北伐指挥部需要离前线更近”此类的理由拒绝将北伐指挥部搬迁到武汉。

这种反抗方式看起来着实有些简单粗暴，但这正是蒋介石的特色，也契合他的性格。

简单粗暴型的反抗，往往效果糟糕。果然，此举不仅令越来越多的人不满意蒋介石，也让“倒蒋迎汪”的潮流越来越汹涌。一片谴责声中，蒋介石最终只得同意迁都武汉。

虽说同意迁都武汉，但蒋介石既没有同意交权，也没有同意将北伐指挥部搬迁到武汉，因为他已下定决心展开反击，他要采取更加简单暴力的办法来改善当前这种不利的局面。

他的办法就是发动新的军事攻势，拿下南京、上海、杭州三大城市，控制江苏、浙江、上海这三处富饶之地，只要手中有实力，武汉就拿自己没办法！

<h3>武汉出台两项限蒋决议</h3>

蒋介石攻势逼人，北伐军威震全国，与北伐军尚未直接交手的张作霖也深感威胁。

就在张作霖惴惴不安的时候，孙传芳找上门来了。江西之战孙传芳损失惨重，麾下精锐损失殆尽。他考虑再三，感到无力独自阻止北伐军的进攻，于是在1926年12月中旬独自登上北上的列车，拜会张作霖。

两个昔日的仇敌在强大的对手面前，痛快地想清楚了什么叫做唇亡齿寒，于是利落地化干戈为玉帛。

孙传芳放下身段与张学良结为异姓兄弟，拜张作霖为干爹。干爹自然不是白当的，总得有些表示。于是张大帅以东北军为主，干儿子的直系残军为辅，成立了“安国军”，并派遣一路军队南下，助“安国军”副司令孙传芳守御江浙。

蒋介石可不会等他们准备好了再打，他趁奉系援兵未至，于1927年2月发起浙江战役。

再度迎战孙传芳，上次吃过亏的蒋介石给对方精心准备了一道完美的大餐：何应钦率军由福建攻向浙江，白崇禧率另一路由江西出发进攻浙江。两面夹击浙江。

这道大餐有两处亮点。

亮点一，重兵攻击浙江，以优势兵力拿下孙传芳的核心地盘。

亮点二，调虎离山，迫使孙传芳从江苏向浙江调兵救援，等江苏兵力空虚时，北伐军就以排山倒海之势向南京、安徽发起进攻。

合理的计划，坚决的执行，战事很顺利。

一个月后的3月19日，北伐军占领杭州。

又过了两天，陈独秀、周恩来等人领导的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成功，北伐军得以顺利进驻上海。

再过三天，北伐军占领南京。

至此，长江以南全部落入北伐军之手，北伐战争取得伟大胜利。唯一的遗憾是没能干掉孙传芳，这可是一个极度危险的武装分子。只要此人还有一口气在，就不能掉以轻心。

就在蒋介石一路凯歌高奏的同时，国民党内部传来了不利于他的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