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多好多事情可以干啊。因为没有别人干，所以我才有事干嘛。等我送完你们，我就去没有人的地方。我要建房子，我要拓荒。”

牛仔说着，拿鞭子指向天边，远处有镜子一样的一面湖水，银光闪闪，一群飞鸟迎着夕阳起飞，在紫红色的晚霞里飞成一片黑色的剪影。男孩看着远方，痴痴地陷入幻想。

火车站很快到了。一个很小的车站，人也不多。一个人在卖票，两个人在买票，三个人在候车。自动贩卖机立在中央，显得很宏伟。我谢过牛仔，下了马车。男孩似乎有点犹豫。

“其实，要我说，”牛仔笑眯眯地跟他说，“找旅伴得去找，找行李就算了。什么行李非找到不可呢？全不过是流水过身边。我带你去找真正的行李。路就是行李，你走走就知道啦。”

男孩再也不犹豫了。他用力对牛仔点点头，摆手跟我告别，坐在牛仔身旁，学着他赶车的姿势。他们呼喝着上路了，马车一骑绝尘，踏过寂静的草原，消失在风里。夕阳在天边，慢慢地落了下去。

火车站有极无聊的沉寂。我坐着等车，等了许久都不来。牛仔说这边只有一条铁路，无论如何都能截到我的火车。是不是它已经过去了？还是它停在了半路？要么就是车上的大火直接将车烧死了？我不知道。我无处可去，只得坐在原地呆呆地等着。我看不见我的火车，可是我有种隐隐约约的直觉，我觉得虽然大火很厉害，但它不会死，它还会来，会来接我。我不知道这是直觉还是希望，反正我坐着，无处可去。

身边的人来来回回换了很多，火车站慢慢变热闹了，门口停了一些出租汽车，旁边增加了一个长途汽车站，候车室里又摆上了一个租车服务台，来来往往的行人变得形形色色，很多人不再买火车票，直接租上一辆汽车，自己拿着钥匙。火车站原有的木头尖顶和带有罗马数字的大钟被圈了起来，四周立上了历史说明的牌子，开辟成了博物馆，一队小学生跟着老师走了进来，老师指着大钟和我说：你们看，人们曾经是这样无能为力地等着火车把他们带走，除了坐着，什么也做不了，但幸运的是，我们现在不这样了。

我听了很诧异，不知道自己怎么成了博物馆的一部分。难道火车过时了吗？我不相信。我仍然记得火车的很多好处，我不相信人们不需要它了。火车能坐多少人，马车才能坐多少人呢。站台上空空荡荡。小学生嘻嘻哈哈地走了，我还在原地坐着。也许牛仔说得对，火车总是迟到，迟到得超出人忍耐的限度，迟到一年两年很多年，但我知道我不能走。我还要找我的旅伴呢，这件事我不能忘了。

火车终于来了。我激动得眼睛里流出了泪水。它看起来很强壮，开得也很快，我分不清它还是不是我原来乘坐的那一班，但它看上去很像，于是我跳上了车。

车厢很空，有零零星星的人，看着窗外吃汉堡，他们的汉堡都很大，像一场汉堡盛宴。我在一节节车厢穿梭，不知道我的旅伴在哪里。

“你知道我的旅伴在哪里吗？”我问一个很胖的男人。

他一边吃薯条，一边摇了摇头。

“你为什么吃这么大的汉堡？”

“很大吗？”他诧异地反问。

“当然大啊，顶我们那儿吃的馍的三倍大。”

“是吗？这样的汉堡我能吃四个。”

“真的？”我瞪大了眼睛问，“我认识一个老伯，一个馍都能吃好几顿。”

“那他怎么活得下去？”

“他……他大概只有你的三分之一胖瘦。”

我比着面前的男人，回忆着记忆里精干机敏的大爷。男人或许有三百斤，一个人坐了一排座，肉像摊在座上，面前的小桌子深深地陷进肉里。桌上的薯条像小山一样堆着。

他看着我的笔划，面色漠然，问：“你们那儿人都这么瘦吗？”

“差不多吧。”

“你们真可怜。”

“彼此彼此。”我想起牛仔的话，有点不高兴地说。

他一边拿起下一个汉堡，一边问我：“你刚才说你要去找人，要找什么人？”

“我要找我的旅伴。”

“他在哪儿？”

我说了一个地名。

“啊，我们到不了了。”男人回答，“今天太晚了，火车不会去那边了，你还是下车吧，如果不下车，火车会直接带我们到芝加哥去。”

“什么？”我惊讶道，“它不能这样！它许诺要带我过去的。”

“太晚了。它只能直接去芝加哥了。”

“可是它许诺过，它许诺过！”

男人不以为然地摊开手：“事情总会变的嘛。你不愿意，可以到芝加哥去申诉。”

“申诉有什么用？我要找我的旅伴。”

“没办法啦。太晚了。你只能去申诉。或者下车，等明天下一班车再碰碰运气。”

“哪里还有下一班车呢？”我绝望地说。

窗外开始下大雪。暴风雪。我从来没有见过如此大的暴风雪。全世界成了一片银白色，连窗口最近的电线杆都看不清楚。房屋、树木、田野全都消失在席卷而呼啸的白色大风中，雪片如迷失的鸟群激烈地撞击在车窗上，玻璃起了雾，窗外积了厚厚的雪，让人看不清楚，完全不知道现在在朝什么方向行驶，只觉得速度、速度，火车狂奔，暴风雪狂奔。天色已暗，风雪昏天黑地，遮盖大地上原有的一切，仿佛什么都不曾有过。

我忽然心里一片气馁。我在风雪中迷失了方向。找不到我的旅伴，我不知道该往哪里走。我担忧地蜷缩在座位里，任凭漫天风雪卷走我的思绪。

“你找人干什么呢？”对面的胖子边吃边问我。

我摇摇头，没有回答。

“说说吧。反正没事做。”

“说了有什么用呢？你又帮不上我。”

“反正没事做。”他说，“不如你讲你的事，我讲我的事。”

我又摇摇头：“还是算了吧，我累了。就算讲了，我们下车也还是陌生人，各走各的路。”

“那有什么关系呢？”

“当然有关系。”我说，“我们要是乡亲或者邻居，互相了解有助于建立人情，可是我们只是同坐一趟火车，下车了就各自分开了，还有什么说的必要呢？反正了解和不了解结果是一样的，火车终归是要到站的，我们终归都要下车，下车就不见了，什么也改变不了，还费什么力气呢？”

他又摊开手，说：“可是到哪儿不都是这样吗？”

我真的累了，不想说话了，情绪很颓然，安静地坐着看着窗外。

我不知道我这是要去哪儿，心里又想去哪儿。我明明知道自己哪里也到不了，可为什么还一意孤行地踏上路。我想起出发以前亲朋好友每天的关心和呵护，我知道他们都是为我好，可我还是偷偷卷着包裹跑了出来。我只是被身体里一股隐隐的力量推促着，它是我的恐惧，我的填不满的需要。我看到我的生活就像这车厢一样，因为尽头的终点无法更改，所以仿佛一切都不值得再做。我害怕那个我终将面对的结果，可是我逃出来，却不知逃向何方。

我注视着夜幕，大风雪像时空转换的通道。在一瞬间，一个地名忽然闪进我的眼睛。它刻在一块木牌上，木牌挂在小站的屋檐下，屋檐点着一盏油灯。油灯昏黄，只照亮了风雪间无比狭小的一个圆锥。

我心里一惊，我知道，那就是我该去的地方。火车不停，可是它终究路过了这个地方。我立刻站起身，整个人趴在窗户上，用手在眼睛两侧揽成圆，紧紧地盯着窗外。

我看见了我的旅伴。他就在窗外，就在那里，就在原野的中央。他在大风雪里建房子，挥动着铲子，身体被吹得左摇右晃，然而手却一刻不停。风雪在他两侧急速飞过，气势汹汹。他在挖地窖，在挖很深的地窖，刨出被雪深埋的一样样事物，用双手捧着它们安置进地窖。他的身体看起来孤单孱弱，在风雪中好像随时可能摔倒，也没有人帮他，可是他挥动着铲子，一刻都不休息。拼命地挖，挖。

那一刻，我因敬佩而哭了。

火车在长夜里穿梭，四周不时亮起媚人的火光，总是一瞬，一瞬就消失。对面的胖子仍然在吃着东西，他的东西好像总也吃不完，而他吃了很久很久，还是一模一样的汉堡薯条。

火车终于把我扔在了芝加哥。

一下车，灯光和广告女郎就将我包围起来，灯光色彩迷幻，让人看不见墙上的裂痕，广告女郎的长腿又美又光滑，短裙掀到露与不露的精确分界，过往的人们都舍不得转开目光。虽然是晚上，还是有很多人在大厅来来回回穿梭，黑色白色黄色蓝色绿色的肤色一应俱全。有大群人端着酒相拥而去，帅小伙搂着黑眼圈的姑娘，有人在吵架，一个办公室门口出现了几个深蓝制服带着警棍的大家伙。我左右环顾着，不知道该往哪里去。一个一同下车的旅客问我要不要一起去投诉，我跟着他走到铁路公司门口，发现小小的房间被挤得水泄不通，就退了回来。我不想去投诉，只想赶紧离开。这个地方让我觉得混乱而荒凉，所有霓虹灯底下都有血迹，所有招牌底下都有整面墙的裂痕。我有点怕，只想离开。四周很喧闹，人来人往，响着音乐，我不知道该向哪里去。

刚出门，一个流浪汉一样的男人向我凑了上来。我下意识地向一旁躲开，满心的恐惧，他却和蔼地伸出手，指着一旁的汽车问：“坐出租吗？”

我看看他的车，惊魂未定，犹豫了一下，点了点头。

他打开车门请我上车，眨眨眼朝我笑笑。

“你是对的。”他说，“这城里有很多犯罪，你小心一点是对的。繁华和犯罪，这是硬币的两面，也是艺术的两面，你要了硬币，就两面都要啦。一个人出门，小心一点是对的。”

我坐进车里，车在漆黑的街道缓缓前行。路灯不多，前方看不到风景。

“要去哪里？”司机问我。

“江村。”我说。

司机点点头，没有多问，发动引擎，我们就这样一路驶进了黑暗当中。

我又在路上了，我总是在路上。我为什么一直在路上呢？就为了那个永远也到不了的远方吗？

车穿过夜幕，穿过黑暗，穿过漫长而持久的过往与未来。我看到我的生命，我的死亡，我的永远也写不完的论文。如果真的有岔路该多好，如果我们真的能影响火车的走向该多好，如果罗马换一个名字该多好。如果不是条条大路都通向唯一的终点，也许我就会勇敢尝试，比现在勇敢得多。

我仍然想找到我的旅伴。他的身上有一个我无法理解的谜。他也和我一样向终点奔去，他也知道他影响不了整列火车，但他一路上都没有我的恐慌。我想问他为什么。

汽车在空气里行驶，飞速穿行。黑夜如塞壬的歌声，从前方远远诱惑。我紧紧抓住车门，从车窗里看着飞速滑过的一切。我看到形状怪异的工厂，矗立在不知名的土地上，农民背井离乡，村子空空如也，风呼呼地吹，四周再次黑暗，黑暗尽头是非洲草原的帐篷，躺着头大身子小的孩子，眼睛大得出奇，手脚小得要命，他们看着我，目光留在黑暗里，如同烛火，风吹过西伯利亚的桦树林，车窗闪过高而直的树干，色彩绚丽的叶子，一排一排的红砖房，那些砖房像极了小时候我家附近的楼群，楼下有系着头巾的大婶，拎着乡下的蔬菜在卖。所有的风景在急驰的路上一闪而过，土地的气息穿透黑夜，从车门的缝隙透进来，钻进我的身体。我被速度压在座位上。

忽然，汽车慢了下来。我环顾四周，看到森严的巨石的房屋。汽车开始颠簸，路面是青石铺成，青石圆润，却上下起伏。墙角刻着字，字在深夜看不清楚。车缓缓停了下来。

“到了。”司机回过头对我说。

“这是哪里？”

“这是你找的人住的地方。”他眨眨眼说。

我下了车，抬起头，一条石级延伸到墙里，通向看不清虚实的高高的地方。

阳光很温暖。滚烫的开水如一条透明的带子，笔直而柔顺地注入我的玻璃杯。注满了，我拧上盖子，拉开隔离门，走回我的座位。我的旅伴在安静地等我。

车厢仍然明媚而宁和。大家在看书，没有人说话。我将水杯放回到桌子上，冲了咖啡，拿出包里带的三明治，开始边吃边继续将书看完。我已经看到了最后几页，这颇让我有简单的成就感。笔记本仍然摊开在桌上，淡蓝色的字词对着窗外的风景，古老的符号记录着新式的路。

我算算时间，火车快要到站了。下了火车还要坐机场巴士，所以我要赶紧将行李收拾好。我吃完面包，将餐巾纸和水杯塞进包里。笔记本也合上，没了水的钢笔插回口袋里。笔记本的封皮有水车和乡间别墅，是我去村子里访问的时候顺便买的，女主人自己的手绘和制作，价格颇为不菲，但旅行者频频掏腰包。女主人是农妇，优雅大方，平时享受乡间宁静，种菜养花，靠卖蜂蜜、果酱、糖果和水彩画为生。我看着我的本子，它静静地躺在火车的小桌上，像一个异域的梦想，带着一股遥远的甜香。自来水是很重要的，我想。当然路更重要。还有书。还有树。还有诚实的数据。还有拓荒。独立的精神。忧患的贮存。顶住风雪。我要将这些都写下来，趁还来得及赶紧写下来。

我没有时间多想，车窗外已经看得见车站的影子。火车开始减速了。

我站起身，从顶层的行李架上取下大背包，拉开拉链，背包敞开博大的怀抱。我捧起身边的骨灰盒，又最后仔细端详了一会儿。木质的盒子古朴、简洁，没有贴照片。我将它静静地放进背包，小心翼翼，拉上拉链，将包背在身上，随着人流走下车厢。

背包在肩上，沉甸甸的。

三天以后，我回到了我的医院。主治医生看着我，气就不打一处来。住院部有明文规定，私自离开超过八小时即算自动出院，后面排队入院的人还有千军万马，少了谁也不打紧，自然有人补上来。我已经偷偷离开一个月了，按理说，根本就不能再住进来。

“要是谁都像你这样，我们医院还开不开啦？啊？”

主治医生一边高声骂我，一边帮我填住院登记卡。他显得气势汹汹，试图用这样的方式掩饰自己的心软。他不想显得心软。可是其实我知道他是心软的。他今天见到我几乎落泪了，我想他一定是以为我已经死了。他还同意让我住院，一定是怕把我再放出去，很快就真的死了。其实我住下来也可能很快就死，所以对我来说，其实是一样的。

“王大夫，我同意做化疗了。”

“嗯？”他抬起头，从眼镜上方看着我。

“我同意做化疗了。”我又说了一遍。

“想通了？”

“嗯。”

“不怕掉头发了？”

“不怕了。”

“这就对了。”他一副如释重负的神情，“头发掉了毕竟是小事。积极治疗，好了以后，头发还能再长。”

“无所谓了。”我说。

“怎么想通了的？”

“我出了一趟远门。去找一个人，去走他走过的路，去问他一个问题。”

“谁啊？”主治医生放下心，又低下头，一边飞速写着密码一样的字，一边有一搭没一搭地和我说着话。

“一个了不起的人。一个用尽一辈子去了解我们脚下土地的人。”“哟，这么神秘，谁呀？”

“我的旅伴。”

“你的旅伴是谁啊？”

“我的旅伴就是我的旅伴。”

“没法跟你说话。”他又好气又好笑地说，“跟我闺女一样，竟说些不知所云的话。你说你好歹也是名校高材生，怎么也跟中学小女生似的？”

“我是说真的。”我认真地说。

“哦？那你找到了吗？”

“找到了。不过到他公寓的时候，正好赶上他心脏病突发，正捂着胸口喘粗气。我打电话叫了救护车，可是没用，他还是去世了。”

主治医生这一下停了下来，相当惊愕地看着我。我眼前仍然有那个夜晚，那最后的相遇，那匆匆忙忙的惊恐中的会面，还有回国后在他亲戚家将骨灰盒摆上茶几时手指颤抖的瞬间。我不想叙述这一切，还好主治医生并没有多问。

“回来就好啊。”他沉吟了一会儿，叹口气说，“好好治病。”

我点点头，乖乖地跟在他身后，向病房走去，手里夹着脸盆拖鞋病号服。

“可以看书写字吗？”我问。

“最好多休息。”

“可是我只有这最后几个月的时间了，我的论文还没写完呢。”

“别说这么丧气的话。”他转过身，向我怒气冲冲地吼着，“你自己都不想治好，故意砸我们饭碗来的是吧？”

我抿了抿嘴，点了点头。能写到哪儿算哪儿吧，只能这样了。我把脸盆拖鞋放在病床旁边，换上衣服，掏出背包里的四五本书，偷偷塞进抽屉。我要抓紧时间，趁人不注意的时候。

我仍然忘不了那个晚上最后的时刻，当老人弥留之际，呼吸已经平静下来，眼睛仍然意识清醒地四处环视的时候，我问他想要什么，他的目光投向书桌上摊开的纸，我去拿了过来，上面是他没有完成的研究手稿。我问他为什么到这个时候还要写，终点就要到了，写了又能走到哪里呢，写了能改变这个国度吗。他已经说不出话了，但他伸出两个手指，做了个交替向前的动作，做到一半，手指就坠落了下去。

能走到哪儿就走到哪儿吧。走到哪儿，哪儿就是远方。这是我的理解，我不知道对不对，但我已经永远无法求证。

写于二〇〇八年十月十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