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人有特殊服装，起源颇早。《诗·郑风·子衿》：“青青子衿，悠悠我心”，毛传：“青衿，青领也，学子之所服。”但古之民间就学者亦可儒服，非仅官学制服。如陆贾原服儒服，投刘邦后改楚服以迎合之。《续汉书·舆服志》：“进贤冠，古缁布冠也，文儒者之服也……自博士以下至小史、私学弟子，皆一梁。”推知官私学弟子冠服并无差异。而晋、宋、齐之诸生是“服单衣以为朝服”的，如非官学诸生，大约就没有资格服制服，只能服“白衣”了。又官学诸生可以免役，而平民则不能，那么对二者在服饰上加以区别，就更为必要了。

给予不在学籍之“白衣”以试经入仕机会，这一制度颇有意义。汉之太学有试经入仕之法，但未见扩大到不隶学籍之自学者；察举一途之明经、文学以及阳嘉制后的孝廉有经术考试，但这均由长官举荐，不能自由报名。曹魏明帝下令“郎吏学通一经，才任牧民，博士课试，擢其高第亟用”，郎吏如欲参试，大约是个人报名申请赴学官就考。至晋代，遂把学官试经之范围扩大到了“白衣”，学业成于学校之外者，亦有参试之机会了。欲参试者，或许是由个人申请，地方官保送至学官应试。在唐代科举制度之下，投考之“乡贡”与学校之诸生同应省试。从一个长过程看，察举考试和学校考试都构成了科举制的渊源。而科举制的特点是允许士人自由报名投考。从曹魏之郎吏赴博士试经，到晋代“白衣”赴学官策试，已隐含投考形式之萌芽了。

晋代由学校试经入仕者，史传颇少明确的实例。唯刘卞之例较为明确。《晋书·刘卞传》记其为兵家子，为祖秀才推荐于县令：

令即召为门下史，百事疏简，不能周密。令问卞能学不，答曰愿之，即使就学。无几，卞兄为太子长兵，既死，兵例须代，功曹请以卞代兄役。令曰：祖秀才有言。遂不听。卞后从令至洛，得入太学试经，为台四品吏。

刘卞是先入太学为诸生，还是以“白衣”身份于太学试经的，不甚清楚。(6)总之他是由太学试经为吏的。

但刘卞试经后所拜之官为“台四品吏”，而不是《晋令》所规定的郎中。试经拜郎的制度，后来似有所变化。《晋书·赵王司马伦传》记其篡位后为笼络人心计，下令“太学生年十六以上，及在学二十年，皆署吏”。太学生后来似以署吏为惯例。《宋书·礼志》：“晋武帝泰始八年，有司奏，太学生七千余人，才任四品，听留。诏已试经者留之，其余遣还郡国。”“署吏”、“才任四品”，均与刘卞之“台四品吏”相合。

“台四品吏”之“四品”，为中正之乡品；“台吏”大约是尚书令史。晋尚书令史有二等。据《通典·职官十九》之《晋官品》，尚书省治书、主书、主图、主谱令史官品第八，尚书令史官品第九。《晋书·刘卞传》记其为“台四品吏”后，“访问令写黄纸一鹿车。卞曰：‘刘卞非为人写黄纸者也。’访问知，怒，言于中正，退为尚书令史”。刘卞原任，大约是官品八品之主谱令史，方与“写黄纸”之职掌相合。“谱”指谱牒，中古重门第，选官须稽之于“谱”；“黄纸”为士人乡品之册，与谱牒性质相近，故以主谱令史掌之。刘卞后降为官品九品之尚书令史，是降官品一等。那么“才任四品”，就是堪任乡品四品人士所居的官品八品之吏，如令史之类。这就是太学试经之后一般所得之乡品、官品与官职。

附录　魏晋的散郎

晋代贤良秀孝之授官，与议郎、中郎、郎中有关。在后面考察察举与中正乡品关系等等问题之时，仍然要涉及这些郎官。因此，我们有必要弄清此期这些官称的性质。

清人洪饴孙《三国职官表》曰：曹魏“中郎可考者九人，郎中可考者二十五人，皆未知何署，附列于此”；又加按语曰：“《初学记》、《通典》皆云魏晋以来无三署郎，而本书(按指《三国志》)中有中郎、郎中，《官品》(按指《通典》之《魏官品》)中复载之，则不应无三署郎也。或自晋以来始无之耳”。洪氏对“魏晋无三署郎”之说表示怀疑，理由是曹魏史传中仍有不少中郎、郎中，《通典》之《魏官品》又明列于八品之中，所以他推测至晋始无三署郎。但问题是，晋代史传中同样有不少中郎、郎中，《通典》、《晋官品》第八品中同样有中郎、郎中。洪氏未能详考史料，其推测是不严密的。

《初学记》及《通典》“魏晋以来无三署郎”的说法，或本于《宋书·百官志》，兹引述如下：

魏晋以来，光禄勋不复居禁中，又无复三署郎，唯外宫朝会，则以名到焉。

汉东京三署郎有行应四科者，岁举茂才二人，四行二人。及三署郎罢省，光禄勋犹依旧举四行，衣冠子弟充之。

左中郎将、右中郎将，秦官，汉因之，与五官中郎将领三署郎。魏无三署郎，犹置其职。晋武帝省，宋世祖大明中又置。

由此可知，魏晋间确实有“三署郎罢省”之事，而且这与“光禄勋不复居禁中”及三署中郎将罢省有关。自建安以来，陆续设置了武卫营、中领军、中护军、左右二卫、三部司马等等，接替了宫禁宿卫之职。于是原掌宿卫的光禄勋失其职掌，不复居禁中了；三署中郎将因而也成为闲职，故为晋武帝一并罢省。

三署中郎将在晋初已不存在，那么“三署”似乎也不应复存。《通典》卷二三《职官五》引《华谭集》“尚书二曹论”记刘道贞语曰：

今吏部非为能刊虚名、举沉朴者，故录以成人，位处三署，选曹(7)探乡论而用之耳，无烦乎聪明。

其时约在西晋太康年间或稍后，其时三署中郎将已经罢省，然刘道贞仍以“三署”为称。但这一问题原不复杂。《通典》卷二九《职官十一》“三署郎官叙”记三署郎：

无员，多至千人，皆掌门户，出充车骑。其散郎谓之外郎。

是三署郎原有两部分，一为“掌门户，出充车骑”之郎，一为“外郎”，即“散郎”。《汉书·惠帝纪》：

中郎、郎中满六岁爵三级，四岁二级；外郎，满六岁二级；中郎不满一岁一级，外郎不满二岁赐钱万。宦官、尚食比郎中；谒者、执楯、执戟、武士、驺，比外郎。

注引曹魏苏林语曰：

外郎，散郎也。

可见，所谓“三署郎罢省”，应该是指“掌门户，出充车骑”的那部分三署郎，因为自魏以来它们已无宿卫之责了。至于“散郎”或“外郎”，却仍然被保留下来了。《晋书·夏侯湛传》：

泰始中，举贤良，对策中第，拜郎中，累年不调。乃作《抵疑》以自广，其辞曰……而官不过散郎，举不过贤良。

可见晋代察举所拜之郎中，正为“散郎”。前引“尚书二曹论”刘道贞所称之“三署”，实际是就“散郎”而言的。称吏部“录以成人，位处三署，选曹探乡论而用之”，言就察举所拜之“散郎”，依中正品第——“乡论”而选补也。因此，简单地说魏晋有三署郎或无三署郎，都欠确切。

在汉代后期，议郎、郎中等已渐被视作冗散。据《后汉书·蔡邕传》：“墨授长吏……而今在任无复能省，及其还者，多召拜议郎、郎中；若器用优美，不宜处之冗散。”又同书《杨秉传》延熹五年“秉上言，三署见郎七百余人，帑臧空虚，浮食者众”。是议郎、郎中已被视为“冗散”、“浮食者”了。学友陈苏镇认为，“魏晋的中郎、郎中，与汉代的三署郎一脉相承，很可能是汉代三署郎制度的遗存”，“这些中郎、郎中显然不再是宫廷宿卫军的一部分，亦不见有其他职掌，拜此官者多拱手待调，或就家养疾”(8)。这一概括是很准确的。

据《三国志》，隗禧“以病还，拜郎中，年八十余，以老处家”，郑小同“为郎中，长假在家”，杨沛“以议郎冗散里巷”；《晋书·应詹传》：“议郎韦泓……躬耕陇亩，不烦人役，静默居常，不豫政事”；又同书《张寔传》：“以秀才为郎中，永嘉初，固辞骁骑将军〔辟〕(9)，请还凉州，许之，改授议郎”。是散郎可以居老迈废疾之人，可以常居乡里，不豫政事，因其本无职事可言。

散郎的拜授，是在不承担行政职事的情况下，给予地位、身份与俸禄的一种方式。它们一方面用以安排老迈闲冗人员，同时又是入仕与迁转的一阶。察举者经过考核，便居此领俸以待迁调；此外，它又用为官僚子弟之“赐官”。《太平御览》卷二三三引《魏志》：“钟会……正始中以赐官郎中为秘书郎。”《晋书·荀 传》：“魏时以父勋除中郎。”又有以父祖死事而赐拜者，如张范子张参、管宁子管邈、郑浑子郑崇、典韦子典满等。《晋书·张轨传》：“泰始初，受叔父锡官五品”，“五品”为乡品，“锡官”即中郎、郎中之类。又同书《邓攸传》：“初，祖父殷有赐官，敕攸受之。后太守劝攸去王官，欲举为孝廉。攸曰：先人所赐，不可改也!”邓攸之“赐官”，也当是郎中之职。因举孝廉后仍然只能除为“散郎”，所以邓攸认为“去王官”、举孝廉，乃是多此一举，故托辞不受。

由《邓攸传》前曰“有赐官”、后曰“去王官”，知“赐官”与“王官”所指必为一事，“王官”亦当为散郎。“王官”语先秦已有。《左传》定公元年：“若复旧职，将承王官”，指天子之官，与诸侯之官相对。魏晋时代，“王官”可指朝官，特别是出使州郡者，与地方官府属相对(10)；同时又常特指中郎、郎中等。《通典》卷一〇一《礼六一·周丧察举议》：

今诸王官司徒吏未尝在职者，其高足成，有一举便登黄散，其次中尚书郎，被召有周丧，正假一月耳。何至孝廉独不可耳，为孝廉之举美于黄散邪?如所论以责孝廉之举，则至朝臣复何以恕之!宜依据经礼，分别州国之吏与散官不同。又议曰，震以王官司徒吏皆先由州郡之贡……至于州郡之吏，未与王官同体……

原议关乎察举是否应避周丧，这里不必管它。由上可知，“王官司徒吏皆先由州郡之贡”，就是说察举贡士为“王官”之一来源。又议中先称“分别州国之吏与散官不同”，又称“州郡之吏未与王官同体”，是“散官”即是“王官”。又称“诸王官司徒吏未尝在职者”，而散郎正是可以拜赐而不在职的。又《南齐书·王僧虔传》：

高平檀珪罢沅南令，僧虔以为征北板行参军，诉僧虔求禄不得……又书曰：“……本希小禄，无意阶荣。自古以来有沐食侯，近代有王官，府佐非沐食之职，参军非王官之谓……若使日得五升禄，则不耻执鞭。”僧虔乃用为安城郡丞。

汉代之列侯有汤沐邑以给奉养，“自古以来”乃是就汉而言，故“近代”必是指汉以后。那么这里的“王官”显然就不是指朝官，因为历代皆有朝官——“王官”，不得谓“近代有王官”。所以此处之“王官”乃是就魏晋之散郎而言的。“王官”有俸禄而无职事，与沐食侯有相似之处，故檀珪得引而对举。板行参军亦居位待调之职，但在当时却没有俸禄，所以檀珪希望得到一个类似“王官”那样的“沐食之职”。

又《通典·选举六》“杂议论”载唐人“选举杂议”七条，其二有语曰：

汉代所贡，乃王官耳。凡汉郡国，每岁贡士，皆拜为郎，分居三署，储才待诏，无有常职。

可见，唐人对察举所拜之郎称“王官”，其性质为“储才待诏，无有常职”，尚有清晰了解。

《晋书·杨骏传》：“少以王官为高陆令”，此“王官”当即赐官郎中。又《通典·职官十八·魏官品》有“王官舍人”一官，在第九品。《晋书·崔游传》：“魏末察孝廉，除相府舍人”，或即其职。亦因为此种舍人有俸无事，故称为“王官”。又《晋书·傅玄传》：

王人赐官冗散无事者，不督使学，则当使耕，无缘放之使坐食百姓也。今文武之官既众，而拜赐不在职者又多……

傅玄所言之“冗散无事”之“王人赐官”，即包括“散郎”在内。“王人”见《春秋》庄公六年：“春，王正月，王人子突救卫”，杜注：“王人，王之微官也。”可见“王人”也义通于“王官”。(11)由于散郎等官，不管由察举而得或由赐拜而得，均无具体职掌，只是表明士人已成朝廷命官，可以享受俸禄“坐食百姓”，所以漫称为“王官”或“王人”。傅玄建议使“拜赐”之“王人赐官”就学或躬耕，却不言使之励职勤事，也反映了“王人赐官”本无职事。

【注释】

(1)参见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丛》，110～111页，北京，三联书店，1978。

(2)参见黄留珠：《秦汉仕进制度》，172页。

(3)分见黄留珠：《秦汉仕进制度》，144页；劳榦：《汉代察举制度考》，载《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十七本。

(4)由李庠自“中护军切征”，最后拜为“中军骑督”一点，知其最后所应之科应为“良将”，而非“秀异”。“秀异”即“秀才”。

(5)周一良先生《魏晋南北朝史札记》，236页“单衣”条，言“单衣”有四种，一为单夹衣之单衣，二为士大夫便服，三为吊服，四为官吏服装之一种，分辨精密。诸生之单衣或又为一种，形制或有异于官吏之服装和日常之便服。记此以俟方家详考。

(6)刘卞虽为郡门下史，但此类小史仍属“白衣”。《汉书·龚胜传》：“闻之白衣，戒君勿言也”，颜师古注：“白衣，给官府趋走贱人，若今诸司亭长掌固之属”；又《宋书·吴喜传》：“初出身为领军府白衣吏”。

(7)万有文库十通本《通典》“选曹”作“听曹”。严可均辑《全晋文》引作“选曹”。

(8)陈苏镇：《魏晋的散官》，硕士论文，1986年，藏北京大学图书馆。这里参考了他的部分结论。

(9)按骁骑将军在第四品，决无以郎中径迁此官之可能，此处当夺一“辟”字，作“固辞骁骑将军辟”，因补。

(10)《晋书·王济传》：“出为河南尹，未拜，坐鞭王官吏免官”，“王官”指出使州郡之朝官；又《王敦传》：“当陛下践阼之始，投刺王官”，亦指朝官，引申为投效朝廷。北朝之“王官”又指王国官属。《魏书·恩倖传》：“(太和)四年，迁尚书令，封爵中山王，加镇东大将军，置王官二十二人。”但南朝王国官属则称“国官”不称“王官”。《宋书·自序》记沈璞“除南平王左常侍，太祖引见，谓曰……王家之事，一以相委，勿以国官乖清途为罔罔也。”关于“王官”，学友杨光辉提供了数条材料，特此致谢。

(11)《晋书·荀勖传》：“魏太和中，遣王人四出，减天下吏员。”此“王人”指朝廷官员。知“王人”泛称指朝官，特称指“散官”，义同于“王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