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魏入晋，士族门阀势力扶摇直上。经济上，先后出现了品官占田荫客制、士人免役制和品官封锢山泽制，保障士族官僚存身和发展的经济条件。文化上，士族名士清谈玄理、虚无放诞，并形成了独特的礼法门风和生活方式，以这种意识形态维护其高贵的社会地位。政治上，少数权贵高门世据要津，执掌权柄，成为皇权以外的最大亲缘身份性政治势力。与之相适应，王朝选官上九品中正制与清官入仕迁转之途的配合，成为士族成员获取官职与权力的康庄大道。“以名取人”和“以族取人”的结合，取士面向士族名士，成了王朝选官的主导倾向。由之，承汉而来的察举选官制度，其地位与作用继续下降。但是，专制皇权和官僚政治的维护者，仍然在努力挽救察举的颓势；察举制度本身，仍然有一些引人注目的发展。下面，我们首先对晋代察举以及相关的太学试经制度的有关变迁加以叙述。

一、察举特科

西晋初年，社会由三国鼎立状态进入了暂时的统一。这种统一的努力及其结果，多少带来了一点向上的气象。王朝对恢复汉式的官僚政治秩序颇为关注。在选官方面我们看到，此期王朝对振兴察举曾经给予了相当的重视。

这种重视首先就表现于频繁的特诏察举之上。例如据《晋书·武帝纪》，咸熙二年十一月，“令诸郡中正以六条举淹滞，一曰忠恪匪躬，二曰孝敬尽礼，三曰友于兄弟，四曰洁身劳谦，五曰信义可复，六曰学以为己”；泰始四年十一月，“诏王公卿尹及郡国守相，举贤良方正直言之士”；泰始五年十二月，“诏州郡举勇猛秀异之才”；泰始七年六月，“诏公卿以下举将帅各一人”；泰始八年二月，“诏内外群官举任边郡者各三人”；太康九年正月，“令内外群官举清能，拔寒素”；太康九年五月，“诏内外群官举守令之才”。又《晋书·范粲传》：“元康中，诏求廉让冲退、履道寒素者，不计资，以参选叙……时张华领司徒，天下所举凡十七人。”《晋书·任旭传》：“永康初，惠帝博求清节隽异之士，太守仇馥荐旭清贞洁素、学识通博，诏下州郡，以礼发遣。”《晋书·杜夷传》：“怀帝诏王公举贤良方正，刺史王敦以贺循为贤良，夷为方正。”

以上为西晋时期特诏察举之例。这种察举，第一是为军事需要而举，如“勇猛秀异”、“将帅”之科；第二是为政事需要而举，如“贤良方正”、“任边郡者”、“守令之才”之科；第三是为擢拔寒门俊才而举，如“淹滞”、“寒素”之举。特举与岁举本是互相配合的，岁举以取常规人才，特举以取特种人才，以补常科之不足。

晋初之屡诏特举，并非例行公事。《晋书·马隆传》：“泰始中，将兴伐吴之役。下诏曰：吴会未平，宜得猛士以济武功。虽旧有荐举之法，未足以尽殊才。其普告州郡，有壮勇秀异才力杰出者，皆以名闻，将简其尤异，擢而用之。苟有其人，勿限所取。”晋武帝兴特举，其意正在“以尽殊才”，满足王朝对各种特殊人才之需要。

贤良对策制度，兴于汉代。曹魏明帝之时，于太和四年十二月和青龙元年三月两次诏举贤良，但均未见对策之事。晋武帝则恢复了贤良对策之法。《晋书·阮种传》：“是时西虏内侵，灾眚屡见，百姓饥馑。诏三公、卿尹、常伯、牧守，各举贤良方正直言之士。”据《晋书》之《阮种传》、《郤诜传》、《挚虞传》等，对策时武帝所问有“王道之本”、“戎蛮猾夏”、“文质因革”、“咎征见作”、“刑政不宣”、“经化之务”、“移风易俗”等等重大问题。据《郤诜传》，武帝策问时有言，“朕获承祖宗之休烈，于兹七载，而入未服训，政道罔述。以古况今，何不相逮之远也?虽明之弗及，犹思与群贤虑之，将何以辨所闻之疑昧，获至论于谠言乎?”这颇能反映晋武帝忧患图治之情，以及对贤良对策的殷切期望。

而且贤良对策之时，一策之后又加再策。《晋书·挚虞传》：“举贤良，与夏侯湛等十七人策为下第，拜中郎。武帝诏曰：‘省诸贤良答策，虽所言殊途，皆明于王义，有益政道。欲详览其对，究观贤士大夫用心。’因诏诸贤良方正直言，会东堂策问。”在《文献通考·选举六》中，马端临加以赞扬说：“按，试贤良而至于再策，始于汉武帝之待仲舒，而晋武之时亦有之，盖于对者数百人之中，特拔之，而且再策之，可见二帝于策士之事，究心如此!后世亦不过付之有司，视以具文耳。”

至于武帝之令内外群官“拔寒素”，惠帝之“诏求廉让冲退、履道寒素者，不计资”，更具有在士族占据要津之时，为寒门士人打通进身之阶的意义了。《晋书·李重传》记“时燕国中正刘沈举霍原为寒素，司徒府不从”，李重称“如诏书之旨，以二品系资，或失廉退之士，故开寒素以明尚德之举”。二品为中正品第，是士族才能得到的上品，在选官中待遇优越。唐长孺解释说，“当时下诏求贤，本来限于二品，如果低于二品者可以由中正以寒素资格提升为二品，始能被举”，“霍原是寒门本非二品”，所以司徒府不从。(1)说不及二品者可由寒素升为二品，合于史料本意；但说这次“下诏求贤，本来限于二品”则甚不准确。恰恰相反，这次察举名目是“寒素”，所面向的，正是不及二品之人，举后则给予二品资格。“不计资”，就是不“以二品系资”之意。《李重传》又记司徒左长史荀组语：“寒素者，当谓门寒身素，无世祚之资。原为列侯，显佩金紫……”可知司徒府不通过霍原的寒素之举，是因为霍原已身居列侯、“显佩金紫”，不能算“寒门”了。由此又知“寒素”这一科目，面向的乃是“门寒身素，无世祚之资”者，乃是为了补救士族政治的弊端，容纳寒门贤士才设立的。

可以说，特举频繁，是察举选官方式受到重视的标志。这在九品中正制与清官入仕迁转之途互相配合，而保障着士族入仕特权之时，有着特别的意义。察举制发挥着选拔军事政治人才、容纳寒门士人、补救士族政治弊端的作用，对此我们在以后的章节之中还要专门论及。

二、秀才对策制度

西晋初期，察举制的一个重要变迁，是秀才对策制度的成立。

秀才一科始于西汉武帝，最初大约为特举。据《汉书·元帝纪》，初元二年因地震下诏命“丞相、御史、中二千石举茂材异等直言极谏之士，朕将亲览焉”。这次察举“茂材异等”与“直言极谏”同科，又曰“朕将亲览”，显然有对策之事；又记永光二年因日食“令内郡国举茂材异等贤良直言之士，各一人”。准以前例，这次“茂材异等”也应有对策。这大约是秀才对策最早之见于史籍者。但这两次秀才之举为特举，非岁科。约在西汉后期出现了秀才岁举，但终汉之世，岁举之秀才略无对策之事，举后皆直接拜官。曹魏之时，秀才举后仍无对策。

直到晋代，才出现了秀才对策制度。这一制度著之于《晋令》。《北堂书钞》卷七九：

《晋令》：举秀才必五策皆通，拜为郎中，一策不通，不得选。

关于秀才察举的《晋令》，《北堂书钞》还录有其他两条，后面在有关之处将予以引证。看来晋廷曾经对秀才察举制度专门做过一次改革，并以令之形式使之固定下来了。

《晋书》所记西晋秀才之对策者，有纪瞻、华谭二人。《纪瞻传》：“吴平，徙家历阳郡，察孝廉，不行。后举秀才，尚书郎陆机策之。”查同书《陆机传》，陆机太康末入洛，其任尚书郎则在吴王司马晏出镇淮南之后，赵王司马伦辅政之前，其时约为惠帝永熙之后、永康之前。则陆机以尚书郎策试纪瞻，即当在此期间。又《华谭传》：“太康中，刺史嵇绍举谭秀才”，“同郡刘颂时为廷尉，见之叹息曰，不悟乡里乃有如此才也!”查同书《刘颂传》，刘颂为廷尉，“会灭吴，诸将争功，遣颂校其事，以王浑为上功，王濬为中功。帝以颂持法失理，左迁京兆太守”；又《王濬传》：“太康六年卒”。刘颂在平吴后因检校诸将争功事失廷尉之官；而华谭以秀才对策为廷尉刘颂所叹赏，亦可推测在太康前期。这是岁举秀才对策见于史籍之最早一例。

察举制度在发展中渐重考试，乃是一历史趋势。汉代察举之岁科以秀才、孝廉最为重要。孝廉科于东汉顺帝阳嘉年间始行家法、笺奏之试；至西晋太康年间，秀才一科也采用对策考试之法了。据《晋书·赵王司马伦传》，司马伦篡位，“是岁，贤良、方正、直言、秀才、孝廉、良将皆不试”；又同书《王接传》：“三王义举，惠帝复阼，以国有大庆，天下秀孝一皆不试，接以为恨”。可知正常情况之下，秀才是必须策试的。

从制度渊源看，秀才对策当然是来源于贤良对策制度。就《纪瞻传》、《华谭传》所载之策试内容看，有文德武功问题，法令教化问题，贡士举贤问题，经义礼制问题，绥抚吴蜀问题等等，仍以“陈政”为中心内容。《晋书·王接传》载，王接举秀才，或劝其不应，他说：“今世道交丧，将遂剥乱，而识智之士钳口韬笔，祸败日深，如火之燎原，其可救乎?非荣斯行，欲极陈所见，冀有觉悟耳。”可见，秀才对策原可以“极陈所见”，为进言之一途径。

贤良科盛于两汉，至曹魏已不甚重要。西晋时一度重要，但所取人数有限；而秀才自此却成了主要的以对策取人之途了。直到唐初，秀才科才被进士科取代。秀才科初行对策之时，虽仍然兼有以此“求言”之意图，但发展中却日重文辞，成了一种按文辞高下取人的科目了。以文辞考试取士，初始于东汉灵帝。灵帝好文，设鸿都门学，引诸能为书画、辞赋、尺牍者居之；又令于盛化门加以考试，“差次录第”，授以官职。但这仅为一时之制，且为其时之士人所不齿。而晋代以下之秀才对策，与中古文学之繁荣正相合拍，乃是文士瞩目的显示文采之机会。汉代察举之考试，有贤良之对策、孝廉之试经术、试笺奏三种形式，曹魏时中止了孝廉笺奏之试。晋代以降，又形成了孝廉射策试经术、秀才对策试文辞的二科并立之格局。对这一演变过程，后面还要加以叙述。

三、察举考试之等第和任用

下面讨论西晋秀才、贤良、孝廉之考试任用情况。

依前引之《晋令》，秀才对策须“五策皆通”，“一策不通，不得选”。对策之策数为“五策”，自此遂成经制。又等第的确定，不是依所“通”之策的多少，而是在五策皆通的前提下，才依内容高下而确定的。由“一策不通，不得选”的规定，知考试有制度化的黜落之法。汉代贤良对策，大致没有黜落，对策之数也未见定制。西晋之秀才对策，比较起来已更为程式化了。

据《晋书·华谭传》，秀才华谭所对正为五策；而同书《纪瞻传》记其以秀才对策六策，较《晋令》之规定多一策。又，贤良对策之制或同于秀才，然《晋书·阮种传》记其以贤良对六策；同书《郤诜传》记其以贤良对三策，疑有二策未录。是对策之多少，时或有所变通。

西晋之贤良，我就史传大略考得16例。其中10人不行不就，余6人均有对策之事。王康策在上第，任用不明；索靖策在高第，拜驸马都尉。其余数人之等第任官的记载，颇有矛盾牴牾之处。《晋书·阮种传》：“时种与郤诜及东平王康俱居上第，即除尚书郎”，三人既然俱居上第，任官似应相同，皆为尚书郎。但同书《郤诜传》记曰：“以对策上第，拜议郎，母忧去职……未毕，召为征东参军，徙尚书郎”；又《太平御览》卷四一二引王隐《晋书》：“郤诜对策上第，拜朝议郎，母忧去职。”是郤诜所拜原为议郎。《郤诜传》记其语有“臣举贤良，对策为天下第一”，知其等第必不低于阮种，然二人授官却不相同。又《晋书·挚虞传》：“举贤良，与夏侯湛等十七人策为下第，拜中郎”；而同书《夏侯湛传》曰：“泰始中举贤良，对策中第，拜郎中。”二处所记夏侯湛之等第及任官互不相同，未知孰是。上第、下第，郎中、中郎等，极易混淆，这只有再结合其他材料加以分析。

秀才一科的任官，《晋令》明确规定“拜为郎中”，这便与汉制有很大不同。汉代孝廉例入郎署为郎中，而秀才以拜县令长者为多。据黄留珠统计，西汉秀才拜县令者占64％，东汉又上升到83.5％。两汉秀才无一例拜为郎中者。(2)郎中秩比三百石，而县令长秩六百石至千石，故秀才高于孝廉。曹魏之秀才我考得8例，其中3例不行不就，余5人。其中傅玄及山涛2人，皆除为郎中，见《晋书》本传。是曹魏后期，秀才已有拜为郎中之事。至晋代，秀才拜郎遂著之于《晋令》，成为经制。是秀才之任用，已等同于孝廉，较之汉代，显然有所降格。

《晋书·石勒载记》中有一条颇有价值的旁证材料：

又下书令公卿百僚岁荐贤良、方正、直言、秀异、至孝、廉清各一人。答策上第者拜议郎，中第中郎，下第郎中。其举人得递相荐引，广招贤之路。

此令约在东晋成帝咸和年间。按石赵政权汉化诸制，如清定九品、计吏拜郎、太学试经等等，大抵承自魏晋之法，察举制亦当如此。“秀异”当即秀才或“秀才异等”，“至孝、廉清”当即孝廉。其所令岁荐之科目与西晋通行之科相同，特别是“秀异”科亦行策试，同于西晋而异于汉魏。估计其贤良秀孝之策试，并依上、中、下三等区别等第，分别拜授为议郎、中郎、郎中之法，恐怕不是凭空产生，颇有可能是直接沿用了晋朝成规。

汉代之贤良、方正、直言以及敦朴、有道等，在初期对策后所授之官因时而异，尚未定型。有得除议郎、郎中者；其高者亦有博士、县令、谏大夫、中大夫等。但在东汉，除拜议郎、郎中之情况日渐增多。《后汉书·鲁丕传》：“建初元年，肃宗诏举贤良方正，大司农刘宽举丕。时对策者百有余人，唯丕在高第，除为议郎。”高第者除拜议郎，那么下第者就应较此为低。《后汉书·皇甫规传》记其举贤良方正对策，“梁冀忿其刺己，以规为下第，拜郎中”。是下第所拜为郎中。谢弼、陈敦、公孙度以有道对策拜郎中，大约是策在下第；又苏章、刘淑、张奂、李固等皆以对策第一或高第拜议郎，那么马融、刘瑜等对策拜议郎，大约也是试在高第。(以上参见《后汉书》诸人本传)总之，东汉特举对策诸科的任用，已有以高第拜议郎、下第拜郎中的大致趋势。这是一种趋于程式化的表现。这大约就影响了西晋贤良秀才对策的分等授用之法。

西晋贤良除授之官，有议郎、郎中，还有中郎，已如前述。秀才亦是如此。除拜议郎者，如《晋书·周玘传》：“举秀才，除议郎。”除拜中郎者，如《晋书·王接传》：“永宁初，举秀才……除中郎”；《甘卓传》：“举桂阳谷俭为秀才……俭耻其州少士，乃表求试，以高第除中郎”。至于除郎中者其例更多，如嵇含、文立、华谭、索琳、张寔等等。史传对等第及各种郎官记载十分混乱，但存在着议郎、中郎、郎中三种任官，则是没有疑问的。据《通典》之《职官十八》、《职官十九》，魏晋议郎在第七品，中郎、郎中在第八品。又《续汉书·百官志》：“议郎，六百石”，“中郎，比六百石”，“郎中，比三百石”。是中郎又较郎中为高，秩禄有较大差别。又《晋书·武帝纪》：“封孙皓为归命侯，拜其太子为中郎，诸子为郎中”，亦见西晋时中郎、郎中有明确区别。既然晋代贤良秀才之任官有议郎、中郎和郎中三种，同时对策大致也有上第、中第和下第三个等级，那么，石赵政权察举实施中之上第拜议郎、中第拜中郎、下第拜郎中的制度，大约就是有所参照借鉴的。两相印证，西晋之贤良秀才策试分等任用之制，反过来说也当近于石赵之法。

至于孝廉一科，在晋代未见有拜议郎、中郎者。《世说新语·文学》注引宋明帝《文章志》，记东晋张凭“以才选举孝廉，试策高第，为(刘)惔所举，补太常博士”，是其时孝廉试策有等第分别。如果晋代秀才有分等授用之制的话，那么孝廉科似乎应与之相同。但是必须指出，晋代有关察举分等授用的材料，仍欠明确，尚有待深入考察。以上之叙述，仅仅为推测而已。

晋代秀才是依制“五策皆通，拜为郎中”；孝廉则是在汉代就以除拜郎中为经制的。但据我统计，曹魏与两晋之孝廉和晋代之秀才，史传明记拜为郎官者，在三分之一上下，其余或为公府、军府、州府所辟，或拜为博士、黄门郎、吏部郎、著作郎、太子洗马、吏部令史、谒者、县令长等等。但总的看来，在此期秀孝所拜之官中，议郎、中郎、郎中数量最大，远多于其他任何一种官职。虽然统计比例在三分之一左右，但我颇怀疑，可能有许多秀孝曾拜郎官，而为史传省略不计了。

史传省略的情况在汉代就有先例了。据黄留珠统计，汉代孝廉明记拜为三署郎者，也仅占49.1％，其间史传对拜郎情节多加省略。他举例说，《后汉书·雷义传》记其“举孝廉，拜尚书侍郎”，而《陈重传》却称陈重、雷义举孝廉后“俱在郎署”，是二人都曾为三署郎中，《雷义传》却省略了这一情节。因此黄留珠说：“大凡史书、碑刻中关于孝廉直接除拜郎以外的官职的记载，都不尽然完全可靠，其间多有省文。”又劳榦亦曾有过类似看法。(3)这一论点颇有道理。如《后汉书·左雄传》记阳嘉二年孝廉考试后，“唯汝南陈蕃、颍川李膺、下邳陈球等三十余人得拜郎中”，而《李膺传》记为“初举孝廉，为司徒胡广所辟”，《陈球传》记为“举孝廉，稍迁繁阳令”，如非《左雄传》，李、陈二人拜郎事就无从得知了。甚至王朝法令中对此亦加省略。如《太平御览》卷二二九引《汉官仪》：“(太官)丞四人，郡孝廉年五十清修聪明者，光禄上名乃召拜。”三署属光禄勋，由“光禄上名”，知太官丞选自孝廉郎中，然仪制上只言“郡孝廉”而已。又如《续汉书·百官志》注引《决录注》：“故事，尚书郎以令史久缺补之，世祖始改用孝廉为郎。”尚书郎本自三署孝廉郎选试，这里却也是只言“改用孝廉”，不言选自郎中。

可见，由于孝廉拜郎已成通例，不言自明，故汉代史籍多予省略不记。在魏晋史籍之中，在记载秀孝任官时也很可能有类似现象。例如《晋书·纪瞻传》记其举秀才对策，不言拜为何官，遂又述其“永康初，州又举寒素”。然《北堂书钞》卷七九引王隐《晋书》：“纪瞻与秀才至历阳，除郎中。”按“与”当作“举”，“历”当作“洛”，一形近致误，一音近致误。是《晋书》省略了拜郎情节。又《晋书·潘岳传》记其“早辟司空、太尉府，举秀才”，后“出为河阳令”，不言为郎；然《传》又录其《闲居赋》，其序曰：“仆少窃乡曲之誉，忝司空、太尉之命……举秀才为郎，逮事世祖武皇帝，为河阳、怀令”，是《传》文省略了拜郎一事，如非《赋》序，则又将被遗略。由此来看，晋代秀孝之拜郎者，很可能较史传所能见到的为多。

魏晋时期的议郎、中郎、郎中，较之汉代已发生了很大变化。议郎实际已无进言议政之责，中郎、郎中已经没有了宫廷宿卫之职。它们都已完全成了所谓的“散郎”，有俸禄而无职事，甚至可以家居而不在朝，属冗散之列。所以“散郎”当时又漫称为“王官”，表示士人是王朝领俸官员，不同于平民而已。“散郎”之位，一是用为官僚子弟之赐官，二是用以优遇老迈废疾官员，三是士人仕进之一阶，用以任用通过了察举策试者，使之居此领俸以待迁调。关于“散郎”的详细考辨，可参看本章之后的附录《魏晋的散郎》。

又，晋代秀才如除为太学博士或太常博士，可能不须先经郎职，《北堂书钞》卷七九引《晋令》：

举秀才明经传者，简以众典才茂。

上文引自《北堂书钞》孙星衍、严可均七家校影宋本。明陈禹谟俞羡长万历校本，无“简以众典才茂”句而多“以入学宫”四字其实二者可以并存互补，即作：、。

举秀才明经传者，简以众典才茂，以入学宫。

“以入学宫”者，入学校以为博士也。这是对明习儒家众典的秀才的特别任用。《晋书·潘尼传》：“太康中举秀才，为太常博士”；《高崧传》：“举州秀才，除太学博士”。他们或许未经郎官，而是于策试后直接拜为博士的。汉代本有自秀才之明经者中选补博士之制，事见《汉旧仪》：“刺史举民有茂才，移名丞相，丞相考召，取明经一科，明律令一科，能治剧一科，各一人。诏选谏大夫、议郎、博士、诸侯王傅、仆射、郎中令，取明经。”可知这是一个渊源久远的制度。

四、其他科目

晋代察举科目须经考试者，还有“良将”一科。前引《晋书·赵王司马伦传》：“是岁，贤良、方正、直言、秀才、孝廉、良将皆不试。”是“良将”一科也须考试。又《晋书·陈 传》记其在东晋太兴初陈时务，有语“又马隆、孟观虽出贫贱，勋济甚大。(今)以所不习而统戎事，鲜能以济。宜开举武略任将率者，言问核试，尽其所能，然后随才授任”。马隆于泰始中由兖州举“才堪良将”，后讨羌立功。陈 “宜开举武略任将率者，言问核试”之请，当是援依西晋旧制。是西晋“良将”科原有“言问核试”之事。晋代应“良将”科者，还有刘聪和李庠。 《晋书·刘聪载记》：“新兴太守郭颐辟为主簿，举良将，入为骁骑别部司马。”又《李流载记》：“(李庠)后以善骑射，举良将，亦不就。州以庠才兼文武，举秀异，固以疾辞。州郡不听，以其名上闻，中护军切征，不得已而应之，拜中军骑督。”(4)

晋代察举之常科，还有计吏、良吏、廉吏。计吏、廉吏二科承自汉代，良吏则似为西晋新设。《金石录》卷二十《晋彭祈碑阴跋》：“题名者凡三百十二人，有故孝廉、计掾、计史、良吏、廉吏、计佐……”由排列次序看，孝廉最高，次为计掾、计史，次为良吏，次为廉吏。《华阳国志·大同志》：“(太康)五年罢宁州，诸郡还益州，置南夷校尉，持节如西夷，皆举秀才、廉、良。”“廉、良”当指廉吏、良吏。《抱朴子·审举》：“亦可令廉、良之吏，皆取明律令者，试之如试经，高者随才品叙用。”是东晋仍有廉吏、良吏之举。《晋书·赵王司马伦传》：“郡纲纪并为孝廉，县纲纪为廉吏”，是孝廉例以郡纲纪为之，廉吏例以县纲纪为之。晋代廉吏可考者二人。一为陈敏，《晋书·陈敏传》载其“少有干能，以郡廉吏补尚书仓部令史”；一为仇勃，《晋书·刘弘传》载其为“南郡廉吏”。晋之良吏，考得赵至一人，《晋书·赵至传》载其以幽州从事“太康中，以良吏赴洛”。廉吏、良吏不知区别何在，但性质都是面向下级吏员的。二科得举者史传所见甚少，就其身份看亦属下层士人。这种科目，在士族兴盛之时，看来并没有得到社会重视。

晋代还有“四行”科。“四行”科在汉代由光禄勋负责察举，举自三署郎中。《通典》卷二五《职官七》：“汉东京三署郎有德应四科者，岁举茂才二人，四行二人。及三署郎罢省，光禄勋犹依旧举四行，衣冠子弟以充之。”《宋书·百官志》：“魏无三署郎。”但“四行”科目却承袭下来了。《晋书·钟雅传》：“举四行，除汝阳令”，是为一例。

岁举诸科，大约是年终得举，岁尽入都，次年初参加策试或接受审查，然后加以除拜。《三国志·魏书·常林传》注引《魏略》，记司隶校尉钟繇举吉茂为秀才事，是“至岁终，繇举茂”；又同书《管辂传》注引《管辂别传》：“至十月，举为茂才”；又《通典·礼六一》记天水孝廉杨旌“十二月应举”，是举在岁终。《晋书·五行志》：“成帝咸和六年正月丁巳，会州郡秀孝于乐贤堂”；《宋书·武帝纪》：“(永初二年)二月己丑，车驾幸延贤堂，策试诸州郡秀才孝廉”，是策试在次年年初。此亦两汉旧制。

五、学校试经入仕制度

西晋还继承了汉魏的学校试经入仕制度。《晋书·嵇康传》记魏末“太学生三千人请以(嵇康)为师”；《宋书·礼志》则曰晋泰始八年“太学生七千余人”；《南齐书·礼志》：“晋初太学生三千余人”。对学生员额诸说不一，但规模尚属不小。

晋代学校制度的一个重要变化，是太学之外又专设了面向官僚权贵子弟的“国子学”。《宋书·礼志》：“咸宁二年，起国子学，盖《周礼》国之贵游子弟所谓国子，受教于师氏者也。” 《南齐书·礼志》：“晋初太学生三千人，既多猥杂，惠帝时欲辨其泾渭，故元康三年始立国子学，官品第五以上得入国学。”国学之所成或非一年之事，或始于咸宁二年，至元康三年始成也。别立国学，既反映了士族高门与寒门士子对立两分之现实，也反映了王朝欲使耻与寒门诸生齿列，又热衷玄学不屑儒术之贵游子弟，亦入学接受正统儒术教育之意，遂成太学、国学之双轨教育制度。学校试经入仕之法，据《艺文类聚》卷四六引《晋令》：

博士皆取履行清通、淳明典义，若散骑、中书侍郎、太子中庶子以上，乃得召试。诸生有法度者及白衣，试在高第，拜郎中。

此《晋令》又见《太平御览》卷二三六及《北堂书钞》卷六七。可见诸生试经拜官之制，是“试在高第，拜郎中”。曹魏学校有五经课试之法，至晋似又另立新制。拜郎的待遇，与秀孝察举略近。

还可注意的是“诸生有法度者及白衣”一句，“白衣”亦可参加试经。古未仕者着白衣，故“白衣”指未仕无官之人。但诸生亦不得谓已仕居官者。这里“诸生”与“白衣”为对称，“白衣”应特指不在学籍者。

《太平御览》卷二三六引《齐职仪》：“《晋令》：博士祭酒，掌国子学。而国子生师事祭酒，执经，葛巾，单衣，终身致敬。”是晋之国子生着单衣。又《宋书·礼志》：“巾以葛为之，形如，而横著之，古尊卑共服也……今国子太学生冠之，服单衣以为朝服，执一卷经以代手板。”是南朝之国子太学生亦葛巾单衣，而单衣是用以代替朝服的，表示将欲居官而已不同于平民，是单衣为诸生之制服。(5)《晋令》只说国子生着单衣，但太学生可能也与之相同。“诸生”与“白衣”为对称，似乎就暗示了诸生都是穿着制服的。《隋书·礼仪志》七：“委貌冠，未冠则双童髻，空顶黑介帻，皆深衣，青领，乌皮履，国子、太学、四门生服之。”“深衣”即单衣。又《通典·礼七七·开元礼纂类十二》：“学生仍青衿服”。是隋唐学生仍着制服，承五朝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