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魏以降，两汉传统的选官体制开始发生重大变动。随着士族阶层的兴起，适应于士族政治需要的选官途径发展起来，从而改变了选官格局。但是察举制度依然存在着，虽然其地位、作用已开始下降，但其制度程式却依然依某种规律在向前发展。在这一章中，我们将对此期察举制及相关的考试选官制度加以叙述；至于整个选官格局的变动，则留到下一章加以分析。

一、特科与岁科

曹魏时期之特举，数年一次，较为频繁。据《三国志·魏书·文帝纪》，黄初四年夏五月诏“其博举天下俊德茂才，独行君子”；《明帝纪》太和二年冬十月“诏公卿近臣举良将各一人”；太和四年十二月“诏公卿举贤良”；《管宁传附张臶传》：“太和中，诏求隐学之士能消灾复异者”；《明帝纪》青龙元年三月“诏公卿举贤良笃行之士，各一人”；《王昶传》青龙四年诏：“欲得有才智文章、谋虑渊深、料远若近、视昧而察、筹不虚运、策弗徒发、端一小心、清修密静、乾乾不解、志尚在公者，无限年齿，勿拘贵贱，卿校已上各举一人”；又《晋书·景帝纪》齐王芳嘉平四年春正月“命百官举贤才”。以上曹魏特举之例，其中以明帝太和、青龙间最为频繁，这是值得注意的。

至于秀才、孝廉之岁举，在建安时期就在进行。例如吉茂建安中“州举茂才，除临汾令”(见《三国志·魏书·常林传》注引《魏略》)；郭淮“建安中举孝廉，除平原府丞”(见同书《郭淮传》)。

魏文帝曹丕于黄初元年冬十月代汉登极，仅仅两三个月后，就发诏重申了察举制度。《三国志·魏书·文帝纪》黄初二年春正月：

初令郡国口满十万者，岁察孝廉一人。其有秀异，无拘户口。

按西汉武帝建立孝廉之举时，是郡国岁举2人。东汉和帝时改变此法，郡国每20万人举1人。黄初二年诏降低了口率，这大约与人口和辖地减少有关。杜恕曾称魏有十州之地，而承丧乱之弊，户口不如往昔一州之民。晋太康灭吴后全国口数约1616万，而蜀亡时口94万，孙吴口230万，以此计曹魏后期人口约1292万。以每10万人举一孝廉计，则岁举孝廉约129人，与黄留珠所统计之东汉和帝后年举孝廉228人之数相比，减少90余人。曹魏初期人口更少，所举孝廉数又当较此为少。当然，如上数字只能供大致参考。

又，曹魏时典农中郎将亦可察举孝廉。《三国志·魏书·裴潜传》：“出为魏郡、颍川典农中郎将，奏通贡举，比之郡国。由是农官进仕路泰。”其事约在文帝践阼之初。但魏末咸熙中罢屯田官，诸典农皆为太守，则此制不存了。

据《魏书·文帝纪》，黄初三年春正月又诏：

今之计、孝，古之贡士也。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若限年然后取士，是吕尚、周晋不显于前世也。其令郡国所选，勿拘老幼，儒通经术，吏达文法，到皆试用。有司纠故不以实者。

由“儒通经术，吏达文法，到皆试用”之语，知孝廉科此时复以儒生、文吏二科取人，回复到了左雄所定之阳嘉之制。

“今之计、孝，古之贡士”语中之“计”，指郡国计吏。汉代郡国岁尽遣吏赴京上计，常得补为郎官。《隶释》卷六《郎中郑固碑》：“以为储举，先屈计掾”，“忠以自勖，贡计王庭”，知居计掾号称“储举”。《晋书·向秀传》，言向秀以河内郡计入洛，而《世说新语·言语》注引《向秀别传》作“乃应岁举到京师”，是计吏可视同“岁举”。曹魏之举计吏者我大略考得11例(不就者在内)，占当时秀孝计吏总数的四分之一左右，且较秀才数量为多。这反映了计吏是此期重要的岁举形式。

计吏既是吏职，也是察举，所以又有以计吏应它科察举者。如司马望、魏舒、皇甫谧、山涛、傅玄等均于魏时以郡计吏举孝廉，分见《晋书》各人本传。又《三国志·魏书·邴原传》注引《邴原别传》：“鲁国孔融在郡，教选计当任公卿之才，乃以郑玄为计掾，彭璆为计吏，原为计佐”(“计吏”当作“计史”，是计吏有掾、史、佐之分)，而同书《崔琰传》注引《续汉书》记孔融“以彭璆为方正，邴原为有道”，是彭璆先为计史又举方正，邴原先为计佐又举有道。《金石录》卷二十《晋彭祈碑阴》跋曰：“题名者凡三百十二人，有故孝廉、计掾、计史、良吏、廉吏、计佐……”知孝廉较计吏规格为高。

黄初三年诏又曰：“令郡国所选，勿拘老幼”，即孝廉之举不必有年龄之限，从而废除了限年之制。东汉顺帝阳嘉年间左雄定制年未四十者不得举孝廉，若有秀异，不拘年齿。至此，这个制度正式废除。但从“勿拘老幼”之“老”字推测，似乎此前还有一个年龄上限，此时也被废除了。黄初三年诏中“若限年然后取士，是吕尚、周晋不显于前世也”一句，“周晋”指年少有才者，“吕尚”则指及老方仕之英贤。《三国志·魏书·高堂隆传》：“犊民酉牧，年七十余，有至行，举为计曹掾。帝嘉之，特除郎中以显焉。”年七十余犹举计吏，这大概就是“勿拘老幼”之例。

又东汉左雄定制孝廉限年四十，然陈球“阳嘉中，举孝廉”时年二十余，见《后汉书·陈球传》。又《风俗通义·过誉》：

(蔡)伯起自乞子瓒尚弱，而弟琰幸以成人，是岁举琰。明年复举瓒。瓒十四，未可见众，常称病，遣诣生。交到十八，乃始出治剧平春长。上书：臣甫弱冠，未任宰御，乞留宿卫。尚书劾奏：增年受选，减年避剧，请免瓒官。

文中“遣诣生”疑作“遣诣诸生”，言付予太学诸生照料也。“诸”与“诣”形近而夺。其事约在桓帝延熹之时。似乎其时“成人”、“弱冠”即可得举，不必年至四十。又《三国志·魏书·武帝纪》：“年二十，举孝廉为郎”，时约灵帝熹平三年；又同书《吕布传》注引《先贤行状》，陈登“年二十五，举孝廉”，约在灵帝末年。是限年四十之法，原已名存实亡；那么魏文帝之所废，似乎只是一纸空文。

二、“贡士以经学为先”

魏明帝太和二年，又出现了一个有关察举的重要诏令。《三国志·魏书·明帝纪》太和二年六月诏：

尊儒贵学，王教之本也。自顷儒官或非其人，将何以宣明圣道?其高选博士，才任侍中、常侍者；申敕郡国，贡士以经学为先。

对于此诏，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贡士以经学为先”之制。前述魏文帝黄初三年诏，有“儒通经术，吏达文法，到皆试用”之语，所取乃东汉顺帝左雄奏定之“诸生试家法，文吏课笺奏”两科取人之法。左雄此法，后由黄琼奏增“孝悌”及“能从政”二科而合成四科；至黄初三年诏，复以儒生、文吏两科为称了。这是汉代选官以儒生、文吏两大群体为主要对象的鲜明反映。但到了东汉后期，儒生、文吏这两个群体大致趋于融合；经过名士运动，知识群体的强大社会影响更造成了“以名取人”的现实。单纯的文法之吏，地位已相当低落，他们在选官中，事实上已不占重要地位了。

据《北堂书钞》卷七九引应劭《汉官仪》：“孝廉，古之贡士，耆儒甲科之谓也。”可见在汉代后期人之观念之中，孝廉与经术考试是密切相关的。事实上，我们也几乎找不到此期文吏举孝廉试笺奏之实例。所以，虽然黄初三年诏承袭旧例以儒生、文吏并称，但实际上试经之儒生恐怕要占绝大多数；“吏达文法”到亦试用之语，可能只是虚应故事。至魏明帝“贡士以经学为先”之诏，则已明明不及文吏了。汉代儒生、文吏两大群体的融合，至此终于在王朝制度上得到了反映，儒生士大夫成了察举的主要对象。

黄初年间，关于孝廉察举曾经有过一场重要辩论。《三国志·魏书·华歆传》记其时华歆为司徒：

三府议：“举孝廉本以德行，不复限以试经。”歆以为“丧乱以来，六籍堕废，当务存立，以崇王道。夫制法者所以经盛衰，今听孝廉不以经试，恐学业遂从此而废。若有秀异，可特征用，患于无其人，何患不得哉!”帝从其言。

又《北堂书钞》卷七九：

王郎论考试孝廉云：臣闻“试可乃已”，谓试之以事，非谓试之以诵而已。

查《三国志·魏书·王朗传》，王朗于文帝一朝为司空，此议又明为“考试孝廉”而发，当即“三府议”之内容。黄初三年察举诏以儒生、文吏分科，而“三府议”却只就“试经”立论，亦可印证以文法举孝廉者必定为数极少。

这次“三府议”的重要意义，在于它将对察举制度的发展方向作出决定。在前面几章的叙述中我们已经看到，汉代孝廉察举到了东汉顺帝阳嘉新制出现之时，已经形成了三种发展因素并存的情况。这三种因素就是，注重道德人格的“以德取人”因素，它依据于举主的了解和舆论的评价；注重吏能功次的“以能取人”因素，它依据于“授试以职”与“必累功劳”之法；注重知识检验的“以文取人”因素，它依据于孝廉的经术笺奏之试。而我们看到，曹魏初年的“三府议”中，恰恰出现了与之相应的三种意见。

“举孝廉本以德行，不复限以试经”的意见，所依本的是“以德取人”的原则，希望取消试经而复孝廉设科之本意。在东汉实行阳嘉制后，张衡等人已有这种意见。王朗则主张“试之以事”，反对“试之以诵”，并引《尚书》以助其说。“试可乃已”语出《尧典》：“岳曰：异哉，试可乃已。帝曰：往，钦哉。”伪传：“未明其所能，而据众言可试，故遂用之”；孔颖达疏：“惟鲧一人试之可也，试若无功，乃黜退之”。可知王朗是主张以职事试功能的，其所依本的是“以能取人”原则，反对经术记诵之考试。至于华歆所欲维护的，当然是“以文取人”的试经之法了。

对于德行、功能与经术，大约没有人认为应该独取其一而弃置其余，所争的只是选官时应偏重哪一标准或环节。但这就已经是举足轻重的了，因为这就意味着汉代察举经发展而制度化了的上述三种因素与倾向，至此已经到了一个要决定何去何从的三岔路口。华歆时为司徒，他以为孝廉应以试经为主，“以崇王道”；如有“秀异”，可另行采取“特征”的办法。由于华歆之争，孝廉试经之制得以保存下来并继续发展下去。至明帝太和二年之诏，明确了“贡士以经学为先”，孝廉试经制度遂再次得到肯定；儒生、文吏也正式归于儒生一科。这说明，在察举制的发展之中，“以文取人”的发展方向开始占据优势了。这在察举制的发展线索之中，无疑是又一个关键性的事件。

《北堂书钞》卷七九引应璩诗：

京师何缤纷，车马相奔起。

借问乃尔为，将欲要其仕。

孝廉经义通，谁能应此举？

莫言有所为(下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