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回到1946年，当霍克斯沃斯・黑尔成功阻止了加州水果公司在夏威夷开设一系列连锁超市企图的时候，他对总部报告说：“在过去的一年中，我们面临着来自美国大陆的严重挑战。在战争造成的混乱之后，这本是可以预见到的。有一段时间，我们发现盛行于民间的、危险的激进运动可能促成加州水果公司的成功，因为这些外头的人好几次几乎拿到了租约。有一次，恐怕可能把酒川龟次郎收买了，但我们对这个小个子日本人施加了一定的压力，阻止了此事。所以至少从目前来看，我们击退了一个劲敌。但从更大的意义上说，在我看来，真正的危险来自格里高利公司。他们曾两度试图渗透进我们的市场，只有靠极其坚决的行动才能阻拦他们。我们必须保持极度警觉，将他们逐出夏威夷，集团里的任何人，无论他担任任何职务，只要不能预知格里高利公司的下一步行动，我会都考虑将其解雇。

“至于O.C.克莱门斯公司和夏亚&霍纳公司，我敢肯定我们已经将其吓退，因此除非有不可预见的事情发生，否则我们不需要担心那边会出现任何不利局面。”霍克斯沃斯沉稳地看着几位同事，好像要把自己的勇气注入他们心中，以保护夏威夷不受外界的影响，几位成员怀着振奋的决心离开了会议。然而到了1947年，黑尔不得不再次召开会议，这一次他说：“眼下的情形，我既不喜欢，也弄不明白。一段时间之前，我得到环礁湖酒店的工作人员报的信儿，说有位波士顿来的律师，叫作詹姆斯・麦克・拉费蒂，正在咱们的城市里，行踪十分诡异。比如说，有人看见他跟海滩伴游少爷凯利・卡纳克阿谈了很久——就是玛拉玛那个不成器的儿子。我们在凯利身边布置了些人，发现这个麦克・拉费蒂跟他提到了，”说到这儿，霍克斯沃斯故意顿了顿，为的是制造气氛，“提到了沼泽庄园的事。”

房间里几个头发花白的成员一阵骚动，大家的眼睛睁得老大，骚动仿佛扑向岸边的海浪似的迅速传开。黑尔继续说：“到目前为止，我们可以断定，从凯利能提供的情况来看，这个麦克・拉费蒂心里觉得有可能，”他又一次放低了声音，来强调下面所说的话的分量，“建一座酒店。”人们又睁大了眼睛，房间里一阵骚动，因为几乎每一座重要酒店的老板那天都在场，“我已经在这个麦克・拉费蒂身边安排了跟踪者，但是还没什么发现。休利特，你给我们念念，到目前为止咱们发现了什么？”

休利特・詹德思清了清嗓子，拿起几张纸念道：“詹姆斯・麦克・拉费蒂，1921年毕业于圣十字学院，1926年毕业于哈佛大学法学院。在波士顿开展律师业务。1941年至1945年在美国空军服役，担任上校，负责在非洲、意大利和英国修建飞机跑道的土地收购事宜。与哈佛大学哈罗德・阿伯纳西教授合著《美国空军的土地收购政策》一文。臭名昭著的黑眉毛吉姆・麦克・拉费蒂的儿子，这个黑眉毛长期担任民主党政治家，由于担任州长期间有渎职行为而入狱。罗马天主教徒，在海外服役期间曾两次访问罗马，使他与父亲的选民拉进了关系。他本人从来没有竞选过公职。”大个子休利特・詹德思顿了顿，然后又说，“没有什么线索显示他受雇于何人，或者来夏威夷所为何事。”休利特把这张纸扔在桌子上，好像在说：“如果你觉得从中能看出什么来，不妨试试看。”

霍克斯沃斯・黑尔说：“好吧，这些情况说明了什么？我们发现一个精通土地收购业务的外来人，很显然是某个对沼泽庄园感兴趣的哈佛激进分子，想建一座酒店。在我看来，显而易见，他似乎就是我们随时想要挡在本城之外的那种人。”桌子旁边的几个人点点头，于是黑尔继续说道，“我们之中有没有卡纳克阿信托的人？”

休利特・詹德思说：“我在信托委员会里，还有约翰・惠普尔・霍克斯沃斯。第三个成员是哈利・海默尔，他肯定可以信任。”

“你能代表哈利吗？”黑尔问。

“这个，他娶了我堂妹阿比盖尔，”休利特说，“我想我能代表他。”

“大家是不是都同意，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允许玛拉玛・卡纳克阿将沼泽地庄园出售给麦克・拉费蒂？”

“据我所知，正是如此。”休利特答道，“你说呢，约翰・霍克斯沃斯？”

“听任那样的人到咱们城里来，简直就是犯罪。”

“那就是都同意了。”黑尔宣布，然而在这种事情上，他天生谨慎小心，黑尔仍然不放心地问，“咱们花一分钟来设想一下，假如这个建酒店的计划是个障眼法。咱们假设这个麦克・拉费蒂是另一个人的马前卒。各位，我认为这种设想十分合理。这个男人到底代表的是谁呢？”

狡猾老练的“堡垒”集团成员将全部的注意力都转向了这个问题。约翰・惠普尔・霍克斯沃斯——一个瘦瘦的、聪明的男人，有着典型的惠普尔家的聪明头脑——慢条斯理地分析道：“当时被赶出群岛时，怒气最盛的是加州水果公司，但我认为他们一定不肯从波士顿请个代理人，这是出于天生的虚荣心。这种做法就是不合加州人的胃口。我也不认为是O.C.克莱门斯要卷土重来。排除了这两家之后，我也不相信格里高利又打上主意了。因此我只得认为是夏亚&霍纳公司。他们就喜欢玩这种花招，毕竟，请记住，夏亚是个很招摇的天主教徒。”

“我怀疑到底是不是格里高利公司的人？”霍克斯沃斯沉思着说，“有没有人见过这个麦克・拉费蒂？”

没人见过。会议结束时，黑尔提醒大家：“我想你们应该都读到了，加州水果公司和他们的工会签署过一份合同。格里高利公司三年前就签了那样的合同，你们也应该知道夏亚&霍纳公司的立场。假如你们在这场战斗中缺乏勇气，那么，为了让麦克・拉费蒂之流远离我们的城市，你们得时刻牢记工会的立场。”

其他人离开堡垒的时候，霍克斯沃斯・黑尔还坐在那里对刚刚讨论过的话题冥思苦想。他就是弄不明白，一个头脑正常、热爱夏威夷的人，怎么会让像格里高利公司这样的团体进入夏威夷。“怎么搞的，真见鬼！”他怒气冲冲地吼道，“他们都是外人。他们根本不按规矩来，只要赚了一点钱，他们会怎么做？把钱调回纽约。这钱对夏威夷会有任何好处吗？一分钱也不会用在夏威夷人身上。”他看看窗外的传教士艺术博物馆，祖父艾伯纳曾为其捐赠过一百万美元和一件伦勃朗原作。远处是传教士自然历史博物馆，里面是一组无可比拟的夏威夷艺术藏品。后面是陈旧、壮观的纪念馆，纪念着亚伯拉罕・休利特对夏威夷人民的热爱，还有让夏威夷少男少女们免费受到一流教育的休利特礼堂。更重要的是那些无形的东西：大学里的教职、传教士海洋研究基金，还有传教士为退休牧师设立的基金。夏威夷社会生活中，几乎找不到有哪个方面没有得到过“堡垒”成员的改善或资助。

“假设我们允许格里高利公司进来，按他们的意思进行经营。”霍克斯沃斯沉思着，“咱们看看，从现在开始五十年内，夏威夷将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会有格里高利博物馆或者格里高利夏威夷人学校吗？他们会把我们的钱偷走，他们不会回报给我们一分一毫的好处，除了暂时把物价降下来。他们的执行官会在这里成家立业、扶养子孙，并让子女们在群岛工作吗？不会。我们将会出现‘不存在的主人’，而且是比较糟糕的那种形式。如果格里高利将魔爪侵入群岛——我希望我的有生之年里看不见这一天——他们对群岛不会有任何贡献，绝不会有任何贡献。”

黑尔来来回回地踱着步子，心里一团乱麻，最后，他的思路延伸至一个十字路口：“不，我错了。他们会给我们带来两种东西。一是政治骚乱，因为他们中的半数都是支持罗斯福新政的民主党分子，满脑子的激进想法。他们还会带来工会。”这两种可能性令他胆寒不已，黑尔停止了思考，望着窗外他深爱着的火奴鲁鲁，“外面那些人为什么就是不肯相信我们，只有我们知道怎么做才是为火奴鲁鲁好！”他怀着一丝疑虑，“你以为他们心里记得我们为夏威夷做过的一切。这是怎么搞的，他们理应团结如一人，站起来把格里高利公司或者加州水果公司这样的公司踢到大海里去。但他们似乎从来看不明白怎么做才是最好的。”

他的秘书插嘴说：“那个日本小伙子还想见你。”听了这话，黑尔猛烈地摇着头。

“别找我！跟劳工谈判是休伊的事。”他缩进后面的一扇门内，喊来休利特・詹德思。那位大个子一来，黑尔便命令：“看看你有没有本事把这个惹是生非的年轻人一了百了。”大个子休伊扣好皮带，做出杀气腾腾的架势，这让黑尔多少感觉到有些安慰。

詹德思走进董事会议室，看见里面有一位头发理得短短的年轻人，对方信心十足、满面春风地张开右手越过桌子伸过来说：“我是酒川五郎，先生。我还记得你对我们家兄弟的好处。”

这个姿态让休伊・詹德思放松了戒备，他一时失神地想道：“这就是那个没被我们录取进普纳荷学校的兄弟。如果我们当时录取了他，他就不会成为劳工领袖了。”想到这里，他定了定神，厉声问道：“你来见我，为的是什么，年轻人？”他故意没有请五郎坐下。

五郎展现出在日本为麦克阿瑟将军服务时学到的风度，他不去理会自己还站着这个事实，说：“他们告诉我，你的儿子哈利在布干维尔岛牺牲了。”

“是的。”詹德思答道，对方的问题使他不得不问，“你是不是也有个兄弟在意大利战场牺牲了？”

“两个兄弟。”五郎答道，不知怎么，现在两位谈判者都意识到，‘堡垒’集团的休利特・詹德思已经被酒川五郎巧妙地拽得平起平坐了。他们现在是平等的，于是五郎说，“你问我为什么要见你。我受到玛拉玛甘蔗种植园的劳工们委托……”

“我不会谈劳工联盟的事情。”

“我可没说任何有关劳工联盟的事情。”五郎说，换了一只脚支在地面上，这时休利特颓然向后倒在椅子里。

“你还想谈什么？”詹德思没好气地问道。

“好吧，既然你主动提起这件事，詹德思先生。玛拉玛甘蔗种植园的工人们要组织……”

“滚出去！”詹德思突然爆发了，他还保持着坐姿，可是声音却陡然高了上去。

五郎镇定地答道：“玛拉玛种植园的工人要组织工会，詹德思先生。根据联邦法律，我们有权利……”

“出去！”詹德思喊道。他一跃而起，走到门口叫来自己的助手，人们一拥而上，詹德思命令，“把这个共党分子扔出去！”

五郎的身材比上高中的时候更加粗壮，他靠在桌边上稳稳地站住，快速说道：“詹德思先生，我不是共党分子，我也不会由着你们的人把我扔出去，如果他们要动手，我就要在法庭上控诉你。到了那个时候，你对工会的态度将骑虎难下，到时候我们要想理智地讨论问题可就不那么容易了。我看你还是把这些狗腿子弄走吧。”

“我绝不会接受工会。”詹德思吼道，“你再也别想走进这间办公室。”

“詹德思先生，我向你保证，我们将在玛拉玛甘蔗种植园组织首个工会组织，一旦到了谈判那一步，我要坐在这把椅子上。”五郎拽过一把椅子，稳稳地举起来，然后把它放好，“就是这把椅子。给我留着，詹德思先生。下一次我们在这里见面将会是签署文件。我的名字叫作酒川五郎。”

他走出房间。詹德思把助理们撵到外面去，跌坐进椅子，试图弄明白刚才发生的事：“一个日本庄稼汉走进我的办公室，告诉我……”他陷入深深的迷惑之中，叫人去请霍克斯沃斯・黑尔。

“怎么样？”黑尔问道。

“一个日本庄稼汉冲进我的办公室，告诉我……”

“别冲动，休伊。到底怎么回事。”

“他们要在玛拉玛甘蔗种植园组织工会。”

“痴心妄想。”黑尔坚定地说。他叫来‘堡垒’的人，告诉手下，“休伊刚才那十分钟可受了不少罪。酒川这小子摊牌了。”

“他跺着脚走进来，想告诉我……”

“休伊！”黑尔打断他，“他不是想要告诉你。让他们全见鬼去，他的确告诉你了。”

“他们要在玛拉玛甘蔗种植园组织工会。”詹德思重复道，“如果他们真在那儿搞成了，那他们就会在其他地方照葫芦画瓢。”

“这比我预计得更快，”黑尔评论，“我们在1939年和1946年的罢工行动中分别击退俄国共党分子时，我就觉得咱们元气大伤。显然，那些可怕的罗斯福病毒已经感染了我们的整个社会。”

“我可从来没想过有这一天。”休伊嘟嘟囔囔地说，“日本庄稼汉跺着脚走进我的办公室……”

心狠手辣、精明狡猾的霍克斯沃斯・黑尔一直躲在幕后，精心谋划着针对工会的两次正在进行中的战斗，现在他开始集结力量了。黑尔用手敲着桌子说：“我们现在得拧成一股绳对付他们，要是这个房间里的任何人动摇了，我们绝对不讲情面。从正面来讲，那些日本激进分子会把你们一口吃掉。从反面说，我们也会让你翻不了身。没有情面可讲。不许敷衍。不许上法庭。先生们，你们要么站到我们这一边来，要么永世不得翻身。”他停了下来，盯视着在场的人们问道，“大家都同意吗？”

“同意。”种植园老板们嘟囔着，就这样，罢工开始了。

对策制定已毕，休会时，种植园主们紧张不安地站在会议室里不愿离开，黑尔问道：“酒川五郎这小子年轻有为，还有三个兄弟上过普纳荷学校，这样一个人怎么会去当共党呢？”

詹德思答道：“我认为他是受到了日本的美国劳工联合会指派。”

这话恰似一片阴影袭来，笼罩了“堡垒”集团。约翰・惠普尔・霍克斯沃斯若有所思地说：“想想，我们的政府找了一个正直的日裔年轻人，教他劳工斗争的策略！”当时正有一股狂乱的矛盾在国际社会甚嚣尘上，也偷偷地钻进了会议室，嘲讽着这些种植园经理。霍克斯沃斯・黑尔痛心疾首地问：“你是说，一个本可以去上普纳荷学校的人，被我们自己的政府弄得堕落了吗？”堡垒集团成员的第一次会议，就是在这样阴沉的评语中结束的。

事实上，当休利特・詹德思谴责酒川五郎是个日本共党分子的时候，这句话并非完全不对。1916年、1923年、1936年、1939年和1946年，堡垒集团直截了当地拒绝了建立工会的提议，完全不予考虑。他们穷尽了所有的手段，既有身体胁迫，也用阴谋颠覆，禁止劳工组织获得任何法律身份，这种做法使得群岛上没办法组成正常的劳工联盟。这些美国大陆派来的劳工组织者尽管有着破釜沉舟的决心，然而却是彻头彻尾的美国人，他们发现，传统做法在夏威夷将一事无成。就连工会这个词也没人弄得懂，就算有人明白也不会解释给别人听，于是，堡垒集团和《火奴鲁鲁邮报》便不由分说把一切工会活动都称作搞共产主义。结果是，随着时间一年年过去，在美国大陆被共认为是现代工业社会的要素的工会组织，在夏威夷则有着相当独特的定义。一句话，工会主义就是造反。

有些困难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在美国大陆，日后看来相当温和的劳工组织者，在夏威夷却吃了闭门羹。如果他们试图和种植园的劳工谈话，就会被人结结实实地扔出种植园。如果他们试图租借一个大厅当总部，谁也不会让他们得逞。他们被恐吓，被诽谤，被虐待，并以共产主义的罪名遭到骚扰。

按照劣币驱逐良币的“格雷欣法则”对社会变迁的解释，温和派一旦遭到驱逐，极端分子便乘势而起。从1944年开始，一群死硬的种植园劳工偷偷潜入群岛——其中有不少人是西方共党分子，他们隔岸观火，发现夏威夷的局面使其成为共产主义思想得以大肆宣传的温床。这群西方领袖中有一个身材壮实、面貌丑陋的爱尔兰天主教徒，来自纽约的罗德・波克，此人在1927年加入共产党，之后平步青云，终于爬到今天的显赫地位，人们对其委以攻克夏威夷的重任。他的第一个举措就是娶了一位巴尔的摩的第二代日裔美国人，这个日本女孩儿本身就是共产党人，事后证明，她在占领群岛的宏伟蓝图中对他帮助巨大。

例如说，罗德・波克在指导日本劳工运动之后返回夏威夷的途中遇到了酒川五郎，他立即发现这位能干的中尉军官正是自己开展建立工会，进而在夏威夷推行共产主义事业而求之不得的人选。于是波克对他的日本太太说：“去跟那位年轻的酒川先生套套近乎。”日本姑娘不遗余力，她的目的并不是将五郎拉入共产党，而是诱使其成为劳工组织者。波克还通过五郎招募了其他日本和菲律宾工人，却不曾向他们透露自己共产党人的身份。靠着这种方法，一场有着坚强核心组织的劳工运动便得以开展起来，并于1947年站稳了脚跟，可以与堡垒集团相抗衡，并斗争到底，直至将岛屿推入分崩离析的险境。

在未来的几年中，酒川五郎常常与当律师的弟弟茂雄谈起这件事的缘由，弟弟茂雄已经以优等生的身份拿到了哈佛大学的学位。五郎让茂雄去探求自己在1947年初时的动机和对形势的估计。

“你那时候就知道罗德・波克是个共产党分子吗？”茂雄问道。

“这个，我也一直拿不准，可我猜就是这样。”五郎说，“他从来不会给我留下任何证据。”

“如果你有这种怀疑，五郎，你为什么愿意跟他混在一起呢？”

“我从实践中发现，用老办法永远也无法瓦解堡垒集团。我们循规蹈矩地尝试过，可一无所成。波克知道如何排兵布阵。堡垒集团只会这个。”

“波克有没有试图把你拉进共产党？”

“没有，他觉得他能利用我，然后再把我丢到一边。”五郎解释说。

“他们和你在什么时候分道扬镳的？”茂雄问道。

“我的想法跟波克差不多，”五郎说，“我觉得自己也不笨，我利用了他，然后把他一脚踢开。”

“这段时间一定精彩得不得了。”茂雄狡猾地说。

“双方都不抱有任何幻想，”五郎承认，“有趣的是，我妻子明美第一次看见波克的时候就知道他是个什么人。她在日本碰到过不少共党分子，一眼就认出了波克太太。我认为波克太太也认出了她，这样一来，大家就都不会受骗了。”五郎让弟弟放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