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带上干粮。”满基兴奋地说，开始憧憬山里无忧无虑的生活。他和玉珍不用再服侍人家了，说不定那些伤口自己会好起来。
“快点！”他叫道，“咱们必须在警察来之前离开。”
玉珍难以置信地看着丈夫，他怎么会寄希望于在火奴鲁鲁后面的山里藏起来呢？六个小时之内，警察就会沿着足迹追过来。随便哪个夏威夷人看见两个华人沿着山路拼命爬，就都明白他们是患了伯爷麦病。多么荒唐，多么疯狂，多么不切实际，跟幻想那个江湖郎中能治病一个样。玉珍刚要这样说给丈夫听，却突然换了一种眼光看着自己堂吉诃德似的丈夫。他已经是个半截埋在棺材里的苟活者，只剩下一脑子糨糊，一根大辫子，还有很快就会因为麻风病烂光的双手。他这个人，有时精明得不得了，可一眨眼工夫又蠢到极点，就像眼下这样。他懂得扶老携幼，可又老是没大没小的。他在赌桌上油头滑脑，满脑子发财的好梦。他信那江湖郎中能医病，眼下又盼着藏进林子。然而这一切都抵不过他是自己的男人。就算他是个原住民，他毕竟也选了她做老婆。她爱他胜过爱自己的亲生儿子。如果他有这种疯狂的念头，要到山里碰碰运气，她会随他一道。他那么固执，有时候还犯傻，可他值得玉珍去爱。
时间已经是凌晨两点，玉珍把所有可能伤到孩子们的东西都藏到高处，然后来到睡在长长的磨光木板床上的孩子们身边，把衣服给他们整好，这样，等到早晨人们找到他们时，模样好歹能体面些。接着，她理了理自己的床铺，然后拉起丈夫的手，领他出了惠普尔家的大门，朝着瓦胡岛的后山走去。她的离开并不是没有惊动任何人，惠普尔医生睡不着，一直盯着那两个华人的住处，怕他们逃走。可事到临头，惠普尔眼睁睁地瞧着那瘦小的中国女人领着倒霉的丈夫朝山上走去，他却不敢伸手去拦，也喊不出告发的声音。玉珍的考虑十分周全，她转回身关上了惠普尔家的大门，防止狗跑出去。惠普尔把一切都看在眼里，暗自祈祷：“愿上帝怜悯那些怀着希望的人们。”他想下去把华人的孩子们带到家里来，但是他又想：“那可能会把人们吵醒。不管怎样，我相信玉珍一定把他们都安顿好了。”于是他坐在窗前，为孩子睡着的地方守门。
然而，惠普尔那颗新英格兰人的良心中那股四十八年前在热带地区勃发过的无畏精神又让他推理：“孩子们一刻也不能在那间被病菌污染过的房子里再待下去了。现在去救他们可能会使其免受感染，而再拖一小时就可能会使他们染病。”因此，惠普尔医生趁着黎明前的黑暗，领着妻子来到华人住的小屋，轻轻唤醒孩子们，免得吓着他们，夫妇俩给孩子们脱下衣服，一件也不留，然后领着他们走进惠普尔家的宅子。
一切安顿好之后，惠普尔医生看了看表，想道：“玉珍和她男人已经抢先了两个小时。现在报警应该不会有什么事了。”于是他差仆人去叫官员。几个官员来了之后，惠普尔告诉他们：“满基得了麻风病。我们必须烧掉那座房子，连同里面的所有家具。”他亲手划了一根火柴，点着了中国仆人的住处和厨房，然后他指着努乌阿努峡谷说：“我觉得他们是朝那座山去了。”
整个早晨，他都盼着警察带着那两个华人回来，然而他们的追捕太迟了。整个下午安然度过，晚上也一样。惠普尔的仆人并没有被逮住。在医生看来，这一切都太不正常了。第二天早晨，他去问警察这是怎么回事。
“连个影子都找不到。”官员们说。
“我敢肯定他们朝着努乌阿努去了。”惠普尔向他们保证。
“要真是那样，他们就是失踪了。”警察说。
医生脑子里突然冒出一个不堪的想法，他说道：“你们有没有搜查过帕里山脚下？”
“我们想过自杀，”警察保证，“我们还找过帕里山的岩石堆，但他们并没有跳下去。”
一天天过去了，谜团越来越大。玉珍和满基创造了奇迹，这个奇迹是那发着痴的丈夫维系生命的信仰：他们俩逃进大山，无影无踪了。不过，那江湖骗子和两个密探抢在惠普尔医生之前，向警察报告了玉珍的可疑行迹：“我们保证她把她丈夫藏起来了，她丈夫得了伯爷麦病。”于是他们得了赏钱，那郎中总是跟朋友们说：“要是我等到第二天早晨，他那麻风病一好，我就什么也捞不着啦。这说明好好干活儿总没错儿，那些懒虫非要赖在床上，舒舒服服混到第二天才愿意干活。”
那个礼拜过完了，警察又来到惠普尔医生家里，他们坦诚地说：“我们搜查了这里和另一条海岸线之间的每座茅屋，没有找到华人。我们一直在想，你的仆人是不是杀了个回马枪，藏在这附近了。你说过那女人安排要把孩子们送走，她选择了哪些家庭？”
那些房子转眼间也搜完了，一无所获，逃犯还是没找着。于是警察说：“我们遇到怪事了。玉珍和她丈夫不知怎么的，变成隐身人了。”风头一过，搜寻麻风病人的官方行动便也告一段落了。
玉珍领着丈夫走出惠普尔家大门的那天晚上，他们折回来关大门，防止狗儿们跑出去。然后玉珍朝着大山疾步快走，她勇敢地走在满基前头，把他落下了几步远，满基看着她那双没缠过的大脚想到：“到了如今这步田地，女人有这样一双大脚也不是不可以。”但是这个本地人和客家人各执一词的古老问题，令他联想到一个痛心的事实：他再也看不见家乡的村庄了。满基的心情一落千丈，那股乐天劲儿也无影无踪，满基说：“天快亮了，他们会找到咱们的。”
妻子原本质疑这个荒唐的出逃计划，可现在她却鼓励他走下去：“天亮之前，只要能走到那片小山，咱们就算安全了。”她又心生一计，天一亮便要付诸实施。
“咱们躲到那些灌木丛底下去，”她说，“那里离大路近，没有人会往下看。”
“在那儿躲一天？”那意志不坚的丈夫问道。
“是的。那里的灌木丛下有水流过，我这里还有些冷饭团。”
他们绕了个圈子，来到灌木丛旁，为的是不留下通往这里的脚印。天亮了，来来往往的行人并没有注意到那麻风病人和他的柯苦艾。警察匆匆跑过，并未察觉。孩子们经过这里去上学也没发现他们。整整一天，勇敢的玉珍掩护着丈夫。他们一睡就是半天，满基睡着时，妻子大睁着双眼。丈夫簌簌发抖的样子让她心慌意乱，除了麻风病，满基似乎还一点点地发起热来，他本来就有病，现在更是怎么也暖和不起来，不住地打着冷战。
天黑下来了，玉珍唤醒丈夫，数数身上的冷饭团，然后朝着山坡走去。她不知道要去哪里，只凭着脑中唯一的强烈念头驱动双脚：能躲开一天搜捕，就自由一天。任何人都明白这个简单的信条。他们肚里饥饿，身上寒冷，精神萎靡，但玉珍硬是拉扯着两个人走下去。就这样，他们躲过了前三天的追捕，然而两人已经没有任何食物可吃，体力也不剩半分了。
“我再也走不动了。”病人反抗道。
“我把肩膀给你靠着。”玉珍说，那天夜里，满基趴在妻子的肩膀上，用他自己的病腿尽力行走。他们朝着不知道是何处的目标走了不少路，然而残酷的现实无可回避：过了今夜，满基就再也走不动了。天亮后，妻子把他安置在一个隐蔽的深谷里睡着，自己用山里流出来的冷水洗了洗脸，出发去找吃的。
下雨了，玉珍在大山里一步一跌，到处挖掘草根。她想捕只鸟儿，却没捕到。她那病恹恹的丈夫躺在冰凉的地面上簌簌发抖，雨水流过满基的肩膀和屁股，很快就浸透了他的身体，让他愈加觉得寒冷彻骨。那一夜，两人心情低落，饥肠辘辘，只有一把草根聊以充饥，一丝希望都没有。挨到天亮，满基反而盼着爬到大路上去，等着搜索队找到他们。
但是玉珍另有打算，离天亮还有一个小时，她告诉抖个不停的丈夫说：“五洲他爹，你待在这儿，我跟你保证，我会带着吃的和帮手回来找你。”她把满基身旁湿漉漉的泥土铺平，沮丧地发现那天又要下雨，但是她告诉他要开心起来，因为她很快就会回来。玉珍在与大路平行的树林里爬行，寻找着通向小山的狭窄小径。过了一会儿，她找到了一条被行人踏平了的小路，她沿着这条路走了几百码，终于来到一片开阔地，这里立着一排快要倒塌的茅屋，还有一个三百磅重的夏威夷女人快活地坐在门口。玉珍大着胆子，小心翼翼地从路上走来跟那胖女人打招呼，中国女仆还没来得及解释自己为何会不期而至，那庞大的夏威夷女人便开口问道：“你就是那个得了伯爷麦病的华人吧？”
“是我丈夫，他藏在深谷里。”玉珍用夏威夷语答道。
胖女人坐在她那张摇摇欲坠的椅子上，前后摇动着身体，悲叹道：“噢喂！噢喂！太悲惨了，得了伯爷麦病的人。”说完她看着华人说，“三天了，警察每天都到这儿找你们。”
“你能不能给我们点吃的？”玉珍求她。
“当然可以！”胖女人叫道，“不过我们也不宽裕。基莫！”她出其不意地喊了一声，一个又胖又高的夏威夷懒汉便从低矮的茅屋里应声走出，他没穿上衣，只有一条快烂没了的水手短裤，用一根绳子围在腰里。他没有刮脸，蓬头垢面，身上的裤子显然已经穿了好几个月，但是他长着一张和蔼可亲、咧嘴笑着的大脸。
“什么事，阿皮科拉？”他问道，那女人的名字其实是阿比盖尔，源自《圣经》。
“得了伯爷麦病的华人藏在深谷里，”阿皮科拉说，“他四天没吃东西了。”
“咱们得给他弄点吃的！”基莫说，这个名字就是《圣经》里的詹姆士。他赶快跑回草屋，一会儿工夫便走了出来，手里拿着用泰树叶子包着的芋粉酱、烤过的面包果，还有几大块椰子。
“可没有米饭。”他开玩笑说。
“我要带回去给病人吃。”玉珍答道。
“我跟你一起去。”基莫自告奋勇。
“不用了。”玉珍拒绝了，她不愿让这些好人招惹警察。
“你一个人怎么把他弄到这儿来？”基莫问。
玉珍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她没看基莫，轻声说道：“你是说，我可以把他藏在这儿……待几天？”
“当然可以！”阿皮科拉大笑起来，身体前后摇晃着，“那些可恶的警察！”
“把病人抓起来，送到孤岛上去，真是坏透了。”基莫赞同道，“要是真的不行，也得让他在朋友身边死去。他很快就去世了，没有比这个更惨了。”他把吃的包起来说，“带我去找那个可怜的人吧。”
但阿皮科拉站起身来，说：“不，基莫，我去。要是警察看见你在路上，一定会起疑心，最好还是让他们盘问我，我可以说我是去干活儿的。要是他们到这儿来，看见你像往常那样在屋子里睡觉，也显得不那么可疑。”
基莫觉得有道理，便赞同虑事周到的妻子，按照平常的生活习惯来，可能看上去更加自然，所以他又躺回到床上去。胖墩墩的阿皮科拉慢慢地沿着大路往下走，玉珍跟她走在一起，两个女人之间只隔着一点点距离。她们正往前走着，阿皮科拉突然停下脚步，指着中国女人说：“如果我脖子上戴两圈念珠藤，看起来就更合理了。回去找基莫要。”那胖女人把两串散发着辛辣气味的念珠藤花环围在肩膀上，然后两人继续往前走去。
她的想法十分正确，当她走到大路上时——玉珍在树林里猫着腰走——警察骑着马过来问道：“你见到得了伯爷麦病的华人了吗？”
“没有。”她的脸上没有一丝表情。
“你这么早出来干什么，阿皮科拉？”
“采念珠藤啊，跟往常一样。”她说。
他们看见那些念珠藤，便相信了她说的话。
“要是你看见你的地盘上有华人，就到路上来告诉我们。”
“好吧。”胖女人答应着，继续慢腾腾地顺着大路往前走。
现在玉珍赶到前头了。幸亏如此，因为她刚到那个离开丈夫的地方，就发现满基不见了，她感到一阵绝望，但是很快就顺着泥泞的树叶找到了他的脚印。她猜想他是往大路上去了，他放弃了。玉珍吓坏了，顺着他的脚印往前找，就在满基马上要爬上道边，喊住路边的行人时，玉珍看见了他。玉珍扑过去，从背后冲上来拖住他的双腿，跟他搏斗起来，把他拖回树林。
“我给你拿吃的来了。”她喘着粗气。
“在哪里？”满基问道，他看到妻子空着双手，认定她撒谎。
“就在那儿！”玉珍答道，她指向一个胖女人的身影，那女人连滚带爬地爬着山，身上波士顿布料制成的袍子活像一顶帐篷。她脖子上戴着念珠藤花环，棕色的大脸盘上挂着一副无忧无虑的笑容。
“那是谁？”满基低声问。
“那是阿皮科拉。”妻子答道，冲过去领着那采集念珠藤的女人进了树林。胖女人看着麻风病人的惨状，泪水一串串滚落下来。她把食物包递给玉珍，把骨瘦如柴的华人紧搂在宽阔的胸怀里，低声说：“我们会照料你。”
在将近一个月的时间里，阿皮科拉和她那位邋里邋遢的丈夫基莫一直保护着两个华人，把自己本来就不多的食物分给他们吃。现在要填满四张嘴，所以阿皮科拉每天都得钻进树林里去采念珠藤，而她丈夫则用灵活的双手撕开树皮，挖出木头芯子，剥出散发着香味的念珠藤，留着编成花环。每过一段时间，他就拖着念珠藤去一趟火奴鲁鲁，在花店里兜售。挣来的钱他还会赌上几把，买些面包果、一点猪肉和一些大米。因为夏威夷人很少吃大米，这样一来不免有人说闲话，基莫反驳说：“我现在改吃大米了，这样我就能像伯爷那样聪明。”
有一次，又胖又懒的基莫带着大米往家里走，玉珍咬着嘴唇问道：“你为什么对我们这么好，基莫？”阿皮科拉抢在丈夫前面说：“我们小时候上教堂，人家老是告诉我们，耶稣是如何热爱麻风病人的，这是一个考验，看看好人怎么对待那些生病的人。没有哪个来找耶稣的人不得到帮助的，也没有哪个来找基莫和阿皮科拉的麻风病人会被拒之门外。”
“我们还能在这里躲多长时间？”玉珍问。
“躲到那男人去世为止。”阿皮科拉坚定地说。
他们这样又躲过一个礼拜。结果，火奴鲁鲁一间铺子里有个密探看出点门道来了：“基莫从来不卖这么多念珠藤的。他也从来不买大米。就是基莫！是他把得了伯爷麦病的华人藏起来了。”这人忙跑到警察局：“我敢肯定是基莫和阿皮科拉，就是住在帕里北边不远的那块开阔地上的一家人，他俩把得病的华人藏起来了。”那密探因为会动脑筋而得了一大笔赏钱。警察当天下午就偷偷来到了开阔地。警察冲出来的时候，玉珍抄起一根棍子，企图进行徒劳的抵抗，而肥胖的阿皮科拉则与警察扭打成一团，基莫大喊大叫：“是哪个坏蛋背叛了我们？”正在这时，满基抖抖索索地走出了那间摇摇欲坠的茅屋，举手投降。这下警察们可乐坏了，恨不得马上押走这几个难民。玉珍用夏威夷语喊道：“至少让我们谢谢这些善人。”然而人家不许她报答，沿着小路，玉珍被推搡到大道上，她回过头去，看见那两个肉山似的夏威夷人正抹着眼泪，眼睁睁地看着他们的朋友被人拖进死囚牢。
惠普尔医生听说他的中国仆人被捉，赶紧来到麻风病人收容所。患病的人都集中在那里，准备用船运到放逐之岛去。惠普尔医生找到了玉珍夫妇俩。
“我还盼着你们能逃出去来着。”他用夏威夷语对他们说，“我很遗憾在这里跟你们见面。”
“你把孩子们带到新家去了吗？”玉珍问道。
“你已经决定要做柯苦艾了？”惠普尔反问。
“是的。”
“要是你愿意，随时可以离开这里。在船出海之前都可以。”他驾着马车把玉珍接回家，给她看养得胖乎乎、乐呵呵的四个孩子，他们穿着美国人的衣裳。玉珍笑着说：“他们都不像华人啦。”她把他们集合在一起，说医生会带他们走到新家。惠普尔医生让孩子们坐上自己的马车，去完成那并不愉快的任务。首先来到的是一户原住民家庭，玉珍给了他们一个儿子，说：“把他抚养成一个好人。”那原住民答道：“这并不容易，但我们会尽力。”
第二户人家是客家人，玉珍说：“让他学会所有的语言。”那客家人老大不乐意地接受了孩子。第三家又是原住民，玉珍说：“把他抚养成人，给他爹争脸。”最后一家又是客家人，她又要求人家：“所有的语言都要教给他。”做完这一切，玉珍请惠普尔医生把她送到休利特家，找到他家的厨子厨娘，交代未出世的娃娃。她告诉这几个原住民：“你们对这孩子要像对待自己的一样。让他跟你们一个姓。叫他尊敬你们，就像敬爱亲生父母。”
“那孩子什么时候送来？”人家问。
“只要有船从麻风岛开来。”玉珍答道，一听这几个字，那对未来的养父母就吓得一哆嗦。
回看守所的路上，惠普尔医生往努乌阿努山谷背面走了一小段距离，来到他送给玉珍的那块土地旁边。他在那块七英亩的土地角落里放上几块石头，向她保证：“姬太太，我已经设法把这块地呈交给土地法庭，并且缴过了税金。你丈夫去世后——他应该活不了多久了——你可以回到这里，开个小园子，把孩子们接回身边。”
玉珍坐在车上，看了看那块湿地，那块土地在她眼里呈现出惊人的美丽。“我会记住这块土地。”她用夏威夷语说道。
当惠普尔医生刚刚拨马调头，便看见两个高大的夏威夷人向他们走来，他们一见玉珍坐在车上便喊道：“伯爷，伯爷！我们来接孩子。”
他们晃着笨重的身躯，尽力跑着，捉住了朋友的双手：“你肯定会让我们替你抚养孩子吧？”他们恳求道。
“你们的房子太小了。”玉珍不愿意。
“养孩子足够大了！”阿皮科拉豪迈地说，她张开双臂，就像开了一扇旋转门似的，“求你了，伯爷！让我们抚养孩子，好吗？”
玉珍花了点时间考虑这个奇怪的建议，要是满基在就好了，但是她肯定满基跟她想的一样：“原住民和客家人会渐渐厌烦我们的孩子，就算我们都是‘迦太基人’号下来的也一样。但阿皮科拉和基莫会永远爱他们。”于是玉珍当了一回家：“我们把孩子给你们。”她请惠普尔医生回到收养孩子的那些家庭，对华人解释：“这样更好些，因为阿皮科拉和基莫能让所有的孩子待在一起。但是我希望，看在我丈夫的份上，你们能时不时给他们送些钱。”
“钱？养孩子还要钱？”肥胖的阿皮科拉惊诧不已。玉珍想，多么奇怪啊，这些华人家庭都有好工作，可领养别人的孩子没有不犯难的，然而一无所有的夏威夷人却愿意无条件收容这些孩子，不管是一个、三个还是五个。她最后看了儿子们一眼，转身回到帕里。阿皮科拉怀里抱着一个孩子，基莫怀里抱着另一个，还有两个大点的孩子快活地在后面连滚带爬地跟着。
一班医生负责给满基检查身体，确诊了是麻风病。满基得服从终生放逐的命运，不允许申诉。医生们报告称：“重症麻风病，体内体外均有伤口。强制放逐到卡拉瓦奥岛。”文件签上了字。三名医生走后，惠普尔对接受了宣判的男人说：“满基，无论一个人走到哪里，都会遇到困难，你要尽力而为。愿我的上帝在他的天堂守护你。再会。”他深感命运无常，任何人看了都会悲从心来，惠普尔医生怀着这种悲伤的心情回到了家里。
两天后，四十名被放逐的麻风病人集合到一处，沿着火奴鲁鲁的街道向码头走去。那里正停靠着一艘叫“吉拉奥依”号的麻风船。这些患病的男男女女如幽灵一般走来，惊恐万分的居民们纷纷退却。有些麻风病人瘸着已经没了脚指头的腿，还有些人目视前方，眼神空洞，那可怕的面孔上没有脸颊，嘴唇和鼻子都已经脱落。遭逢厄运的麻风病人们默默走近“吉拉奥依”号——一艘小小的尖鼻子船，只有四百吨，竖着阴森森的大烟囱，甲板上肮脏不堪，再往前面还绑着几头牛，供去往麻风岛那短短的险恶之旅中使用。轮船缓慢地摇晃着，牲畜发出低吼声。麻风病人来了，船上放下一块跳桥，几个满脸厌恶的警察驱赶着倒霉的男男女女上了船。最后的时刻来临了，麻风病人就要同家人永别了，人群中响起了鬼哭狼嚎般的哭喊声。
“噢喂，噢喂！”有些女人的丈夫要被拖走了。
“再见了，我的儿子！”一位满脸泪水的老人喊道。
“我们会在天堂重逢，在清凉的泉水边！”那是一位姐姐在哭喊，她弟弟正被撵上那丑陋的轮船，而那不起眼的轮船就要开往地狱。
“噢喂，噢喂！”大群旁观者发出哀号。他们看着那面目凄惨的亲人慢慢登上跳桥，惊恐万状，浑身抖个不停。
从某种程度上说，岸上传来的恸哭声无非是我们听惯了的、正常人发出的哭喊，然而从“吉拉奥依”号上传来的却不然。这些已然走上绝路的麻风病人靠着船舷站成一排与亲人诀别，那情景令人悚然动容。被放逐的女人挥着没了指头的手。男人的面孔已经辨不清长相，却仍然哭喊着告别。有些人病得太重，甚至不能靠自己的力量站起身来。他们的哭号并无内容，只是将自己的声音融入众人的悲鸣。
然而那四十个受难者有时也会有几个表情、几个举动使得人们情难自禁，大放悲声。第一个让人特别揪心的是个活泼的小女孩，约摸十岁，她登上跳桥，身后却连一个送行的亲人也没有。看得出小女孩的脸已经开始溃烂，显然，要不了多久便会被疾病折磨得不成人形。然而她迷迷糊糊地走上那轻摇着的“吉拉奥依”号，并不明白那一步竟是踏上了何等凶险的旅程。有一位同遭不幸的老妇人出于同情心，俯身去安慰小姑娘，然而看见一张没有脸颊的可怕面孔慢慢贴近自己，小姑娘顿时吓得尖叫起来。她并不知道自己的容貌很快也将变得如此狰狞。
还有一个以水性极好而著称的男子，那是个虎背熊腰的精壮大汉。很多人给他送行，对于麻风病人来说，去往那座岛便是踏上了不归路。他站在跳桥边上，转身跟朋友们挥手，人们看到那只残手的顶部关节已经被病菌吞噬殆尽，那惨象使人们不禁呼喊起来：“噢喂，噢喂！”大家的悲伤彼此应和，那人再也不能无动于衷，他用手捂住脸，猛烈地抽泣起来。
第三个事件则完全不同。这个事件如此可怕，甚至没有公众表现出任何悲痛。有个头戴鲜花、容貌绝美的年轻妻子，谁也看不出她身上哪里有致命伤口。她的脚干干净净，手指头清清白白，脸上也没有一丁点儿溃烂，然而她的眼睛却是雾蒙蒙的。如今，人们对麻风病再了解不过，他们知道病毒正在她体内积蓄力量，早晚会有一个巨大的烂疮发作出来。这姑娘将来死状极惨，连留个全尸的希望都没有。人们瞧着她翩翩踏上跳桥，心里纷纷暗自叹息。
然而她的离开并非悄无声息，她的丈夫从围观的人群中跳出来，企图跟在她身后冲上跳桥，嘴里喊着：“基诺，基诺，我要做你的柯苦艾。”卫兵拦住了他，基诺——这个名字来自夏威夷最能干的女王——回头往桥下看着，显出悲悯的神情，她喊道：“不许你跟着我，克阿莱卡西吉。”基诺无比端庄地登上“吉拉奥依”号，命令士兵把丈夫拖开去。她无动于衷地望着丈夫离开，也许她能听到他撕心裂肺的喊声，却不曾显现在脸上。码头上已经看不见丈夫的身影，却还能听见他的哭喊：“基诺！基诺！我要做你的柯苦艾。”
在劫难逃的夏威夷人上了船，警察们便带出姬满基。由于他所患的疾病被叫作伯爷麦病，所以人们多少能明白正是这个人导致了今天的悲惨，他们嘴里含混地嚷嚷着愤怒的语言。满基独自一人，并不朝左右张望。他穿过愤怒的人群，最后站在跳桥上。这时，两位大个子夏威夷人跑上来与他告别。是基莫和阿皮科拉，他们毫不畏惧地拥抱了这个麻风病人，亲吻他的面颊，与他挥手告别。瘦弱战栗的中国男人得到了些许安慰，他走上跳桥，心里惦记着，走上这最后的路程时，也许惠普尔医生能来跟他道别。然而医生不能承受这些曾经接受过自己帮助的人从此将要永别。在那天要上路的人群中，有二十多人是由他参与的委员会进行调查的，他不忍心看着他们离去，部分是因为这执行的是他的命令。“吉拉奥依”号航行的那天，他大门紧闭，专心祈祷。
满基安全上了船，船长喊道：“打开笼子！”于是两名水手来到麻风船后舱甲板上的一个柳条笼子旁，他们旋转着格子门的合页，门开了，其他水手一边留心不碰到麻风病人，一边吼道：“行了！行了！进去！”
笼子不大，门也不高，被放逐的人们一个个蹲下身子爬进去，各自找了一块地方。那扇柳条门一插上，船长便喊着安慰大家：“你们旁边会一直有人。如果沉船了，他会给你们把门割开的。”
一笼子麻风病人在底下待着的时候，另外两名水手提着两桶肥皂水开始清洗跳桥的护栏，然后让没患病的乘客登船。水手们为了躲开那四十个关在笼子里的麻风病人身上的气味，匆匆跑到下面去，这时船长喊道：“行了！柯苦艾上船！”
从哭号的人群中走出几十个夏威夷人，有男有女，他们精神恍惚地握住干净的把手。他们就是柯苦艾，在19世纪下半叶的夏威夷，他们证明博爱不只是一个概念，而是真真切切的。每一位柯苦艾登上“吉拉奥依”号的甲板时，都有一位警官审慎地问：“你确定知道自己的行为，并自愿上船吗？”有个男人答道：“没有我妻子的日子固然自由，但是我宁愿跟她一起上船。”
看着这些柯苦艾，所有人能看出这些特殊的人们是被爱所驱动的。诚然，有些老妇人几乎已经走到了生命尽头，自然愿意追随得了麻风病的老头子，毕竟已经跟他们过了一辈子。还有些老头娶了年轻的妻子，她们不幸染病，他们也自然愿意留在娇妻身旁。但还有些男女，他们毫不迟疑，爬上跳桥去扶持那些已经毫无吸引力的其他男女，码头上的人群不禁要问：“为什么一个健康的男人会自愿登上麻风船，就为了跟这样一个女人在一起？”对于这个问题，除了爱，没有别的答案。
没有哪个柯苦艾站在那位十岁的小女孩身边，也没有人站在美丽的基诺身边。但是当警察垂下手臂，允许中国女人玉珍跟丈夫团聚时，人群纷纷发出惊叹。玉珍来到跳桥时，巨人一般的夏威夷人基莫和阿皮科拉再一次走上前去拥抱了她，阿皮科拉在黄皮肤朋友的溜肩膀上挂了一串念珠藤，说：“我们会爱你们的孩子。”
跳桥被拖回甲板。拴在船头的牛群发出低低的悲鸣。岸上的人群呼喊道：“噢喂，噢喂！”被恐惧压得不堪重负的“吉拉奥依”号准备出海了。当坐在岛内书房里的惠普尔医生听到轮船发出的离别的汽笛声时，他祈祷道：“哦，愿上帝将仁慈赐予他们。”汽笛声传进了每个人的耳中，然而只有他能够理解玉珍和满基面对着什么样的未来。他曾见过麻风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