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拉斐尔・霍克斯沃斯船长举行葬礼的那天下午，已经七十一岁高龄，仍然精神矍铄、保养得很好的约翰・惠普尔医生从墓地回家，却发现身怀六甲的玉珍在等着他，他以为玉珍终于要放下偏见，请他看病了。可玉珍并不是为这件事。她说：“满基腿酸，你帮他。”她要来一帖药，给丈夫止痒，丈夫在芋头地里干着干着突然开始瘙痒。惠普尔医生对这种突然出现的奇痒很熟悉，有时候人的腿在泥泞的芋头田地里浸久了就会出现这种瘙痒。于是他递给玉珍一小罐药膏，这时，他的头脑中突然浮现出一种清晰的想法：“我年纪大了，越来越马虎了。我也许该亲自去看看他的腿。”日后，他将会为这次疏忽自责不已，但那是几个月之后，而不是几天之后。

玉珍把药膏涂在丈夫发痒的腿上，正如她所预料的那样，几天后瘙痒就消失了，他还是像往常一样忙着下厨。到了第四天，惠普尔医生偶然想起这件事，想起他开出的那帖药，就随意地问道：“腿怎么样了？”满基满口称是：“好得很呢。”

可没过几天，厨子的右腿又出现了那种奇特的感觉，跟左腿的感觉一样，他又一次感觉到美国医生不怎么明白人的身体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于是这一次他便自己敷上了中草药——夜里敷的，除了他老婆以外没人看见，那药是他老婆给熬的——这次的药很有效，他身上再也没发痒。满基很高兴，发誓说以后绝对不会再去找惠普尔医生了。

但是到了七月份，他的右脚大脚趾又酸痛起来，这回用一般的中药没用。他对妻子一说，玉珍就反驳道：“用白人医生开的药膏。”虽然满基知道这样做是发痴，但仍然允许妻子把药膏涂了上去，让满基不明白的是，酸痛很快消失得无影无踪，让他大惑不解。“你看着吧！”他警告妻子，“白人的药膏什么也治不好，下个星期毛病还会再犯。”

让他心里暗暗高兴的是，他说对了。毛病又来了，而且比以前更糟糕。于是满基又喝了一些中草药，在某种程度上缓解了酸痛，但现在他身上开始痒得要命，很快就再一次蔓延到了左脚上。而且，让他沮丧的是，他的食指上裂了一个口子，不管用什么药都抹不好，也没法缓解，他瞒得了惠普尔医生，却躲不过妻子的眼睛。

玉珍在后来的许多年里，一直记不得那个可怕的、难以开口的字眼儿是怎么在她和丈夫之间说出来的，但是她还记得那些天里气氛是怎么样越来越可怕的——仍然什么也不说，生活还是一如往常——直到一天早晨，她听到丈夫挠腿，便大胆地走到他身边，捧起他的双手说：“五洲的爹，我必须去瞧瞧中医。”他躲开她的眼睛，呆坐着盯着地面，最后说：“你最好去见见他。”

中午吃午餐的时候，玉珍从花园的小门溜了出去，急匆匆地跑到下城的中国寺庙，她不停地鞠躬作揖，然后焚上一炷香，对着那慈眉善目的画像说了心里话：“五洲他爹腿上发痒，怎么也好不了，现在他的手指头也出毛病了。我们很怕，求你这通晓医术的帮助我们。”

她祈祷了很长时间，然后请出一位头上光溜溜、面相和善的和尚，和尚手里拿着一只竹托盘，里面装着近一百个标着数字的竹签。他在圆盘里仔细地推着竹签，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祈求灵验的古老咒语，渐渐地，竹签散落开来，露出了41号，这个数字里包含着希望。和尚在一张小纸条上写着“41号”给了玉珍，收了一张美国毛票。

她拿了这张方子，来到河对岸老鼠巷一家肮脏的小药铺，把方子递给抓药师傅，对方说：“啊，41号可是好药，你今天有福气了。”他身后的药材柜子里装满了一箱箱的珍贵药材，他从身后的41号里称出一勺说：“你得熬得浓些，喝的时候要诵经。是要求子的吗？”

“不是。”女人老老实实回答，“是为了五洲他爹。”

医生的表情没有变化，但是脑子却飞快地动着：“啊哈！又一个不敢自己来的！”他对玉珍随意地说：“这是好药，治腿痒的。”

“托福。”玉珍说，没注意到腿痒这件事并不是她告诉对方的。

玉珍快出门的时候，医生用一种漫不经心的态度说：“我肯定这服药能治好你丈夫。如果不行，你得记住！我什么药都懂。记着。”玉珍刚走，大夫便马上跑进另一条巷子喊道：“卢兴！卢兴！跟着刚才那位！”

“哪位？”那流浪汉问道。

“客家女人，长着一对大脚的那个。”然而玉珍走另外一条路赶回了家，当天那间谍没赶上她。当他把这次失败报告给抓药的医生时，对方耸了耸肩膀说：“反正她还得回来。”

41号药完全没效果，玉珍脑子里的痛苦让她没法安静下来。“五洲的爹，”她恳求，“你得跟我一起去看中国大夫。”

“我害怕。”满基说。

“他说他什么药都会配。”玉珍安慰着。她洗好碗，把四个孩子托给另一个中国女人照料，玉珍领着丈夫慢腾腾地——怕他喘不过气来——沿着努乌阿努大街，过河来到老鼠巷。这对夫妇走上来见医生时，看上去很不相配，玉珍的服装并没沿袭原住民的风格，而是穿着黑色罩衫和长裤，而且她没有因为自己是他的夫人就跟在拖着长辫子的丈夫身后亦步亦趋。如果她的怀疑成了事实的话，那么日后满基将前所未有地依赖她。他感觉到这种需要，于是愿意让强壮的妻子跟自己并排走。

他们来到老鼠巷，看见女孩子们居住的一排排小棚子，玉珍感到自己一生一世都得感谢身边的这个男人，他曾收留自己，而不是把自己卖给妓院老板。玉珍想到假使满基当初没有买下她，那么如今自己将过着什么样的生活，不禁感到一阵发慌。她靠近他的身边，巷子慢慢变窄了，她拉住丈夫的手，起初他还想甩开，但还是握住了。满基感觉到玉珍的手指头软软地保护着他的食指，呵护着那种无法控制的疼痛，在这无言的时刻，两人之间心心相印，他们心照不宣，因为玉珍说过：“不管医生怎么说，我都会待在你身边。”

医生看到他们走进药铺，便知道他们怕的是什么了，他知道这下子能挣不少钱。于是他老道地用两只柔软、瘦骨嶙峋的手抱了抱拳，对那愁眉苦脸的夫妇做出一副笑模样：“那服药治好腿痒了吗？”

“没有。”玉珍答道，“现在五洲他爹的脚指头也疼起来了。”

“我得看看。”医生说，他打开窗帘，让阳光照到满基站着的地板上，当他跪下来查看那只治不好的腿和伤口外面不健康的白色肉体时，他本能地吓得缩了回去，虽然他跪下去的时候就知道自己将看到什么。玉珍把他的反应看在了眼里。

“还有其他地方疼吗？”医生用稍微低一些的声音问道。

“另外几个脚指头，手指头，还有腿骨外侧都疼。”玉珍用结结巴巴的原住民语言说。

医生表情凝重，一一查看了这些伤口，然后搓着双手，好像要去除晦气似的。玉珍也把这个动作看在眼里，然后她勇敢地问道：“是中国病吗？”

“是的。”医生悄声说。

“哦，老天爷啊，不会的！”满基吓得张大了嘴巴。他在这间阴森森的药房里发起了抖，看上去好像是个挨了父亲打的孩子。

“我该怎么做？”

现在，医生那种天性里的爱心退去了，他铆足了劲儿，装出行家的派头——他其实根本不是行医的，只是个怕吃苦的庄稼汉——他安慰满基：“没什么可怕的，我有一个法子准能治好。”

“真的？”满基恳求着问，“你能治好这种病？”

“当然能！”那郎中笑着安慰他，“我有好几个病人，没有哪个需要去看那些白人大夫的。”然而玉珍一直仔细瞧着这个郎中，看出他在扯谎。她也不藏着掖着，明明白白地说：“五洲他爹，这个男人没有治病的法子。现在咱们全得指望白人大夫。”她丈夫抓住“咱们全得指望”这几个字，听出了妻子话里有话，她是要跟自己患难与共。满基当时便承受不住，哭出声来。

“走吧，”玉珍鼓起勇气，“咱们现在就去找惠普尔大夫。”

易伟垒那位郎中生怕丢了这个似乎钱又多、差事又好的病人，他拦着不让走，郎中用原住民的语言急促地说：“你可是个有地位的原住民，一个体面人，就因为一个愚蠢的客家娘儿们说她比我还懂伯爷麦病，你居然就放弃治好病的希望？老爷，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你去跟白人说这事意味着什么？”他描绘出种种可怕的情形，“警察来抓你！码头上的小艇、甲板上的笼子和到那座岛去的航行！先生，你老婆现在怀着孩子呢。咱们就假设是个儿子。这样一来，你就再也见不着你儿子了。你有没有想过这个？我这儿可一直都有法子治你的病呢。”

满基当然想过这些最骇人的结局，眼下听见他担惊受怕的事情被一件件摆出来，给他带来了极为沉重的打击，他又一次瘫倒在医生桌旁，嘴里含糊不清地问：“真是伯爷麦病？”

“就是伯爷麦病，”医生的语气冷冰冰的，“中国人得的病。你得了这病，要是不吃我的草药，不出一个月，你的脸就会肿得老大，眼睛里长出一层膜来，手脚都瘦得像鸡爪似的。看看现在已经成了什么样，你这倒霉蛋！”他抓过满基的食指，用一根脏乎乎的针戳了一下，满基竟觉不出疼来。

“你得了伯爷麦病了，老兄，”那江湖骗子不厌其烦地说，看到自己的病人被吓得直抖，便又加上一句，“白人管这叫麻风病。”

“你有把握？”

“随便哪个白人都看得出来，你得的是麻风病，你知道他们会怎么办吗？用小船上的铁笼子。”

“你能治好我的病吗？”满基恐惧地恳求。

“我治好过很多得伯爷麦病的人。”那郎中答道。

“不行，五洲他爹。”玉珍恳求丈夫，她心里很清楚这郎中是个骗子，然而那郎中也明白，只要再加上一丁点儿压力，满基就会成为他最大的摇钱树，于是他语气强硬地打断了玉珍：“安静点，蠢娘儿们。你丈夫只有这唯一得救的希望，你也要夺去吗？”

这话入情入理，玉珍无话可驳，于是便退到角落里想：“我可怜的、傻乎乎的丈夫。他会把钱白费在这个坏蛋身上，到头来，我们还得躲到那些小山里去。”

于是满基默许了。“我就用你的药。”他说，那滑头的医生说：“这药需要点时间才能见效，但是你得信我能治好你的病。你带来多少钱？”满基吓得糊里糊涂，打开了钱包，给那郎中看了他那寒酸的毛票、先令和雷亚尔，郎中快活地说：“这足够付第一批草药的费用了，你看，也花不了多少钱。”但是当玉珍往回拿了几个雷亚尔的时候，郎中却把手小心翼翼地伸过去说：“我多给你们点药材，这样你们就不用马上大老远地跑回易伟垒。”

“那些草药能治好我的病？”满基可怜巴巴地问。

“不用担心。”郎中跟他保证，于是满基拿着用布包好的一捆捆草药，跟着老婆离开了郎中，往家里走去。

他们的夫妻关系发生了变化，刚才去易伟垒的路上，那未曾言说的恐惧让他们心慌意乱，而现在竟成了现实：满基是个麻风病人。法律是残酷的，他得被放逐到一个可怕的麻风岛上去了却残生。他跟别人不一样，他交了厄运，从此翻不过身来，他即将死于人类已知的最恐怖的疾病。他的手指头和脚指头都会瘦得像鸡爪。他的身体会慢慢腐烂，老远就能闻到臭味，像牲畜一样。他的脸会肿胀变厚，长鳞长毛，跟头狮子差不多。他的眼睛会蒙上一层膜，跟白天的猫头鹰一个样。接下来会烂掉鼻子，然后是嘴唇，化脓的伤口会漫过整张脸颊，将它吞掉。到了最后，他的面孔会烂得一塌糊涂，身体奇形怪状，四肢全无，在巨大的痛苦中慢慢死去。他是个麻风病人了。在1870年7月的那个酷热的夏天，拖着长辫子的满基满脑子想的全是这些，他从易伟垒出来，昏头昏脑地往家走，心里悲苦至极。

他的妻子跟他并排，勇敢地走着，把他那受了诅咒的手指头攥在自己的手里保护着。玉珍的想法简单得多：“我会跟他在一起，如果他要躲到山里去，我就跟他一起躲，如果他给捉住了送到麻风岛，那我也一起去。”她在这些简单的想法中得到了安慰，在此后的数月中，她的想法从未有过一分一秒的改变。

玉珍领着吓呆了的丈夫回到惠普尔家的厨房，一丝不苟地按着那郎中说的做。她把那些难闻的中药熬好，让丈夫喝下去。医生用那根脏乎乎的针刺过的地方，玉珍清洗了伤口，用双唇吮吸。然后她安顿满基上床休息，自己去做晚饭，一个人伺候主人家。

“满基不舒服。”她在宽敞的餐厅里解释。

“我用不用去看看？”惠普尔医生问道。

“不用。”她说，“他很快，就好了。”

玉珍得把生病的丈夫藏起来——那江湖郎中的药一点用也没有——防着被外人看见。那一年，很多人得了麻风病，差不多有一百六十多人被小船送到麻风岛，彻底地驱赶，让他们慢慢地死去。起疑心的监视者有的是聪明办法逮住那些麻风病人。有一个男人夸口说：“只要看看麻风病人的眼睛，一准儿能看穿。那里头有一种玻璃似的东西，不会有错。”

另一个却说：“你说得没错，可是那是晚期症状。现在要一发病就看出来，不让其他人被传染。方法就是，要看他脸上的皮肤是不是变厚了。那个症状准错不了。”

“不对，”先前那人反驳道，“只有一个症状准错不了。你握握他的手，用指甲抠一下他的肉，要是他不皱眉头，一抓一个准。”

玉珍仔细看看丈夫，满基脸上的皮肤和眼睛都看不出来有被麻风病悄悄侵蚀的迹象，这让她松了口气，然而她也发现丈夫比以前抖得更厉害，脚疼也愈发严重了。“早晚有人会看出来，然后去告发的。”她想，于是玉珍便跑到寺庙里去，她不拜辜负了她的之前那尊，而是跪在大慈大悲观音大士的像前乞求道：“请助我一臂之力，仁慈的观音菩萨，别让五洲他爹给人捉去，帮我保护他。”

那些年的夏威夷腥风血雨。白人来岛前，夏威夷人还不知麻风病为何物。接下来，岛上的阿里义以某种莫可名状的方式染了病，也许是通过一名在菲律宾染病的过境水手。从1835年开始，这种可怕的毁容病旋风般横扫过岛上的显赫家族，人们私下里都叫它“阿里义麦病”，即贵族病。随着华人也来到了岛上，这种恶疾开始蔓延至平民阶层，因此人们又给它起了个新名字：伯爷麦病。沿用至今。客家人和原住民的故乡鲜有麻风病的先例，在华人中也向来不是什么常见病，然而这个倒霉的名字就叫开了，而且再也没有换过名字。在1870年，如果哪个华人得了麻风病给逮住了，那么对他采取的措施往往比对其他人更加严厉。由于报酬更丰厚，所以密探们在华人中干得也更起劲儿。

那年月，本可清清白白做人的也忍不住端详敌人的脸，如果他看出一个麻子、一个脓包或一块湿疹，他便去揭发检举，那人便会被追踪、逮捕，直至关进铁笼。不可以申诉，看不到一丝希望，也从未有人逃脱。在漫长的流亡生涯中，那在劫难逃的人只有一次机会能享受到些微的尊严：要是哪个没染病的女人，在完全明白自己行为后果的情况下，自愿陪同他去麻风岛，倒是可以遂她的心愿，虽然他仍然必死无疑，可毕竟能得到稍许宽慰。这些站出来与麻风病人患难与共的圣人被称作柯苦艾，即帮助者。那大多是夏威夷女人，为了帮助他人而奉献了自己的生命，有时她们自己也不幸身染重疴，便在流亡中死去。因此，在那些令人胆寒的日子里，“柯苦艾”这个词便具有了某种特殊的含义。在夏威夷，人们说起某个女人“生前是个柯苦艾呢”，便有为她祈福的意味，这是夏威夷独有的祝福。

九月中旬的某天，此时玉珍已经怀上了第五个孩子，她清楚看出满基的病已无可挽回，那个江湖郎中的草药根本没用。有天晚饭后，她把孩子们打发走，自己跪在丈夫面前，把一个多月前下定的决心讲给他听：“五洲他爹，我愿意当你的柯苦艾。”

满基有好几分钟没有言语，也没有看面前跪着的女人，而是慢慢拿起一根玉珍的缝衣针，仔细扎左手的每一个手指头。他这样试验了两次，然后说：“感觉不出疼。”

“咱们要不要躲到山里去？”她问道。

“到现在还没人发现我，”满基答道，“可能下个礼拜草药就起作用了。”

“五洲他爹，”玉珍说，“那郎中是个骗子。”

他把手捂在玉珍嘴上说：“咱们再试一次。”

“咱们几乎没有钱了，”玉珍恳求道，“得给孩子们攒着。”

“求求你，”他悄声说，“我保证草药这次会有效。”

玉珍拿出家里最后几张珍贵的毛票和雷亚尔，顶着九月炎热的太阳，迈着沉重的脚步来到易伟垒。玉珍走进老鼠巷时，发现有两个男人不住地打量她，起初她想：“他们以为我是那种女人。”然而她很快就意识到这两个人看她的眼神并不是那样，她吓坏了：“这两个人是密探，他们来盯梢那些找大夫的病人。他们告发满基就能得到点小钱。”想到这里，她匆忙钻进另外一条巷子，然后从第三条巷子钻出来，最后溜进郎中的诊所。

医生很快活，很乐观。“你的原住民丈夫好些了吗？”他彬彬有礼地问道。那天郎中的态度有些东西触动了玉珍，她撒谎道：“他很感激你，大夫。身上一点儿都不疼了，腿上的大部分地方也不痒了。我们都大大松了一口气。”

医生闻听此言不禁一愣，他问道：“但是你还想多要几服药？”

“是的，”玉珍说，她觉得自己周围都是魔鬼，“再来一点点治他的腿，然后他的病就全好了。”

“他就全好了？”郎中好奇地重复。

“是的，”玉珍说，强装出松了口气的样子，“看起来好像完全不是伯爷麦病，更像是芋头田里干活落下的毛病。”

“你们住在什么地方？”医生随意地问，一边往罐子里装药，他说话的样子使玉珍更加坚信他跟外面那些密探是一伙儿的，他要把病人的名字告诉他们。这样，当那些得了病的华人把全部积蓄都花在买药上之后，他还能再从政府身上榨出几个雷亚尔，作为告发麻风病人的报酬。

“我们住在玛拉玛甘蔗园。”玉珍镇定地说。

“那座种植园很不错，”郎中随意地说，“哪个居住点？”

“第二居住点。”玉珍答道，但当这个拐弯抹角的郎中递上药材，正要接过她全家最后一点积蓄时，玉珍再也忍受不了了，她把那些硬币一把夺回到自己手里，抓起一只蓝色的药罐，磕掉盖子，把参差不齐的玻璃边缘掼到医生脸上，玻璃割破了他的脸，郎中自己配的假药刺进了他的眼睛，剧痛不已。她把钱摔到他脸上，用充满仇恨的声音低语道：“你以为骗得了我？我知道你偷偷报警了。你这猪猡！你这猪猡！”她爆发出无法控制的狂怒，把半打药罐子在地板上砸碎，用赤脚乱踢了一通，然后抓起那只破碎的蓝色罐子又要去羞辱郎中，但后者踉踉跄跄地跑到后面的诊所里去了，于是她便急急忙忙从旁边一条小巷子里跑了。但玉珍偷偷观察着医生的小棚子，在那里等了很久。那男人的惨叫声持续了一小会儿之后，那两个密探赶忙跑进去营救他们的同谋者，而玉珍则从另外一条隐秘的小路回到惠普尔医生家里。她到家的时候，并没有直接走进大门，而是继续往前，不时停下来看看是不是有人跟踪。然后她回到丈夫身边说：“那郎中是密探。他今晚要去告发我们，他的助手在那儿等着呢。”

“你干了什么？”满基问道。

“我要是能把他的眼睛挖出来就好了。”玉珍说。

那天夜里，她的第二个计划也盘算好了。吃过晚饭，她便离开了惠普尔家的庄园，悄悄来到华人居住区，挨家挨户地拜访当年跟她一起乘坐“迦太基人”号的人家，因为这些男人都成了兄弟。玉珍一个个地恳请他们：“你们能不能收留你们满基兄弟的一个儿子？”

几乎每一个华人都会听，什么也不说，然后看着玉珍，最后问：“是不是伯爷麦病？”玉珍并不怕，她知道“迦太基人”号上的兄弟不会互相出卖，所以总是坦诚相告：“是的。”对方便问：“你要做他的柯苦艾？”玉珍答道：“正是。”于是那男人要么说：“我能收留一个孩子。”要么会说：“我自己不能收留你的孩子，但咱们去瞧瞧秦家福，我估摸着他肯定能要一个。”但玉珍注意到，这些人一靠近她便吓得发抖。

到了半夜，玉珍已经把四个儿子和家里的细软都送了出去，并跟休利特家的一位厨子商议好，等肚子里的孩子一出世，玉珍就把孩子送上到麻风岛送补给的船，带回火奴鲁鲁，由厨子照料。因此，当玉珍回去告诉丈夫，儿子们都已经给安排妥当了的时候，心情是放松的，甚至可以说是充满着希望。她快到惠普尔庄园时，却看到她的住处亮着灯，玉珍赶紧朝满基的卧房跑去，当她走进那间小木屋的时候，看见惠普尔医生站在床边，右手拿着一盏灯。

美国医生和中国女人四目相对，对她充满了无言的尊敬。她看见那花白头发的老人脸上淌下泪来。他抬起满基的手，指了指那些伤口，玉珍的目光随着惠普尔医生的手指划过那只受到诅咒的手，终于扭过头去，她不能再看。

“是麻风病。”医生说，他把手里的灯凑近女仆的脸问道，“你知道吗？”

“知道。”玉珍说。

“我能理解。”他答道，说完，医生放下油灯开始盘问她，但是她问道：“坏人，偷偷告诉你的？”

“没有。”惠普尔说，“我突然想起来，好几天没看见满基了，他的腿不是发痒吗？我躺在床上，突然冒出这个想法：‘满基得上麻风病了’，于是我就过来，一看果然是这么回事儿。”

“早晨，明天，他走？”

“可以。”惠普尔医生出于实际考虑说，然而一种掩不住的恐怖攫住了他的身体，惠普尔颤抖着说：“姬太太，让我们祈祷吧。”他跪在小茅屋里，让女仆也照做。他把满基那不幸的双手摆成基督教堂里做礼拜的形状，祈祷道：“仁爱慈悲的上帝，低头看看这卑微的仆人，为这些无助的人心里注入勇气吧。帮助满基面对未来的日子，给他坚韧，他自己的守护神也会为他骄傲。帮助姬太太理解她的本分，接受她的宿命。”他的声音嘶哑，有一段时间说不出话来。接着，他的声音又被泪水哽住了，于是惠普尔就用那样的声音恳求道：“仁慈的上帝，原来我辱没使命竟至于此！原谅我，求你，求你原谅我。”

这番祷文一说出来，惠普尔便瘫倒在地，仿佛再也无力起身，然而他还是站了起来，问玉珍：“你知道我必须怎么做吗？”

“知道，医生。明天，警察。”

“我不得不如此。”他悲痛地吼道，“但你可以留在这里，随便待到任何时候，你所有的孩子也一样。”他向她保证。

“我，柯苦艾。”玉珍只说了几个字。

医生不敢看玉珍的脸，这几个单词摧枯拉朽般冲击着他的心房，他知道这样做意味着什么：放逐、麻风岛的恐怖生活、再也不能见到亲生儿子……惠普尔不禁想：“换作是我，便不会有这般勇气。”他随即回想起满基当初是如何盘算一回到中国就抛弃玉珍，还想夺走孩子，现在玉珍却自愿去做他的柯苦艾。惠普尔缓缓抬头看着玉珍，这个矮小的中国女人，头发稀疏，略微斜眼，嘴角布满了棕色的皱纹，然而她是自己的姐妹，惠普尔上前一步，亲吻了她两边的脸颊说：“我早该知道你会去做柯苦艾。”医生转过身去，擦干眼泪，然后以牧师的朗朗声音说：“眼下，孩子们怎么办？”

“今天晚上，我这里安排一个孩子，那里安排一个孩子，都安排好了。”玉珍告诉他，哪一家收留哪一个孩子，说完，玉珍问道：“明天。警察？”

“是的，我不得不如此。上帝宽恕我，我不得不如此。”

“我知道，医生。很久以前，我对丈夫说‘警察，离开’，但是我们，抱着希望。”

“那些怀有希望的人，会得到上帝的宽恕。”老人说。

惠普尔走后，满基突然从床上起来，浑身爆发出活力：“我们逃到山上去！”他决绝道，“在那儿，警察绝对找不到我们。”

“我们吃什么？”玉珍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