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番击打实在太惨烈了，犯人的手从钉子上滑落下来，整个人瘫成一团，倒在树桩旁。与此同时，人群散开，大家纷纷冲向那具倒下来的身体，开始用大石头砸，因为不管多么强壮的男人也没法把如此巨大的石头扔出那么远的距离。他们一次又一次地用巨石砸在那具瘫软的人体上，直到稀烂，他们仍然继续着这种野蛮的游戏，直到现场形成了一个石头堆，正如生活在沙漠里的穷人用来标识坟墓的那种。

我通过加兹尼的城门走回去，仍然处于震惊当中。我走过了刚才的饭馆，刚才这里还是一片祥和的气氛，而现在那个扔出了最大块石头的男人迎接着我。他们聚在一起，讨论着刚才的处决，互相称赞对方技艺精湛。我到了旅舍，努尔・木哈姆德估计我被什么事岔开了，就叫一个小男孩去找些肉饭，而且用油腻腻的手指头抓着吃完了。他正躺在波斯地毯上睡觉，但是我走进房间的时候，他却像警觉的守卫一样醒过来了。

“你怎么脸色苍白？”他问道。

“女人通奸，被捉住了。”我咕哝道。

“用石头打？”他问道。

“是的。”

努尔捶打着地毯，然后用手捂住了脸。“多么可怕的耻辱！我可怜的国家！”

“太可怕了，”我虚弱地说，“你们怎么能允许？”

他坐起来，盘腿坐在地毯上，而我坐在备胎上。“难道你不知道我们也觉得羞耻？”他问道，“莫西布・汗……还有国王？如果他们看到这些……”

“他们为什么不禁止？”我生气地质问道。

“如果他们禁止这个，米勒大人，你今天看见的那些男人和他们在山里的兄弟就会一窝蜂地冲进喀布尔，杀死你和我，还有莫西布和国王。”

“不可能！”我嚷道。

“他们过去就是这么干的。”努尔坚持说，“在喀布尔我们可能有两千个有文化的阿富汗人，知道这种事情必须被禁止。在坎大哈可能有五百人。但是在加兹尼城，一个也没有。我们是用三千个人……也许有五千个人去对抗一千两百万个疯子。你看见了处决，我不觉得遗憾，米勒大人。你会更了解我的国家。”

“这种事情会永远继续下去吗？”我问道。

“不会的，”努尔坚定地说，“在奥克苏斯河流域，那些像我们一样的人们以前也像你今天看到的这样。在毛拉的监视下公开执行处决，这在撒马尔罕曾经也是常事。但是莫斯科和基辅过来的共产党说必须禁止这样的做法。他们宣布罩袍是违法的。女人们被解放了。米勒，我们有十年时间来禁止这种可怕的事情。如果我们不禁止……俄国人就会过来替我们禁止。”

“政府知道这些吗？”

“当然知道。像沙・汗这样的人难道是傻瓜吗？政府知道。但是有一千两百万人不知道。”努尔站起身来，在屋里不耐烦地跺着脚在我们破破烂烂的行李中转来转去，“你难道还不理解像我这样的人面对的问题吗？眼下，在加兹尼，离喀布尔只有几个小时的路程，每个参加投石处决的人都希望一辈子能继续这样做。如果你今晚告诉他们你要禁止，他们会杀掉你的。”

我突然被一种可怕的预感击中，我跳下备胎，抓住了努尔的胳膊。“艾伦・杰斯帕是不是也遇到这种事了？”

努尔松了口气，笑了起来。“不会的，米勒大人。如果是这样，我们在喀布尔应该已经知道了。”

我说：“我觉得我要吐了。咱们出去散个步吧。”

“我不能扔下货物不管。”他抗议道。

“叫一个守卫过来，”我粗鲁地说，“我必须得到城外走走。”

“那你自己去。我留在这儿看东西。”

“我不敢自己去。”我诚实地说。

“这就对了。”努尔赞同地说，他不顾自己的明智选择，叫过一个守卫。然后他停下来问道：“出了事你负责？”我说我会负责。

努尔告诉那个留着胡子、挎着枪和子弹带的战士：“我们回来的时候，只要少了一样东西，我就崩了你。懂吗？”这个凶悍的叛徒点点头。我们走出去的时候，我听见他用货物抵在门口以抵挡可能的入侵者。

我们穿过广场，那群热情的处决者又对我欢呼，向南走到城门，我能看到那堆石块上伸出来的不祥木桩。一群狗嗅着血腥味。

“尸体会在那里放多久？”我问道。

“今晚他们就会弄走。”努尔安慰我。然后他暴怒地说，“你必须理解一件事，米勒大人，你一定认为今天的处决是一场暴乱。并非如此。毛拉们仔细地研究这些案件，没有任何决定是仓促作出的。严格地讲，你所见到的是一件事先仔细研究过的司法行为。只是极端残忍罢了。”

我们转身离开了石头堆，向南沿着一条古老的商队路线走着，直到我们再也看不见加兹尼城。我们走出去足足有四英里，这时，我在东边看到了一个罕见的场景：一群像是大黑鸟的东西聚集在一片开阔的平原上，我以为这些大鸟会飞走，但走近后发现我们遇上的是一个游牧部落，正在阿富汗随着季节到处游荡。

“普文达人！”努尔欢呼起来，显然非常激动。他向前跑去，喊着：“看那些女人！”

我远远地看到了那些游牧民族的女性，一身黑衣，佩戴着亮晶晶的珠宝。她们走路的样子极其优雅——我只能这么形容——而且不穿罩袍。她们是自由的，这些野蛮的游牧民族在亚细亚平原的高地上来回迁徙。夕阳西下，红色的光辉照亮了她们黝黑的面颊，使她们具备了一种动物特有的、全神贯注的气质，游曳在天地之间。三千多年来，她们的祖先在亚细亚国家的国界之间穿梭来去，没人能想出办法来阻止他们。

在他们每年横穿阿富汗的旅程中，普文达人肯定非常鄙视阿富汗人囚禁女性，把她们藏在麻袋里，将其视作奴隶的做法，而普文达女性却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来去自由。

“她们对你们的制度是一种冒犯。”我告诉努尔。

“你说得对，”他赞同道，“但是她们为这种自由付出了惊人的代价。”

“在我看来，她们相当开心。”

“她们完全是被放逐了的。当她们穿过我们国家的时候，她们是另外一个人种。”

“那你看见她们的时候为什么那么兴奋？”

努尔笑了。“阿富汗男人迷恋这些黑色的帐篷，就像苍蝇盯着蜜糖。我有很多朋友尝试过在这里过夜。”他指着有女人走来走去的那些帐篷，“但是普文达男人很警觉，不让我们靠近。”

这时候，有一个游牧民骑着一匹棕色的马向我们跑来。他个子高高的，脸色黝黑，留着胡子，带着飘逸的头巾。胸口处挎着子弹带，还用一只手冲我们举着一支来复枪，不过并没有瞄准。他用普什图语说道：“走开！”努尔跟他说了几句话，他随即优雅地作了回答，但是最后他重复警告了我们。“走开！”他打马跑回了帐篷。

“他怀疑我们是政府官员。”

“他们从这里要去往哪里？”我问道。

“他们追着融化的积雪走。”

我们动身离开，这时我用余光瞥见一个红色的身影从一顶帐篷里窜出来，消失在另一顶帐篷后面，就像春天里颜色鲜艳的鸟儿在树木之间闪来闪去。我转身更加仔细地看过去，果然发现了一个年轻的女孩子，穿着一身红色衣裙，带着镯子，又出来追一只山羊。但是我还没看清，她就不见了，这让我想起了喜迪卡。像沙・汗的孙女一样，她自有一种罕见的优雅和性感。

努尔・木哈姆德把一切都看在眼里，这也是为什么阿富汗政府把他安插在美国政府里的原因。他笑起来，问道：“很迷人，是不是？”

“她为什么要穿一身红衣？”

“这表示她还未婚嫁……”

“看那儿！”我嚷道。从我们身旁最近的帐篷后面有一只跑疯了的山羊向我们冲了过来，山羊的后面就是那个任性的姑娘，在离我们四十码的地方，她制服了那畜生，把它赶了回去，身后尘土飞扬。她对付山羊的时候，我看见了她黑黝黝的皮肤，亮晶晶的眼睛，还有两条长辫子在阳光里摆来摆去。我能理解那些阿富汗男人对这样一个人儿的狂热，就在我们看着她的工夫，她娴熟地把山羊赶了回去，拴起来。

“想到这样的人也是阿富汗的一个分支，我感觉舒服多了。”我们走回去的时候，我评论说。

“他们不算我们的人，”努尔纠正说，“冬季他们会去印度。夏季他们到北方。他们只拿我们这里当作一条通道。”

“他们属于哪个国家？”我问。

“我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努尔回答道，“从法律上说，我觉得他们应该算印度人。”

我们回到加兹尼城门的时候，已经是夜里了，城门旁边有很多闪亮的火光不停地游走。这是个肃穆的时刻，一天已经结束，这座古城即将沉睡，我们停下脚步，看着城外的旅行者在临时搭建的火堆上烤羊肉吃，火光中显现出了城墙塔楼的影子。

当我们经过处决地点的时候，努尔・木哈姆德恳求道：“别再看了，米勒大人。这是我们的耻辱。”然后我俩返回广场，那里的灯光既投下了阴影，也照亮了街角的咖啡馆。我们坐在桌前，那些好心人推搡着来到我们跟前，谈论着白天里发生的事情；我发现自己违心地跟这些男人打成了一片，他们难以理喻、野性未驯、与当代世界苦苦地抗争着，可他们又是如此渴望了解美国。他们吃了我们的馕，分掉我们的肉饭。他们告诉我加兹尼城当下面对的问题——食物供应、税收和马匹的成本。一餐结束，他们陪着我们回到旅馆，走进我们的房间又待了几个小时，盘腿坐在波斯地毯上，不停地说着，说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