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本专栏还报道了宋子良的儿子尤金·宋伙同孔祥熙博士（蒋介石的连襟）的儿子孔令杰把大量珍贵的锡卖给了中国共产党的事……
也许就是因为总是发生这样的事，幻想破灭的中国人才推翻了宋孔王朝，接受了共产党的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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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令杰现在成了家族里的大忙人。1950年理查德·尼克松竞选参议员时，孔祥熙专程派小儿子去洛杉矶给他送去捐款，并给他加油鼓劲。他还说服加利福尼亚的大批华人选民把票投给尼克松。孔令杰的出手相助在孔家和尼克松家建起了一条稳固的纽带，多年来，尼克松夫妇经常到位于里弗代尔的孔家去做客。
宋孔两家的石油资产分布在得克萨斯、俄克拉何马和路易斯安那等地，每一处孔令杰都积极参与管理。1956年，孔令杰在“中华民国”驻美“大使馆”内创建了夏延石油公司，下辖麦格纳信托公司、西部石油开发公司和阿托卡钻井公司。夏延石油公司争取一些政界要人、记者和电影明星前来投资。如果令杰的油井（比如与美国广播公司新闻部副总裁约翰·戴利签约的那座油井）产油不多，令杰将保证戴利收回投资的本金；如果油井钻探成功，则与戴利平分利润。接受这个条件的一些投资者并不知道控制夏延石油公司的是中国人。在这种模式下，那些有权势的人可以在不冒重大风险的情况下获得可观的利润。
1950年美龄回到台湾地区后，她发现自己卷入了最后一场争夺继承权和维护自己政治生命的战争。在美龄前几次离开台湾期间，蒋经国先是担任了蒋介石的私人助理，后来又担任安全部门领导，被任命为台湾“国防部”政治部主任。在之后的20年中，美龄每次离开台湾地区去美国，蒋经国在政治阶梯上似乎都会上升一级，朝着取代她而成为父亲继承人的目标更近一步。
美龄精神太紧张了，她无法安静地坐在日月潭边画那些简单的花卉。她曾把自己的画送给很多人，也曾给过蒋经国。（送给蒋经国的是一副竹子，上面有她的亲笔题字“赠子”。）她经常去参加社会活动，尤其是办孤儿院——不过那些孤儿几乎毫无例外全都是她丈夫手下的军官去世后留下的。（就连戴笠也办过孤儿院。在中国，为了让特务替你卖命，首先必须要确保他们子女得到很好的保护，因此国民党创办的孤儿院一直都很兴旺。）
由于受不了台湾地区的气氛，美龄就会急匆匆地赶往美国，出现在“院外援华集团”的圈子里。有一次，她从1952年8月一直待到1953年3月。等她回到台湾地区时，就获悉蒋经国收到邀请，将去五角大楼和美国国务院做客。很显然，华盛顿对这位继承人产生了兴趣。蒋经国还将应邀会见艾森豪威尔总统，美龄从1943年来就没有再受到过这种待遇。
美龄在台湾地区虽然没有正式官职，但她与委员长之间的联系仍然非常紧密。蒋介石接见美国官员时，她在一边给他翻译。年事已高的蒋介石喃喃地说上几句，美龄接着能说上5分钟。然后蒋介石再嘟囔几句，接着美龄又会来一段长篇大论。这个场景给人的印象是，一个橱窗模特穿着蒋介石的衣服坐在权力的宝座上，执掌大权的却是卢斯塑造出来的那位举世闻名的“委座夫人”。
蒋介石手下的将领和官员们很少有人敢去惹她，就连她的继子也忌她三分。她翻脸非常快，并且肯定会报复。卢斯的朋友曾回忆起这样一件事：有一次在台北，卢斯太太和美龄一起乘车去商场购物。买完东西后，两人来到汽车前，互相让着请对方先上车。互相让了三次之后，卢斯太太没有再客气，先登上了汽车。蒋夫人在她后面上了车。在返回位于北郊的住处时，蒋夫人一直在生闷气。美龄下车走进房间后，卢斯太太问一位秘书自己到底哪里做得不对。她说道：“我都让了她三次了啊。”
那位秘书回答说：“你应该再让一次。”
“院外援华集团”的那些参议员、五角大楼的将军和美国商界大亨等核心人物虽然在中国台湾各地投资了造纸厂、铝厂和电子产品生产线，但他们对亚洲事务却几乎一无所知。20世纪50年代，美国所有关于东方的传说中仍带有詹姆斯·希尔顿的《失去的地平线》[4]一书中的那种怀旧和感伤情绪。蒋夫人成了国民党那失败的事业在现实中的不朽化身，上了年纪之后的美龄身上有一种悲伤和失落交织在一起的神态。她恭维人的方式常使来访者感到惊讶不已，随后便为其折服。她总是随身带着一些价格不菲的小礼物——银盒子、银托盘、镶有珍珠母的柚木小匣子等。幕后那些不知名的人事先在这些礼品上刻上某个人的名字，或者一句简短的名言隽语。因为西方人在生活中很少见到这种讨好别人的东方小玩意儿，所以他们很容易就被美龄的这种小手段给搞定了。
1954年4月，美龄在华盛顿待了6个月，鼓动人们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联合国的提议。在她返回台湾地区庆祝蒋介石67岁的生日时，在松山机场遇到的一幕再次表明她正在一步步失势。年事已高、白发苍苍的委员长待在候机室里没有露面，到飞机旁前来接她的只有蒋经国和他的小儿子。对美龄来说，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无礼行为。蒋经国陪着她从一帮政界要人和“中国妇女抗战联盟”的一群妇女面前走过时，美龄神色冰冷，一言不发。她快速从这些人身边走过，大步走进候机室，冲着那位年老的法西斯分子不知道嘟囔了一句什么，然后紧闭着双唇走向候在那里的一辆豪华汽车。
虽然她现在能控制的只有参加中国台湾的扶轮社[5]午餐会的那些听众，美龄依然顽强地坚持着，一些记者私下里不客气地称她为“全世界排名第一的俱乐部女帮会成员”。1958年，蒋经国再次得到晋升，盛怒之下的蒋夫人一口气在美国待了14个月。那时候她已经61岁了，对外则称58岁。为了照顾美龄的面子，蒋经国到“总统内阁”担任政务委员的命令在她离开后两个月才正式颁布。美龄后来还是咬紧牙关回到了台北，这一次，她顽强地待了6年。
孔祥熙虽然年龄越来越大了，但他从没忽视自己作为慈善家的形象。1959年，时年77岁的孔祥熙回欧柏林参加“山西欧柏林分校纪念协会”成立15周年纪念会，并在学校里设立了一笔奖学金。一位记者请他对传言他在美国有“超过5亿美元”财产的说法说几句，这位当铺老板的眼里立即充满了泪水，他摇了摇头，看起来有点稀里糊涂地说，随着国民政府在中国的垮台，他所有的投资都泡了汤，现在只能依靠微薄的积蓄过日子。那位年轻的记者怀着真挚的同情心点了点头，然后把他的话记录了下来。
1966年，84岁的孔祥熙最终辞去了中国银行的董事职务，和霭龄一起搬到了位于长岛蝗虫谷菲克斯大街的一处新宅居住。他的健康状况很快恶化，心脏也非常不好。1967年8月，他被紧急送往纽约医院，于8月15日在医院中去世，终年87岁。《纽约时报》本想将其以政治家的身份进行一番评赞，但几经思考之后，只在专栏里写了下面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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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先生是个有争议的人物。最近，他以前的一个下属曾说：“在工作中，他是一个很难相处之人。他喜欢聊天，但从不会下达明确的指示。谈到他的能力，跟所有山西银行家一样，他很精明，不过他并不具备金融家应有的那种政治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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葬礼定在第五大道大理石教堂举行。蒋夫人和委员长的小儿子蒋纬国将军带着5位护旗队员从中国台湾乘飞机赶过来。前来悼念的都是“院外援华集团”的核心人物，如理查德·尼克松、主教斯佩尔曼、参议员埃弗雷特·德克森、詹姆斯·法利以及来自迈阿密海滩的百万富翁威廉·波利。迈阿密转运公司的大老板就是这个波利。波利曾被陈纳德以中央飞机制造公司的名义招募到飞虎队当飞行员，离开飞虎队后，波利被任命为美国驻巴西大使，而巴西正是宋氏家族最喜欢投资的地方之一。
宋子文没有参加孔祥熙的葬礼。在人生最后的那些年里，这两个人的关系并不是太好。
霭龄比祥熙多活了6年，但她一直没有回去过中国。亚洲一直流行着一个传言说，宋家三姐妹每年都要在香港团聚一次，然而这不过是一种传言而已。她从1949年以来就一直生病，很显然是某种癌症不断复发的原因。尽管如此，她仍以85岁的高龄在纽约离开了人世。《纽约时报》仅用一篇普通的讣告简短地提了一下她的情况。
这个世界上一个引起人们极大兴趣的、掠夺成性的居民就这样默默无闻地离开了。这个女人在金融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她的财富只有弟弟子文能与之相比，她也许曾是全世界靠着自己的精明手腕获得成功的最富有的女人。此外，她还是蒋介石和宋美龄的媒人，宋家传奇的主要缔造者，宋氏家族走上权力之巅的真正设计师。
宋子文的流亡生活更为坎坷一些，因为他还处于逃亡状态。20世纪50年代初，他和劳拉刚在曼哈顿派克大街1133号的一栋豪华公寓安顿下来，就接到了蒋介石发来的紧急邀请函，请子文去中国台湾，就好像科萨·诺斯特拉[6]邀请他回索伦托[7]，或者去“那不勒斯赴死”一样。子文根本没有回去的意思，这也在意料之中。委员长坚持让他回去，并威胁说，如果他不回来“接受国民政府的官位”，就把他从国民党核心集团里除名。子文再次拒绝了他的要求。《纽约时报》如此报道了这一奇怪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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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说，宋博士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之一，他已经选择了辞职，而不愿来这个小岛。中国台湾是蒋介石最后的避难所。
一年前，国民政府刚从南京转移到了广州，在那之前不久，宋博士就离开了中国。当时国民党中有人正要求他为党国事业捐出一部分财产，而根据传闻，宋博士的财产分布在法国、英国、南北美洲、印度、南非及这条线上的各家银行中。
到目前为止，正如公众所了解的那样，他无视这些要求，并匆忙离开了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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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文非常狡猾，他不会在这个节骨眼上去冒险。他有自己的人生计划，其中之一便是从一家美国军火公司购买了4.5万支恩菲尔德式步枪和弹药，然后存放在加拿大的一个仓库里。1950年1月，就在蒋介石试图让子文卷起行囊打包回国之际，布拉克公司驻华盛顿代表罗伯特·比奇洛向国务院提出申请，要求为这批军火发放出口许可证。他说布拉克公司的老板威廉·布赖洛夫斯基是宋子文的“私交”，他想把这些枪支弹药从温哥华运到中国台湾。美国国务院非常奇怪，提出这一请求的不是台湾地区外事机构，并且其中的细节也颇为可疑：这批军火存放在加拿大，他却要求美国政府发放出口许可证。这些细节暗示，在国民党军队中那些对他持同情态度的军官们的支持下，子文可能准备发动一场政变，推翻他妹夫的统治，建立一个新政府，让子文来担任政府首脑。然而，一位知情人士向联邦调查局透露说，子文的真实身份不过是“一个向共产党出售各种装备的供应商”。正如子文所做的其他事情一样，人们只能看到其中的表象，永不可能弄清楚事情的真实面目。
子文虽然不愿意去台湾，把自己大部分的精力都投入到不断扩张的金融帝国之中，但他确实也在金钱方面支持“院外援华集团”，因为这对他自己也很有好处。“院外援华集团”在很多方面都能发挥作用。子文后来搬出了曼哈顿，在长岛购买了一栋豪华别墅，家里装饰用的各种画作都是找那些他认为比他水平高的人挑选的。此外他还收藏了大量的青铜器，不过他承认，这些也都是别人替他选的。他的豪宅里戒备森严，并安装了精密的警报系统。
美国各个华人社区的街头巷尾都流传着这样的话，说宋子文位于长岛的家中藏着一笔“令人难以置信”的财富，子文本人则是一个“极端危险”的人，因为他是美籍华人中最有权势的大亨，许多“坏人”都靠他生活。被中央情报局聘来担任分析员的一位中国学者则持另一种说法，他认为上述传言并不是说宋子文本人是什么危险人物，而是指他随口说出的只言片语都可以给在美的中国堂会或财团、各家中国人开办的银行以及其他没什么名气的恐怖组织带来可怕的后果。
子文疯狂地从事石油股票、期货和其他新技术行业的业务。靠着不懈的努力，他赢得了“全世界最富有的人”的声誉。
他经常去拜访威廉·埃夫里尔·哈里曼[8]，有时候在华盛顿，有时候则是在哈里曼位于桑德波因特的别墅中。谈论的话题则是关于中苏争论和华盛顿对此的态度等等。他很少见到亨利·卢斯，虽然两人经常书信往来，彼此发出热情的邀请，但都没有赴约过。卢斯夫妇跟美龄走得很近，自然不好再见子文。他真正的朋友包括在新加坡、中国香港、东京和伦敦结交的那些财大气粗的金融家，以及自己各银行分支机构的经理们。
指责子文只顾自肥的国民党保守派现在也没有能力攻击子文，并且这些人正在逐渐离世。战争结束后，戴笠的飞机神秘失事——显然是被事先藏在飞机上的炸弹炸毁的。子文最大的政敌中，除了蒋介石及其亲属之外，当数陈果夫了。而陈果夫也于1951年8月在台北去世，时年60岁。大哥去世之后，陈立夫辞去掌管台湾特务机构的差事，去美国享受乡绅生活。不过没过多久，他又放弃了在美国的农场，退隐中国台湾，活到很大的年龄才去世。
1963年2月，经过十多年的冷静，子文最终接受了委员长的邀请，前去访问台湾地区。他与蒋氏夫妇在台北北郊的住所一起住了几天，会见了一些“没有提到名字的官员”。回美国跟哈里曼汇报此次台湾地区之行的情况时，子文似乎是在有意试探美国支持蒋介石反攻大陆的初衷有没有改变。约瑟夫·艾尔索普告诉哈里曼，“委员长夫妇两人都很不喜欢宋子文，之所以请他去台湾地区，不过是认为他也许是最善于分析美国政府想法的人”。很显然，蒋介石觉得，既然不能从子文手里套出钱来，至少还能让他在华盛顿施展以前的那些手段，但是蒋介石错了。子文现在仍然有位居高位的朋友没错，但他已经没心思在这方面费功夫了。委员长的愿望当时没有实现，以后也不会实现了。
1950年之后，子文的小弟子安就被其母校哈佛大学列入“失联人员”名单，这表明哈佛大学已经不知道他身在何处。实际上他去了旧金山，在实力雄厚的广东银行担任董事会主席，直到1969年2月去世。
子文的弟弟子良在“二战”期间曾负责美国援华物资，他在美国的基地位于纽约城，具体情况一直是一个谜。华盛顿的一些知情人士说子良在20世纪50年代曾担任美国财政部的秘密顾问，从事一些秘密工作，而财政部则声称它没有宋子良的任何记录。
子安去世两年后，即1971年4月，时年77岁的子文和张乐怡再次去旧金山看望那里的老友和亲属。4月24日晚，广东银行的老友余经铠在他旧金山的家中设宴招待他们。尽管整个晚上子文的举止都很优雅，但在吃饭的时候，他还是同往常一样狼吞虎咽地吃了很多菜。吃着吃着，他突然停了下来，一副惊慌失措的样子，哽咽着站起身来，然后便倒在地上，一会儿便死了。解剖显示，有一小块食物卡在了他的气管里，他的颈部神经向心脏发出紧急信号，然而他的心脏已经太虚弱，无法支撑下去。
也许是用词不当，也许是故意恶作剧，亨利·基辛格让尼克松总统给蒋夫人和委员长发去了如下唁电：“他为国家——尤其是在‘二战’期间我们共同合作之际做出的杰出贡献，将被美国朋友们永远铭记。对于他的离世带来的损失，我们和你一样深感惋惜。”
子文去世时美龄正好在台湾，几经周折，她还是没能参加在纽约举行的葬礼。
纽约的各家报纸发文声称子文的财产只有“100万美元”，将由他的妻子和孩子们平分。伦敦、巴黎、莫斯科、东京、里约、中国香港、新加坡、约翰内斯堡、马尼拉、中国台北和北京等地的人们听到这些消息后，大都是摇一摇头，然后无可奈何地笑一笑。
1965年，美龄来到华盛顿时，白宫的红地毯终于再次为她铺开，各种外交活动也安排得异常频繁。台湾地区外事机构设宴款待1 500名政界重要人物和“院外援华集团”的成员，蒋夫人则是这场宴会上的贵宾。她乘坐一列私家列车从纽约赶过来，迪恩·腊斯克夫人专门到车站迎接她。她乘车来到专门在卡洛拉马路为她租下的豪华住宅里，距国防部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家只有一步之遥。她亲切会见了埃德加·胡佛、最高法院法官拜伦·怀特和参议员托马斯·多德，此外还在白宫里与伯德夫人一起喝了茶，与约翰逊总统进行了单独会谈。一切似乎又回到了旧日的时光。
有一个极小的细节几乎被所有的媒体都忽略了：此次陪同蒋夫人来美国的还有她的继子蒋经国。蒋经国现在已经担任了台湾的“国防部部长”，此次是应美龄在美国的邻居、美国国防部部长麦克纳马拉之邀前来美国。他夹在美龄的随从当中，悄悄地办完了自己的事情，然后又悄悄地离开了。
这一切不同寻常的喧闹背后隐藏着一个秘而不宣的目的。多年来，委员长一直在努力说服美国支持国民党反攻中国大陆。但美国早就看透蒋介石根本不可能战胜共产党，他只不过是想拉美国下水，让美国跟中国共产党开战，这样他就有希望再次登上权力之巅。委员长曾不止一次要求美国向他提供核武器来“保护台湾”，“院外援华集团”的说客们也极力为其争取。现在美国已经卷入了越南战争，精力已经转移到了越南。约翰逊政府迫切希望蒋介石能派出军队到“印度支那”作战，麦克纳马拉此次邀请蒋经国前来华盛顿，就是为了商讨此事。然而商谈却陷入了僵局，美国人不会为了取悦他年老的父亲而支持国民党反攻中国大陆，国民党也不愿意出兵到“印度支那”帮助美国。约翰逊政府热情款待蒋夫人，不过是其计划的一部分，目的是为了让她对蒋经国施加影响，而她现在已经没有这种能力了。
约翰逊政府后来明白了中国台湾作为“盟友”的想法，不过这并没有立即明显改变其对国民党的态度。然而在尼克松政府上台后，对中国台湾失望的态度终于盛行起来。亨利·基辛格趁机把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政策付诸实践。
不管是不是为了装点门面，这一次是美龄最后的辉煌时刻。访美期间，美龄在珍珠港事件纪念日那天应邀去威尔斯利学院给学生们发表演说。她跟从前一样对她们侃侃而谈。人还是原来的那个人，言语和情感还跟吸引好莱坞露天剧场和美国国会时一模一样，但时代已经变了。这一次，《时代周刊》的记者戴维·格林韦听了一会儿便厌烦地离开了会场，草草写了一篇简单的报道。在很多美国人眼里，东方神话已经变成了一场梦魇。在越南共和国，吴庭艳家族与蒋氏夫妇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这让美国人非常不安。记者们把“夫人”也称为“龙夫人”。这种似曾相识的感觉有点让人透不过气来。
短暂地出过风头之后，美龄离开了位于卡洛玛拉路的那栋房子，于1966年4月在曼哈顿格雷西广场一栋豪华公寓里住了下来。这栋公寓是她的外甥孔令杰专门给她买的，以便她在曼哈顿有个落脚的地方。美龄曾因患胆结石开过刀，现在她已经69岁了，健康状况越来越差。因此，她每次来美国，不是为了参加葬礼，就是来进行治疗。数十年来，她一直被列为“全世界最著名的十大女性”之一，直到1967年亨利·卢斯因心脏病发作在浴室中去世才结束。第二年，美龄被确诊得了癌症，并于1970年飞到纽约做了乳房切除手术，之后不久又匆忙赶来做了第二次乳房切除术。
在美国的各大报纸上，有关美龄的新闻已经从头版转到了社会版，再后来又被塞到了食品版。
媒体上有关美龄的最后一点儿浪花是在1975年4月5日委员长去世时溅起的。三周后，时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的蒋经国当上了“国民党主席”。美龄再也没有什么事情可做了，她开始了长期的流亡生活。那时她已经78岁，疾病缠身。她隐居在位于曼哈顿东35英里的长岛拉廷镇孔令侃的豪宅里，只有保镖和医生可以进入这片禁区。她只离开过这个地方一次，那次她用了一个假名，到位于巴尔的摩的约翰斯·霍普金斯医疗中心进行为期10天的体检，顺便还参观了斯隆—凯特林癌症研究所。到1983年3月28日时，她已经86岁了，在拉廷镇已经隐居了将近10年。人们听说她还活着，都感到惊讶不已。
宋家现在只剩下一个人还留在中国大陆，最后的胜利正向她悄悄走来。
1949年10月1日，孙夫人被邀请到北京参加开国大典。数百万人的游行队伍从紫禁城前那宽阔的大道上走过，当毛泽东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成立的时候，庆龄就站在他的身边，那时候她已经57岁了。
正如庆龄经常强调的那样，她并不是一个中国共产党党员，而是中国革命的一分子。
还是年轻姑娘的时候，她就被孙文的魅力迷住，因为他思维开阔，具有“世界视野”。
在一生大部分的时间里，她一直是中国的一个象征。孙文有幸在善恶泾渭分明的时代离开人世，庆龄却一个人孤独地经历了所有的风雨，她的朋友和支持者们则在一次次的折磨、“清洗”和暗杀中离她而去。1931年，邓演达在上海公共租界被警察逮捕，然后被转交给国民政府，惨遭折磨之后被处死了，她最后一个亲密朋友也跟她永别了。
她可以冒险讲那些别人不敢讲的话，她激励那个时代的人们起而斗争，但在面临死亡威胁时又无力保护他们。她本来可以流亡到像巴黎之类的城市，过着富足的生活了此一生，但她没有那么做。
她喜欢孩子，喜欢美好的事物，还喜欢跳舞。她讲话机智幽默，也喜欢热闹。她喜欢参加宴请聚会，也喜欢跟朋友们嬉笑打闹。她爱抽“熊猫牌”香烟，喜欢看电影和戏剧。（即使在条件简朴的北京，在其住处仍然有一间特批的放映室，她可以看到最新的西方电影。）
她善于抓住时机，经常让她的对手们防不胜防。她用一个智慧女人具有的游击战术长期跟蒋介石周旋。
战争期间，她一直在重庆，并没有被软禁。不过大家都对她敬而远之：中国人担心因与她接触而被捕，西方人则把她视为“共产党人”。为了救治伤员，她举办音乐会和体育比赛来进行募捐，然而却为此受到别人的指责，说她把募集来的捐款都给了“解放区”。她之所以把精力都集中在解放区，是因为除了豫湘桂会战等为数不多的几次战斗外，国统区再没有组织过像样的战争。根据“二战”期间美国陆军情报局的报告，每当庆龄组织足球比赛，蒋介石的特务们就会警告球迷们不要参加。由于担心被捕，这些人也不敢为庆龄的球队鼓掌喝彩。
1945年8月，庆龄与子文一起去了莫斯科，并于当月14日缔结了中苏同盟。除了去中国香港之外，这是自1931年以来她第一次离开中国。
“二战”结束后，她回到了上海，住进了位于莫里哀路的家中，重新拾起因战争而基本中断的革命政治工作。她再次拿起笔来谴责蒋介石，谴责美国插手中国事务，但这一次西方媒体只是把她当作一个让人难堪的名人的亲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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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7月23日上海电：中华民国缔造者的遗孀孙逸仙夫人昨天讲到，美国和中国国内的“反动派”正在酝酿让苏联和美国因中国内政事务而发动一场战争。
对中国政治保持了两年的沉默之后，在抨击其妹夫蒋介石的政府时，孙文的遗孀——著名的宋氏三姐妹的其中之一指出，美国向中国派出军队对和平事业没有任何帮助。她指出，如果美国不给（国共双方）任何一方提供弹药和军事支持，中国的内战就不会扩大……
她还说：“中国正受到内战的威胁。反动派希望把美国拉下水，进而让全世界都卷入这场战争。”她声称，这场战争的目的是在中国彻底消灭共产主义。她补充说：“这样的一场内战，虽然没有正式宣布，实际上早已经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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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没有理会她的这通讲话。她成了一个无足轻重的人物，美国政府故意冷落她。
庆龄变卖了很多家产来支持她创办的中国福利会。1948年，在蒋介石政权准备逃往台湾、共产党即将取得胜利之际，她做了最后一次努力，准备组建一个新的组织。这个组织取名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庆龄被提名为该委员会名誉主席，其支持者都来自社会中的弱势群体。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作为党外政治领导人，庆龄成为副主席的三名候选人之一。她还被授予“斯大林国际和平奖”——联邦调查局的档案里专门提到了这一点。20世纪50年代她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
她已不再年轻了。从1956—1964年，即在她64—72岁这段时间里，她从没有离开过中国。她与孙文共同居住过的莫里哀路上的那栋别墅被改造成了一座国家级纪念馆。她被安置到了宋查理临终时的住所，即位于霞飞路上的那栋小别墅里。
政府在北京也给了她一套住房。那是位于紫禁城外一个湖边上的一栋豪华庭院，中国最后一个皇帝溥仪就出生在里面。那里距离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住处不远，周围高墙环抱，绿树成行。
她被查出患有白血病。1960年，埃德加·斯诺又去了一趟中国，准备去探望她，但最终没有成行，因为“她病得很厉害”。她得的是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虽然会很痛苦，但得了这种病的人有时候能活上10年或更长的时间。为了提高身体的抵抗力，治疗方法之一就是大量服用抗生素。1972年，《纽约时报》的哈里森·索尔兹伯里曾与庆龄一起吃过一次饭。他曾提到，因为服用抗生素，庆龄出现了严重的药物反应，当时刚刚恢复过来。在生命的最后20年里，她的病一直非常严重。
不过，她的生活里也有幸福的一面。她收养了两个女孩：隋永清和隋永洁。这两个姑娘是她一名警卫的孩子。庆龄当时虽然年近70，但她一直没有孩子，也没人跟她做伴，于是她便收养了自己警卫的两个女儿，将她俩视为己出。
在生命的最后15年里，庆龄把全部的精力都放在了两个养女身上。“文革”结束后，“四人帮”以反革命的身份接受人民的审判，庆龄的生活又恢复了平静，得以安享晚年。她获准把养女隋永洁送到了康涅狄格州哈特福特市的三一学院留学，大点儿的那个养女隋永清后来当了电影演员。《纽约时报》驻北京记者福克斯·巴特菲尔德曾见过隋永清几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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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第一次见到她是在北京饭店的餐厅里。当时她穿着一件裹臀羊毛短裙，脚穿棕色的高筒皮靴，上身穿着一件橙黄色的宽松上衣。隋永清当时有二十五六岁，身材苗条，相对中国人来说个子也挺高，大约有五英尺八英寸。她的眼影很浓，口红也涂得很厚。她长得不算漂亮，不过显得高傲、惹眼而又性感，看上去像是从中国的台湾或香港来的电影明星。
互相介绍一番之后，我问她做什么工作。她说自己从事电影工作，最近正跟军队的一家电影公司拍电影，刚从湖南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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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5月16日，庆龄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在同一周，她又被吸纳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81年5月29日，宋庆龄因白血病离开了人世。
宋美龄拒绝了邀请，没有回来参加姐姐的葬礼。
[1] 大佬党（Grand Old Party），美国共和党的别称。——译者注
[2] 国民党的绿营，也称“泛绿阵营”，主要包括民主进步党、台湾团结联盟等政党及其支持者。——译者注
[3] 蒲式耳，一种计量单位。美国1蒲式耳相当于35.42升，1蒲式耳大豆的重量为27.215 4公斤。——译者注
[4] 詹姆斯·希尔顿（1900—1954），生于英格兰，英国著名畅销书作家。《失去的地平线》讲述了20世纪30年代4名西方人闯入了神秘的中国藏区，经历了一系列不可思议的事件。这部书造就了西方乃至世界想象中的一个“世外桃源”。——译者注
[5] 国际扶轮社（Rotary International）始建于1905年，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一个服务性社团组织，现在168个国家和地区设有3 200个社会机构。——译者注
[6] 科萨·诺斯特拉是意大利西西里黑手党头子。——译者注
[7] 索伦托，意大利南部城镇，位于索伦托半岛北岸，濒临那不勒斯湾。——译者注
[8] 威廉·埃夫里尔·哈里曼（1891—1986），美国商人、外交家、政治家，美国民主党党员。——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