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龄又回到了南京的家中。刚进家门，她就接到了上海打来的一个匿名电话，告诉她孔令侃被抓了。美龄快气疯了，她直接去找委员长，不过蒋介石不愿插手此事。于是美龄乘飞机赶到上海去见蒋经国，要求他把孔令侃交给自己监管。她这位不走正道的外甥很不情愿地回到南京，又被姨父蒋介石给训斥了一通。谨慎的美龄随后督促令侃乘飞机前往香港，然后从那里去了佛罗里达。他不会再回来了，扬子发展公司在中国的办公场所全部关闭，然后在迈阿密海滨重新建立起来。

委员长冷冰冰地给蒋经国下达了指示，让他停止一切行动。这让蒋经国感到非常丢脸，他把这笔账记到了继母的头上。蒋经国愤怒地辞去了职务，不再过问强加给他的这份工作。他向“上海市民们”道歉，并请他们“利用自己的力量阻止不法商人、官僚政客和诈骗分子控制”这座城市。

1944—1945年，在纽约休整了一年之后，蒋夫人在战争结束后返回国内，看看是否还有什么可做的事。她已经把自己的命运与祖国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形势一片大好，她躲到任何其他地方似乎都不合适。正如她的美国朋友们常说的那样，当前要做的是与共产党进行生死决斗。

由于宣传机器的作用，大多数人并不知道美龄的婚姻出现过危机。在她的大部分崇拜者及媒体和美国政府中的大多数官员眼中，她的权势并没有削减。美龄回到重庆，又到了蒋介石身边（也许事先在私下里经过了一些协商），重新掌握了以前的权力。

在美龄的坚持下，委员长从他一直称之为“鹰巢”的府邸（另一个女人留下踪迹的地方）搬出来，住进离孔家不远的一栋小别墅。第二个以“蒋夫人”自称的那位陈小姐早已不在蒋介石身边。美龄回国的时间也许与陈小姐的离开有关，而陈小姐的离开也许与其孩子的命运有关。据说她生了个男孩，不过那个孩子没能活下来，同时蒋介石显然对她也已失去兴趣。陈小姐实际上是去了加利福尼亚，后来又去了香港，并终老于此，带着很多的秘密离开了人世。

1945年10月，重归于好的委座和委座夫人在重庆大摆筵席，款待亨利·卢斯。当时孔祥熙也同霭龄一起回国小住了几天，把剩余的一些家族事务处理一下。孔祥熙邀请卢斯到他那装修豪华的公馆做客，在其品茶之际，祥熙厚颜无耻地恭维这位出版商，夸奖他在1945年7月准确地预言“战争在不久的将来即将结束”。卢斯随后与蒋介石夫妇一起吃了晚饭。宋子文也单独摆了一场，款待卢斯。

这个出版商还找了个机会与他最厌恶的敌人、共产党领导人之一的周恩来进行了一次谈话。卢斯当然不可能被共产党人“蛊惑”，他在日记中写道：“我们进行了一场愉快的谈话——从坐下来的那一刻起，我们的谈话就很坦率。他说我们（卢斯麾下的报纸杂志）最近对他们不太友好。我回答说这非常遗憾，我们正在世界范围内跟“左”翼宣传做斗争，因为它们就像臭鼬那样肮脏讨厌。”谈到匹兹堡大学毕业的蒋介石的秘密警察头子陈立夫，卢斯说他认为陈立夫是个“有魅力的人”。

战争结束后，陈纳德仍然留在中国，现在的他喜欢一根接一根地抽烟，变成了一个喜欢穿军用防水短上衣的兵痞子，整日里来去匆匆，经营着他新成立的民用航空公司。他用飞机四处运送武器装备和军队，试图去阻挡潮水般的共军，虽然毫无结果，但他获利丰厚。战争结束后，陈纳德曾回美国待了一段时间，他一度还想在儿时生活过的路易斯安那的河口地带退隐。但他很快就与蒋氏夫妇达成了一笔新交易，随后告别妻子儿女回到了中国，此生再也没有回去。

美国对中国的态度也正在发生奇妙的转变。1946年，杜鲁门总统在民众中的声誉已经达到了低潮，选民对战争的厌恶及其他一些原因致使民意低沉。在民主党总统4届任期内，他的共和党对手们一直处于权力下风，现在共和党在国会中的席位刚有所增加，便开始鼓吹风水轮流转的论调。大佬党[1]希望进一步利用民众情绪，赢得1948年的总统大选。由于法西斯主义已经被消灭，现在共和党最喜欢谈论的话题之一便是共产主义带来的威胁。他们与卢斯沆瀣一气，到处宣扬，说民主党没有给蒋介石除掉毛泽东手下的那班乌合之众提供足够的资金。

马歇尔将军和魏德迈将军通过惨痛的经历，已经把蒋介石看透了。他俩建议对以后的援助要认真地加以限制，并应由美国官员进行严格的监督。任何一笔贷款的前提是，蒋介石必须清除政府中的腐败行为，并建立一个更为广泛的政治基础——实际上就是让他继续走之前与共产党建立联合政府的老路。这么做并非是因为支持这一政策的人对共产党有什么好感。马歇尔在很久之前就已看得很清楚，毛泽东最大的资本，就是蒋介石政权已经烂透了。为了考察中国的实际情况，魏德迈于1946年夏访问了几个重要城市，随后他坦白地告诉蒋介石和其他国民政府官员，除非国民党能痛改前非，不然根本挡不住共产党的攻势。同时魏德迈还指出，只要蒋介石能变卖一部分国民政府在国外的投资，就能立即筹措到至少10亿美元的经费。

蒋介石和华盛顿的共和党人根本听不进这些话。第一个冲马歇尔的有限援助政策发难的不是别人，正是共和党众议员克莱尔·布思·卢斯。她于1946年7月24日把一封38位支持蒋介石政权的著名人士联名签字的抗议信塞进了国会记录中。这些坚定的支持者包括中国商品进口商阿尔弗雷德·科尔伯格。科尔伯格曾帮助克莱尔·布思·卢斯成立中美政策研究会，该协会在“院外援华集团”中属于较为活跃的游说团体之一。

蒋介石手下的顾问们都很明白，如果共和党人在1948年的大选中获胜，白宫肯定会改变对华政策。届时中国面对的将不再是杜鲁门那握得紧紧的拳头，美国将再次给中国提供数十亿美元没有任何附加条件的资金援助。在此种情况下，中国的代理人们开始上路，前往美国去帮助共和党人赢得大选的胜利，付出高昂的代价来支持共和党的事业。长期以来在政界最为活跃的当属孔令杰，杜鲁门在多年之后总结了他们所做的一切：“许多参议员和众议员都按照他们的指示办事，他们手里掌握着数十亿美元的资金……我并不是说他们把所有人都给收买了，而是说他们手头有大量的资金在流动，在华盛顿有很多人都听‘院外援华集团’的。”

蒋氏夫妇和卢斯夫妇都认为纽约州州长托马斯·杜威肯定能赢得大选，中国驻美大使顾维钧还特地授予杜威“特别吉祥领章”。由于特别期望杜威能够获胜，委员长安排美龄再次访问华盛顿，希望她能够像罗斯福时期那样再次吸引美国人的注意，并亲自呼吁美国在政治和经济上给予紧急援助，以便应对国内威胁。这一次她将向美国人要30亿美元的援助。

与此同时，从很多自称“中国人的朋友”的人那里传来了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在1948年4月美国大选正如火如荼进行的时候，由“院外援华集团”和大量共和党领袖们一起发起的亲蒋运动通过了一个一揽子计划。为了阻止共产党，国会以微弱的多数同意给予蒋介石10亿多美元的资助。然而蒋介石再次表示这些远远不够，他还需要30亿美元。

当美国人落入烦琐的民主程序之中时，中国正在一步步丢失。1948年的头几个月里，共产党的军队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而蒋介石的国民党军队则四散奔逃，节节败退。如果想救蒋介石的话，速度最好能快点。区区10亿美元根本解决不了问题，等到当年11月7日美国人参加大选投票时，蒋介石的失败已经是毫无悬念了。

就在这一天，共产党向保卫中原地区的大批国民党正规军发起进攻。这场战役直到1949年1月10日方告结束，前后历时两个月，国民党遭遇完败。这场被称为“淮海战役”的大战是蒋介石和共产党之间最后一场大规模冲突，55万国民党士兵中有32.5万人被俘。在最后时刻，为了避免各种武器装备落入共产党之手，蒋介石下令空军轰炸自己的军队。中国大陆的迷局就要结束了。

多年以来，为了能让自己入睡，蒋介石一直在晚间服用强力安眠药。然而在这最后一战期间，他发现安眠药也不灵了。他开始酗酒，每晚喝上一杯半威士忌，直到把自己喝得人事不省为止。这时候更有消息传来说，杜鲁门在竞选中以微弱优势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这让他更加焦虑起来：白宫不会再施舍了。

尽管如此，蒋介石还是催着美龄前往华盛顿。1948年11月底，美龄乘坐飞机前往美国，从此再也没有回到中国大陆。

这一次，华盛顿没有为她准备红地毯，白宫也没有发帖邀请蒋夫人到白宫过夜或到国会发表演讲。由于国会最近刚通过了一项给蒋介石提供10亿美元的决议，再加上一场艰苦卓绝的总统选举才刚刚结束，杜鲁门总统没有心情去迎合卢斯的那套外交政策和“院外援华集团”的要求。

杜鲁门用挖苦的口气回忆说：“她来美国想再要点施舍，不过我可不会像罗斯福那样让她住在白宫。我想她也不是很喜欢住在那里。不过她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根本也不关我的事。”

从官方的角度来看，蒋夫人的这次访问显得非常尴尬。对她请求帮助中国进行“目前战争”的呼吁表示同情的只有共和党人、“院外援华集团”和卢斯等人。这次出访简直是一场灾难，杜鲁门非但没有给她留半点情面，而且很不客气地在媒体上发表了一篇声明，指出美国给蒋介石提供的援助总数早已超过了38亿美元。宋氏家族埋下的祸患开始发出了复仇的嫩芽。

随着“二战”的结束，蒋介石政权像一块朽木一样四分五裂。回顾前朝旧事在华盛顿已经成了时髦的话题。比如，情报圈里的人回忆说，1942年，孔祥熙曾挪用两亿美元的美国贷款从上海沦陷区的商人们手中购买各种货物，而出售这些货物的则是杜月笙以及宋家与日本人的合资企业。在人们的闲聊中，这些事情就像木头中的蛀虫一样被尖利的嘴巴一件件啄出来，流言传遍了整个华盛顿，成了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

由于被总统拒之门外，以前使用的那些招数也不灵了，美龄只好气呼呼地离开了华盛顿，再次到孔家那栋位于里弗代尔的豪宅里隐居起来。

杜鲁门一直很坦诚地跟助手们谈论中国政府中的“贪官和骗子”，他指出：“我敢打赌，现在至少有10亿美元的美国贷款还在纽约（存在中国银行的账户里）。”总统很快就会发现，他的估算有点太保守了。1949年5月，即美龄来美国几个月后，杜鲁门得到一个情报：有银行界人士对国会议员说，宋家和孔家实际上有20亿美元存在曼哈顿。总统立即下令联邦调查局对这一传言进行秘密调查，以便准确地了解这笔钱的具体数目和存储地点。这次调查的过程和结果非常敏感，其中的细节（在删除了很多内容之后）在34年后的1983年才不再当秘密文件处理。

联邦调查局首先仔细查看了有关宋家的战时档案，重新注意到宋子文“在开始担任公职的时候财产相当有限，而到了1943年1月，其资产却达到了7 000多万美元”。联邦调查局注意到，“二战”期间日本人曾指控子文在大通曼哈顿银行或花旗银行存有7 000万美元，孔夫人在其中的一家银行存有8 000万美元，蒋介石夫人在这两家银行或其中的一家存有1.5亿美元。当初这些传言仅仅被当成是日本人的一种宣传攻势。

埃德加·胡佛向联邦调查局分布在美国各地的外勤人员发出指示，说：“局里希望了解那几位指定人员在国内银行中的存款明细，以及归他们控制下的那些企业、工厂或公司的情况。”旧金山、纽约和其他一些地方的银行都做出了回应。其中一些银行说，他们从来没跟宋家人打过交道，另一些则回应说：“如果联邦调查局想要的话，他们可以在保密的基础上提供相关的账目明细。”调查之下，一些没有列在调查名单上的家族成员——如子良和时任旧金山广东银行董事长的子安的账户资料也被挖了出来。

日本人在指控中提到的那两家银行——大通曼哈顿银行和花旗银行也愿意在“极为谨慎和严格保密的条件下”进行合作。为了避免吓跑大客户，这么做非常必要，因为这些人可能会反对银行泄露交易机密。

但在调查曼哈顿银行时，联邦调查局遇到了困难。曼哈顿银行是纽约的一家大银行，后来与大通银行合并，组建成大通曼哈顿银行。曼哈顿银行的高管们刚开始还算配合，向联邦调查局的工作人员披露了宋家的一些账户信息，其中包括子文个人的一笔信托基金。但在几天后，特工人员再次上门拜访要求提供更多的资料时，该银行人员的态度大变。对联邦调查局人员提出的每一个问题，他们的回答都是“我什么都不知道”。该银行还完全否认了之前提供的各种资料信息，并拒绝提供新的资料。此外，该银行还问联邦调查局能否提供传票。联邦调查局如果出示传票，就要冒公开披露总统下令调查的风险，而杜鲁门早已下令严禁透露此事。（如果“院外援华集团”知道了这件事，势必引起一场强烈的政治抵制。）

一位联邦调查局特工间接地指出：“在这件事情上，为了得到联邦调查局的保证，银行高层官员们似乎准备了一套平淡的说辞。”

联邦调查局确实发现了一些有价值的线索。它推测孔家在美国的大部分流动资产都存在他自己开办的中国银行纽约分行里，而子文大部分的流动资产则存在广东银行旧金山分行。不过，由于这两家银行由他们家族直接管理，让它们出具详细的细节显然是不明智的选择，另外，在西雅图和波士顿的几家银行里也查出了一些大账户。

人们发现，包括美龄在内的家族成员在东海岸和西海岸的各个城市中都拥有公寓大楼和写字楼。宋氏家族还拥有或控制着很多家公司，其中包括位于华尔街一号的孚中国际公司和莫诺化工公司。但这些发现与其他的资产相比，不过是大巫见小巫。英美金融圈里一直有这样一个传闻，说子文拥有通用汽车公司或者是杜邦公司（抑或是两者都有）的巨额股份。此事如果已被查实的话，那也早被联邦调查局放到保密文件里面去了。

有人告诉联邦调查局，他们要的一些信息可以在联邦储备银行和财政部的档案文件——TFR–300表（所有的外国人都要填写该表）里找到。这份表格里也许列有宋氏家族在美国的所有财产，但联邦调查局不愿意去财政部复印这张表，因为他们认为财政部的一些高官跟子文走得很近，可能会把调查的事情透露给他。他们通过间接的方式得到了这些表格，却发现上面几乎什么都没有。比如，美龄填写的那张表在“个人财产”一栏中一个字都没填。很显然，财政部对她还算客气，没有让她填写具体细节。

联邦调查局的特工人员试图监视孔家那栋位于里弗代尔独立大街4904号的豪宅。一位特工抱怨说，这事也不好办，因为这个地方极为偏僻，那些大宅子都掩映在树木之中，彼此之间相距很远，询问邻居也都讲不清楚。（1955年夏天，纽约的中文报纸刊登了一件孔公馆里发生的丑闻，联邦调查局终于得以窥视一下孔家豪宅里发生的一些奇怪的事。据报纸报道，从香港来美的几个中国佣人本来是想去中国大使馆工作，结果到了之后才发现他们成了孔家在里弗代尔住宅中的囚犯。他们反映自己并没有得到许诺的薪水，也不允许离开住地半步，甚至不能给家里人写信。失望之余，他们一起逃跑，结果却被抓了回来。根据《中国新闻日报》的报道，为了教训他们，这些可怜的仆人被吊在房梁上毒打。虽然孔祥熙给报纸写信，否认了对他们进行苦力贸易的说法，却没有否认这几个佣人提出的其他指控。）

在西海岸，另一些特工发现，有中国人企图把大量黄金转移到洛杉矶市郊范奈司的一个偏僻的私人机场，不过后来这些特工便再也没能追踪到目标。

联邦调查局对此次调查活动本来就不是很热情，再加上宋家和孔家在美国的特殊地位，后来便停止了。这些人并非美国公民，也不是登记注册的外国代理。他们最初以中国官员的身份来到美国，并且持有外交护照。很显然，他们现在已经不是政府官员了，那他们算是什么人呢？

即便是被赶下台的国王迟早也要填写各种表格，在西方民主国家更是如此，因为在这些国家，只有登记在册的事情才算真实存在。然而，宋家和孔家的人在美国却拥有特殊的名人地位，使得他们可以避开这些要求。他们所处的情形也模糊不清，美国人很显然没有强迫这两个家族写下他们拥有的财产和从事的各种活动。将近20年后，年老的孔祥熙在对台湾进行了短期访问后，回到了西雅图。在机场，美国移民规划局采取合作态度，只是简单地登记为“政府官员”，然后便以“头等人”的身份立即将其放行。

宋氏家族的人似乎到哪里都能畅通无阻。他们可以自由出入美国，在美国居住、存款和投资等等，做一切自己想做的事，而不会遇到各种日常生活中常见的麻烦。

如果继续调查下去，联邦调查局将在政治上陷入危险的境地，于是，它便拿出老一套的官僚做法，停止调查，把皮球踢给了别人，也就是在政治上异常敏感的司法部的官员们。正如意料中的那样，此事很快被搁置到一边。

杜鲁门总统最终还是得到了一定数量的确凿信息来回答自己最初的疑问。不过他知道的实情对于宋家人的总体情况而言不过是九牛一毛。多年之后，在接受作家默尔·米勒的采访时，杜鲁门如此说道：“他们全是贼，他们家所有人全是……我们给蒋介石的38亿美元被他们偷走了7.2亿美元。他们偷了钱，然后拿到圣保罗去投资房地产，有一些就在纽约这里……就是那个所谓的‘院外援华集团’以前和现在一直使用的活动资金。”

正当联邦调查局着手进行调查的时候，远在中国的蒋介石正忙着为逃往台湾做准备。一个为了不把武器装备落到共产党手里而敢于轰炸自己军队的人是不会给共产党留下太多值钱的东西的。蒋介石派出自己最信任的那些人有计划地把各大银行、兵工厂和博物馆搬了个一干二净。全国各地出现的这一现象不禁令人想起了纳粹德国最后疯狂的那些日子，当时伦勃朗的许多名画被盗走并运送到私人地下室里藏了起来，等待适当的时机重建天日。

多年之前，在张静江的建议下，蒋介石实行了一个长期计划，对乾隆皇帝收藏在故宫中的宝藏进行“疏散”。乾隆于1735—1795年在位，他的统治时期是各类艺术发展的黄金时代。乾隆生活简朴，却急欲表达其高雅的品位，在其住处摆满了各种华丽的艺术品，这些后来都成了中国国家博物馆的核心藏品。张静江和他在艺术界的那些朋友们一直对这些藏品垂涎三尺。

委员长将这些宝贝视为其王朝的世袭财产。20世纪30年代初，他派人将这些宝藏从北平运到南京。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后，蒋介石派人把这些艺术品装到数千个木板箱中，疏散到全国各地，“以免落入日本人或共产党之手”。这些宝藏最终被运到了偏远的中国西部地区，直到战争结束。在这期间，很多名作流入海外富有的收藏家手中，人们一直在揣摩到底是谁干的，但在20多年的时间里，这些藏品在全国各地不断地辗转，谁也说不清到底丢了什么藏品、丢了多少。1938年，张静江离开中国去了欧洲，在巴黎、伦敦和日内瓦均设立了自己的艺术品展览室。“二战”期间他一直待在美国，并在美国也成立了一个藏品丰富的展览室。1950年9月3日，张静江离开了人世，不过《时代周刊》并没有报道这件事。

淮海战役结束之前，约有25万件画作、瓷器、玉器和青铜器被运到台北。1949年1月21日，也即淮海战役结束11天后，蒋介石辞去了中华民国总统的职务。

当然，他辞职的目的是使自己免遭失败的羞辱。不过，跟以往几次辞职一样，指挥权仍抓在他的手里。军队、政府官员、美国援助物资、空军战机等等一切依然在他的掌控之下。一些军人政客叫嚷着想借机掌权，总统一职最终落到了蒋介石党内的老对手李宗仁身上。李宗仁上台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试图与毛泽东进行谈判。毛泽东提出的第一个条件是让李宗仁把委员长和蒋介石夫人这两个被人民列为头号战犯的人，以及宋子文和孔氏夫妇交出来接受审判。

孔祥熙再也没有踏入政坛。战争结束时他已经65岁了。保守估计，他和霭龄共有将近10亿美元的财富，大部分早已被极富远见地转移到了国外。1946年时，二人曾到上海进行了最后一次短暂访问，清理自己的资产，把能运走的都转到了香港或国外。1947年，他们去孔祥熙在山西太谷的旧宅看了看，在共产党占领之前就把这所豪宅的大门给关上了。随后，孔祥熙告知朋友们说，因为霭龄“身体不是很好”，有必要让她离纽约的医疗中心更近一些，因此他将带她前往美国。

宋子文也没能坚持到最后一刻。他被共产党列入主要战犯的名单，国民党内的政敌们也指责他侵吞大笔公款，要求他把自己的全部财产至少交出一半。1949年1月24日，担心性命不保的宋子文辞去了广东省省长的职务，与张乐怡一起逃去了香港。他在香港的启德机场走下飞机时，身穿一件双排扣西装，头戴一顶灰色的小礼帽，手持自己最喜爱的手杖，翻领上还挂着两排国民政府和国民党颁发给他的奖章。张乐怡走在他的身旁，身穿貂皮大衣，脸上戴着一副墨镜，以便遮掩那双哭得红肿的眼睛。子文的表情从来没有如此严肃。共产党和绿营[2]的人都在追捕他，子文要求香港的英国警方提供保护，他们同意了。5月16日，他去了巴黎“接受医学治疗”。1949年10月10日，子文带着外交护照踏上了美国的土地，这一次又是为了“家族事务”。

1949年2月，虽已不再担任中华民国总统，蒋介石仍然为把政府剩下的黄金储备紧急运往台北做了详细安排。如果他准备让李宗仁来掌管钱袋的话，他显然希望这个袋子是空的，这意味着李宗仁根本没有钱来给那日益萎缩的军队发放军饷，仍在坚守的士兵们也得不到食物。李宗仁发现国库已经空空如也后，跑到美国大使司徒雷登那里请求美国支援，以便自己能有跟毛泽东谈判的资本。司徒雷登大使建议他要求那些把数十亿美元的美国援助款项存入外国银行的国民党官员们发扬爱国心，捐点钱出来。

蒋介石召见了孙科，他的提议肯定让这个可怜的家伙有点儿不知如何是好。蒋介石建议孙科，此时他可以像孙文多年前做的那样，在广州另建一个政府。委员长向孙文的儿子承诺说，如果他能组建起这样的政府，他蒋介石就可以发动一次新的北伐战争。孙科匆匆去了广州，但是没过一个月，就连庸庸碌碌的孙科也明白过来，很快跑到法国流亡去了。蒋介石开始用船只把仍然忠诚于他的那些军队运到台湾岛上。现在他拥有充足的金钱和足够多的士兵，中国大陆上能搬走的财富也都给搬到了台湾，现在就连他似乎也可以在岛上永久地生活下去了。他去台湾之前最后去的地方是上海。

1949年4月，杜月笙在上海见了蒋介石最后一面。委员长还见了汤恩伯将军，汤将军建议让上海成为“第二个斯大林格勒”。这位炸毁黄河大坝的英雄、曾大谈特谈爱国主义的“纸老虎”预言他们能够完胜共产党。他指使数千名苦力挖了一条很大的壕沟，然后在旁边修建了一道10英尺高的竹栏杆，这在军事上没有明显的作用。后来人们才得知，他有个亲戚做木材生意。

蒋介石此次上海之行的真正目的，是想请杜月笙和青帮帮忙劫掠中国银行。他现在急需资金，他不想扔下这些黄金空着手逃到台湾。由于有传言说没有黄金来支撑新发行的金圆券，没过几个月，他对这种新货币所报的期望就破灭了。黄金本来是有的——国库里本来存放着600万盎司的黄金。根据官方的指控，其中有一半的黄金跟着宋家和孔家一起消失不见了，剩下的另一半也不见了踪影。现在中国剩下的黄金只有存放在中国银行里的私人黄金。

金圆券骗局是蒋介石临别前的最后一击。在以4∶1（金圆券兑换美元）的汇率引入金圆券的5个月后，金圆券与美元之间的兑换率暴跌至1 000 000金圆券兑换1美元，随后局势便失去了控制。

这其中受害最为严重的是那些诚实的人，他们一辈子攒了价值一两千美元的黄金，然后按照蒋介石的命令，在规定的时间里拿着黄金到银行里兑换成了金圆券。他们手中的金圆券在一夜之间变得一文不值后，人们能够在上海、汉口或广州的茶馆门口看到他们茫然的身影。他们被国民党抛弃了，而在共产党眼里，他们则被划为资本家一类。他们就这样坐在那里，在大厦将倾之前，他们连把妻子儿女送到澳门或香港的路费都拿不出来。这些人是蒋介石最后的一批支持者。

蒋介石相当小心地实施了他掠夺中国银行的计划。一艘外表破烂不堪的货船停靠在外滩码头华懋饭店的对面。船上的船员是从海军官兵中挑选出来的，化装成衣着破烂的苦力。中国银行的几个行政人员也被重金收买，蒋介石答应事成之后将用船把他们送到安全的地方，条件就是打开金库的大门。国民党军队对周围包括南京路和外滩在内的几个街区进行了戒严。“苦力”们挑着沉重的担子蹒跚前行，黑暗中传来他们有规律的喘息声。他们每个人都用竹扁担挑着两个包裹。路灯照亮了从银行到货船之间的道路，在幽暗的灯光中，这些人如食尸鬼一般让人毛骨悚然。英国记者乔治·瓦因当时正在熬夜赶稿子。他从办公室窗户里看到了外面正在发生的事情，感到非常惊讶，不过没人注意到他的存在。当瓦因意识到眼前发生的是什么事情时，他给伦敦办公室发去了一条言语古怪、寓意丰富的信息：“中国所有的黄金正在以传统的苦力搬运的方式被运走。”

这也是杜月笙进行的最后一次掠夺。在5月25日共产党成功占领上海的数天前，他就溜出了上海。他在香港度过了人生最后的两年时光，几十年的大烟瘾已经把他的身体掏空了，他无法走路，最终瘫痪在床，于1951年8月16日离开了人世。蒋介石从台北发来唁电，称赞杜月笙“忠诚正直”，堪为楷模。

1949年5月初，蒋介石登上一艘炮艇，逃往台湾。国防部部长陈诚早已于前一年的10月赶到台湾，为国民党退守台湾做各种准备工作。蒋介石抵达台北后，被安排住在前总督的寓所，但他不愿去住，而是选择住在台北以北8英里之外的台湾糖业公司种植园里的宾馆里。在这栋树木浓密、青山环绕的寓所里，蒋介石得知上海解放了，保存在南京的军统档案资料也全部被共产党获得了，使他们知道了过去30年里蒋介石与黑社会交往的许多细节。这些资料后来被带到了北平，起初放在位于弓弦胡同15号的共产党秘密情报总部，后来又搬到了党中央大楼里。

中国西部的一些偏远地区仍在国民党的控制中。1949年8月，蒋介石和蒋经国从台湾飞到成都，到戴季陶墓去祭奠。这位转变信仰的反共分子曾帮助蒋介石一步步登上权力之巅，1949年1月，他意识到国民党大限将至，便于1月11日晚间服下了致命剂量的安眠药。既然到了重庆，委员长顺便去警察总署处理了一件以前留下来的“私事”。在重庆监狱的一间牢房里，仍然关押着一位不同寻常的囚犯，他就是伙同张学良在西安事变中绑架蒋介石的杨虎城。虽然后来答应让他流亡欧洲，但他曾激烈地反对蒋介石。于是，在1938年，当杨虎城借一次大赦之机回到中国后，蒋介石下令立即将其逮捕。在接下来的11年的时间里，杨虎城、杨虎城的一个儿子、一个女儿（以及他的一对儿忠诚的秘书夫妇）被关押在戴笠设在重庆郊外的集中营里，饱受折磨。现如今，在诀别大陆之前，蒋介石这次特别的重庆之行只有一个目的：在杨虎城的死刑判决书上签字。随后，杨虎城和他的儿子、女儿以及他的秘书夫妇都被拉出去执行枪决。

1950年1月，蒋夫人从纽约抵达中国台湾，前来处理家务。这个岛上的人民并不欢迎国民党，他们是被逼无奈才向暴力恐怖低头。中国台湾是世界上最富饶的岛屿之一，那里土地肥沃，气候宜人，海边悬崖林立，山顶上云雾缭绕，每到黎明，太阳破雾而出，山峦尽显。经过日本人数十年的统治，这个岛在经济上已经能够自给自足。然而在“二战”结束后，作为开罗会议秘密协定中的一部分，同盟国把它转交给了蒋介石。蒋介石用武力迫使台湾屈服。这里曾发生过数次大屠杀，第一次，在台北市中心发生的民众暴动中，有一万人被国民党军队杀害。在蒋介石稳住阵脚之前，又有两万人被杀害。没有被害的台湾地区领导人有的转入地下斗争，有的则逃到了东京。在这个力量对比悬殊的岛屿上，蒋介石的秘密警察和武装部队发挥出了他们在大陆地区从没有过的能力，他们就像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期间蒋介石在上海那样对待台湾人。

大部分人都认为蒋介石在台湾待不了一年。当时，失败的气氛非常浓郁，英国已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美国人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似乎也只是一个时间问题。美国国防部通知外交人员做好共产党攻打台湾准备，并告诉他们，美国不会给蒋介石提供军事援助，也不给其提出具体建议。美国的保守派在震惊之余，开始反击。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带头指责说，国务院目前充满了共产主义分子。杜鲁门总统则回敬说，麦卡锡和包括新罕布什尔州的斯泰尔斯·布里奇斯在内的其他一些共和党参议员是冷战时期“克里姆林宫留下的最大的财产”。到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之时，有关中国问题的这场新论战达到了歇斯底里的程度，美国也陷入了历史上最黑暗的一段时期。由于担心政治迫害，论战无疾而终。朝鲜战争第一年快要结束的时候，美国的政策发生了逆转，华盛顿决定保护中国台湾。美国中央情报局把中国台湾视为其在亚洲的重要基地，并加入了陈纳德的航空公司，使得这个独裁政府获得了宝贵的时间来奠定自己的根基，重塑自己的形象。

20世纪40年代末的美国媒体刚习惯了一种新的编辑策略——在蒋介石政府投入数百万美元准备反攻大陆时，“告诉蒋介石他完蛋了，并且美国也和他一起完蛋了”。参加“亲台”宣传的那些热心的美国人都是那个性质不明的所谓的“院外援华集团”的成员，他们有的负责筹集资金，有的负责组织工作，有的负责电话联络，有的负责搜集资料，有的负责勤杂事务，此外还有一些国会议员和商界大亨等也都加入了他们的行列。负责该集团管理、指导和经费工作的都不是美国政府，这个集团服务于宋氏家族和“中华民国”政府。而参与其中的那些人则认为自己是在为了上帝更大的荣耀——或者是“民主体制的生存”而工作。他们实际上是在为“中华民国”政府搞公关。

20世纪50年代的人们都知道“院外援华集团”这个名字，但没有谁能准确地说出它是干什么的，参加的人都有谁。一位法国外交官说道：“如果搞这么一个集团的不是台湾当局，而是莫斯科，那么参与其中的那些人早就被以叛国罪判刑了。”

马奎斯·蔡尔兹如是写道：“凡是了解底细的人都知道，这个能力巨大的援华集团给国会和各行政部门施加了非同寻常的影响。在整个外交史上很难找到哪个代理机构和外交代表能与之匹敌。‘中华民国’政府采取的这种直接干预的方法可谓古今罕见。”这场运动的一部分工作给麦卡锡发动的政治迫害火上浇油。

“中华民国”政府还充分利用那些由赞同其观点的人担任首脑的公司，此外还雇用一些公关公司在美国设立了自己的“宣传部”。它深耕与那些有影响力且同情国民党的人之间的关系，与他们合作建立了一些两党间“非营利性”的委员会，作为向美国政府施压的工具。宋氏家族的成员很少亲自指导各种活动，这么做已经没有必要了：因为他们已经按照宋家人的标准，将一些负责日常事务的中国技术官僚变成了宋家新一代的门徒。

纽约的公关公司——联合集团公司把“中国银行”列为主要客户名单，另一家公关公司汉密尔顿·赖特公司曾跟“中华民国”政府签了6年合约，负责通过撰写发表各类文章、新闻报道、照片影像等为蒋介石及其政权塑造亲民形象。在赖特公司与“中华民国”政府签署的协议中曾有这样的一条保证条款：“报纸的编辑和读者均不得知道我社所发的75%的文章的资料来源。”亨利·卢斯的朋友、共和党人乔克·惠特尼拥有的先驱论坛报社多年以来一直向那些对其没有戒心的美国报纸提供类似的虚假材料，从来不说明材料的来源。

1949年，子文在战争期间创办的环球贸易公司曾被登记为一家替政府工作的外国代理机构，注册资产将近2 200万美元。总部在台湾的“中国新闻社”（CNS）在华盛顿、纽约、芝加哥和旧金山都设有分支机构，分发了数百万册名为《自由中国周刊》的刊物。它还在几家美国报纸上发表了一些经不起推敲的新闻报道和特写文章。在1946—1949年这短短三年的时间里，竭力仿效美联社的台湾“中央通讯社”花费了6.54亿美元来捏造蒋介石反共斗争的系列文章，并盛情款待美国和远东地区的报社编辑和记者，平均每年花费超过2亿美元。怪不得美国民众中有很大一部分人认为蒋介石是一个道德典范人物，认为他从事的是正义的事业。据推测，为了欺骗美国民众，台湾每年的花费可能高达10亿美元。台湾当局对美国的极右报刊——尤其是影响力极大的奥克兰市的《论坛报》有着特别巨大的影响。这家报纸的老板威廉·F.诺兰参议员是西海岸政界举足轻重的人物，也是华盛顿地区最有影响力的共和党人之一，国会的同僚们都称他为“台湾参议员”。蒋介石的另一个坚定的支持者是曼彻斯特极右报纸《工会领袖》的出版人、来自新罕布什尔的威廉·洛比。洛比还支持“院外援华集团”的布里奇斯参议员。此外还有斯克利普斯—霍华德报业集团的罗易·霍华德、美国广播公司新闻部的约翰·戴利，当然还有亨利·卢斯。传记作家斯万伯格做了如下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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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斯现在发现自己一生中最宏大的计划有失败的危险，将要一同失去的不仅是中国和基督教的命运，以及美国在亚洲的霸权地位，还包括他自己内心的平静和个人声誉。蒋介石最终统治中国本应该成为克莱斯勒大楼和洛克菲勒中心历时15年艰辛规划的辉煌成果，也是卢斯旗下的各个媒体数不清的宣传报道结下的硕果。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的崛起，促使卢斯采取了一种有力的对抗策略。比如，曾被他当作中国留学生培养机构的美国中国研究所，现如今重新登记注册为一家为台湾当局服务的外国机构（受托人为卢斯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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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播报员罗伯特·艾伦报道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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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显著的外国袭击最为引人注意之处，就是它实际上是由一些著名的美国人策划的……卢斯一直以来都在为鼓动美国政府再拨给蒋介石20亿美元而不停地进行宣传……尤其在华盛顿，作为“院外援华集团”的一个组成部分，卢斯的公司一直在全力以赴地支持蒋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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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外援华集团”的成员中有很多人的父母曾在中国当过传教士，现在他们觉得父辈留下的遗产正在被抛弃。这些人当中有“美国对华政策协会”和“援助反共中国保卫美国委员会”的两位理事，这两个组织曾发表大量文章督促美国政府向当时的中国提供更多的援助。“援助反共中国保卫美国委员会”的理事会中还有好几位权势显赫的人物，包括国际妇女服装工人联合会成员、美国劳工联合会第二副主席戴维·杜宾斯基、可口可乐出口公司董事会主席詹姆斯·法利。“美国对华政策协会”的会长是阿尔弗雷德·科尔伯格，他是一位从国民政府进口纺织品的富商，也是克莱尔·布思·卢斯的朋友。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一个机构是“百万委员会”（亨利·卢斯即该委员会成员）。该委员会成立于1953年，其成立的宗旨是阻止中国加入联合国，后来更名为“自由中国委员会”。1979年中美关系正常化后，该委员会仍在到处游说，煽动民众支持台湾当局。该委员会有23位参议员，其中包括诺兰、迈克·曼斯菲尔德、埃弗雷特·德克森和雅各布·贾维茨。此外还有83名众议员、十几名海陆军将领和一些商界大亨。

美国劳联—产联执行委员会（AFL-CIO）、美国军队、美国安全委员会、美国保守派联盟和美国青年争取自由组织等机构团体经常发动各种运动来支持上述团体的活动。在许多保守派组织眼里，台湾成了“反共”的代名词。在20世纪50年代的政治气氛中，对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的恐惧使得那些精明的人从不过问这些组织的经费来自何处。

尽管他们个人与蒋介石政权之间的关系时好时坏，孔家和宋家仍然是美国特殊利益集团与台湾地区之间的主要联系通道。霭龄、孔祥熙、宋子文和蒋宋美龄把相当大的一部分精力都用在四处游说方面，有时候还凑到一起，在孔祥熙那位于里弗代尔的豪宅里举行战略会议。

从1948年起，霭龄和祥熙就在里弗代尔开始了流亡生活。作为中国银行纽约分行的首席董事，祥熙每周有两三天需要乘车去华尔街办公，其余的时间他则待在家里工作。专栏作家德鲁·皮尔逊是为数不多的对流亡在美的宋氏家族感兴趣的记者之一，他把中国银行称为“院外援华集团”的“神经中枢”。皮尔逊提醒读者说，“中华民国”政府通过其设在各地的办公机构转出了数百万美元的资金，专门用于为宣传战埋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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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博士对美国政坛的了解不比他对中国财政的了解少。在路易斯·约翰逊进入杜鲁门总统的内阁之前，孔博士曾聘请他担任自己的私人律师。

有一件事不知道该说不该说：约翰逊后来当上国防部部长之后，成为美国支持台湾政策的坚定支持者和鼓吹者……孔博士是声望极高的新罕布什尔州参议员斯特尔斯·布里奇斯家中的常客，这位参议员同样一直在督促政府援助台湾和蒋介石。

1948年布里奇斯再次竞选参议员时，曾把阿尔弗雷德·科尔伯格从纽约寄来的2 000美元竞选赞助列了出来。科尔伯格是“院外援华集团”的头面人物，也是孔博士的朋友。

科尔伯格参议员不但投票支持并发表演说声援“院外援华集团”，而且还可能帮过孔家和宋家一个很大的忙……

1948年，也即布里奇斯收到“院外援华集团”的科尔伯格的赞助的那一年，布里奇斯任命艾奥瓦州前参议员沃斯·克拉克为参议院拨款委员会的公正代表，赴中国台湾对“中华民国”政府做一个“公正”的报告。当时布里奇斯在该委员会理事会中担任一个实权职位。

这次调查的目的是证明为什么美国继续援助蒋介石是正确的。

然而，对于这次所谓的公正调查，大多数人不知道的一点是，克拉克并不只有公正代表这一个身份。这位来自艾奥瓦州的前参议员多年以来一直是替宋子文服务的法律事务所的员工。简而言之，克拉克是“院外援华集团”中一个领报酬的说客。

此外，尽管人们普遍认为克拉克是在为美国参议院和美国纳税人服务，但其实国民政府也支付他的一部分开销。

克拉克回国后，强力建议美国政府给予蒋介石更多的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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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周后，皮尔逊声称，为了宋氏家族的利益，这些政策仍在继续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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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的一个姻兄弟跟其他中国富商一起垄断了大豆市场，从而使美国人民的利益受到损害……此人就是蒋介石的小舅子、外交部部长宋子文的弟弟宋子良。战争期间有价值35亿美元的美国援华物资由宋子良负责掌管。他从这笔大豆生意中赚得3 000万美元的净利，而美国消费者则需要为每蒲式耳[3]的大豆多花1美元。

这次大豆操控交易的奇怪之处，在于其操纵者准确地知道在全球范围内购买大豆的确切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