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力反对对红极一时的蒋夫人进行夸张宣传的是人赛珍珠。作为罗斯福总统的客人，她的表现实际上就像一位任性的公主。赛珍珠曾因于1934年出版《大地》一书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并因此成了全美闻名的中国问题观察家。后来她曾跟我们讲过一个能说明其上述观点的事例，她曾接到过蒋夫人的女仆从海德公园打来的紧急电话，电话中说：“请立刻过来。夫人想见你。”于是赛珍珠赶快从宾夕法尼亚州东部小镇普凯西赶到海德公园。到达之后她才尴尬地发现，夫人要找的人并不是她，而是夫人的女佣陈珍珠。真是太丢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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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罗斯福总统夫妇的邀请，美龄于二月初住进了白宫。她给那里的服务人员没留下一点儿好印象：尽管她要求给床上铺上丝绸床单，但事先还是做了周全的考虑，自己从中国带了一些来。不过她要求床单至少每天更换一次——如果夫人在“炕”上小憩或坐一会儿，床单更换得就更频繁了。据白宫男管家阿隆索·费尔德讲，她的床单每天都要换四五次。无论她在白宫的什么地方，当需要男仆或女佣的时候，她总是不用蜂鸣器或电铃，而是按照中国人的方式拍拍手掌，工作人员们对此颇为不满。她还坚持让人把两位护士及令侃和令伟的饭菜送到她的房间里。令伟的一身装扮让人印象深刻，总统总是开玩笑似的喊她“小伙子”。
与罗斯福总统夫妇一同用餐期间，总统询问她和委员长如何处理战争期间矿工罢工的问题。美龄没有作声，只是用一根染色的长指甲冲着喉咙横着划了一下，让在座的所有人都倒吸了一口冷气。罗斯福干笑了两声——埃莉诺看了看他，然后问美龄：“你见过？”埃莉诺私下里曾这样说道：“在民主问题上她只是说的漂亮，却并不知道民主是什么样子。”此话传出去后，记者纷纷就此事询问美龄，她却拒绝发表意见。
白宫的秘书人员对美龄也颇为厌烦，因为她的每份演讲稿或文章都要修改七八次。在美国国会里的演讲将是她最重要的公开声明，因此她在北美各地之间进行闪电访问时不断重复其中的要点。由于现在她的病已经痊愈，因此可以从“官方的刻意掩护中走出来，向人们展示此次美国之行的另一个更重要目的”。
她在美国公众眼中也并非毫无名气。亨利·卢斯一直不遗余力地在其公司的杂志上提升她的形象，道布尔迪—多兰出版公司于1941年还出版了项美丽撰写的《宋氏三姐妹》一书。项美丽在上海待过，跟霭龄还是好朋友，因此在分析宋家人复杂的个性、左右逢源的经济手腕和模棱两可的政治立场方面一点儿也不费劲。庆龄对项美丽关于她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的分析持有异议。孙文那位已近暮年的保镖马坤给项美丽传信说，孙夫人“不是共产党，她也不希望你跟别人讲她是共产党”。项美丽对此愤愤不平，后来她解释说：“竟然有人敢当着我的面撒谎，我感到非常震惊。”
在那些费尽心思挖掘题材的美国媒体界标题党们看来，美龄简直是在“入侵”美国，并“用她的魅力征服了这个国家”。他们像莎士比亚悲剧《麦克白》中那些干瘪的老太婆一样在办公室里围成一圈，不遗余力地赞扬美龄，宣称“蒋夫人每到一处，都能引起轰动”。《新闻周刊》关于她二月在国会发表演讲的报道也引人入胜：“演说效果令人陶醉。身穿黑衣的夫人身材显得格外娇小。她穿着一件长款紧身黑色旗袍，下摆的开衩刚好到膝盖。一头平整的黑发简单地盘在脑后，她佩戴着价值连城的翡翠饰品，修长的手指涂着红色的指甲油，脚上则穿着透明长筒袜和略显轻佻的高跟拖鞋。”
美龄的演讲材料同样异彩纷呈。在正式演讲数周前，其内容就已一点一点地透露给了媒体。关于中美之间的亲密关系，演讲材料中是这样写的：“我们两个伟大国家之间长达160年且从未因误解而受损的传统友谊在整个世界历史上可以说是绝无仅有。”
关于中日交战的问题，她如此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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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存在一种低估我们对手力量的倾向。日本人于1937年全面发动侵华战争时，各国军事专家都觉得中国毫无战胜之希望。但是，当日本人没能像它自己吹嘘的那样让中国臣服在它的脚下时，世界各国在感到的欣慰同时，声称他们高估了日本人的军事实力。尽管如此，在日本人偷袭珍珠港后，贪婪的战火无情地蔓延到了太平洋上……在这种情况下，舆论又倒向了另一个极端……我们不要忘记，在全面侵华战争头4年半的时间里，中国是在没有任何援助的情况下单枪匹马对抗日本人的残暴进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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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她的演讲材料像一篇经过“精雕细琢”的散文，美龄在国会发表的演讲还是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她在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里与华盛顿媒体界进行了一次更为重要的接触，有172名记者来到现场，准备再次感受她的风采。美龄身穿一身礼服，上面巧妙地别着一枚中国空军的翼形徽章。记者们就一些敏感问题向蒋夫人和总统连连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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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报道称中国并没有动用全部的军力，不知此事是否属实？听了这个问题，蒋夫人显得很生气。她回答说，中国有多少弹药，就有多少人在战斗。总统也说过，我们需要更多的弹药。中国已经训练了一些飞行员，但没有足够的飞机和燃油。
中国将从哪里得到这些物资装备呢？蒋夫人谦逊地转身看着富兰克林·罗斯福。这个人曾处理过很多重要的问题，也经历过很多危机，因此她认为可以安心地让他来回答这个问题。
在场的记者们微笑着看着她干净利索地把球踢给了富兰克林·罗斯福。面无惧色的总统捡起球来撒腿就跑，拼命地跑。他回答说，目前把飞机和各种物资运到中国面临着巨大的困难，但美国还是在尽最大努力做这件事。总统接着说，如果他是中国政府官员的话，肯定会问：什么时候再多给点儿，为什么不多给我们点儿？但作为美国政府中的一员，他不得不如此回答：上帝能让我们多快我们就多快吧。说完这番话后，总统满意地向后靠到了椅子上。
下一个问题是问蒋夫人的：针对如何加快美国对华援助步伐的问题，她有什么建议。美龄目不斜视地从座位上站起来，然后转身看着总统，说道：“他刚才已经说过了，上帝能让我们多快我们就多快。”不过她还记得有这么一句话：自助者天助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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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专栏作家被这场表演弄得有点应接不暇，他说道：“某一天他们也许会让海伦·海丝来扮演她的角色，不过她绝对不会比蒋夫人演得好。”1943年3月1日，美龄再次光荣地登上了《时代周刊》的封面。
但是，在白宫的生活并非都是一帆风顺。把美龄像女儿一样看待的埃莉诺·罗斯福对她失去了好感。白宫的工作人员一致认为她是罗斯福总统当政以来最难伺候的客人。1943年2月，白宫大管家往财政部部长小摩根索的办公室打了一个电话。美龄获悉一批英国薄荷香型香烟刚刚抵达纽约，她希望财政部部长下令海关收税员立即放行这批香烟。小摩根索的手下发现这批香烟还在船上没卸下来，但白宫那边一个劲儿地打电话催。盛怒之下，小摩根索的办公室派财政部的一个办事员去把货提出来，用飞机直接运到了华盛顿。
经历此事之后，再听到小摩根索跟其下属说的这番话就不会感到奇怪了：“总统简直快疯了……准备把她撵出这个国家。”
尽管非常恼怒，但罗斯福不得不维护美龄在公众面前的声誉，因为这影响到他的对华政策。还有很多宏大的活动计划在等待着蒋夫人，策划这些活动的便是“舞台艺术大师”亨利·卢斯。
此时的亨利·卢斯正忙着帮助前传教士加赛德把8个援华慈善机构合并成美国援华联合会，这样可以减少间接费用，从而把更多的钱拿去援助中国人。卢斯捐出了6万美元，并安排《时代周刊》负责宣传工作的奥蒂斯·斯威夫特和道格拉斯·奥金克洛斯参与此事。随后卢斯还拉来了托马斯·拉蒙特、保罗·霍夫曼、温德尔·威尔基、大卫·O·塞尔兹尼克和其他一些名人同他一起担任援华联合会理事会理事。卢斯还以个人名义向《时代周刊》的读者发出呼吁，募集了将近25万美元的捐款。
截至1942年年底，美国援华联合会已经收到了1 700万美元的汇款。其中一些是由像亨利·卢斯这样有钱有势的富人捐的，不过也有一些来自小城镇里的普通民众。有一笔汇款还附带着一封信：“这是北卡罗来纳州教堂山史黛西读经班的一点小小心意。参加读经班的都是些妇女、孩子母亲和老奶奶，这些钱就是她们捐的。我们都不是什么富人，但我们了解孩子，知道什么能帮助他们健康成长。”不幸的是，一遇到孔祥熙那极端狂热的货币市场，来自史黛西读经班的那点微薄的捐款及其他人的捐赠就在一瞬间蒸发得干干净净。中国的通货膨胀已经到了荒诞不经的地步。1938年，物价增长了49%，1939年增长了83%，1940年增长了124%，1941年，增长了173%，1942年则变成了235%。进入中国的外国货币必须按照1∶20的官方汇率兑换成法币，但货物和服务的价格则由黑市决定，而在黑市上，1美元能兑换3 250元法币。按照官方汇率，一盒美国香烟在重庆价值5美元，而在黑市上，5美元能买162盒香烟。因此，给中国的那数百万美元的捐款按照官方汇率兑换之后，其价值已经是寥寥无几。按照官方汇率，在中国建一座公共厕所需要花一万美元，这在重庆已经成了一个笑话。另一个例子就显得不那么有趣了：中国官员可能把援助款项拿到黑市上去兑换，从而获取不菲的利润。
卢斯手下驻重庆的记者白修德报道了一些诸如此类让人反感的事实，但卢斯不允许这类文章在自己的期刊上发表，甚至都不愿承认有这样的事情存在。由于卢斯对蒋家和宋家的认识存在盲区，他似乎根本不明白美国人的那些私人捐助都花到了什么地方。在美龄的协助下，他竭力去募集更多的捐款。他在全国各地不断安排宴会和演讲，为期6周的旅行路线贯穿了纽约、芝加哥和洛杉矶等地。
美龄到达的第一站是纽约。卢斯已经说服约翰·洛克菲勒担任“蒋介石夫人接待委员会”主任。这个委员会一共包括270名纽约各界的实力派人物，与他同时担任主任一职的还有亨利·卢斯。美龄凡事都要求最好，这一次她住进了华尔道夫大饭店的42层，只比卢斯夫妇的住处矮几层。每次她准备离开房间的时候，都会要求特工们对整层楼进行清场。美龄还不止一次在房间里磨蹭几个小时，最后决定取消外出活动。这在等待聆听她演讲的客人中间引起了相当大的厌烦情绪，因为在蒋夫人做出最终决定之前，他们不得不坐在那里干巴巴地等着她。
3月2日晚，她应邀参加在麦迪逊广场花园举行的一次民众集会。当天晚上正好实行战时灯火管制，据一篇报道说，美龄“不得不在黑暗中，靠着护士手中的手电筒那微弱的亮光发表演讲”。文章的作者接着用美国人对蒋氏夫妇特有的奉承语气补充说：“不过她早就在比我们这里还要严格的灯火管制中锻炼过了。”
到广场花园发表演说之前，卢斯在华尔道夫饭店准备了一场经过精心安排的“私人”宴会，准备把美龄介绍给60位特殊的客人，其中包括温德尔·威尔基、哈普·阿诺德将军、保罗·霍夫曼、大卫·杜宾斯基、纽约州州长托马斯·杜威，以及新泽西、宾夕法尼亚、康涅狄格、马萨诸塞、罗宾岛、缅因、佛蒙特和新罕布什尔等州的州长。子文也应邀参加了此次宴会。
北大西洋各州的第一夫人们漫不经心地摆弄着面前的那一盘盘已经不太热乎的加了香草的咖喱牛排，她们的丈夫则不断清着嗓子，而蒋夫人却迟迟没有露面。最后，万般无奈的卢斯派人去美龄的房间催她。很显然，美龄感到身体很不舒服，甚至连坐电梯下楼来喝一杯餐后咖啡的力气都没有。实际上她是待在房间里准备晚餐之后的演讲稿。
如果说卢斯对美龄的行为感到恼火的话，《生活》杂志却没有表现出任何类似的倾向，杂志的封面上刊登了美龄那晚在麦迪逊广场花园发表演讲时的照片，大标题是“民众盛赞蒋夫人”。文章声称：“当温德尔·威尔基说夫人是‘一个复仇天使……一个为了正义而英勇作战的战士’时，热情的人群里爆发出一阵阵赞美声。”
她在纽约期间还去了一趟唐人街，数千人在狭窄的大街两边夹道欢迎，有人估计当时前来欢迎人群约有5万人。周末，美龄去了她的母校威尔斯利学院，与班里1917届的那些同学小聚了一下。第二天是星期日，她在校园里进行了一次被广为报道的游览活动。她穿了一条宽松的长裤，这种男性打扮让正规女校里的学生们震惊不已。一名学生评论说：“天啊，你看她给我们带来了多么大的一个突破！现在人们再也不能因为穿着蓝色工作服数落我们了。”威尔斯利学院院长迈克菲亲切地说：“如果谁觉得自己穿上宽松长裤能像蒋夫人这么精干，谁就可以穿。”
随后，她又乘火车到全国各地进行为期6周的访问。在芝加哥，当地的美国援华联合会理事会在帕尔默旅馆定下了半个楼层供夫人及其随行人员下榻。他们已经说服酒店管理层看在夫人在中国所从事的事业上，免费提供这些住房。但作为本次访程的先遣人员，孔令杰认为帕尔默旅馆并非芝加哥最好的下榻之所。于是，援华联合会只好又花了好几千美元，请夫人住进了德雷克大酒店。
人们还敦促援华联合会的官员们解释：美龄到处呼吁人们帮助贫穷的中国，可她自己的衣着为什么却如此奢华？她鞋子上镶嵌的一些珍珠据说是盗墓贼在1928年掘开慈禧太后的坟墓并损毁其尸体时从她的凤冠上摘下来的。据末代皇帝溥仪说，这些珍珠后来被作为礼物送给了委员长及其夫人。不过，她之所以造成这样的影响，部分原因还在于她的做事风格有些不合时宜。在美国人眼里，她是中国贫民的公主、美国式的中国女皇帝、7个东方小矮人庭院当中的白雪公主。（实际上，美国国务院确实在密码电报里称她为“白雪公主”。）她不能代表真正的中国人，而是美国人常说的那种“还算凑合的复制品”，就像是一盘炒杂烩。
她不过是一个虚幻的替身，这一点在犹他州的一个小镇上表现得再清楚不过了。为了一睹著名的蒋介石夫人的风采，包括50多名山村学生在内的全体小镇居民一大早便从家里赶到车站。当火车鸣着汽笛“咔嗒咔嗒”驶进车站时，美龄还躺在床上没有起来。她没有下车，而是派了一位会说几句英语的中国女佣下车来到了月台上。那位女佣曾经无数次经历过这样的场合，且受过充分的训练。她披着美龄的披肩，面带微笑，不断向激动的人们点头示意，人群中则不停地有人高喊“她在那里！她在那里！”巴纳姆[4]如果泉下有知，一定会感到十分欣慰。
纽约和芝加哥进行的活动跟亨利·卢斯在洛杉矶的安排简直没法比。3月31日，在大使宾馆举行了盛大的宴会后，紧接着又在好莱坞露天剧场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会，现场座无虚席。蒋夫人接待委员会的成员包括玛丽·璧克馥、丽塔·海华丝、玛琳·黛德丽、英格丽·褒曼、金格尔·罗杰斯和秀兰·邓波儿等。州长和市长亲自陪同她进入会场，斯宾塞·屈塞和亨利·方达致欢迎词。洛杉矶交响乐团演奏了赫尔伯特·史托哈特专门为这次欢迎会谱写的“蒋介石夫人进行曲”，沃尔特·赫斯顿和爱德华·罗宾逊则严肃地宣读了一篇关于中国的交响乐般的介绍。全程监督和策划此事的是曾导演过电影《乱世佳人》的大卫·塞尔兹尼克。
根据现场的情形，美龄重点回顾了日军侵华过程中的一些暴行，她特别提到了“南京大屠杀”。她说：“侵略者们大肆掠夺，把受害民众的生活用品几乎劫掠一空。他们蹂躏我们的妇女，身体强健的男人们则被他们抓走，像牲口一样绑在一起，还强迫他们挖掘坟坑，然后把他们踢进去活埋掉。”她说话的声音非常激愤，跟1936年委员长枪杀5位知名作家后她姐姐庆龄发出抗议时的情形一模一样。
当时，美国援华联合会的首要任务之一是援助河南省数百万遭受饥荒的民众。让委员长注意到河南发生的情况的是《时代周刊》的记者白修德。1943年，《时代周刊》发表了白修德的报道，美国公众最终也注意到了这件事情。
多年之后，白修德这样描述当时看到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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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现在不再相信当时看到的一切，但当时记录的潦草笔记却提醒我这事千真万确。那儿到处都是尸体：离开洛阳不到一个小时，我们就发现了第一具尸体。她躺在雪地上，已经死去一两天了，面皮紧贴在骨头上。确定无疑的是，她非常年轻，雪花飘落在她的眼睛上，她会一直这样躺在地上，直到各种飞鸟或野狗把她的肉吃干净。一路上到处都是狗……它们一个个长得膘肥体壮，看来吃的不错。我们停下来拍了一张一群狗从沙丘里往外扒尸体的照片，有的尸体已经被吃得只剩下一半了……
我应邀去参观一个孤儿院。里面奇臭无比，我从来没去过这么脏的地方。就连陪同参观的官员也受不了这个气味，拿出一块手绢把鼻子给捂上了，还连连向我道歉。孤儿院里全是被遗弃的婴儿，他们被放在婴儿床上。婴儿床装不下的则直接放在稻草上面。我忘了都喂他们什么东西吃。他们身上全是呕吐物和粪便的味道，如果死了，就会被清理出去。
这就是我当时亲眼见到的情况。不过我听过的最糟糕的是关于人吃人的传闻。我从没亲眼见过有人把别人杀了来吃肉的事……但人吃人的事应该是真的。
驻扎在河南的蒋介石军队只知道不断提高税收，他们征收的粮食税比地里出产的粮食还要多。农村的粮食全都被他们搜刮一空，他们根本不顾百姓死活，从来不从粮食富余的地区运粮过来……
我无法控制自己的怒火，极力想让蒋介石了解这个情况。我发疯似的到处呼喊……我等不及要把灾区的情况从河南发出去。在返回途中路过的第一个能发电报的地方洛阳，我直接把草稿发了出去。按照规定，这篇稿子应该像其他稿件一样，先送到重庆，让我的那些老同事们先审核一下——而这肯定过不了他们这一关。然而，这篇稿子却从洛阳经由成都的商业电报系统直接发到了纽约。要么是电报系统出现了故障，要么是洛阳电报局的某个发报员受良心驱使，无视规定，在未经审查的情况下直接把我的稿子发给了纽约。就这样，河南的灾情便最先被全美最支持中国事业的《时代周刊》给捅了出来。当时蒋介石夫人正好也在美国，这篇报道让她火冒三丈，她要求发表我文章的亨利·卢斯把我解雇，不过卢斯拒绝了她的要求，这一点让我非常钦佩。我们两人之间发生争执是后来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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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7月4日，美龄返回了重庆。
在中国为战时新闻局工作的格雷厄姆·佩克注意到，虽然美国本土的民众在中国问题上受到了蒙骗，但美国大兵们了解实情。在印度阿萨姆邦的一处空军机场，为了减轻飞机重量以便穿越危机四伏的“驼峰航线”，美龄的行李被从座机上卸下来，装到美军的一架运输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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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克说，装卸工作在机场一处非常偏僻的地方进行，负责搬运的大兵们不小心把一个板条箱摔到了地上，把箱子给摔烂了，里面的物品都露了出来……这时他们才发现，原来里面装的都是化妆品、女式睡衣和高档百货商品之类的东西，足够蒋夫人用一辈子的了。士兵们怒火中烧，因为此时“驼峰航线”正处于一年中最难飞行的一段时期，很多美军飞行员在往中国运送补给品的途中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装卸行李箱的士兵们把所有的板条箱全部扔到地上，砸了个稀巴烂。他们把裘皮大衣和时钟在地上踢来踢去，直到起飞时间快到了才把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给装上飞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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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龄回国三个月后，位于纽约圣劳伦斯河畔的一个名叫马西纳的静谧小镇上的圣约翰圣公会教堂里，安装了一扇巨大的彩色玻璃窗。这扇窗户由宾夕法尼亚州艺术家瓦伦丁·德奥格里亲手制作，上面描绘的是天堂的情景。位于最上面的是耶稣基督的画像，下面是圣母马利亚和各位圣徒，按照时间先后一直延续到当代。代表当代圣徒形象的人物肖像拥有东方人的面容——她就是蒋夫人，“基督教王国的第一夫人”。画像中的她手里拿着一幅卷轴，上面写着她以基督徒身份向美国人民发出的请求：“我们必须学会宽恕。”
[1] 斯嘉丽·奥哈拉（Scarlett O’Hara），美国长篇小说《飘》中的女主人公。——译者注
[2] “达令”，英文“darling”一词的音译，意为“亲爱的”。——译者注
[3] “二战”时期中国和盟军一条主要的空中通道，始于1942年，终于“二战”结束。它西起印度阿萨姆邦，向东横跨喜马拉雅山脉、高黎贡山、横断山、萨尔温江、怒江、澜沧江、金沙江和丽江白沙机场，进入中国的云贵高原和四川省，全长500英里。因其下山峰起伏连绵犹如驼峰，故得名“驼峰航线”。——译者注
[4] 巴纳姆（P. T. Barnum，1810—1891），生于美国康涅狄格州，代表19世纪中叶在美国兴起的报刊宣传活动。其一生与各种噱头相伴，且是一位表演艺术家。——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