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罗廷登上一架苏联飞机赶往西伯利亚大铁路火车站，准备前往莫斯科向克里姆林宫汇报。邓演达、陈丕士和其他人也在几天之后达到了莫斯科。
庆龄与陈友仁及其两个女儿，以及美国人蕾娜·普罗默一起从海参崴登上了一辆专列前往莫斯科。蕾娜在火车上便开始出现一种奇怪的头晕症状。在穿越西伯利亚荒原的时候，陈友仁那两个十几岁的女儿尤兰达和西尔维娅一直在摆弄一台需要上发条的手摇留声机。从森林地带到大草原，每到一站，前来欢迎中国同志的接待委员会都会给陈友仁和庆龄送上鲜花。庆龄不断感谢他们对中国革命及对已故丈夫的帮助，说话滴水不漏的陈友仁也对他们表示了衷心的感谢。火车咔嚓咔嚓地继续前行。
他们在中国面临大灾难的时候离开了上海，到达莫斯科时又恰好赶上了另一场20世纪最大的悲剧——托洛茨基和斯大林之间的斗争已经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此时列宁已经去世，对中国革命最感兴趣的那些苏联领导人——布哈林、拉狄克和托洛茨基则陷入困境之中。他们的失败使得苏联开始了长达1/4个世纪的血腥内斗，直到斯大林去世才告结束。这场政治寒冬的第一场风暴已经刮到了苏联的首都，在12月底前离开苏联的中国人都很庆幸。
庆龄到达莫斯科不到三周，托洛茨基就被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里开除了。托洛茨基传记的作者伊萨克·多伊彻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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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系列的审讯非常荒唐。坐在审判席上审问这位共产国际的创始元老、无视其革命成就的人，都是一些多次遭受过惨败的革命者：失败了的起义的煽动者、从没成功过的革命者，或者是那些小派系的领袖。这些人都在靠着十月革命的光辉过日子，而在那次杰出的革命中做出过突出贡献的人却遭到他们的审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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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失败者也是斯大林政策的坚定捍卫者，其中就包括那个喜欢制造麻烦的印度人M. N.罗易。
托洛茨基一直赞同列宁在不发达国家发动共产主义革命的战略，并警告人们不要与像国民党之类的资产阶级解放运动力量建立紧密或长期的联系，因为这些人迟早会攻击共产党人。1920年，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首次提出这个观点时，就曾遭到罗易的强烈反对。7年后，在武汉把斯大林的秘密电报拿给汪精卫，从而使武汉国民政府遭到致命打击的也是这个罗易。从斯大林不合时宜的发报时间和电报里使用的那些夸张的措辞，以及罗易泄露电报的速度之快这两个方面来看，我们不能不怀疑斯大林是故意想让武汉国民政府垮台的。
共产党人跌跌撞撞地陷入了中国的灾难当中，而这场灾难又反过来决定了托洛茨基在莫斯科的命运。他成了一只替罪的羔羊，而斯大林则成了胜利者，罗易则是斯大林的跟屁虫。多伊彻认为，罗易“尽最大的努力让中国人（共产党人）败在蒋介石的面前”。而现在，罗易又兴致勃勃地准备在政治上给身在莫斯科的托洛茨基以最后一击。
庆龄和得了怪病的普罗默从大都会宾馆搬到了“糖宫”。“糖宫”是沙皇用买卖甜菜所得的利润修建的，这里一度豪华奢侈，而现在已经变得空荡萧条。尾随普罗默来到莫斯科的文森特·希恩前去那里看望这两位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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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被引领着穿过走廊，来到另一扇雕着花纹的大门前。征得同意后，我们走进了孙逸仙夫人的房间。跟其他面积过大的房间一样，这里也是一派豪华庄严，宋庆龄站在房间中央，看起来就像一个小孩儿。多年来，她第一次穿上了欧洲风格的服装，身上的短裙让人感到很不自在，看起来就像一个十五六岁的小姑娘……房间空旷而阴暗，以致我几乎看不清对面的墙壁。她们之所以选择在这里居住，可能是想借此表明这个高贵人物在当时情形下不得不面对的事情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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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位美国姑娘躺在这栋阴暗沉闷、如同墓穴一般的房子里，时而清醒，时而昏迷，即将不久于人世。两个月前，蕾娜还活得好好的。她是一位无所畏惧、不受传统约束的年轻姑娘，长着一张顽皮的娃娃脸，仪态万千，埃德加·斯诺因此称她为“世间少有的红发叛逆女神”。希恩完全被她迷住，眼里再也装不下任何人。现在他也感觉到她就要离开了。苏联医生们不能确诊她得的是什么病，可能是肺炎，也可能是华中地区流行的一种热带病。希恩焦虑地守在床前照顾着她。
庆龄发现另一位亲密朋友邓演达将军目前也面临着巨大的危险，这更加深了她的忧郁和不祥之感。邓演达逼迫克里姆林宫重释其对中国采取的模棱两可的立场，否则就停止干预中国事务。作为身在莫斯科的三位国民党“左”派领导人之一（另外两位是孙夫人和陈友仁），邓演达曾应邀到第三国际发表演说。他在会上大胆进言：最初，中国人民非常欢迎共产国际的友好帮助，但中国革命完全是中国人的事，不能用来为共产国际的目的服务。他认为，从本质上来看，共产主义革命是欧洲的一种革命现象，不能移植到亚洲国家。由于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因此最需要解决的是土地改革问题。共产国际的干预只能让中国革命驶离自己的轨道，并无限期地延长中国人民遭受的苦难。
斯大林对他的讲话非常恼火，下令契卡逮捕并处决邓演达。在苏联朋友的帮助下，事先得到消息的邓演达趁着夜色逃出莫斯科。他准备向南越过高加索山脉，穿过苏联边境去往土耳其。几周过去了，庆龄一直在焦急地等待着他的消息。
尽管文森特·希恩不断给她打气，并悉心照料普罗默，但恐怖的气氛越来越重。自从抵达莫斯科后，他们几乎再也没有鲍罗廷的消息。鲍罗廷此时似乎正在接受政治审查，希恩曾见过他几次，但他已经变得沉默寡言、态度冷淡，似乎在等待着莫斯科对他进行最后的裁决。
另一位曾同情孙文革命事业的苏联人也在莫斯科得了重病。他就是曾于1922年在莫里哀路的那栋别墅里与孙文签订友好合约的苏联外交官越飞。越飞得了肺结核，托洛茨基曾与克里姆林宫交涉，请求安排越飞出国治病，却遭到斯大林的拒绝。当越飞后来听说托洛茨基已经被清除出党，并要被流放后，他给这位有20多年交情的老朋友写了最后一封信：“你是正确的，但要想确保你坚持的真理取得胜利，就要做到决不妥协……摒弃一切妥协的可能，这正是伊里奇（列宁）不断获胜的秘诀。我一直想告诉你这一点，但直到诀别时刻才做到了。”写完这些话后，越飞放下笔，拿出一把左轮手枪，开枪自杀了。
鲍罗廷的噩运来得稍迟一些。对他来说，回到莫斯科意味着到达了事业的终点。斯大林并不喜欢他。自十月革命庆祝游行活动结束后，希恩和庆龄就再也没有见到过他。他被安排到莫斯科一家报社做编辑这种无聊的工作。1949年，鲍罗廷在战后“大清洗”中被捕，1951年死于古拉格群岛上的某处斯大林设立的集中营里。
鲍罗廷曾经用一句话总结了自己对中国革命的全部感悟。在他看来，国民党就像是“一个厕所，不管你怎么冲洗，仍会发出臭气”。
此时的庆龄已经是筋疲力尽。在两年的时间里，她从“第一夫人”的位置骤然下降至一个流亡国外的寡妇。尽管如此，她仍然是中国革命领导人的有力支柱。她在《纽约时报》上找到了一则消息，称她即将与陈友仁结婚，克里姆林宫也准备让他们去度蜜月，这让她震惊不已。一位住在莫斯科的英国人向她“即将到来的婚礼”表示祝贺，她才得知还有此事。蒋介石阵营中的某个人——也许是她的姐姐霭龄，决心破坏庆龄的声誉。
庆龄对此消息感到如此震惊，以致身体都垮了。她病了三周，身体刚刚有所好转，报纸上又传来另一个沉重的打击：她的小妹美龄准备在上海与蒋介石结婚。她在痛苦中明白了其中的玄机，很显然，她要跟陈友仁结婚的谣言是为了给蒋介石和美龄的婚礼扫清道路，通过贬低一桩婚事的重要性来凸显另一桩婚事的重要性。世人很快就会忘掉孙文的遗孀，因为她现在是一个要嫁给一位来自特立尼达的“浅褐色皮肤的黑人”（有传言称陈友仁是个中非混血儿）的邋遢女人。中国革命的新的女领袖将会是那位南京大元帅从宋家娶来的娇妻。
随后传来了一则让她高兴的消息：邓演达还活着。他成功越过苏联边境，到达了土耳其，现在已经安全到达了柏林。她当即决定，一旦她的朋友蕾娜的身体恢复到可以出行的时候，她就动身去德国与邓演达会合。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三周后，青帮打手们在街头四处游荡。按照蒋介石的命令，全国范围内都在进行处决活动，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蒋介石向宋美龄提出了求婚，她接受了。
人们对蒋介石的求婚动机比对美龄接受求婚的动机了解得更多一些。1976年，在为蒋介石撰写传记时，布莱恩·克洛泽引用了《大公报》创始人之一胡霖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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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的再婚是一次经过深思熟虑的政治行为。他希望通过成为宋家女婿这种方式把孙夫人和宋子文争取过来。这个时候，蒋介石也开始考虑谋求西方支持。如果美龄能成为他的妻子，那么他在与西方人打交道时就有了“嘴巴和耳朵”。除此之外，他对金融专家宋子文的评价甚高。不过，如果说蒋介石不爱宋美龄的话，也有失偏颇。很显然，蒋介石视自己为一个英雄。在中国历史上，英雄总是偏爱美人。为了政治目的，蒋介石什么事都能干得出来。在那种情况下，娶一位新妻也是合情合理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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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观点得到了历史学家唐良礼的认同，他补充道：“蒋介石渴望独自一人全盘接受孙文的遗产。”
孙文形象的重要性不可小视。大部分中国人都把他当作一个半神圣化的人物，真正与他有过直接接触的人并不多。现在，通过宣传，所有与孙文有关的神秘事件都已经被正式化，全国各地到处都悬挂着他的头像。政客和将领们哪怕曾与孙文只有过一点点的关联，马上就会变得与众不同。包括汪精卫在内的政客们都佩戴着饰有孙文头像的像章。青帮这么做的目的，是为了把蒋介石打扮成孙文在人间的代理人，让人们认为孙文已经通过超自然的力量把革命大业正式托付给了他。
如果说，通过婚姻进入宋家大门并获得孙文神秘权威对蒋介石来说非常重要的话，那么能得到西方国家在财政方面和物质方面的支持也同样重要。蒋介石现在急需让他的政权获得经济上的保障。青帮很难支付他所需的全部费用，并且敲诈勒索也需要有个限度。虽然通过征战或者收买各地军阀，他手下军队控制的地盘在快速扩大，但由他实际控制的中国财政收入却几乎为零。只要北京还是公认的首都，他就不可能指望靠正常的税收或中央政府的其他收入来维持他的南京政权。派军四处征讨、雇用流氓打手搞镇压活动、收买对手，这些都需要他拿出大把的钱财，单靠敲诈勒索搞来的那几个钱根本不够用。他需要一项有保证的收入来源。虽然单靠外国援助来支撑他的政权也是远远不够，但要想保持南京政权屹立不倒，少了这个支撑也不行。
蒋介石获得外国资金（包括私人投资和外国政府的正式援助资金）最简便的途径就是通过宋家，尤其是宋子文。子文在外国银行、外国公司、外国政府和诸如美国传教士协会之类在华盛顿有影响力的特殊组织中有一定的声望。子文于1927年4—6月被软禁在莫里哀路的那栋别墅期间，霭龄和孔祥熙一直给他洗脑。面对这样的家庭压力，子文的意志逐渐崩溃。现在蒋介石又想跟美龄结婚。子文本人也刚刚与上海社交圈里的新秀、出身豪门的张乐怡结婚。蒋介石曾因谋杀、持械抢劫和敲诈勒索遭到起诉，还曾娶过好几个老婆，这一切子文全都知道。对银行家宋子文来说，给他个人最感痛苦的是蒋介石没收了他在广东银行里储存的白银，令他费尽心机建立起来的金融体系陷入瘫痪，子文对此毫无能力反抗。
“在宋家所有人中，”作家韩素音质问道，“到底是谁决定把这个通过婚姻结成强大联盟的计划付诸实施的呢？”她指出，这幕后的策划者是霭龄，其他很多人也持此种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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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一直是一个喜欢牵线搭桥的媒人，一个策划者，也是家庭财富的创造者。把自己的小妹美龄嫁给这位势力强大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难道不是一个绝妙的好计吗？“这个人可以利用。”她说道。随后便立即去劝说执拗的美龄，让她明白答应这桩婚事对大家都有利，尤其是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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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龄也认为美龄与蒋介石的这桩婚事是“安排好的”。埃德加·斯诺这样写道：“我第一次见到庆龄的时候，她跟我说婚姻双方都是出于机会主义的目的，根本没有爱情可言。”10年后，庆龄对斯诺说：“刚开始他们之间并没有爱，但我觉得现在有了。美龄真心爱着蒋介石，蒋介石也真心爱她。”随后她又补充道：“没有美龄的协助，他现在的状况也许会更糟。”
宋家跟孙文存在着直接联系，又能争取到外国政府的财政支援，宋子文和孔祥熙还能提供财务服务，因此对霭龄来讲，为了保证她在南京的影响力，还有什么比与蒋介石联姻更自然的做法吗？
虽然一些人认为她心地善良，对她也没有戒心，但霭龄对什么事都有决定权。1914年，因受袁世凯迫害而流亡的霭龄和孔祥熙在日本结了婚。婚后他们回到了中国，在孔祥熙为安全赶往山西做好充分准备之前，霭龄一直跟父母住在西摩路139号的娘家。后来他俩坐火车返回孔祥熙的老家太谷。霭龄不得不在终点站榆次下车，改乘轿子继续前行，孔祥熙则骑着一匹蒙古马伴在左右，直到到达目的地。
霭龄也许曾对这种种不便颇为恼火，不过她到达新家后一定不会感到失望。孔家大院内房屋的外观虽然丑陋，但规模着实不小。那坐落在宏大庭院之中的住房简直如同宫殿一般，仅在里面服务的佣人就不下500人。
孔祥熙在当地出资兴建了一所铭贤学堂，后来他又在该校与自己的母校欧柏林大学之间建立了联系，创办了几所欧柏林大学中国分校。孔祥熙在这件事上表现得很卖力，这使他看起来似乎真的参与了学校的各种事务。不过，从欧柏林大学管理人员的私人信件中可以看出，由于事实并非如此，他们并不准备在美国声张此事。
1916年，霭龄在太谷生下她的第一个孩子罗莎蒙德（孔令仪）。这之后，她又在上海生了三个孩子，分别是大卫（孔令侃）、珍妮特（孔令伟）和路易斯（孔令杰）。就像养育温室里的兰花一样，孔氏夫妇对这几个孩子倍加呵护。
谈到年轻的大卫，也就是孔令侃，白修德认为“他的行为粗鲁不堪”。当时盛传的一件关于宋家的逸事证实了这一点。孔令侃十几岁时就学会了开车，一次他在公共租界的一个交叉路口把车停在了一位锡克交警的旁边。据说那位交警看到他胡乱开车，正准备训斥他几句，不料孔令侃却拔出了手枪。之后发生的事情就不得而知了：有人说他俩都没有受伤，另一种说法则说那位交警的拇指被枪打掉了。[2]
在大家的印象中，孔令伟是一个“狂妄无比”“毫无礼貌且特爱生气”的家伙。成年之后的她特别喜欢穿男性服装，以至经常被误认为是个男人。
项美丽记述了孔家餐桌上发生的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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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说，他们不得不制定一条家规来解决餐后水果的问题。盘子里高高地堆着苹果、梨子、橘子和各种时令水果，然后绕着桌子一个个传过去。为了避免大家尽捡最好的水果拿，孔夫人规定每个孩子只能拿面前最上面的那个水果，不论大小。有一天，最上面的是一个有个烂点的梨子，果盘首先转到了令侃面前，这个年轻人漫不经心地说：“我想今天我就不吃水果了吧。谢谢。”
随后盘子转到了令仪面前，她按照家规，拿了那个有烂点的梨子，没有一句抱怨。水果盘继续往下传，转了一圈之后，又回到了餐桌中央，这时候在最上面的是一个没有烂点的梨子……令侃看了那个梨子一眼，然后说道：“我想我还是吃一个吧。”说完平静地把那个梨子拿到手中，开始削皮。其他几个孩子大声嚷嚷起来：不公平，不公平，你在耍花招。
令侃一边削梨一边扬起眉头说道：“这叫‘水果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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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孔祥熙把自己位于法租界内的小家打理得如同宫殿一般，十分豪华。这里的招待用房里摆放着现代样式的家具。据一位曾去过他家的外国人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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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栋房子里的每一处安排都在向人们提醒孔祥熙的重要性：在餐厅过道前摆放着一张硕大的黑色屏风，上面画着一头矗立在一块凸起的石头上的狮子。它头颅高昂，血口大张，很显然是在奋声怒吼。屏风的一角有一幅毛笔题词：“睡狮已醒——赠给为唤醒中国商业之狮做出无与伦比之贡献的人：孔祥熙先生。”这块屏风是上海展览馆的董事们送给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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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这套住宅外，孔家在北京、广州、香港和南京等地也都有房产。孔祥熙的大部分精力都投入到了家族事业当中，同时，他还是美孚石油公司在中国的主要代理人，这给他的家庭又带来了另一项收入来源。
与其说孔祥熙机灵过人，倒不如说他是老谋深算。正因为这一点，他经常被请去当中间人，或受命进入董事会，或应邀参加各种谈判。多年以来，他一直担任北洋军阀们的中间人，这些军阀也都跟他很熟，并因为跟他结识而飞黄腾达。北伐战争期间，蒋介石还曾安排他去跟基督将军冯玉祥和山西军阀阎锡山谈判。
蒋介石和武汉的“左”派人士分裂期间，正是由于孔祥熙与其达成了一项“财政解决方案”，才把奸诈狡猾的冯玉祥拉进了蒋介石的阵营。使用同样的策略，孔祥熙在与阎锡山的谈判中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北京处在阎锡山势力的打击范围之内，他们略施小计便破坏了北方军阀之间的联盟，并使蒋介石得以最终控制这座北方首都。在这些方面，蒋介石欠孔家很多人情。但孔祥熙不是那种会迫使蒋介石偿还人情的人，也不会因为他不还情就给他施加压力。无论什么事，孔祥熙都会按着蒋介石的意思去办，而且还会办得滴水不漏。虽然在做这些事时孔祥熙经常会自作主张，但很显然这么做并不会带来什么危害。尽管如此，人们普遍认为，孔祥熙在财政上取得的巨大成就会让他惹祸上身。
真正难打交道的是霭龄。结婚之后，霭龄接管了孔家的财务大权。孔祥熙在各个委员会里忙活的时候，她则在各地之间奔波，同手下的秘书和会计团队一起处理各种事务。她经常让手下的秘书们24小时“连轴转”，还经常利用丈夫的地位获取各种确凿的商务信息，从而大发横财。不过这也让她在中国变得臭名远扬。联邦调查局收集的一份证词里包含了一则关于霭龄的最骇人听闻的口供：这个线人告诉调查局的人说，霭龄已经是名声在外，她经常雇凶杀掉敌人和那些不肯与其合作的商业对手。如果这份供述真实的话，那她又是如何做到的呢？联邦调查局的文件对这一点未做任何说明。
如果她真的采取了这些极端手段的话，那这对她来说是再简单不过的事情了：只要去跟她的朋友杜月笙说一下就行了，因为杜月笙就是干这行的。不过她还有其他的途径。中国很早之前就出现了一个女性秘密组织，其分支遍布亚洲各国。该组织成立的唯一目的就是刺杀或惩罚男人，因此找她们来做这种事也是可能的。那位联邦调查局的线人补充说：“据说该组织真正的头目就是孔夫人……她是个邪恶而又精明的女人。她坐在幕后，指挥着这个家。”
1942年，约翰·根室[3]在他的著作《亚洲内幕》中曾这样描述宋霭龄，是一个“意志坚强的人，拥有过人的精力和强烈的支配欲。她能力过人、奸诈狡猾而又野心勃勃。她是中国最有权势的人物之一”。在联邦调查局公布有关霭龄的这些评论的来源之前，我们只能通过以下方式来判断其准确性。经过不断的反复盘问，最终得出的结论是：那位线人说的是真话。联邦调查局特工L. B.尼克尔斯称，他相信这个线人的话。一份包含上述有关霭龄情况的备忘录经联邦调查局局长埃德加·胡佛签名后，送给了美国司法部部长、总统顾问哈里·霍普金斯。
在同一份文件中，联邦调查局还通过在香港进行的一大宗房地产交易印证了霭龄的经商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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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成交之前，两个年轻的中国人——孔大卫和宋子文的弟弟（子安）去了香港，在那里租了一间公寓，并在里面的一个小房间里装了一台短波发报机，每天跟孔夫人联系，给她提供详细的情报，使她能够及时调整策略，最终在这笔交易中赚取了5 000万。（这里的5 000万显然指的是美元。即便是中国货币，在当时也是一笔不菲的财富。）据说孔大卫和宋子文的弟弟被英国情报机构“人赃俱获”，并责令他们在两小时内离开香港。
</blockquote>
当中国人谴责日本人正在破坏中国的经济时，美国财政部驻上海代表马丁·R.尼科尔森却指出：“扼杀中国货币的是孔夫人，而不是日本人。”
1927年4月，孔祥熙和他的太太一直在帮助蒋介石从那些如同惊弓之鸟一般的商人身上榨取钱财。蒋委员长经常去孔家做客。美国亚洲舰队司令马克·布里斯托尔海军上将前去拜会蒋介石，他们见面的地点就选在了位于西摩路的宋府，孔氏夫妇和宋子文也参加了会面。这位海军上将对这次会面感触颇深，在备忘录中，他热情洋溢地谈到了他新结识的这些人，跟越来越多的美国人一样，他也开始仰慕宋家。在一次次这样的会见中，蒋介石有机会目睹了宋家人如何顺利赢得西方人的芳心，又是如何轻松说服他们（特别是美国官员）接受自己的观点。
因此，当蒋介石在1927年5月告诉孔祥熙他想娶美龄为妻时，这只不过是霭龄很久之前就已经布好的一个局发展到了一个高潮阶段而已。
子文做事仍有一点儿急躁和冲动。但他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如果提出反对，那以后就别想在上海滩混了，因此只好同意这桩婚事。这次向蒋介石低头彻底改变了他。从此之后，他变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机会主义者。作为对他在6月这次让步的回报，蒋介石下令让他重新担任财政部部长，从此可以自由操纵财政和经济大权。此外子文还同意协助霭龄和孔祥熙劝说母亲同意美龄和蒋介石的婚事。
宋查理的太太之所以反对这门亲事，一是因为蒋介石不是基督徒，二是因为她知道蒋介石以前娶过好几个老婆。目前，她在宋查理创办的那座位于公共租界的教堂里给主日学校的学生们上课。她那一代人现在上海都身居高位，他们当中有的开办银行、创建工厂，有的建起了医院和学校。
上海发生的白色恐怖很难让宋夫人对蒋介石的行为表示赞赏。也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霭龄劝说母亲到日本度个假，到长崎看看朋友，到她和孔祥熙曾经度蜜月的旅游胜地镰仓泡泡温泉，疗养一下身体。家人随后也会赶去那里与她会合。一旦去了日本，宋夫人即便是想干涉这件事也不那么方便了。
而在此时，蒋介石的雄心壮志差点儿毁于一旦。北洋军阀们私下里向蒋介石和青帮首领们提出谈判要求，而又故意不让蒋介石信任的那些将军们知道此事。随后，根据计划安排，这些军阀又出卖了蒋介石，他们暗中告诉蒋介石手下的那些高级军官，委员长正在背着他们跟敌人谈判。这是从孙子那里学到的一招。
正当蒋介石极力否认自己有什么欺骗之举时，北洋军阀们突然发动进攻，蒋介石手下的那些心不在焉的将领们被赶回了长江一带。对蒋介石深恶痛绝的三位国民党将领宣布不再接受蒋委员长的调遣。与张静江和杜月笙商谈之后，蒋介石宣布，“为了（党内）的团结”，他将辞去在国民党内的所有职务，退出政坛。这是一种古老的策略。蒋介石离开了南京城，表现出一副看破红尘的模样。他让出位子，让他的对手们互相残杀。
蒋介石率领200名卫兵退隐江湖。他选择了位于武岭山脉莫干山上的一处寺院作为隐居之地。这里是青帮最爱的休闲寓所，多年来一直归杜月笙所有。
美龄早已向朋友们传出话去，她准备嫁给蒋介石。到了9月，这一消息已传遍了上海城。奇怪的是，最终出来证实这一消息的不是委员长，而是美龄的大姐霭龄。从头到尾操办这一切的孔夫人于9月16日在西爱咸斯路上的孔公馆举办了一场记者招待会。在招待会上，霭龄把委员长和美龄“介绍”给在场的一大帮记者和摄影师们，同时宣布：“将军将与我的小妹结婚。”随后，大家又转到外面的法式花园里给这对俊男靓女拍照。后来这些照片发表在世界各地的报纸和杂志上。在那个时候，没人费心去想过作为媒人的霭龄在这其中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也没人去问1921年11月与蒋介石结婚的那位蒋夫人现在的状况如何，她早已被扫地出门了。9月17日，《纽约时报》刊登的一条消息称：“蒋介石即将与孙夫人的妹妹结婚。”《时代周刊》驻上海记者米塞尔维茨发布的消息称，一位英国裁缝正在给蒋介石赶制结婚礼服。
米塞尔维茨接着说道：“有人说蒋介石按照一种古老的中国传统把他的结发妻子给休了。蒋介石否认目前正在美国的那位蒋夫人是他的妻子。除了他的结发妻子外，他好像还休了另外两个‘老婆’，现在已经为迎娶宋小姐做好了准备。”
蒋介石的这些老婆到底都是谁？他有几个老婆？这些问题里面充满了玄机。那位以蒋介石夫人的名义旅居美国的女士不是别人，正是陈洁如。从她在1925年拍摄的照片来看，很显然她当时已经怀孕了。照片上的陈洁如身材瘦高，头发蓬松，脸部线条清晰，非常迷人，她的肚子也明显隆了起来。至于她肚子里的孩子最后怎么样了则不得而知。为了不让她的存在干扰蒋介石和美龄的婚事，杜月笙安排她去了美国，进入位于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学习，一直读完了博士。后来她搬到西海岸，在旧金山附近购置了一套房子，又在斯坦福待了一段时间。
尽管有这么多蒋夫人存在，米塞尔维茨仍然坚称美龄即将到来的婚礼是“建立在双方真心相爱的基础之上”。
蒋介石即将与宋家联姻以及他可能成为孙文“合法继承人”的消息成了当时最大的新闻。他的属下们都原谅了他曾经试图与北洋军阀达成秘密交易的事。从大局来看，与宋美龄的婚事更加利益攸关。
为了拿到新做的英式礼服，委员长在上海待了很长一段时间，并再次与他的“首席政治顾问”张静江进行了商谈。他的事业差不多再一次走上了正轨。
1927年9月28日，蒋介石身着盛装乘船前往日本长崎，准备正式面见宋夫人，请她答应自己迎娶她的小女儿。宋夫人当时去了镰仓，蒋介石便又到镰仓去拜见她。
根据项美丽的记叙，在上海时，宋夫人一直拒绝与蒋介石正式见面，而现在她已经能够接受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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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拿出证据证明他已经与自己的结发妻子离了婚，到处谣传的那些关于他有其他妻子的麻烦也都处理好了。然而，现在还剩下宗教的问题。宋夫人问他是否愿意成为基督徒，万幸的是，蒋介石的回答还算让她满意。他说，他愿意尝试一下，他会尽最大努力，好好研究《圣经》。不过，他也不可能在没理解透彻的情况下就接受基督教。宋夫人对他的偏见开始有所消解。之后不久，他们就宣布订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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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几件事让宋夫人感到很不舒心。她希望小女儿能在宋查理的监理会教堂里举行婚礼，由她自己的牧师主持仪式。大女儿霭龄是在日本结的婚，自然无法做到这一点。二女儿庆龄跟人私奔，自然也不能做到。但监理会教堂禁止牧师为离过婚的人主持婚礼，“除非他们是由于《圣经》上所说的原因（通奸）而离婚的那无辜的一方”。曾担任威斯里安女子学院校长并在乔治亚州给美龄提供过住房的安斯沃斯主教目前也在中国，不过他也得遵守教规。景林堂（林乐知纪念教堂）的宋家牧师江长川也是如此。宋夫人问他是否愿意到西摩路的家中为这对新人祈祷，他答应了。
1927年12月1日，宋家全家人和亲朋好友们齐聚在西摩路的宋府，美国海军上将马克·布里斯托尔跟属下的一帮海军军官也来了，他们站在一旁，用赞许的目光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切。牧师开始为美龄和那位前委员长祈祷。蒋介石跪在那里，身上穿着崭新的正式礼服：条纹裤子、高筒靴、黑色燕尾服和银色领结。他那颗古怪的花生头也剃得油光铮亮。
私家仪式由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总干事余大卫主持。仪式结束后，众人又来到了位于外滩的大华饭店举行公开庆典。
中午刚过，大华饭店的宴会厅里便挤进了1 300人，外面的大街上还有1 000多人在排队。宴会厅内，圆形餐桌上铺上了亚麻桌布，周边的椅子上坐着红光满面的赴宴者。在饭店门口，青帮成员挨个对来宾进行搜身。在宴会厅的门口，青帮成员还要对客人们再次进行搜身，然后给他们每人发一个带有新郎新娘签名的胸针。
在响亮的婚礼钟声中，刘易斯育婴堂的孩子们用彩带和白色花朵把宴会厅装饰得富丽堂皇。一座临时搭起的台子上放着一副孙文的挂像，两边分别摆着国民党的五条旗和国民政府的红白蓝三色旗。布满白花的婚礼台上挂着两块巨大的木牌，上面写着两个硕大的汉字：“囍”和“寿”。一支白俄罗斯乐队坐在另一边的一个平台上。
下午4点15分，乐队开始奏乐，婚礼的司仪在孙文的画像下就位。本次婚礼的主婚人就是右派领袖人物之一、前国立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博士。蔡元培曾协助张静江为蒋介石拿下上海铺路，最近刚被任命为南京国民政府的教育部部长。参加婚礼的来宾还有英国、日本、挪威、法国和其他十几个国家的领事。美国政府的代表是布里斯托尔海军上将。杜月笙也出现在人群当中，他新剃的光头闪闪发亮。
人群突然安静下来，身着优雅欧式礼服的蒋介石在孔祥熙和伴郎（他的秘书长）的陪同下，出现在众人面前。
来宾们突然都伸长了脖子，有的还爬到了椅子上。录像机开始“呼呼”运转，白俄罗斯乐队奏起了门德尔松的婚礼进行曲。宋美龄与子文挽着手臂，沿着摆满白花、铺着红色地毯的走廊来到了宴会厅。美龄身裹一袭银白色的乔其纱礼服，礼服的一边微微打了一点儿褶皱，然后用一支橘黄色的小花别住。她的身后拖着饰有银边的白色长纱，银色的皮鞋不时从裙纱下显露出来。绣有白色尚蒂伊花饰的面纱把她的一头黑发笼了起来，然后垂下来，在后背处又形成了第二道拖裙。她的手里还捧着一束用银白色彩带扎起、配有几棵蕨类植物的粉红色康乃馨。
跟在美龄身后的是4位身穿桃色软缎礼服的伴娘。走在伴娘的后面的是孔令伟和孔令杰。他俩穿着同样款式的黑色天鹅绒短裤和短上衣，衣边、衣领和袖口都用白缎镶着边。
美龄快走到挂着孙文（而他的遗孀此时正在莫斯科的寒冬里瑟瑟发抖）肖像的婚礼台前时，蒋介石走过来站在她的身边。他俩在孙文的肖像前站好，首先朝着肖像鞠了一个躬，然后朝着左边的旗帜鞠躬，再朝右边的旗帜鞠躬。这时候，四周的照相机开始“咔咔”地响个不停，录像机也不停地“哗哗”作响。蔡元培博士开始宣读结婚证书。读完之后，又在上面盖上了印章。接下来是夫妻对拜，之后这对新人又对着四周的宾客们鞠躬。他们没有接吻，也没有互相拥抱。伴着乐队奏响的音乐声，美国男高音歌手霍尔唱起了歌曲“哦，答应我吧”。
伴着雷鸣般的掌声，委员长和他的新娘快步穿过走廊，来到摆在鲜花做成的大钟下面的椅子前，大钟上的一条缎带被拉开了，成百上千的玫瑰花瓣洒了下来，落到了新郎和新娘的身上。
随后，美龄便退席了。她悄悄地从后门出去，坐车回到西摩路的家中换装。当天晚上，在200名卫兵的陪同下，她和蒋介石一起登上了一辆专列，去了莫干山中青帮的那所寺院。
第二天，《纽约时报》在头版头条刊登了这场婚礼的盛况，并提到国民党将在星期六召开全体会议。“如果会议成功的话，”该报指出，“蒋介石将正式重返造反阵营。”蒋介石发表了一项声明，说他已准备好重新掌权。“我们结婚后，革命工作无疑会取得更大的进步。因为，从此以后，我能够安心地肩负起革命的巨大责任……从现在开始，我们两人决心为中国的革命事业尽最大的努力。”
参加婚礼的人们没有忽略到场的整个外交使团的成员。他们发现，布里斯托尔海军上将和他的全部属下不仅参加了西摩路举办的家庭仪式，还参加了大华饭店举行的公开仪式，这说明宋氏家族的这位新成员得到了国际社会的一致认可：美国人对此感到很满意。
美龄和她的新郎刚到达寺院，蒋介石就立即被叫去参加一个据称是“非常重要的”党内会议。这场会议从上午8点一直开到晚上8点，各位青帮首领陪着蒋介石一起度蜜月。
蒋介石于当年夏天辞职后，中国的局势急剧恶化。委员长不在位，国民党中间派无法取得任何进展。绝望之余，国民党只得请求蒋介石再次出山，担任国家领袖。1927年12月10日，也就是婚后的第九天，蒋介石重新担任总司令一职，后来又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正如《时代周刊》所标榜的那样，他再次成为“中国的铁腕人物”——委员长。
伴随蒋介石的重新上台，他手下的将领们也不失时机地展示了他的权力在握。他们对蒋介石的领导力又恢复了信心，率军向北推进，把北洋军阀们打得全线溃退。日本人不想让溃逃的军阀越过长城，打破满洲地区的稳定局面，于是不断发出严厉的警告。日本特工炸毁了东北军阀张作霖乘坐的车厢，把他给暗杀了。蒋介石的新盟友、山西军阀阎锡山趁机率军横扫北京，替国民党拿下了这座都城。1928年10月10日，也即1911年武昌起义纪念日这一天，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成了中国的全国性政府。
只凭“中国伟大领袖背后的女人”之类的奉承话是很难理解美龄是出于什么样的个人动机才决定嫁给蒋介石的。
1927年，美龄自称27岁，实际上她已经30岁了，她是一个自尊心很强的女人。之前的追求者们，包括许多出身豪门、雄心勃勃的年青富家子弟，都被她一一回绝。她声称宁愿单身一辈子，也不愿意嫁给富豪当老婆。在中国社会里，她的年龄已经快要超过人们在婚姻上能够接受的最大限度了，在这方面撒谎只能更加说明她面临的窘境。
从政治上来看，美龄是个地道的极右分子。她曾经说姐姐庆龄不过是个浪漫主义者。她还认为，在蒋介石的大屠杀中受害的只有共产党人和其他处于社会底层的人员，那些“过火的行为”也都是因为士兵们一时过于冲动才造成的。
蒋介石现在已经相当富有，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商界富豪才能与他相比。更重要的是，蒋介石手中握有权力。金钱对美龄的吸引力远没有对她大姐的吸引力那么大。霭龄的成长伴着宋查理为赢取人生的第一桶金而奋力打拼的过程，因此内心深处印上了父亲一门心思挣钱的影子。庆龄则不像霭龄那样爱钱，她从小就产生了对穷苦人的同情之心。
美龄出生时，家里的经济条件已经有了保障。在她眼里，钱不过是一种便利的工具。她最大的缺点是厌烦一切，终其一生对人对事都没有耐心。她脑筋活跃，精力充沛，不过单凭自己的力量能取得的成就毕竟有限。蒋介石能提供她所需要的权力，在蒋介石眼中，拥有权力就意味着具有控制环境和他人的能力。而在美龄看来，权力则意味着影响力。蒋介石给她提供了创造历史、根据自己的想法改变中国人生活的机会。美龄觉得自己能够像美第奇家族的人那样改变人类的命运。他们两人最终得以成婚的关键原因，也许正如威斯里安女子学院的女舍监所注意到的那样，除了活泼开朗之外，美龄性格方面另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绝对服从权威。她在这里所说的服从应该是指对权力的服从，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服从——这一点她从来没有做到过。因此，即便霭龄没有向美龄描述与蒋介石结婚的种种好处，而是直接命令她嫁给蒋介石，那也是完全有可能的。
前文曾经说过，有人曾恰如其分地总结了她们三姐妹的特点：“一个爱财，一个爱权，一个爱国。”
刚当上委员长夫人的美龄急着行使自己新获得的权力，结果蜜月刚结束，她就因为触怒了青帮而给蒋介石惹来了麻烦。数年后，伊洛纳·拉尔夫·休斯从宋家顾问端纳口中了解了其中的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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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的重要人物无一例外都要向青帮交保护费，这已经形成了一种惯例。蒋介石一直都为自己交费。但在蜜月期间，美龄却开始做他的工作，她劝蒋介石说，他现在已经当上了委员长，是全中国最重要的人物，根本就不需要交什么保护费。
她性格狂放，不受羁绊，也不太注重着装打扮。她的双眼一眨一眨，能够穿过外面的重重迷雾，抓住事物的本质。她为自己的身份感到自豪，这么多年来宋子文一直在默默替她交保护费，这一点她并不知情。
蒋介石听从了她的建议。等他要与新娘下山时，他俩选择了不辞而别，悄悄溜回了上海。那天委员长还有几个紧急会议需要去赴约，可能要晚点才能回家。
两个小时后，一辆豪华的劳斯莱斯轿车停在了西摩路上的宋家门口，车里坐着一位司机和一个年轻漂亮的姑娘，他们是来接美龄到“她姐姐家”。
美龄坐上汽车离开了，但她没有到霭龄家去。几个小时之后，委员长返回家中，看到美龄不在，顿时急了。他感到事情不妙，赶紧拿起电话，在这种情况下，要想直接联系上美龄是不可能的，他拨通了子文的电话号码。没说几句，子文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挂了电话之后，子文又拨通了另一个电话。这个号码只有极少数人知道。几秒钟后，电话那头传来了一个熟悉而又让人不寒而栗的人的声音——杜月笙。
蒋夫人很好。不要担心。她安然无恙。有人发现她一个人坐着汽车在危险四伏的上海街头乱跑，只有一个女佣人陪着她。考虑到无处不在的危险，这么做非常的不谨慎。为了安全起见，她已被安置到一栋舒适的别墅里。她在那里备受礼遇，因为她是中国新领袖的妻子，大家都很敬重她。不过，尽管大家都费尽心思地讨她的欢心，她似乎并不高兴，什么东西也不愿意吃。委员长自结婚以来太忙了，没有给自己和夫人安排好妥帖的保护措施，杜月笙对此真诚地表示遗憾。在像上海这样一座危险的城市里，这么做真的是太大意了。
也许宋先生能够费心过来一趟，妥善处理一下这次意外事件。很简单，只是为他妹妹的安全办理一些例行的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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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文匆匆赶到杜月笙那栋戒备森严的别墅，办好了“手续”，然后开车去“照看”美龄的那栋房子里接上美龄，送到了蒋介石身边。这件事传递出来的信息已经很清楚了：杜月笙猛拉了一下缠在委员长脖子上的那根皮带。
美龄并没有意识到她在嫁给蒋介石的同时，也嫁入了蒋介石的“家庭”。这件事霭龄知道，孔祥熙知道，庆龄知道，子文也知道。但直到自己被绑架之后，美龄才明白过来一件事：杜月笙现在已经成了她的教父。
[1] 此处应指北伐战争时期流传甚广、根据《雅克兄弟》曲调填词的《国民革命歌》。《雅克兄弟》（另译名《雅克教士》）是一首法国儿歌，由于常被重新填词，故存在众多版本，中国人最熟知的版本是《两只老虎》。——译者注
[2] 一说此桩逸事是孔令伟所为。——编者注
[3] 约翰·根室（John Gunther），美国著名专栏作家，著有《亚洲内幕》《欧洲内幕》和《非洲内幕》等书。——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