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龄结婚的前一个月，庆龄在莫斯科寒风刺骨的红场站了5个小时，观看红军为庆祝十月革命胜利而举行的阅兵仪式。克里姆林宫的领导人没完没了地向士兵们挥手致意。陈丕士回忆说：“我们还不懂得要带着报纸去垫脚的窍门，在某种程度上尚可略略隔寒。但父亲和孙夫人则不堪其苦，因为他们穿的是薄底鞋外加橡胶套鞋。”[1]
庆龄的日子过得很惨。别的都先不说，她的钱已经快花光了。她的家人全都反对她的做法，因此她无法从家庭积蓄里取钱使用。尽管子文后来曾夸耀说，他自己掏腰包给了庆龄一笔定期补贴，但他现在大部分的精力都忙着侍候他的新主子。孙文给庆龄留下的全部财产就是莫里哀路上的那栋房子。武汉国民政府给她的那点微薄的津贴也用光了。但她仍很倔强，坚决不向克里姆林宫求助，准备等处理完蕾娜的事后就逃到柏林去。
她很少有哪怕是短暂的休息时间。她应邀到莫斯科郊外苏联领导人，包括苏维埃主席的乡间别墅去参观，还同加里宁夫人一起坐了雪橇。但这只不过是一种表面上的休闲活动，在这些场合，她实际上承受了很大的压力。
她变得憔悴消瘦，正如文森特·希恩向美国国务院汇报的那样，“一副可怜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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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方面都不断要求她就苏共针对中国的各项声明和政策公开发表意见，这让她十分困扰。他们的观点很明确：苏联人在中国受到了深深的“伤害”。因此，所有来莫斯科的中国革命者都没有钱，除非到美国，不然在这里也无法得到金钱方面的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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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1日，蕾娜·普罗默去世了。苏联医生一直按照肺结核给她治疗，实际上她是在中国染上了脑炎。她在感恩节那天被火化，所有在苏联的武汉国民政府流亡者都冒着暴风雪前来参加她的葬礼。
悲痛欲绝的希恩这样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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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葬那天下午，我们一起走了好几个小时，穿过莫斯科城去新建的火葬场。前来送别的有来自中国、苏联和美国的共产党员代表，很多人跟蕾娜都不认识。天气非常寒冷，我往前走的时候，发现孙夫人弓着腰，浑身不停地颤抖。她从中国的收入来源已经断了，自己又非常要强，不愿意接受陌生人的帮助。她根本没有过冬的衣服，在这阴沉酷寒的大街上，她只披着一件单薄的黑色斗篷。苏联外交办公室借给她的那辆汽车就跟在送葬的队伍后面，车里面至少还能暖和一些。我想劝她上车，但她不肯。她就这样步行穿过了莫斯科城，双臂交叉抱在胸前，美丽的脸庞低垂着。她也是前几天才大病初愈，脸色苍白得吓人。一切都在这寒冷的阴霾之中继续进行，此时我突然发现，宋庆龄是这些流亡者中最孤独的一个人，她跟在这位最公正无私的朋友的灵柩后面，在薄暮之中颤抖着往前走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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蕾娜的事情既已安排妥当，庆龄便收拾起仅有的几件行李，借口要去布鲁塞尔参加国际反帝国主义大会，于1927年12月离开了莫斯科。她最终去了柏林，那里与莫斯科简直是天壤之别。由于“一战”的失败，20世纪20年代的柏林如同服用了过量药物的病人，似乎还没从战败的恐慌中缓过神来。这座城市里有一名蛇蝎美人，名叫安妮塔·柏柏尔的吸毒女，也就是“蓝色天使”的原型。她在“白鼠卡巴莱[2]”歌厅的夜场跳脱衣舞，不管男人女人都可以跟她做爱。当时那里流行一种时尚，私人晚会上经常招一些女招待，她们身穿薄透的女裤，只要付钱给她们就可以随便摸。在著名的库达姆大街，男人穿得像女人，女人穿得像男人。世界简直是颠倒了。那些通常在私下场合才会发生的事情却在大庭广众之中、众目睽睽之下上演，并成了人们的一种生活方式。德国已经陷入经济萧条的汪洋大海之中。
柏林也成了艺术家、作家、音乐家和政客们的避难所。在这里，共产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你争我斗，而法西斯分子则秘密集会，商讨如何拯救自己的祖国。
作为一个政治流亡者，在柏林期间，庆龄把全部时间都用在了日益壮大的国际反法西斯运动和反帝国主义联盟上面，她找到了他们可以共同奋斗的事业。1927年12月，她被选为该联盟的名誉主席，20个月之后又再次当选。对她来说更为重要的是，勇敢无畏的邓演达也在柏林。他俩一起拟订计划，准备在中国发展一种新的“第三势力”，以取代共产党以及蒋介石领导下的反动的国民党。
文森特·希恩在柏林找到了她，对她所处的贫困环境深感震惊。他把自己的担心告诉了美国大使馆的一位朋友，那个外交官又以保密备忘录的形式把这一情况向华盛顿做了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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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一位好友处得知，孙逸仙夫人来柏林已经有三周了。她的行踪如此隐秘，就连警察都不知道她来到了这里。
她在莫斯科待了半年，那里的生活让她对布尔什维主义完全丧失了信心。
她对中国现有的国民政府不抱任何希望，她认为这个政权已经烂透了，她那个靠政治发财的继子孙科也好不到哪里去。
孙科正在进行环球旅行，并于昨天抵达了柏林。也许是提前知道了他要来的消息，他的继母在他到达柏林的前一天离开了自己的藏身之地。
她同国内一直保持着紧密的联系，目前正在研究如何通过忠实地实施其夫的“三民主义”来拯救这个国家。
她的生活非常拮据，甚至可以用“寒酸”两个字来形容。
美国曾邀请她做30次演说，每次500美元，目前，她还没有答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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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此时，南京的一帮人正在策划一次行动，以便能诱使庆龄回国，落入蒋介石设下的圈套之中。他们计划把孙文的灵柩从京郊西山的停放处搬到南京郊外紫金山上的一处永久墓地。这一壮举对蒋介石非常有利，把这位受人尊奉的圣人的遗体搬到离蒋介石近点的地方，可以更好地巩固他的右翼政权。
委员长夫妇拿出一部分新搜刮来的钱财重新整饬了一下破败不堪的南京城。蒋介石无意继续把北京作为中国的窗口，把“北京”（北方京城）两字改成了“北平”（北方平安）。同时，为了适应南京的新形象，蒋介石投入100多万美元在紫金山为孙文建造了一座大理石陵墓。
这座陵墓共耗费8万平方米的大理石，规模宏大，外观丑陋。入口处的牌楼上刻着两个大字：博爱。过了牌楼，里面是一座很大的院子，再往前便是两边种满树木的夹道，道路尽头立着一座三拱的牌楼，上书4个大字：天下为公。再往上就是用苏州花岗岩砌成的8级台阶，直通到上面的一个石砌亭阁，亭后便是陵墓。亭阁有4个尖角，顶上铺着闪闪发亮的蓝色琉璃瓦。里面四壁都刻着孙文的语录，天花板上则挂着他设计的旗帜。这座亭阁的后面专门设计了一个球形陵墓，里面停放着孙文的棺椁。
在蒋介石的敦促下，宋家派年龄最小的子良去柏林接庆龄回国。子良是这个家族里唯一没有疏远庆龄的人。庆龄知道蒋介石的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因此，在离开柏林之前，她发表了一个公开声明，宣布自己与蒋介石及其政府没有任何关系。原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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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此去中国，是参加将孙中山先生的遗体移至紫金山的仪式的，葬在紫金山是孙先生的遗愿。
为了避免任何可能产生的误解，我不得不申明，我坚持一九二七年七月十四日在汉口发表的声明，在那个声明中我宣布不再参加国民党的工作，因为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政策和活动是反革命的……
因此必须十分明确，我参加葬礼绝不是，也绝不能被解释为我要缓和或改变我的决定：只要国民党领导反对孙先生的基本政策，我就绝不参加国民党的任何工作，不管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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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良吓坏了。他说姐姐是个傻女人。据庆龄在柏林的朋友们讲，庆龄的一番话让子良哑口无言，她说：“宋家人是为中国而存在，而中国的存在却并不单是为了宋家。”
她乘坐西伯利亚铁路的火车先到了哈尔滨。一位记者记叙了接待时的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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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过边境线后，一路上每到一站，都有人在列队欢迎。火车准点抵达了哈尔滨，包括中国官员、铁路领导以及商界、金融界和其他社会各界的代表在内的一大群人早已在车站等候她的到来。苏联总领事、日本总领事也站在接待的人群当中。孙夫人从专用车厢里出来，快步走进一间摆好香槟和水果的专用候车室，在里面照完相后，便离开车站前往宾馆。晚上7点，人们在六国大饭店设宴款待孙夫人。晚上10点40分，她返回火车站，踏上前往北京的旅程。前来送行的人比迎接她的人还要多，人们给她献上了很多的鲜花。在一片舞动的彩旗和标语之中，伴着军乐，火车徐徐驶离了车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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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长已经做好充分准备，确保庆龄在各处都受到热烈的欢迎。庆龄明白这种宣传对蒋介石的意义，她向见到的每一位记者重申了自己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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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革命已遭到背叛和完全的歪曲……中国最大的污点是，这种可耻的反革命为首者竟是在公众心目中与国民革命运动密切相连的那伙人……他们……正在试图将中国拉回到为个人争权夺利的无谓的战争这条老路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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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她的声明影响平平。西方媒体的编辑们似乎把她视为危险的“赤色狂热分子”，对她的报道只占了很少的篇幅。
在北京，在登上前往南京送葬的列车之前，她谁都没有见。她避开自己的家人，因为他们都支持蒋介石。南京的天气炎热而又潮湿，冗长的下葬仪式让她备受煎熬，攀登紫金山更是苦不堪言。最后，她丈夫的灵柩终于摆放妥当。她随后便去了上海，回到位于莫里哀路上的家中。
在接下来的两个月的时间里，她一直保持着沉默。随后，在8月1日，即国际反战日这一天，她再次对蒋介石进行谴责。在上海，这么做实属大胆之举。她的这份声明是以致“柏林反帝联盟电报”的形式发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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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动的南京国民政府正在勾结帝国主义分子势力，残酷镇压中国人民大众。反革命的国民党领导人背信弃义的本质，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无耻地暴露于世人面前。在背叛国民革命后，他们已不可避免地堕落为帝国主义的工具，企图挑起对俄国的战争。但是中国人民大众，不因受镇压而气馁，不为谎言宣传所蒙骗，他们只是将站在革命一边进行斗争。恐怖行动只能唤起更广大的人民群众，加强我们战胜目前残忍的反动派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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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她的用词夹杂着一些让人看了脸红的陈词老调，内容却相当尖锐，可谓一针见血。估计杜月笙看了之后，肯定会用比委员长更恶毒的手段来对付她。在声明发表后的那几天里，也许是孙夫人最临近死期的日子。
她的电文被印成传单四处散发，结果发传单的那个人被逮捕了。还有人抱着一大摞传单从位于南京路先施百货公司的屋顶上扔下来。一位朋友问孙夫人在这通发泄之后的感受，她回答说：“自从发了那份电报，我的内心舒服多了……至于我个人会发生什么事已经无关紧要了。”她的住所受到监视，前来探访她的人也被跟踪，有谣言称她家里在夜晚发出的“咔哒”声实际上是“在向莫斯科发送密电”。庆龄依然表现得很平静。“在我的内心里并没有对革命丧失信心，”她对朋友们说道，“使我失望的，只是有些领导过革命的人已经走上了歧途。”
借着探访的名义，一位曾为了使革命走上歧途而给蒋介石助过力的人就传单的问题前来指责庆龄。为了表明这只是一次严格意义上的社交访问，他把自己的老婆也带去了。
这个人就是一度曾加入“左”派阵营的狂热分子戴季陶。戴季陶曾给孙文担任过多年的秘书，很早就跟庆龄熟悉。他祖籍浙江，跟蒋介石是同乡，浙江同时也是青帮力量的大本营。他研究过几天马克思主义，还为《资本论》写过一篇中文简介。他曾鼓励朋友们组建中国共产党，自己也差点儿加入，不过因为在孙文身边工作太忙，他最后放弃了。
1922年，在去四川执行任务的途中，戴季陶突然神秘地出现了精神病的症状。事情发生在汉口，好像是因为与当地的共产党组织发生冲突，他的头部受了外伤。当时他企图投江自杀，被救上来之后，转而到佛教中修持苦行的一个支派去寻求内心的平静。1923年秋，戴季陶回到上海后，开始厌恶所有的共产党人和激进分子。杜月笙和张静江都将其视为心腹，并让他相信，救赎之道就在于发动右翼政变，并让蒋介石担任军队名义上的领袖，因为蒋介石这个人“靠得住”。
后来戴季陶突然又不再反对共产党了，并且还在孙文的广州联合政府里谋了个职位，担任了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跟蒋介石成了同事。戴蒋两人通力合作，一起掌控着黄埔军校，对学员们进行精挑细选，悉心栽培。
右派分子对共产党和苏联之间的联盟越来越感到焦虑，于是戴季陶便出面组织了西山会议，把国民党内那些坚定的右派团结到一起，共同支持蒋介石，并把这些人一个不漏地塞进了杜月笙的口袋里。
蒋介石掌权之后，戴季陶当上了考试院院长，掌握了行政部门的任命权——对一个中国的托尔克马达[3]来说，这绝对是一个实权位子。8月10日，戴季陶来到莫里哀路庆龄的家中后，进行了如下的谈话。下面是从孙夫人笔记中摘录的部分谈话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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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一番颇具感情的寒暄之后，戴君便说他的身体坏极了，多次想离国远去。去年，当他打定主意要到欧洲去时，蒋介石和其他许多朋友都来劝勉共襄国家的建设工作，阻止了他许久存在心里的计划。戴君还说，他既不为金钱，亦不贪图地位，参加政府只不过是分担一份党国艰难事业的责任，而没有其他什么动机。我明白戴君是带了蒋介石的使命来探我的消息的，我打断了他，说他没能出国是很可惜的。他被我的话窘住了，默不作声……
在这当儿，戴君从他的座位上站立起来，嗫喏着像是有什么东西要给我看。同时，他的手在口袋里摸索了一回，后来取出一张折着的纸。他正要送到我手里来，我已经看清楚了。我确信地对他讲，那好像就是我发给反帝国主义大同盟的、南京国民政府不许发表的电稿。
戴：“这真是从你这里发出去的吗？我真不大相信，像您这种地位，取这种态度，实在是有点不可思议。这诚然是一桩很严重的事啊！”
宋：“这是唯一诚实的态度，即使孙先生处于这种环境之下，也是要取这种态度的。你散布谣言把我的电报视作共产党的捏造不免太愚蠢了。我有权可以证明，一字一句都是出于我自己的。”
戴：“共产党是要负一切罪恶的责任的，尤其是现在，共产党受莫斯科的指导，在全国制造混乱。你怎能发出这种电报来攻击政府呢？我们把私人关系搁在一边。政府对这种严重的过失，是不能忽视的。纵使政府有了错误，你也没有权利公开地说，你应该遵守党的纪律。而且这件事尤其不好的地方，是拍电报给外国人啊！这无异丢政府和民族——你自己的民族——的脸啊！”
宋：“遵守党纪，虽然，谢谢你们把我的名字列上你们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其实我并不属于贵党。你竟有这种勇气告诉我，说我是没有权利说话。你们是把我当招牌去欺骗公众吗？你的好意正是一种侮辱。相信吧，没有哪个以为南京国民政府是代表中国人民的。我是代表被压迫的中国民众说话。这你是知道的！……你们的爪牙杨虎在法国巡捕房控告我装置秘密无线电，布置外国特务来对付我，这不是丢脸吗？你们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留下了多少污点，民众将有一日要和你们算账的！”
戴：“你太性急了，孙夫人，革命不是一日能够成功的，请你不要枉费精力从事破坏工作，攻击政府和几个领袖，与我们合作才是你的义务。你的愤激和感情，我十分了解，这是过去几年痛苦经验的结果。但是孙先生不是一个寻常人，他远远超过一切人，天赋予他一种非常的智慧和才能……”
宋：“……我要警告你，不要把孙先生当作一个偶像，当作另一个孔夫子和圣人。这是对孙先生名声的污辱，因为他的思想和行动始终是一个革命家。我很遗憾，你的思想已经堕落了。”
戴：“正好相反，我的思想已经与时俱进了。改进社会状况，改良人民生活，这不是革命的吗？
宋：“国民党是作为一个革命的组织而创建的，绝对不是一个改良派的会社，否则，它就应该叫作进步党了。”
戴：“那末请问你是怎样理解一个革命者的呢？似乎有很多不同的定义了。”
宋：“革命者不满意目前的制度，努力以求建设有益于社会广大群众的新的社会秩序来代替旧的社会。请问，迄今你们有什么革命的成绩呢？”
戴：“恐怕你没有注意到政府各部的进步吧。建设工作正在进行，朽败的房屋变成了新建筑，计划建立新的铁路，改革国家交通，救济人民的痛苦……”
宋：“我除了看见你们妄肆屠杀数以万计将来可以代替腐败官僚的革命青年以外，没有什么了；除了穷苦绝望的人民以外，没有什么了。事实上，你们什么都没有做，只进行了反革命活动……”
“你是不是以为孙先生组建国民党是要使富人更富，并吸吮中国几万万垂死人民的膏血呢？”
戴：“介石正在竭力以求实现孙先生的《建国大纲》，他负着极大的责任，要克服无穷的阻碍，全体忠实同志，都应该来辅助他。但是现在情况是很困难而又复杂的。诚然，即使介石把政府交给你，或汪精卫，我敢断言，情形纵使不更变坏，也不会有半点改善。”
宋：“请放心，我并不希望代替蒋君！”
戴：“你不能够到南京来待些时候吗？那里有你的亲族，在那样的环境里面，你也会比较快活一些。我们都是人，怀有好意和同情心的人。”
宋：“假如快乐是我的目的，我就不会回到这样痛苦的环境里面。目击我们的希望与牺牲被葬送，我同情民众，甚于同情个人。”
戴：“孙夫人，我希望你不要再发表宣言。”
宋：“戴君，使我不说话的唯一办法，只有枪毙我，或者监禁我，假如不然，这简直就是你们承认了你们所受的指摘并不冤枉。但是你们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和我一样公开进行，不要……用侦探来包围我。”
戴：“我去南京，回来以后再来看你吧。”
宋：“再来谈话也是没用的了，我们之间的鸿沟太深。”[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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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与夫人一道起身离开时，这位老人转过身来，舔了舔干燥的嘴唇（他是个容易紧张的人），恶狠狠地说了一句：“要不是因为你是孙夫人，我们一定会要你的命。”
庆龄微笑着回答说：“如果你是自己认为的那种革命者，早晚会这么做的。”
庆龄卧室里藏有发报机的事纯属无稽之谈，不过这也无关紧要。如果克里姆林宫想要获得上海的秘密情报的话，只要联系苏联谍报机构驻上海的迪亚曼特、德利本斯基和佐尔格三位高级间谍就可以了。此外，塔斯社的记者罗弗同志和外交部代表克雷姆斯基同志也在上海。
当时在上海的还有一位美国作家、激进主义分子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史沫特莱身体壮实、下巴宽大，模样长得还过得去。她活泼可爱、精力充沛，很有幽默感，喜欢开玩笑。正是由于这种性格，多年后在红色总部延安的一次晚会上，她曾主动请缨，教毛泽东学跳舞。不过后来她曾善意地解释说：“自尊心让他没有接受我的邀请。”最终，她跟随毛泽东的部队四处征讨，对红军体现出的英雄主义精神和所做的牺牲进行了详细的报道。她过惯了艰苦生活，费正清曾这样说道：“她在科罗拉多矿区的下层社会里长大，在那里，‘美国梦’已经变成了一场噩梦。他的父亲死于酗酒，母亲因为过度劳累而去世，姑姑则沦为了妓女。史沫特莱全凭着自己过人的聪明和坚强的个性才活了下来。”她之所以参加印度的独立运动和中国农民为自由而进行的内战，都是因为受到各种不公现象的刺激。跟一位印度无政府主义者的恋情让她走向了革命。现在，36岁的史沫特莱又以德国《法兰克福报》记者的身份来到中国。
史沫特莱因与庆龄和共产党交好而被列入了委员长的黑名单。美国军情部门也对她产生了怀疑，认为她可能与以理查德·佐尔格为首的苏联间谍圈有联系。他们做出这种判断，很显然是因为史沫特莱平日里过于随意，让那些跟自己不熟悉的人用自己的地址来收发信件，这些人中就包括几个佐尔格圈子里的苏联人。史沫特莱住在法租界吕班路85号，离庆龄的住处很近，因此也受到了青帮分子的监视。
史沫特莱和庆龄有很多相同之处，包括她们与反帝大同盟之间的联系。她俩在中国还有很多共同的朋友，其中包括新的“第三势力”的成员以及一些共产党员。她们俩都讨厌蒋介石，并且毫不遮掩对他的鄙视，这让那些仰慕蒋介石的人十分憎恨，差点儿以间谍罪的名义把她们抓起来。
南京独裁政权也不断捏造事实。私下里曾流传着这样的消息，暗指报社编辑约翰·鲍威尔在克里姆林宫那边也领一份工资。
虽然庆龄的言论已被封锁，她跟戴季陶之间的那段值得铭记的谈话也没有得到广泛的传播，但她仍有其他途径来发表自己的言论。后来有一张署名“孙夫人”的传单得以大范围地流传，内容是关于她妹妹美龄的一些丑闻。这张传单看起来不像是孙夫人亲手写的，不过，从内容来看，也只有宋家人才会对美龄的日常生活细节了解得如此详尽：
<b>痛告四万万同胞书</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