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的广州城一片大乱。各个国家都抓住这一时机加以干预，美国人自然也不例外。得知有人正在帮助孙文之后，就像依阿古去挑拨奥赛罗[5]一样，美国人也试图破坏他们之间的关系：“你知道‘鲍罗廷’是个化名吗？你知道他的真实名字吗？”
身材矮小的孙文眨了一下眼睛，回答说：“知道，拉斐特。”
法尼娅带着两个儿子来到广州与鲍罗廷团聚。他们一家搬进了一栋阴暗丑陋的黄色两层小楼里，楼的后面是广州练兵场，前面则是一栋同样丑陋不堪的楼房，里面驻着国民党政治统治机构的总部：中央执行委员会。两名身穿皱巴巴的灰色制服的中国士兵手握钢枪站在他的门口两侧。从门口进去则是一个宽阔而空荡的大厅，二楼楼梯口的平台前也有一个士兵在那里站岗。鲍罗廷一家住在二楼的几个天花板很高的房间里。楼上有一间候客厅，里面空荡荡的，除了在正对着的两侧悬挂着的孙文和列宁的画像之外，什么都没有。
楼下的几个房间里堆积着大量的文件，到处都是忙忙碌碌的翻译人员。鲍罗廷的首席中国助理也住在这栋楼里，全面督查这里的工作。后来，一位在巴黎留过学的年轻共产党员担任了鲍罗廷的秘书，他的名字叫周恩来。
除了靠近国民党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之外，鲍罗廷选择这个地方居住还有另外一个原因。他喜欢骑马，如果没时间远行，他可以到练兵场上小试一下。这栋阴暗的房子也非常适合下棋，有时候他一下就是好几天。
鲍罗廷在11月广州保卫战中的果断表现给孙文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很显然，他对这位苏联顾问非常信任，在接下来的数周内达成了多项协议。他们谈话时，鲍罗廷总是认真地听孙文在那里高谈阔论，只有在孙文询问意见时才说一下自己的看法。孙文的战略是这样的：如果能够控制华中地区，比如汉口之类的城市，再背靠苏联，在蒙古建立第二个根据地，那么在与外国列强打交道时就可以态度强硬一些。有苏联做后盾，北京就被纳入了他在蒙古基地的打击范围之内。当时鲍罗廷也已答应会建立一条海上供应线，以从苏联购买木材、大米和大豆为掩护，偷偷从西伯利亚的各个港口往广州运送各种武器装备。
从1920年开始，蒋介石便对苏联产生了兴趣，这也许是杜月笙和张静江教唆的结果。他心不在焉地学了一段时间的俄语，其间还曾写信告诉孙文，他认为苏联“先安内后攘外”的政策很有道理。
“安”意味着纪律，这一点蒋介石尤为感兴趣。蒋介石深信，由于缺少纪律约束，缺少安定的环境和严密的组织，中国革命不可能取得任何成果。多年来，正因为他的同志们不能严格遵守纪律，不能准确执行命令，他的任务一次又一次半途而废。在没有获得足够的实权之前，他拒绝到广州国民政府去任职。
苏联的纪律问题由布尔什维克的国家安全组织“契卡”负责。契卡与红军开展合作，通过苏联政府在全国强化党的纪律，镇压白俄的叛乱和其他反动行为，清除意识形态上的异己分子，压制一切不满言论。
全世界的报纸杂志都在连篇累牍地报道苏联发生的事件，上海当时成了白俄罗斯人的避难所，这些人的讲述也证实了很多恐怖活动的细节，蒋介石自然也一定了解契卡的所作所为。
尽管如此，在蒋介石的软泡硬磨之下，孙文还是答应派他去莫斯科。1923年8月，蒋介石终于启程前往苏联。不过，他此行的期望有点急促而又不太现实。出行之前，他甚至在朋友们面前夸下海口，说他将在苏联待上“5年或10年”——现在回想起来，他这么说也许是想让自己看起来有点豪气干云的感觉。当发现苏联与想象中的情景大相径庭之后，他立刻感到了巨大的失望。
多年来在上海过惯了放纵生活的蒋介石与苏联的环境格格不入也就不足为怪了。同时，他或许也能体会到莫斯科人对东方人的那种与生俱来的恐惧和仇恨。
如果不考虑个人因素，单从政治角度来看，他的莫斯科之行对国民党来说是一个胜利。到达莫斯科之后不久，他于1923年9月2日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会议上发表演说，宣称自己确信中国革命会在两到三年内取得成功。针对在莫斯科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中伤孙文及其领导的国民党的问题，蒋介石坚称共产国际并不了解中国的革命运动，要求共产国际再多派一些代表，去获得中国革命形势的第一手资料。
他还视察了红军部队，参观了很多军校和各级党组织，访问了彼得格勒附近的喀琅施塔得海军基地。他注意到，苏联海军仍处于两年前残酷镇压水兵反叛布尔什维克时的战备状态。很明显的一点是，他大部分的时间都是跟契卡在一起，学习他们的各种手段。
蒋介石在莫斯科的那段时间里，列宁正处于深度昏迷状态，将不久于人世。蒋介石便同托洛茨基进行了多次长谈。托洛茨基向他保证，苏联只是在最大限度上给世界各地的解放运动提供道义和物质上的援助，但绝不会派遣军队去干涉别国政治。此外，蒋介石还会见了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拉狄克和契切林，并且也注意到了托洛茨基和斯大林之间愈演愈烈的权力斗争。
在莫斯科只待了三个月，蒋介石就准备打道回国。回国后，他在《复廖仲恺书》中曾提到：“俄党对中国之惟一方针，乃在造成中国共产党为其正统，决不信吾党可与之始终合作，以互策成功者也。至其对中国之政策，在满蒙回藏诸部，皆为其苏维埃之一，而对中国本部，未始无染指之意。”
11月29日，蒋介石突然中断他的苏联之行，匆匆返回中国。
蒋介石明白，他的这次苏联之行会使他被党内的其他信徒们另眼相看。如果苏联人准备出钱帮助国民党在广州附近建一所军校，培训一支真正的军队，并配备苏式武器装备的话，那么他一定要设法掌控这所军校，从而控制这支部队。在苏联的经历使他在争夺黄埔军校校长职位中占据压倒性的优势。
经过长途劳顿，经由西伯利亚回到上海之后，他回到了浙江老家。那里靠近杜月笙的一座位于武岭山脉莫干山中一处寺庙里的乡下寓所。就这样，蒋介石的那些保守派支持者们在广州和上海为他疯狂游说，他则静等着国民党领导层上门找他。1923年12月26日，他收到一封电报，许诺他“全权负责”军校事务。电报中称，军校的组成“非君大力筹划不可”。30日，孙文又发来一电，要求他速回广州，“汇报情况并共商中苏合作大计”。
1924年1月6日，蒋介石动身前往广州。选定在这样一个时间点出行，目的就是能够正大光明地参加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如他所愿，大会任命他为黄埔军校筹备委员会主席。
国民党知情人士透露，在讨论课程设置和学校管理时，苏联顾问们和那些在不久前按照苏联援助计划要求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们曾一起反对蒋介石。蒋介石说完他的黄埔军校发展计划时，共产党员和苏联顾问们都提出反对意见。蒋介石当场起身，拂袖而去。回到浙江老家后，蒋介石玩了一把猫捉老鼠的游戏，他给孙文写了一封长信。在信中，他接受了人们对他的批评，承认自己在代表大会上有些“顽固”，并称自己在听到这些批评后“如坐针毡”。不过，这些毕竟属于个人的缺点。他指出，真正让他气愤的是国民党中的“新势力”——共产党员和苏联顾问正在挑起派系之争。他承认自己跟国民党中的一些人同样保守，不过他争辩说，在承认国民党中“新势力”存在的同时，不应该摒弃党的传统力量——“那种使之在任何环境下都能存在下去的中流砥柱的力量”。
蒋介石在信中指出，孙文认可的干将和忠臣中，有很多不过是溜须拍马之辈、投机取巧之徒。而孙文需要是那些真正既有才能又忠心的人，比如像他蒋介石这样的人。随后，蒋介石提醒孙文说，1922年广州兵变之后在炮艇上漂泊的那段时间里，陪伴他左右的只有自己。如果不能更广泛地处理政治事务，不能让那些“新势力”服从他的意见（即便他的观点有些保守），那么他就无法直接指导军校学员的训练工作。蒋介石还引用了很多“传统的道德准则”来美化自己的那些“陈旧的观点”。
有这些圣人们的言论摆在眼前，孙文无法否定他的观点。孙文让步了，同意支持蒋介石拥有否决黄埔军校政治代表们意见的权力。
从蒋介石那不合常规的在危难之际在炮艇上帮助孙文的举动，到他那次非常特别的由爱转恨的苏联之行，以及争取黄埔军校校长之位的迫切心情可以看出，这里面还是有一些阴谋的影子。国民党领导层的那些保守分子，尤其是蒋介石在上海的那些右翼朋友们虽然有时做事笨手笨脚，但对孙文转向苏联以及“左”翼分子和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一事却很警惕。毫无疑问，他们直接影响了蒋介石，并在这段严峻的时期督促、支持并指导他的行动。从他公开的信件中可以看出，蒋介石与这些人一直保持着联系，并不断寻求他们的指导。他们为他提供舞台指导，给他提醒台词，把他推到台上表演，蒋介石业已成了上海右翼分子的傀儡。
1924年3月3日，蒋介石正式担任黄埔军校校长及新成立的国民党军队参谋长之职。鲍罗廷对蒋介石一直非常忌惮，遵照他的指示，苏联顾问们没有对上述任命提出反对意见。然而，没有阻止蒋介石担任黄埔军校校长这一令人垂涎的职位是他们犯下的一个致命错误。鲍罗廷不知道中国人很重视师生之间的情谊。从传统的角度来看，中国人最重视对自己家族的忠诚，第二重视对没有血缘关系的姻亲之间的忠诚关系，第三则是师生之间的情谊。各地军阀们经常利用的就是这种关系，蒋介石也对此了如指掌。如果他担任了校长之职，那么到头来所有的学生便成了他的门生。鲍罗廷或许设想他可以以后再把蒋介石剔除出去，这么想可是大错特错了。他之所以会犯这样的错误，也许是因为他在三月离开了广州到北京去与苏联外交官们商谈事务，因此忽略了广州这边的情况。
鲍罗廷和孙文已经商谈好，“首要任务是按照苏联模式组建一支军队，为北伐打下基础”。苏联将提供必要的资金和顾问人员。截至1924年，国民党一直没有充足的资金来源，一直依靠从海外华人和国内商界那里贷款。1924年1月底，孙文收到了一笔60 000元（中国货币，下同）的贷款。很显然，这是莫斯科给的。国民党高层对资金的来源问题十分谨慎，当蒋介石问及此事时，党内的“左”派领导人廖仲恺给他发了一封电报，让他别管闲事：“至于军校的资金问题，我不过问你如何使用，你也不要问是哪里来的。钱不是问题，你大可以放心使用。”后来莫斯科方面证实：“这所学校是在1924年由我们出资建立的，最初的运转经费由我们支付。”莫斯科总共在这所学校投入了约2 700 000元。
一旦经费到位，下一步就是招募培训人员了。鲍罗廷和苏联驻北京大使加拉罕联名致电莫斯科，请求派遣“50名现役军人”前来中国，并应由一名“有丰富的作战经验，又能让孙逸仙满意的同志”带队。
第一个来到广州的苏联指挥官是帕洛夫同志，不过他在珠江游泳时“不幸淹死了”。1924年10月，他的继任者瓦西里·康斯坦丁诺维奇·布柳赫尔来到广州。中国人熟知的是他的化名：加伦。
黄埔位于广州城南10英里处珠江的一个小岛上。19世纪70年代，清政府曾在此建过一个军事要塞和一所海军培训学校，他们留下的那些陈旧的木头房子便被用作军校学员们的营房。起初，国民党计划在广东省公开招收学员，但招生人员遭到反对派军阀的囚禁和暗杀。于是，国民党只好改为在全国范围内秘密招生，孙文吃惊地发现，全国有3 000名符合条件的人申请报名，而第一期只能招收500名学员。以往，中国的军校学员中有很多都是文盲，而黄埔军校招收的第一期学员却全部都有中学毕业文凭，文化程度很高，这着实让人惊奇。
孙文和鲍罗廷不知道、也没有怀疑过的一点是，首批入学的学员中有一大部分都是青帮成员。对青帮来说，这可是在黄埔军校暗中布局的绝佳机会。陈果夫负责具体的招生工作，他是已故英雄人物、青帮主要头领陈其美的亲侄子。自从陈其美被暗杀之后，他的两个侄子接替了他在青帮高层中的职位，并被蒋介石“收入门下”。据信，通过直接从青帮成员中挑选，或者间接通过家族和依附关系，陈果夫为黄埔军校招纳了7 000名学员，而他几乎屁股都没离开法租界就完成了这项任务。实际上，凭他的势力，办这样的事也不需要他亲自出马。这些学员组成了蒋介石的嫡系骨干力量。由于中国共产党在当时的组织还很不系统，因此无法影响此事的进展。
1924年5月5日，黄埔军校正式开课。一个月后，鲍罗廷完成北京的使命回到广州，正式举行了长达一整天的开学庆祝活动。庆龄也陪同孙文参加了典礼，孙文还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说：
<blockquote>
至于说到民国的基础，一点都没有。这个原因，简单的说，就是由于我们的革命，只有革命党的奋斗，没有革命军的奋斗，因为没有革命军的奋斗，所以一般官僚军阀，便把持民国，我们的革命便不能完全成功。我们今天要开这个学校，是有什么希望呢？就是要从今天起，把革命的事业重新来创造。要用这个学校内的学生做根本，成立革命军。诸位同学，就是将来革命的骨干。[6]
</blockquote>
蒋介石这位国民党军事和政治上的右派担任了黄埔军校校长，在美国受过教育的“左”派领导人廖仲恺则担任国民党在黄埔军校的党代表。如此一来，黄埔军校便成了国民党内部和中国革命中业已产生的政治两极分化的一个缩影。军事上的右派分子占很大的优势，因为他们对两派之间的斗争越来越重视。廖仲恺和蒋介石领导下的黄埔军校设有6个部：政治部、训练部、教授部、管理部、军医部和军需部。教员都是来自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和云南陆军讲武堂的毕业生。在“左”派领导人廖仲恺的指导下，黄埔军校制订了中国当时最好的政治课程规划，开设的课程有经济学、帝国主义理论、中国历史、西方革命运动史等，而蒋介石则侧重军事纪律和4种军人必备的武德：勇敢、无畏、权威和俭朴。黄埔军校特别强调集体责任的原则——如果临阵退缩，则必处死无疑；如果坚持信仰，则必会得到国民党的厚待。
通过聘用苏联教官，黄埔军校强化了军事技能方面的训练。中国历史上第一支完全现代化、机械化的先进陆军正在逐步形成。
中国军阀们一般情况下都是把现代化武器（步枪和大炮等）当作烟花爆竹使用，发射炮弹不过是为了“壮一壮声势”，士兵们并不关心它能不能击中目标。中国城市的外墙都是用土坯建造而成，只需一发炮弹就能拿下一座城池。从以往的经验来看，发射炮弹的目的不过是造一造声势，以促成政治解决。不过，黄埔新军出现之后，中国人的军事战略发生了变化——鲍罗廷和蒋介石不再满足于吓唬敌人，他们想要的是消灭敌人。
苏联人发现，国民党的军械库里只有13门不同型号的野战炮，一些为数不多的、不同型号不同口径的步枪和机枪以及少量的弹药。凡尔赛会议上签署的禁运协议禁止中国从签约国购置武器装备，但是由于苏联人没有参加凡尔赛和会，所以可以给中国提供武器。仅在1925年这一年中，从苏联运给国民党的武器总值就达250万卢布[7]，此外还有更多的武器装备存放在海参崴[8]待运。
孙子如果泉下有知，也许会对38岁的蒋介石表达自己的赞赏之情。他正在引导苏联布尔什维克和中国共产党为他缔造一支前所未有的现代化作战部队，这看起来很像是他的密友杜月笙和张静江出的主意。
以前需要钱是为了创建一支军队，现在需要钱，而且是大量的钱，其目的则是进行北伐。孙文听取了夫人的建议，他决定把庆龄的弟弟宋子文从上海召到广州。毕业于哈佛大学的金融家宋子文在筹钱方面很有一套。子文是个地道的资本家，出身于家境优越的中产阶级家庭——父亲是知名的印刷商和美南监理会牧师，大姐嫁入了中国最早出现的农村银行业家族，这些条件使他能够很大程度上缓解广州商人们的紧张情绪。看到苏联顾问们阔步走在广州街头，中国共产党党员也加入了“他们”资产阶级的国民党，这些商人们变得越来越警惕。实际上，在黄埔军校筹建之初，还在夸耀自己留着的大学生平头的子文就已接受孙文委托，开始重新打理国民党的财政。
这是一项令人望而生畏的挑战。当时，中国的经济整体上一团糟，“一战”时期收复的阵地已经不复存在。外国人卷土重来，再次控制了中国的财政命脉。庆龄的弟弟接到的第一项任务，就是筹集紧急资金以保证国民党的日常活动开支，之后又让他重新整顿广东省的经济，使其税务系统至少能够在表面上恢复秩序。相比全中国而言，他取得的成功仅仅局限在一省范围之内，但这足以令许多观察家感到惊骇。
宋子文是一位个子不高、身材矮壮结实的年轻人，脸蛋像一美元硬币上的头像。他的表情总是很冷漠，因为他脑子里总是装着很多事情。他戴着一副日本天皇和英国作家詹姆斯·乔伊斯常戴的那种镶着又小又圆的“泡泡眼”镜片的眼镜，这使他看起来更加冷静严肃。大家都说，他是那种喜欢看蝇头小字书写的数字账单的人，或者是喜欢在芝加哥帮人看走向来弄点儿油水。他的上嘴唇似乎总是微微有些汗迹。他在美国有很多朋友。
1915年，子文从哈佛大学毕业后，到纽约的国际银行上班。不过，他并非像后来人们所说的那样在公司里当经理，而只是那里的一个普通办事员，主要负责面向中国的汇款业务。这个难得的机会让他见识到了海外华人如何处理他们与在国内的家人和商业伙伴之间的那些最为隐秘的财务问题。晚上，他则去哥伦比亚大学进修课程。子文头脑聪明，非常幽默。在政治上，他是个地道的西方自由派，可以同时坚持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
1917年，也就是他的小妹美龄回国的那一年，子文也回到国内，到上海的汉冶萍公司找了一份秘书工作。这原本是一家中国公司，主要从事煤矿、铁矿和钢铁厂等业务。日本商人早已对它垂涎已久，根据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日本人于1915年获取了这家公司的控制股权。凭借宋查理的人脉，给子文安排份工作不过是小菜一碟。子文把这家公司的所有账目和财务运行情况整理得井井有条，让所有人都大吃一惊，大家都说他是个天才，在上海这个地方根本无法完全展现他的能力。考验很快就来了，庆龄向孙文建议让她的弟弟南下广州帮助解决国民党的财政问题。子文于1923年抵达广州，随即便投入到工作之中，准备让华南地区臣服在他的脚下。
由于国民党急需活动经费，子文建议在1924年年初的几个月里实施一系列德拉古[9]式的“紧急措施”。这些措施包括对橡胶、甲醇和化肥用硫酸铵征收特别进口税。2月，又号召广州城里的所有商人“借款”5—500美元不等，然后交给政府。3月，向饭店就餐者征收10%的附加税。4月，开始征收软饮料税。5月，开始对专利药物、化妆品、婚礼、葬礼、宗教庆典甚至黄包车等都开始收税。
孙文一直以来就想在广州成立一家国民党的政府银行，以便集中掌控这一地区的资金流。1924年，苏联给他提供了1 000万美元的贷款作为银行的储备资金，中央银行宣告成立，宋子文担任银行行长。
在当年8月举行的开业典礼上，孙文只是宣布银行的资金来自一笔“外国贷款”，这笔钱到底是真的从莫斯科转到了广州，还是只是口头上的承诺，从来没人知道真相。不管怎样，中央银行从成立之初起业务就非常火爆。中国许多银行有白银储备作保证的现金百分比都不超过5%，但中央银行自称这个百分比可以达到25%。它的声誉如此之好，以至它发行的钞票在中国其他一些不归国民党控制的地方也得到了认可。宋子文谨慎地信守银行的承诺，建立了良好的信誉。1926年，该银行的私人存款增加了6倍。不久之后，即便是普通中国民众也逐渐看到了宋子文的努力所产生的积极影响。
在子文上台之前，中国的封建经济已经延续了数千年。地方军阀和官吏代表中央政府征收各种赋税，然后留下一定比例的资金供自己开支。由于管理上的腐败，各种赋税并不是每年征收一次，而是每年征收很多次，并且每次他们扣下来供自己使用的税收比例都非常高。盐税的征收也同样腐败。利用这种百姓的日常必需品来捞钱，政府委托的各级代理人借机对老百姓进行层层盘剥。各种纺织品和食品每通过一道大门或者一座桥，那些人都要对其征税。这种被称为“厘金”的商品税让人非常厌烦，但他们在征收的时候却振振有词。
在古代，政府官吏（包括税收人员）的薪酬一直很低，单靠那点儿钱无法养家糊口。这种体制建立在“俸禄制度”的基础之上，也就是说，基本工资（或称俸禄）都很低，要想增加收入只能靠贪污，即“回扣”，或者叫“茶钱”。因此，能拿多少钱要看个人对工作的热心程度，也就是他拿“回扣”的能力大小，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办法。对各级税收人员来讲，这种回扣就来自每一笔税收。
由于子文在筹集紧急资金方面成绩显著，中央银行又在他的管理下井井有条，因此他被任命为国民党的财政部部长，并投入惊人的精力来整顿国民党的财政事务。
子文组建了一支专门的武装队伍（只受子文一个人差遣）来督查税收工作，并经常施行即决裁判制度。那些掠夺成性的农村税收人员和地痞们很快就发现，如果征税次数超过一次的话可能就会被处决。子文从来没有亲自下令开过枪，不过他很明白，以利剑为后盾，笔的价值就凸显出来了。
他让国民党的干部亲自负责税收工作。不过，为了防止他们“热心”过头，子文规定国民党军队不能直接征税，需要补给的话就到地方党代表那里要。这对一个依赖军队的政权来说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制约——一种分权制衡的制度体系。
子文在华南担任财政部部长的两年里，在征税课目没有明显增加的前提下，广东省的税收涨了10倍——从1924年年底的800万元增长到1926年年底的8 000万元。增加的这部分收入主要是因为砍掉了“回扣”，以及一次又一次的重复收取。从绝对值和比率两个方面看，农民的税务负担有所减轻，对普通消费者的征税没有什么变化，而富有阶层的缴税额度略微有所增加。
子文的工作成效非常显著，但也因此得罪了很多人——其中有那些贪污腐败的人，也有那些因循守旧的贪婪的商人。虽然子文是个纯粹的资本家，而广州本地的商人、买办和业界大亨们却视他为又一个布尔什维克主义者。孙文与莫斯科交好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开始警觉。广州商团的成员们开始讨论武装抵抗国民党。他们暗中扩大了商团自卫队的规模。这个自卫队成立于1913年，是一支为了保护商人们免受军阀恐吓勒索的私人武装力量。在他们眼中，孙文不过是另一个军阀，而宋子文不过是个替他收税的。广州商人们饱受欺辱，已经准备发起反击。
这样一来，子文的自由经济改革措施便导致孙文的广州共和政府面临第一次武装对抗的威胁。
在反对孙文联共的问题上，广州商团帮会成员们的意见产生了分歧。那些守旧的资本家——买办、富商和银行家们右倾严重，因此，他们既讨厌国民党，也不喜欢新兴的中产阶级。他们害怕共产党，但在民族主义者眼里，他们又没有什么用。宋子文及其现代化的财政政策推翻了他们的计划。他们认为黄埔军校培养出来的也不过是一支布尔什维克军队而已。广州守旧派在海外的朋友主要是英国政府，他们的个人财产大多存在位于香港、新加坡和伦敦的英国银行的保险柜里。
新兴的中产阶级领导者们害怕苏联的原因则与他们完全不同。这些人在民族主义刚开始兴起时，也曾支持过孙文，但他们很快发现孙文的政治倾向开始向左转了。如果孙文转向的结果是“民族主义的”，也就是说，能够扩大中国人参与世界市场的途径，那么他们也很愿意做出某些牺牲。他们需要稳定的环境来享受和拓展他们新积累的财富。孙文走得太远了。在他的领导下，苏联人在他们的餐馆里吃饭，中国共产党则不断深入到工人阶级当中，鼓动、组织并提倡工人罢工。
新兴的商界人士和守旧的富商们都注意到国民党的军队已经逐渐形成规模。这支现代化的军队将很快成为这一地区甚至是整个华南地区的主导力量。商人们明白，等到那个时候，他们就已经无力反抗了。
广州商团正在秘密地获得英国人的支持，不断扩充商团自卫队的力量。广州本地资助自卫队的主要是商团团长、势力强大的汇丰银行的大买办陈廉伯。陈廉伯[10]就像一只雪山玄豹，是一个危险的对手。他开办的企业有缫丝厂、保险公司、10家银行以及数不清的当铺。他在十几个国家都有财产和数十栋房屋。同时，他还是华南三合会中的一个主要领导。作为汇丰银行的买办，他是全世界最有实力的华人金融家之一。他个人的商业帝国拓展到了环太平洋一带，并深入到了欧洲和美国的广州人居住区。1923年秋，他逼迫每家广州公司都要捐出150美元——这个数目可以支付一个自卫队里全职队员半年的薪水。到1923年年底，自卫队已经发展到了50 000人。
自卫队队员从持同情态度的英国商业集团那里获得武器和经费，此外还有英国政府的暗中帮助。子文实施紧急募资措施的那几个月里，自卫队员们开始囤积枪支弹药。这些人当中流传着一个让人不寒而栗的口号：把广州从布尔什维克手中解救出来。
汇丰银行的某个人从德国的一家公司又订购了5 000支步枪、5 000支普通手枪、左轮手枪和弹药。这些武器被装上了一艘挪威货船，从阿姆斯特丹起航运往中国。该船向孙文的政府提交了入境申请并获得了批准。后来的事实证明，允许入境到头来是一场骗局。8月10日，该船抵达广州港口，随后便被国民党军队截获。在两艘炮艇的掩护下，货船驶入黄埔，那批枪支弹药被卸了下来。
为了防止发生意外，黄埔军校的学员们已经进入戒备状态。蒋介石这支还没有作战经验的军队已经做好了战斗准备。
8月26日，英国驻广州总领事威胁孙文，如果国民党军队进攻商团自卫队，英国海军将进行干预。勃然大怒的孙文给英国首相拉姆齐·麦克唐纳发了一封电报提出正式抗议，同时呼吁国际联盟出面，不过没有得到任何答复。
实际上，国民党军队并非受孙文之命劫持这批军火，下命令的是鲍罗廷和蒋介石。
商团要求归还军火，并为此举行了抗议示威，导致全城米价飙升。鲍罗廷敦促孙文下令进行军事管制，不开业的商店一律查封，并禁止贵重物品转移出城。孙文同意了。广州城立刻实行了戒严，此时鲍罗廷指挥着全局，他指导共产党员督促工人和农民起来抵抗商团武装。就在广州的命运悬而未决之际，孙文却认为不能因小失大，耽误了他的宏伟计划，因此突然决定撒手不管广州的地方事务，并离开广州城去进行他那期望已久的北伐。鲍罗廷怒火冲天，蒋介石几乎快要发疯了。就在广州局势一触即发之际，“伏罗夫斯基”号轮船载着苏联早已答应却一直没有运来的第一批军火——步枪、机关枪和大炮，从海参崴到达了广州。
听到这个消息，孙文命令鲍罗廷把苏联新送来的这批军火立即运到前线。蒋介石只关心广州的局势，他劝鲍罗廷说现在不是迁就孙文的时候。气急败坏的孙文从前线发来电报，让蒋介石立即前去与他会合，蒋介石拒绝了他的要求。
到了10月，商团提出用20万美元赎回那批被没收的军火。由于苏联援助的军火已经到达，孙文觉得可以交还他们一些，他决定还给他们一半。蒋介石也同意交还武器，但不给弹药，并一直拖到把从苏联新近运来的大炮安置到位后才给他们。
10月10日，是辛亥革命纪念日，广州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游行活动。黄埔军校的学员们穿着整洁的军装组成方队，参加游行活动，其中就有林彪。国民党劳工团和学生团的队伍手持革命旗帜，口喊国民党的口号，一起加入了他们的行列。旁观者搞不清这到底是一次周年庆祝游行，还是蒋介石和鲍罗廷导演的一场有预谋的挑衅运动。
游行队伍沿着江边向前走，正好遇到商团自卫队在那里搬运赎回的军火。游行的队伍被挡住了前进的道路，两队人马挤到一起，发生了冲撞。游行者们要求自卫队给他们让路，双方开始互相推搡，随后便响起了枪声。十几个国民党游行者倒在了地上，他们是被自卫队开枪打死的，另外还有一些人受了伤。
奇怪的是，事情竟然就这样结束了。这次冲突发生后，孙文匆忙返回，并于10月13日到达广州。他发现，鲍罗廷和蒋介石正准备在午夜时分向商团自卫队发起进攻。他们共召集了800名黄埔军校学员、220名湖南讲武堂的学员、500名云南讲武堂学员、250名装甲军士兵、2 000名警察、在广州的所有苏联军事顾问、320名工人民兵和毛泽东领导的农会成员。大约有50 000名商团自卫队员在等着他们。
为了以防万一，宋子文悄悄地把国民党政府的全部资金都转移到了“伏罗夫斯基”号上，还为孙文、庆龄、宋子文和他们的随从，以及鲍罗廷和他手下的苏联助手们做好了撤离的准备。
10月14日晚上10点，蒋介石领导的黄埔军校学员们在共产党干部和工人们的支援下，按照预定计划，在广州全城向商团发起进攻。这一次可不是小规模的冲突事件。一片一片的城区陷入火海，到处都有巷战发生，财产遭到的严重破坏如同屠杀一样打击了商人们的气焰。经过20个小时的混战之后，商团请求谈和，幸存的自卫队员被黄埔军校的学员们解除了武装。
这就是“血腥星期三”。到了晚上，除了火光之外，一切都已结束。广州城里大片的地方仍燃烧着熊熊大火。许多外国人居住的广州西区也被焚烧，并遭到了劫掠。被开膛破肚的广州城奄奄一息地躺在那里，珠江两岸也是一片狼藉。
对蒋介石来说，这是一次辉煌的胜利。无论是他自己还是上海的那些支持者们都没有理由为广州资本家们的损失而感到惋惜。这是一场残酷的你死我活的斗争，蒋介石的黄埔新军第一次尝到了血腥的味道，他们给广州的商人们上了一堂20世纪的政治课。自此之后，国民党军队控制了广州城。
鲍罗廷冷静而又正确地估计了当时的局势，并完美地指挥了国民党的整个行动。由他创建并经由蒋介石等人训练的这支新军按命令行事。苏联顾问们也在行动中证明了自己的价值。苏联援助的武器也在关键时刻及时运到。整个过程可以说没有一点儿失误。蒋介石的不服从曾让孙文感到非常恼火，但既已取胜，再提此事已经无益。
为了表达自己的喜悦之情，孙文在“伏罗夫斯基”号停靠的码头前搭起了一道庆祝胜利的拱门。孙文和他的手下身穿白色制服，头戴遮阳帽，陪着鲍罗廷一起登船，向苏联顾问、船长和水兵们道贺。
即使别人不知道，孙文自己却非常明白，他在广州的基地已经失去了。在最后的较量之前，他离开了广州，当时许多人都不赞同这一行为，而孙文却告诉其他的党内领导人说，广州是一盘死棋。这个城市已经背叛了他们，军事上的征服不过是验证了一下黄埔军校学员们的能力而已。然而蒋介石和鲍罗廷没有理会他的深意，让这个城市付出了代价。广州不会原谅他们。现在，孙文需要给他的共和政府寻找一个新的都城。
[1] 桑丘·潘沙，文艺复兴时期西班牙小说家塞万提斯名著《堂吉诃德》中的主人公堂吉诃德的忠实仆人。——译者注
[2] 此处的“东京”是越南北部一地区的旧称。——译者注
[3] 阿道夫·阿布拉莫维奇·越飞（Adolf Abramovich Joffe，1883—1927），犹太人，苏联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外交家。——译者注
[4] 赫尔馆（Hull House），美国第一个社区睦邻中心，建于1886年，后来成为美国最著名的社区服务中心。——编者注
[5] 依阿古和奥赛罗是莎士比亚戏剧《奥赛罗》中的两个人物。——译者注
[6] 此处译文按《黄埔军校史料（1924—1927）》广东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6页原文摘录。——编者注
[7] 1卢布≈0.12元。——编者注
[8] 海参崴，现为符拉迪沃斯托克市，是俄罗斯远东地区最大的城市。——编者注
[9] 德拉古（Draco，约生活在公元前7世纪），古希腊政治家，立法者。其制定的法典以残酷严格而闻名。——译者注
[10] 陈廉伯（1884—1944），字朴庵，祖籍广东省南海县西樵简村，英国籍中国商人，曾任广州商团团长，香港沦陷时充当汉奸。——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