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春，庆龄和孙文差点儿被自己手下的军事指挥官杀害。孙氏夫妇当时住在广州，他们的住宅位于一座小山的半山腰，位置十分暴露。住宅和总统府办公室之间用一座木桥相连。为了在季风时节遮挡风雨，木桥的上方做了一个廊顶，两侧也部分封闭了起来。

由于广州历史上暴乱不断，大部分军阀、军事首脑、朝廷命官和富有的当铺老板们（如孔祥熙）都会选择在内城或河中的岛上建造堡垒式的住宅，这样可以利用珠江作为天然的屏障。坐落于山坡之上的总统府却没有这样的保护措施，这样的地方易攻难守，如果使用大炮或迫击炮从山上往下发起进攻更是如此。

身材矮小的广东军阀陈炯明将军与蒋介石曾经的恩师、精力充沛的上海革命家陈其美没有亲戚关系。陈炯明出身于在12—13世纪从中国北方南迁的客家人，说一口纯正的客家话。客家妇女不缠足，这一点令外国人十分赞赏。在其他许多方面，客家人也都非常进步。他们是组建潮州帮的主力，也是19世纪50年代爆发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核心力量。1911年，年轻的陈炯明在夺取广州的战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最终使得广东省脱离了清政府的统治，宣告独立。在中国的军阀当中，42岁的陈炯明以其不同寻常的开明政策而广为人知。

袁世凯去世后，孙文联合陈炯明建立南方政府，实际上不过是位于广州的一个秘密会社式的城市国家而已，其控制的区域时大时小，要根据驻扎在临近几个省的军阀们是否归顺他们而定。在他们合作的蜜月期，陈将军实施了很多开明政策，其中包括选派有前途的学生（不管是共产党人还是保守派）出国留学。随着这些社会改革措施的成功，陈炯明越来越关注如何维持和发展他的南方政府，对解放全中国的长远目标却变得不太上心。

与他完全相反的是，孙文仍然准备率领南方军队挥师北上，“统一中国”。然而在南方政府的管理方面，负责人是一群只会溜须拍马的家伙，这些人除了搞搞阴谋活动之外，一无所能。广东全省陷入混乱之中，广州城变得秩序大乱，无人监管，土匪横行，成群结队的士兵也四处骚扰百姓。

很显然，在陈炯明将军眼里，他在华南的根据地还很不稳固，如果在时机不成熟的情况下贸然开始北伐，那些与他作对的军阀们会乘虚而入攻占广州，这很可能会让他跌入万劫不复的深渊。此外，孙文梦想在遥远的南京成立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这也让陈炯明深感不快。当时，中国各地的军阀为了保住各自的地盘，正四处鼓吹建立一个松散的联邦，各省分而治之，这一观点正中陈炯明的下怀。同时，陈炯明手下的下层军官们也开始腐败堕落，留在南方，依靠广州居民过寄生虫式的生活最符合他们的利益。

孙文一次又一次命令陈将军率军出征，陈炯明却一直犹豫不决。最后他们达成约定，由孙文亲自率领北伐军出征，陈炯明跟他的部队则“留守”广州。

在勇敢无畏的庆龄的陪同下，孙文于1922年5月6日离开广州，北上韶关，接掌候在那里的一支雇佣军。孙氏夫妇的贴身护卫是一支由500名忠诚的国民党士兵组成的部队，这也是国民党当时能够控制的全部真正能打仗的战斗力量。

孙文甫一离开，广州城立刻落入了陈炯明的部队手中。他大摇大摆地进了城，几乎在一枪未发的情况下控制了全局，取代了孙文的地位，留在广州的国民党领导层被架空了。蒋介石和另外一些观察到政局变化的人从上海发电告诉孙文，在挥师北伐之前，当务之急是先“巩固后方”。

5月25日，孙文把他的那支雇佣军留在前方，自己和庆龄在贴身卫队的保护下紧急返回了广州城，住进半山腰那栋安全很成问题的宅子里。看到陈炯明的部队占领了小山四周的有利阵地，孙文急忙给溪口的蒋介石发了一封急电：“危在旦夕，速来救我，千钧一发。”

随后发生的一切，庆龄对一家中国杂志做了如下陈述：

<blockquote>

6月16日凌晨两点左右，孙文把我从梦中喊醒，告诉我情况很危险，必须马上离开，让我赶快穿衣服。那时，他刚接到一个电话，大意是陈炯明的部队正准备向我们发动进攻。我们必须马上逃到一艘炮艇上，在船上指挥我们的人镇压叛军。

我觉得有个女人跟在身边，他一定很不方便，便督促他先行离开，以便争取时间。我跟他讲，我一个人的话不会有太大的危险。后来他觉得我的话有道理，但还是不肯抛下我不管。最后，他留下50名贴身护卫守卫这栋房屋，然后才离开了。

他走了半小时后，大约凌晨两点半的时候，附近响起了枪声。我们的房子坐落在半山腰，有一条通道与位于观音庵的总统府相连。那条通道约有一里长，远远望去像一座架在街道和民居上空的小桥。这里曾是龙济光的私人府邸。敌军居高临下，一边从两侧向我们开火，一边高喊：“杀死孙文！杀死孙文！”四周一片黑暗，看不清敌人所处的位置。因此，我们那支规模不大的防卫部队只能尽量不发出声响以防止被敌军发现。我只能看到黑暗中蹲伏在那里的卫兵们的身影。

天亮后，我们的人开始用步枪和机枪反击，而此时敌人则使用了野战炮。我的浴室被炸成了碎片，卫队的士兵也伤亡了1/3。但剩下的士兵们则更加顽强地抵抗着，其中一人爬上了一个制高点，射杀了很多敌人。上午8点，我们的弹药已经所剩不多，于是便决定停止射击，留着剩下的子弹等最后时刻再用。

此时再留在此地已经没有意义，队长建议我离开，卫兵们也都赞同，并表示他们会留在此地，以防敌军尾随追击我们……后来，根据报道，那50名卫兵都牺牲了。

我们4个人——孙文的外国随员鲍上校、两个卫兵和我，只带着日常必需品，顺着那条通道爬行，准备逃离那里。敌人很快便把火力集中到通道这边，子弹呼啸着从我们耳边飞过。有两次，子弹从我的太阳穴旁飞过，因为两边有坚固的护栏遮挡，我没有受伤。我们很快便爬到一段护栏被损毁的地方，此时别无他法，只能快速冲过去。就在这时，鲍上校大叫一声，鲜血顺着他的腿流了下来：他被子弹击中了大腿，一根动脉被打断了。那两位卫兵便架着他继续往前走。

我们在通道里爬了好几个小时，最终爬进了总统府的后花园。敌军的火力此时又集中到了总统府这边，我们无法还击，因为这栋楼四周都是私人住宅。

我们架着鲍上校来到一间卧室，匆匆给他包扎了一下伤口。他那痛苦的表情让我们都很痛心，他却不停地安慰我们说：“总有一天，胜利会属于我们的。”

从上午8点到下午4点，我们一直处在密集的炮火攻击之中，子弹四处乱飞。有一次，我刚离开一个房间几分钟，整个天花板就塌了下来。

下午4点，一直保持中立的师长魏邦平派一名军官前来谈和，提出投降条件。我们的卫兵提出的第一个条件就是保证我的安全，但那位军官没有答应，理由是他无权给别人的军队下达命令。此时对方的士兵已经完全失控，即使他们自己的军官也控制不了他们了。不一会儿，总统府的铁门被轰然打开，一群手持嗜血刺刀和手枪的敌军冲了进来。不过他们并没有过来刺杀我们，而是把我们手中的包裹给抢走了。我们抓住这个机会，朝着两队乱糟糟的士兵跑过去，各自夺路而逃。其中一队是抢完东西后往外跑的士兵，另一队是冲进来继续抢掠的士兵。我头戴鲍上校的帽子，身穿孙文的雨衣，成功地跑了出去。

又一队敌军猛冲过来，准备去抢劫财政部和海关督查办公室。我们绕过这群疯狂的暴徒，最终来到一条小巷，远离了那群劫匪。此时，我已经是筋疲力尽，恳求卫兵开枪打死我。他们没有听我的话，而是一边一个架着我的胳膊，拽着我继续前行……地面上四处可见尸体，有的是国民党的人，有的是普通百姓。他们的胸口都被子弹击穿，四肢也都支离破碎。我们看到两个人面对面蹲在一栋屋檐下，走上前去仔细一看，发现他们眼睛还睁得大大的，但已经死去多时。他们肯定是被流弹打中而死的。

这时，从一条小路里又冲出一队暴徒，挡住了我们的去路。我们几个小声地互相传话，让大家都躺在地上装死。就这样，我们又躲过了一劫。他们过去之后，我们爬起来继续前行。卫兵们建议我不要看地上的尸体，以免晕倒。半小时后，四处的枪声渐渐稀疏，我们来到一户农家小屋前。屋主人担心让我们进去会给他惹来麻烦，试图撵我们走。结果还没等他开口，我就晕倒了。

醒来的时候，我看到卫兵们正在用冷水给我洗脸，一边用扇子给我扇风。其中一个卫兵开门出去打探一下外面的情况，结果他刚一出门，我们就听到一阵激烈的枪声。屋内的那个卫兵一个箭步冲过去把门关上，然后对我说，屋外的那个卫兵已经中弹，这会儿估计已经不行了。

枪声平息之后，我打扮成一个老农妇，那个卫兵则化装成小贩的模样，然后我们一起离开了那座小屋。在路上，我捡了一个篮子，又拾了一些蔬菜放在篮子里，一路带着。后来我们来到一位朋友的家中，他家那天上午已经被搜查过一次。继续往前走已经是不可能的了，于是我们便在那里过了夜。那天晚上枪声一直没有停过，当听到从炮艇那边传来的大炮声后，我们立刻变得信心百倍：这说明孙文已经安全了……

第二天早上，我仍穿着那身农妇的衣服跟其他人一起到了厦门。在厦门，另一位在铸造厂工作的朋友给我准备了一条小艇，我们一起坐着这条小船到了岭南的一处住宅。江面上到处是装满战利品（姑娘和财物）的船只，正在把这些战利品往安全的地方运送。据说有两个运气不好的姑娘，因为跟我长得相像而被抓进了大牢。就在我离开广州的那天下午，我过夜的那位朋友的房子再一次遭到搜查。

最终，经过一场生死考验之后，我于当天晚上成功与孙文在炮舰上会合。随后我们便化装去了香港。

</blockquote>

孙文在逃亡的过程中曾遇到一支敌军，不过没有被他们认出来。他的卫兵们手持枪，护送着他登上了国民党的“永丰”号炮艇，后来庆龄就是在这条船上与他会合的。他们暂时安全了，孙文不甘心就这样乘船逃亡，于是一干人马只能在船上等待。他现在急需援助，但他发出第一封电报后，蒋介石并没有做出回应。6月18日，越来越陷入绝望之中的孙文给蒋介石发出了第二封措辞严肃的电报：“情况危急，切盼驰援。”

虽然孙文此时已经陷入乱局之中，但这一次，蒋介石决定出马了。他迅速从上海南下，到“永丰”号上与孙文会合。接下来的56天里，这艘船变成了他们浮动的指挥部，蒋介石似乎要准备组织反击。据说，听到蒋介石又回到了广州的消息，陈炯明的脸色“变得铁青”，他紧皱眉头说：“有他在孙先生身边，肯定会出不少鬼点子。”这话后来成了不易之论，不过这一次蒋介石并没有采取什么行动。

炮艇上热得跟蒸笼一般，船上的人差不多快给蒸熟了。他们的白色制服和便服经过浑浊的江水长时间的洗涤，已经变得看不出原来的样子。为了消遣，蒋介石开始阅读福尔摩斯侦探小说。到了晚上，他便带着一帮突击队员溜上岸去采购食物（也许也会忙里偷闲找点小乐子）。在一个个漫长的白天里，为了表明他现在已经改掉坏脾气，蒋介石还会与大家轮流打扫甲板。

我们很难相信，蒋介石是出于真正的骑士精神才会在这个时候前来帮助孙文，并做出这些不符合他性格特点的事。截至当时，每当孙文遇到困难或挫折，蒋介石都会离他而去。对孙文发出的第一封求助信，他没有做出任何反应，但第二次却应声而至。细查后来发生的一些事情，以及蒋介石的一些信件，我们可以发现，蒋介石是受他在上海的那些右翼朋友的派遣才回来帮助孙文的。因为那些人比蒋介石看得更清楚，知道这是蒋介石跻身国民党高层的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谁在这个不幸的黑暗时刻像桑丘·潘沙[1]那样来帮助这位堂吉诃德式的老革命家，都会让他感激终生。看到孙文对苏维埃俄国和马克思主义越来越感兴趣，蒋介石的那些密友们深感不安。起初他们的担心或许有些夸张，但后来的事实证明，他们是正确的。

如蒋介石所料，他那坚毅而又谦逊的表现给孙文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孙文认定这位年轻的军人已经可以担当革命大任。最终他们厌倦了“永丰”号上的生活，便化装潜入香港，然后借道香港返回了上海，继续谋划下一次的行动。

蒋介石的迅速崛起指日可待。

他们离开的这段时间里，陈炯明将军的军队烧毁了孙文在广州的住所，焚毁了他所有的手稿——只有几份秘密文件得以幸免。从留下的这几份文件来看，走投无路的孙文已经开始准备恳求苏联援助他的革命事业。这些极具煽动性的文件在香港的《电讯报》上发表后，在保守的海外华人社区里引起了轩然大波。当时的人们对布尔什维克几乎是一无所知，他们能够了解到的只有各种骇人听闻的谣传。河内法文报《东京未来》[2]在1922年7月24日发表的文章指出：“陈炯明政府披露的一批原始资料，证实了孙文与德国驻莫斯科大使（前驻北京大使）冯·辛策正在筹备建立中俄德联盟的计划。”

在旧金山，孙文原先加入的秘密会社致公堂愤怒地宣布，因孙逸仙“与布尔什维克秘密勾结”，已经将他逐出门墙。

此事在华盛顿的调查局（联邦调查局前身）也引起了不小的恐慌。此前，由于俄国的布尔什维克运动，以及犹太人在世界范围内密谋通过建立工会来推翻现有的工业秩序等事情，美国调查局已经变得惶恐不安。一丝不苟的美国调查局局长威廉·J.伯恩斯决定对孙文进行立案调查，他质问美国国防部情报局：这位孙逸仙到底是什么来头？伯恩斯迫切地想弄清楚孙逸仙是不是犹太人，是否与犹太人有某种联系，或者是否得到某些国际犹太人利益集团的支持。海军情报处处长很有分寸地回答说，看不出孙逸仙与犹太人有任何形式的联系，此外“也没有证据表明他与布尔什维克或其他激进主义运动有关联。孙文一直被认为是一个激进主义者，中国的保守派也称他为激进分子。他的激进主要表现在其制订的那些不切实际的经济发展计划上，那些计划超出了中国的现实需要和未来需求，也超出了中国财政能力所能承受的限度”。看来，至少在美国海军部眼里，孙文并非一个布尔什维克，他只不过是一个怪人而已。

尽管布尔什维克在俄国取得了胜利，却没能促进世界范围内革命事业的发展。正因为如此，在海外寻找革命契机的过程中，苏维埃的领导者们做出了拥抱一切的姿态。夺得政权之后，布尔什维克立刻向中国人民喊话，号召大家起来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争取独立，同时宣布废止沙俄在中国的所有特权。这一举措给中国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特别是对凡尔赛会议的结果感到失望之后，这种印象更加强烈。布尔什维克派遣密使前往北京评估时局，寻找值得资助的革命者。1922年，阿道夫·阿布拉莫维奇·越飞[3]率领一个正式的外交使团来到北京，谋求北京政府承认新成立的苏维埃政府的合法地位。当时北京的军阀们正忙着向英国人献殷勤，把越飞撂到了一边。他便转而赶赴上海，会见孙文。

苏俄对此行并没有抱太大的幻想。尽管如此，他们还是认为孙文值得栽培。作为一个现成的不太锋利的工具，只要交付到能人手里，国民党还是具有潜在的利用价值，而孙文则可以担任名义上的领袖。

1923年1月18日，庆龄和还未从广州之难中缓过神来的孙文一起，在位于莫里哀路的住宅里设晚宴招待越飞。为了跟孙文商谈事务，这位苏维埃外交官在那里又多待了几天，两人自始至终都用英语进行交流。越飞让孙文明白，苏联对中国并没有宏大的计划。中国还处在封建社会之中，无产阶级刚开始出现雏形，因此还不具备实行苏维埃式的共产主义革命的“适当条件”。这实际上是重点概括了列宁和托洛茨基对中国的基本判断，因此可以说越飞是个非常直率的人。不过我们可以看到，斯大林跟他们的观点并不一致。苏联人民对中国人的苦难抱有“最热心的”同情，中国可以依靠苏联人的支持发动革命。在孙文的要求下，越飞以书面形式重申了新成立的苏维埃政府早先坚持的主张：宣布取消沙俄在中国的所有特权，包括沙俄与清政府签订的所有条约和协定。

1923年1月26日，越飞和孙文用英文发表了一项联合声明，总结了双方达成的上述共识。随后，越飞离开上海，赶赴日本东京。

然而，声明中没有披露的一点是，苏联答应出钱资助孙文和国民党，指导和支持他重新掌权。不过，孙文首先得收复他在华南的失地广州，以显示他还有控制大局的能力。然后，为了表示政治上的诚信，孙文还允许经验还不丰富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加入国民党。

在他离开广州的这段日子里，华南的局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以前的同僚陈炯明将军发动叛乱并把他赶出广州之后，孙文又同周边的云南和江西的军阀结成联盟——这两地的军阀都是陈炯明的敌对力量。这两支军队与孙文的北伐军残部以及陈炯明手下的部分逃兵进行整合，包围了广州城。陈将军做出了明智的选择，宣布自己已经厌倦政坛，搬出自己的办公室，顺利出走香港。这一切都发生在越飞到达上海莫里哀路的两天前，因此孙文现在可以直接返回广州，恢复其非常大总统的职务，这样就符合了莫斯科给他提供援助的第一个条件。

这一次，大家格外小心。为了确保安全，庆龄和孙文被安置在珠江下游河南岛上一座废弃的工厂里，珠江构成了一道天然的屏障，房屋的结构也十分坚固，可以抵挡大炮的轰击。这栋被棕榈树和九重葛遮住的三层小楼，每一层都有环绕的阳台，楼上则被重新改装成了宽敞的大房间。墙壁上则有身体几乎透明的壁虎在那里嬉戏交配。孙文的办公室位于一楼。为了确保安全，来访者还必须经过他的加拿大籍保镖、职业拳击手马坤的进一步盘查。一位曾拜访过孙氏夫妇的美国人对见面的场景仍记忆犹新：

<blockquote>

我们在广州的那几个月里，即便是在半公开的场合里，每次见到大元帅的时候也都能看到孙夫人的身影，此外还有那位天生好斗、时刻保持警惕的马坤先生紧随其后。一个星期日的上午，我们有幸去那栋位于水泥厂里的住宅会见孙文。那位与他形影不离的加拿大籍保镖站在孙文书房入口处楼梯下的角落里，监视着我和妻子的一举一动，似乎是要确保我和妻子不会伤害他的主人。

</blockquote>

到了5月，确定孙文已经在广州站稳脚跟之后，莫斯科发来电报，告诉他答应过的援助物资已经上路。

多年之后，庆龄和埃德加·斯诺在一间巧克力店里谈起了与苏联结盟的事。

“当时只剩下联俄这一条路了吗？”斯诺问道。

“是的，可以这么说。”庆龄回答道。

1923年10月6日，米哈伊尔·鲍罗廷乘坐一艘中国轮船来到广州。与他同船抵达的还有200只被暴风雨淹死的绵羊。刚一上岸，他就被带到了位于河南岛的那座水泥厂。

<blockquote>

孙逸仙对我的到来表示了热烈的欢迎，他让我在他身边就座，然后盯着我看了几秒钟。我向他转达了莫斯科及政治代表加拉罕同志对他的问候，并告诉他，如果他有时间，加拉罕同志热切希望尽快与他会晤。随后我简短地讲述了此次广州之行的目的，并就目前的国内（尤其是广东）的局势咨询了他几个问题。

</blockquote>

孙文的这位来访者原名叫米哈伊尔·马尔克维奇·格鲁申贝格，鲍罗廷是他的化名。他这次来到广州，是受列宁之命担任共产国际在中国的首席代表，准备把孙文的国民党重组成一个中央集权的、列宁式的组织，资助并帮助孙文训练一支作战顽强的国民党军队，彻底改变中国各派之间的平衡格局。

鲍罗廷不管到哪里都有极高的人气。一个原因是他在布尔什维克党内已有很大的建树，二是因为他长得比较帅。就连严谨保守的岭南大学校长詹姆斯·亨利博士也评价他：“办事坦率真诚，很招人喜欢。跟他交往非常轻松……我问他是否喜欢中国人，他说自己还没考虑过这个问题。”

见过他的人都会留下这样的印象：他身材高大，虎背熊腰。实际上，鲍罗廷的身高只有5英尺10英寸，虽然比大部分莫斯科的领导人都高一些，但也没有大家认为的那么高。根据他曾待过的苏格兰巴里尼监狱里的记录，鲍罗廷相貌“与众不同”，一头深褐色的头发，一双灰色的眼睛，左边脸颊和身体两侧都有伤疤。从当时监狱里留下的一张相片来看，他的长相跟人们描述的差不多：表情凶恶，一头短发，胡子剃得干干净净（他到中国之后，才留起了斯大林式的大胡子），活像一个看到出纳员贪污而火冒三丈的银行老板。

鲍罗廷于1884年7月9日出生在维捷布斯克省的雅诺维奇村——该地后来归属了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他的父母都是犹太人，不管是执行秘密任务期间，还是在私人生活中，鲍罗廷对自己的生活细节都很谨慎。每当人们问起，他一般只回答这样一句话：“我出生在雪地里，生长在阳光下。”

少年时期，身体强健的鲍罗廷曾在漂满浮冰的德维纳河上放木排，这也许就是他身上为什么有那么多伤疤的原因所在。他的母语是意第绪语，16岁时便在里加的海边为犹太帮走私商品，并初步展示了其策划阴谋的天分。19岁时，鲍罗廷来到圣彼得堡投奔列宁。那一年是1903年。

由于共产党在拉脱维亚还没有建立组织机构，列宁觉得这个年轻人与那里下层社会的关系很值得利用。第二年，列宁派他到瑞典执行一项政治任务。1905年，示威者在冬宫前遭到屠杀的消息传来之后，鲍罗廷匆匆返回了俄国，被列宁任命为驻里加的首席革命代表，从此开始转运了。1906年，鲍罗廷被安排去斯德哥尔摩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会议，他正好坐在斯大林的身边。这个身材结实的拉脱维亚代表在大部分重要问题上都与斯大林投相同的票，这给斯大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同年7月，鲍罗廷被沙皇警方逮捕。宽宏大度的警方给了他两个选择：流放到西伯利亚，或者驱逐到欧美等西方国家。鲍罗廷兴高采烈地去了伦敦。不过，在一次跟伦敦警察厅发生冲突之后，他又去了美国社会主义的温床——芝加哥。在那里，鲍罗廷可谓是如鱼得水，还跟一个长相甜美、身材结实的立陶宛移民法尼娅·奥尔勒克结了婚。1908年，鲍罗廷进入印第安纳州的瓦尔帕莱索大学学习。

在芝加哥的贫民区，鲍罗廷悟出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正义性所在。他开始在赫尔馆[4]给移民讲授英语。赫尔馆是简·亚当斯创立的一个社会福利机构，主要给大型的移民社区提供教育和社会服务。作为一项副业，鲍罗廷在芝加哥的俄国犹太人居住区开设了自己的英语学校。1914年，他担任了“进步预科学校”的校长，在芝加哥的近北区过上了稳定的生活。在被驱逐的这些年里，他一直与欧洲和俄国的布尔什维克运动领导人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担任他们在芝加哥的驻地代表。1918年，鲍罗廷被召回国内。

重返莫斯科后，列宁立刻召见了鲍罗廷，并给了他一封致美国工人阶级的信。1918年9月中旬，身负重任的鲍罗廷从彼得格勒的芬兰车站乘车前往美国。路过斯堪的纳维亚时，他的任务突然发生了改变。他留在了波罗的海，在那里负责搜集情报，并为革命事业筹措资金。

鲍罗廷的关系网中有一位名叫卡尔·桑德堡的美国诗人，当时正在欧洲负责美国报业协会安排的一项任务。在美国的时候，桑德堡就因为非常同情社会主义运动而惹了不少麻烦，他费了好大的劲儿才弄到了护照。因此，他尽量避开那些激进的朋友们，如他的同事约翰·里德。尽管如此，鲍罗廷还是说服他帮忙带一些布尔什维克宣传册、书籍和报纸去美国散发。此外，桑德堡还同意把一张一万美元的支票带到芝加哥，以便让法尼娅发放给那里的布尔什维克特工。另带一张400瑞典克朗的支票给法尼娅。不料桑德堡突然临阵退缩，跑到奥斯陆的美国大使馆告发了鲍罗廷，并把那张一万美元的支票交了上去。但不知出于何种原因，桑德堡没有提那些宣传册和书籍的事，等他抵达纽约后，一个政府检查委员会没收了这些资料。整个过程中，桑德堡一直保留着给法尼娅的那张400克朗的支票，最终平安地交到了她的手中。

1920年，列宁任命鲍罗廷担任苏维埃驻墨西哥城领事。他经由加勒比海和纽约前往墨西哥城，随身的行李箱里有一个夹层，里面藏着一批沙皇的珠宝，准备在美国卖掉，把所得的款项用作苏联特工的活动经费。

到了圣多明各后，鲍罗廷觉得亲自带着这些珠宝通过美国海关有些冒险，便决定直接去墨西哥。他把那个藏有珠宝的行李箱托付给一位在旅途中认识的毫不知情的奥地利人，那个奥地利人答应把它带出美国海关，并交到法尼娅手里。

到墨西哥城上任后，鲍罗廷从法尼娅处获悉那批珠宝一直没有交到她的手上。于是，鲍罗廷便派一个特工赶往圣多明各，结果这个特工也消失不见了。他又派了另一个特工去搜寻那个奥地利人和行李箱的行踪，一直追到海地才找到他们。可他在行李箱的夹层里却什么都没找到，那个奥地利人还冲他大发脾气，说他已经发现了藏在夹层里的秘密，不过他没有把那些珠宝送走，而是连行李箱一起藏在衣柜里。鲍罗廷派来的第一个特工从行李箱里扒出了那些珠宝，然后带着它们离开了。

鲍罗廷派出的第二个特工在太子港找到了第一个特工，发现他正准备登船去纽约。他宣称自己并不知道那些珠宝的下落，说自己赶到那个奥地利人家里时，那些珠宝就已经不见了。

两个特工一起返回了墨西哥，经过一番审讯，却毫无结果，鲍罗廷只好两手空空地回到了莫斯科。一些共产党员认为这一切都是他导演的，他要么是把珠宝投进了大海，要么私藏起来以备退休之后使用。这些含沙射影的指责在短时间内影响了他在党内的地位。但是，在1920年的冬天，法尼娅神话般地带着那些珠宝出现了，鲍罗廷的名誉得以恢复。至于那些珠宝到底经历了怎样的波折，法尼娅又是如何得到它们的则一直无人提及。

鲍罗廷发现自己再次成为苏联人民心目中的名人。他以做事大胆、处事冷静而广为人知，苏联的无产阶级再次将其列入“伟人”的行列。他结识了当时正在苏联旅游的伊萨多拉·邓肯，温斯顿·丘吉尔的表兄弟、自由派雕刻家克莱尔·谢里丹曾在西方媒体上半真半假地向列宁建议，应该派鲍罗廷来担任驻英大使。

但是，大众对他的热捧以及他与列宁关系亲密引起了其他派系的人们的嫉妒。

他在来中国前的最后一项任务是在1921年去英国煽动煤矿工人大罢工。几个月后，他在格拉斯哥被捕，在巴里尼监狱关了半年，获释后被逐出英国。

1923年2月，鲍罗廷回到克里姆林宫后，列宁已经准备好派他去广州。

鲍罗廷坐火车穿过西伯利亚来到贝加尔湖，然后再从那里出发，来到了灰蒙蒙的北京城。同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短暂会面后，他继续乘火车赶往上海。在上海，他会见了驻沪的苏联代表和新成立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然后乘船前往广州。如果乘坐普通的客船和货船，就必须借道当时的英国殖民地香港，那样的话，他就有可能会因为在苏格兰留有案底而被香港警方认出。鲍罗廷别无他法，只能选择乘坐一条直达广州的轮船。那条船又小又破，锈迹斑斑，就跟一艘运煤船差不多。它颠簸着向南行驶，在穿过台湾海峡的时候遇到了台风，差点儿被海浪掀翻，幸亏在台湾岛靠岸躲避才逃过一劫。甲板上那200只用围栏围起来的绵羊却被淹死了。几天后，这艘船摇摇晃晃地驶进珠江，停到了广州港，船上的羊肉竟然也都卖掉了。

鲍罗廷此行的目的，是指导孙文如何把国共合作之后的国民党转变成一个以强大的以群众运动为后盾、纪律严明的党组织。中国共产党并不直接并入国民党，而是与其合作，辅助国民党成为中国革命的中坚力量。这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于1923年1月12日做出的决定。他们准备建立一支用国民党思想武装起来的、完全独立于任何一派军阀的新型军队。为了打好军队建设的基础，苏联人计划为孙文创办一所军事学校，教员由苏联军官来担任。在去会见孙文的途中，鲍罗廷借机观察了一下这座城市，实地了解了国民党的处境是多么的危险。广州城里挤满了士兵，总数大约有40 000人左右，都是各路军阀手下的那些反复无常的家伙。他们现在由国民党发饷，为此孙文每天要支付26 000美元的费用。真正效忠孙文的贴身护卫只剩下200人，其他的都在前一次的广州之乱中被陈炯明的部队杀害了。

得到喘息机会的陈炯明将军打算重返政坛，他再次率军兵临广州城下，准备重新夺取这座城市。孙文花钱请来的那些雇佣兵整天在街头晃悠，只知道消遣作乐，根本没做任何防御准备。

鲍罗廷马上从中国共产党那些负责街头工作的干部中招募了540名志愿者。11月15日，也就是鲍罗廷到广州的5周后，鲍罗廷带着这支顽强的战斗部队前去面见孙文，不料却发现孙文正在准备卷铺盖走人。孙文觉得这一次陈炯明会血洗广州城，因此孙文此时只想跟他谈如何离开此地的问题。

鲍罗廷此时只得亲自组织领导广州的防务，他采取了布尔什维克在圣彼得堡常用的作战方法。这种战法虽然血腥，却行之有效。他的作战部队用一种中国传统军事行动中从没出现过的作战方式向敌军发起进攻。以往，中国人打仗总是以惨重的伤亡为代价，但这些伤亡大部分都是因为混乱和伤及无辜平民所造成的。鲍罗廷此次采用的是一种目标单一、组织严密的作战方法。与此同时，意志顽强的共产党组织者们也发动那些军阀部队，鼓动他们参加战斗。这种气势汹汹的方法把陈炯明吓得汗毛倒竖，率领军官们迅速逃离了广州城，他手下的步兵也紧随其后，逃得无影无踪。鲍罗廷凭借区区500人的先锋队，击退了数千名敌军，大获全胜。

鲍罗廷能在此紧要关头出现在广州，对国民党来说真的是一大幸事。孙文当时已经染上了疟疾和其他的一些疾病。从孙文的角度来看，由于一直沉湎于北伐这一终生目标，虽然已在广州经营了5年，但其地位依然很不稳固。在广州城中的保守派买办和商人眼里，孙文已经不像以前那么有价值了。

孙文与云南、广西两地军阀之间的结盟时断时续，导致位于广州的南方政府的势力范围几乎没有超出珠江口。只有一次，在一场大战中，他手下的将士们打到了远处的农村，随后双方军队便客客气气地后撤，重演了中国传统的臭弹战术，也就是在这样的战斗中，除了喧天的锣鼓声和刺鼻的臭味，双方都不采取具体行动。

即便是在广州城内，孙文的统治也很薄弱。他手下的那些雇佣军无法无天，与海盗、三合会成员以及经常欺负店铺主人的街头流氓们一起在大街上横行霸道。

一位西方旅行者这样描述当时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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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城）几乎已经完全被那些衣衫褴褛、行为懒散而又极具破坏性的流浪汉和曾经的匪徒们所控制。广州城的大小庙宇、被没收的工厂、强占的房屋以及其他任何没有外国军队保护的地方都能找到他们的身影。几乎每一天，在码头或其他被征用作为军队指挥部的建筑物门口，都能看到各种旗帜、横幅、鲜花，以及裸露的刺刀和上膛的自动步枪……中国任何地方的士兵都很差劲，但我宁愿跟北方的士兵来往，也不愿与这些散乱幼稚，有时又凶狠放荡的南方兵痞打交道。这些人经常带着现代化重武器在广州街头游荡，他们不仅允许人们赌博、吸毒、卖淫以从中渔利，而且还会出钱资助，或者通过威胁来进行这些丑恶的交易。这些人几乎没有受过正规训练，没有什么纪律性可言，平日里也没有固定的任务，因此除了这些也没有其他事可做。

政府部门的小汽车经常会朝着亚洲旅馆疾驰而去。车里通常会坐着一位满脸倦容的重要人物，汽车的踏板上则站着4位、6位或者8位身穿卡其布军装、手拿上了膛的自动手枪的士兵。坐在车里的那个年轻人走向电梯，这些士兵紧随其后，然后再一起从电梯上下来，重新登上汽车离开。这种带着上膛手枪四处横行的场景在广州很常见。

</blockquo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