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盖里校长的话来讲，宋小姐是该校创办以来的第一位中国学生。不过大家都知道，在不同时期，曾先后有几位印第安姑娘来该校上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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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里院长认为，在霭龄入校之前，有必要登报向她表达歉意，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学校不会强迫哪个女孩子跟她住在一起，盖里院长在自己家里给她准备了一个小房间，霭龄从第二个月便开始了“预科生”的学习生涯。
霭龄求学的城市梅肯是一个绿树掩映、草木成荫的温柔小城。它位于奥克马尔吉河岸，始建于1823年，以时任立法委员的纳撒尼尔·梅肯的名字命名。在南北战争期间，这里曾是一个重要的军火库，还储存过南方邦联军的黄金，尽管如此，它却在战火之中幸存了下来。战争期间，数千名南军伤病员曾在威斯里安女子学院的教学大楼里接受救治。
当时的威斯里安女子学院坐落在小镇前方的一座小山上，越过松林，四周美景尽收眼底。学院只有一栋希腊复兴时期风格的大楼，楼前立着一排圆柱，像邦联军纠察队一样护卫着这里。随着校园不断扩建，又增加了其他不少希腊风格的建筑。后来，在19世纪末，主楼又被改造成维多利亚式那种华而不实的建筑风格，增加了尖角塔楼和有双重斜坡的屋顶。市里人都称它为“最完美的教学大楼”。学生宿舍位于顶楼，宽敞舒适，里面配备了大壁橱和更衣室。每层楼还设有一间盥洗室，专门用来摆放浴缸和瓷制便壶。“之所以如此设计，是为了确保宿舍的舒适、整洁和健康。”1900年，为了给新来的75名学生提供住的地方，学校又建了一栋附属建筑。
那里的学生大都来自南方的小康家庭，即便家里不太富裕，至少也都是有身份的人。她们身着带有无数衬裙的花边长裙，头发用精致的头巾扎起。虽然霭龄到达南方的时候，南方邦联派早已销声匿迹，但这些威斯里安女子学院的女孩们每逢照相之际，仍会摆出南北战争前常见的姿势。如果她们的父辈看到这样的照片，一定会马上挺直腰杆，开始大声地清嗓子了。
霭龄那坚强的性格终于有了回报。入学仅仅数周，威斯里安女子学院的其他女生们就断定，这个个头矮小的、长着一张扁平脸的中国女孩不会给她们带来预想之中的威胁。1932年，一位名叫尤妮斯·汤普森的女校友把霭龄的同学和老师对她的第一印象搜集起来，以宋氏姐妹的求学时代为主题，在纳什维尔的《田纳西人》报上用一整个版面刊发了一篇专题文章。从文章内容来看，大家都认为这三位天真无邪的姐妹显得古怪而又传奇。
总的来看，霭龄是个严肃的学生，她为人性情冷漠，不苟言笑，似乎只有她不在乎穿着打扮。也许全校学生中只有她一个人知道那些外在的虚荣到底值多少钱，也只有她能分毫不差地计算出每个女孩的家里有多少净资产——这些都是她靠脑袋计算出来的。宋查理的这个女儿没人能愚弄得了。霭龄的同学们把她的缄默看成是害羞的表现，因此对她毫无戒心。
盖里太太为人古道热肠，她尽力让霭龄找到家的感觉，结果就是，这个受宠若惊的女孩跟盖里院长和他的夫人结下了一生的友情。查理定期写信给霭龄，除了告诉她上海新近发生的事，还给她推荐一些中国经典历史书籍，她都认真地研读。在查理的影响下，霭龄拥有了深厚的中国文化基础。而在对外交际方面，她做了一些外在的改变，以便适应周围的环境。在学校，她只穿美式服装，还学会了不少美国俚语，英语说得也非常好。第一学年快结束时，她把辫子剪掉，换成了当时流行的四面向上翘起的新发式。
她的外表很容易引起误解。据她在学校的密友回忆说，有一天，威斯里安女子学院的一位教授从头到尾打量了她一遍，然后说她已经“变成了一个非常合格的美国公民”。恼怒的霭龄当着全班同学的面提醒他说，自己不是美国公民，而是一个中国人，并且为此而感到骄傲，这让教授非常难堪。看来，她仍对自己在旧金山那次遭遇耿耿于怀。（在这次争论时，霭龄忘记了她曾自称是葡萄牙公民的事。）
1906年1月，经威斯里安女子学院特别许可，霭龄动身赶往北方。她请假的理由是，她的姨父温秉忠率领慈禧太后派遣的一个帝国教育使团到了华盛顿。那时候学院不允许女生单独外出，因此盖里院长让他的太太陪着霭龄。到了华盛顿，霭龄陪着姨父参加了白宫的招待会，她被介绍给时任总统西奥多·罗斯福。总统以一贯的不拘小节的风格问这个16岁的中国女孩在美国的感受如何。
霭龄后来说，当时她是这样回答的：“美国确实很漂亮，我在这里过得很好。不过，您又凭什么说美国是个自由的国家呢？”她简洁地把去年夏天在旧金山的遭遇描述了一遍，然后接着说道：“如果说美国是个自由国家，那为什么要把一个中国小姑娘拒之门外呢？我们中国人绝不会如此对待自己的客人。美国还自称是自由国家呢！”
她说，罗斯福总统被她的话震惊了。听她发了一阵火之后，他只是随口嘟囔了一句“我很抱歉”，便去招呼另一位客人去了。
后来霭龄又陪着姨父从华盛顿去了纽约，并在那里见到了父亲。宋查理刚从住在达勒姆的朱利安·卡尔那里回来，他发现，眼前的女儿已不再是曾经的那个小姑娘，而是出落成一个体形健美、打扮入时的妙龄少女了。跟着父亲转了几个地方之后，霭龄返回了梅肯。
霭龄在佐治亚州的那些美女同学们大都是当地人，见识不广。霭龄虽不像她们那样举止轻佻，但也不乏放松的时候。在学院的喜剧社里，霭龄跟其他女孩子们一起拿威斯里安女子学院开过一些温和的玩笑。在1909年举办的一次班级活动中，主要节目是一部名为《校园风云》的话剧。它改编自贝蒂·威尔士的著作，编剧是威斯里安女子学院三位年轻的高年级学生，其中一个就是宋霭龄。在当年的毕业典礼上，她朗读了一段根据普契尼歌剧《蝴蝶夫人》原剧本改编的台词，她扮演的是被年轻的美国海军军官平克尔顿中尉抛弃的善良纯洁的日本艺妓巧巧桑。为了这次演出，她写信让父亲给他寄些丝绸来做日本和服。查理给她寄了足足40码[4]的玫红色锦缎。
拿到学位之后，像25年前她父亲那样，霭龄也登上了开往旧金山的火车。回到上海后，查理在虹口家中的书房和山东路印刷厂的秘密政治总部里分别给她准备了一张书桌，霭龄成了孙文的英文秘书。她主要负责处理孙文的信件，修改润色他的各类讲话稿，并把准备发给他（无论他身居何处）的电报译成电码。霭龄的归来，使查理能够全身心地投入到管理革命财务的工作中去。
1906年，查理在纽约与霭龄见过面后，又跟着温秉忠渡过哈得孙河，到新泽西小镇萨米特去参观克拉拉·波特温女士创办的一所规模不大的学校。
克拉拉·波特温一头栗色头发，身材高挑，精力充沛。19世纪末，她父亲曾在耶鲁大学教过几个中国学生，都是富家子弟。毕业回国后，克拉拉还曾随父亲去中国看望过他们。经过多年的接触，她逐渐对远东地区有了切实的了解。
波特温家的祖先来自白俄罗斯，原姓波特罗温。父亲去世之后，克拉拉继承父亲的工作，在自己的学校里招了几个中国学生，辅导他们备考美国大学。
该校位于洛克斯特街。房子是租来的，整个框架为白色，上面覆盖着棕色的柏木瓦顶。
通过克拉拉的父亲和萨米特本地一位名叫威廉·亨利·格兰特的朋友，温秉忠了解了克拉拉的情况。格兰特是一位教育家，曾在离萨米特不远的曼哈顿做过多年图书馆馆长。此外，他还热衷参加长老会的各类活动，对国外布道团的工作尤其感兴趣。在中国随布道团巡回布道的过程中，他认识了温秉忠，并通过他成为广州格致书院的美方创始人之一。
离格兰特家不远的地方有一座大宅，那里以前曾是曼利家族的家产，现在已经变成了一栋学生公寓，改名为圣乔治礼堂了。每有中国朋友至此，格兰特都会安排他们住在那里。
1906年，温秉忠赴萨米特的目的，是想安排他的教子埃贾克斯·王到波特温小姐的学校里上学。这个孩子准备在两年之后报考宾夕法尼亚大学。宋查理喜欢这所学校的气氛，便问波特温小姐，他想让自己的两个女儿——庆龄和美龄明年来此上学，不知道她是否愿意接受。
美龄当时只有8岁，查理的这个决定似乎有点为时过早。不过，他的人生现在正处于动荡不安的时期，策划叛乱面临着种种危险，被朝廷发现似乎只是时间问题。到那时，如果不想被捕处死，他只能选择逃亡。
霭龄现在在威斯里安女子学院，如果波特温小姐收留他另外两个女儿，那么一旦遇到紧急情况，他也就没有后顾之忧了。他的大儿子子文也即将从上海圣约翰中学毕业，毕业后马上就会到哈佛大学深造。另外两个儿子——子良和子安年龄还小，遇到紧急情况的话，也不会造成太大的拖累。
克拉拉·波特温很高兴地接受了查理的请求。
送庆龄和美龄去美国的是温秉忠。1907年，他带了另一个使团赴美考察。他的外交身份使庆龄和美龄免于遭受霭龄在旧金山的那次痛苦经历。
1907年夏天，温秉忠和他的妻子带庆龄和美龄登上了“满洲里”号轮船，同行的还有格兰特。有这么一帮人相陪，庆龄和美龄在旧金山轻松通过了移民局的检查，没有遇到任何麻烦。
波特温小姐的另一个名叫埃米莉·唐纳的学生回忆了她们听说有两个中国姑娘要来学校后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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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那个小天地里，这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但过了很久也没有任何动静，我们都把这事给忘了。一天早上，当我们来到学校时，发现她俩已经到了。
大点儿的那个严肃文静，大约有15岁。当时我们大多都是9岁左右，她看起来比我们大不少。她的中文名字叫庆龄，但我们都叫她罗莎蒙德，不知这名字是怎么来的……我们很少见到她，由于性格和年龄的原因，她很少参加我们这些小孩子的游戏。
另一个小女孩却是活泼开朗，她叫美龄，年龄跟我们差不多。她浑身充满活力，又非常顽皮……美龄像个可爱的小黄油球，什么都问——新发现的或不认识的树木啊、花朵啊、校舍啊、刚看到的人啊，见什么问什么。
她俩来到后不久，她们的姐姐霭龄就来看她们了。此时的霭龄已经长大成人，她为人和蔼，对我们非常友好。她的脸上涂着厚厚的脂粉，嘴上和脸颊抹得通红，都到1908年了还这样打扮，我们都感到震惊不已。不过我们都意识到，像她这个年龄的中国姑娘都这样化妆，就好像年龄大一些的美国女孩都喜欢化淡妆一样。我能看得出来，她的化妆水平还是很不错的。不过，我还记得当时我站在小女孩的角度，曾打心眼里希望美龄长大了可别像她姐姐这样把脸弄成这般模样。
有一天，从中国寄来了一个包裹，里面除了有许多小女孩喜欢的五颜六色的小玩意儿之外，还有一身给美龄做的可爱的黑色丝绸套装：一条黑色丝绸裤子和一件绣有青龙图案的上衣。美龄穿着这身衣服去爬树，结果爬得太高，自己下不来了。于是，我哥哥便爬上去接她，我和其他几个人则站在树下看着，真心希望那身衣服别给树枝刮破了。还好，最后衣服没有刮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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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上的图书管理员路易丝·莫里斯发现，这两个中国姑娘都酷爱读书。“严肃点儿的”庆龄喜欢看小说和其他“远超她这个年龄的姑娘趣味”的书籍。美龄则更喜欢看“彼得兔”之类的儿童书。
美龄经常想家，一想家了她就会跑到住在学校里的玛格丽特·巴尔内斯老师那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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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晚上经常到我房间里来，跟我聊她的家人和他们在上海的生活情况。两个姑娘都不喜欢自己的中国发式，恳求我教她们像美国人那样梳头发。后来，她俩买了一些红丝带，每天早上，美龄都会在自己乌黑的头发上扎两个蝴蝶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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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萨米特愉快地度过一年后，庆龄就到了可以去威斯里安女子学院上学的年龄了。1908年夏天，她和美龄还有朋友们一起到佐治亚州的山顶城市德莫雷斯特去玩。皮德蒙特学校就位于此地。该校由一位监理会巡回牧师于1897年创建。这位牧师的具体情况无人知晓，后人只知道人们称他“斯宾塞修士”。秋天来临之际，庆龄该回梅肯继续秋季学期的课程了。她把美龄留在了德莫雷特，跟小伙伴们一起到当地的一所学校上学。
多年以后，美龄满怀深情地回忆起那段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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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那时候还小，才11岁，不到上大学的年龄。我喜欢那个村子，又和村里的几个小姑娘玩得很不错，姐姐（庆龄）便决定把我留在了莫斯太太（我大姐大学同学的母亲）家里。
我在皮德蒙特上了八年级，在那里的9个月我过得非常开心。最有意思的是，我发现我的许多同学实际上都是大姑娘和小伙子。他们都来自遥远的山区，为了攒够到皮德蒙特上学的学费，很多人都在小学教过几年书。他们都对我怀有极大的兴趣。而从我的角度来讲，我则开始关注那些为了谋生，或是为了获取接受基础教育的机会而努力奋斗的人们的生活。我想，在少女时期与这些人接触的这种经历，对我日后关心那些贫苦出身的人们是有影响的。如果没在皮德蒙特上学，我恐怕一辈子也遇不到这样的人。这让我看到了他们的真正价值所在，因为，是他们及像他们一样的人组成了民族的脊梁。
到皮德蒙特之后，我才学会了如何从语法的角度分析句子。由于刚到美国两年，我对英语还只是略知皮毛，在语言表达上经常闹笑话，这让我的语法老师一度很头痛。为了让我改正错误，她开始尝试教我语法分析。她的努力一定是取得了一些成效，因为现在大家都说我写的英语很棒……村民们都习惯把我当成一个稀奇古怪的玩意儿。管它古怪不古怪，我却是真的喜欢亨特先生杂货店里卖的那种5美分一块儿的橡皮糖，我的小伙伴们都很爱吃。我还记得，亨特先生的玻璃橱柜里摆着奶酪饼干和大棒棒糖，我们三四个小女孩中，谁要是能拿5美分去请大家吃一次，我们就觉得是一次丰盛的款待了。那时候，我们几乎一点儿都不知道苍蝇和细菌的危害，即便是那些与满是斑点的粘蝇纸摆在一起的零食，我们也一如既往地喜欢。我现在不也活得好好地给你们讲这些故事嘛。
有一件正义的慈善之举曾让我激动万分，那种感觉此生再未有过。圣诞节前的某一天，弗洛伦丝、海蒂·亨德里克森、弗洛西·阿迪顿和我都认为，圣诞季的真正意义在于让别人感到幸福快乐。我们决定把我们的善念付诸行动，于是我们每人出25美分，共凑成一美元，准备去买些土豆、牛奶、汉堡牛排、苹果和橘子送给铁路对面的那户穷苦人家。我们尽量低调，谁都没把这件善事告诉别人。不过，由于我们都很兴奋，连坐在杂货店里的亨特先生都听到我们在谈论该买哪种食品才最合适。那时候我最喜欢的课程是生理学，我还记得我当时坚持认为我们应该多买点糖，这样的话，糖里面含有的碳水化合物可以让瘦弱的孩子们暖和些，也可以给他们的母亲提供足够的能量。而另一个出了份子钱的女孩却坚持认为土豆是最能充饥、最能产生热量的食物。亨特先生好奇地听着我们的谈话，看到我们争得激烈的时候，他忍不住笑了起来。最后，他慷慨地每样都给了我们一些，才平息了这场争吵……当我们抱着盛满食物的包裹吃力地穿过高架桥时，那感觉就好像圣女贞德去执行一项神圣的任务一样。我们来到那栋摇摇欲坠的棚屋前，看到那位衣衫褴褛的母亲无精打采地站在那里，她的孩子紧抓着她的双手，从母亲的裙子后面偷偷看着我们。看到这种情形，我们全都惊得目瞪口呆，谁都说不出话来。我们放下包裹，撒腿就跑，一直跑到觉得敢说话了，我们中的一个人才壮着胆子大喊了一声“圣诞快乐”，然后加快脚步快速跑开了。
我们当时最喜欢的娱乐活动是采坚果……我还读了很多的书，最喜欢去的地方是我住的房子旁边那两棵树之间的那把木头长椅。我住的是莫斯太太的房子，她是男生宿舍的楼长，我跟她住在楼下的一间套房里，同住的还有她的女儿罗西娜和鲁比……每当莫斯太太想表达对我的亲切之情时，就会让我做饼干。不过我从没有做出过像样的饼干，看来我天生不是做厨师的料……
我再也没回去过皮德蒙特，不过我还记得在那里度过的那段快乐的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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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龄12岁了，但上大学还是年龄不够，即便是在威斯里安女子学院当一个“特别生”也显得偏小。不过，盖里院长退休后，“非本校学生不得入住”的规定取消了，在新任院长安斯沃斯的安排下，美龄来到了庆龄的身边。
宋家三姐妹都在佐治亚州待了5年，但美龄正式上大学的时间只有一年。其余的4年里，美龄都是在各个学校里转来转去，人们或是修改校规，或是违反校规，甚至重订校规，只为了能够让她入学。她在大学里也可以自由活动，被年长一点儿的姑娘们称为“福星”。宿舍楼里离卫生间不远的地方给她单独留了一个房间，但她大部分的时间里是住在校长安斯沃斯家里。安斯沃斯有个女儿，比美龄小两岁，名叫埃洛伊塞，她身体羸弱，但性格开朗。她俩很快就熟络起来，常结伴在维多利亚式主楼的走廊里跑来跑去，偷看并捉弄读大学的那些女孩子。后来，埃洛伊塞的母亲安斯沃斯夫人写了一篇回忆文章来追述那段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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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洛伊塞回忆说，能有一个跟她年龄相仿的人做玩伴，她感到万分高兴。从一开始她（美龄）就跟我们处得非常融洽，大部分的课余时间都跟埃洛伊塞在一起玩。一次，因为一件事跟埃洛伊塞不和，她在一边噘着嘴生气。后来她们好像和好了，但美龄还是生气。看到埃洛伊塞很担心伤到朋友的心，我决定跟美龄谈谈如何学会原谅别人。我问她，表现出如此不雅的一面，自己会不会觉得不好意思。她轻轻眨了眨眼睛，快速回答道：“没什么不好意思，安斯沃斯太太。我还挺喜欢这样呢。”
这两个小家伙最喜欢从客厅的百叶窗往外偷看那些约会的女生，每次都会咯咯地笑着跑回来跟我讲她们看到的情景，再没有比她俩更浪漫的小精灵了。每当有女生订婚，她俩也像大家一样的兴奋。
我的两个儿子威廉和马尔科姆经常用手推车推着她俩在校园里那长长的走廊里来回跑，她俩都高兴得不得了。每当此时，美龄那两条黑色的发辫就会从额头滑下来，随风飘来飘去。男孩子们推着她玩的时候，她本性中善良的一面就显得温柔可亲。在社交方面，美龄总是能一帆风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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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安排玛吉·伯克斯和露西·莱斯特两位年轻的教师专门辅导美龄的功课。伯克斯小姐的母亲伯克斯夫人是学院里的英语教授，她负责美龄的日常生活——给她做衣服，帮她到城里去买鞋子等。宋家三姐妹虽然穿美式服装，但衣服的用料都是从上海寄来的。每当她们独处的时候，就会立刻换上中式旗袍。这时候如果有校友突然走进美龄的房间，她就会飞快地跑进大衣橱里换上西式装扮，然后才会出来。
大家都认为美龄有点早熟。她异常活跃，经常搞恶作剧。不过她一向口齿伶俐，这使她避免了不少麻烦。那时候口红和脂粉还被认为是不雅之物，有一天，人们发现她用中国胭脂和唇纸化了妆。
“噢，美龄，”一位年龄大一些的同学高声喊道，“我想你是往脸上抹粉了吧！”
“是啊，”美龄脆声答道，“中国胭脂！”
上法语课时，她可以随时离开教室，到校园里转一圈，原因很简单：她想出去溜达溜达，并且认为这很有必要。
1912年，美龄终于上了大学一年级。事实表明，她并不是很用功。她学习靠的不是勤奋，而是智力和天分。真正用功学习的是她的二姐庆龄。
沉默寡言的庆龄的思维处在另一个层面，她一直思索的是中国革命的更深层意义，思考着困扰父亲和孙文的革命伦理问题。同学们都夸她“长得漂亮”。不过，如果他们用“伤感”或“忧伤”这样的字眼也许更恰当一些，因为正是那种忧伤和沉思的气质才成就了她无与伦比的美。在内心深处，她俨然已经是一个坚定的革命者了。
查理经常给女儿们写长信、寄剪报，让她们及时了解国内动态。庆龄能够把零碎的信息拼接起来，从而了解孙文艰难曲折的革命进程。经过十多年的革命失败后，她的父亲和教父已经学会了忍耐。而她还年轻，没有足够的耐心。当时她并不知道，结局最终还是以一种出人意料的方式到来了。
[1] 在英文里，宋子文写作Tse-ven Soong。——译者注
[2] 中西女塾，1892年由林乐知创办，1930年改名私立中西女子中学。——编者注
[3] 婆罗门是祭司贵族，是印度四姓中最上位僧侣、学者阶级的称谓，为古印度一切知识之垄断者，自认为印度社会之最胜种姓。——译者注
[4] 1码≈0.91米。——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