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一个传统，每个朝代，只有受命于天才能掌权。一旦失去天命，王朝就要破灭。清王朝最终也失去了天命。

北京城接连发生了几件不祥的事，似乎是帝国将要崩塌的前兆。1908年11月，慈禧太后驾崩，她有可能是被毒杀致死的。老佛爷像条百足之虫一样，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手段，控制中国长达半个世纪。敢于挑战其权威的人都遭到残酷镇压，早该倒台的清政府因此得以苟延残喘多年。1898年，朝廷大臣中的改良派团结在她的政敌、年轻的光绪皇帝周围，于是慈禧太后便囚禁了光绪帝，至此，改良派所有的努力都付诸东流。现在，在垂死之际，不想让光绪独活于世的慈禧命太监将他毒死。光绪帝去世的第二天，慈禧太后驾崩。远在梅肯的庆龄得知这一消息，暗中庆祝了好几天。

然而，慈禧的死并没有消除中国国内的罪恶腐败现象。继承皇位的是她的侄孙溥仪。溥仪当时还只是个孩子，太监们只会带着他在深宫之中过骄纵奢侈的隐秘生活。皇权落到了摄政王——他的父亲醇亲王手里，而醇亲王却是个无能之辈。在慈禧太后去世之前或去世之后不久，替她效力多年的那些权势人物一个个撒手人寰，硕果仅存的铁腕人物只剩下诡计多端的军方魁首袁世凯。而此时的袁世凯早被解除兵权，暂时退隐家中，每日以琢磨木工聊以自娱。

权力的分散使中国缺乏有效的统治。清政府的这一明显弱点使孙文得以为革命募集到新的资金。1910年2月，为了再次尝试夺取权力，他又一次动身到美国和加拿大为起义筹措款项。这是自1895年广州起义后的第九次起义，也是自在东京成立同盟会以来的第七次起义。因为被清政府限制入境，除了第一次起义之外，其他几次孙文都没有直接参加，只是通过派遣密使指挥。跟以前的几次一样，这次起义的准备工作也是一团糟，缺乏有效训练的起义者不能按时间表行事，结果破坏了整个计划。不过惨败也有令人鼓舞的一面：自发动革命以来，第一次有大批的清军变节加入了革命队伍。此外，一些乡绅和商人也加入进来。这表明，人们对清政府的不满已经跨越了阶级的界限。

孙文从新加坡前往欧洲和美国，一路发表演说，筹集资金。他以未来可能成立的共和国的名义向海外华人做出了给予公民权、商业优惠、议员资格等许诺，还答应给他们塑雕像，捐款最多的人还享有用他们的名字给公园命名的资格。

从中国的槟榔屿到东南亚的其他地区，他募集到了再次组织一次起义所需资金的一半，这让他大受鼓舞。把这笔资金转给上海的查理后，他又匆匆启程，再次开始了他的环球之旅。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温哥华市，他的募捐达到了高峰：只用了几天的时间，就从该市最大的华人社区里募集到了剩余的一半款项。

新的起义日期定在了1911年4月13日，目标再次集中在广州。然而就在起义前5天，由于太过心急，一位从新加坡招来的起义者自作主张刺杀了清政府驻军统领。收到预警的广州国民政府下令全城加强戒备，并把不太可靠的军队都关到了军营里。这跟1895年香港的革命者们因武器问题争吵不休、渡船却自行开走时的情形一模一样。继续坚持原计划已是徒劳无益，而要收手却为时已晚。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那些捐钱的华侨们都在满怀期待地等待起义的结果。

起义的领导者们犹豫不决，最终在比原定起义时间晚了两周的4月27日发起了进攻。当日下午5点30分，130名手持手枪和自制炸弹的起义者向总督衙门发起进攻。没人去通知准备参加暴动的那部分被称为“新军”的清政府部队，所以他们并没有到场，参加起义的只有这群人数不多的乌合之众。当这些人冲进总督衙门的内院，发现已是人去楼空。他们准备撤离时，却发现后路早已被大批清军堵死。一个起义者自认为可以策动清军士兵临阵变节，结果刚张开嘴就被一颗子弹击倒在地。叛军首领发现大势已去，便溜进街头的一家店铺，换上便装，消失在夜色之中。

剩下的革命者只能靠自己了，结果有将近100个年轻的革命者当场被杀或被捕。被捕者要么被绞死，要么被砍头，就连那些已经惨死街头的人也被砍了头。

“尽管烈士们表现出无与伦比的英雄主义精神，”参加过这次起义的历史学家吴玉章写道：

<blockquote>

没有广大人民群众参加的武装起义终究逃脱不了失败的命运……任何脱离大众革命斗争的武装起义都只不过是一种军事冒险行为。同盟会领导的许多武装起义虽然失败了，却沉重打击了清政府的反动统治。它们鼓舞了数不胜数的人民大众投入到革命斗争中去，使反动统治阶级内部的很多人感到惶恐不安。

</blockquote>

革命领导者们对广州起义的惨败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在此期间，澳大利亚记者端纳访问了宋查理的华美书馆。在书馆中，他发现这里与往常一样，聚集着一大群革命的高层领导。

查理高兴地与端纳打招呼，他笑道：“澳大利亚人有没有什么搅乱敌人的法子？”

他们不停地讨论每次起义都遇到的组织不力的问题，端纳在一旁听了一会儿，然后打断了他们的谈话，说道：

<blockquote>

反清大业实现后该怎么办？你们都避而不谈建立政府的问题。创立政府可是件大事，必须建立一个高效运转的政府。这可绝不应该仅仅是一个梦想或者希望。你们必须任用那些既受过训练又有才干的人……

</blockquote>

一位参与密谋的人摇了摇手，轻描淡写地说道：“哦，你说的那些都属于具体的问题，我想会有人关心这些细节方面的事情。”

一听此言，宋查理显得十分忧虑。

然而，此时此刻研究夺权之后政府该如何运作已经为时已晚。

在威斯里安女子学院读书的庆龄刚升大三不久，事情发生了。

在位于长江中游的武汉三镇，驻军中一批心怀不满的军官正独自策划反抗清政府的起义。10月9日，在他们的一个隐秘据点里，一颗自制炸弹不慎爆炸了。

闻声赶来的巡捕在现场发现了各种文件资料、徽章、印章和旗帜等物品。他们迅速采取行动，袭击了位于不远处的小朝街里的密谋策划总部，逮捕了大批谋反者。一时间，武汉三镇城门紧闭，各处军营被清军包围，巡捕们拿着叛军花名册四处拿人，全城一片风声鹤唳。对那些持不同政见的军官们来说，他们面临的选择其实很简单：要么心甘情愿被捕，接受残酷刑罚；要么孤注一掷，发起策划已久的暴动。于是，有4个营的官兵突然发动兵变，并控制了武昌。总督逃到泊在长江中的一艘炮艇上。那天是1911年10月10日，后来10月10日被称作“辛亥革命纪念日”。

兵变部队缺少有效的组织。率众起义的人是当地一个名为“文学社”的革命组织的成员，他们在政坛上毫无名气，与三合会没有太大的关联，跟孙文的同盟会也没有直接联系。虽然如此，他们却在无意之中完成了他人多年来没有做到的事。10月12日，即那颗自制炸弹发生爆炸两天后，叛军成立了临时共和政府，提名他们的指挥官黎元洪担任革命军政府都督。在接下来的数天或数周之内，各省纷纷加入反叛阵营，宣布独立，脱离清政府统治。

为了挽救自己的统治，清政府决定最后一搏，下旨召回“退隐在家”的已故慈禧太后的首席军事顾问、奸诈狡猾的袁世凯。

袁世凯算得上是一个军阀，多年来一直在清政府背后把持着军权。19世纪90年代改良之风在中国兴起之际，他组建了中国首支“现代化”军队，给外国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慈禧太后驾崩之后，他的地位也一落千丈。但在1911年，奉召重掌兵权的袁世凯意识到这是他攫取权力的一次良机。他向叛军发起猛烈的进攻，却故意不将其击溃。他的目的是在对敌作战中取得优势，但又不至于壮大清政府的军事力量，然后坐等双方的实力一点点消耗殆尽。

清政府的命运最终落入了外国列强手中。清政府已经到了穷途末路，这一点各国都心知肚明。当时，英国在中国的势力最为强大，它是支持清政府还是支持各路叛军，将决定事态发展的最终结果，这一点跟半个多世纪前太平天国起义时的情形非常相似。

英国人已经明确表示它不会采取任何支持清政府的行动。看到英国表明了立场，其他各国也站到它这一边。由于西方各国采取骑墙态度，清政府的灭亡已不可避免。不过，英国也拒绝支持共和派，它故意将中国的命运交到了袁世凯的手中，试图将袁世凯扶植成新的铁腕人物，让中国重新陷入专制独裁和社会混乱之中。

革命发生时，孙文正在科罗拉多州的丹佛市。那天上午，他准备坐火车去堪萨斯城，吃早饭的时候他打开一张报纸，才知道了这一重大事件。报道中列出了可能成为新中国领导人的人员名单，他发现自己也位列其中。他意识到，这个处于襁褓之中的新政府的命运掌握在外国列强手中，特别是英国和美国这两个国家。如果他本人能得到西方各国的支持，那么获得领导职位就没有什么悬念。因此，他没有选择急匆匆地返回国内，而是直奔华盛顿，秘密求见国务卿诺克斯。国务卿拒绝与他见面。毫不气馁的孙文又匆忙赶往纽约，从那里坐船去了英国。

到伦敦后，孙文联系上了大军火商维克斯—马克西姆公司的总裁特雷弗·道森爵士。特雷弗爵士也希望与中国的新政府签订大单，便答应把孙文的话传给外交部。除了许诺其他的一些条件之外，孙文还准备给予英国在华优惠政策，许诺任用英国军官执掌中国海军，并确保3 500万秘密会社成员为英国效力。这些连哄带骗的谄媚做法并没有奏效，很久以前英国外交部就认定孙文只不过是个空话连篇的人。实际上，此时英国政府早已确定了下一步的行动方案：将坚定地支持铁腕人物袁世凯。孙文得到的唯一保证是英国将保持“中立”——这一点北京的英国使馆早就披露过了。

大失所望的孙文又来到了巴黎，在这里，他见到了法国总统克列孟梭，但结果仍是一无所获。两手空空的孙文从马赛登船，返回国内。

一次次的失败使孙文不再受到其主要政敌的重视，不过这并没有影响他在公众面前树立起的革命者形象，追随他的人们相信是他加快了清政府的垮台。1911年12月25日，孙文抵达上海后，同盟会中那些忠诚的帮会成员，包括查理和霭龄，都像迎接英雄一样欢庆他的归来。孙文直接去了查理家中，与助手们磋商相关事务。在华南大部分地区，革命已成既定事实，不过北方地区的形势还不明朗。包括火药桶武汉在内的光复地区的代表们已经来到了明朝故都南京，这里将成为共和国的新首都。把首都从北京迁至此地意在表明新政府与明朝之间的某种关联：既偿还了明朝的血债，又拔掉了清朝的尖牙。聚集在南京的代表们迫切地想选出一位共和国总统，但到目前为止，对任何一位候选领导人都没有形成压倒性的一致意见。他们正在寻找一位双方都能认可的人物。

孙文在霭龄和查理的陪同下来到南京，再次受到人们的热烈欢迎，并获得全部选票，被选举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孙文就职后不久，查理给庆龄寄去了一面首批制作的中华民国五色旗。她的室友后来回忆说，看到庆龄拉过一把椅子放在墙根，然后站上去，一把扯下原来挂在上面的大清国龙旗，把新旗挂了上去。

“打倒龙旗！”她高声喊道，“高举民国国旗！”（国旗上的红、黄、蓝、白、黑这5道横条分别代表汉、满、蒙、回、藏5个民族。）

获悉清政府倒台的消息后，庆龄兴奋不已。她比以往更加关注围绕这些巨变所发生的各种情况，以及促成这些变化的那些人。威斯里安女子学院的一份学生杂志上刊登了她的一篇题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事件》的文章，由于这篇文章体现了她后来的许多坚定的信仰，因此有必要在此探讨一下其中的部分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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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多教育家和政治家们一致认为，中国的（辛亥）革命是20世纪最伟大的事件之一，甚至可以说是自滑铁卢战役以来最伟大的事件之一。这是一项非凡的成就，它意味着四万万人民大众从存在了4 000多年的君主专制的奴役下解放了出来。在君主专制的统治下，“生命、自由和对幸福的追求”都化为泡影。这场革命还标志着一个王朝的覆灭，在这个自私自利的王朝的残酷压榨下，中国从曾经的繁荣富强沦落为现如今的贫穷落后。清政府的倒台，意味着世界上最野蛮的制度和道德沦丧的旧体制已经废除。

就在5个月前，我们做梦也想不到共和国会建立起来。对一些人来说，就连先成立一个立宪政府的想法都让他们颇为怀疑。但是，上至政治家，下至黎民百姓，每一个具有爱国精神的中国人都具有反清意识。所有的苦难，如饥荒、水灾和生活水平的不断下降等等问题，归根结底都源于清政府及各级贪官污吏的残暴统治。这次宏大革命的起因正是阶级压迫，表面看来，革命造成了动荡，实际上对中国人来说是一大幸事。我们已经目睹了改革的到来，而在暴君的统治下，这是永远不可能发生的。我们从报纸上看到，中国正兴起剪辫子运动，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去除了这个累赘——也是全体中国人的耻辱……还有不计其数的改革正在推进之中……

这场革命在中国建立了自由和平等。为了这两个不可或缺的权利，多少人英勇地付出了他们宝贵的生命。但中国还没有实现博爱，这是全人类尚未实现的理想，如果没有人类之间的友爱，互相之间不能如同兄弟般相待，那么自由就没有安全的基础，真正的平等也只能是一个梦想。

</blockquote>

从梅肯《电讯报》的报道中，庆龄看到，孙文就任临时大总统后的第一次正式活动，就是率众带着祭品前往明朝皇帝的陵墓进行拜祭。此举意在表明，他最终实现了在三合会歃血为盟时的誓言：反清复明。

但是，一个月后，他辞职了。

虽然孙文在南京挂着临时大总统的头衔，实权仍然掌握在北京的实力派袁世凯手中。袁世凯擅长宫廷权术，又是操纵刺杀活动的老手，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牢牢掌握着中国的命运。袁世凯坐镇被外国政府视为权力中心的北京城，背后有英国政府的支持，手下的北洋军控制着华北地区，没有他的合作，民国政府不过是一个空壳。小皇帝溥仪仍然在位，充当他的傀儡，也算是清政府留下的一件遗物。面对四分五裂的中国，共和派无法代表全国人民说话。为了让人们彻底认识到这一点，袁世凯的手下在其控制的北方各省制造了一系列流血事件，然后在一边袖手旁观。没有袁世凯的北洋军及巡捕的合作，孙文无法平息这些骚乱。他们故意让他显出无能为力的样子。

孙文领导的同盟会根本就没有做好面对革命现实的准备，就连孙文本人也一直认为辛亥革命不过是“纯属偶然”，他领导的同盟会的代表们甚至都没有在新政府里担任领导职务。结果就是，在中国形成了两个共和政府基地：参加起义的革命者们在辛亥革命发生地武汉成立了军政府，孙文领导的同盟会则把上海和南京作为自己的根据地。为了统一共和派势力，他们成立了一个新的全国性的政党：国民党。新成立的国民党非但不能控制局面，反而不断受到其他反革命集团的抵抗和反对。

几天之后，孙文就意识到自己实际上半点儿权力都没有。铁腕人物袁世凯一直背着他跟各个共和派小集团的领导者们进行谈判，告诉他们只有他才是结束乱局、统一天下的唯一人选。袁世凯糊弄他们说，他将加入国民党，并会说服手下的各个部长也加入该党。他许诺说，一旦民主共和派接受他的条件，让他接任孙文担任大总统，他将立即废黜小皇帝，结束帝制。

理性的思考之后，孙文觉得他已经完成了引领中国恢复自由的初衷，但当他最终不得不承认“现如今只有袁世凯才是唯一能够统治中国的人”的时候，内心一定感到了深深的痛苦。孙文提出的条件是：废黜小皇帝，迁都南京。只要袁世凯能做到这两点，他就让位。袁世凯接受了他的条件，2月12日，溥仪退位。两天之后，袁世凯当选临时大总统。3月10日，袁世凯宣布就职。4月1日，孙文搬出南京的临时大总统办公室，给袁世凯腾出地方。当年9月，孙文就任袁大总统政府下的中国铁路总公司督办之职。

随后是可怕的幡然醒悟的时刻。袁世凯当上总统之后，立刻开始着手把那些无恶不作的手下安插到相应的岗位上，最有权势的那部分人则被安排进入内阁。仍留在内阁中的几位民主共和派领导人发现他们处在孤立无援的状态，袁世凯夺去他们手中的权力、实施独裁统治是迟早的事。这种手段似曾相识，虽然如此，很多民主共和派人士却并没有立即认识到危险所在。他们仍沉浸在推翻清政府之后的兴奋之中，他们考虑的是其他方面的一些事务。全国各地都在筹划立宪会议选举的事，精明点儿的政治领导人都在忙着参加选举。

远在梅肯的庆龄比大部分人都看得更清楚一些，她知道真正的革命还远未开始。她开始计算时日，期待自己能早日回去为国效力。

对于孙文来说，他在中国铁路总公司的职位就是在“度假”——给自己一段舔舐伤口的时间。很显然，他并没有认识到，袁世凯给他安排这样一个职位不过是为了最终把他从政府里赶出去。他拿着每月30 000大洋的月薪，阔绰地四处旅行。在他的一再坚持下，宋查理被任命为中国铁路总公司财务部部长，跟随他四处巡游，霭龄则仍担任他的秘书。

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多年来，宋查理和他的家人首次与孙文在公开场合一起亮相，这对双方来说都是一个危险的转变。

他们一起在全国到处巡视，铁路所及之处都有他们的身影。列车时而沿着长江边飞驰，时而咯噔咯噔地从满洲里的高粱地里穿过，时而又在广东省那怪石嶙峋、郁郁葱葱的喀斯特地貌的山谷中蜿蜒前行。

整列火车配备的都是专列车厢。孙文乘坐的是以前老佛爷专用的那节车厢。慈禧太后当年预定了一列16节车厢的火车，之所以定这个数，是因为其他国家的君主也都定这么多。她专用的那节车厢的豪华程度甚至超过了罗曼诺夫王朝的沙皇在西伯利亚铁路的专用包厢。慈禧太后曾带着40双鞋子和2 000件旗袍坐在这个车厢里巡游过一次，此后再没人坐过。蓝色的天鹅绒地毯上绣着金黄色的牡丹花和凤凰，窗户上则挂着黄色丝绸窗帘，陈设颇具皇家风格。

追随孙文的澳大利亚记者端纳陪着他们去过一次北方。每到一站，孙文都会在一片军乐声中走下火车，接见当地的达官显贵，坐下来品茶，然后发表讲话。孙文还经常跟端纳促膝长谈，讨论如何发展中国。有时候霭龄也会搬把椅子坐在一旁记录，并时不时报以赞许的微笑。

在孙文看来，建设铁路是解决中国贫困问题的答案所在。他坚持认为，在没建铁路之前，美国一直处于贫穷状态，但在借钱建成了20万英里的铁路之后，美国成了全世界最富有的国家。因为中国的疆域比美国大一些，因此要建的铁路也应该比美国更多一些。

一天上午，端纳又被叫到孙文那里。来到之后他发现孙文正盯着墙上的一幅巨大的中国地图，手中挥动着一支毛笔。端纳看到孙文在地图上不停地画线，把各个城市连到一起。当他明白过来孙文在做什么的时候，心中暗自思忖：“我找到了最有说服力的证据，孙文已经疯了，还不是一般地疯。”端纳把两人谈话的内容记录了下来，他俩的对话现在看起来仍很经典。

“我想请你帮忙设计一下这张铁路图，”孙文说道，“我计划在10年之内建设20万里铁路线。我正在地图上规划这些铁路线。看到从一个省会连到另一个省会的那些粗线了吗？它们将被建成主干线，其他的则是支线和次要的路线。”

接下来的几天里，端纳每天早上7点都会准时来到孙文的车厢，看着他在那里不停地画线。他会涂掉画歪了的线路，然后重新画上直线。后来，当他们乘坐的火车来到一座预定要召开记者招待会的大城市时，端纳开口了。

“我不会把你的铁路图展示给记者们看，”端纳漫不经心地说道，“这会提前泄露你的想法。”

“哦，不，”他嗤笑端纳说，“我不介意。我想让大家知道这个计划。我的铁路图将会拯救中国。”

“几天前你曾说过将在10年之内建成20万里铁路，”端纳反击道，“这是不可能的。第一，这需要很多钱，第二，我觉得这么长的铁路你30年也建不了。”

“这很简单，”孙文回答道，“我们需要多少钱都能弄来。我将用英国人的钱建一部分铁路，用美国人的钱建一部分，用德国人的钱建一部分，用日本人的钱建一部分，如此类推。”

“难道你不知道清政府当年也想这么做吗？他们试图实现铁路国有化，然后利用外国资本运营，但结果却引起了一场铁路暴动。”

看到孙文不再说话，端纳指着地图上群山连绵的西藏说道：“绕西藏的这条铁路你永远也建不成，你也只能地图上用毛笔和墨水画画，仅此而已。你的铁路所要经过的一些山口，有很多高达15 000英尺。”

“那里有公路，不是吗？”孙文说。

“那里没有公路，只有狭窄坎坷的羊肠小道。它们盘山而上，直达云天。那些路陡得连强壮的牦牛也很难爬过去。”

“能建公路的地方，就能建铁路。”说完，孙文便结束了这个话题。后来，端纳记下了他个人对孙文梦想的看法：“我说他疯了，并不是因为他画了那样一张铁路图。因为只要有足够的资金，并假以时日，他规划的那些铁路，哪怕是再多一点儿也都能建成。我认为他疯的原因是，孙文认为，他画下了这张铁路图，外国资本家们就会给他足够的钱，让他在5—10年之内把它们全部修好！”

孙文的助手们确实也向摩根这样的金融家们申请过资金，不过没有任何结果。他们只与乔治·波林的伦敦公司签过一个合同，后来因为“一战”的爆发，所有的努力都白费了。即便是那个签过的合同，也只是刚进行到勘探阶段。

这些设想确实让孙文兴奋了一段时间，但端纳发现了一些迹象：孙文对革命的失望慢慢变成了绝望，而绝望中的他似乎失去了对现实的掌控能力。

让头脑发热的孙文冷静下来的很有可能是霭龄。孙文是个梦想家，而霭龄是个现实主义者。作为他的秘书，霭龄最清楚他的弱点所在，知道他属于那种外强中干、夸夸其谈的人。孙文相信什么、坚持做什么，对霭龄这样现实的人来说都无关紧要。信仰并不是什么有形资产。她在查理身边，经常看到他因革命者们不断遭受挫败而扼腕叹息。也许她自然而然地会把这一切都归咎到孙文的头上。不过，在她妹妹庆龄眼里，孙文完全是另一番不同的形象。

1913年年初，野心勃勃的袁世凯应验了最可怕的一个预言，开始采取行动独揽大权，他准备登基称帝的想法已经昭然若揭。实施独裁统治后，他撕毁了迁都南京的承诺。控制北方各省的军阀都是在北洋武备学院里培训出来的所谓的“北洋军阀”，全都效忠于他本人。把政府设在北京，就可以使之完全处于袁世凯的掌控之下，在外则有北洋军队的严密保护。

袁世凯从位于紫禁城中的大本营里派出刺客，消灭他的主要政敌，目标就是新成立的国民党中与孙文结盟的那几位共和派领导人。国民党当时正以压倒性的优势夺取选举的胜利，但在他们还未完全有能力对抗袁世凯之前，袁世凯派出的杀手们开始出手了。

袁世凯政权非常明白，通过暗杀可以清除那些最有希望与之竞争的领导人。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事态也正沿着这一趋势不断发展：田野里的花朵被一一拔除，留下的只有等待发芽的种子。

最早牺牲的是年仅31岁的宋教仁。他是新成立的国民党的领导者之一，也是仍留在袁世凯内阁中的4位独立共和派人士之一。这位年轻的政治家具有一种非常符合中国国情的优势：除了具有卓越的领导才能之外，他还有来自社会底层的出身背景，在农村地区可以得到劳苦大众的支持。以孙文为首的党内高层认为，如果要使农民在民主进程中起到更为直接的作用，必先将他们置于知识阶层的领导之下。相比之下，抬高宋教仁在民众中的地位只不过是一种政治作秀。袁世凯开始揽权时，宋教仁和另外三名独立派内阁成员以辞职相威胁，与袁世凯发生了直接的冲突。1913年3月20日，当宋教仁正准备在上海登上火车时，一位刺客朝他的腹部开了两枪。瞄准腹部开枪是故意让他遭受最痛苦的折磨，他整整受了两天的罪才去世。

追查之下，凶手直指独裁者的内阁总理和一位内阁秘书。一时间，袁世凯笼罩在丑闻之中。但这只不过是一系列刺杀活动的开始——一些刺杀活动竟在大庭广众之下公然发生，另一些则通过在宴会上或日常饮食中投毒来实施。

丑闻没有给袁世凯带来任何影响，他继续执行清洗计划，解除了国民党党员在政府中的职务，取而代之的是忠于他的北洋军官。过了很长时间，共和派才明白这一切是怎么回事。虽然为时稍晚，他们还是决定跟他摊牌。1913年7月11日，在孙文的鼓动下，江西督军宣布独立，脱离北京政府的统治。紧接着，孙文发表演说，公开谴责袁世凯：“其敢僭自称帝者，全国共诛之。”他很快被解除了全国铁路督办之职，“二次革命”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