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上海警界人士平日闲聊以及有关三合会的传闻，洪帮入会仪式通常是在一艘停靠在法租界外黄埔江面的鸦片船上进行。深夜时分，三名洪帮头目把像查理这样的新人带到船上。人称“白纸扇”的师爷负责帮规和财务方面的事务，另一个被称为“洪棍”的执事打手精通武功，传令的则被叫作“草鞋”。他们事先在船舱深处设好祭坛，上面铺有写满汉字的红色条幅。祭坛上摆着一碗生米，上面插着28柱香和三面红色小旗。十余名帮内长老和头领在灯火照不见的地方观看整个仪式。

接着，入会者被要求跪下，开始点香。整把香全部点着后，交给坛主，由坛主把香插到盛着米的碗里。接着，由执事洪棍给入会者们每人派发清香一支，高举过头，跟着坛主读诵一些行话。读诵完毕，把手中的香扔掉，然后再跟着重复洪帮三十六誓，然后每人再拿一根清香抛到地上。随后，跟着坛主发誓，今后要做到尽忠、保密。这时执事洪棍会拿一把长剑对着入会者的肩胛骨做一个刺入的动作，意思是如果背叛洪帮，就会被割断筋骨，胳膊一辈子也抬不起来了。坛主还会刺破入会者的手指，歃血为盟，表明从此结为帮中兄弟。每位入会者都被按照次序编号，学会帮内联络暗号，以便在茶馆和其他公共场合接头。仪式的最后，照例是焚烧掉所有的饰物、旗帜和条幅。

查理的秘密生活就此开启了。直到1894年，他才建立起一生中最重要的帮会关系。不过在此之前，他已经得到了一个帮会势力的帮助，通过后门关系给他提供了上海拥有的一切便利。现在，路已打通，能否发大财就靠他自己了。

查理致富的客观条件并非从天而降，而是在他的传教生涯和秘密帮会活动的交织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查理最初开始挣钱，还是靠自己传教士的身份。1888年，查理升职为正式牧师。第二年他便转到了上海市区，离当时中国的金融中心和革命中心更近了一步。1890年，他不再担任巡回牧师，改到上海郊区川沙任驻地牧师。当时，人们盛传他已经开办了自己的印刷厂，并且已经辞去传教职务。查理不再需要监理会了。

到了1889年年末，在他东奔西跑挣钱的时候，查理在美国《圣经》出版协会找了一份业余工作。该协会在世界各地印制销售不同语言版本的廉价《圣经》。它销售或者免费赠送的《圣经》没有注解和评语，因为能从社会上筹到一些资金，《圣经》的价格一直十分低廉。

查理的任务是销售英文原版《圣经》和由裨治文和克陛存等合作修订的汉语版《圣经·新约》。他发现买得起或愿意读《圣经》的只有中等阶层。

大部分中国人没钱买任何图书。即便是廉价的《圣经》，也超过了他们的购买能力。在中国流传最广的《圣经》是用进口纸张印制，皮面装订，售价将近三美元，这对中国老百姓来说是个天文数字。要知道，这个价格可是查理刚担任牧师时月薪的1/5。同一个版本，用中国产的皮面装订的《圣经》售价也需要两美元左右。19世纪90年代曾在中国长老会印刷厂工作过的一名职工对此曾做过如下解释：

<blockquote>

有些人认为，因为其内容神圣，因此版面一定要精简，纸张一定要耐磨，装订也要比一般中文图书好。另一些人则认为，由于我们的书大部分几乎等于是白送，因此不管是象征性地定价，还是为了挣钱，要想吸引那些对《圣经》内容毫不关心的人来购买是不明智的。于是便采取了中间立场，即根据读者群的不同，发售不同价格的《圣经》。

</blockquote>

售价最低的《圣经·新约》使用的是中国产的纸张，并用硬纸壳代替皮革来做封面，价格只有一美元。

传统的中国印刷术已经不再适用。所有的木质雕版都是用手工一刀一刀刻的，就像西方的木刻艺术一样。刻出来的更像是艺术品，却不经济实用。刻本《圣经》都是用文言文翻译而成，而不是街头巷尾使用的白话，普通百姓很难看懂。

查理有能力改变这种状况。因为他曾在威尔明顿的一家印刷作坊当过学徒，他基本了解西方机械化印刷术的操作方法，再加上他那中国人独具的灵活头脑，此时的他已经万事俱备。作为美国《圣经》出版协会的销售员，他掌握了第一手的经济学知识。如果能搞到几台印刷机，使用本地纸张和硬皮封面，并雇用中国劳工24小时不停机地工作，就能够大批量印制西方各种书籍，价格也会控制在最穷苦的老百姓都能买得起的范围。当时传教士们已经开始着手用各地方言翻译《圣经·旧约》和《圣经·新约》，这样一来，只要认识字的中国人都能看懂《圣经》了。

出版商靠印刷《圣经》获得的利润非常有限，但这样一个值得称赞的项目很容易获得西方各布道团和宗教组织在经济和技术方面的支持。事实上，查理很快就开始为几家布道团承印材料，他甚至还因印刷林乐知博士主编的《万国公报》而获得大笔酬金。通过重印西方的历史、科学和技术等方面的书籍，查理获得的利润大幅增加。他甚至还偷偷为一些秘密会社印刷政治传单和帮会成员证明等材料。一位中国台湾官员曾自豪地对我说：“那个宋查理啊，他算得上是中国第一个盗版商！”

他的连襟温秉忠是位教育家，与清政府关系深厚，同时还与那些希望用西方知识和技术武装中国的具有改良思想的贵族联系甚密。温秉忠很快就发现，如果能够在中国印刷价格低廉的西方教科书，即便是英文原版的，也能够让数百万人接受西方教育，从而为国家复兴做出贡献。

查理需要钱，因为桂珍已经怀孕了。1889年年初，他们的第一个孩子降生，是个女孩。查理给她起名霭龄，意为“心情愉悦”。另外还给她取教名为南希，以纪念南妮·卡尔。1893年1月27日，二女儿庆龄（寓意为“心情快乐”）降生。庆龄的教名是罗莎蒙德，是为了纪念里考德牧师的女儿而起的。

第二个孩子出世时，查理已经摆脱了经济上的困境。利用妻子的嫁妆、两位连襟的数目不小的资助，以及洪帮兄弟数额庞大的投资资金，查理又购置了一些印刷机，并在法租界买了一处小房子，专门放置这些机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一直与朱利安·卡尔书信往来，商讨他的计划。购置机器设备的资金到手后，剩下的交易很显然是通过他在达勒姆的这位恩人来帮助完成的。查理通过洪帮买下的那栋小楼是位于山东路上的一座废弃的仓库。在这里，爱国人士可以自由进出，而不用担心引起清政府密探的注意。

他给自己的印刷厂起名“华美书馆”，并且很快签订了一系列的合同：为美国《圣经》出版协会印刷《圣经》，为美南监理会印制宣传单，为其他的布道团印刷赞美诗等。工人夜以继日地印制西方教科书。几乎没有时间来为秘密会社印刷那些煽动性的宣传单了。此时的查理只有在业余时间才会从事布道工作。到了1892年春天，他完全辞去了监理会驻中国布道团中的职务。

在北卡罗来纳州，人们对查理的行为异常恼怒。四处流传着这样的谣言：宋查理又去拜他的木头菩萨去了。

查理大为恼火，他给《基督教倡导者》的编辑写了一封信：

<blockquote>

亲爱的里德兄弟：

北卡罗来纳州的某些地方盛传一则与我有关的谣言，不知是否能够借贵刊说上几句，以匡正错误，还我清白？一位朋友来信告诉我，他所在城市的报纸上报道我“又去拜木头菩萨去了”。我在这里要说的是，这纯粹是一派胡言。自我加入基督教后，就一刻也没有想过要放弃我珍爱的救世主耶稣，重新去膜拜那些毫无生命的木石神像。人生最愚蠢的事情，莫过于舍弃永生而去追求永灭。

制造谣言的人也许会说，所罗门是有史以来世上最聪明的人，然而他后来却膜拜神像。为什么别人就不会这么做呢？我的答案是，我不像所罗门那么聪明，也不像他那样愚蠢。但我在此要声明的一点是，我将尽全力侍奉主，并且只要一息尚存，就将继续这项事业。

我之所以离职，是因为布道团给我的薪水无法维持生活。每月15美元左右的薪水无法养活我和我的妻儿。我希望朋友们能够理解，我离开布道团，并不意味着放弃宣传基督和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

目前我与美国《圣经》出版协会保持着联系，并且仍然做与我们公会有关的布道工作。这一点，和我一起为主服务的希尔和博内尔兄弟可以作证。因此可以说，我离开布道团，只是说明我现在是监理会布道团的一名独立工作人员，或者说，我只是想在不依赖家里（指美国）教会资助的情况下，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为布道团做事。

我现在负责一座新的监理会教堂，它是由来自堪萨斯城的摩尔兄弟捐建的，是中国目前最好的教堂。

我们在教堂里办了一所规模很大的主日学校，拥有一批优秀的教师。我自己也给其中一个班级上课，这个班的学生年老的年轻的都有。我们都很喜欢“国际主日学校的课程”。如果某个星期日上午你们哪位来到这里，我们一定用让你永生难忘的方式来欢迎你，并向你们展示一下孩子们的功课学得有多么好。

我希望那些听说我“又去拜木头菩萨去了”的人能费一下心，读一读我上面的话，自己判断一下我到底站在哪一边。我热爱自己的宗教，也希望朋友们能像我一样。

最后，我还有几个请求：首先，朋友们请为我祈祷，祝我在引导人们的灵魂走向基督方面能做一些有用的工作；其次，为布道团在这片黑暗、蒙昧的土地上的工作而祈祷；最后，向主祈祷，希望他能派遣更多的人来这里，因为庄稼已经成熟，可以收割了[7]。

查理·琼斯·松1892年9月8日于上海

</blockquote>

在这封信中，查理最后一次用“松”来代表自己的姓。此时在上海的他已经改用了“Soong”的拼法来表示他的姓氏“宋”。为什么要做这样奇怪的改变，宋家人从来没人提到过，至少查理本人没有做过任何解释。

“松”这个姓，查理在北卡罗来纳州已使用了5年，被派到上海时，他的英语名字还是用了这个词，因此到达上海后改回“韩”姓似乎毫无必要。中国男人的一大特点，就是会使用一连串的字、号来表达自己某种新的心态或抱负。一个人在孩提时期的名字可能叫“贵志”，而上学后则可能改为“子文”。这些都是脑袋灵光一现产生的结果。在一个充满绿林传说和英雄传奇的国家里，男人的姓名经常因其观察周围特定环境的方式的变化而发生相应的改变。宋查理只是一个台面上的名字。上海与他关系最密切的中国朋友当面都直呼其名：嘉树。为什么这么叫，从来也没有对西方人做过任何解释。

等到他要离开在中国的布道团，开始自己印刷事业的时候，查理需要把“松”这个奇怪的字眼变得符合中国规范。美国人也许愿意接受这个姓，但在中国，“松”并不是一个声望很高的姓氏。查理在一本名为《百家姓》的古书中找到了答案。这本书罗列了中国历史上最有名望的姓氏——历史上最早的100个豪门大姓。谁想另选一个姓氏，明智的选择是从这本书中挑选一个。与查理使用的“松”字最接近的字是“宋”。这是中国古代宋朝的国号。

从1892年开始，在印制名片时，查理开始用宋朝的“宋”字作为自己的家族姓氏。如此一来，他便在上海上流社会的传统中国人中获得了新的合法地位。对他来说，采用古代一个伟大王朝的国号作为自己的姓氏是再恰当不过的了，因为他正在现代中国开创另一个伟大的朝代。

随着姓名的改变，查理的收入似乎也开始不断增加，即便是最勤劳的出版商也无法挣到像他那么多的钱。

时代已经变了。

他乘坐由保镖拉的黄包车往返于家与他的印刷厂。回家的路需穿过上海外滩那绿树成荫的公园，然后沿着英国租界前的河岸一直走，从英国领事馆门口经过，再经苏州河到达虹口区。那个地区属于郊区（林乐知博士也住在那里），地势开阔平坦，盖起来的房屋也越来越高大，星罗棋布般地点缀在农田之中。沿着种满各种蔬菜的黑土地中间的一条土路走过去，便可到达查理自己盖的第一座新居。

他的新居虽然看起来有点儿怪异，但却怪异得恰到好处。为了不忘自己是个海南人，他在房子周围种上了从中国南方运来的椰子树。为了防止孩子们落水，他在门前的小溪边砌了一堵矮墙，小溪前便是一片很大的院子。房屋正面的外观完全是19世纪美国南部地区（如威尔明顿、新奥尔良、萨瓦纳等）的建筑风格。他仿照朱利安·卡尔在达勒姆的第一座房屋，在一楼建了一个大阳台，二楼正对的地方也是一个阳台。除了外墙没有青苔和生铁铸造的饰件之外，其他所有的都是一派美国南北战争前的建筑风格。一楼的室内布局包括查理的私人书房、餐厅、一间中式客厅和一间西式客厅。西式客厅里放着专为妻子购置的一架钢琴，另有几把套着流苏椅罩的手扶椅。再往里则是储物间和楼梯间。

楼上有4间卧室，都与阳台相通。另有两个宽大的浴室，里面放着苏州产的黄绿相间、绘有龙形图案的釉面浴缸。浴室内安装了供应冷水的水龙头，洗澡用的热水则需要从厨房提过来。浴缸旁边是豪华坐便椅，上面的盖子可以掀起，下面则暗藏着马桶。每天清晨，佣人们把马桶拎到屋后，然后由本地的清粪车运到附近的农田里当作肥料。所有的房间都用煤油灯照明，取暖则使用煤气炉。来访的客人还会发现，他们家的床也别具一格，因为上面铺着西式床垫。中式床铺是硬板床，三面围着雕花扶手，上面还有一个木刻床顶。家境好一点儿的人家则睡“炕”，即一种用泥砖砌起的平台，平台下面与做饭的炉灶相通。睡床上铺美国床垫可以说是一种奢侈之举了。宋查理的几个孩子长大后，还称西方人的床为“炕”。

屋后还有一个内院，院子后边是单独一座小平房，里面有厨房、食品储藏室和佣人住房。厨房里有砖砌的炉灶，下面可以添加炭火，上面再放上各式炒菜锅，可做出各式各样的饭菜。平房后面是一片菜园，规模不小，可以常年提供各类新鲜蔬菜。菜园由查理亲自打理，这更让人觉得他是个古怪的人了。

靠着每月15美元的薪水过了好几年后，查理对自己事业上的成功缄口不言。秘密会社给他的生活带来了新的前景。保持沉默既是一种游戏规则，也是一种必要策略。他在三合会中的那些从事秘密活动的兄弟们，一旦行动暴露，必将会以最严厉的方式被处以极刑。帮会对口风不严的人的处罚就是把舌头割掉。一面是主日学校，一面是洪帮，查理过着十足的双重生活，沉默已经成了他的一种生活习惯。更为重要的是，在他的教导下，他的孩子们也养成了这种习惯。因此，他们在童年时期的个人生活还广为人知，之后便突然变得模糊不清。跟父亲一样，他们努力塑造自己的公众形象，但对自己的私人生活却保持沉默，让人无法看透。

查理的财富到底从何而来，这一点始终迷雾重重。一种可能的解释是，除了妻子的嫁妆之外，他还从朱利安·卡尔那里借了一笔钱。那位烟草大亨向来是声名在外，连不认识的人都可以向他借钱，何况他还把查理看作“自己的家人”。现在他们虽然天各一方，但一直保持着书信联系。如果查理告诉他，自己要在愚昧昏暗的中国建一家专印《圣经》的印刷厂，没有谁会比卡尔更愿意出手相助了。

除此之外，应该还会有其他的来源。1887年，查理回到家乡后受到韩氏家族的热烈欢迎。之后的几年里，他又回去过几次。1910年前，为英国商人办事的潮州帮成员一直掌控着上海公共租界的一切犯罪活动。之后他们宣布了一项休战协议，并与驻扎在法租界的各敌对帮派合为一体。这意味着，查理的父亲和哥哥能够轻松地为他首次创办的实业提供帮助。清政府在执法时有一条约定成俗的原则：一人犯罪，株连全族。这更让查理有理由保密了，一切都变得神秘莫测。

但实际上，查理致富的真正原因是他从事的一项平淡无奇的副业：面条生意。印刷业只不过是一只鞋拔子，他踩着它滑入了上海的商业世界。在这个商业圈子里，充当经纪人（或者说是“买办”）的查理穿梭于东西方世界之间，很快成了红人。

19世纪90年代，中国的上流社会人士开始着手创办实业。起初，一些进步人士认为，中国之所以屈服于西方列强，原因即在于后者的军事力量更为强大。因此，他们谋求通过发展现代军事工业和采用西方军事模式来强壮国力。但后来，中国的改良派占了上风，他们声称，西方真正的强大之处不在于军事力量，而是工业实力。

于是，西方的各种思潮、机械、工业和洋行大量涌入中国。一部分富有的中国人决心奋起竞争。但由于西方各国垄断着各类市场，创业绝非易事。但后来发生的经济衰退和金融危机导致外国银行业开始萎缩，中国实业家们趁机填补上了各行各业产生的空缺。随着上流社会的财富涌入棉花、烟草、食品加工、海上运输、银行业和贸易公司等行业，中国本土的资产阶级开始逐步形成。中国开始出现一个举足轻重的中产阶级，而它的心脏，就在上海。

查理在印刷行业确立了自己的地位之后，新出现的中产阶级的领军人物之一、家财丰厚的阜丰家族请他担任一家面粉厂的经理，这家面粉厂后来发展为亚洲最大的面粉厂之一。阜丰公司需要一位像查理这样能够周旋于两种文化之间的代理人。当公司需要与西方人谈判时，这个人可以充当买办的角色，为他们分析外国人的动向和态度。当他们的面粉厂需要从美国购置机器设备时，这个人又可以当他们的中间商。当时，中国的南方主要吃米饭，北方则吃面条，而上海是生产各类面食的新兴工业的中心，向从日本到印度尼西亚的广大市场出口产品。

朱利安·卡尔在美国拥有资产达百万美元的碾米工厂。在他的帮助下，查理成为第一个为本土公司进口重型机械设备的人。他成了阜丰面粉公司专门负责对外联系的总经理，直到他去世前，一直担任这个高薪职位。此外，作为酬谢，他还成了该公司的大股东。

这种买办的角色处于掀起20世纪多次革命浪潮的各种仇恨的核心。这是一种极为复杂、类似介于皮条客和贵族之间的角色，它把东方各个不同经济阶层联系到一起，在东西方交流过程中起到润滑作用。一时间，上海成了买办们的天下。

没有任何一位英国绅士，或者说，没有任何想摆点儿绅士派头的外国人愿意跟中国人直接打交道。这么做有点儿自降身份，并且也很难做到，因为你首先需要掌握汉语，了解中国的社会风俗，以及中国人的商场规则——最后一点尤为神秘。以前从事鸦片贸易的时候，英国人就曾雇用波斯人或伊拉克人来充当买办。这些人中许多因此成为巨富，一些甚至发展成上海的显赫家族，如沙逊家族、哈同家族和嘉道理家族等。人们曾形容他们是“骑着骆驼从巴格达来到上海，开着劳斯莱斯回去”。

像他们一样，许多中国人也因担任买办而发迹。没有他们的存在，一切都将停止运转。他们如同手段娴熟的政客，从买卖双方获取利润。许多成功的买办都是三合会里的主要成员。洪帮的首领本人就在法租界殖民当局的巡捕房里任督察长：一个专门与犯罪行业打交道的买办。

查理具有进入买办世界的充分条件：他能说一口流利的海南话和上海话，英语更是脱口而出，并且还能时不时引用几句《圣经》里面的话，足可以赢得经商的美国清教徒的信赖。此外，他还在新英格兰和美国南方生活过，一口纯正的南方口音更能消除外国人对他身份的怀疑。通过财富惊人的卡尔，他与美国商界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在上海这个地方，所有正直的外国人去教堂，是因为它本身非常重要。而所有不正直的人也都去教堂，是因为这是一种社会需要。对后者来说，教堂是一个聚会的场所，各式各样的人物和金钱在这里广泛接触，再产生出丰硕的果实。查理算是一个异类，一个接受过美国培训的中国牧师转变而成的买办。

1893—1894年，宋查理突然崛起，从默默无闻之辈变成了家喻户晓、功成名就的印刷商和实业家，同时还是公共租界一座主要教堂里的知名牧师。西方人不再把他当成不值一提的“本土牧师”，他俨然成了上海的大名人。人们开始谈论他的发迹史，听说过他故事的人又跟其他不知道的人谈论此事，神奇的传说就这样逐渐产生了。

对查理本人来讲，穷困的日子已经结束，密谋革命的时代即将开始。

[1] 《万国公报》于1868年9月创刊，原名《教会新报》（Church News），1874年9月更名为《万国公报》。——译者注

[2] 雷金贞，原名洛基·兰金（Lokie Rankin，1851—1929），美国人，1878年在上海嘉定南翔镇创办悦来女塾。——译者注

[3] 此处宰相指徐光启（1562—1633）。明代著名科学家、政治家。查理的岳母为徐氏后人。——译者注

[4] 利玛窦（1552—1610），意大利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学者，天主教在中国传教的最早开拓者之一。实际上，根据记载，徐光启是于1603年在南京由耶稣会士、葡萄牙人罗如望施洗加入天主教，获教名“保禄”（Paul）。——译者注

[5] 一作“倪珪贞”。——译者注

[6] 共济会，也称美生会，它出现在18世纪的英国，世界上众多著名人士和政治家都是共济会成员。——译者注

[7] 典出《新约·约翰福音》第四章，原文为：“我告诉你们，举目向田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