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6年1月，查理乘坐的蒸汽船缓慢驶进浑浊的黄浦江，停靠在位于虹口的英联船厂的码头上。江面上停满了外国轮船和载货帆船。在停放于外滩附近的船只当中，有5艘废弃的臭名远扬的鸦片运输船。它们曾是趾高气扬的快速帆船，现如今，船上的桅杆已被尽数砍去，只剩下短短的木桩，看起来倒像是古罗马时代那种单层甲板的大帆船。这些船只的甲板上支着遮雨棚，船舱里还堆积着从印度运来的鸦片，这些精心保管的鸦片都是外国洋行的存货。
按照惯例，乘客们一般不在脏乱嘈杂的虹口下船，而是会改乘舢板沿河逆流而上，来到距此几百码处的外滩，在此登岸，这样显得体面一些。查理后来给步惠廉这样讲述了他回到上海时的情景：他和柏乐文医生一起乘坐舢板驶往外滩。一个又高又瘦的老太婆在船尾摇着船桨，舢板悄无声息地划过苏州河口，来到英国领事馆前的河堤。那时已经有很多关于外滩的照片流传，从照片上看，这里呈现出的是一派完美无瑕的维多利亚时代的悠闲风光。从领事馆的大门可以看到里面漂亮的花园，此外还有红花绿树掩映下的砖结构屋舍，英国国旗则懒洋洋地在空中飘荡。外滩上正对英国领事馆的地方是一座半圆形的演出台。日落时分，住在此地的白种人便会携女眷一起来此品酒赏乐。那时外滩的道路已经铺上了石子，路旁也种上了各种遮阳的树木。那里警戒森严，不允许东方人出入。不过黄包车夫却随处可见，他们静静地等在那里，车把手向前倾斜着放在地上，有些黄包车的座位上还装了带流苏的遮阳篷。整个外滩到处都是壮观威风的小洋楼，大都有三四层高，廊柱高大庄严，阳台宽阔，站在上面可以鸟瞰江面上那一派繁忙的景象。
虽然那里呈现的完全是西方景象，而四周弥漫的却是浓郁的东方气息，这一点毋庸置疑。这种气息像是一种由各种鲜花、少量酸梅酱、秘制烤蒜和扭动的枪乌贼混杂在一起所产生的气味，又像是一种对饥饿的回忆、对要被砍头的恐惧，或是一种排便后的快感。住在这里就像是浸泡在羊水中，离开它则如同把胎儿从子宫里猛拉出来。
放眼望去，江面一直延伸到天边，一望无际，天水浑然一片，颇有新加坡或孟买那样的维多利亚时代的雄伟气势。如果你是英国人，此时此刻一定会为自己身处这个黄金时代而感到自豪。
根据安排，查理动身去远在虹口另一端的地方拜会上海监理会布道团的首要人物林乐知博士。这次会面注定不会有太好的结果。林乐知一向自视甚高，虽然他是美国人，却跟许多英国人一样，多年前就来到了中国，在这座东方象牙塔和思想的花园里扎下了根。美国南北战争前，林乐知便以传教士的身份来到中国，内战切断了美国国内教会给他的所有资金。为了生活，他找了一份工作，在上海广方言馆担任教师，兼做一些翻译工作。在那里，他开始广泛接触中国的特权精英阶层。在林乐知看来，“传教士”这个词有点儿误导别人。从基督使者的传统来讲，他应算是一位高级牧师。他并不愿意向那些未受洗的平头百姓宣讲西方宗教思想，或者强迫他们去关心基督的种种美德。他认为自己更像是中国知识阶层的布道者，他设想，如果能让中国的精英知识分子对西方科学产生深刻印象，让他们接受西方文化乃至玄妙的基督教教义就会更容易一些。
在将近40年的时间里，林乐知向这个圈子里的人传播西方知识的主要工具是他创办的一份名为《万国公报》[1]的文言文杂志。该杂志刊登的大都是政治、经济、科学、宗教和社会问题等方面的文章，各界要人争相阅览。这份杂志是两种文化之间的主要汇合点。此外，林乐知还在上海创办了中西书院，配备的师资都是按照他自己的模式培养出来的年轻有为的中国学者，他安排学生们用文言文撰写体现他思想观点的文章，然后在《万国公报》上发表。
在他眼里，查理不过是个野心勃勃的村夫而已。
1886年，上海监理会布道团只有6名传教士，受林乐知的直接领导。其中有三人因不堪忍受他的管理，请求调到日本。
就在查理抵达上海的前两天，林乐知博士在给麦克泰耶勒主教和纳什维尔监理会的信中公开表达了他的疑虑。他说，这个学成归国的人造成了一个难题：也许查理已经美国化了，但他骨子里还是一个中国人，因此不应享受特殊待遇；如果说要资助或者提拔某个中国人的话，那也应该从林乐知培养的人当中去选。
“还有另外一条……”在给监理会的信中，他这样写道：
<blockquote>
第十条：我希望说明一下的是松先生的薪水问题。再有两天他就到上海了，但我还不知道理事会希望给他何种待遇，即给予他什么职务、多少薪水。此事处理起来问题颇多。中西书院的男生和年轻人都要比他强，因为那些高年级的学生很多都学贯中西，写作和翻译都能胜任，并且已经做了大量这方面的工作。他们的文章和译作在传教士会议上公开展示时，受到那些德高望重的教士们的交口称赞。而松（查理）永远也不会成为一个学者，充其量不过是个失去民族身份的“中国佬”。除非给他超出其能力的地位和薪水，不然他不会满意，心情也不会愉快。但结果是，我发现我们的教会兄弟中没人愿意带着他（去传教）。
</blockquote>
林乐知声称，留在中国的那三个监理会的传教士都不愿让查理担任他们的助手。
林乐知给查理定的月薪，用美国货币来算还不到15美元。如果是一个普通农民，没有太大的欲望，这些钱其实已经足够生活了。可是查理既不普通，对生活的欲望也不低，面对如此待遇，只得忍气吞声地暂时接受。不过，他也向林乐知提了一个请求：在正式工作之前，希望林乐知能允许自己请几周的假，以便能回海南看望一下家人。他已经离家10年了，从9岁起就再也没见过自己的父母。林乐知拒绝了他的请求，他坚持要等一个月后过春节时再让查理回家，因为那时候其他传教士也都放假。这个理由也并非不合理，但查理很不高兴，也许是因为林乐知说话的语气太霸道了。在给安妮·索思盖特的父亲的信中，查理向他吐露了心中深深的怨恨之情：
<blockquote>
不，我还没有见到父母。林乐知博士说春节时候才能让我回去。我对他这种专横的态度非常不满，不过我必须得耐心忍受。如果我草率行事，家里的人（尤其是我在达勒姆的朋友们）一定会觉得我是个不忠的卫理会教徒，一个破坏规矩的人，所以我一直像老鼠一样默不作声。不过，等到时机成熟，即便是他极力抗议，我也要灭掉目前这位权威的傲慢气焰……改变他对本土牧师的憎恶态度。就是这位大人物（林乐知），在一年前曾想解除所有本土牧师的布道任务；也就是他，无视我应得的权利和平等地位。我不喜欢在他手下工作，我将申请调往日本。
</blockquote>
查理确实提出过调动申请。那三位提出反抗的传教士获准在日本创立新的监理会布道团，以便脱离林乐知的控制，但查理的申请没有获得批准。
查理的第一个布道任务被安排在上海远郊的吴淞。黄浦江从那里汇入长江，黄褐色的江水与天空浑然一体，一眼望不到边。那里地势低洼，土地平坦，长长的沙堤一直延伸到母亲河中。那里乡下的民居大都是土坯和灰泥建成的平房，院墙摇摇欲坠，鸡鸭四处乱飞，肥沃的黑土地四周是满是鱼儿的小水塘。查理将在这个地方开始他的第一次任务，向那些早已成为虔诚的监理会教徒的中国会众布道。
同时，查理还在教会学校给教友们的孩子上课。这些学生都是些无法无天的乡巴佬，喜欢捉弄老师。据其中一位名叫胡适（后来就读于康奈尔大学，最终成为中国最著名的哲学家之一）的学生回忆，查理走上讲台的一刹那，他那方形的身材、剪短的头发以及典型的南方人的长相立即引起了一阵窃笑。等到嘈杂声平静下来，查理才拿出课本，开始上课。学生们立刻安静下来，这并非是因为查理课讲得好，而是大家强烈得感觉到查理跟他们一样，也是一个中国人。查理并非官派出国，也未得到传教士资助，而是凭一己之力去了美国。当在美华人普遍遭受屈辱的时候，查理却自己闯出了一条路。一眼便知，他来自农村。那些一辈子光着脚丫在稻田里干活的农民，如果让他们像鸭蹼一样张开脚趾，就能看到脚趾缝里的泥巴。像他们一样，查理的脚趾缝里依然残留着泥巴。林乐知最看不上的就是他平凡的出身，而这却成了查理最能吸引学生们的地方。他成了学校里最受欢迎的老师。第一个学期结束后，消息越传越广，他班上的学生人数也翻了一番，从原来的12个增加到了24个。
然而，在大街上的那些人眼里，查理却显得滑稽可笑。他的一口海南方言没人听得懂。把他当成外国人也许更好一些，在课堂上他也不得不讲英语，因为这是他和学生之间唯一共通的语言。别人都穿着黑布长衫，褪色蓝的裤子和上衣，梳着发辫，而查理却穿着洋鬼子的西装，头发剪短，梳着西方人的发型，用发油把头发抹得油光滑亮。他不善于掩饰自己的感情，而是像西方人那样率真活泼。他周围的人都是高挑身材，他却又矮又胖。孩子们在大街上遇到他，都喊他“洋鬼子”，大人们则喊他“小矮子”。他甚至不喜欢中式饭菜，而偏爱火腿排骨、红眼肉汁和碎玉米粥。
林乐知决定剥去查理这种美国人的外表。他要求查理先学会说上海话。他的上海话老师是位非常有名的人物，教名为查理·马歇尔。马歇尔很小的时候就去了美国，在那里待了14年，给一位名叫凯利的监理会传教士当仆人。美国南北战争期间，马歇尔跟随主人一起加入了南方邦联军，跟其他军官带领的黑奴住在一起。受这些黑奴的影响，马歇尔的英语也带有浓重的南方乡下口音，说话也都是南方人喜欢的用词。
查理·马歇尔给宋查理上课时，经常从讲课变成争论如何用准确对等的英语来表达汉语词汇。受过高等教育的宋查理难免会不时地纠正老师的英语错误。有一次，这两位传教士带出来的教会兄弟又因为争论一个小错误而哄堂大笑，但到最后，马歇尔却突然变了脸。“你，你这个不知好歹的东西，”他勃然大怒，“你为什么总拿北方佬的话来堵我？我学英语的时候你还没生出来呢。滚开，离我远点儿！”
此外，查理还需要重新学习一下中国社交礼仪。一个星期日，他在教堂看到一位年轻的中国女士羞涩地瞥了他一眼，便决定像在纳什维尔和达勒姆时那样，过去自我介绍一下。但他忘了一点：有身份的中国人，无论男孩女孩，在结婚之前从不约会，有的甚至连面都没见过。中国人参加上海的外国人组织的社交场合时，也会对旧有的道德准则采取折中态度。但是，当涉及自己的女儿时，中国人还是会坚守原有的道德底线。到了结婚年龄的女子进出教堂，都要有近亲家属陪伴左右。
查理打听到这个女孩是位于上海西区南翔的一所教会学校的老师。该校校长就是以严厉著称的雷金贞[2]小姐，她是第一个来华的监理会女传教士。她于1878年到达中国，查理就是在那一年离开了东印度群岛前往波士顿。雷金贞治校，除了采用东西方社会中最为严厉的道德规范之外，自己还另创了一些。
不明就里的查理来到了南翔，礼貌地询问雷金贞小姐，自己是否可以拜访那位漂亮的女教师。大惊失色的雷金贞断然拒绝了他的请求，并把他赶了出去。她把那位年轻女教师锁到房间里，直到查理离开了学校，才放她出来。
不过，另一件事却让查理感到非常高兴，也让他更有自信：林乐知后来终于同意他回家看望父母了。在给索思盖特一家的信中，查理写道，他乘着轮船回到海南，没有提前打招呼就直接来到了自家门口，刚开始他的父母都没认出他来，随后便是整个家族的大聚会。年事已高的韩老伯是当地潮州帮的老大，查理的大哥也已接掌他们家族在东南亚一带的贸易网。查理虽然身处北方，但潮州帮在上海公共租界有强大的势力，查理的家族可以借此给予其很多有用的人脉关系。查理对索思盖特一家人说，直到此时他才发现，林乐知博士根本就没有把他6年前给父亲的信转寄出去。
在吴淞进行了6个月的语言训练之后，查理被派往地处内陆的昆山担任巡回牧师。昆山是个水乡，地处通往苏州的要道。经过长江几个世纪的淤积，这里的农田都是肥沃的黑土。黄绿相间、瓜果遍地的田野里，垫高的小路纵横交错，身穿蓝色布衣的农民跪在地里劳作。这里简直就是一个农产品兵工厂。白色的大萝卜和浑身条纹的西瓜像炮弹一样整齐地堆放在水渠两边。高高搭起的架子上，挂满了像手榴弹一样的笋瓜和子弹带似的青豆角。架子下面，成群的鸭子像士兵一样在围栏里走来走去。
昆山是个老城市，城外有约4英里长的城墙，城里住的都是衣衫褴褛的穷苦人，总人口约有30万。这里除了以查理为代表的监理会布道团外，还有一个南浸礼会布道团和一个法国天主教布道团。每个布道团的信众都不多，因为城里的大部分居民都信仰佛教、道教或伊斯兰教。
靠自己微薄的薪水，查理租了一栋很小的民房。这是一段正式觉醒的时期。他发现无论中国人还是西方人都不喜欢他，对他避而远之。喜欢交往而又天生幽默的农民对陌生人则是充满戒心。跟他们比，查理显得不伦不类，是一个十足的陌生人。查理发现，他在昆山显得更惹眼，因为那里的人思想保守，除了从远处见过西方人，或者在茶馆听说过一些关于西方人的暴行之外，他们对西方人几乎一无所知。白种人传教士也不想带上他，因为他是一个中国人，而且查理不是他们潜在的信徒，而是他们事业上的竞争者。为了能更好地融入居民当中，查理脱下了美式服装，换上中式长袍，头上还扣上了一顶瓜皮小帽。
他最大的压力是孤独。他经常回忆在美国那些善待过他的人们。接着另一个可怕的打击接踵而来：安妮·索思盖特去世了。一向身体柔弱的她最终因为一种难以名状又痛苦万分的疾病倒下了，大夫们通过蚂蟥吸血和放血等办法为她治疗，但还是没能救得了她。1887年2月4日，他几乎是语无伦次地给詹姆斯·索思盖特回了一封信：
<blockquote>
得知安妮小姐离世，内心悲痛万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知道她在天国会比在人间过得更好，又是十分欣慰。毫无疑问，热爱上帝的人们无论做任何事都将得到善果。愿上帝给你们以慰藉，用他的慈爱和恩惠支撑你们的心灵。此生任务完成之后，我们都将在那幸福的彼岸与她重逢，永不分开。安妮小姐是我的好朋友，她的基督圣徒之心给我树立了榜样，值得在此一提。离开美国时，我想不到会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发生这种事情，以致没能在约旦河的此岸与她做最后的道别。一想到上帝从我们这里摘下并带走了这朵最美的花，心中悲痛至极。不过，这朵花现在正在天国里上帝的花园中盛开。睡在上帝怀里的人有福了。能将世间悲痛化为天国欢乐之人将得到三倍的幸福。愿上帝让我们远离罪恶和脆弱，并最终将我们带到他的家园。在那里，我们将与所有的朋友和亲人重逢，与基督永不分离。
</blockquote>
后来，查理的命运发生了转变。有一天他正在上海，一个人在大街上闲逛，突然遇到了以前的一个熟人：曾在波士顿留学的牛尚周。
得知查理的苦恼之后，牛尚周提出了一个简单的解决办法：让查理娶个老婆。按照中国传统习俗，他还自告奋勇当起了媒人。他心中甚至还有了一个最合适不过的人选——他年方19岁的小姨子。
牛尚周当时刚结婚不久，妻子出身于中国最古老、最显赫的基督教家族。这个家族是明朝一位宰相[3]的嫡系后人。1601年，这位宰相由西方传教士利玛窦[4]施洗，入了天主教。
牛尚周的岳母出生在上海西郊的徐家。她的家庭教师是一位姓倪的学者，还是一位圣公会教徒。相处日久，她最终嫁给了倪先生，自己也变成了圣公会教徒。这对夫妇生了三个女儿，倪夫人为每个女儿都裹了脚，以保持其纯真之美。然而，最小的女儿在裹脚时出现了严重的身体反应，发起了高烧，倪氏夫妇也只好作罢。由于排行第三，婚嫁之事对家庭影响不大，所以之后也就再没有让她把脚给裹上。不过，这样一来，再也不会有哪个乡绅的孩子会考虑娶她为妻了。
这只“丑小鸭”名叫倪桂珍[5]。她长大后，身为学者的父亲高兴地发现，虽然她有一双大脚，却非常喜欢读书。从5岁起，家里便请了一位老师教她认字。其他姑娘们学习女红的时候，她则在练习书法，阅读古代经典著作。8岁时，倪桂珍进入上海妇女联合救济会开办的布里奇曼女子学校。14岁时因成绩优异，进入位于上海西门的佩文女子学校读高中，17岁毕业。她精于数学，还会弹钢琴。当时，在大部分的中国人眼里，钢琴还是一种陌生的外来乐器。
倪桂珍女士的大姐与从波士顿学成回国的牛尚周十分般配，经过一番说合，便被明媒正娶过了门。牛尚周的表兄兼知己温秉忠也在那时从波士顿回国。在牛尚周娶了大小姐之后不久，温秉忠又娶了二小姐。现在只剩下小妹还待字闺中。她没有裹脚，接受过西式教育，还喜欢弹钢琴——这些特质都决定了不可能有哪个正统的中国男人会愿意娶她为妻。
如果说倪桂珍不太好找婆家的话，那么查理想娶老婆也面临着同样的难题。温秉忠和牛尚周安排查理跟他们一起去教堂，因为倪小姐也会去那里参加唱诗班。那个星期日，初次见到倪小姐的查理眼前一亮，从基督徒的角度来讲，他感到非常满意。站在他面前的这位姑娘相貌平平，双颊饱满，目光柔和，眉毛齐整。她的头发梳得一丝不乱，一头平整的黑发在后脑勺处挽了一个发髻，一侧的耳旁还挂着一小串细细的珍珠。倪桂珍那时19岁，比查理小两岁。她身高不到5英尺，跟查理差不多高。她虽没有天赋的美貌，却浑身洋溢着一种特别的气质和个性。
当日下午，又有人在倪小姐的母亲面前把查理的优秀品质大赞特赞了一番。稍经斟酌，倪老夫人宣布，她同意这门亲事。
婚礼于1887年仲夏举行。先是由传教士里德牧师主持，在教堂举行了一个小规模的仪式，然后便遵照中国传统，开始了喧哗热闹的上海式家庭宴会。酒桌上摆上了数十道菜肴和整坛整坛的高粱酒，参加宴席的有数百位亲朋好友，及其他很多查理不认识的有权有势的人物。这些显贵人物或与徐家同业，或通过商界、银行业、军方乃至皇亲国戚等渠道，与查理的岳父家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一扇通往新世界的大门已经微微打开。美中不足的是，没有任何资料显示查理的家人是否从海南赶来参加了婚礼。不过，由于潮州帮在上海公共租界实力强大，因此，即便是查理的父亲或兄长来上海参加了婚礼也不足为怪。只不过这两个地方确实离得太远了。如果是在几年前，依照查理的个性，一定会在给北卡罗来纳州的朋友们的信中公开提到自己的家庭。但此时此刻，他对自己的社会关系变得越来越缄口不言，到底是何原因，我们很快就会知道。
婚礼结束后，查理带着新娘子回到了昆山。在那里，他们第一次开始互相了解对方。查理的生活进入了甜蜜时期，但他的薪水不高。现在虽然有两张嘴巴要吃饭，可查理的薪水每月仍然不到15美元。按照习俗，查理的新娘子出嫁时，家境豪阔的娘家给她陪嫁了数额巨大（具体数目不详）的嫁妆，这很大程度上弥补了薪水不足的问题。这些嫁妆是他宝贵的创业启动资金。与她家族联姻还使得查理能够有资格进入与等级森严的英国贵族差不多的社交圈。到此时为止，查理在上海既有了地位，又有了知名度，他可以充分利用这些错综复杂的关系带来的各种机会。
他在范德堡大学的同学步惠廉目睹了查理的蜕变，正是得益于步惠廉的记叙，我们才能了解查理在这个时期的很多生活细节。1887年10月，步惠廉乘坐蒸汽船抵达上海，准备去参加在苏州举行的监理会布道团第二届年会。身材高大、满身肥肉的步惠廉还留着络腮胡子，跟以前已经完全不同。他发现来参加年会的同行里有一位身穿黑绸长袍、头戴瓜皮帽的中国人。直到林乐知博士给他做了介绍，步惠廉才认出他来。
查理一边大笑一边说道：“你应该没有把那只魔法熨斗也带来，是吧？”
“没有，”步惠廉咯咯地笑着答道，“不过我想我应该再组装一个。”
为期5天的年会结束后，步惠廉被安排到上海县政府所在地淞江布道。他跟查理离得很近，可以经常见面。查理则根据安排，继续留在昆山。与以往不同的是，此时的查理已经不再为自己的前途感到悲观失望，也不再担心林乐知排挤他了。他已经有了很多秘密的计划。从查理于1887年11月4日给《基督教倡导者》写的第二封信中可以看出，他内心充满了奋发向上的动力。表面上，他是在说与布道有关的事情，实际上，字里行间不断在暗指自己光明的前景：
<blockquote>
是的，仁慈的主对我们确实是关爱有加，我们的内心对他充满了感激之情。前途大有希望。基督的精神正快速进入那些愚昧无知的子民心中。为了基督，我们祈祷并希望今年主能够让我们拯救更多的灵魂。
在华布道团年会业已举办完毕。我们的任命没有什么变化，大家都继续做以前的工作。我还要在昆山再干一年。在上帝的恩典和帮助下，为了我们的救世主，我希望我能比以往做得更好，取得更多的成绩。
我们（监理会）在苏州筹划的妇产医院已经建成。不过那里的易士文医生正在上海养病。在上海英租界建设的新教堂也进入了最后的施工阶段。
中国历史即将翻开新的一页。政府现在已经有了各种各样的计划和方案。目前政府正在考虑像美国西部那样，建一条贯通北京至广东的铁路。另外，还计划在台湾建一条铁路，以便于朝廷军队自由进出那片蛮荒之地，及时镇压岛上野蛮部落的叛乱。
暂且就写到这里吧。结束之前，我还得告诉你们一件事：我跟以前已经大不一样了——我结婚了。婚礼由我们布道团的里德主持。
</blockquote>
中国春节到来的时候，步惠廉去了一趟昆山，后来他向儿子详细讲述了此行的情况。查理和他在当地的一家茶馆见了面，那时候到处都是鞭炮声。他们回去的时候路过市场，正好有一群农民聚在那里，他们好奇地打量着这个身材魁梧的白种人和那个比他小一号的同伴。其中一人实在忍不住了，他吃惊地说道：“两个洋鬼子——一个大块头，一个小矮子。”
查理住在一栋土坯建造的两层房屋里，屋顶上还覆盖着瓦片。一楼外面有一个带木门的小院子。穿过院子，他俩走进一间既当客厅又做餐厅的房间。房间的角落里点着一个煤油炉，窗户上封着双层蜡纸，这样更暖和一些。
查理的新娘给他们端来了滚烫的绿茶，查理向步惠廉做了一番介绍。看到她的脚与常人无异，步惠廉松了一口气。他当时还正在学习汉语，桂珍能说一点儿英语，不过她不太好意思开口，于是查理便当起了翻译。话题转到了查理身上。查理最不满的地方，就是微薄的薪水以及为林乐知做事所带来的不快。如果自己的薪水只能增加几美元，他们怎么敢要孩子呢？步惠廉有个预感：查理做传教士的日子就要结束了。
平心而论，林乐知的判断也许是对的。查理的本性并不会安安分分地做传教士。他有着不同寻常的个性，他曾远走他乡，他浑身充满了魅力和能量，生性好动，做事八面玲珑。他不是那种唯唯诺诺的人。加布里埃尔森船长、朱利安·卡尔和里考德牧师这些老于世故的人应该早就看出了查理骨子里的那种聪明、多智和机敏，他们将其视为志趣相投的同类人，所以才会出手相助。真正把查理带到他们身边的是他那种大胆进取的精神，因为他们当中每一个人都属于那种突破传统的人。归根结底，查理天生就是为打破旧制度而来，而不是墨守成规。那时的中国也迫切需要能够打破旧规的人。旧有秩序已经成为沉重的负担，在各种陈规陋习的束缚下，人们的生活几近窒息。在一个只有匪徒才能夺得皇位的时代，即便是傻瓜也会有出人头地的机会。在中国，这样的时代即将到来。
在昆山的那天晚上，查理对步惠廉说道：“比尔，有时候我想，如果辞掉教职，我也许能为同胞们做更多的事。你应该知道，现在做这个工作，我无论在精神上还是物质上都承受着很大的压力……不过请你相信我，如果我真的不去布道了，绝不是说我放弃了追随基督和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我永远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为布道团做事。”
步惠廉明显感觉到，查理正在筹划什么事情，正在参与某种活动。查理当时不便公开、后来才向步惠廉和其他人吐露的是，他早已开始准备突破。1888年春节来临前夕，当步惠廉注意到查理态度上的变化时，他实际上已经加入了上海一个势力很大的秘密组织，开始了从传教士到革命者的转变。由于一切都是秘密进行的，所以我们无从得知查理加入这个组织的确切时间和地点。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到1894年时，他与反清的共和派之间已经建立了良好的关系。跟当时上海大部分革命者一样，参加革命之前必须要加入上海实力最强的反清三合会——“洪帮”。
洪帮是当时中国影响最大、最耐人寻味的组织。在上海的权力圈子里，如果你不是洪帮成员，就会显得无足轻重。查理能够加入帮会，很明显是得益于他那两位无处不在的连襟：牛尚周和温秉忠。正如当年他们慷慨地引领查理进入他们的家族，走进他们的财富圈子一样，这一次，他们又带领查理闯入了真实世界。从此之后，他结交的大部分密友都是洪帮中的爱国人士。到后来，大家都知道，宋查理承担了洪帮所有秘密文件和政治宣传单的印刷工作。
在西方人眼里，中国的三合会属于令人厌恶的黑社会的一部分，只有中国人才能接受这样的团体。但对很多中国人来说，它们给家族交往和商业活动提供了再完美不过的秘密联系渠道，这跟共济会[6]的情况一模一样。除了给帮会成员提供道德和物质上的帮助外，三合会这类组织还致力于驱除满族统治的事业。自约300年前明朝灭亡起，他们就树立了这个目标，至今仍不忘使命。这一事业对于他们的意义，正如耶稣受难与基督再临对于早期基督徒的意义一样。同时，正因为它如此重要，三合会组织的一切活动都笼罩着一层神秘莫测、扑朔迷离的面纱也就可以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