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人生地不熟，学校的同学们对查理都很热情。他们喜欢跟他开玩笑，戏称他为“中国佬”，还拿他的姓氏开玩笑。查理则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他用自己的一套恶作剧来对付他们，并通过与他们辩驳来提升自己的口语水平。每当他们提到查理奇怪的姓氏，他总是这样反驳：“我宁愿快点[11]也不愿意太慢。”
为了不使查理忘记为他选定的严肃使命，他的资助者们认真培养，反复打磨，力求使他胜任向异教徒传教的角色。无论在公开场合，还是私下会见，人们都反复强调他身负的使命。1881年圣诞节的前一个星期，人们在三一学院小教堂里专门为他举行了一场令人难以忘怀的仪式，兼任当地教堂牧师的克雷文博士也参加了。那个星期日，他布道的题目是“走向世界，向所有人传播福音”。整个布道活动一直围绕着查理进行，活动还宣布了他的任务。这次礼拜仪式还有另一项内容，就是正式把查理的教友身份从威尔明顿转到三一学院。仪式上，大家高唱着圣歌，不停地同查理握手。
每逢假日，查理都会去威尔明顿看望里考德牧师和他的女儿罗莎蒙德。主日学校放学后，他则会跟住在达勒姆的安妮·索思盖特一起闲逛，或者在卡尔家豪宅的门廊下轻哼小曲，哄南妮·卡尔的小儿子睡觉，而年仅5岁的莉莎则会坐在他旁边的台阶上玩自己喜爱的洋娃娃。
很显然，这个中国孩子牢牢记住了他从“卡尔爸爸”身上学到的一切东西。数年后，他在上海仍然不断模仿和复制卡尔的生活和处世的细节。随着查理一步步开展自己的生活，这些细节与他的生活产生了耐人寻味的共振，其中包括卡尔给孩子们取的名字、对妻子的昵称以及他自己从事的事业。卡尔在经商手段和业务判断方面也给了查理非常有效的指导，培养了他的经商才能。
查理对女孩子越来越感兴趣。在三一学院的第一学年结束后，他给一位名叫戈登·哈克特的同学写信。16岁的戈登（查理都叫他“戈尔登”）当时已经回老家威尔克斯伯勒过暑假。查理的信是用华丽如雕刻般的字体写成，这也是查理的一个与众不同之处，得益于查理在幼年时期的毛笔书法训练。信的内容详细讲述了三一学院暑假期间发生的新鲜事：
<blockquote>
两位菲尔德小姐还在学校。下周五上午她们就回家了。我跟你说过，她们都是年轻可爱的淑女，我非常喜欢她们……在学校的日子非常惬意，但我不知道她们离开之后这里会成什么样子……比德古德小姐还在这里，我想她会待到下个月才离开吧。她还像以前那么漂亮。我有时会去看她和卡西小姐。她说话真可爱……戈尔登，跟这些女孩子们在一起，我玩得可开心了，每天都开心。从学期结束至今，除了《圣经》，其他书我一直没有好好看过。这里现在一切都很好。玛米小姐和另外两个女孩子昨晚来找我，我们玩得开心极了……我们一起去看望了埃拉·卡尔，玩得可开心了，你都想不到。
</blockquote>
查理对这位个子消瘦、双腿细长的青春洋溢的女孩埃拉·卡尔特别上心。埃拉的父亲卡尔教授，是朱利安·卡尔的堂兄弟，在三一学院教希腊语和德语，家境不太富裕。这个中国孩子跟卡尔夫妇交上了朋友，他经常跑到卡尔教授家里听埃拉·卡尔弹钢琴，一待就是几个小时。
毫无疑问，查理在三一学院的学习生涯是突然之间结束的。这都是因为在那些漫长而又温暖的下午，在从榆树枝头吹来的熏风的吹拂下，查理没有禁得住诱惑，与埃拉小姐擦出了爱情的火花。从他给戈登的信中可以确定，暑假结束后，查理还准备在三一学院继续上学，因为他在信中督促戈登“能回来就抓紧回来”。查理许诺，如果戈登回来，他俩将一起“做点儿事情”。
夏天刚过了一半，埃拉的母亲突然把查理从她家里赶了出去，并不许他再去她家。我们只能通过想象来分析她当时突然打破的是一个多么温馨的场面，并通过卡尔夫人反应的激烈程度来判断事情的严重性。经过一番匆忙的安排，几乎是在一夜之间，查理发现自己变成了位于遥远的田纳西州纳什维尔市范德堡大学的一名学生。
监理会教堂针对此事对外界做出的解释，虚伪得恰如其分。这从罗利[12]的《新闻与观察员》中引用的教会有关宋氏家族传奇论述的摘要便可略知一二：
<blockquote>
克雷文博士曾就查理今后的传教生涯与之进行过多次长谈，并把此事提交给布道团理事会讨论。理事会成员向他建议，这位年轻的中国人在范德堡大学可以得到更大的提高。在那里，他在继续学业的同时，还可加深与纳什维尔布道团理事会成员及归国传教士之间的交流，从而接受传教方面的培训。
</blockquote>
随后，文章以一种更加欲盖弥彰的语气继续写道：
<blockquote>
虽然此举会让他加速实现自己的目标，但在答应离开北卡罗来纳州之前，查理还是与克雷文夫妇详尽地讨论了具体细节。
</blockquote>
在他们设想的查理职业生涯的定位方面，这些监理会信徒们开始表现出双重标准。对查理来说，在梦幻般的传教事业中找到自己的角色，这无疑是恰当的。如果他愿意回到中国传播监理会的福音，帮助走了4 000年歪路的中国步入正道，那么他的赞助者们也愿意在缩减学习时间的情况下，资助他接受教育，并提供尚能满足温饱的衣食。如此一来，双方都是皆大欢喜。查理是可以给他们装饰门面的“天朝人”，但这个中国人和他们的女儿之间的亲密关系必须在一定的界限之内。
在三一学院的最后一天，查理显得郁郁寡欢。他送给克雷文太太一件告别礼物——他亲手编织的最后一张吊床。后来，克雷文对朋友们吐露：给她告别礼物的时候，查理还精心准备了一番告别的话，随后便控制不住，抱着她大哭起来。
在威尔明顿，大家都津津乐道于这段丑闻式小插曲的另一种说法。第五街监理会教堂的会众们多年以后还私下盛传这样一个故事：由于被朱利安·卡尔当场逮到查理“与他女儿在一起”，查理还与朱利安·卡尔发生了冲突。伊丽莎·卡尔和埃拉·卡尔这两个名字确实很像，不过当时朱利安·卡尔的女儿只有5岁。虽然如此，至少他们还没有把姓氏弄错。
刚乘火车来到纳什维尔，查理便精心打扮一番去了一家照相馆。在那里，他照了一张很正式的照片，然后通过朋友转寄给了三一学院的埃拉·卡尔小姐。半个多世纪之后的1937年，这张照片仍然是已至垂暮之年的埃拉·卡尔珍藏的心爱之物，不过那时她的身份早已变成住在海波因特的德雷德·皮科克太太了。
从那之后，各种流言蜚语便一直缠绕着查理。自认为是文化人的一些监理会元老将其斥为一个典型的机会主义者、一个大骗子、一个吃白食的家伙。如果说大部分人对查理还不错的话，那么这些所谓的文化人就是专爱吹毛求疵的家伙。范德堡大学神学院代理院长就是一位不那么善良的人：
<blockquote>
松（查理）于1882—1885年在此上学。他是个冒失粗心的小家伙，充满活力，也很有趣，但学习成绩不怎么样。我们看不出他对宗教有什么真正的兴趣，更不用说布道工作了。事实上，他回中国后很快就办实业去了。在那期间，他与一位肯定比他强的女士结了婚。
</blockquote>
这就是代理院长乔治·B.温顿博士对他的评价，这种评价代表了与他关系密切的那些教会高层人士对查理的一致看法。
查理在范德堡大学的同班同学约翰·C.奥尔牧师对他的评价则要温和得多：
<blockquote>
起初大家几乎都没有注意到松（查理）。大家只把他当成一个奇怪的人，他只不过是个中国人而已，但他还是慢慢发生了改变。他头脑聪明，努力学习如何准确流畅地使用英语。言行举止间经常能显示出他的睿智、幽默和善良的本性。大家都开始喜欢他，带他参加校园里的各种社交活动。他的字精致如雕版，笔触细腻，花体字绚丽花哨，同学们经常找他代写卡片。虽然对英语语言知识的缺乏使他学习起来困难重重，但他总能认真预习，顺利通过考试，并在四年级时以优异成绩毕业。
</blockquote>
同学们普遍都很喜欢他。他的另一个同学詹姆斯·C.芬克回忆说：“他为人非常和蔼友好。”怀特是查理的室友，后来到佐治亚州的开罗任牧师。怀特证实：“他天生是个快乐的人，喜欢纵情大笑。所有的学生都喜欢他。他头脑聪明，成绩处于中上等水平。”塔特尔牧师听过几次查理的布道，确信他的布道“对所有的听众都极具精神上的启迪”。
无论查理表面上在人们眼中的印象如何，但实际上，他只不过是一个背井离乡、寄人篱下的孩子。
<blockquote>
据奥尔回忆，当时每逢礼拜天，一些学习热情较高的学生常会在早餐前到卫斯理大厅的小教堂里聚会，交流宗教方面的经验体会。一天早上，松（查理）起床后便站在那里，什么话也不说。过了一会儿，他双唇颤抖着说道：“我感觉自己是如此渺小，孤单一人，远离自己的同胞，和陌生人一起待了这么长时间。我觉得自己就像一块顺着密西西比河漂流的小木片。”说完眼泪夺眶而出。没等他接着说下去，十几个孩子围在他的身边，伸出胳膊抱着他，并向他保证，他们会像兄弟一样爱他。松（查理）的举动打断了那天早上的聚会。
</blockquote>
学生当中最了解查理的莫过于步惠廉。在范德堡大学神学院学习时期是他们毕生交往的开始。步惠廉对查理的评价既不尖酸刻薄，也不感情用事，而是坦率直白。布雅各在为他父亲所著的传记中写道：“松（查理）之所以引人注目，是因为他既不用自己洗衣服，也不用自己做饭。”
一天下午，步惠廉给查理准备了一个热烈的“欢迎仪式”。他在房屋中间的一张木质写字台上铺上一块毯子，毯子上放上一个盛满水的脸盆，水里放进一枚闪闪发亮的一元银币。脸盆旁边放着一个沉重的金属柄熨斗，桌子底下则藏着一组湿电池，用几乎看不见的细铜丝从毯子底下穿过，连着熨斗和脸盆。
看到查理和其他同学兴高采烈地走进房间，身高6英尺、体重200多磅、身材魁梧的步惠廉走上前去跟他们打招呼。[13]
“我给你们大家准备了一个小小的惊喜，”步惠廉大声说道，“就是桌子上的那个熨斗。这是一个神奇的熨斗，来自大烟山[14]一位巫师的洞穴。任何一个摸过它的人都会失去意识。不信请试试看，如果谁能一手扶着熨斗把手，一手伸到脸盆里把那块银币捞上来，那块银币就是他的了。”
几个人偷偷交换了一下眼色，但没人过去。
“查理，你怎么样？”步惠廉拉长声音问道。
查理小心翼翼地走上前去，仔细查看那个熨斗和泡在水里的银币，似乎没有什么可疑之处。于是，他便一手抓住熨斗把手，另一只手伸进盆里去捞那枚银币。就在他的手指触到水面的瞬间，一股力量把他推得后退一步，惊得查理目瞪口呆。随后，他尴尬地意识到自己上当了。步惠廉狂笑不止，查理也和其他几个人一起大笑起来。
暑假期间，神学院的学生们会参加各类活动，宣传上帝。查理被安排与巡回牧师一起，帮助那些福音传道士为南方举办的布道会布置会场。
他最喜欢的一站是田纳西的富兰克林，因为他和住在当地的斯托卡德一家成了朋友，并且斯托卡德的侄女萨莉也很漂亮。查理把专为埃拉·卡尔拍摄的那张照片又加洗一张，送给了萨莉。由于朋友们取笑她跟一位中国人谈恋爱，萨莉便把那张照片扔到了壁炉里。好在萨莉的母亲及时把照片抢了出来，只是四周烧焦了一点。在1937年德雷德·皮科克太太珍藏的那张照片重现天日之前，各大媒体刊登最多的就是萨莉留下的这一张。
经过巡回布道的锻炼，查理变得更为从容自若，英语也进步很大。几年后，他甚至可以怀着真挚的诚意给罗利当地的教会报纸《基督教倡导者》撰写文章：
<blockquote>
纳什维尔本市居民目前表现不俗。上个月下旬在那里召开了信仰复兴布道大会，一些教堂取得的成果可谓前所未有。复兴大会还在各个不同的教堂继续进行，目前已举行了150场。事实上，目前的成果已经超出人们的预料。本周，来自佐治亚州的南方福音传教士山姆·琼斯牧师将莅临纳什维尔，在搭设于邮局旁边空地上的一顶“福音帐篷”里布道。这对纳什维尔市民来说不啻为天赐良机。我们坚信，他将凭上帝的帮助和恩惠，引导数以百计的民众走近基督。
</blockquote>
在《基督教倡导者》上的一篇文章的脚注里，编辑向读者们介绍了查理的生平。那位编辑在文中略带傲慢地加了一句：“从信的内容来看，他（查理）的英语水平有显著提高。”
现在几乎已经确定，等到1885年查理从范德堡大学毕业后，就会被派往上海。此事由范德堡大学校长、主教霍兰·N.麦克泰耶勒最终拍板决定。麦克泰耶勒同时还主管派驻中国的监理会布道团，他把此事向上海的林乐知做了通报。1883年春天，查理收到了林乐知博士写来的一封言简意赅的正式确认函。一切似乎已经准备就绪，查理回国后将到上海中西书院任教。查理的回信则显得极不自然：
<blockquote>
亲爱的艾伦博士：
收到您的来信已有一段时间了，您能写信给我，我真的非常高兴。我知道您已经完全把自己的工作、生命和精力都奉献给了上帝的事业。我希望按照上帝的意愿，尽快见到你们。我不知道自己还会在美国待多久，但无论怎样，我会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来充实自己，为回国做准备。等我结束学业之后，我希望能把上帝的光带给中国人。我生活的目的就是行善、敬人、赞美上帝。对其他人行善事，可以将他们从永恒的惩戒中拯救出来。愿上帝能助我一臂之力。几天前，一位监理会的女士问了我一个不常遇到的奇怪问题，她说：“松兄弟，你是个传教士，你愿不愿为了信念而甘愿遭受苦难，或者为了基督的事业不惜献出生命？”这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奇怪的问题。但是，为了顺从自己的内心，我根据自己的感受做了回答。我对她说：“是的，女士。如果上帝愿意帮助我，在任何情况下，我都愿意为了基督而承受苦难。”她接着说：“你所说的正是我们应有的感受。因为如果我们对上帝深信不疑，他就会帮助我们。”愿上帝帮助我们大家，把我们的珍宝带到天国，并以极大的热情服侍他。这样等到最后时刻我们才可以说：“我已经忠于我们的信仰，我已经为了正义的事业而奋斗过，因此我将收到生命的冠冕。”愿上帝保佑您和您付出的一切。
</blockquote>
查理·琼斯·松 1883年7月27日 于田纳西州纳什维尔市范德堡大学卫斯理大厅
1885年5月28日，举行毕业典礼的时候到了。威尔明顿的《明星报》对这位“虔诚而又雄心勃勃的‘天朝人’”的毕业情况做了如下报道：
<blockquote>
他以优异的成绩从范德堡大学毕业。他在达勒姆与他的朋友和资助者们待了几周。我们估计，随后他将返回中国，到金西省（原文如此）上海中西书院担任教职。据我们了解，这种安排对那些极为热心地关注他的待遇的人们来说，肯定会感到非常之满意，他也始终对这些好朋友们怀着最深切的感激之情。
</blockquote>
以前，人们常说查理毕业于范德堡大学，上文又十分肯定地称他是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该校，但事实并非如此。为了尽快达到让他回国为上帝效劳的目的，他的整个学业只不过是匆匆忙忙走了个过场。
他们确实给他发了个文凭。但是，最后查理不愿意走，他不想去上海，至少暂时不想去。他希望先去学医，朱利安·卡尔完全支持他。如果查理想去学医的话，卡尔愿意资助他。但麦克泰耶勒主教坚决不同意，他宣称，这个领域里行医的传教士已经“太多”了。这个理由有点儿荒谬可笑，主教不同意查理学医的真实原因，在他给林乐知的信中已有暗示：
<blockquote>
亲爱的艾伦博士：
我们准备今年秋天把松和柏乐文医生[15]派往你处。我相信你会立即给松安排巡回布道工作，如果他无法乘车前去布道，那就让他步行前往。松本来想再待一两年去学医，以便将来更有大用。他那位慷慨的赞助者朱利安·卡尔也不是不愿意继续帮助他。
但我们认为，最好是让这个中国人留点精力，以便他回到中国后能为宗教事业出点力。他已经尝到了安乐椅的滋味，也不排斥享受更高级文明所拥有的舒适生活——这不是他的错。
让这个我们为之付出心血的年轻人开始也学着付出吧。让他去冲锋陷阵，不留后退余地。关于他想学医的事，我们已经告诉他，布道团里的医生现在已经满员，再加一个就超额了。
我有一个美好的愿望：希望在你明智的指挥下，松能够做出一番成绩。如果他能做到这一点，那就会极大地鼓舞类似的人们做出同样好的成绩。许多人的命运都与他的成败拴在一起……
你的基督兄弟：麦克泰耶勒1885年7月8日于田纳西州纳什维尔范德堡大学
</blockquote>
主教的这封信，再加上温顿院长对查理做出的“冒失粗心的小家伙”的评价，显现出这位主教和他的同事们丑陋的一面。主教撒谎说这里的医生已经过多，当各大报刊都认为查理将会去林乐知创办的书院任教时，主教却私下里指示林乐知把这个年轻人安排到穷乡僻壤去传教。
无须给予特别的考虑，查理就该被派到最底层去。他将徒步从一个城镇走到另一个城镇。这一安排意在贬低查理在自己同胞心目中的地位。中国人出门向来重视轿子之类的外在东西，而查理却被降格到农民的地位。主教认为，查理现在变得娇气，放纵任性，这都是监理会的教众们给惯的。不过，只要他能够变得谦逊一些，这个雄心勃勃的年轻“中国佬”还是有可能做些有价值的事情。
那年夏天，监理会全州大会在北卡罗来纳州夏洛特市召开，查理在会议上被任命为执事。那时候他已经19岁了，按照惯例，本来只能授予他临时教职，两年之后才能转正。麦克泰耶勒主教对此进行了干预，他恨不得这个“中国佬”立即动身回国。该次会议的会议纪要第53页有这样一条记录：“查理·琼斯·松，赴中国任传教士。”
查理做了一次长途旅行，去跟各地的朋友们告别。他之所以有这样的机会，是因为监理会正好准备在威尔明顿、华盛顿和北卡罗来纳州的达勒姆举行一系列信仰复兴大会。
去三一学院毫无意义，因为他的罗曼史在那里遭遇了惨败。最后一次拜访了住在达勒姆的卡尔一家之后，查理回到威尔明顿第五街他以前常去的那座教堂，在那里做了一次告别布道，以感谢里考德牧师。加布里埃尔森船长已经退休，回到了他深爱的马萨葡萄园岛。查理一直跟他保持着书信往来。
查理跟里考德一家住在一起时，他和罗莎蒙德调情的方式让当地人大跌眼镜。罗莎蒙德有一双紫色的眼睛，当时她已有15岁，已经过了天真无邪的年龄，变成可爱的年轻淑女了。军人出身的里考德牧师眼光敏锐，他把这个活泼可爱的姑娘送出城，让她住在已长大成人的姐姐那里，让姐姐看着她。
为了在一切还没有变得糟糕之前把查理送出威尔明顿，里考德带他去了乡下小镇华盛顿，里考德要给那里的一个宗教暑期班上课。看到有那么多女孩子参加这个学习班，查理高兴坏了，这成了他跟达勒姆那个一直与他志同道合的安妮·索思盖特之间谈论的最佳话题。
<blockquote>
虽然我只认识几个姑娘，但我在华盛顿还是玩得非常高兴。他们说这里的男女学生比例是1∶7。有几个姑娘非常漂亮，我深深爱上了一位叫贝尔的小姐。可我最终还得离开我在华盛顿的爱人，只身一人回中国去。你不觉得这事情太糟糕了吗？不用担心我会爱上里考德大叔的那个女儿：珍妮小姐跟一位只有7英尺9英寸[16]高的年轻小伙子订婚了。罗莎小姐只有15岁，她太年轻了，目前去了她姐姐那里度暑假。所以你看，即便是我想，这里也没人跟我谈恋爱。
</blockquote>
随后他坦白地说：“安妮小姐，我必须承认，我还是更爱你，在达勒姆的所有女孩当中，我最爱的就是你。”
查理信中提到的漂亮的“贝尔小姐”就是金发女郎欧拉·贝尔，华盛顿当地的“一枝花”。她参加暑期班纯粹是出于无聊。多年后她承认：“我们参加学习班，恐怕不是为了学习什么知识，而只是想找个让年轻人在课前课后或者每天休息时能见见面的地方。”她说，查理最大的不利之处在于他是中国人，所以她从没跟他正式约会过。不过，查理在暑假班的那段日子里，贝尔每天都能看到他。
一直到12月，查理才和传教医生柏乐文一起在纳什维尔登上火车，去了堪萨斯城，然后在那里改乘贯穿美国大陆的火车。那时候的火车座椅很窄，两个人坐在一起腿挨着腿，靠背也很矮，想靠在上面打个盹儿都不行。火车上提供的报纸和杂志充斥着世界各地发生的各种戏剧性事件。在苏丹的喀土穆，英国将军“中国戈登”（就是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那个戈登）几个月前被狂热的马赫迪战士[17]撕成了碎片。在加拿大的萨斯喀彻温，路易斯·里尔因为率众反叛渥太华政府而被施以绞刑。在英格兰，格莱斯顿上台后又被赶了下来。在巴黎，路易斯·巴斯德发明了狂犬病疫苗。而在位于太平洋西北岸的西雅图，反华暴乱已经发展到令人毛骨悚然的地步，以致克利夫兰总统不得不下令采取相应措施。
美国那“狂野的西部”正陷入反华的狂怒之中。正当查理穿越美国大陆之际，在富饶的平原地带和紫色的深山之中，到处都有中国人被白种人杀死。随着白银繁荣时代的终结，经济大衰退的浪潮在19世纪80年代席卷美国西部沿海地区，求职变得极其困难。工厂业主们改聘华工，因为这些“天朝人”要求的待遇更低一些。作为报复，在一些寡廉鲜耻的报社编辑和政客们的怂恿下，失业的白种人掀起了一场消灭“黄祸”的狂热运动。各地的中国城被付之一炬，白种人治安队员组成“剪辫子队”，他们不仅剪去中国人的辫子，还把他们的头皮一起剥掉。砍头这种美国原先并不常见的事情，现在即便是远在西北的蒙大拿州都会发生。有记录的最极端的暴行是，一伙暴徒割下了一名中国人的生殖器，拿到一家餐厅烤熟后，像吃鸡蛋一样给吃了下去。
为躲避白种人的迫害，数以千计的中国人逃回中国。结果就是，到19世纪80年代末，“天朝人”在美国西部的人口数量从原来的110 000减少到60 000。查理动身返回上海之时，正值这场血洗运动的高峰时期。就在那段时间里，在怀俄明州的罗克斯普林斯，一群暴徒将28名中国居民乱刀砍死，并将剩下的活活烧死。而这个镇上的那些有教养的淑女们则站在旁边，一边鼓掌叫好，一边哈哈大笑。他们之所以这么做，是听了《蒙大拿人》（Montanian）报社一位编辑的建议：“我们不在乎人们杀死这些‘中国佬’，不过最近杀得确实有点多。他们不该死，就别杀。但如果该杀，为什么不多杀几个呢？”
美国各地反华的法律法规越来越多，以致国会也开始对中国移民做出限制。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限制某个特定国家的居民入境。最初，清政府禁止中国人出国，但外国列强需要廉价劳动力。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成果之一就是迫使清政府同意中国人移民外国。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列强发起并操纵了华人苦力贸易。在于1868年签订的《蒲安臣条约》[18]中，美国国会确认了在美中之间自由移民的权力。但是，对美国人来说，当铁路建设完成之后，大量廉价的华工就成了一种负担，而不再是福音。于是，美国国会修改了《蒲安臣条约》，并于1882年通过了《排华法案》，规定除教师、学生、商人和游客之外，其他中国人不得赴美。已到美国的中国人，则禁止其取得美国公民身份。1881年，查理还在三一学院时，赴美的中国人每年有40 000人之多，而当1887年查理刚回到国内的时候，每年只有区区10个人。
中国国内的反应非常强烈。小股武装分子经常攻击美国和欧洲布道团。在农村的一些地区，外国人外出旅行面临着极大的风险。西方媒体和历史教科书往往大肆渲染那个时期白种人在中国遭受的屈辱，而对同一时期在美国发生的有组织的恐怖反华暴行却视而不见。这种歪曲手段使得西方列强可以不断给北京那个虚弱的帝国政府施加新的压力。为了安抚白种人，清政府派遣军队，四处镇压各地的反抗活动。迫于外交压力，清政府还发布告示，号召全国人“与基督教士和平相处”，而华盛顿方面却没有采取类似的措施去限制那些反对“黄祸”的美国暴徒。
查理是在冒着生命危险横穿整个美国，不过他自己对此毫不知情。太平洋两岸同时掀起了将会影响查理及其子女生活的暴力对抗。幸运的是，他平安抵达了旧金山，然后登上太平洋邮轮公司的蒸汽船，驶向横滨和上海。经过10年浪迹天涯的生活之后，他终于可以回家了。
[1] 监理会，于1844年从美国卫理公会大分裂出来。美国北部的教会称为“美以美会”，南部的教会称为“监理会”。1939年，南北教会再度联合，称为卫理公会。——编者注
[2] 海南原隶属于广东，于1988年正式建省。作者写作该书时，海南尚未脱离广东。——译者注
[3] 安南，即越南。——译者注
[4] 暹罗，是泰国古称。马来亚联合邦，是马来亚的旧称。——译者注
[5] 伊比利亚半岛位于欧洲西南角，分属西班牙、葡萄牙、安道尔和英属直布罗陀。——译者注
[6] 婆罗洲，即加里曼丹岛（Kalimantan Island），位于东南亚马来群岛中部。——译者注
[7] 摩鹿加群岛，又称马鲁古群岛，印度尼西亚东北部岛屿，属马鲁古省。古时以盛产丁香、豆蔻、胡椒等香料而闻名，被早期印度、中国和阿拉伯商人称为“香料群岛”。——译者注
[8] 美国南北战争时期，北方军队称为“联邦军”，南方军队称为“南方邦联军”。——编者注
[9] 教堂山是北卡罗来纳州奥兰治县的一个镇。——译者注
[10] 林乐知（Young John Allen），基督教美国监理会传教士，上海监理会布道团团长，旧上海时期著名的翻译家，创办了《万国公报》。——编者注
[11] “宋”（Soong）这个姓氏，查理最初拼写成soon，英语意为“立刻、马上、很快”。——译者注
[12] 罗利，北卡罗来纳州首府。——译者注
[13] 1英尺≈ 0.3米；1磅≈ 0.454千克。——编者注
[14] 大烟山位于田纳西州和北卡罗来纳州交界处，1934年设立大烟山国家公园。——译者注
[15] 柏乐文，威廉·赫克托·帕克（William Hector Park，1858—1927)，美国在华传教医生。清光绪八年（1882年）到苏州参与筹建博习医院，光绪十年（1885年）回美国获医学博士学位后，返回苏州博习医院任首任院长。——译者注
[16] 1英寸≈2.54厘米。——编者注
[17] 19世纪后期，非洲国家苏丹遭到埃及和英国侵略。1881年，穆罕默德·艾哈迈德以“马赫迪”（救世主）的名义发动农民起义，呼吁通过“圣战”将异教徒（英国人）和叛教者（埃及人）统统赶出苏丹，建立“一个普遍平等、处处公正的美好社会”。——译者注
[18] 《蒲安臣条约》，即中美《天津条约》续增条约。——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