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的崩溃：苏联解体的台前幕后(沙希利·浦洛基)_独立的乌克兰（1 / 2）_大国的崩溃：苏联解体的台前幕后最新章节免费阅读无弹窗

8月24日星期六，那是一个风和日丽的好日子，无数的乌克兰议会代表穿过人群，聚到了议会大楼前。没人数得清到底聚集了多少人：几千人、几万人，还是几十万人？就在这一天，叶利钦在白宫守卫者的葬礼上让戈尔巴乔夫倍感难堪，就在这一天，苏联领导人辞去了苏共总书记的职务。可是，8月24日这天基辅发生的事情却在苏联掀起了一波更大的冲击波，力度之大，已经远远超过了那天在莫斯科所发生的一切。苏联第二大加盟共和国将宣布自己完全从苏联独立出去。

基辅的群众于8月24日聚集在市中心，这和几天前在莫斯科发生的集会可不一样，他们不是要捍卫议会，而是谴责议员中大多数共产党员都暗中支持政变。前一天，叶利钦已经签署了禁止俄罗斯共产党开展活动的法令，不仅困惑的戈尔巴乔夫完全知晓此事，成百上千万激动的电视观众都了解了整件事情。许多聚集在基辅的民众认为乌克兰也应该这么做。动员群众的宣传册子称苏共是“一个犯罪的、反宪法的组织，它的活动必须终止”。一时间，应者如云。许多人带来了蓝黄色国旗和张贴画，要求对苏共进行纽伦堡式的审判。[1]

民众并不仅仅关心共产党的命运，不然的话，大家就会选择聚集在离议会大楼仅数条街区之隔的乌共中央委员会的办公楼了。他们没有这么做，因为乌共中央已经无权授予或是废止他们想要得到的东西了。民众带来的牌子上写着“乌克兰离开苏联”，他们想要的是国家独立。只有议会可以做到这一点。

集会人群中，大多数人是乌克兰反对派的支持者，他们态度坚决。就在数周之前，这些人中的许多人曾在基辅的街道夹道欢迎布什总统访问乌克兰首都。那次，他们带来的牌子上提出的也是这个要求。但是，他们现在并不是向曾经隐约信任的美国客人表达诉求，而是把矛头指向了本国的失败者——他们毫不信任的共产党官员。

美国驻基辅的代理总领事约翰·斯德潘丘克曾直接参与布什基辅之行的准备工作，现在位于基辅的美国领事馆由他掌管。那天上午，斯德潘丘克很难穿过议会大楼前聚集的人群。他后来回忆说：“成千上万的人把大楼团团围住，愤怒的人群把冲天怒气洒向了共产党，洒向了一切。他们都聚集在那里，因为我身着套装，他们把我当成了共产党员，于是，有位女子拽下了我的外套，高声叫道‘丢脸’，‘可耻’。他们把我也当成了有罪的人。”躲在议会大楼里的乌共官员忽然发现自己成了被围困的少数派。斯德潘丘克在外交席就座，他回忆道：“（我）能看见那些共产党员们都靠在窗户旁，注视着窗外集会的人群越走越近，他们在想这群人究竟能否让自己活着走出大楼。”议会大楼里的共产党员“都紧张不安，不停地抽着烟，走来走去。气氛很紧张。当然，大家都知道克拉夫丘克要发表演讲，但是无人知晓他到底会走多远”。

满头银发的乌克兰议会议长克拉夫丘克，在数周前老布什的来访中给美方留下了不错的印象，而且当时貌似一切尽在他的掌控之中，现在克拉夫丘克很明显处在了防守位置。不仅是乌克兰共产党，就连他本人在苏联政变期间的所作所为现在都受到了质疑和审判。此时议会的命运，围墙之外人群的命运，整个国家的命运，甚至他自己的命运都取决于他的立场。当议会大楼外的集会人士高呼“克拉夫丘克，可耻！”时，这位议长正在为自己的政治生涯奋力一搏。[2]

1991年8月18日发生的事件让克拉夫丘克吃惊不小。这件事不仅对他在乌克兰的掌权构成了重大挑战，同时还挑战了乌克兰的主权运动，而这个运动和克拉夫丘克的个人声誉和政治前途休戚相关。8月19日早晨，克拉夫丘克从自己的政坛主要对手——乌共第一书记斯塔尼斯拉夫·古连科那里获知了戈尔巴乔夫被推翻的消息，古连科从郊外的住所打电话给他，让他赶到乌共中央委员会的总部。他们将会见紧急委员会的铁腕人物瓦伦丁·瓦伦尼科夫，他从克里米亚见过戈尔巴乔夫后，已经到达了基辅。

克拉夫丘克拒绝会见瓦伦尼科夫。他后来回忆道：“我立刻明白了权力现在正在转移。我说道：‘斯塔尼斯拉夫·伊万诺维奇，最高苏维埃是我们的权力机关，我是最高苏维埃的领导，如果瓦伦尼科夫想见我们，我们应该在最高苏维埃的办公室接见他。’”古连科不得不应允了。这象征着克拉夫丘克第一次不动声色地击败了他的对手。

就在一年前，55岁的古连科作为乌共第一书记，一直被视为克拉夫丘克登上乌克兰共和国权力巅峰的一个难以逾越的障碍。但是，随着乌克兰在1990年宣布其主权，其议会和议长的角色，也就是传统上作为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的角色所具有的政治分量大大增加，这样一来，克拉夫丘克就成了乌克兰共和国的重要人物。目前，尽管在中亚地区这种趋势并不明显，因为在那些国家中央委员会的第一书记也兼任议会议长，但是在苏联其他各个加盟共和国，都出现了上述趋势。

克拉夫丘克后来回忆他等待古连科和瓦伦尼科夫时的感受，竟是如此毫无防范能力：没有任何军队和警察部队向议长汇报情况，他唯一能调动的武装就是3名配枪警卫。乌克兰共和国已经宣布了自己拥有主权，同时将共和国法律凌驾于苏联的法律之上，然而瓦伦尼科夫的突然驾到，说明共和国领导人拥有的权力不过是昙花一现。克拉夫丘克并不怀疑他面对的是一次政变。说戈尔巴乔夫生病不过是个幌子，因为克拉夫丘克几周前刚在克里米亚见到了戈尔巴乔夫。就在戈尔巴乔夫的福罗斯别墅里，与戈尔巴乔夫的女婿一起，那天晚上他们喝了0.75升的柠檬伏特加。

克拉夫丘克并没有向身边的人隐瞒他对紧急委员会的怀疑，他们居然宣称戈尔巴乔夫健康状况糟糕。在那天晚些时候接见二战老兵时，克拉夫丘克还向他们提起了喝伏特加酒的事。客人终于到了，古连科比瓦伦尼科夫及其随从先走了进来。[3]

主人与客人围着长桌就座——军方人士坐一边，文官坐另一边，瓦伦尼科夫正对着克拉夫丘克入座。瓦伦尼科夫先开口说道：“戈尔巴乔夫生病了，国家权力已经转到了新成立的特别情况紧急委员会。”据一位与会者回忆，瓦伦尼科夫还说道：“为了维护公共安全，考虑到首都的局势日益恶化，以及可能发生骚乱的危险，自8月19日凌晨4点起，莫斯科已经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我到基辅来是为了直接了解情况，如果有必要的话，至少在乌克兰某些地区宣布进入紧急状态。”瓦伦尼科夫特别提到了基辅、利沃夫、敖德萨和沃里尼亚西部地区的一座城市。

坐在桌子另一侧的文职官员已是见怪不怪了。会场上至少沉默了一分钟，古连科面无表情。最终还是克拉夫丘克打破了沉默，他看上去镇静自若，自信而不带侵略性。克拉夫丘克回答：“我们知道您瓦伦丁·伊万诺维奇，作为苏联国防部副部长是受人尊敬的，但是您还没出示任何凭证。另外，我们也没有收到莫斯科方面的任何指示。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依据法律规定，应由最高苏维埃宣布乌克兰全境或是某一地区进入紧急状态。我们知道基辅和其他地区的局势还是较为平静的，不需要采取特别措施。”[4]

瓦伦尼科夫之所以会来乌克兰，是因为莫斯科的政变者对要求独立的乌克兰反对党联盟——“乌克兰民族运动”深感不安，担心该组织可能在基辅和乌克兰西部城市采取行动，反对政变。瓦伦尼科夫宣布：“在乌克兰西部没有苏联的势力，都在‘乌克兰民族运动’的掌控中。必须在西部各州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同时禁止罢工，查封苏共以外的一切政党及其报纸，停止并驱散集会。你们要采取特别措施，这样人们才不会认为你们在重蹈覆辙……军队进入全面战备状态，我们将采取一切措施，不惜流血牺牲。”克拉夫丘克坚持认为没有必要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如果将军认为确有必要的话，他可以亲自前往乌克兰西部，看看局势是否平静。[5]

瓦伦尼科夫改变了他的立场，他对克拉夫丘克说：“你是掌权者，一切大事系于你一身，这是我个人对你的期望，首先，你要在电视和广播上露面，号召人们保持平静，慎重考虑当前形势。”当古连科和其他人离开办公室后，只剩下他们两人面对面，克拉夫丘克像老熟人那样问瓦伦尼科夫（当瓦伦尼科夫在乌克兰工作时，他们在基辅多次参加过中央委员会召开的会议）：“瓦伦丁·伊万诺维奇，一旦你们成功了，你们会回到过去的制度吗？”他指的是改革前的政治秩序以及中央和共和国的关系。将军的回答是肯定的：“我们别无选择。”此番回答对克拉夫丘克而言，可谓意味深长。他事后回忆说，他在那一刻意识到紧急委员会不会让事情维持原状，而是让时光倒转，一切都可能回到过去的时代。

反叛者不会失去什么，但是他们的胜利将意味着不仅克拉夫丘克的政治生涯将会终结，还意味着他可能被监禁。和古连科不同，克拉夫丘克要是和政变者站在一起的话，在政治上将一无所获，但是他也不准备反抗莫斯科的叶利钦。他自有不同寻常的对策，即在他的权力范围内尽可能避免授军方以口实，从而借此宣布乌克兰进入紧急状态。克拉夫丘克后来回忆：“预感告诉我，要争取时间，不要采取任何不必要的行动，一切都会好的。”他采取了观望的态度，正因为如此，他后来遭到人们的猛烈抨击也算是事出有因了。[6]

乌克兰政府大多数人对政变所持的立场和克拉夫丘克是一样的。具有自由主义思想的副总理谢尔盖·科米萨林克后来回忆，没有谁真的支持政变。在那天召开的政府主席团会议上，科米萨林克把紧急委员会的做法形容成“公开地违宪”。然而，如果紧急委员会的行动得不到大家支持的话，它也就没什么可怕的。依据瓦伦尼科夫提出的方针，政府很快成立了特别委员会，尽管它的目的和瓦伦尼科夫的建议有所出入。政府颁布成立委员会的法令的标题就表明了他们主要的忧虑：“鉴于出现的复杂局势。”如果乌克兰宣布进入紧急状态，那么议会和政府一直拥有的权力将被夺走。议会和政府一旦失去了权力，就难以挽回了。乌共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让反对派保持安静，把紧急委员会和军队挡在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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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于乌克兰权力顶峰的人物中，只有乌共第一书记古连科能从政变中获益，当他见过克拉夫丘克和瓦伦尼科夫之后，回到了共产党总部，他发现莫斯科方面发来一份电报，要求乌共委员支持政变。他召集主要的乌共官员开会，向他们通报了事态发展的情况和行动计划：乌共将根据莫斯科方面的电报，起草一份特别备忘录分发给各地的乌共委员会，要求他们尽一切可能支持政变。

依据古连科命令所起草的备忘录比莫斯科发来的电报要长得多，说明乌共对此很是激动。乌克兰中央委员会认为支持紧急委员会是其最重要的任务，因此指示并且命令乌共党员禁止参加任何集会和示威活动，同时强调维护苏联的统一是乌共最重要的任务。而紧急委员会的行为则被乌共领导人描述成“与绝大多数劳动者的态度和乌克兰共产党的原则立场都保持一致”。[8]

与此同时，克拉夫丘克开始平衡各方利益，他试图取悦每个人，同时紧握自己已经拥有的权力。他在8月19日傍晚时分，通过乌克兰广播和电视发表了讲话。瓦伦尼科夫已经就讲话内容提出了建议，但是乌克兰领导人自有他的主张。克拉夫丘克拒绝表示支持或是谴责政变。他号召大家耐心等待，保持镇静，假以时日才能判断局势。他对听众和观众说道：“最终，人民选举产生的集体组织将主导一切，但是，毋庸置疑，对于建立在法律基础上的国家而言，一切行为，包括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都将依法行事。”他宣称乌克兰不会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一份发自基辅的美国外交文件写道：“克拉夫丘克敦促乌克兰人展示自己的智慧、克制和勇气，重要的是不要和莫斯科对抗，因为这样一来，局势可能更糟。”[9]

克拉夫丘克在接受苏联电视新闻节目《时间》的简要采访时，试图采用同样的策略，可是不甚成功。他的一番言论——“要发生的事情终究是要来的，可能不是这种形式罢了”，让苏联听众着实吃了一惊。他辩称，在当前的局势下，无论是中央还是各个共和国都没有足够的力量处理好急迫的经济和社会问题，但是这种情况不会永远持续下去。克拉夫丘克认为考虑到乌克兰悲惨的历史，此次政变是可悲的，因为它加剧了人们对于重回集权时代的担忧。尽管克拉夫丘克给出了一些警告，但他在访谈结束时表明要保持经济运行的节奏，因此他的谈话给人们留下的总体印象是：最好的情况是他两面讨巧，最糟的情况是支持政变。与他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叶利钦在节目中公开表示抵抗政变，摩尔多瓦总统米尔恰·斯涅古尔则宣布他的国家会继续迈向独立。相较之下，克拉夫丘克的权衡策略看上去更像是对政变的间接支持。[10]

苏联政变不仅让乌克兰政府官员吃惊不小，也让乌克兰“国家民主主义者”深感震惊，这些自由反对派在数周前老布什访问乌克兰时，高举“乌克兰独立”的口号。距离8月1日布什在议会上发表演讲已经过去一段时间了，代表们分布在乌克兰各地，他们要么在选区工作，要么在休假。曾长期被监禁于古拉格集中营的维亚切斯拉夫·车诺维尔现在是乌克兰西部利沃夫地区政府的领导，在政变发生的前几天，他正待在拥有90万人口的乌克兰南部工业城市扎波罗热市。

一个月前议会宣布开始总统选举，车诺维尔是主要的民主派候选人，而扎波罗热市似乎是开启总统竞选的理想之地。1991年夏，扎波罗热市正举办乌克兰“第二届红芸香歌唱节”，在这届歌唱节上，歌曲突破了苏联模式的束缚，表现形式综合了传统民歌、配以摇滚和地下音乐文化。音乐节的压轴节目于8月18日在当地的足球体育场上演，正是在这天晚上，政变者出乎意料地前往附近的克里米亚，看望了戈尔巴乔夫。歌唱节变成了一场盛宴，那是赞颂乌克兰文化以及展现一度被压抑的、如今刚刚崭露头角的音乐新潮流的盛宴，然而，当地共产主义政府却无暇顾及此事。第二天上午，车诺维尔和其他多位民族民主派领导人按计划将离开扎波罗热市。对于他们中的很多人而言，离开扎波罗热市变成了一种煎熬，因为成千上万的游客惊闻政变的消息，于是纷纷涌向机场、火车站和公共汽车站，他们要尽快赶回基辅。[11]

8月19日上午，也就是政变发生的第一天，和车诺维尔住在同一家酒店的一位记者叩响了他的房门，告诉他莫斯科发生了政变。对于车诺维尔而言，他在苏联度过了15年的监狱和流放生涯，所以能从记者而不是克格勃的官员那里得知政变的消息，他应感到释然了。“如果我能在这里睡觉，做着梦，而不是待在监狱里，说明暴动不算太严重。”车诺维尔对喊醒他的人说道。

美国驻基辅的代理总领事斯德潘丘克也参加了“红芸香歌唱节”，当时恰好和车诺维尔同住一家酒店，他急忙跑到车诺维尔的房间。斯德潘丘克看到车诺维尔正在给利沃夫市的克格勃和军方总部打电话，以探明究竟，车诺维尔已被选举为该地区的行政领导。喀尔巴阡山脉军区司令员对车诺维尔说，他的部队其实是反对政变的，只要乌克兰西部地区政府不宣布大罢工，他就不会干涉政府工作。车诺维尔向司令员保证，他一定竭尽所能地维护乌克兰西部地区的和平。[12]

车诺维尔听到政变时的第一反应基本上和克拉夫丘克是一样的：他们都急于和军方做交易，他们保证街市风平浪静，以此换得军方不干涉政府事务。叶利钦的亲密伙伴、列宁格勒市的民选市长阿纳托利·索布恰克也采取了这种策略。在市长助理弗拉基米尔·普京的帮助下，索布恰克和军方及克格勃达成了协议，他们维持街市的相对平静，作为交换，对克留奇科夫和亚佐夫负责的安全部队保持中立。采取这项策略是为了维护改革中取得的政治成果。作为乌克兰西部最大的中心地区的行政长官，车诺维尔下达了命令，可是他的反应并没有得到基辅反对派领导人的认同，他们中有些人主张采取激进的抵抗态度。[13]

乌克兰议会中地位最高的改革派领导人、副议长弗拉基米尔·格里诺夫那天早晨来到广播电台，他强烈谴责政变。他后来回忆起当时的态度说道：“如果这些官员彼此态度一致，那么在任何事情上，都不会有人和我的看法保持一致了。”格里诺夫是一个地道的俄罗斯族人，他是乌克兰东部地区哈尔科夫市选出的领导，他的所思所想代表了反对派的大趋势。尽管他和他的支持者并不赞成叶利钦的“俄罗斯优先”的态度，但是他们还是和叶利钦以及俄罗斯自由民主党党员结成紧密的同盟。格里诺夫及其所在选区代表的是乌克兰东部和南部地区俄罗斯化的城市知识分子，他们主张在俄罗斯领导的联盟中建设民主的乌克兰。格里诺夫的盟友是第一批在扎波罗热等城市高举起反政变大旗的人。[14]

一面是克拉夫丘克的摇摆不定，一面是格里诺夫和叶利钦其他乌克兰盟友的激烈反对，车诺维尔和国家民主党党员深陷其中，左右为难。“乌克兰民族运动”是国家民主运动的联盟组织，包括许多民主党派和协会，该组织花了些时间起草了一份声明。这份声明虽然在政变第二天才发表，但却言辞犀利、态度鲜明地谴责了政变，并且号召乌克兰人民准备举行全国罢工，这样会使整个国家的经济陷入瘫痪状态。对乌克兰国家民主党党员而言，举棋不定的时候已经过去了。就在那天，利沃夫地方议会宣布莫斯科政变是非法的。位于东部地区的哈尔科夫市议会也做出相同反应，顿涅茨盆地的矿工准备举行罢工。“乌克兰民族运动”宣布8月21日中午开始举行政治大罢工。在乌克兰的每座城市里，民主激进分子到处传播叶利钦号召人民抵抗政变的消息。人们寸步不离地守着广播，收听美国之音、英国广播公司和其他西方电台播出的广播。从莫斯科白宫传出的消息越来越令人担忧。俄罗斯的民主能否熬过今晚，答案无人知晓。[5]

8月21日晚，也就是政变发生的第三个决定性的夜晚，克拉夫丘克在凌晨4点前被反对派代表打来的电话吵醒，对方要求克拉夫丘克召集议会的决策层——议会主席团开个紧急会议。他得到消息，军队已经开始进攻俄罗斯议会大楼。克拉夫丘克的态度一如既往地模糊不清：深更半夜，对于莫斯科的局势谁也无能为力，还是等到白天开始上班时再召开会议吧。等到克拉夫丘克第二天早上赶到办公室的时候，局势已陡然急转。莫斯科方面传来的消息使人们相信，政变土崩瓦解了，一度被困白宫的叶利钦已然成为胜利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