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的崩溃：苏联解体的台前幕后(沙希利·浦洛基)_克里米亚的囚徒（2 / 2）_大国的崩溃：苏联解体的台前幕后最新章节免费阅读无弹窗

56岁的总统府办公厅主任博尔金是此次政变密谋者中最了解总统的人，他相信当戈尔巴乔夫听到委员会成员名单时，定然会松一口气。博尔金在回忆录中写道，戈尔巴乔夫最担心的不是他犹豫不决的助手，而是行事冲动的头号政敌——叶利钦。就在前几日，戈尔巴乔夫还一直在电话中和克留奇科夫商议国内的政治局势。戈尔巴乔夫最担心叶利钦在最后一刻反悔，拒绝在联盟条约上签字。

8月14日，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进行了一次长谈，试图说服叶利钦不要屈服于反对派要求就该条约举行俄罗斯全民公投的压力。“总的说来，我们分开时关系尚好。但是，我总有感觉叶利钦对我有所隐瞒。”戈尔巴乔夫在回忆录中写道。

几天后，就在8月16日，当叶利钦前往阿拉木图会见哈萨克斯坦领导人，也是他的盟友纳扎尔巴耶夫时，惊恐的戈尔巴乔夫让博尔金在莫斯科确认他是否对这次访问了如指掌。戈尔巴乔夫怀疑这里面有阴谋。“你知道发生了什么。不顾苏联总统的意见自行其是，这些地方领导人正在擅自决断国家大事。这是阴谋。”他对自己的助手说道。可是，他的助手已经伙同克留奇科夫和其他人一起驱逐自己的老板了。8月18日，就在政变者踏上戈尔巴乔夫福罗斯别墅台阶的这一天，叶利钦颁布法令，宣布接管俄罗斯苏维埃联邦境内所有掌管供应链的苏联机构。那时，戈尔巴乔夫最大的顾虑是如何对付叶利钦。[13]

从博尔金的回忆录来看，在戈尔巴乔夫执政的最后几年里，尽管克留奇科夫表示抗议，称他的手下不愿意执行，但戈尔巴乔夫还是一直向克格勃施压，让他们监听叶利钦的谈话。克留奇科夫把监听记录交给博尔金，由他负责直接递交给戈尔巴乔夫。苏联领导人担心他的政治反对派可能结成联盟，他列出的名单不仅包括叶利钦，还有他的自由派顾问和“改革之父”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以及军方。

让戈尔巴乔夫尤其不安的是，尼克拉·齐奥塞斯库（曾任罗马尼亚共产党和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领导人。对外高举独立自主和民族自尊的旗帜，执政后期大搞个人崇拜和家族统治。西方称他是“共产主义皇帝”，反对派则称他是“喀尔巴阡的斯大林”。1989年12月国内爆发革命推翻了齐奥塞斯库政权25年的统治，齐奥塞斯库夫妇被处决。）政权在暴力中完结，这位罗马尼亚领导人及其妻子在1989年12月被造反派处决。以往也曾讨论让总统越过克格勃直接掌控负责其保卫工作的部门，但是戈尔巴乔夫并未将此付诸行动。然而，他大量增加警卫人员，给他们大幅提薪。他更加频繁地使用防弹车。1991年8月，他的警卫仍然受雇于克留奇科夫并向其汇报工作，而不是向戈尔巴乔夫。

罗马尼亚事件不仅深深印在了戈尔巴乔夫的脑海中，也给他的保卫处负责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尽管他们彼此得出的结论不尽相同。1991年8月18日，政变者意外地出现让戈尔巴乔夫的警卫很惊讶，他们手持卡拉什尼科夫自动步枪来到徐徐驶入的轿车旁。克格勃警卫的指挥官之一——切斯拉夫·格涅拉洛夫中将随政变者一同到达：他冲向了警卫，为使罗马尼亚的悲剧不再重蹈覆辙，他让警卫们放下枪，因为正是齐奥塞斯库卫兵激起的流血事件导致了领导人遇害。

警卫遵循了格涅拉洛夫的命令，在关卡放行了这些不速之客。戈尔巴乔夫最重要的防线已经瓦解了。他允许密谋者进入他狭小的办公室，但拒不会见克格勃警卫局局长普列汉诺夫将军。戈尔巴乔夫视他为叛徒，是为了“不祸及自己”而背叛总统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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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戈尔巴乔夫坐在他的书房内，面对这些政变者代表时，他最担心的并不是警卫的忠诚问题，而是他曾经最信任的伙伴背叛了国家。面对种种不利条件，他要努力赢得这场政治斗争，而不是与他们发生武力对抗，这会使他和他的家人结局悲惨。

当他得知密谋者不是自己的政治劲敌，而是在这之前一直奉承他的同僚和助手时，戈尔巴乔夫不仅在心理上有所放松，还发现自己的地位给了他某种力量。“我提拔了这些人——现在，他们背叛了我！”戈尔巴乔夫在回忆录中写道。他曾成功地吓唬这些人，从而掌控他们。现在，他不允许普列汉诺夫进入他的办公室。他让博尔金关上门，把刚来向他通报国内形势的普列汉诺夫称作“蠢货”。

戈尔巴乔夫对提议的强硬态度让这些来访者震惊不已。他们给了自己的老板这样的选择：要么颁布法令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要么将权力暂时交给亚纳耶夫，然后因为“健康原因”留在克里米亚，而他们可以在莫斯科干那些“脏活”。密谋者中的很多人以前曾和戈尔巴乔夫讨论过执行国家进入紧急状态的应急预案，因此，他们相信戈尔巴乔夫会选择其一。可是，戈尔巴乔夫断然拒绝了任何一项选择。

戈尔巴乔夫在回忆录中写道：“我告诉他们，如果他们真的担心国家局势，那么应召集最高苏维埃大会和人民代表大会。让大家一起讨论，作出决定。但是我们只能在宪法和法律的框架下行事。除此之外，我都无法接受。”

谈判、操纵以及说服他的对手正是戈尔巴乔夫得心应手的本事。戈尔巴乔夫让来访者谈谈他们的计划，然后说这计划等同于自杀。他在这些拜访者离开时，一边和他们握着手，一边说：“想想吧，把问题交给同志们吧。”他对代表团中一直特别坚持要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的瓦连尼科夫将军说：“现在，既然提出了这样的要求，很明显，我们不会再在一起工作了。”

代表团走后，戈尔巴乔夫向他的家人和助手切尔尼亚耶夫重述了谈话的要旨。切尔尼亚耶夫是具有强烈自由信念的旧官僚，负责制定许多戈尔巴乔夫外交政策的实施方案。几天后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他很平静、坚定，一直面带微笑。”然而，戈尔巴乔夫还是绕不开这样的事实——他的同僚已经背叛了他。他不能相信克留奇科夫也是政变密谋者之一，让他尤为震惊的是亚佐夫将军也参与其中。“也有可能，他们未征求他的意见就写上了他的名字。”戈尔巴乔夫在猜测自己忠诚的国防部长为什么会这么做。切尔尼亚耶夫也对此表示同情，但是他忍不住说道，所有的密谋者都是戈尔巴乔夫的人。[15]

拜访者困惑又沮丧地离开了戈尔巴乔夫的福罗斯别墅。那个载他们来到别墅又把他们带回机场的司机说，这些人在来福罗斯的路上，兴致很高，还谈论着天气，而在回去的路上则恼怒不已，大多数人沉默不语。后来，博尔金后悔没有时间下海游泳，他们最初的计划可能包括这个。这些人原来的打算是：好好地和总统说，然后他会在准备好的文件上签字，这就留下足够的时间可以下海游一会。现在，他们面对的情况不同了。

在乘飞机返回莫斯科的途中，这些福罗斯别墅的拜访者为了让自己的心绪平静些，一口气喝了好几杯酒。在飞机飞行了两个半小时，即将着陆时，他们已经喝完了一大瓶威士忌，还享用了不少抹上猪油、裹上蔬菜的面包。

一到莫斯科，他们直接来到了克里姆林宫。昔日斯大林的办公室，如今已是巴甫洛夫总理的宽大的办公室，政变的领导者正在这里迎接他们，这些领导者包括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总理巴甫洛夫、内务部长普戈和副总统亚纳耶夫。在现场的还有国防部长亚佐夫，戈尔巴乔夫在数周前刚向布什保证了亚佐夫的忠诚。

戈尔巴乔夫拒绝把权力移交给亚纳耶夫的消息已经传到了密谋者耳朵里：因为克格勃警卫局局长普列汉诺夫中将在飞机上就致电克留奇科夫，告诉他克里米亚传出的消息。他们现在正等着代表团回来，好听到第一手的情况报告，从而决定下一步该怎么办。[16]

67岁的克留奇科夫戴着眼镜，头发灰白、半秃，并不是人们想象中阴谋家的形象。他以非凡的职业素养、高超的行政能力和行事严谨著称。他在20世纪50年代初以律师身份进入外交部门，在1956年匈牙利十月事件（1956年10月23日至11月4日发生在匈牙利的由群众和平游行而引发的武装暴动。在苏联的两次军事干预下，事件被平息。）时，他在安德罗波夫领导下的位于布达佩斯的苏联大使馆任职，从而找到了安德罗波夫做靠山。20世纪60年代，克留奇科夫跟随他的老板进入克格勃工作，从1974年到1988年，他执掌苏联对外间谍机构长达14年之久。1988年，戈尔巴乔夫提拔克留奇科夫担任克格勃主席。

克留奇科夫的支持者位高权重，其中包括戈尔巴乔夫的亲密伙伴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改革派希望克格勃不再像以前那样由充当意识形态的监督者的人来执掌，而是由富有国际经验并且意识到苏联政体已远远落后于西方的人来管理，这样就会支持他们的改革。

克留奇科夫是最佳人选，或者说看上去是这样。事实上，他仅有的海外任职经历就是20世纪50年代在布达佩斯的工作。克留奇科夫唯一真正喜欢的西方精神就是威士忌，这可是普通的苏联百姓弄不到的东西。1987年12月，克留奇科夫前往华盛顿为戈尔巴乔夫第一次访美做准备时，时任中情局副局长的盖茨就首先发现了克留奇科夫对威士忌的酷爱。盖茨、鲍威尔（时任里根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和克留奇科夫一起在华盛顿一家餐厅就餐。到点酒水时，他要了一杯苏格兰威士忌。翻译用英文说要一份红方威士忌，但是，克留奇科夫纠正了他，说想要芝华士威士忌。盖茨后来写道：“很明显，他的口味并不庸俗。”对盖茨而言，克留奇科夫看上去不太像情报部门首脑，更像是一位大学教授。[17]

毋庸置疑，克留奇科夫像大多数其他政变策划者一样，最初支持戈尔巴乔夫进行改革，因为他们认为这一整套改革，将会使苏联体系在不削弱其基础的情况下更具竞争力。然而，当他们意识到改革不仅威胁到了苏共存亡，还威胁到了国家政治结构时，他们的态度变了。尽管他们中的大多数务实派并不依附于某种意识形态，但是，他们的地位是建筑在国家政治体系之上的。

1990年2月盖茨在莫斯科见到克留奇科夫时，他已注意到了克留奇科夫观念的转变。盖茨在会面后对当时尚在莫斯科的贝克说，克留奇科夫“不再是改革的支持者，戈尔巴乔夫最好小心点”。这位克格勃首脑对来访的美国官员说，“改变让人晕眩”，改革已经失败了，经济每况愈下，本已不融洽的族群关系越来越糟。“克留奇科夫好像已经把戈尔巴乔夫划出局了。”盖茨后来回忆说。[18]

因为克留奇科夫和其他策划者位于权力金字塔顶端的地位受到了威胁，所以他们开始反抗。戈尔巴乔夫后来确信政变的导火索是他和叶利钦的一次绝密谈话被窃听了。那次谈话发生1991年7月29日晚，也就是布什预计访问莫斯科的前一天。地点正是两天后戈尔巴乔夫和布什将举行会谈的位于新奥加廖沃的别墅，另一个共和国领导人纳扎尔巴耶夫也在场。他们在别墅待至深夜，讨论8月20日新联盟条约签署之后可能进行的人事调整。

在新联盟政府中纳扎尔巴耶夫将取代巴甫洛夫，担任总理。叶利钦还坚持替换克留奇科夫和亚佐夫。纳扎尔巴耶夫还想赶走亚纳耶夫。谈论自己助手的命运让戈尔巴乔夫不太舒服，但是，他还是同意撤换克留奇科夫和内务部长普戈，但是不换掉亚佐夫。[19]

克留奇科夫下令将谈话录音，这位克格勃头子明白除非他立即采取行动，否则掌权的日子屈指可数了。只有当总统不在莫斯科时才能策划政变，否则戈尔巴乔夫将获悉他们的准备工作。

回溯到1964年也是如此，当赫鲁晓夫在度假时，勃列日涅夫和他的助手密谋联手推翻他。戈尔巴乔夫前往克里米亚两天后，克留奇科夫叫来了两位官员，让他们着手评估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后公众可能做出的反应。结果令人沮丧，克格勃专家得出的结论是：公众的反应主要是负面的，经济形势可能会进一步恶化。可是，克留奇科夫明白他必须赶在8月20日，戈尔巴乔夫回来签署协议之前采取行动。当然也有可能“戈叶联盟”在这之前就土崩瓦解。然而，一旦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在8月14日的电话谈话中敲定了签署该协议的意愿，克留奇科夫就无法再静观其变了。

就在那天，克留奇科夫命令他的助手准备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的计划。第二天，他让人监听了叶利钦和其他民主派领导人的电话。8月16日星期五，克留奇科夫和他的同谋在克格勃总部召开了一系列会议，商谈如何推进此事。8月17日，克留奇科夫及其他党政要员，在代号为ABC的克格勃密室内召开了规模更大的会议。

他们首先问总理巴甫洛夫是否知道自己将被赶下台，此时巴甫洛夫尚未参与政变。巴甫洛夫说，虽然已经准备退休了，但他还是决定参加政变。在政变策划者的一再追问下，巴甫洛夫和其他参会者说，他们不是讨论罢免总统——他们想做的仅仅是前往克里米亚，劝说总统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8月18日星期天，他们派出代表团去见戈尔巴乔夫。在和戈尔巴乔夫会谈前，他们切断了他的通讯，拘捕了他的警卫。不管这些人是否想发动政变，当他们命令掐断电话的时候，这已是一次政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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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8日晚上10点刚过，在福罗斯面见戈尔巴乔夫的代表团回到了克里姆林宫。几天后，亚佐夫元帅回忆起政变策划者听到的汇报，概括成了如下内容：“他（戈尔巴乔夫）把他们赶了出来，拒绝签署任何文件。笼统地讲，我们可以说已经‘表明了目的’。如果我们现在空手而归，散伙了事，尽管你们未直接参加面谈，清白无辜，还是要被送上刽子手的砧板。”这里的“你们”指的是亚佐夫和克留奇科夫等在莫斯科等待克里米亚之行谈判结果的密谋者。

密谋者没有立刻就将要采取的一系列行动达成一致。戈尔巴乔夫拒绝让他们来做那些“脏活”，这样的态度让他们大吃一惊。他们知道戈尔巴乔夫是一个处事圆滑的人，总是依据形势操纵和转换立场，他们认为戈尔巴乔夫会屈服于压力。他的反对让密谋者处境危险，继续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意味着违法。考虑到戈尔巴乔夫拒绝支持政变，屋内有人建议，不如事情就到此为止吧。可是，博尔金有自己的疑惧。他告诉聚在总理办公室的人：“我了解总统，他绝不会就此了事。”尤其对那些前往克里米亚的人来说，他们已无退路。唯一的希望是以健康为理由，把总统权力移交给亚纳耶夫。[21]

一开始他们就准备了B计划。克留奇科夫和其他密谋者相信亚纳耶夫会和他们站在一起，可是，直到前往克里米亚的代表团返回莫斯科前的数小时，直至副总统亚纳耶夫走进总理办公室时，他本人尚对此事一无所知。

亚纳耶夫像代表团的其他成员一样，参加会议的时候尚未清醒：众所周知他嗜酒成性，刚被人从莫斯科附近某度假村的酒桌上拽回来，他是去那里会见一位朋友。就在几小时前，对政变毫不知情的亚纳耶夫还打电话给戈尔巴乔夫，说他会在其第二天返回莫斯科时去接他。酒意渐退后，对于让他参与的“宪法外”事件，亚纳耶夫感到闷闷不乐。尽管当总统丧失工作能力时，他可以被授权接管总统的权力，可是没有证据表明戈尔巴乔夫有健康问题。

当克留奇科夫将事先准备好的“一句话”法令文件摆在亚纳耶夫面前时，他动摇了：总统应该在疾病痊愈之后，回来继续管理国家。另外，他并不想接手这份工作。政变策划者可不允许事情被延误。无论希望多么渺茫，副总统接管国家是他们唯一的希望，他们向亚纳耶夫施加了巨大压力，陈述稳定局势和保卫丰收成果的必要性。

他们要携手搞定亚纳耶夫，而亚纳耶夫只需要在法令上签字就行。克留奇科夫唱起了红脸，他温和地对亚纳耶夫说：“根纳季·伊万诺维奇，签字吧。”亚纳耶夫服从了。法令写道：“鉴于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因为健康原因，无力继续行使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总统职责，根据苏联宪法第127条第7款，苏联总统的职责将自1991年8月19日起，转交给苏联副总统根纳季·亚纳耶夫。”随后，亚纳耶夫作为代总统签署协议成立“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委员会成员除了他本人以外，还包括克留奇科夫、亚佐夫、巴甫洛夫和其他政变策划者。宪法被搁置一旁：国家权力已经被委员会窃取了。

克留奇科夫和他的助手早就提前准备好了文书。尽管他们引用了宪法，可是没有一条符合宪法。因为总统并未丧失工作能力，所以说，亚纳耶夫无权接手戈尔巴乔夫的工作，而且在宪法约束下，即使戈尔巴乔夫也无权在未经苏联议会和加盟共和国议会许可的情况下，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

此外，没有理由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记录显示1991年8月18日这天既无天灾，也无工业灾难，更没有发生群体性骚乱。文件起草者唯一能想到的紧急事件是要保护粮食收成，可是，这种情况过去常有，算不上紧急。一旦亚纳耶夫和其他新委员会的成员签署了这份值得怀疑的协议，他们就无路可退，必须采取行动，背水一战了。亚纳耶夫和总理巴甫洛夫都躲在副总统办公室里喝酒，直到天亮。戈尔巴乔夫仍被软禁在福罗斯的别墅里，其他人着手准备国家进入紧急状态的工作。

这一晚，克留奇科夫还会见了他的副手和指挥官，安排政变的实施。正是克留奇科夫提出了政变的想法，正是他的人起草了相关文件，暗中进行准备。这次事件整个克格勃都牵连其中。凌晨3点半，克留奇科夫召开克格勃领导大会，宣布戈尔巴乔夫推行的改革结束了。他发言称，民主派领袖已无法掌控局势，这是暗指戈尔巴乔夫及其自由派顾问，所以是时候强行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了。[22]

8月19日凌晨6点，苏联媒体爆出了头条新闻：戈尔巴乔夫被罢免了，国家宣布进入紧急状态。苏联广播和电视播报的新闻震惊了全世界：国家紧急状态将维持六个月。没有独立的新闻评述，新闻栏目也几乎没有谈及其他内容。电视台和广播台接到命令，就像悼念已逝的苏联领导人时那样运转。1982年至1985年间，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和康斯坦丁·契尔年科总书记相继逝世以后，苏联民众听够了广播电台播放的古典音乐和芭蕾舞曲。此时此刻，广播电台又播放《天鹅湖》，是不是意味着又一位苏联领导人将要离世？这可没人说得准。媒体只是通报了戈尔巴乔夫的健康状况不佳，并没有任何相关的医学报告。[23]

戈尔巴乔夫在福罗斯度过了不眠之夜，幸好有台索尼收音机没被人收走，他才得以获悉自己被罢免的消息。赖莎在福罗斯的别墅记下日记：“把它（索尼收音机）带来真是太幸运了。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早上刮胡子的时候，就用它收听‘灯塔’电台。他把它带到了克里米亚。我们住所的固定收音机调到哪个波段都无法工作，只有这台索尼小收音机在工作。”戈尔巴乔夫全家几乎彻夜未眠，赖莎写道：“几艘大的军舰朝海湾驶来。巡逻船异乎寻常地接近海岸，停留50分钟后离开。”她想知道这意味着什么：“这是威胁吗？还是从海上隔离我们？”他们夫妇两人都无法知道答案。[24]

戈尔巴乔夫的别墅周围多出了不少巡逻船，对于美国中央情报局来说，这是他们除了苏联方面关于政变的报道外，可以向布什总统汇报的为数不多的情报。还有一则消息是戈尔巴乔夫的专机尚未离开克里米亚。美国人知道戈尔巴乔夫还在那里，但是没人知道他到底遇到了什么事。他们只能抱以最好的愿望，然而保守地说，他们持谨慎乐观的态度。

8月19日晚，布什总统把他想对戈尔巴乔夫说的话录到了录音机里：“当我坐在这儿，听着我们能够征集到的最佳建议，可是，米哈伊尔，我不敢肯定你是否还有机会回来，我希望你别做太多妥协，这样就算你回来了，也会举步维艰。叶利钦要求让你回来，我希望他在这件事上能一直保持坚决的态度，希望丑陋的右翼政变势力不会将他赶下台。”这些话听上去像祷告词，至少人们会这样认为。[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