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德四年（621年），唐高祖次子秦王李世民围攻洛阳，王世充向窦建德求助，窦建德准备南下援救，徐圆朗闻讯后，起兵叛唐，依附于窦建德，跟随他进攻虎牢关。虎牢大战中，窦建德被生擒，王世充被迫投降，徐圆朗为了保存自己的实力，又一次投降于大唐。唐高祖不计前嫌，封他为鲁郡公。窦建德旧部刘黑闼等人在漳南起兵反唐，徐圆朗扣留唐将盛彦师，割据兖州，起兵响应刘黑闼。之后，徐圆朗自称鲁王，并发兵围攻虞城，以此牵制唐军。武德六年（623年）二月，徐圆朗攻陷泗州，李建成诛杀刘黑闼，徐圆朗闻得刘黑闼死讯，弃城而逃，途中为村民所杀。

武德六年（623年），杜伏威入朝，留下辅公祏守卫丹阳，他命王雄诞掌握军队帮助辅公祏。杜伏威走后，左游仙劝说辅公祏反叛，辅公祏夺取了王雄诞的兵权，杀死王雄诞，假称杜伏威送信命令他起兵。同年八月，辅公祏称帝，国号宋。然而好景不长，唐朝派赵郡王李孝恭、岭南道大使李靖等率领大军讨伐辅公祏，辅公祏抵抗唐军，被击溃数次，他心中恐惧，带兵逃跑。辅公祏逃到武康时，当地的农民把他抓住送到了丹阳。李孝恭将辅公祏斩首。至此，江淮地区全部平定。

李渊基本完成了自秦汉以来的又一次真正的统一大业，奠基了唐王朝，被称为“拨乱之主”。

<h4>兔死狗烹，开国功臣命归西</h4>

刘文静是李渊建唐过程中的一位功绩卓著的人物，他作为反隋建唐起义的发起人之一，可以说是开国功臣。刘文静，字肇仁，彭城人，后移居到武功县，他胸怀大志，拥有独到的政治见解，是秦王府集团的重要人物。

在晋阳起兵前，刘文静就和李世民成为好友，两个人来往甚密。大业末年，那时的刘文静还是晋阳令，裴寂是他的好友。因为他与李密有亲戚关系，所以受到连坐。李世民认为他是个人才，便暗中与他来往。从这之后，刘文静逐渐成为了李世民的心腹，而他的朋友裴寂也成了李渊身边的重要人物。裴寂，字玄真，蒲州桑泉人。大业年间担任晋阳宫的副监，李渊任留守的时候，两个人感情十分密切。李渊建唐后，裴寂在武德年间一直是他的亲信。

隋朝末年，天下大乱。刘文静参加了李渊晋阳起兵反隋的秘密计划。后来李渊把他与李世民、裴寂列为第一等功臣。晋阳起兵之后，刘文静担任李渊的大将军府司马，奉命出使突厥，出色地完成了联络突厥的使命。此后，刘文静又担当了对付河东隋将屈突通的重任，保证了李渊向关中顺利进军。刘文静在隋末唐初是一位风云人物，为李渊反隋建唐立下了汗马功劳。

李渊刚刚登基称帝的时候，喜欢和朝臣们坐在一起吃饭，没有君臣之分，十分平易近人。刘文静见状，劝谏唐高祖李渊应该注意君臣之礼，他觉得如果皇帝和大臣在座位上没有分别，早晚会出大事。但是李渊却不以为然，觉得刘文静有些小题大做，还用汉光武帝与严子陵同睡一张床的事情举例。李渊说：“这些大臣都是开国元勋，而且德高望重，不同于一般人，当年的友情怎么能随随便便就忘记呢？你多虑了。”刘文静只好自讨没趣地退下了。刘文静刚正不阿的性格使他无法融入李渊的关系圈，再加上裴寂此时与刘文静有了隔阂，经常在李渊面前说刘文静的坏话，使得李渊越来越不喜欢他。

其实，刘文静与裴寂之间的矛盾在唐朝建立之初就已经出现了。这两个人同样是开国功臣，但是受到的待遇却不可同日而语。当时刘文静被唐高祖封为纳言，而裴寂则被任命为尚书右仆射，他们两人都官至宰相。李渊非常宠信裴寂，当时的满朝文武没有人能比得上他。每次上朝都会让裴寂与自己同座，还让他进卧室，对他无话不谈，称呼他为裴监而不叫他的名字。裴寂在讨伐刘武周的时候，曾经惨败，丢掉了晋州以北。然而李渊不仅没有处罚裴寂，还劝慰他不要太难过，让他镇守河东。当刘文静在攻打薛举遭遇惨败时，却被李渊处以“除名”的惩罚。刘文静在刚起兵的时候和裴寂的名望相同，但是他认为自己在多年的征战中，无论是才干还是军功都在裴寂之上，可现在虽然都是宰相，待遇却远在裴寂之下。他见李渊的奖赏如此不公平，心中十分不悦，但也不敢说出来，只能闷闷不乐。

有一次，刘文静和弟弟刘文起在家喝酒谈心，酒过三巡，他想起自己和裴寂的不同境遇，觉得心里十分委屈，就借着酒劲儿跟弟弟发牢骚，情绪激动到无法控制，拔出身上的佩刀砍在屋里的柱子上，喊道:“我迟早要杀了裴寂一解心头之恨！”过了一段时间，刘文静遇到了几件怪事，便怀疑是家中闹鬼，于是找来巫师神婆来施法驱邪。这两件反常的事情被刘文静的小妾看到了，正好那时她因为争风吃醋失宠于刘文静，心中十分不满，就把看到的一切告诉了自己的哥哥，她的哥哥觉得刘文静可能要造反，怕自己被连累，急忙向朝廷告发此事。

李渊得到这个消息后，立刻派裴寂和萧璃调查此事。刘文静对李渊说:“起义刚开始的时候，我是司马，和裴寂的地位差不多，但是如今裴寂成了仆射，居于首相位置，我追随您东征西讨，受封却如此不同，确实心中有些失望和不满，但是要杀裴寂真的只是酒后的胡话，还请皇上宽恕。”萧璃与大臣李纲也极力证实，刘文静只是一时酒后失言并没有谋反之心，向唐高祖求情。李渊看完奏章后，对此不以为然，没有丝毫怜悯。他对群臣说:“刘文静此言，显然是要谋反，绝对不能姑息。”

李世民看到情况不妙，为刘文静开脱，他说:“以前在晋阳起兵的时候，是刘文静最先非提出的反隋决策，然后才告知裴寂，占领京城以后，父皇对二人受封的待遇悬殊，刘文静的确有不满之心，但这种情绪是人之常情，他也只不过是抱怨了一下，绝对不会谋反的，儿臣担保刘文静不是叛臣，希望父皇能饶恕他。”但是裴寂想借机消除政敌，维护自己的地位和权力，私下向唐高祖进言说:“刘文静确实才略过人，但是性情十分狡猾奸诈，他忿恨皇上许久，喝完酒说的那些都是心里话，如今天下未定，若是饶了他，日后必定是后患无穷。”裴寂的话说到了唐高祖的心里，有了宠臣的支持，他最终还是给刘文静扣上了谋反的罪名，并下令将刘文静和刘文起处死，抄没家产。刘文静在临刑前悲愤地说:“高鸟逝、良弓藏，此言不虚。”这位身经百战、驰骋疆场的智者，万万没有想到自己会被定为谋反之罪。

刘文静被杀，这件事绝非偶然，李渊深谋远虑、处事慎重，他对裴寂和刘文静二人的不同态度，绝不只是简单的奖赏不公，而是另有隐情的。唐高祖李渊在起兵反隋之前遇到过一次兵谏事件。当时，在晋阳郊外的兴国寺，刘文静招募的兵马驻扎在此地，李渊也经常在这里和手下议事。突厥可汗听说李渊要起兵，就对大臣说：“如果李渊自立为中原天子，臣服于突厥，那他愿意出动兵马全力支持他打天下。”刘文静知道后劝李渊和突厥结交，这样既能免除突厥的威胁，又可以利用突厥的兵马，何乐而不为。但是李渊不愿臣服于突厥，犹豫良久后不打算答应。这时，兴国寺内外的兵士发生了骚乱，议论纷纷：“如果唐公不接受突厥的支持，以我们目前的兵力很难成大事，岂不是白白送命。”刘文静也再次劝谏李渊，希望他能答应突厥提出的条件。为了能够成功发动兵变，李渊被迫接受了包括向突厥称臣的条件。因为兴国寺驻扎的兵士们绝大多数是刘文静招募而来，所以李渊断定士兵们受到了刘文静的教唆，因此开始对他产生了猜忌之心。

更重要的是，刘文静是李世民的心腹。李世民长期带兵四处征战，大肆笼络人才，发展自己的力量。自从武德元年李建成被立为太子后，李氏集团内部便开始分化，形成了以太子为首的太子集团和李世民为首的秦王集团，这两个集团争夺权力，势必会造成兄弟之间的相互残杀。李渊深知刘文静十分有才能，如果他一直帮助李世民，日后一定会对太子构成莫大的威胁。如果太子之位不稳，天下的政局也会因此不稳。为了维护太子的储君之位，削弱李世民的势力，李渊必须杀死刘文静，使李世民失去一条臂膀，阻止他对太子之位的凯觑。

<h4>百废待举，改府兵稳基业</h4>

任何一个新王朝在建立后，都必然要经历国家制度的重建以及内部关系理顺的过程。李渊称帝后，面对百废待举的局面，他一面组织力量进行统一全国的战争，一面注意加强政权建设。在李渊心中，重建国家制度丝毫不比在战场上与敌人厮杀来得轻松，因为确定统治的新秩序是一个王朝能否顺利运转下去的关键因素。

唐高祖李渊当上皇帝的时候已经五十多岁了，他作为曾经隋朝官僚贵族统治集团中的一员，对隋朝的那一套制度体系已经十分熟悉了，在晋阳起兵时，他又打着帮助隋朝平定国难的旗号，所以不会在隋朝的传统体制之外做出太多创新之举，唐朝初期的国家制度建设只是在隋朝制度的基础上进行简单的增增补补。但是李渊本人曾经经历过隋炀帝的暴政，感受过当时的政治黑暗和百姓疾苦，对隋炀帝的亡国教训认识得比较清楚，所以他吸取了经验和教训，在进行国家制度重建时，还是采取了补弊起废、拨乱反正等积极的举措，为唐朝的巩固和发展奠定根基。

唐朝的官僚体系和政治体制方面，概括来讲就是三省六部二十四司。李渊依据隋朝旧制进行制定，做了一些改动，比如把隋朝的中枢五省改成六省，将门下省的长官纳言改为侍中，将内史省改为中书省，其长官也从内史令更名为中书令，其下属给事郎改名给事中。三省分为尚书省、中书省和门下省。尚书省掌管全国政令，是命令的执行机关；下属一共有六部，即吏、户、礼、兵、刑、工；中书省负责给皇帝起草诏书，是当时的决策机关；门下省则负责审核中书省起草的诏书，如果发现有不合适的内容就予以驳回。唐朝的监察机关是御史台，负责监督、弹劾文武百官。此外，李渊还建立了一整套的地方官体系，地方分州、县两级，州设刺史，为一州之长。州刺史负责维护社会秩序，考核官吏，劝课农桑，发现并推荐人才，每年要到所属的县巡察一次，“观风俗，问百年，录囚徒，恤鳏寡，阅丁口，务知百姓之疾苦”。州以下就是县，县设县令，负责地方的行政、刑狱等日常事务。

任何一个封建政权，都会通过赋役手段剥削劳动者。但如何把这种剥削与奴役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李渊也颇费了一番心思。他要制定出一种既能让统治阶级有利可图，又能让劳动者可以承受，不至于产生反抗的念头。武德二年（619年），李渊初步制定出了租庸调法，其中规定：“每丁租二石，绢二丈，绵三两。自兹之外，不得横有调敛。”武德七年（624年）他又颁布了更为详细的赋役制度。新的赋役法规定：“每丁岁入租粟二石，调则随乡土所产，绫、绢各二丈，布加五分之一，凡丁，岁役二旬，若不役，则收其佣，每日三尺，有事而加役者，旬有五日免其调，三旬则租调俱免，通正役，并不过五十日。”也就是说，如果农民不负担徭役，每天要向国家缴纳三尺绢，如果农民负担徭役超过十五天就可以免调，超过三十天可以租调全免，农民在服徭役期间，全年不超过五十天。

军事力量在国家政权中的决定性意义几乎是每个皇帝都懂得的道理，军人出身的李渊自然更加明白军事力量的重要性。李渊在军事制度上采取府兵制，这是一种职业兵制，创始于西魏时期，经过北周、隋朝，沿用至唐朝，府兵制建立在均田制的基础上，是兵农合一的制度，士兵们平时在家干农活儿，有战争的时候再出征，府兵将军的任务由“督耕战”到“劝课农桑”，意味着府兵的性质已经发生了变化。

唐朝的货币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为伪造的五铢钱泛滥，李渊下令改铸开元通宝，这种钱币大小适中，上面的文字使用八分、篆、隶三种字体，是唐朝的第一种货币，也是发行量最大，沿用时间最长的货币。由于开元通宝的质量很好，通货控制得当，钱币做工十分精美，所以深受百姓的喜爱。开元通宝的流通，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与过去的秦半两钱、汉五铢钱比较，改变了以重量为货币名的传统，在这之后历朝的钱币都不再用重量命名，而是称为“通宝”、“元宝”。

隋朝灭亡后，李渊承袭了隋朝传下来的人才选拔制度，做了进一步的完善，科举制度逐渐完备起来。他在京师设置国子学、太学和四门学，在州、县及乡也设立学校，由于李渊推崇儒学，所以儒家的经书是教学的重要内容，如《周易》、《左传》、《礼记》、《尚书》等。作为一个爱书之人，李渊下令花重金购买收集散落在民间的书籍，找人用楷书重新誊写，这种大规模的搜集、整理、购买、誊写前代的书籍，对保存、利用历史文化遗产功不可没。他还下诏编撰了《艺文类聚》，此书分类按目编次，故事在前，注释在后，分为四十六部，每部下又列了子目七百余个，全书约百万字，所引诗文，都注明了时代，并按照不同的文体，用“诗”、“赋”、“赞”、“箴”等标明类别。《艺文类聚》和其他类书相比，在辑存文献的方法上有一个与众不同的特色，就是把“事”和“文”两条线合并成了一条线，变更了类书的常规体制。这样做法的最大好处就是大量地保存了从汉代到隋代的词章名篇。

唐朝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制度，在李渊时期基本上初具规模，为后来的唐太宗时期贞观之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很显然，如果把唐朝的兴盛都归功于李世民的贞观时期是不太恰当的，因为唐高祖李渊所做的一切努力，让唐王朝迈出了走向繁荣富强的第一步。

<h4>广纳贤才，海纳百川为己用</h4>

一个人就算再有谋略和才能，如果没有其他人的协助和帮衬，又能发挥多大的光和热呢？因此，各个朝代的皇帝一旦登基，第一件事就是要搜罗各种人才，为己所用，这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天下江山，巩固自己的统治。李渊设置了一整套完备的官制，把各种不同类型、不同背景的人才都吸纳到自己的朝廷中来，给他们发挥才能的机会，也能让他们名正言顺地得到俸禄，这样做既能在统治集团内部建立上下一致、左右和谐的关系，也不容易激化统治集团与广大人民之间的矛盾。

李渊的众多臣子有很多曾在隋朝或者之前的朝廷中做过官当过差，比如隋朝的旧官吏、北周、北齐官吏的子孙以及其他各朝代朝臣的后裔。在唐高祖时期的十二名宰相中，有八个人都和隋朝和唐朝王室有姻亲的关系，其他处于高层的文武百官也有很多是他在晋阳时的部下。李渊采用和自己的出身类似的人才辅佐自己，不仅显示出自己能够容纳百家朝臣的广阔胸怀，这种方式组成的官僚体制也更容易加强李氏家族的统治，消除不同人士心中的疑虑，促进唐王朝的统一，也为贞观年间“君礼臣忠”的和谐君臣关系创造了条件。

要说唐高祖李渊任用的贤才和朝臣，不得不提的就是裴寂，他是北周贵族的后裔，曾在隋炀帝手下担任过很多职务，一直做到了晋阳宫的副监。裴寂曾利用自己的职务之便，用宫中的宫女设了个善意的圈套，协助李世民让李渊接受自己的起兵反隋计划，这才有了后来的李渊晋阳起兵、登基称帝、统一全国等一系列事情。作为开国功臣，裴寂深受李渊的宠爱，被待以厚礼、视为至交，李渊还让自己的第六个儿子娶了裴寂的女儿，成为了姻亲。

唐高祖时期另一位执掌大权的人物就是萧瑀，他是南朝梁明帝萧岿的第七个儿子。萧瑀从小就善于学习和书写，为人刚正不阿。西梁灭亡后跟随姐姐萧皇后进入长安。萧瑀的妻子是独孤皇后的娘家侄女，李渊是独孤皇后的亲外甥，所以李渊和萧瑀之妻是姑舅表兄妹。当年两人同在隋朝做官时交情也很好。在李世民带兵进攻薛举的时候，萧瑀和妻子独孤氏设了家宴款待他。席间，李世民恭敬地对萧瑀说：“姑姑、姑父，侄儿这里有我父王写的一封信，他想请姑姑和姑父一起去商议朝政。”萧瑀看完信对李世民说：“表兄这么信任我，我怎敢违命。”所以家宴一结束，他就写信派人骑着快马送往长安，说自己随后就到，接着立刻收拾好行囊，启程去见李渊。李渊见到萧瑀夫妇十分高兴，设宴款待，封萧瑀为光禄大夫。武德三年（620年），唐高祖拟了一份政令交给萧瑀承办，但是萧瑀看完之后发现其中有几处考虑不周，就暂压了下来没有发布。按朝中的规定：皇帝下达的命令在执行过程中，如果发现有不妥之处，臣子应该向上奏明，加以改正。所以，萧瑀的做法是符合规定的。但是唐高祖知道这件事情之后，心中很不高兴，责问他为何不按时发布政令。萧瑀慷慨陈词，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李渊听后也只好说：“你能如此用心，我还有什么好担忧的呢？”

封德彝是唐朝的宰相，出身于渤海封氏，江都之变后，他投靠宇文化及，任内史令，宇文化及兵败后，封德彝投降于唐朝。一开始，李渊认为封德彝是隋朝的旧臣，谄媚而且不忠，不想接纳他。但是封德彝进献了秘策，李渊心中大悦，任命他为内史舍人，不久又升任为内史侍郎，慢慢地获得了唐高祖的信任。封德彝随秦王李世民东征洛阳王世充的时候，两军相持不下，李渊见状有了撤军的想法，封德彝奉命回朝，为唐高祖分析形势：“王世充的领土虽然大，但是相互牵制不听调遣，真正听命于他的只有洛阳一地，现在他已经无路可退、命在旦夕了，如果现在撤军，敌军势力就有机会壮大，日后很难再铲除掉了，不如趁现在，一鼓作气，攻破敌军。”李渊听后同意继续进军，果然李世民平定了洛阳，凯旋而归。李渊大喜道：“当初发兵东征群臣都表示反对，只有秦王请求出征，封德彝也赞同，如果不是他们的坚持，又怎能大获全胜。”于是封封德彝为平原县公，兼任天策府司马。后来突厥入侵，遣使求亲。李渊向群臣征询意见，群臣大都主张和亲，但是封德彝说：“突厥的这种行为是瞧不起大唐王朝，认为我们不敢应战，应该打败他们再言和，这样才能恩威并施，否则他们会觉得我们好欺负，以后还会再来提更过分的要求。”李渊因此决定出兵攻打突厥。

陈叔达也是唐高祖李渊曾经重用的一位贤才，他是陈宣帝的第十七个儿子，不仅长相出众，还十分有才学，十几岁的时候就能即兴赋诗，出口成章。李渊在晋阳起兵反隋时，攻打绛郡，陈叔达献城投降，李渊攻破长安后，拥立杨侑为帝，自任大丞相，陈叔达被授为丞相。李渊称帝建唐后，任命陈叔达为黄门侍郎，后来又被封为江国公。陈叔达言语明畅而有条理，在满朝官员中十分瞩目。有一次，唐高祖宴请群臣，酒席上有一盘葡萄，陈叔达拿起葡萄却没有吃。唐高祖问他：“爱卿，你为何不吃，是不爱吃葡萄吗？”陈叔达回答：“我的母亲患有口干的毛病，她想吃葡萄却吃不到，我想把这葡萄拿回家给我的母亲吃。”李渊听了以后感动得留下了眼泪，他对陈叔达说：“你的母亲还健在，你可以把葡萄带回去给他吃，我的母亲已经不在了，我想送都不能送了。”武德九年（626年），太子李建成、齐王李元吉和秦王李世民之间的矛盾加剧了，他们多次在父亲面前说李世民的坏话，想要陷害李世民。李渊信以为真，打算惩治李世民。陈叔达听说后向唐高祖进言：“秦王有功，不可以废黜啊，而且他性格十分刚烈，如果惩罚他，怕他会承受不住内心的愤怒，气郁而生疾，要是他因此生病了，陛下后悔都来不及，所以还望您能三思。”李渊听后消了气，于是就打消了惩罚李世民的想法。同年六月，李世民发动了玄武门之变，杀了李建成和李元吉。陈叔达向唐高祖进言说：“建成和元吉并没有参与建业大计，没有功勋，他们一直都嫉妒秦王的威望，既然现在秦王四海归心，陛下如果能立他为太子，一定会对国家发展有帮助的。”李渊听后觉得很有道理，便立李世民为皇太子。

在唐王朝建立的过程中，如果要说哪个人的功勋可以和秦王李世民媲美，那就是河间郡王李孝恭。李孝恭是隋朝大将军李安的儿子，唐高祖李渊的堂侄。隋朝末年，李渊在晋阳起兵，攻克长安后，让李孝恭领兵出巡巴蜀地区。他不负众望，接连拿下了三十余州，随后攻打朱粲，大破其阵，俘获了很多敌军。李孝恭的将士都说：“朱粲是穷凶极恶之人，他的部下也都杀人越货、无恶不作，将他们全部杀掉吧。”李孝恭却说：“如今很多城池都在敌人的管辖范围内，如果抓到敌人就杀，那以后还有谁愿意归降于我们呢？”所以就让部下将俘虏全都赦罪释放。这件事传了出去，各地相继归附。在李孝恭任信州总管的第二年，他还带兵攻打了萧铣，立下赫赫战功，因此升任为荆州大总管。后来又率军攻打辅公祏，用了一年的时间将江南平定，官拜扬州大都督，后又历任凉州都督、晋州刺史，被列为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一。

<h4>王位纷争，太上皇的叹息</h4>

李渊不是一个平庸之辈，他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是一位深谋远虑、雄才大略的政治家。李渊当上皇帝之后，全面地继承了隋朝制度的优点，颁布均田制和租庸调制，重建府兵制，为唐代的刑律、兵制、土地和课役等制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一个生机勃勃的王朝初具规模。然而，像许多英雄豪杰一样，李渊再老谋深算，能带兵平天下却难断家务事，管不住自己的几个儿子为了争夺皇位继承权而自相残杀。

武德元年（618年），李渊立李建成为太子，李世民为秦王，李元吉为齐王。在反隋建唐的过程中，李世民到处征战，功业超过了李建成。可是，身为次子，李世民无法继承皇位，心中不免会觉得有些不甘。李建成也深知，尽管自己已经当上了太子，但是弟弟李世民是自己太子地位的最大威胁。于是，兄弟之间展开了激烈的皇位继承权争夺的斗争。

可怕的是，他们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而是各自拥有自己的集团。李世民的政治军事集团有大约五十人，许多都是隋末唐初的杰出人物，比如杜如晦、候君集、柴绍、罗士信、长孙无忌、李靖、尉迟敬德等。太子李建成的集团里有魏征、冯立、谢叔方、薛万彻等人才。

李渊没有立功劳最大的李世民为太子，引起了议论的声音。其实，李渊不立李世民为太子有一层不方便说出口的原因。当年，隋文帝废长立幼，杨广被封为晋王，就是因为平陈有功，势力慢慢变大。因为他出色的表现，隋文帝便废掉太子杨勇，让小儿子杨广取而代之，但是最后却酿成了灭国的悲剧。所以尽管现在李世民功勋赫赫，有勇有谋，但是谁又敢保证他一直是这样，以后会不会成为隋炀帝那样的皇帝？李渊一想到自己可能会落得隋文帝的下场时，就汗毛倒竖。这也是李渊坚持要立长不立幼的原因之一。

当然，除去皇帝的身份，李渊也是一位父亲，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亲生骨肉们争来斗去、互相残杀，他怎能坐视不管。于是李渊采取了一些方法试图去缓和儿子们之间日益紧张的关系。他让李建成和李世民脱离直接的接触，甚至一度想把东都洛阳送给李世民以平息这场兄弟之间的争斗。可是李渊转念一想，如果把李世民放到洛阳，无异于放虎归山，自己辛苦打下的江山有可能因此陷入四分五裂的境地中。于是他不得不一面安抚李世民，一面稳住太子李建成。但这些努力的作用微乎其微，无法完全弥补他们之间的裂痕。最重要的是，李渊对李建成和李世民的态度摇摆不定，手心手背都是肉，十指连心，失掉哪根手指都会带来钻心的疼痛。

为了让李建成尽快熟悉国家大事，李渊每次上朝，都会让李建成坐在自己身边，和群臣一起讨论各种问题，遇到不太重要的问题，就让李建成全权处理，又让礼部尚书和民部尚书担任太子的老师，帮助李建成出谋划策、决断各种问题，可谓用心良苦。但是李建成不喜欢学习诗文策论，对处理政务也不上心，整天无节制地喝酒，和宫里的美女们嬉戏玩耍，把两位竭心尽力想辅佐自己的老师不放在眼里，把他们的规劝当作耳旁风。两位老师发现孺子不可教也，先后告病辞去职务离开了。

武德九年（626年），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杀死了李建成和李元吉。李渊见木已成舟，就立了李世民为太子。同年八月，已经六十一岁的李渊宣布退位，让位于李世民。从此李渊成为了太上皇，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

以开国之君的身份成为太上皇，历史上恐怕只有李渊一个人。李渊手中的权力就这样交了出去，与其说是交出去的，不如说是被儿子抢走的，所以李渊心里肯定不舒服，但这也是他不得已的选择，是他在面临突发事件时及时认清形势的一种表现，避免了更大的政治危机的发生，不失为是一种明智之举和万全之策。

其实，这样一种结果在之前也不是没有端倪的。在李渊刚当上皇帝没多久的时候，他看到全国局势大致平稳，心中开始放松了警惕，沉溺在纸醉金迷、声色犬马的享乐中，他几乎一天到晚都被众多嫔妃包围着。李渊觉得自己这一辈子稳坐皇位，所以儿子们争夺太子之位就让他们去争好了，谁还没有一点梦想呢？所以他就在李建成、李世民、李元吉之间做个和事佬，其他事情基本上都交给老宰相裴寂处理，自己只顾享受生命、享受生活。李渊曾不止一次地和众多嫔妃摆驾到裴寂的府上，一起喝酒、吃饭、闲聊。有一次，李渊在和裴寂喝酒的时候，颇为感慨地说：“公为台司，我为太上，逍遥一代，岂不快哉！”没想到，三年以后李渊当初的一句笑言竟然变成了现实。

李渊当上太上皇以后，自知朝中大权已经被李世民掌控，于是每天心灰意懒，不再参与政事。平时他总是待在自己的宫中，除了参加李世民举行的一些酒会，几乎哪儿也不去，一副与世无争的模样。盛夏时节，李世民时常会外出避暑，李渊也不愿意跟随同去，总是以自己年事过高、身体欠安为理由推脱。李世民对父亲李渊的享乐要求尽量满足，看父亲每天并不快乐，就准备在长安城的东北方向修建一座宫殿，作为李渊的养老享乐之地。李渊知道李世民还算是个孝顺的孩子，心里很领情，也乐得过太上皇的日子。这样，既减少了宫廷的斗争，也让李世民有了施展才能的机会。

李渊度过了九年这样的太上皇生活。贞观九年（635年），李渊因病驾崩，享年七十一岁。李渊临终前要求自己的后事一切从简，不要铺张浪费。李世民本来打算按照汉高祖刘邦长陵的制度为父亲修建陵园，但是由于事情太过仓促，工期比较紧张，所以在房玄龄的提议下改为按照汉光武帝原陵的制度来修建，把九丈的封土改为六丈。李渊死后的谥号是“太武皇帝”，庙号是“高祖”，安葬于献陵。唐高祖的一生就这样结束了，辉煌也好，无奈也好，留下的也只是一声叹息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