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的傍晚电话响了。我坐出租车来到皇家医院，一辆面包车在那儿接上我，五分钟之后又在一座房子前面把我放下。这座房子带着草坪，位于法尔斯路旁边一条毫不起眼的夹道里。甫一进门，两个健壮吓人的小伙子就熟练无比地搜了我的身，然后才放我走进起居室。

那个曾经叫做利亚姆・德弗林的人穿着衬衫，坐在窗边，正在一本练习簿上写着什么。他戴着眼镜，桌面手边上有一把史密斯威森点38左轮手枪。他放下笔，摘下眼镜，转过身来。我看着这张面孔，尽管岁月已经蚀刻其上，还是能够看到另外一个人的模样。还是那双碧蓝色的眼睛，还是那种促狭的劲头。

“下次你就认得我了。”

“会的。”我说。

“你的书我看了。对于一个奥尔波特大桥路那边长大的新教小伙子来说，还不错。我不明白，你干吗不宣誓加入运动呢。做个沃尔夫・托涅[129]那样的人就不错嘛，他不也是他妈的新教徒嘛。”他叼上一根烟，掏出火柴点燃之后，问道，“好吧，有什么事吗？你说是有要事找我，那么如果你其实是来采访我的话，我就把你的蛋扯下来，让你浪费我的时间。”

我掏出莫莉给我的那张照片放在桌子上。“你儿子，”我说，“莫莉想让你留着。”

他如遭重击，脸色霎时间变得惨白。他对着那张照片端详了半天，终于开口说道：“你最好快告诉我你想说什么。”

于是我开了口。讲述的过程当中，他时常打断我的话，不是纠正一点儿这里，就是补充一点儿那里。当我讲到最后施泰因纳站在梅尔瑟姆公馆的露台上时，他倏地从椅子上弹起来，抓过一瓶布什米尔苏格兰威士忌，又从橱柜里拿下两只杯子。“他离得那么近吗？上帝啊，他真是个人物，真的。”他把酒倒进杯子，“我们为他干一杯。”

于是我们一饮而尽。我说：“我听说你在战后曾经在美国教过几年书。”

“这里当时没什么可做的。天知道。”

“那么丘吉尔这件事呢？”我说，“你就从来没想过把事实公之于众吗？”

“我？”他说，“爱尔兰共和军中被通缉得最紧的人之一？这样一个故事，还是出自我口，谁他妈会信呢？”

很有道理。“给我讲讲，”我说，“一个在一九四七年十月跟马克斯・拉德尔表示反对无差别袭击的人，怎么会成为临时爱尔兰共和军最初的缔造者之一呢？而且这场战役里，炸弹已经成为你们的首选武器了啊。”

他流露出痛苦的眼神，在他的笑容里只能看出凶悍：“时代变了，人也就变了。我忘了这是哪个白痴说的了。”

“值得吗？”我说，“这些年，这些暴力，这些杀戮，值得吗？”

“我所代表的，是一个正确的立场，”他说，“我为了自由的理想而战……”一瞬间，他突然垮了下来，瘫在椅子上，肩膀颤抖着。

我一开始还以为他在哭，可他抬起头时，我看到他笑得要死：“上帝啊，救救我们吧，我刚才好像突然站在六英尺开外，看到了当年的我自己。告诉你吧，孩子，有机会你也应该试试，很有好处啊。”他又给自己倒上一杯威士忌，“施泰因纳说得对。当你被吃得死死的无法脱身的时候，这他妈就是一场毫无意义的游戏而已。”

“你要给莫莉捎什么信儿吗？”

“在这么多年之后？从我这么一具行尸走肉这里？成熟点儿吧，孩子。现在你可以走了，我还有事要做呢。”

远处传来了轻武器的射击声，还有炸弹爆炸的声音。我在门口停下，说道：“对不起，我差点儿忘了。莫莉让我给你捎句话。”

他抬起头，面无表情道：“是吗？”

“是的。她祝你总有一天能够找到梦寐以求的梅欧平原。”

他强挤出一个笑容，笑容里是无尽的忧伤。我敢发誓，他的眼睛里涌出了泪水。“如果你看到她，”他简简单单地说了一句，“告诉她我爱她。过去如此，现在依然。”他取过眼镜，“现在赶快滚吧。”

时隔差不多一年之后，我再次来到了斯塔德利村。当时，我在这座圣母玛利亚及众圣徒教堂里曾有过惊人的发现，而这一次，我是应菲利普・维里克神父的直接邀请而来。一位带着爱尔兰口音的年轻神父把我引了进去。

维里克坐在书房的扶手椅中，后面是一个大壁炉，膝盖上盖了一条毯子。一看便知，他已是行将就木之人。他脸上的皮肤似乎已经萎缩，每一块骨头都清晰地显出痕迹，眼神里满是痛苦。“很高兴你能来。”

“看到你病成这样，我很难过。”我说。

“我得了胃癌，已经无药可治了。主教很仁慈，派了达米安神父来接管教区的各种事宜，还允准我在这里终老。不过我找你来不是因为这个。我听说这一年你很忙啊。”

“我没明白。”我说，“上次我来这里的时候，你半点口风都不透。事实上，你把我赶出去了。”

“其实很简单。多少年来我本人只知道这个故事的一半而已。我突然发现，我很想趁着还来得及的时候，把故事听完整。”

于是我讲给他听了，因为我完全没有理由不这么做。故事结束的时候，外面的草坪已经逐渐被阴霾所覆盖，屋子里也有一半暗下来了。

“真不错啊。”他说，“你究竟是怎么把这些搞清楚的？”

“相信我，没有任何的官方依据。只是跟人们聊天而已，那些仍然健在，而且愿意谈谈的人们。最幸运的一点在于，我能够看到一本非常详实的日记，是整个事情的组织者，马克斯・拉德尔中校写的。他的遗孀仍然健在，住在巴伐利亚。现在我想听听，后来发生了什么。”

“所有消息都被严密封锁起来了。情报和安全部门的人援引国家机密法案，把村子里每个有关人员都单独叫去谈话。其实没什么必要。因为这些人很特别。你也看见了，他们遇到不幸的时候会抱成一团，对外人一律敌视。他们把这件事看成是他们的私事，跟别人谁都无关。”

“再加上西摩尔。”

“一点儿没错。你知道吗，西摩尔去年二月份死了。”

“我不知道。”

“他有一天晚上喝多了，开车回豪尔特的时候，车子翻下了滨海公路，被沼泽吞了。”

“那件事之后他怎么样了？”

“他的精神问题被证实了。在精神病院待了十八年之后，借着精神健康法案松动的机会放了出来。”

“可是大家怎么能容忍他生活在周围呢？”

“在这一带，至少有半数的人家都跟他有亲戚关系。乔治・王尔德的妻子贝蒂，是他姐姐。”

“上帝啊，”我说，“这我可真不知道。”

“从某种程度上讲，这些年来的缄默也是对西摩尔的一种保护。”

“还有一种可能性，”我说，“他那天晚上的行为让所有这些人都蒙了羞。这种事儿，遮掩下来总比宣扬出去好。”

“有道理。”

“那么那块墓石呢？”

“工程兵派到了这里，把村子清理了一遍，修好了受到破坏的地方，把所有的尸体都埋进了院子里的一个大墓坑里。什么标记也没有，他们吩咐说就这样就好了。”

“但是你不这么想？”

“不光我不这么想，大家都是。战时的宣传虽然会带来很多影响，但是的确很有必要。我们去看的每一部战争电影，读到的每一本书、每份报纸，都把一般的德军士兵描绘成了粗鲁凶悍的野蛮人，但是这些人可不是那样。格拉汉姆・王尔德至今还活着，苏珊・特纳结婚生了三个孩子，这都是因为施泰因纳的一个部下牺牲了自己的生命救下了他们。还有记住，在教堂的时候，他可把人们都放了。”

“所以才立起了一座秘密的纪念碑？”

“是的。安排这件事很容易。老泰德・特纳是个退休了的刻碑匠。刻好之后，我做了一次私人的圣事，然后就铺了上去，又隐藏起来不让一般人看见。虽然那个叫普莱斯顿的人的尸首也在里边，但是纪念碑上没有他的名字。”

“你们全都同意这么做吗？”

他的脸上露出了难得的笑容，却带着萧索：“你可以认为这是对他本人的某种惩戒。用施泰因纳的话说，这是要在他的坟墓上踏几脚。那一天我非常地恨他，想亲手杀了他。”

“为什么呢？”我说，“是因为德国人的子弹把你搞成了残疾吗？”

“我没跪下向上帝祈求帮助我正视真相之前，一直都是这么欺骗自己的。”

“乔安娜・格雷呢？”

他的脸完全隐入阴影里了。我发现要看到他的表情是不可能的。“我习惯于听别人忏悔，自己却不习惯忏悔。不过你说得对。我很欣赏乔安娜・格雷。噢，不是那种傻乎乎的两性之情。对我来说，她是我所见过的最优秀的女人。当时得知她真正身份的时候，心里的那种震撼，我甚至根本就没法开口描述。”

“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讲，你在谴责施泰因纳？”

“我觉得这就是所谓心理学吧。”他叹了口气，“都这么久了。一九四三年的时候你几岁？十二岁，还是十三岁？你还记得那个时候什么样儿吗？”

“不太记得了——你说的这方面不太记得了。”

“战争好像没个尽头似的，人们都筋疲力尽了。如果施泰因纳这些人的故事，还有这里发生的一切要是披露出来，会对国民的士气造成多么严重的打击，你能想象吗？德国空降兵竟然能够在英国本土登陆，而且只差一步之遥就把首相绑架了？”

“离得那么近，只要扣一下扳机，就能一枪打烂他的脑袋了。”

他点点头：“你现在还打算出版吗？”

“我找不到不这么做的理由。”

“你想想，这件事根本就没发生过。什么痕迹都没留下，谁能开口说它存在过呢？你不是也没找到哪怕一星半点的官方档案吗？”

“没有，”我赶紧说，“不过我跟很多人聊了，把他们告诉我的事情放在一起，就是个很有说服力的故事。”

“也许可以吧，”他无力地笑了笑，“不过你还漏掉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是什么？”

“关于这场战争的历史书数不胜数，你随便翻出一本来，看看那个周末温斯顿・丘吉尔在做什么。不过这对你来说大概太简单、太明显了。”

“好吧，”我说，“还是你来告诉我吧。”

“他正准备搭乘声望级巡洋舰去参加德黑兰会议。途中停靠在阿尔及尔，给艾森豪威尔和亚历山大伯爵颁发了特别版本的北非勋带，然后，我记得是在十一月十七日到达了马耳他。”

屋子突然静了下来。我问道：“那么那人又是谁？”

“他叫乔治・霍华德・福斯特，那一行里的人叫他大福斯特。”

“那一行？”

“舞台上，希金斯先生。福斯特原来是个杂耍演员、印象派艺术家。是战争成就了他。”

“怎么讲？”

“他不仅仅能把首相模仿得惟妙惟肖，就连长相都酷似首相。敦刻尔克大撤退之后，他就开始了一项特殊的表演，放在演出的终场。‘我没什么可以奉献，有的只是热血、辛劳、眼泪和汗水。我们将在海滩作战。’[130]观众们非常喜欢。”

“于是情报部门就用上了他？”

“在特殊场合才会用。如果你想要冒着U型潜艇的危险把首相送过海去，就很可以让这个人公开出现在其他什么地方。”他笑了，“那天晚上他奉献了他一生当中最精彩的一次演出。他们当然全都以为那真的是首相。只有科克伦知道真相。”

“好吧，”我说，“那么福斯特现在在哪里？”

“遇难了。一九四四年的时候一颗炸弹落进了伊斯灵顿的一家小剧院，同时死亡的还有一百零八个人。所以这下你明白了吧，完全是白费力气。这件事根本没生过，这对大家都好。”

他剧烈地咳嗽起来，全身都紧绷着。门开了，护士走进来。她朝他俯下身子轻声说了几句。于是他说：“对不起，这个下午待得太久了。我想我得休息了。多谢你来把这个故事填完整。”

他又开始咳嗽，于是我赶紧起身。年轻的达米安神父客气地把我送出门。楼梯上，我递给他一张名片。“如果他不行了的话，”我踌躇道，“你懂我的意思吧？请你务必告知我一声。”

我点燃一支烟，倚在拱门旁边的燧石院墙上。当然，我可以去查证事实。但是维里克说的确实是真话，对此我心如明镜。可这又能改变什么呢？我久久地凝视着门廊，许久以前的那个晚上，施泰因纳就在这里面对着哈里・凯恩；我又想起梅尔瑟姆公馆的露台上的最终时刻，那个夺走了他性命的犹豫。可是就算他扣动了扳机，这一切也仍旧是白费力气。

“这可真够讽刺的。”德弗林一定会这么说。我仿佛可以听到他在大笑。啊，好吧，那个夺命之夜里，有个奉献了精湛演技的人曾经说过一句话；而在这曲终人散之时，我发现这句话实在是再合适不过了：

抛开其他问题不论，他确实是一位优秀的战士，一个勇敢的男人。

到此为止吧。我转过身，在雨中离开了。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