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这个故事里提到的几个历史人物，想必全世界都一定知道一九四五年四月，元首在柏林的地堡里最后的疯狂。一九四四年二月，军事谍报局被裁撤，海军上将威廉・卡纳里斯下台；紧接着，一九四四年七月刺杀希特勒的阴谋造成了一波大恐慌，他也被牵连下狱。就在战争结束前不到一个月，党卫军在弗洛森集中营进行了即决审判，卡纳里斯被赤身裸体地从牢房里拖出去绞死了。

敌对行动甫一结束，海因里希・希姆莱就乔装改扮，戴上黑眼罩，换上列兵的制服，试图趁乱溜出德国。在被英国人捉拿之后，他吞下藏在口腔里的氰化钾自杀身亡。

罗斯曼的命运则要好不少。他活到了战后，数年来一直在汉堡警察厅工作；一九五五年，他原来的同事，尤其是对处决弗洛森集中营的卡纳里斯等人有所牵连的人，纷纷遭到逮捕、审判，而他则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之外，并通过党卫军前成员建立的“敖德萨”组织[121]逃到南美。普林茨-阿尔布雷希特大道发现了与处决炮兵少将卡尔・施泰因纳有关的档案，上面亦有类似记录。它们现在都归档于路德维希堡，联邦机关希望借此说明纳粹时期的累累罪恶，然而这些档案只是其中的九牛一毛而已。

尤尔根・施特鲁普，也就是施泰因纳当年在华沙火车站的月台上面对的那个怪物，在纽伦堡被宣判有罪。指控成立所唯一需要的证据，是一本他为元首准备的装帧精美的册子，标题是“华沙犹太区不复存在了”。他在册子里边以日记的形式巨细靡遗地描述了自己的所作所为。显然他对这份记录颇以为傲，因此曾经让他们颜面尽丧的施泰因纳众人在这本册子中只字未提，也就毫不值得惊讶了。

我去了华沙，参观了施特鲁普的绞刑地，也瞻仰了纳粹犹太区纪念碑。至于施泰因纳的事情，当我向房东——一位前波兰地方志愿军成员提到那一天的事情时，他恰好对此所知甚详。布拉娜・勒切慕尼科夫，就是施泰因纳所救下来的小女孩，在离城七英里的地方跳下火车摔伤了膝盖，后来一个游击队员在水沟里发现了她。她在战争当中幸存了下来，最后一次听到她的消息是一九四七年，她与一群犹太人从华沙赶赴马赛，意欲乘船突破英国人的封锁进入巴勒斯坦。祝她能够如愿以偿吧。

至于我之前所提到的那些事，几乎就没有什么官方记载可供援引。东一点儿西一点儿地拼凑起来，聚沙成塔。维里克已经很明确地表达了英国人对此事的态度，而村子里的战斗中沙夫托的惨败和巨大伤亡，使得华盛顿方面也对此守口如瓶。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的德国需要的是胜利，不是失败。斯塔德利村没能成为大萨索峰，所以希姆莱倾尽他通天彻地的手段，让这一切从来不曾发生。

马克斯・拉德尔一直活到了一九四五年十二月。罗斯曼带着他的盖世太保部下抵达荷兰进行抓捕的时候，拉德尔恰好已经因为严重的心肌梗塞躺在阿姆斯特丹一家医院的危重病房里。既然他大限将至，就没人再找他的麻烦了。

在巴伐利亚阿尔卑斯山脉的一个叫霍尔兹巴赫的美丽村庄里，他这样一名残疾人，跟他挚爱的特露蒂和他们的三个女儿，度过了他生命的最后两年。在那里，他花费了大量的时间把那至关重要的几周里的事情写在日记里。一九七三年的那个周末，我费了好一番唇舌，终于征得他的遗孀的允许，读到了这份日记。

有了这份详细的资料，剩下的相对就要简单一些了。那些原本对此事三缄其口的人一了解到我已经掌握了多少情况，往往就会改变主意。

当然，许多人都去世了。李特尔・诺依曼一九五四年作为法国外籍军团的中士死于奠边府[122]；保罗・柯尼希，那个年轻的水手，那个在暗夜里押上性命冒险接应的勇士，牺牲于诺曼底登陆日后的第三天。他的鱼雷快艇向停靠在人工预制港口的英国运输舰发射鱼雷时，被美国的驱逐舰炸沉了。

不过，埃利希・穆勒活了下来。如今他在鹿特丹，在欧洲最大的深海打捞作业公司之一担任常务董事，已经加入了荷兰籍。在一艘穿城而过的运河平底船上，他颇为爽快地一边用餐，一边给我讲了几乎所有事情。

快结束的时候，他的一句话让我吃惊不小。“告诉我，”他说，“过了这么些年了，我确实想要知道。他们到底去干什么了？”

“难不成你真不知道？”我说。

“只吩咐我们去接应。至于整个事情的目的一个字都没有提过。都是帝国的机密之类的。我们回来以后，那些盖世太保杂种们找上来，明确告诉我们说，不得在任何场合透露任何内容。”

我给他原原本本讲完之后，他说：“就这么完了？”

“这已经是很大的成果了。”

他大摇其头道：“在我们打捞作业这一行里有句话，叫‘不见东西不给钱’。不把船捞上来，就全他妈是白费力。”他摇头用柯尼希的话说道，“多好的人呐，可是做了一件毫无意义的事儿。”他拿起酒杯，“不过至少，我们这一杯可以敬给他们和保罗・柯尼希，我所见过的最优秀的水手。也祝你好运，朋友，你肯定需要个好运气，”他咧嘴笑道，“因为不会有人相信你这个故事的。”

不列颠圣乔治军团的发起人约翰・埃默里于一九四五年十一月被伦敦中央刑事法院1号法庭的汉弗雷大法官判处死刑，而哈维・普莱斯顿的那些不列颠自由军同党们也没落得什么好下场。尽管党卫军为不列颠自由军大量征募成员，这支部队的编制始终不曾超过两个排。在战争中存活下来的，分别获刑一两年至终身监禁不等。有张得以保存下来的照片很是有趣，上面是在代号为“北地”的第11党卫军志愿装甲掷弹兵师中服役的二十个士兵和一个中士，都是不列颠自由军成员。一九四五年四月那场惨绝人寰的巷战中，这支部队来到了柏林，而其中的英国小队却奉命换防到了滕普林[123]，而他们的名字也随即从该师的花名册上被抹去。从某种程度上讲，普莱斯顿也许并不知道，其实自己的运气还算好的。

屡建奇功的奥托・斯科尔策尼于一九四七年站在了达豪军事法庭的被告席上，被指控在作战当中身穿美军制服。罪名最终没能成立，因为辩方出庭作证的是一位英国军官、乔治十字勋章[124]的获得者，杨-托马斯中校，代号为“白兔”的杰出特工。他被人出卖，遭到盖世太保的严刑拷打，后来从布赫瓦尔德集中营逃了出来。他在法庭上证实了他所了解的事实：英国特工和法国抵抗组织成员存在身穿德军制服作战的行为。这件案子连同指控他的所有罪名都被撤销了，所以斯科尔策尼要比他那些于一九四四年在阿登[125]身穿美国军装被俘的部下们要幸运——美国人援引《日内瓦公约》将他们处决了。看来维里克确实言之凿凿。

卡尔・霍夫尔仿佛是从人世间消失了一样。毫无疑问，他也是罗斯曼和盖世太保们的一个牺牲品。因为他掌握的信息实在太多了。

不过哈里・凯恩则比较走运。我在华盛顿五角大楼档案处被告知，战争结束时他已经晋升为上校。他似乎住在加利福尼亚，于是紧接着的那个星期天，我抽空飞到旧金山，租辆车开到他在大苏尔的家，把整件事情向他和盘托出。

果然有效，他的兴趣一下子就被激发起来。若干年来他一直是个作家。最初是写电影剧本，然后进入了电视剧圈，现在则更多地参与制作人的工作当中。一九四五年他与帕梅拉・维里克结婚，这是那天下午我们沿着海滩散步时，他主动说起来的。照我感觉，婚姻似乎不是特别美满，不过一九四八年她就因白血病逝世了。

德国人那一边的情况他当时一无所知，因此对我的故事十分着迷，还热心地为我补全一些疏漏，不光斯塔德利村那场战斗的最后阶段，还包括梅尔瑟姆公馆当晚的事后情况。

“想起来真是够讽刺的，”他说，“那一刹那间我救下来的，是我这一代人中最伟大的人物之一的性命。可是由于封锁了消息，我连在新闻中露个脸都没捞着。”

“至于这么糟糕吗？”

“兄弟，你可不知道。每个人都被单独叫去谈话，明确交待我们整件事情都是最高机密。谁敢泄露半个字，就等着坐十年牢吧。这还不算。斯塔德利村这件事情之后，部队正式解散，改编成一支精英空降兵的导航部队。你可能不懂，说白了这根本就是一种特殊的自杀方式。要知道，即便在斯塔德利那一仗之前，我们也只有九十个人而已。照我看，五角大楼的某些聪明人可能想用这种好办法除掉活下来的人吧。”

“成功了吗？”

“差不多。诺曼底登陆那天之前，我们作为第82和第101空降师的导航部队插进了圣梅尔埃格利斯[126]。当时的风特别大，不光如此，空中导航也偏了。我们的空降地点偏了五英里，直接落进了一支训练有素的德军的包围圈。那可是装甲掷弹兵啊。”他摇摇头，“我就没见过那么惨的白刃战。天还没亮，我们的人就死了一大部分。”

“迪克斯特・加维也在？”

“现在还在那儿呢。去年我去法国的时候祭拜了他。还有托马斯中士、布里克尔下士。太惨了。”

下雨了，我们转身朝屋子走回去。“不过，”我说，“这么多年过去了，你就没有把整件事情写下来的冲动吗？”

“到现在仍然是机密。不过都三十年了，我倒是不怕这个。等回屋之后我给你看点儿东西。”

他给我看的是一本关于这件事情的回忆录，是打字机打出来的。年头太久，纸边都发黄了。“这么说你确实写了？”我说。

“二十年前吧。不过这个也是大致同一时间出来的。”他扔给我一本杂志，是那种拿战争当噱头的类型，封面上是个内衣女郎，一只手端着汤姆森冲锋枪朝盖世太保狂扫，另一只手里是一把匕首，用来割断缠在她的情人、一个孔武有力的美国大兵身上的绷带。

“第二十页。”凯恩说。

文章的标题是《我如何救下温斯顿・丘吉尔》。这是个拍案惊奇类型的故事，对事件的描述不清不楚，就连地名都不对。比方说吧，作者把事情的发生地放在了“梅尔顿村”，一个诺福克郡的小集镇。施泰因纳也变成了党卫军旗队长冯・施塔根，诸如此类。

“这破玩意儿到底谁写出来的？”

他把上面的名字指给我看。刚刚我没注意到，因为名字就紧贴在标题下方，用小号字印在一边。耶日・克鲁科斯基，这不是沙夫托的那个话务员嘛。就是他杀了乔安娜・格雷。我把杂志还给他。“你跟他联系过吗？”

“噢，是的。他在凤凰城，靠残疾救济金过活。诺曼底登陆那天，他跳伞的时候头部受了重伤。这个可怜的家伙想靠着写这种东西来赚钱呐。”

“后来呢？”

“没下文了呗。”凯恩拿着杂志朝我比划，“谁会相信这种东西里写的呢？”他摇了摇头，“我跟你说吧，希金斯，哪怕军队再费尽心思，这件事只要一发生就捂不住。这种故事以讹传讹，人们都听习惯了，谁也不会相信。那阵子，满大街都是这种东西。什么奥托・斯科尔策尼要绑架艾森豪威尔啦，什么有人想对巴顿下手啦。到最后，真相反倒淹没在各种虚构的故事之中了。”他把手稿扔给我，“不管怎么说，你可以拿走这个。好运吧，不过我可什么都没说啊。现在嘛，再喝一杯吧。”

亨利・威洛比爵士逝世于一九五三年。但是八十二岁的威廉・科克伦旅长仍在享受退休生活。他住在英国康沃尔郡的洛克镇，跟帕德斯托隔着卡梅尔河口相望。他客客气气地接待了我，甚至还听我讲完了这个故事。不过最后，他只是客气却不容置疑地告诉我，我纯粹是在瞪眼说胡话，然后把我送出门去了。

我在政治保安处爱尔兰科的前探员费格思・格兰特那里也碰了个软钉子。如今他在国内最大的私人保安公司之一担任常务董事。我写信约他见面，却收到一封回信写着，他无意在任何场合与我有任何交流。肯定是有人嘱咐过他什么。此外，他也确实听从了德弗林的真心劝告，找到了一份体面得多的工作。

那么德弗林呢？很奇怪，我竟然是通过皮特・戈李克了解到他的情况的。我查到戈李克的时候，他住在汉堡；一个前飞行员，如今竟然成了专营游船观光的海运公司的计划总监，真是不可思议。第一次我试着去拜访他的时候，他不巧在远东；两个月之后，我们才首次会面。他在易北河畔的布拉肯内泽有一所房子，地方很不错。他还带我去了那里的一家水上餐厅去用餐。

戈李克跟其他大部分人都不一样的地方在于，他什么都知道，几乎跟我了解的事情一样多。这大概是因为在阿姆斯特丹住的那家医院也收治了李特尔・诺依曼和利亚姆・德弗林。大家都说，他们三个在那段住院的日子里过得很是惬意。喝咖啡的时候，他扔出了这枚重磅炸弹。

“我很惊讶利亚姆・德弗林的命竟然这么长久。去年我在瑞典的一次聚会上看见了他，纯粹偶然，他当时是从贝尔法斯特跑出来休整一下。”

“贝尔法斯特？”我说。

“你真不知道吗？等等。”

他打开钱包，迅速清点了一遍里面的东西，然后掏出来了一张折叠起来的剪报。我打开来看，竟然心下大骇。这张面孔的拥有者的大名我从小就听过。这是爱尔兰地下政治里神话一样的人物，临时爱尔兰共和军[127]最初的缔造者，英国军方在乌尔斯特针对他进行了四年的搜捕，一无所获。

“他就是利亚姆・德弗林？”我震惊得快要说不出话来了。

“没错。一九四三年以来，我见过他十二三次。我们的联系一直很密切。”

“他怎么了？我指后来的事怎么了？”

“我们都估计希姆莱会采取最极端的做法。但是我想，让我能活下来的，是因为我这条右腿成了这个样子。”他敲敲自己的膝盖，笑了，“你没注意到吧。我因为这个在医院整整躺了一年。李特尔跟我也差不多，只不过程度不同。他躺了六个月。不过利亚姆没过几周就能站起来了。他怕很快就会有人找到他，所以干脆趁着一个晚上跑掉了。好几年之后他才告诉我，他历尽千辛万苦跑到里斯本，又搭船去了美国。他在美国待了几年，据我所知是在印第安纳的一所学校教书。五十年代末期爱尔兰共和军的战役[128]开始之后，他回到了爱尔兰。战役失败之后，他又去了美国。”

“然后事情再次升级的时候他又回来了？”

“他们都说，他认准了就不会回头。”

这还是太过难以置信。“他竟然还能活着，真是奇迹。”

“你想见他吗？”

“是的，有这个打算。”

“帮我给他带个好，告诉他……告诉他……”他似乎犹豫了一下。

“什么？”我好奇道。

他突然变得十分沮丧。“算了，有什么用呢？多少年前我就试着跟他说过了。他那些毫无意义的暴力手段，还有他选的这条不归路。”他摇摇头，“你知道的，只会有一种下场而已。”

不过，在去贝尔法斯特之前，我先回了一趟斯塔德利村，因为那里还有一个人要见。意义非凡的一个人。从德弗林走以后到现在，普莱尔农场必定已是另一番光景。农场里有座青贮塔、许多附属建筑，院子也变成了混凝土结构。我敲打大门，开门的是个穿着工作服的少妇，背上还背着小孩子。

“您找哪位？”她非常客气。

“不好意思打扰您了，”我说，“我想找莫莉・普莱尔。”

她忽然扑哧一下乐了：“上帝啊，您的消息也太不灵光了。”她叫道，“妈妈，有人找你。”

一个灰色头发、系着围裙的女人来到大厅里。她的袖子高高地挽起，面粉一直沾到手肘。“您是莫莉・普莱尔吗？”我问道。

她讶异道：“自从一九四四年之后就不是了，我改姓霍华德了。”她笑了，“有什么事吗？”

我打开钱包，抽出一张剪报，跟戈李克给我看的那张差不太多。“我觉得您可能会对这个感兴趣。”

她瞪圆了眼睛，在裙子上擦了两下手，拽住我的胳膊：“请进，您快请进。”

我们在会客室坐下聊起来。那份剪报始终攥在她手里。“奇怪，”她说，“这个名字我肯定听说过，但是我从来没想过会是利亚姆。”

“那您也从来没在报纸上见过他的照片，就像这样的？”

“我们这儿只有本地的报纸，我从来不看。太忙了。”

“那您怎么确信是他呢？您怎么确信他活着呢？”

“他给我写过信，”她说，“一九四五年的时候从美国写来的。就那一次。他说对不起让我担心那么久，还让我到那边去跟他结婚。”

她说话时的平静和坦率实在出乎我的意料。“那您回信了吗？”

“没有。”她说。

“为什么没有回呢？”

“没有意义。那个时候我已经嫁人了，比我大二十岁，人很好，很善良，而且不在意我是不是处女。”我恍然大悟。“嗯，”她说，“就是这么回事。”

她站起身来，打开橱柜，拿出一个旧首饰盒，又从挂在壁炉罩的钟后面摸出钥匙打开来。她从里边拿出许多东西供我观看。有写着诗的练习簿，生离死别的那一天里他留下的信，从美国写来的信，还有照片。

她把其中一张递给我：“这是我用柯达布朗尼相机拍的。”照片里的德弗林戴着帽子和风镜，穿着风雨衣，站在他的BSA摩托车旁。

她又递给我一张。也是德弗林，开着拖拉机，不过我看出了一点点不一样来。“这是我儿子威廉。”她只说了这一句。

“他知道吗？”我问道。

“他需要知道的全都知道。七年前我丈夫过世之后就告诉他了。你要去看利亚姆吗？”

“有这个打算。”

“把这张照片带给他吧。”她叹口气道，“他很可爱。我无日无夜不在想着他在哪里，过得怎么样。”

她送我出门，握了握手。我走到车门前时，她又叫住了我。我回过头时，太阳恰好出来了。在那一刹那间，岁月的痕迹忽然褪去，她站在那里，一半藏着阴影，一半迎着阳光，仿佛德弗林的那个美丽的农村丑小鸭又回来了。

“请告诉他，希金斯先生，”她喊道，“请告诉他，我祝他总有一天能够找到他梦寐以求的梅欧平原。”

她关上了门。我钻进车里，离开了。

刚刚住进贝尔法斯特的欧罗巴酒店，我就给该找的人打了该打的电话，把我的意图告知了他们，然后就枯坐着苦等了两天。这两天里，发生了十八起爆炸案，三个士兵被打死——死伤的平民不算在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