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史景迁)_第二章传经（2 / 2）_太平天国最新章节免费阅读无弹窗

史蒂文斯认为，不应冀望中国会有人揭竿起义，“我们并非说中国人公众意识日益高涨（一如其他国家），不久就会呼声四起，要自由，享人权”；但中国人“像可怜的波兰人一样聪明又被误解”，他们天性开放——要不是有朝廷官府的话——会把洋人当朋友，而且可能接受基督教教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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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既然如此，那么洋人在这种情况下能学梁发学到什么地步呢？1835年春秋两季，史蒂文斯同一些会讲汉语的外国传教士作了两次长途探险，在这两次探险中，算是实现了广发小册子的梦想。他暂时离开黄埔，乘一艘美国双桅帆船驶离广州，沿中国海岸航行，入闽江的狭窄水道和河滨泥滩，探吴淞江宽阔的海口，史蒂文斯终于望见了上海口岸樯桅如林的中国船，最远北至山东沿岸层峦叠嶂的港湾。史蒂文斯在这两次航行散发了许多小册子，见识了秀丽山河，尤其是福建沿海岬角星罗，少有西洋人有缘得见，史蒂文斯大受鼓舞。当这些洋人返航归去，淡出当地居民的生活时，史蒂文斯可回味他留下“几百册书，或可指引救赎之道”，在“眼前喧嚣沉寂良久之后”，仍可提醒中国人“洋人的仁慈友善”18。

史蒂文斯身边带着几箱中文本基督教书籍，有米怜、梁发、马礼逊等人精心准备的书，包括耶稣生平事迹的译本、有关“十诫”的评注、布道讲稿文集、福音书注释本、赞美诗集等，他有时乘双桅帆船的副艇，同一帮印度和马来水手躺在尾舱油布篷下柴米油盐等给养物的中间；有时则在人烟稠密的乡下徒步跋涉。史蒂文斯一伙人第一次航行就发了几千册，第二次航行发了两千多册。史蒂文斯所乘的帆船多有满载兵丁的水师船尾随在后，而史蒂文斯乘副艇探索内河水道时，官府巡艇也紧跟在后，有一次还朝他的船开了炮，炸伤了两名水手。有时，骑着马的尉官会前来驱赶村民，穿便衣的捕快混杂在人群中，而当地学塾里的学生会大声抗议这些不敬儒道的基督徒。有一次，当地官吏还当着史蒂文斯的面，把从他那儿没收到的书籍全给撕碎，装进一只烂草筐，烧了个精光。

虽然诸多不顺，但这些书只要能卸下船，一上岸就被索求一空。有时候，发书过程井然有序，民众心里虽急切，但还是面带微笑，相互礼让；有时则是挤成一团，史蒂文斯只得爬到墙上躲开争抢，或将书本和小册子往空中一撒，任人接取。有时，在一些偏僻的村落，他在每户人家的门槛上放上一本书。有一次还有一大群人站在倾盆大雨中听史蒂文斯宣讲，一动也不动，史蒂文斯也是淋得全身湿透。有一次，围在他边上的中国人以指触嘴，表示官府禁止他们大声同洋人说话，但他们还是领了书。庙里的和尚、家里的文人也会领书。有时，史蒂文斯的船还没靠岸，就有人涉水前去要书，有如预示了洗礼一般。19

史蒂文斯经历了这些事情，到了1836年已在想别的问题了。在中国传播上帝的话语，应该中国化到什么程度呢？史蒂文斯对于传教士因时因地而制宜略知一二。他有幸与马礼逊密切往来了两年，他知道这位杰出的学者型传教士刚来中国的轶事，其时马礼逊与汉语教习一道用筷子吃饭，“还着本地服饰，留上长指甲，蓄起辫子，穿着长袍马褂和厚底靴在公行附近走动”，甚至还“用蹩脚的汉语”做晚祷。20

马礼逊“不久就改掉了他的中国习惯”，但郭士立（Karl Gutzlaff）却没这么做。郭士立是来自波美拉尼亚（Pomerania）的传教士，他曾在1835年与史蒂文斯一起沿岸北行。郭士立在出门时喜欢做福建水手打扮，或穿其他的汉服。有些中国人觉得郭士立同他们一样，还以为他是生在外国的中国人。郭士立汉语说得极好，更是让人迷惑：他只要专心学一下，就能分辨各种方言土话之间的细微差别。中国人听到郭士立讲他们的土话时，惊讶之余还会朝帽子底沿偷瞄，看看他是不是把辫子给藏了起来21。似汉非汉有利有弊。史蒂文斯在一次旅行之后写道：“如果穿的是中国服饰，一时或可不为人所察觉，但也大大降低人身安全。”——纸终究是包不住火的，而随之而来的便是严加惩处22。非法沿岸航行的消息很快传到了皇上耳中，他颁了一道严厉的上谕，斥责这帮人试图“散发洋书，意在妖言惑众——其行为怪谲惊诧至极！”云云，并将这些人的行为与早先“私招番妇潜入广州”一事相提并论23。

假若有洋人进了广州城（无论是否易容改装），结果会如何呢？城里当然有些中国人会同情基督教，不过很难说出究竟有多少人。一份名曰《广州纪录报》的英文报在1834年春，详细报道了郭士立接手《察世俗每月统计传》（Chinese Monthly Magazine）的情形，米怜和梁发在大约二十年前创办了《察世俗每月统计传》，历久不衰。每一期“都由洋人以中文写成”并“在城里印刷”，然后“从华人印坊送达发送者；由他送到订户手上；再由订户免费散发”给中国人，如此便“使这份杂志走进了广州民众之中”。后来私人报贩接手发行，提高了流通速度。报贩“印好部分内容，沿街叫卖”。时有中国人聚在一起，听人阅读讲解其中内容。编《广州纪录报》的人特别着力介绍科学商业新知，中国人于是怀疑这么一来，洋人会“控制中国人的思想”。传教士怎么会不去想想，借此控制中国人的灵魂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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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836年，传教的机会越来越多，但压力也越来越大。一方面是由于圣旨斥责未得官府允许的旅行，一方面也由于天主教传教士在澳门有新的活动，广东方面的官员感到有必要采取行动。1836年初，官府搜查了澳门一家主要的印刷工坊，没入“八种洋书”。印坊的人入狱，财产遭没入。官府并限令澳门和广州地区的居民在六个月内上缴所有教习“亚素”（即耶稣）教或天帝教的洋书，可免究其罪，否则将予以严惩25。

不过还有一个关键因素。就算有人进城散发宗教书籍，但中国人拿书的动机不一，史蒂文斯也很清楚，他在两次沿岸航行便有记载，善念总有无聊的好奇心与贪婪相随。有些中国人神色泰然自若，似乎知道这些书籍的目的，还会送上一些小东西作为回报，如几串白葡萄、几只梨子、一小袋烟丝、一捧小米或一小把鱼干，等等；但有些人却恰恰相反，他们拿了一本红皮面的书，还拼命想拿一本灰皮的书，而这两本书的内容其实是一样的；史蒂文斯还没离开，有些人就把刚领到的书拿到路口去卖掉；有些人死赖着不走，花言巧语就为了要鸦片（史蒂文斯搭的帆船上也确实带着鸦片）或传教士自备的药品，这说明他们的动机只是要钱或怕生病，倒不是性灵有所需求26。

但整个来说，史蒂文斯在思索在这样一个国度散发教义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时，他不认为我们在全世界宣扬福音的权利，胜过中国皇帝的传位诏书。中国的普天万民凭什么被拒于基督教之外？这统治者的权位是篡夺来的，他们剥夺了人民在此生、在永世得喜乐的机会，只是人民无力抵抗；他们累世历代都崇拜偶像，至今犹然，而且没有得到他们的同意，就与能让他们的生活得着福佑的事物无缘。我抗议这种压制人类良知的精神暴君，抗议这种对天国的背叛；如果我们要承担官府报复的后果，但又有谁能说我们对什么人做错了什么事呢？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