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史景迁)_第二章传经（1 / 2）_太平天国最新章节免费阅读无弹窗

埃德温·史蒂文斯牧师（Rev. Edwin Stevens）从1832年10月之后就在广州了。此公眼界甚高，他在耶鲁学院（Yale College）读书时正赶上席卷新英格兰的宗教“觉醒”大潮。他进了纽海文神学院（New Haven Theological Seminary），之后被授为牧师，接受赴广州担任“美国海员友好协会”（American Seaman's Friend Society）牧师一职。他住在美国馆，遵循严格的读经传教的规律，每到礼拜六就坐上愿意载他的洋船副艇，沿珠江顺流而下，前往黄埔布道、散发传单，远洋船舶主要停泊在此，到礼拜一再返回洋行。史蒂文斯若是找不到外国船可搭，便得雇当地的华人船工送他去传教。这趟路有十二英里长，租船费是四块西班牙元，若是碰上涨潮，要费上两个时辰，路经关卡也还要耗掉一些验关检查的工夫。即使这么短的一趟路也有危险——在这条航道上往返的洋人、水手、官兵若碰上海贼，则会被洗劫或沦为肉票。史蒂文斯有时会觉得难以说动船长，让他借用甲板或船舱宣讲布道，因为一些船长觉得他“古板”、“不合群”，他躲避一切“浮华或喧闹”的事情，全心反对酗酒等恶习，访慰病人和濒死的人，为死者安排基督教葬礼1。

他所布道的那些水手在海上已经航行了好几个月，十几个人挤在二十英尺长十英尺宽的船舱里，已是苦闷不堪。这趟航程从费城或利物浦启程，长途航行之后有三天的休假，兴奋之情自是难耐。中国人火上加油，向酒瘾难耐的水手兜售所谓“烧锅”的土酒，这是由酒精、烟汁、蔗糖和砒霜混合而成，如史蒂文斯所述，会导致“比喝任何烈酒的醉状还猛烈”。新豆栏街里那些做洋水手生意的店铺用罗马字母写出诱人的招牌：“老杰米店铺”（Old Jemmy Apoo）、“老好人汤姆老店”（Old Good Tom）、“小汤姆，销售各色酒水，丰俭自便”（Young Tom, seller of wines of all kinds and prices），等等2；这烧锅能把喝的人“理智毁掉”，水手最先只是找乐子，但往往一发而为“无法无天的狂乱境地”。酩酊大醉的水手常被当地地痞抢劫，甚至被剥得一丝不挂，而官府也不断贴告示，禁止卖酒给洋人。教会的善心人士忧心忡忡，在同文街十九号设了比较安全的茶馆和咖啡屋，但是吃过亏的水手不想去，还是照常上新豆栏街冒险3。

各色诱惑不可胜数。那些想罗列这类事情的洋人认为在广州一带至少有八千名妓女。有些在城里，洋人接触不到，但有许多妓女在河南岛，水手喜欢管这地方叫“朴茨茅斯角”。有些洋人雇的苦力也聚居在此。逆河而上的水手或传教士都会看到有些妇人在随波起伏的“花船”甲板上搔首弄姿，她们或是三寸金莲，或是赤赤天足，身穿红袄绿衫，脚登蝴蝶绣鞋，戴着白银脚镯丁当作响4。

此外，还有一些小巧玲珑的“洗衣船”，有三四名妇人摆弄。这些妇人穿着灰暗褪色的土布衣裤，头上却戴着鲜艳的头巾——这是从葡萄牙人那儿学来的时髦——若有洋船下锚，她们便会把船摇近洋船，除了招揽洗衣生意之外，还用洋泾浜英语开心地向洋人打招呼：“喂，讨人喜欢的好兄弟，过得好吗？打你上次来黄埔后，我就一直念着你呢。”5这类打情骂俏到此也就打住了，因为每艘洋船在港湾停泊期间，名义上都有两名衙役驻在船上，不过这些规章执行起来马虎得很。按道理讲，是不准把烈酒带上船的，不过水手想尽办法带酒上船，从把酒瓶系在腰间到用副艇偷运成桶的烧锅，不一而足6。难怪有时做礼拜的人哑口无言。史蒂文斯在日记中写道：“今天在‘光荣’号上布道，来听的人约有百八十个，宣讲内容是‘蠢人嘲笑罪过’。我有相当的挥洒空间，听众听得入神；但我看不出他们有丝毫认罪或悔过的迹象。”一个星期之后，史蒂文斯对“水獭塘”号的船员布道，讲解《圣经》中的话语：“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这次他发现“没一个人看上去被打动”。7

这种事情一看就知道是挫败，但史蒂文斯将之视为更大的事功的一部分，正如他在礼拜上对众人说道：“主的话语已被各种方式加以试炼。历史考验过它，并不见它有所不足。它被占星学、地理学辩驳和嘲弄考验过。在过去的几千年来，想考验它的人就考验它，随便用什么方式；有学识的人想挑它毛病，狂妄之徒和无知之辈考验它；敌、友、信徒，不信的人都考验过它。它饱经试炼，仍屹立不摇。”8

史蒂文斯为了更了解在中国传教的工作，曾与一位来自广州的华人基督徒梁发长谈［译按：原文因其俗名被称为“梁阿发”，今改为通行的“梁发”。］。1789年，梁发生于贫家，只读了四年书就得出外张罗生计，最早做毛笔，后来在广州附近刻字版为生。1815年，苏格兰新教传教士米怜（William Milne）和新教同道翻译一系列宗教小册和《圣经》节录，便雇了梁发来刻字版，此时梁发还信佛信得很诚。梁最早刻的是《申命记》和《约书亚记》的汉译本，从而知道了《圣经》的一些内容和体例

9。这些知识不久更是精进，因为米怜严格要求，受雇于他的人都要参加他每天的崇拜仪式，不管他们信不信教。这些当地人听道时“有人在闲聊，有人嘲笑教义中新鲜的事情，有人叼着烟袋抽烟”，但米怜毫不气馁。他用汉语布道，诘难会众，要他们看出佛教济世之道的谬误，从而选择耶和华、耶稣之道，这条路虽难走，但才是正道。梁发经过内心一番挣扎，终于皈依了基督教，在1816年11月的一个礼拜天，让米怜给他行了洗礼10。

梁发信了教之后开始写东西。他把他第一本华文小册子起名为《济世经注读本》，在这本三十七页的小册子中说了造物主的权威，说了神的“十诫”，还援用保罗使徒书的多处文字，来描述上帝的愤怒和恩典。梁发自己刻版刊印了两百本，1819年春开始在广州城内外散发，旋即被官府逮捕，囚禁定刑，并遭鞭笞。官府还没入了梁发的屋子，把他已刻好的刻版付之一炬。梁发不为所动，出狱后劝说妻子入了教，由他给她做了洗礼。不久以后，这对夫妇又让马礼逊（Robert Morrison）给他们的儿子行了洗礼11。

1822年，米怜去世，梁发以福音传道师和汉语教习的身份，为“伦敦传道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工作，1827年被任命为传教士。在这些年间，他想办法用汉语编撰一部篇幅更长的著作，充分阐述他关于基督教的思想，并全面介绍他新发现的信仰，他在1832年完成这项工作，名之为《劝世良言》，并请懂汉语的西洋传教士改正了书中涉及神学的错误，同年在广州刊印了此书。

这本书分成九篇，梁发把他跟随洋人十五年所学到的东西都写在书里。他从新旧约《圣经》中引了许多段落，长短不一，并从音（而非从义）把《圣经》里头那些佶屈聱牙的名字转成汉字，一如教他的传教士所用的办法。他叙述夏娃和亚当在蛇的引诱下吃下禁果，结果被逐出伊甸园。他讲述挪亚方舟，还有几乎毁掉世上一切的大洪水，他还描述所多玛和蛾摩拉的毁灭。他用以赛亚和杰里迈亚的警句来告诫同胞，用《诗篇》第19篇和第33篇的诗句来鼓励他们。他转录了《马太福音》耶稣山上宝训的全文，还引了圣徒约翰《启示录》的最后一章，以上帝可怕的话语结束了《圣经》。梁发探索了上帝恩典的奥秘和人的各种堕落，在引经据典的时候抒发了自己的意见，或简略或详细；他提出了他对命运和信仰的琢磨体会，并在第六章把他自己性灵追求的历程与众人分享12。

说到刊印和散发小册子，梁发是专家。他经常乘船或徒步到广州城四周的村庄。他选用完好无瑕的印版，雇请刻工（还跟他们讨价还价），然后把活儿派给他们，再由一位名叫屈昂［Agong］的教友将书页装订成册。这两人还学会了使用传教士引入的新式石版印刷术，不久就能印出单张双面传单，一面印上插图，另一面印上一小段文字或长篇的福音13。

史蒂文斯在1832年见着梁发，此时他已开始在广州城近郊传教，离城可达二百五十英里远，一次传教可散发七千册传教小册子之多。新教传教士不顾官府禁令，已经开始由海路入中国沿海，只要能上岸的地方，就会散发一些《圣经》或小册子。而梁发想出一套新办法：他同屈昂一道，跟着那些逐县逐城主持科试的学政，希望借此把他的小册子送到赶考生员的手里——生员虽然不见得有兴趣，但是他们却颇有影响力14。梁发到了1830年代中，又想了更好的办法，他开始在广州城的贡院附近散发小册子，那些考中县试的生员就是在此参加府试和乡试。在华东华南一带，只有在贡院才看得到受过相当教育、对乡里有所影响的人聚在一块儿15。

史蒂文斯很快就看出用印刷品来传播基督教教义的好处：

<blockquote>留下《圣经》和书籍，让一两千万人接而触之，说不定没有讲道也能宣教，这和完全接触不到是很不相同的。是的，绝不一样！谁能相信，在这三年来流传的数千册书籍会在神的面前无人问津，会“徒然返回”呢？此刻，那些小册子或许正在启迪一些生活在沿海的中国草民；是啊，或许它们正在把来自天国的真正曙光照进失落在异教黑暗中的某些心灵，难道我们不应该做这样的冀望吗？16</blockquo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