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想法的刺激下，他马上开始着手这个计划，从当地的市场买来了几大袋子古柯叶子，在旅馆二楼的空房间里进行试验。正如所愿，计划进行了几天后，和鲁兹比同居一地的人吃惊地听到几声歇斯底里的叫声，接着就是一声巨大的爆炸声。他一直在进行一种复杂的提炼过程的最后一步，需要把古柯叶子溶液放在纯酒精里蒸馏。由于没有找到正确的仪器，他只好自己进行改进，把一个铜制的蒸馏器放在敞开的炭火上，再把酒精倒进蒸馏器里。可是这个蒸馏器不是用作这种用途的东西，所以在这个过程中裂开了，里面的具有爆炸性的混合物泼在下面燃烧的火苗上。一眨眼的功夫，所有的东西都烧了起来。说时迟那时快，鲁兹比抄起仪器——忽忽冒着火苗子的燃烧着的酒精和所有的东西——径直从窗户扔了出去。火球跌落两层楼，落到了大街上，点燃了旅馆的走廊，最后才在地上的鹅卵石上燃烧殆尽。谢天谢地当时没有人从旅馆前面走过。

经历了适当的磨炼之后，鲁兹比很快又开始了，这一次用上了好的化学方法，再加上运气好，找到了他一直要找的东西：从古柯叶子里提炼可卡因的新方法，可以得到状态稳定的可卡因。最重要的是，这个过程非常简单。他发明的方法基本上就是今天的制药工业所用的方法。它的基本步骤是，把古柯叶子放在硫酸溶液里浸泡一段时间，泡出里面的精华，然后把叶子舀出来，剩下的便是一种暗棕色的汤。接下来把这种汤同酒精充分混合摇匀，让酒精滤出溶液里的生物碱。然后再给这种酸里加上诸如小苏打之类的碱，便会沉淀出一种白色的浮渣样的物质。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基础膏体，再对这种膏体进行过滤干燥，里面便含有百分之四十到六十五的可卡因。

在南美，这种膏体便是可卡因交易的标准单位，而不是可卡因氢氯化合物本身；可卡因巨头们很少购买古柯叶子——他们成公斤地购买古柯膏。他们这样做的原因同鲁兹比发明这种方法的原因一样：因为古柯膏很稳定，容易运输。别忘了，100公斤的古柯叶子（足以装满一辆普通汽车）可以制造出大约1公斤的古柯膏（可以填满一品脱的瓶子），它的优势太明显了。

鲁兹比的新方法很快导致古柯叶子贸易崩溃：作古柯膏生意要便宜得多，根本就不值得再去进口古柯叶子。秘鲁和玻利维亚的古柯种植地区附近冒出了许多制造可卡因的小工厂，很快，除了古柯生长的对方，在哪儿都很难找到古柯叶子。这样一来又有了一种反弹：由于再找不到什么古柯叶子来进行试验，科学家们便认为古柯叶子和可卡因本身是一回事儿：古柯叶子当然同可卡因一样危险，除此之外便没有什么其他的内在特点了。就这样，当可卡因的形象在公众的意识里发生了改变，被视为是洪水猛兽，古柯也与之同命运。对嚼客而言，他们的祖先历代都嚼着这种无害的叶子，可是他们现在发现自己被归类为瘾君子。不过，最初的时候，古柯贸易的繁荣曾令南美人极为兴奋。

秘鲁在早期的可卡因贸易中表现尤为突出。开始的时候，他们就一直在这里种了几千年的古柯，所以他们不光有种植园，还真正知道自己在干什么。还有一点，从1860年尼曼分离出可卡因的那一刻开始，他们就一直在增加生产来满足国际上对古柯激增的需求，二十五年后，秘鲁终于等到了机会。

可卡因粗加工工厂纷纷出现在胡安诺科山谷附近（这里是五百年前的印加古柯产业的家园，现在仍然是古柯贸易的所在），看起来，这个十分落后的国家似乎第一次可以真正赚点旧世界的钱。有一段时间的确如此：市场需求非常大，致使秘鲁的古柯产业扶摇直上，到1900年，秘鲁每年出口了一万公斤的可卡因膏——由一百多万公斤的古柯叶子制成。

不幸的是好景不长。秘鲁和玻利维亚的专家认为他们可以无限期地赚到钱，因为古柯除了南美哪儿都生长不了。他们错了。因为尽管鲁兹比是可卡因进入医界后第一个进军南美的医药公司代表，其他的更加偷偷摸摸的来访者已经在探索古柯的潜力，在南美洲浓密的热带雨林中劈出路来，从所到之处窃取了大量的植物标本。

在园艺偷盗领域遥遥领先的是英国人。直到十九世纪头十年晚期，世界上最贵的药一直是奎宁——已知的唯一治疗疟疾的药，英国殖民地印度真正的灾难之源便是疟疾。奎宁来自于金鸡纳树的树皮，当时这种树只有南美洲有。毫不令人吃惊的是，英国皇家植物园急于伸手弄到一些，于是派出一系列探险队进入南美的丛林以便获得种子好进行移植。

金鸡纳树的种子和枝条很快被送到伦敦，人们研究之后便把它们送到锡兰和印度。一旦新的金鸡纳树种植园结出果实，奎宁的价格便一落千丈。这对英国人是好消息——对南美洲的奎宁产业可就不是没那么好了。几年之后的1876年英国人还对橡胶故伎重施（从巴西偷来橡胶移植到锡兰）。他们此时已经把这一招用在了古柯身上。1870年英国皇家植物园把古柯树苗送到锡兰，牙买加，马来西亚，澳大利亚，英国殖民地圭亚那和印度，希望它们能在某个地方能够生长得不错。事实上，他们几乎在所有的地方都长得很好，英国人的古柯很快开始同秘鲁古柯争夺世界市场的注意力。

在锡兰，古柯作为商业作物的兴起得益于另一种主要作物咖啡所遭受的打击。一种毒性特别厉害的菌类十五年内横扫了大约40，470公顷的咖啡。显然，人们需要一种能够抵御咖啡枯萎病的新作物。古柯成为了这种作物。英国杂志《新商业植物》颇有见地地指出，“在一两年的时间里，欧洲市场将主要由东方供应”。到1912年的时候，单是锡兰就拥有近1，600公顷的古柯。然而就全球范围而言，这简直不算什么：英国人从来都没有真正生产过这么多的古柯，原因很简单：其他产品利润要大得多，种植起来也要容易得多：例如鸦片。也许带头从秘鲁盗窃古柯种子是英国人，但是秘鲁人真正要提防的却不是他们。真正欺骗了秘鲁人的，是荷兰人。

同英国人一样，荷兰人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晚期在印度尼西亚建立了古柯种植园。他们最初在雅加达东南部的别腾扎格建立的“土地庄园”（“政府植物园”）只取得了有限的成功，不过等到一家比利时公司，赫曼.林登公司于1876年发售一种新品种古柯的时候，情况发生了改变。爪哇，苏门达拉和玛杜拉群岛都开始种植这种新品种的古柯。这一点之所以意义重大，是因为这种古柯就是贾瓦高卡属的图克西里斯古柯。图克西里古柯的不同之处不仅体现在它具有很高的生物碱含量（重量高达百分之一点五），而且因为它的可卡因提取过程很特殊，这一点使得它在欧洲古柯叶子市场上不那么受欢迎。

这都是德国人插足这一领域之前的事情。1898年，一家名叫费博沃克的德国化学公司偷偷摸摸地找到一种从图克西里古柯里提取可卡因的新方法。他们马上对这种提取方法申请专利，有谣言说这种方法可以提取出荷兰人的种植园传说中的“含百分之一点五可卡因的植物”——这种作物碰巧一年可以收获四次而不是三次——里所有的可卡因。荷兰古柯叶子里的可卡因含量比秘鲁和玻利维亚的古柯叶子含量高一倍——使它在世界市场上所向无敌。

唯一的问题是，由于图克西里古柯的提取过程非常麻烦，必须得把古柯叶子而不是粗制的可卡因膏送到欧洲去，这使得它很难受欢迎——也给秘鲁人赢得了一些时间。然而，一旦运输上的问题得到解决，它便垄断了市场——可以将它装在巨大的容器里从印度尼西亚运到费博沃克进行加工，然后再运到世界各地。但是，正当德国人以为他们把整宗生意都打点好了的时候，荷兰人显然并不受德国专利法的约束，在爪哇建立了自己的图克西里古柯加工工厂，开始生产出他们自己的可卡因，把德国人完全踢出了生意圈。加工商最终在1900年同印度尼西亚的古柯种植园主一起成立了一家名叫荷兰可卡因工厂的公司。爪哇可卡因大量涌入了世界市场。

国际上的制药公司购买初步加工过的可卡因进行深加工，然后把产品运送出去——数量越来越高得离谱。而且，当德国人的提取方法专利于1903年到期的时候，欧洲其他国家和美国都参与了进来，亚洲的可卡因生产便一发不可收拾。到1920年，单是爪哇一个国家一年就生产出了1，650吨的古柯叶子。默克公司，就是给弗洛伊德和弗莱舍尔马克索夫提供可卡因，首先开始了可卡因热潮的那家达姆斯丹公司，从1887年到1913年产生出了超过七十五吨的可卡因，从1906年到1918年平均每年生产四吨。

所有的这些发展都导致了欧洲和美国市场上充斥着大量的可卡因，结果造成价格崩溃，可卡因在市场上更容易买到——因而上瘾的人就更多。问题几乎马上就暴露了出来。早在1885年，弗洛伊德的同事艾伦麦尔就指责他“释放出”了这种药。很快，另一位坦率直言的医生路易斯.莱文也加入了声讨的行列。莱文接着写出了他这一时代对麻醉品的权威性论述《梦想国》，他在文中记录了早期可卡因瘾君子们的命运：

一个瘾君子吸入了3.25克的可卡因，便把自己武装起来，免受想像中的敌人的攻击；另一个急性癫狂发作，从船上跳进了水里；还有一个把家具和陶器打得粉碎，还袭击朋友——这些不幸的人过着悲惨的生活，他们的有生之年完全由不得不服用的下一剂可卡因来测量，每服下这样一剂药，他们生与死的悲剧就朝着不可避免的结局前进一步——只有比率非常小的瘾君子能恢复过来，其他的人都会旧病复发。

《梦想国》，莱文，1924

这些不幸的人中的大多数要么是医生，要么是想要戒毒的吗啡上瘾者。人们很快都认识到，想用可卡因来治疗吗啡上瘾是个严重的错误——弗洛伊德自己最终也承认说这种方法就像是“要撒旦来驱除魔鬼”。到1887年底的时候，《纽约医学记录》总结这种疗法是“没有哪一种历史这么短的医学方法能像可卡因这样造成了这么多的人受害。我们担心可卡因上瘾只能带来凄惨的未来。”如果不是因为一个原因的话，这种警告也许本会使得上瘾的人停止使用可卡因，让它不再出现在公众的意识里，这个原因就是：人人都注意到，可卡因会带来快乐。尽管早期的人员死亡大多是因为“医疗原因”（不论这种说法会多么误导人）上瘾而致，《医学记录》1885年十一月份的一篇颇有预见性的报道已经指出了以后的发展方向：

对一些人而言，再没有什么比沉溺于可卡因更令人心醉的事情了。可卡因能减轻疲惫感，消除精神压抑，产生愉悦健康的美妙感觉。一开始的时候，药物的后期效果非常轻微，几乎无法觉察出来，但是不断沉溺于可卡因之中最终会产生一种不得不满足的渴望；个体接下来会变得紧张，发抖，失眠，没有胃口，最后沦落到可怜的神经衰弱的状态。

《医学记录》，1885年十一月28日的社论

到1900年，由于娱乐目的过量使用可卡因而导致死亡的病例超过了因医学上的倒霉遭遇而导致的死亡的人数，显然，一种新的药物上瘾问题即将出现在这个世界上。美国成立了一个“毒瘾习得委员会”，这个机构比较了它所收集到的从1898年到1902年一来所有有关药物上瘾的资料。委员会指出，美国的人口四年间上升了百分之十，而可卡因进口量则上升了百分之四十（这还不包括诸如派德之类的公司在美国生产的可卡因）。与此同时，外科手术中使用可卡因作为麻醉剂的情况也迅速减少，因为人们发现了诸如普鲁卡因之类的更安全的人工合成麻醉剂。

在1890年，随着可卡因最初的繁荣，美国对可卡因的需求大约每年一吨。十五年后这种需求——本应该更小，而不是更大——达到了七吨多。然而市场很容易就吸收了多余的量。委员会给全国的制药商发出了调查问卷，结果发现每家公司平均有五个瘾君子，据此据估计全美国总共大约有200，000个瘾君子。同一年，《英国医学杂志》报道说光是辛辛那提城就有大约10，000人染上了可卡因瘾。

美国人还是最近才明白可卡因上瘾是个严重的问题。尽管还没有针对可卡因的联邦立法，全国各个州已经开始自己采取行动。奥尔良在1887年开始行动，禁止销售没有处方的可卡因。蒙大钠州于两年后，纽约于1893年都紧随其后采取了行动，接近1900年的时候，许多美国本土地区都禁止可卡因。

然而，仅仅限制可卡因销售起不了多大作用，因为人们从专利药里很容易就可以得到它。此外，各种惩罚措施也执行得不严格，人们很容易就能够贿赂药剂师买到可卡因。而且，由于美国各州在药物立法上没有达成一致，可卡因在一个州是非法的，而在另一个州则非常合法。有些规定可卡因合法的州干脆进口更多的可卡因，然后穿越边界运到另一个规定可卡因不合法的州去。当地的执法人员很快就发现，随着上瘾现象不断蔓延，要控制可卡因供应简直不可能，所以干脆放之任之。只有医学界似乎还是对此十分关注。

医生一度认为需要对可卡因和鸦片的销售加以管制。医学界认为可卡因的害处尤其大，因为他们在它身上得到了深刻的教训（到1901年的时候，美国百分之三十的可卡因上瘾者仍然是牙医）。医学协会对含有可卡因的江湖假药的持续热销——还有它们使用虚假广告手段——尤其感到愤怒。为了追求越来越高的销售量，这些生产者什么都干得出来。他们引用著名医生为他们的药作担保时说的话，然而这些医生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些药；或是引用根本就不存在的医生说的话。被治愈的病人也同样都是虚构的。就连医学行业本身也被这些大众制药行业当作了目标：据说医生嘲笑专利药是因为人们一直生病，就能保证了他们的既得利益。

记者们写出了各种各样的有关可卡因和专利药的危险的文章，但是没有人愿意听。直到一个专题系列报道揭开了整个医药行业的黑幕。

1905年春季，《考利尔国家周刊》的编辑威廉.哈普古德认为该是发起反击的时候了。他对美国各个级别的记者进行了长时间的调查后，雇用了他所发现的笔头最犀利的雇佣文人，一个名叫赛谬尔.霍普金斯.亚当的文学界的彪形大汉。接着他为他所有的活动买单，要他尽可能多地揭露这些骗人的假药的真面目。亚当把目标对准了最出名的264种江湖假药，每种都买了些样品送到私人实验室，化验它们里面到底含了些什么。正如所预见的那样，这些药里主要含有两种成分：为了让药物好看或是尝起来口感好的无害的色素或是调味品，和具有上瘾作用的麻醉剂。他问科学家这些产品是不是真的能治疗任何人们期待它们能够治疗的疾病。答案永远都是不能。

很明显，亚当并不是在瞎胡闹，如果他的报告见报的话，制造这些假药的人就很有可能丢掉一大笔钱。因此，在他的研究刚刚开始的时候，他就注意到有人跟踪。还有人试图贿赂他，甚至还发生了一起著名的敲诈阴谋（有人暗示说——当然是捏造的——他与一位朋友的妻子有染）。亚当没有被吓倒：他马上雇用了自己的私家侦探，让他们去跟踪那些跟踪他的私家侦探。接着他发现了这些人为谁工作，反过来便敲诈了这个人一笔，因为他碰巧发现这个人同别人的妻子有私情。亚当是个办事认真的人。他的报道于1905年刊登在《考利尔》上，人们发现他显然还是个直言不讳的人：

美国大骗局

容易上当的美国人今年花了大约七千五百万美元购买专利药。作为这个数目的回报，美国人吞下了数量巨大的酒精，数量惊人的鸦片，麻醉剂和各种类型的五花八门的药物，范围从药力强大的危险的心脏镇定剂，到暗地为害的肝脏刺激物不等；而远远超出所有其他成分的，便是纯粹的假药。

《考利尔国家周刊》，1905年十月七日

如果亚当对除了染了色的水和草药提取物之外什么也没有的“药”感到气愤的话，那么他对那些含有麻醉剂的药就是怒不可遏了。这些东西不但不能治疗广告中专门提到任何疾病，而且极其危险，可能会造成用药过量或是药物上瘾。1898年的《波士顿医学与外科杂志》中谈到的一个著名的病例，一个人对本特利牌粘膜炎鼻烟上了瘾，每天药吸上三到六瓶，直至他破产为止。（本特利鼻烟非常受欢迎，有些圈子把使用可卡因说成是“抽点本特利”）。亚当说，销售这些药的人参与了“一宗可耻的交易，它令无辜的婴儿神志不清，让我们的小伙子成为了罪犯，把我们的姑娘变成了妓女——无情的贪婪设下了这个圈套，死亡是这桩生意的同伴”。

人们认为亚当的“美国大骗局”系列报道非常重要，以至于《美国医学协会杂志》又印刷了五十万份，作为公共教育服务的形式以成本价销售。情况看起来对这些专利药和江湖药的制造商大大不利。然而，尽管他们还不知道，其实他们现在已经有了一个比亚当还强大的敌人：一个真正的福音教的十字军战士，他的名字叫哈威.华盛顿.伟利。

伟利直到今天还是个迷。他出生在印第安纳州，参加过美国内战，接下来开始学医，不过从来没有真正从事医生职业。1883年他被任命为农业部的主药剂师，他很快就产生了一种坚定不移的信念，认为所有可食用的产品都应该标上标签说明它们所含的物质，这样公众才会知道自己买的是什么。这个想法非常合理——可能也是他整个职业生涯中唯一合理的想法。

伟利是个非常糟糕的科学家，极其固执己见，根本没有办法负责任何公共卫生部门。说他的试验是“业余水平”还算是溢美之词。这些试验不仅没有什么计划性，进行的时候还无可救药地存在偏倚：他对任何既定试验的结果如此有把握，以至于他只做那些他知道一定能得到他想要的结果的试验。有时候甚至连这些试验都得出了他不喜欢的结果，他干脆不理会这些结果。正如一位历史学家在1997年指出的那样，伟利对美国的反对服用麻醉剂运动方面的政策具有深刻的影响，因为他是第一个赞成“零容忍”立场的人，还是第一个通过“伪科学”来把丑化麻醉剂的科学家。

然而伟利真正的兴趣不在麻醉剂上，而在食物上。他最开始是着手“证明”安息香酸（水果中发现的一种天然防腐剂）有毒（其实没毒），从而使得它被禁用。他对这次的胜利洋洋得意，接着开始对更大的目标实施一系列越来越愚蠢也越来越令人难以置信的计划。伟利在实验室里的能力似乎完全可以与他在实验室外的能力相媲美：他是第三个在华盛顿拥有摩托车的人，却很快成为华盛顿第一个把车撞坏的人。

然而他能大显身手的地方，是搜集公众的支持。为了安息香酸的计划，伟利曾经召集了十二只天竺鼠，称它们我自己的“试毒小分队”，喂它们吃各种各样的垃圾来观察它们的反应。公众根本不知道他的试验方法有多么粗劣，对他的作法非常欢迎。试毒小分队！妙极了！伟利成为美国食物安全卫士，所有的报纸都在报道他，所以当保护公众免受药物里的危险成分的危害时机到来时，公众同样需要他。

尽管伟利不是个药理学家，他还是决定来对付江湖假药。从1902年开始，他开始制订一项法案，这项法案不是禁止麻醉剂本身，而是要求专利药生产商在药瓶上列出药里的所有成分。如果一种药里含有可卡因，那它必须明确说明它里面含有可卡因。这种作法实际上引起了很大争议：这些药关键的卖点之一常常就是它们的“秘密配方”。强迫他们揭示配方很可能会砸了他们的买卖（可口可乐发明之后的一年之内冒出了数不清的模仿可口可乐的产品，而可口可乐仍然保持着自己的秘密配方）。1906年二月，伟利向美国参议院提交了“纯粹食物与药品法”。议员们决定对它展开辩论。

碰巧正在这一关键时刻出现了一本书，促使参议院迅速通过了这个法案。《丛林》是一本揭露芝加哥的美国肉类加工产业内幕的书，作者是一个名叫阿普敦.辛克莱尔的信仰社会主义的改革家。书中详细地揭露了美国人吃的肉制品的真相，还披露了诸如此类的细节：屠宰场满地跑的都是老鼠，工人把抓住的老鼠同牛肉一起直接扔进肉类处理机里。公众怒不可遏，“纯粹食物与药品法”在参议院顺顺利利地通过，并由西奥多.罗斯福总统于1906年六月签署生效。

这对江湖假药产业产生了直接的影响。许多古柯制造商破产了：人们根本就不想喝什么振奋精力的补药，因为他们发现药瓶上写满了“毒药”这个词。一些厂家设法从配方里去掉可卡因，换上其他什么成分。另外一些厂家试图据理力争：安吉罗.马里亚尼于1906年声称马里亚尼葡萄酒里只含有“无限少的微量”可卡因，应该受到这项法律的豁免。他后来还辩解说，拿可卡因来代表古柯，就好像拿氢氰酸来代表桃子（氢氰酸是桃子上的小麻点中所含的毒素）。这是个空洞的比较，不过其实他说中了要害：把古柯产品同可卡因产品混为一谈是不公平的。

不幸的是，“纯粹食物与药品法”没有对那些含有大量可卡因的专利药和那些只含有微量可卡因的药物区别对待。伟利真正的敌人不是可卡因本身，而是那些不诚实的药商，因为他们闭口不提自己的产品里含有可卡因。他说：“我们不关心数量——数量多少绝对没有任何区别”。他错了。那些立法者不明白的是，古柯叶子以及由其制成的滋补品相对无害，因为人们通过服用它们而可能吸收的可卡因数量非常少。但是有一些可卡因专利药却含有数量相当多的纯可卡因，因此危险性极大：关键问题不在可卡因本身——而在剂量上。伟利似乎从来没有弄清楚这一点。

关键的是，“纯粹食物与药品法”也没能对禁止可卡因销售本身进行立法：一方面古柯酒和古柯兴奋饮料的制造者纷纷破产，另一方面人们仍然可以走到美国某个州的药店，不需要任何理由就可以买到纯盐酸可卡因。

“纯粹食物与药品法”成功了，因为它在一年之内取消了市场上大约三分之一的可卡因产品和古柯产品。然而它也失败了，因为被取消的这些产品并不是那些真正造成危害的产品。最先倒闭的就是那些生产低浓度古柯补品的公司，它们只有两条路：要么从产品里去掉古柯，要么抛弃这种产品。哪一条路都没有什么吸引力。那些原来计划着数不清的其他江湖假药的公司很快就放弃了可卡因：犯不着费这么大劲儿。

那些生意完全依赖着古柯的人发现自己有了麻烦。安吉罗.马里亚尼专门为美国市场引进了一种不含可卡因的马里亚尼葡萄酒，可是卖不动。与此同时，治疗感冒和哮喘的药在全国都卖得非常成功。制造商在药瓶上贴上了标签，提醒顾客里面含有可卡因，但还是和以前卖得一样好。

这项法案的确从市场上取缔了许多含有可卡因的媒介药物，然而它对真正的可卡因上瘾几乎没有什么约束力。可卡因瘾比较大的人根本不服用古柯补药——他们要么使用高浓度的鼻烟和喷雾剂，要么使用纯可卡因。显然，要把可卡因从街上赶走还需要施加更大的压力。然而伟利跑到一边忙着对付另一种有隐患的药物，咖啡因，所需的压力从哪里来呢？答案并不遥远。从世纪之交开始，在报纸和广播报道上开始了一场运动，这场运动最终导致美国人全面禁止可卡因。这次运动靠的是激发美国人最深的偏见——再捕获他们心低最深处的恐惧。他们的法宝就是种族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