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自《西哥蒙.弗洛伊德的生活和工作》，欧内斯特.何赛，1953

1884年四月的一天，弗洛伊德整夜未眠，照顾弗莱舍尔马克索夫。他洗着暖洋洋的热水澡，却处于绝望的痛苦之中。弗洛伊德后来在信中说他无法描绘那天夜晚的情况，因为这和他以前经历过的任何事情都不一样，就像是“奏响了每一个最深沉的绝望的音符”。可是就在那个可怕的夜晚，他有了个主意。

弗洛伊德首先注意到可卡因的一个原因，就是他也看过本特利医生关于可卡因可以治疗吗啡瘾君子的报道。他坚信可卡因是弗莱舍尔马克索夫唯一的出路，是在两个星期后。当时他去他可怜的朋友的寓所看他，发现门从里面锁上了，家里却没有人应答。弗洛伊德把门砸开，发现他的朋友“疼得几乎失去了知觉”。弗洛伊德建议弗莱舍尔马克索夫试试可卡因，绝望之下，他愿意试任何东西，“像个快要淹死的人那样抓住了可卡因”。效果似乎很神奇：反复服用几剂后，弗莱舍尔马克索夫的吗啡摄入量渐渐下降。

弗洛伊德现在变成了可卡因可以治疗吗啡瘾的支持者，开始在报纸和讲座中提到可卡因在这类病例中具有近乎神奇的功效，并推测说可能可卡因总有一天会清除所有的“醉鬼收容所”。他在来年向精神病学协会宣读的论文中谈到了对弗莱舍尔马克索夫进行的可卡因疗法，说这个过程仅仅花了二十天的时间，还说“没有出现可卡因上瘾的情况；相反，还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对这种药物的反感。”

但是没过多久，情况就大为不妙起来。到1885年四月，距弗莱舍尔马克索夫第一次尝试可卡因一年的时候，他的情况急转直下。弗洛伊德后来才知道他每三个月要用掉价值1，800马克的可卡因——等于每天用上整整一克的可卡因——而且还是静脉注射。他开始出现可卡因中毒的症状。先是昏厥和痉挛一阵阵发作，接着是举止越来越古怪。很快就出现奇特的错觉：弗莱舍尔马克索夫被一个念头困扰住：他觉得自己的皮肤下面有昆虫和蛇在爬，于是花上很长时间把自己关起来，专心致志地想要把它们都抓出来（这些触觉幻想是可卡因中毒的典型症状之一，就是我们今天所了解的——因为它们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晚期才被发现——“可卡因虫”）。

卡尔.考勒也目睹了弗莱舍尔马克索夫的痛苦经历，他这样写道，“我同他一起度过不止一个夜晚，看着他在妄想之中把想像中的虫子从皮肤下挖出来”。到六月四日的时候，情况危险了顶点，弗洛伊德再次培弗莱舍尔马克索夫度过了一个夜晚。他后来说这次经历是“我一生中最可怕的夜晚”。他立即写信给玛莎，警告她说他认为弗莱舍尔马克索夫可能染上了可卡因瘾，她在服用他寄给她的那些样品的时候要千万小心，以免同样的事情发生在她的身上。

在这么大的可卡因剂量的作用下，弗莱舍尔马克索夫经历的副作用——比他曾经经历过的吗啡的副作用还要严重得多——让他坚信自己必须得停止服药，可是他很奇怪地发现自己办不到。弗洛伊德无意之中创造了世界上第一个可卡因瘾君子。他更没有想到的是弗莱舍尔马克索夫现在不仅仅是服用可卡因：他又回到了吗啡身边，以很大剂量同时注射这两种药物。他发现——正如继他之后的许多人再次发现的那样——鸦片和可卡因可以混合得好极了，一种药物“升”恰好能抵消另一种的“降”。就化学意义而言，弗莱舍尔马克索夫是在一脚猛踩汽车油门，一脚死死踩住煞车，他发明出了“速度球”，即极其危险的可卡因和吗啡（或是鸦片）混合的鸡尾酒，这东西在下个世纪一度非常流行——也是让喜剧明星约翰.贝鲁西于1982年丢掉性命的那种混合毒品。

弗洛伊德最终明白了情况的严重性，他非常沮丧。那一年晚些时候他写道，弗莱舍尔马克索夫的身体对这种惩罚已经忍受不了多长时间了，他会——希望是在——六个月之内死去。其实他还要再忍受六年。弗洛伊德的后半生将一直把他悲剧性朋友的照片挂在书桌上方。

弗莱舍尔马克索夫可能是第一个染上可卡因瘾的人，不过很快就有了其他人。开始有谣言流传说有可卡因瘾的人因为渴望可卡因而发疯。这些流言在医学界传播得很快，因为瘾君子们通常都是医生自己（药剂师和牙医也损失惨重）。记者们在医学杂志上相互交换有关可卡因的恐怖故事。一个报道里说一位医生在可卡因的影响下“发了疯”，在大街上被逮捕。另一则报道更是令人担忧——由布鲁克林的JB马迪森提供——“一个医生想要给病人开份处方，结果却写信要州长来送自己去坐牢”。可卡因似乎能让你做出各种奇怪的事情来。可卡因有危险的消息在英国由《英国医学杂志》披露出来，这家杂志还刊登了自己的故事警戒世人：

来自美国通讯员的报道：

可卡因在这个国家几乎被用在一切事情上；但是我们已经发现我们治疗学宴会上的这朵甜美的玫瑰也长了苦涩的利刺。芝加哥的一个可怜的家伙（是个医生）由于急于想要研究出可卡因奇妙的特性，变成了一个瘾君子，还把自己和家庭拖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他自己服用可卡因不说，还给妻子和小孩吃，残忍地拿他们的身体来测试它的麻醉作用。他现在呆在救济院里，在那里他可能会很快结束自己的职业生涯。

《英国医学杂志》，1886年二月二日

整个美国的吗啡瘾君子都染上了可卡因瘾，而他们的医生由于以身试药也都上了瘾。可卡因瘾的浪潮席卷了美国的中上层社会。后来发现上可卡因瘾的人不仅仅有医生和牙医，还有他们的妻子。

十九世纪的科学家和医生们不明白为什么可卡因会让自己感觉这么好，同样，他们也不知道为什么可卡因会奴役自己。这时还展开了一场严肃的辩论，探讨可卡因究竟会不会有可能让人上瘾。这场辩论几乎持续了一个世纪——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时候还有一些顽固的科学家仍然坚持认为它不会让人上瘾。从表面上看，他们的论点似乎很合理，因为可卡因不像海洛因，服用者停药后身体上并不会引发什么明显的症状；可卡因服用者也不需要像有鸦片瘾的人那样进行冷火鸡疗法。同样，尝试这种药的人中只有比例很少的一部分人会继续下去而出现问题。这可能同可卡因的价格有关：由于可卡因很贵，人们一般只在特殊场合才用它，其间用得又比较有节制，因此很难上瘾。然而，在可以买得起大量可卡因的人中间，结果就完全不同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读到那么多名人有可卡因问题，而我们认识的人中间却一个也没有）。当价格跌到人人都买得起的时候，比如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美国出现的提纯可卡因那样，情况就发生了变化。可卡因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晚期和八十年代早期很稀罕——还很昂贵——稀罕到上瘾的情况真是非常少见。因此，医学界比较嬉皮的成员也许就得出结论说可卡因不会让人从身体上上瘾。他们勉强承认说，也许它会让人从心理上上瘾。不过要这么说，巧克力也会让人上瘾——让那些意志力薄弱的人上瘾。

为了人们不把这种让人上瘾的新物质的到来归咎于他，弗洛伊德为自己开脱时，用的也是这个观点。这简直是胡说八道。

可卡因的确是一种可以让人上瘾的药物。摆脱它魔爪的关键也正是赋予它魅力的那种分子。它就是多巴胺。在新泽西的布鲁海文，弗可夫博士解释了原因。

可卡因拦截大脑里的搬运工，提高与快乐相联系的区域里的多巴胺的浓度，因而会产生了强烈的阵阵快感。这就是常说的“上冲”感。然而，当可卡因最终从大脑系统退去，搬运工分子开始打扫多余的多巴胺的时候，快乐线路就停止了燃烧，欣快感便迅速消失。这就是常说的“崩溃”。由于“上冲”得如此猛烈，而紧接着就是“崩溃”，这一过程使得人情绪上发生更加深奥的变化。此外，因为你天然的多巴胺水平已经被耗尽了，现在你会感觉比用药前要更糟糕，而且还会产生强烈的想要再次兴奋起来的欲望。如此一来，你便会进入科学家所说的“渴望”的状态。当然，唯一能够把你的多巴胺分泌量提高到先前的水平，好让你感觉好些的东西，就是更多的可卡因了。威廉.巴若福斯在《一封头号瘾君子的来信》（1956）中指出：“对可卡因的渴望会非常强烈。我会整日整日什么也不干，只是一个药店接一个药店地拿着处方买可卡因。”

如果你有了更多的可卡因，会发现自己处于一种狂欢的模式中：服用可卡因，等它的药劲儿过去，渴望可卡因，接着服用更多的可卡因。这就像个反馈环：可卡因让你感觉非常好，所以你服得更多；药劲儿过去后剩下的多巴胺更少，所以你感觉很糟糕；所以你还得服可卡因好再次高兴起来。紧接着这一切的是这样一个事实：这种药是一种兴奋剂，这就是说服可卡因的人做大多数事情都倾向于比平常要快，无论是说话还是吸烟。不幸的是，有一件事他们也比平常做得快：服用可卡因。所以问题不断升级。

动物研究给我们演示了这种狂欢模式的运行方式。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晚期进行了一个著名的试验，用的是两组老鼠，一组可以无限制地得到可卡因，另一组可以无限制地得到海洛因，两组老鼠都可以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两组都没花多少时间就找到了药。不同之处在于，海洛因是一种镇定剂，老鼠吃了后就想睡觉，所以吃起来还有些节制。而可卡因是一种兴奋剂，起的作用刚好相反。两天之内，海洛因一组的老鼠的行动就形成了规律：吃海洛因，睡觉，四处溜达溜达，进食，吃更多的海洛因，再回去睡觉。与此同时，可卡因一组的老鼠在吃可卡因。这就是它们的所有活动。可卡因不会让它们感觉想要睡觉或是吃饭。只是使它们感觉想要吃更多的可卡因。当它们最终筋疲力尽倒下来的时候，才会暂时停止吃药，但是刚一醒来，它们就马上又开始吃起可卡因来。试验进行了一个月，最后海洛因一组的所有老鼠都染上了严重的毒瘾，不过相比而言还算健康：他们还在正常地进食，清理毛皮，喝水。可卡因一组的所有老鼠都死了。

不幸的是，我们还没有发明出一种科学的测试方法，来确定某一种特定的药物让人上瘾的程度有多高。不过，常见的确定一种药物上瘾潜力的试验是把动物放在笼子里，训练它们撞击拉杆来获得小剂量的药物。一旦动物明白只要撞击拉杆就可以得到一点药物，吃了后会感觉非常好，它们撞击拉杆来得到药物的次数就会增加。动物学会了更加频繁地撞击拉杆，撞击的次数会再次增加。这样继续下去，直到动物觉得得到的药物抵不上撞击拉杆花的力气为止——这样试验者就知道动物为了得到该药物愿意花上多大的力气。

在这类药物的上瘾潜力的测试中，可卡因总是胜利者。最近有消息说，一次试验中的一只黑猩猩为了得到一点可卡因，竟然撞击拉杆一万三千次，只好最终放弃了试验。无可否认的是，兴奋剂通常会在这种测试中产生最令人惊奇的结果，所以我们也许可以期待可卡因表现不凡。但是也不是非常好：一万三千次的撞击比其他人类已知药物作用下记录的撞击次数只不过高上百分之一百到百分之一百六。

另一次在密歇根大学进行的试验是让黑猩猩自由地获取可卡因。试验向人们展示了它们一旦明白怎么回事后，想要得到可卡因的心情迫切到什么程度。学会自己服用药剂后，黑猩猩马上对彼此和周围包括食物和水在内的一切事物都视而不见，在五天的长长的狂欢中只是服用可卡因，连觉都不睡。到这段时间结束的时候，它们变得如此激动，以至于有些黑猩猩把自己的手指都咬掉了。然而它们还是继续撞击可卡因拉杆。当发现它们显然宁可饿死也不愿放弃可卡因的时候，人们停止了试验。威廉.巴若福斯解释了这种感觉：

我们这时得到了一些C（可卡因）或是RX。把它注射到静脉里，孩子。你可以闻到它正在进来，你的鼻子和喉咙感觉清爽冰凉，接着一阵纯粹的快乐直冲向大脑，点燃了那些和C有关的区域——吗啡的快感体验在五脏六腑。打了一针以后你可以倾听自己的身体内部的快乐。但是C是穿越大脑的电流，C瘾是只有大脑参与的狂欢，不需要身体不需要感觉参与的快乐。受C控制的大脑就变成了“疯狂弹球游戏机”，在极度的电动兴奋下闪烁着红红蓝蓝的灯光——十分钟后，你还想再来一针。

《赤裸的午餐》，1959

诺拉.弗可夫在布鲁克黑文镇发现了另一个因素，也许可以解释这种可卡因引起的狂欢行为。她的PET对可卡因瘾君子进行了扫描，发现他们刚好位于在眼睛后面的大脑区域——就是人们所说的前额脑区底部——出现了奇怪的异常现象。一般认为大脑的这个区域决定着刺激物的重要性：决定任何既定时刻某一刺激物有多重要。你饿的时候，食物拥有第一位的优先权。你不饿的时候，食物就会被忽视。大脑里的某个地方必须对所有类似刺激物的价值加以判断。你今天晚上吃晚饭的时候，你的前额脑区底部就会不停地反复评价你目前的食物，将之按重要性先后排列，然后你吃饱了，它就会把优先权从“吃饭”转移到其他事情上去。这样你就会停下来不吃了。可是如果你的前额脑区底部受到某种损伤，结果就大不一样了。“如果你破坏了大脑的这一区域”，弗可夫说，“那么你就会一直吃下去。你无法注意到食物的重要性已经改变了。那些大脑的这一区域遭到破坏的动物就是这样：它们就只是吃啊吃。”

前额脑区底部的功能紊乱一直都与诸如强迫症——身体无法控制地重复进行某种活动而无法停止下来——这样的情况相联系。弗可夫的研究表明，滥用可卡因会对这一区域造成损害，从而指明这种药物控制瘾君子的另一种方法。“如果你扰乱这一区域，就会看到自己是怎样陷入某些类似的情形之中，例如服药不再能够带来快乐，可还是戒不掉。这就是为什么可卡因瘾君子们会告诉你：“现在已经不是为了找快乐。”——你明白这种情况会变得有多危险。

弗可夫的研究最近又在可卡因瘾君子身上发现了一项更让人警觉的倾向。她通过给捆绑多巴胺搬运工的化学物质甲基芬尼定——就像可卡因一样——加上标签，用扫描仪给它摄像，设法测量出可卡因服用者相对于非瘾君子的可能的多巴胺值。结果令人担忧。可卡因服用者不光是服药后不久多巴胺值异常低（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这会导致他们反复使用药剂），而且在上次服药三个月后，他们的多巴胺值还是异常低。可卡因通过人为方式大大提高他们的多巴胺水平，从而造成他们的身体的快乐系统因为使用过度而降低了敏感性。现在，其他可以产生多巴胺的刺激物（如巧克力，咖啡，冰啤酒）都不再能够使得他们释放出从前那么多的多巴胺了。对于服用可卡因的人而言，一切事物能够带给他们的快乐都减少了。一切事物，也就是说，更多的可卡因除外。

见过弗可夫几天之后，我碰巧遇上了另一位神经学家，哈佛大学的汉斯.布瑞特博士。和弗可夫一样，布瑞特也在给瘾君子们服用可卡因，可卡因劲儿上来时对他们的大脑进行扫描。不过，和弗可夫不一样的是，他的扫描仪要大得多，名字叫“磁振造影仪”，可以拍下大脑内部活动的运动中的画面，而不仅仅是及时拍下一张张单独的照片。但是当时他对可卡因本身并不感兴趣：他的目标要大得多。布瑞特在动机情感神经科学中心工作，过去一直（现在仍然）在寻找神经学的圣盘：人类动机本身的根源。可卡因只是个起点。

在人类所有决定的中心，存在一个负责的系统，将我们遇到的一切事物按照简单的轻重缓急的顺序进行分类。布瑞特七年以来一直在试图弄清楚这个系统是如何工作的：试图解释究竟是什么使得人们想做他们想要做的事情。为此，他将志愿者放进扫描仪里，给他们服用他认为能够促进强烈的动机反应发生的刺激物，然后监测他们大脑特定区域是如何做出反应的。在1993年这项研究开始的时候，布瑞特决定寻找涉及习得和奖赏的神经线路。“我们正在映射人类的动机线路，”，他告诉我，“这就是我们全部的目标，为达到这一目的，我们必须采取迅速却又卑鄙的方式，就是要看看牵扯到快乐本身的是什么——所以我们问，‘最有可能袭击这一系统的会是什么？劲儿最大的是什么？’可卡因。这是已知的最能让人上瘾的物质了”。

布瑞特召集了一批瘾君子，把他们放进扫描仪里，给他们通过静脉注射可卡因，药性发作后，让他们每一分钟都按照“上冲”，“欣快感”，“崩溃”和“渴望”来给自己的感觉划分等级。一开始，想到他也许会把我也放进扫描仪里，也给我来上点可卡因，我很激动，不过很快改变了注意，因为我听到了这个剂量有多大：“我们给他们的是狂欢派对式的剂量，”他说着话，咧开嘴笑了起来，“我是说，你和我——用上这么大的剂量，说不定马上就会得冠心病。”我那天不是特别想得冠心病，因此他告诉我说按规定他只能给登记在册的瘾君子注射可卡因，我也没觉得特别失望。

布瑞特从以前对动物的奖赏线路所做的试验中发现，他要找的是大脑边缘系统中的各种区域，即可卡因起作用时影响到那些区域。结果证明他的论断对极了。不仅如此，他还记录下了可卡因快感消失时大脑的反应——并指出一些可以解释“上冲”感产生的原因的区域同样涉及产生“崩溃”的过程。布瑞特第一次成功地拍下了活动中的人类大脑奖赏结构的画面。下一步要用不同的刺激物来重复这个试验，看看可卡因试验中看到的情况是不是同用其他奖赏试验的情况一样。等到我见到他的时候，他已经试验过赌博，吗啡和性吸引力，所有这些试验麻醉的都是大脑里的同一区域。

布瑞特发现的正是大脑接受感官刺激并决定该刺激是好是坏的机制。而可卡因的作用，便是影响这一机制。“涉及人类习得过程的就是这一大脑系统，基本上就是它在对我们说，“瞧，这种刺激非常讨厌；让我们知道它讨厌”，或是会说：“这种刺激很有好处；让我们知道它有益”，布瑞特说。“可卡因影响的恰好是这种习得信号——所以它强迫我们习得一种关于奖赏的新信号——非常强大的一种信号。”

他解释说，可卡因就是用这种方法劫持了大脑的动机系统。进行决定过程的整个等级结构被重新排序，诸如性和食物之类的传统奖赏方式被降格，可卡因被放在了最上层。要忘却这一结构也不容易。事实上这种忘却是在完全无意识的层面上进行的，这在许多试验中都已经得到证明。

如果你不断给瘾君子可卡因，与此同时像布瑞特那样持续监控他们的多巴胺水平，就会很快发现奇怪的事情：他们的多巴胺值在注射可卡因之前就开始往上窜。由于可卡因以上述方式作用于动机系统，大脑不光记录下了可卡因带来的愉悦体验，还记录下了与这种体验有关的所有的感官信息。就像巴普洛夫的狗一样，瘾君子下意识地记住了表示可卡因马上就要到来的指示物并做出反应——甚至在没有药物的情况下也会做出反应。对他们而言，可卡因具有如此优先的地位，重要到想到与之相伴的众多的其他任何刺激物，他们的多巴胺系统马上就剧烈活动起来。如果那时还不给他们用药，他们的大脑就会引发对可卡因的可怕的渴望——事实上就是告诉他们这件非常重要的东西不在那儿，他们最好想想办法。

任何数量的暗示都会提醒大脑想到可卡因——从瘾君子常常买可卡因的街道拐角，到看起来有点像可卡因的一小堆白糖或是面粉——都能引发这种渴望。其他的奖赏不是这样。都不同于可卡因。

“巧克力就不是这样，”布瑞特说，“巧克力本身也许是一个奖赏性的刺激物；性也是，同某个人聊得很痛快也是。这些都是奖赏。但是这些奖赏都不会改变大脑的神经化学性质。”

关于多巴胺，弗可夫也说过类似的话：你每一次服这种药，它都会强行把越来越多的多巴胺塞入这一系统，大脑再三领会到这才是快乐的感觉。其他一切带来的快乐都被降低了。因此大脑一直不停地在重新进行安排，将其他令人愉悦的刺激物产生的正常反应抛开——不重视它们。整个大脑被重新改组。

如果布瑞特和弗可夫没弄错的话，可卡因的确从根本上——在超越有意意志的层次上——改变了人的大脑，那么传统的“道德”权威的声音——告诉人们不要再使用可卡因，要是他们不听，就威胁他们——就没有任何意义。认为“这是违法的”的观点不可能产生任何作用：叫可卡因瘾君子不要使用可卡因，就像训练一条曾被打得半死的狗看见你扬起胳膊而不向后躲一样。服用可卡因不是由人的意识来决定的行为。毫无疑问，这些反应经过很长时间后是可以忘却的。只是不太容易。

布瑞特批评起那些把药物上瘾和缺少内部驱动力等同起来的人毫不留情，“持这样的观点的人会说，‘这同道德毅力有关’或是其他类似的话，这完全是毫无根据的胡说八道——我认为，用‘道德观念’和‘只要能说不’这样的话来谈论这件事的人，简直错得离谱。我差不多要说这种人就是白痴。他们根本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

让“可卡因不会让人上瘾”的观点见鬼去吧。

当然，对药物上瘾得出这些解释的科学同十九世纪晚期的那些走在前面的外科医生之间还隔着十万八千里远，他们当中的许多人由于用可卡因作实验而染上了毒瘾。此外，承认染上药瘾是件很令人尴尬的事，许多上瘾的病例无论如何都被迅速隐瞒了起来。其实，他们掩盖得是如此成功，以至于直到世界上最杰出的一位外科医生威廉.奥斯勒爵士的私人日记泄露给新闻界之后，当时最著名的一宗病例才在一个世纪之后暴露出来。

奥斯勒是剑桥大学的高级医学教授，1919年去世时把自己所有珍贵的医学藏书都遗赠给了加拿大的麦基尔大学。他的藏书里有一个皮面装订的小册子，用一把小巧玲珑的银钥匙锁着，看上去也没有书名。奥斯勒称这本书为“历史的秘密”，并告诉他的图书馆理员威廉.弗朗西丝说，书里的内容直到1989年才能公开。这本书由奥斯勒本人亲笔写成，记录的是巴尔的摩的约翰斯·霍普金斯医院基金会的内幕，里面还包括令人大为震惊叙述，讲述的是该基金会四个创始人之一，“现代外科之父”的威廉.霍斯德医生的亲身经历。

霍斯德也许是他这一时代最有才华的外科医生，是全体美国人的英雄。他曾是耶鲁大学足球队队长，1870年开始行医，非常有名气，1889年一群赞助人决定建立约翰.霍普金斯医院的时候便聘请了他和奥斯勒来领导外科。接下来的三十年中，这两个外科医生一起奋斗在外科领域的最前沿，直到今天，霍斯德还因为最先提倡在外科手术中使用橡胶手套而为人们所怀念。

他于1884年23岁的时候成名，因为他当时发明了神经阻断麻醉法，这种方法是以特殊的方式将可卡因注射到神经细胞周围的区域，使得沿着这条神经的部位产生局部麻醉。卡尔.考勒发现可卡因可以用作局部麻醉剂，但只是用在眼部，嘴部和鼻腔内部的粘隔膜部位；运用神经阻断术，霍斯德可以将可卡因用在身体的任何部位。然而，他在完善神经阻断术过程中染上了毒瘾（有人认为他是美国第一个染上可卡因瘾的人）。到1886年的时候，他的毒瘾大到一天需要两克可卡因，状态也差到不得不完全放弃行医。紧接着，他神秘地失踪了。

实际情况是，他的一个朋友威廉.威尔奇绑架了他。这位朋友租了艘帆船，雇好了船员，把他放在了船上，强迫他踏上前往迎风岛的旅途，试图治愈他对可卡因的依赖。六个月后回来时，他似乎成了惊弓之鸟，正如他的一个学生后来回忆的那样，“才华横溢，性格开朗外向的他似乎不再才华横溢，性格开朗了”。他住进了罗德岛州的巴特勒医院，试图完成他的戒毒过程再干干净净地出来。可是，等到他1889年住进约翰.霍普金斯医院的时候，人人都知道他“很奇怪地改变了许多”。没有人真正明白为什么。

然而，这个带着银钥匙的皮面的小册子会揭开这一切的真相。尽管按要求图书馆理员必须等到1989年才能公布书的内容，他还是在1958年就决定出版它，因为书中提到的每一个人都已经不在人世了。不过，他自己第二年也去世了。这本书的内容最终于1969年刊登在《美国医学协会杂志》上。奥斯勒在书中写到1893年前后的事情时披露说，霍斯德设法治疗自己可卡因瘾的方法，不过是用另一种麻醉剂：吗啡来替换可卡因。正如弗洛伊德的朋友弗莱舍尔马克索夫从吗啡转移到可卡因，霍斯德从可卡因转移到了吗啡。正是吗啡和可卡因的混合物改变了他的性格。

奥斯勒还揭示了更深层的情况：大约1890年的某个时候，他注意到霍斯德出现严重的战栗，马上意识到他其实已经染上了吗啡瘾。在他的追问下，霍斯德承认了一切。他说，戒掉可卡因瘾太难了，他还发现要摆脱掉吗啡瘾也简直不可能，一天最少也得三克。威廉.霍斯德也许是他同时代最才华横溢的外科医生，后半生一直没能摆脱掉毒瘾。他在一封信中提到自己并不是唯一的一个：“我们在自己身上作实验——给神经注射可卡因——的过程中，可怜的豪尔和我另外两个助手也都染上了可卡因瘾。他们至死也都没能恢复过来——”

整个美国出现了众多的药物上瘾的病例，这要归咎于可卡因治疗吗啡瘾有效的传言。然而，就像弗莱舍尔马克索夫的例子那样，用可卡因治疗吗啡瘾只不过是暂时拿一种让人上瘾的药来替换另一种，结果常常是受害者对两种药物都产生极大的需求量。

但是这种谣言是从哪儿冒出来的？其实这种看法并不像我们今天听起来那么愚蠢。人们在十九世纪晚期对药物对身体的作用几乎没有什么了解。可是他们知道吗啡是一种强效镇定剂，而可卡因是效力同样强大的兴奋剂。于是人们就推测，后者的刺激作用也许可以抵消前者的镇定作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时候，类似的误导性的理论导致了为有海洛因瘾的人注射安非他明的作法——从而引发了全世界都要品尝一下非法的“安非他明”的滋味）。很容易犯的错误，你也许会这么想。但是这真的是个错误吗？

1995年，在德国的特宾根大学，奥布瑞特.黑斯克姆勒揭示了这个故事更为阴险的一面。有关可卡因能有效地戒除吗啡瘾的报道源于《治疗学学报》。黑斯克姆勒发现，这份杂志完全归底特律的派德制药公司所有。事实上，《治疗学学报》与其说是一份医学杂志，不如说是全美国医生的免费时事通讯——一份唯一目的就是给派德制药公司的产品作广告的杂志。猜不到吧，派德公司是美国唯一一家生产和销售可卡因的公司。同古柯历史上的几乎每一次重大事件一样，与其说它与可卡因本身有关，到不如说是与一样比它阴险得多的东西有关：金钱。可卡因能治疗鸦片瘾的整个故事从头到尾都不过是一系列的谣言，是一场精明的销售战的骗局。作为广告，它效果好得令人吃惊；可是作为医学报告，它完全是伪造的。

弗洛伊德一开始研究可卡因的时候，首先在“首席外科医生办公室”的索引条目——一一个全面列出美国出版的报纸上的有关任何题目的报道列表——下查询“可卡因”。他在这里发现了刊登在《治疗学学报》上的许多文章，他并不知道这些文章不符合医学逻辑，于是照单全收，丝毫也没有怀疑其可靠性。他在《关于古柯》一文中引用了七篇文章来证明可卡因能够治疗鸦片瘾。所有这些文章都出自《治疗学学报》。当1885年四月派德公司找到他，提出给他24美元，要他对他们的可卡因进行书面认可的时候，他甚至还是没有起疑心。他拿了钱，对他们的一些产品做了测试，得出结论说这些产品同默克公司的产品一样好，这样一来，他就是在用自己的名字来支持派德制药公司。他接受了他们的建议，把自己拖进了这趟混水。

1885年弗洛伊德的一个同事阿尔布莱特.艾伦麦尔在德国的一家医学杂志上提出了自己的担忧，警告说可卡因上瘾的危险是真实存在的。弗洛伊德拒不承认这一点，但是到1886年初的时候，有了弗莱舍尔马克索夫的经历，就连他也不得不承认，有某些颇具决定性的证据证明可卡因可能会有危险。但是，他争辩说只有注射可卡因才会上瘾，而他从来没有建议任何人注射它。这不是真话：他在1885年特别建议说“以每剂0.03克到0.05克的剂量皮下注射可卡因，就不用担心药物会积聚起来”。这一点被他悄悄地掩盖了。朋友和可卡因的支持者们都在帮助他：他的老同事奥博斯坦勒在哥本哈根的会议上进行了英勇的抵抗，亚伯拉罕.林肯手下的前军方外科首席医师威廉.哈默德（他本人也是个坚定的可卡因狂）在《纽约医学杂志》上写了一篇文章，说可卡因并不比咖啡或是茶更有害，他也从来没有听说过一个真正可卡因上瘾的例子。在纽约神经学协会的一次会议上，他十分轻视关于可卡因会上瘾的传言以及上瘾引起的过激行为：

我在四个不同的日子给自己注射了可卡因。先生们，那些可怕的反应我一点也没有，也没有进行任何暴力行为的倾向；嗨，我甚至不想去实施谋杀！

引自《奇异古柯》，肯尼迪

其他医生并不觉得有什么好笑。随着越来越多的瘾君子的出现，一个强大的反对可卡因的组织出现了，他们认为过量服用可卡因比服用吗啡害处还要大。可卡因让人感觉非常快乐，所以人人都喜欢它，要得更多，这与吗啡可不一样。还有一点不同于吗啡的是，可卡因不需要用注射器，因此使用起来更容易——导致人们更快地上瘾。与此同时，人们知道吗啡瘾君子用药的同时还可以过着比较正常的生活，而可卡因瘾君子似乎只能发疯。1886年五月，艾伦麦尔发起了对可卡因最恶毒的攻击，他尤其指责弗洛伊德释放出了继鸦片和酒精之后的“人类第三大灾难”。到了这时，医学新闻界携起手来反对可卡因瘾，《纽约医学记录》引用了圣路易斯城的查尔斯.H—修伊的话，大意是说“可卡因瘾比吗啡神经症害处还要大，它是频繁用药的必然结果，它的奴役比鸦片的奴役要残暴得多”。现在就连弗洛伊德也希望自己从来没有听说过可卡因。

发现局部麻醉剂的荣誉属于考勒，然而出了问题，承担过错的却是弗洛伊德。弗洛伊德的判断极其值得置疑：要么是他的研究完全不计后果，要么就是他根本没有资格如此毫无保留地推荐一种危险的新药。他给一个病人用上大剂量的可卡因，结果病人马上死去——他后来写道，这是一次招致“严厉批评的”事故，——这时他的情绪就更加低落了。到1887年初的时候，他在《维也纳医学杂志》杂志上发表了有关这种药物的最后一份报告，报告里引用了很多哈默德的话。他同意可卡因有毒的说法，但认为只是在注射时才有毒——再一次，论文的参考书目里忽略了那篇他专门推荐过这种作法的文章。他坚持认为可卡因在戒掉鸦片瘾的过程中很有用。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正确，他还声称可卡因只会让某类性格软弱的人上瘾。除了那些不幸的前吗啡瘾君子，“可卡因没有制造一个受害者，没有一个单因为可卡因受害的人”。尽管如此，他还是很清楚事实真相，后来他的文章称1887年“是我一生中最失败最黑暗的一年”。他1885年三月的那篇建议人们“毫不犹豫”地注射使用可卡因的论文从来没有出现在他已出版的论文集中，他把自己的那份底稿也毁掉了。此后，弗洛伊德再也没有发表有关可卡因的文章，似乎完全放弃了这个课题。事实并非如此——我们走着瞧吧。

古怪的是，弗洛伊德对可卡因的使用会在100年之后产生轰动效应。为了纪念他建立精神分析学一百周年，华盛顿的国会图书馆决定举行一次专题展览来庆祝他一生的成就。展览包括一个名为“可卡因趣事”的专题，部分展品是从曾经属于卡尔.考勒的一堆旧书稿中精选出来的。这些东西是考勒的女儿在1969年从一个缎带系着的纸盒子中发现的，她还因此给《心理分析季刊》写了篇有关她父亲发现局部麻醉剂的文章。1995年她把这些东西遗赠给了这家图书馆。

然而图书馆馆长不知道的是，盒子里的东西并不仅仅局限于文字材料：考勒还在盒子里给后人放了件小小的有关他的发现的纪念品。因此，第二年三月份，当一个研究员手捧着一个上面有考勒手写的德语题字的小信封走来的时候，手稿阅览室的部门主管不由大为吃惊。这个研究员把题字翻译了出来：“我于1884年八月用来进行第一次可卡因试验剩下的第一剂可卡因”。第一个信封里面还有个小信封，上面用另一种笔迹写着：“分两次服用”。里面还有一小块纸，打开一看——是一小撮可卡因。

在国会图书馆的阅览室里发现了可卡因，这可能是任何地方的任何图书馆所能发生的最令人兴奋的事情了。部门主管喊来了图书馆的总监察员，总监看了一眼，意识到自己看到的是一小堆麻烦，便马上给FBI（美国联邦调查局）打电话，FBI火速赶来，接管了这个信封。分析之后发现，信封里的可卡因过了这么长时间已经失去了药性，于是调查局便很周到地把信封还给了图书馆，直到今天它还躺在手稿部的书库里。也许弗洛伊德观当时就在上面某个地方注视着这次惨败，禁不住哈哈大笑。

尽管可卡因具有危险性的名声越来越大，可是公开销售并没有停止。围绕着这种药产生了如此多的激动情绪，以至于不仅制药公司和东奔西跑的销售商支持人们使用它，在英国还有外行群体为它作广告——最著名的便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侦探，夏洛克.福尔摩斯。

福尔摩斯使用麻醉剂的消息最先出现在《波西米亚丑闻》（1886）里。华生说“可卡因和野心在他身上交替更迭”，还让人摸不找头脑地提到“这种药让人昏昏欲睡”。大概福尔摩斯的创造者阿瑟.科南道尔爵士本人此时还没有尝试过可卡因，只是知道有人最近发现它可以作麻醉剂，便以为它和吗啡一样有镇静作用。这种错误他不会犯第二次。我们在后来的故事里发现福尔摩斯为了打发无聊服用可卡因。正如他自己说的那样，

“我认为这药对身体没有好处。可是我发现它具有卓越的刺激作用，还能清醒头脑，所以它其他次要的作用就关系不大了——我的大脑，”他说，“最厌恶停滞不动。给我问题，给我工作，给我最深奥的密码，或是给我最复杂的分析，才能让我处于适合我自己的状态。我可以不用人工兴奋剂。但是我痛恨单调重复的日常生活。我渴望精神上的兴奋。

《四签名》（1890）

人们一直以为身为眼科医生的科南道尔最早听说可卡因是在考勒最初的论文发表之后，从狂热的医学新闻界上了解道的，但是事实并非如此。其实他对可卡因的了解已经有一段时间。科南道尔在爱丁堡大学学医，师从十九世纪最伟大的一位毒物学家，罗伯特.克里斯蒂森爵士——正是那个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拿古柯做过登山试验，试验结果刊登在《英国医学杂志》上的克里斯蒂森。毫无疑问科南道尔认识他。事实上，自传作家们常常说他是福尔摩斯本人的性格背后的影响因素之一，至少影响了他的一些显著特点（对毒药着迷，天性一丝不苟，具有丰富的法医知识）。有些人甚至提出克里斯蒂森可能就是福尔摩斯的死对头莫里亚提的原型。科南道尔写作的时候第一轮可卡因上瘾的情况还没有出现，所以在他看来，福尔摩斯的业余爱好就算是有些古怪，也没多大坏处。福尔摩斯很无聊，可卡因似乎治疗起无聊来非常有效。长期服用可卡因有毒的消息当时并没有广泛公布出来；接下来的一年左右时间还是不会公开。在此之前，世界上最伟大的侦探继续服用可卡因。

夏洛克.福尔摩斯不是第一个在可卡因上找灵感的文学形象。1971年刊登在《美国医学协会杂志》的一篇文章让我们了解到另外一宗——也许还要更加出名——在文学作品中使用可卡因的例子，它把全世界的读者的魂儿都吓掉了，同时也令人难忘地记录下了可卡因的刺激作用以及带给人灵感的作用。事情发生在另一个英国作家，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身上。

史蒂文森小时候从母亲那里传染了肺结核，一生都在生病，可是到1884年的时候，他病得更厉害了。事实上，他的病重到医生命令他带着家人住到伯恩茅斯去，因为那里新鲜的海洋空气对他的肺有好处。他的新医生托马斯.斯科特对他的身体状况非常震惊，命令他卧床静养，绝对什么都不能做，连说话都不行，免得出现“肺部大出血”。可是史蒂文森需要钱，出版社也在等着他的下一本书。到1885年夏的时候，情况变得非常可怕。

长期以来，史蒂文森都想写一本有关人性两面性——人内心善与恶的交锋——的小说，但是他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叙述方式。现在他连话都说不成，躺在床上，一天比一天更灰心。一天夜里，妻子范妮忽然被他的声音吵醒，发现他在睡梦里呜咽：他作恶梦了。她唤醒他，他却因此对她大为光火：“为什么叫醒我？我刚有了个很棒的恐怖故事！”这个梦显然对史蒂文森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因为第二天早上醒来，他就开始了写作。他写啊写。他不睡觉，一步也不离开桌边。他写啊写。事实上，他写得非常快，三天里就写出了长达八十五页整部小说——平均一天写近三十页。这是项惊人的成就——尤其是对他这种身体状况的人而言。

三天过后，史蒂文森把小说手稿交给范妮，征求她的看法。她下午把手稿送到他那儿，告诉他说自己觉得应该再多点寓意。半个小说后她回到楼上，吃惊地发现他坐在床上，盯着壁炉里的一堆纸灰发呆。他把整部稿子烧掉了。他不理会妻子的抗议，又回过头来工作，又一次三天之内写完了小说。范妮谈到：

这本小说涉及的工作量令人瞠目结舌；一个像我丈夫这样的健康状况的病人竟然能在六天之内独自写下了60，000字，这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的奇特病例”，《美国医学协会杂志》，1971年四月五日

这本书交给了出版社，第二稿就直接送去印刷。等到下一周斯科特医生来给史蒂文森例行检查的时候，发现上次还病得连话都说不了的这个人竟然在床上坐了起来，对着他傻笑：“我写了一本耸人听闻的通俗小说”。什么书？就是《化身博士》。

史蒂文森这样一个身体虚弱得连话都说不了的病人，怎么会写得这么多，这么快？他是如何做到六天六夜不合眼的？为什么《化身博士》的写作风格同他其他的作品截然不同？也许因为他写作的时候服用了可卡因。可卡因可以带给他精力，驱动力和连着熬上六个通宵的狂热劲儿。最重要的，是这本书的主题：哲基尔博士是个医生，他发现一种神奇的药物，可以把自己变成一个完全不同的邪恶的人——海德先生。哲基尔是个生活严谨的人，海德是个纯粹的坏蛋，胆大妄为，干尽哲基尔从来没有尝试过的一切坏事。海德最终把一个老人打死了，却一直都隐藏在受人尊敬的哲基尔博士的身体里。

奥斯卡.王尔德后来这样写道，“哲基尔博士的转变读起来让人感觉很危险，很像是《柳叶刀》上的试验”。他只说对了一部分：它不只是像《柳叶刀》上的试验，明说了吧，难道听起来不像是可卡因试验吗？

史蒂文森当然尝试过吗啡，因为斯科特医生曾经给他开过吗啡，但是我们并没有找到任何关于他服用可卡因的记录。《美国医学协会杂志》上的这篇文章的作者指出，有力的间接证据足以让人们有信心地认为是可卡因给了他写这个故事所必须的精力。但是不止如此。她在研究撰写这篇文章的过程中，曾经给范妮.史蒂文森的儿子写过信，问他这种情况实际上有没有可能。他知不知道自己的继父是否用过这类药？就在文章发表之前她收到了回信，没办法把这个内容加进文章里，不过还来得及加上个脚注。不，他不知道继父写《化身博士》的时候是不是服用了可卡因，不过他的确想起了一件事：他母亲一直极度关心史蒂文森的健康，所以总是喜欢读《柳叶刀》，想看看里面能不能找到对他有用的新的治疗方法。

“我妈妈简直就粘在了《柳叶刀》上——这是世界上她最不该读的东西，因为这本杂志是为任何想要愚蠢地试图涉足高技巧领域的外行准备的”，可是她还是一直在读它，“想要同医学发展保持一致，以便找到任何也许能够帮助史蒂文森的蛛丝马迹”。

《化身博士》写于1885年十月。那一年英国的医学报纸一整年都淹没在各种有关这种从一种已知的兴奋剂古柯中提炼出来的神奇的新药可卡因的报道中。那年的冬天光《柳叶刀》就刊登了22篇关于可卡因的报道。可卡因真的提供了《化身博士》背后的灵感和动力吗？也许我们永远也无法知道。不过这难道不是非常可能吗？

正如哲基尔的神秘药物最终夺去了他的生命，他同时代的夏洛克.福尔摩斯也很快发现自己陷入了可卡因的麻烦之中。华生有一次告诉我们说，福尔摩斯整整三个月每天注射三次可卡因，结果他的胳膊和手腕处“布满了数不清的针眼针疤”。他显然不赞成福尔摩斯服用可卡因，还提醒他戒掉药瘾，但是他除了说这也许会导致福尔摩斯“身体永久性虚弱”之外，也找不出什么非常有说服力的理由来。华生在1888年没有提醒福尔摩斯可卡因有上瘾的危险，或是提醒他可卡因有毒，这一点非常合理地说明科南道尔自己也没有意识到过量服用可卡因的危险，或是对此不太在意。如果他对可卡因有这么多了解，那他就会认识到任何三个月来每天静脉注射三次可卡因的人都已经染上了极重的毒瘾。

尽管科南道尔没有这么说，许多福尔摩斯评论家还是从这位世界最伟大的侦探后来的冒险经历中找到数不清的蛛丝马迹，从而得出这样的结论。这样长期持续使用可卡因，再加上华生离开了他（结婚了），福尔摩斯显然陷入了绝望和——也是更危险的——无聊的泥沼之中。据说他服用可卡因达到了渐渐出现妄想症的程度。正如弗洛伊德的朋友弗莱舍尔马克索夫开始感觉到自己的皮肤下面有虫子，福尔摩斯也开始觉察到所有的事物中都有犯罪活动发生。可卡因让他坚信——如果大多数人用了足够的可卡因的话，都会相信——他周围有有关巨大的错综复杂的阴谋，但是只有他才能看到。根据评论家的说法，福尔摩斯1890年消失在莱辛巴赫瀑布前的最后一次冒险，《最后一案》，正是他的妄想症发展到很深程度的例子。

《最后一案》的故事围绕着一个罪犯头头展开，他狡猾得连福尔摩斯都无法跟踪他。当然，华生很幸福地对此一无所知。直到四月二十四日下午，他疯狂，激动——身体消瘦——的前同事兼朋友意外来访。福尔摩斯冲进房间，马上要求关上百叶窗，迅速在屋里飞奔了一圈，检查是不是都关好了。问他为什么这样，他承认说自己害怕有“气枪”袭击，也没有解释什么，就告诉华生说他不能走前门，必须从后面的花园翻墙走。接着他的妄想症露出了端倪：

“你也许从来没有听说过莫里亚提教授？”他问。

“从来没有”。

“唉，真是见了鬼了！”他叫了起来，“这个人渗透了伦敦的每一个角落，却竟然没有人听说过他——”

福尔摩斯的幻觉同所有妄想症的阴谋理论一样，具有两个典型特征：阴谋复杂得可怕而且很重要；整个世界都很幸福地丝毫没有注意到它。福尔摩斯证实了这个看法：他妄想出了许多有关这个难以捉摸的幽灵般的莫里亚提的细节：

“多年以来里我一直都意识到这个犯罪分子后面隐藏着某种力量，某种深藏不露的组织力量，它永远挡着法律的道，庇护作奸犯科的人——他是罪犯中的拿破仑，华生。他是这个伟大的城市里一半的邪恶和几乎所有未被发现的罪恶的始作俑者。他是个天才，哲学家，抽象思维思想家。他有第一流的大脑。他呆在那儿一动不动，就像个蜘蛛坐在它的网中间，但是这张网有一千条射线，每一条射线的每一次轻微的颤动他都了如指掌。”

《最后一案》，科南道尔

值得指出的是，除了福尔摩斯外从来没有人正经八百见过莫里亚提。在此基础之上，再加上我们已经知道福尔摩斯此前已经染上了可卡因瘾——还有他后来回来后不再使用这种药——便可以提出这种看法，即实际上莫里亚提并不存在，他只不过是这个让可卡因弄坏了脑子的侦探想象出来的人物。就像别的瘾君子从皮肤下面抓想象中的虫子一样，福尔摩斯在抓他凭空想象出来的敌人。

换个角度来看，这个故事还可以当成个寓言来读：瘾君子福尔摩斯被他阴森森的死对头莫里亚提追踪，而莫里亚提或是代表可卡因，或是代表毒瘾本身。福尔摩斯两年半后回来，他的身体健康得多，也不再服用可卡因，这就说明华生对他在瑞肯巴奇瀑布失踪的叙述是误传，是想要对公众隐藏真相：也就是说福尔摩斯是离开英国道瑞士的某个地方戒毒去了。人们无法确定到底是哪个疗养院（尽管一部新福尔摩斯小说《百分之七的溶液》中提到，福尔摩斯得到当时世界级的可卡因专家西哥蒙.弗洛伊德的亲自治疗）。这次失踪回来之后，华生还是很担心福尔摩斯的安全会受到这种药的威胁：

我开始害怕这种无所事事的时期，因为经验告诉我，我同伴的大脑异常地活跃，如果不给它什么东西琢磨是很危险的。我多年来渐渐让他远离了这种一度威胁到他杰出的职业生涯的疯狂的药物。现在我知道，正常情况下他不再渴望这种人为的刺激物，但是我也非常清楚，撒旦并没有死去，不过是睡着了——

《失踪的中卫》

据推测福尔摩斯还是重新回到可卡因身边，致使他再一次被迫离开犯罪调查工作——就是著名的从1895年十一月到1896年冬天这“失踪的一年”，接着他故态复萌，于1897年三月到1898年夏天再次没有解释就失踪了，当时华生说带他去康沃尔进行“修养治疗”，但是没有提供更多的细节。福尔摩斯最终早早隐退，定居在撒希克斯，最终摆脱了可卡因，经常游游泳，拍拍照片。没有证据表明他后来是否旧病复发；也许这位世界上最伟大的侦探最终吸取了教训。

夏洛克.福尔摩斯并不是唯一一个理应明白是非不让自己冒可卡因之险的人。因为随着第一轮可卡因上瘾的浪潮席卷西方，吗啡瘾君子，医生和专业人士都幡然醒悟的时候，另一个人——完全熟悉这种药的种种危险的人——仍然同可卡因纠缠不清。这个人已经有了一次从可卡因那里死里逃生的经历，但是他早期的职业生涯似乎还是奇怪地与可卡因交织在一起。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可卡因给大多数医生制造了数不清的问题的时候，单就这个人的经历而言，它也许最终要对他最重要的发现，也是二十世纪科学中意义最重大的活动负责。这门科学就是精神分析学，这位科学家就是——还是——西哥蒙.弗洛伊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