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格尔登.莫尔提默ＭＤ的《印加人的“神圣植物”古柯的秘鲁史》一书是人类已知的最强有力的镇定剂。我现在明白了这一点；不过当时并不知道。在图书馆里呆了八个月后，我开始感觉有什么地方很不对头。

莫尔提默令我生疑：他这本书枯燥得折磨人，却又如此有条不紊，还伴随着错综复杂的前后参照，他怎么能写得这么轻松随意，意味盎然？这可说不过去。举个例子，让我们来看看第三页的第五段：

尽管别人可以指明道路，但是仗还是必须得大家自己打。对我们每一个人而言，这世界也许看起来就像我们为自己塑造的那样——作曲家维勒把这个思想表达得非常有诗意，他说：“世界只存在于我们的心灵和观念里”。这种塑造如果是由虚弱的双手来完成，或是受到混乱的大脑的影响，那它可能并不总是很对称。一种敏感的想象，如果音调调得很尖利，会在不和谐的环境中发出刺耳的声音，而如果这是一种已知的无能造成的，那将显得更加明显地刺耳。

《印加人的‘神圣植物’古柯的秘鲁史》，威廉.格尔登.莫尔提默ＭD

这家伙吃了什么药？我愿意冒险猜上一猜。随着我艰难地啃完这本书，有一点也随之越来越明显：莫尔提默对古柯和可卡因的热情并非建立在科学事实的基础上。慢着，它的确建立在科学事实的基础上，可是还加上了其他的东西。我第一次真正意识到这一点，是在仔细查看书的卷首插图页，发现莫尔提默把这本书献给了马里亚尼葡萄酒的发明者安吉罗.马里亚尼的时候。为什么？莫尔提默是古柯葡萄酒迷？还是说他就是个替人捉刀的傀儡，是马里亚尼找来的二表弟三表哥，专门来鼓吹他的酒和酒里的成分的？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莫尔提默是个古柯的狂热爱好者——也许还是可卡因爱好者——而且，也许因为这一点，他才培养了那种强烈的渴望，酷爱描写那些让人头皮发麻的细节，这才写出了那种枯燥无味得折磨人的东西，折磨得石灰能从墙上吱吱往下掉，折磨得屹立了几千年的罗马式拱顶开始呻吟，不再硬撑着，干脆倒塌下来。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早期，游离盐基可卡因的使用者对此会十分习惯：这是一种典型的伴随着过量服用可卡因而出现的特点——对细节表现出超乎寻常的兴趣，无意义的重复，注重细枝末节。积习成癖的可卡因瘾君子所有的症状在莫尔提默的作品中都暴露无遗。那他是个可卡因瘾君子吗？还是说他不过是个维多利亚风格的作家？

莫尔提默并没有详细讲述弗洛伊德的故事。也许他对此了解不多。他应该有所了解，因为可卡因作为娱乐药剂出现，如果要找一个人来对此负责的话，那就是弗洛伊德。当然，回到1897年莫尔提默写作的时候，这个角度并没有那么吸引人，原因很简单：弗洛伊德当时还很不出名。还有一点，那就是这个故事实在是非常有趣——一定是这个特点让他不愿写下这个故事。

莫尔提默没有兴趣，我可是被吸引住了：弗洛伊德——一个医生，心理分析学的创始人，一个十九世纪的全面发展的不爱说话的小子——为什么要对二十世纪最嬉皮的麻醉剂的出现负责？我转而向欧内斯特.何赛1953年的那本厚重的自传求助。何赛羞答答地给这一章起名为“可卡因趣事”，他似乎认为这一切的开始要追溯到弗洛伊德早年在大学里做研究的经历。我对这一切毫不知情。我从来没有想到弗洛伊德上过大学。我的意思是，显然他上过大学——我只是从来没有多想弗洛伊德的受教育情况。想想看，我对弗洛伊德真的是一无所知。

我赶紧翻到前面两章，他早年的工作让凯斯.理查德夜晚在外度过的时光过得可真是快活消遥，我想了解这个家伙的生活。

弗洛伊德夫妇雅各布和阿玛利亚于1860年搬到了维也纳。大儿子西哥蒙在学校非常聪明，很有希望以后成就一番大事业。他是大儿子，最受父母宠爱，也是家里唯一一个拥有自己卧室的人。他很快就在卧室里把他压倒一切的热情所在——书——直堆到天花板。他对知识的渴求是如此之强烈，以至于他常常在自己房间里吃饭，好多留点时间来读书。

1873年他决定成为一名医生，于是来到维也纳大学，作为一名搞研究的学生在厄恩斯坦.布鲁克教授的实验室工作。他在那里爱上了医学研究。他开始涉及新的神经科学的研究，花上很长时间研究小龙虾和其他软体动物的神经细胞。他最终脱颖而出，只不过其成就有点让人拿不准：他成为第一个找到美洲鳗的生殖器的位置的科学家（如果有什么科学研究算得上比较要紧的话，这也算一项吧）。毫无疑问他是个才华横溢的学生，他的成名似乎只是时间的问题。也就是说，不同寻常的计划之外的事情发生也只是时间的问题。

1882年四月的一个晚上，弗洛伊德回到家，正准备消失在自己的房间里去继续自己的研究，忽然听到餐厅里传来的说话声：他妹妹请了几个朋友来喝茶。其中有两个女孩他不认识，玛莎和米妮.伯内。弗洛伊德上楼梯的时候透过开着的门扫了一眼，看到了玛莎。玛莎正在削苹果，碰巧也在这一刻抬头看了一眼。她小他五岁，个子不高，长得娇小玲珑，人也聪明得要命，她吸引了他的目光。只需要一眼就够了。在家人的惊愕的目光中，他走进了餐厅，坐了下来，并进行了自我介绍。就单身汉弗洛伊德而言，一切都结束了。两个月后他们定了婚。

玛莎的家人并不同意这门亲事。弗洛伊德家既没有钱也没有名望，尽管他们自己也不是非常富裕，但是他们出自一个倍受尊重的家族。为了体面些——可能还希望玛莎能够找到更符合条件的人——玛莎被送到汉堡附近的万德比克那里和她母亲一起生活，直到弗洛伊德能养得起她的时候再让他们结婚。这样的举措给他施加了相当大的压力。他住的离她很远，既花不起那么多的时间，也没有那么多的钱，买那必不可少的火车票定期去看她。

他没有安全感，感觉很痛苦，甚至预见到她会撕毁婚约。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尽快挣到足够结婚的钱。但是怎么挣？弗洛伊德认为他最好的办法就是能够发现某种可以轰动医学界的东西，使他可以同时名利双收：美洲鳗的生殖器是一回事，和玛莎结婚则是另一回事。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在实验室呆的时间越来越长。

他的第一个真正的发现，就是一种用氯化金来维持神经组织的新方法，可这个发现没能给他带来什么经济收益——尽管两份新出的神经学杂志，《大脑》和《神经疾病和精神疾病杂志》都对此进行了热情洋溢的报道——而且很明显他永远也没办法靠这来赚钱。他接着就有了主意。他四月份给玛莎写信，告诉了她自己的想法：

我一直在看有关可卡因的东西，有些印第安部落靠嚼古柯叶子来抵抗穷匮和苦难，可卡因就是古柯叶子的基本成分。一个德国人（阿斯肯布兰地）已经把它用在了士兵身上，事实上也报道说可以增强精力和忍耐力。我自己现在设法弄到一些，想用它来治疗心脏病和神经衰弱——也许其他人也在研究它；也许什么结果也得不到。不过我当然还是要试一试，你知道一个人只要坚持，就迟早会成功。我们仅仅需要幸运地成功一次，就可以考虑成家的事了。

1884年四月21日，引自《西哥蒙.弗洛伊德的生活和工作》，欧内斯特.何赛，1953

弗洛伊德从当地的一家名为“天使”的药店订购了一克的可卡因，在四月二十四日的那一周收到了药。尽管他很关心药的价格（他把数量计算错了，最后花了他一个月工资的十分之一），收到药后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自己吞下二十分之一克。很见效：他对钱，研究项目和生活的感觉好得多了。他想知道是不是可卡因能用来治疗精神忧郁症。此外，既然它可以消除饥饿感，他认为也许还可以用它作胃部麻醉剂。

弗洛伊德又服用了一些。显然，他有了重大发现，并对此抱有极大的热情——也许没有什么好吃惊的：别忘了他此刻正像风筝一样精神恍惚。他坚持自己的理论，认为可卡因也许可以用来治疗胃部疾病，于是就给一个患胃粘膜炎的病人服用了一些；结果效果非常好，他便开始把样品转让给朋友和同事，要他们也试一试。他又订购了一些，还寄了半克给玛莎，要“让她结实点，给她的面颊增添点红润”，还建议她“制成八小包或是五大包药剂”。

向朋友和亲戚转让可卡因样品，他的这种作法在今天看来是非常鲁莽的。正如他的自传作家后来所写的那样，“他硬把可卡因塞给朋友和同事，给他们自己用或是给他们的病人用，他还给了自己的几个妹妹。简而言之，凭我们现有的认识来看，他很快就成为了一个公共危险人物”。当然，他不知道这种药真正的潜力，而他和朋友们也都是为了娱乐才服用它的。

弗洛伊德对可卡因的理解大大提高了：他开始不服药就感到很难受。他有一年多没有见到玛莎了，她长时间不在身边加剧了他天生的抑郁倾向。可卡因提供了完美的解药，他便立即倾心于它。他在1884年计划在夏末的时候到万德比克去，还兴奋地给她去信说：

我来的时候，我的公主，痛苦将离你而去。我会把你的小嘴亲得红红地，把你喂得胖胖地。而且要是你早熟的话，就能看出谁更强壮些，是个吃得很少的小姑娘，还是身体里含有可卡因的棒小伙子。我上一次情绪很消沉的时候又服了些可卡因，小小的一剂就把我带到了妙不可言的兴奋之中。我刚才还在收集美妙的文字，想给这种神奇的物质写一首赞歌。

1884年六月二日，引自《西哥蒙.弗洛伊德的生活与工作》，欧内斯特.何赛，1953

他由此写出的论文，ubercoca（“关于古柯”），最终于1884年六月在一家德国医学杂志上刊出。他以后再也没有写过这样的文章。最近一个历史学家这样说到：“这篇文章一点也不像弗洛伊德的风格，出了好多小错误，名字都写错了，时间和地点也很混乱，文章起的标题也不准确，甚至还在可卡因公式上犯了个错误”。今天读到这篇论文的人一定会同意他的自传作家——不折不扣的弗洛伊德支持者——所作的分析，即这是部不同寻常的作品：

这篇文章的语气——在弗洛伊德后来的作品里再也没有出现过，它把客观性和个人热情的感受奇怪地结合了起来，就好像他爱上了文章的内容本身。他用的短语在科学论文中很少见到，例如注射可卡因后动物表现出来的“最棒的兴奋感”，和用上“一份”而不是一“剂”可卡因。

《西哥蒙.弗洛伊德的生活和工作》，欧内斯特.何赛，1953

他事先就把这篇文章称为是“一首赞歌”，这倒是清楚地表明了他这一阶段对可卡因的看法。当然事后可以看出，很明显，他对这种药的热情一部分来自于其医学潜力，某种程度上也来自于他自己尝试这种药而体验到的愉悦之感——弗洛伊德正在神游天外呢。

他把论文交给印刷商后就动身到万德比克去看玛莎，指望回来的时候能够获得有利的评价，他这种新药也能获得可能的未来。事实上，等他九月末回来的时候，可卡因已经比他以前所能想像到的出名得多——不过出于不是他所期待的原因。因为就在他去玛莎那儿度假的时候，真正具有重大意义的事情发生了，一切都改变了。

弗洛伊德在继续他对可卡因的研究的时候，同一位名叫卡尔.考勒的同事一起做过几次生理学试验。考勒是个眼科实习医生，比弗洛伊德小十八个月，有一点非常出名：他对医学着迷到近乎厌恶的地步。他特别感兴趣的是止疼药，这已经成为他后来的痴迷之所在。由于当时完全没有局部麻醉剂，他学做的眼部手术是根本不用止疼药的，手术过程包括把病人用带子捆在床上，把嘴塞上，把眼睛强行掰开，然后就动刀了。这对病人是一种折磨——对医生也很难算是件轻松的事。此外，一些眼科手术在手术过程中还要求病人积极地参与进来，可能得转转眼球，眨眨眼皮，或是告诉医生自己能看到什么。可是，没有用麻醉剂就拿手术刀把病人眼球切开，你再要他们干什么都不太可能。

非常严重的手术中可以用乙醚来让使病人完全失去知觉，但是这个办法一点也不理想：这对体质弱的病人会非常危险，病人醒来后常常会感到非常恶心。要是他们恶心，那么呕吐的时候手术部位的针脚会撕裂开来，就必须得再做一次手术。因此做眼部手术的手术人们宁可不用麻醉剂，而衡量眼部手术质量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看医生手术的速度有多快。

考勒决心要改变这种情况。有一段时间他一直在用包括吗啡和三氯乙醛溴在内的各种各样的化学物质做试验，想找出能够消除疼痛却又不必让病人失去知觉的神奇的药物组合来。巧合得出奇的是，他同弗洛伊德的合作将要带给他的恰好是这样一种药物。因为无论是他还是弗洛伊德都没有意识到，他们正在试验的这种药物正是他一直以来正在寻找的那种物质。

这两个人在一起度过了许多个下午，相互给对方服用可卡因，并用一个功率计来测量服药前和服药后的肌肉力量。在试验的过程中，他们既注射也服食适量的可卡因，据弗洛伊德说，有一次考勒嘴唇上沾了一些可卡因，告诉他说感觉嘴唇麻了。弗洛伊德同意他的说法，但是显然他自己完全没能领会这种药效的重大意义。考勒也没有。在弗洛伊德在万德比克同玛莎度假的期间，考勒继续进行可卡因的试验，只是在这个时候他才猛地一下意识到这种麻木感的重要性。数年以后，他叙述了当时那一刻的情形。

有一次我的另一个同事安琪尔医生用铅笔刀的刀尖挑了一点（可卡因）与我一起尝尝，他说“这东西怎么这么麻舌头啊!”我说，“是啊，每个吃过这东西的人都注意到这一点”。正是在这一刻，我脑海里忽然闪过一个念头：现在我口袋里装的不正是我几年前一直在寻找的局部麻醉剂吗？

《古柯》，1885，派德制药公司

考勒跑出房间，穿过院子，径直跑到斯迪克教授的病理解剖学院的实验室，告诉值班的实验助手葛埃内医生他需要做一个很重要的试验。三十五年后，葛埃内是这样讲述这件事的：

考勒医生——从口袋里拿出一个小瓶儿，里面装着些白色的粉末，他对我，斯迪克教授的助手，说的大概是下面这些话：“我希望，其实是我期待这种粉末可以用来麻醉人的眼睛”。“我们马上就可以知道”，我回答道。接着我把几粒这种物质溶解在少量的蒸馏水里，从水箱里选了一只比较活泼的大青蛙，用一块布按住它，再将一滴溶液滴到它两只突出的眼睛中的一只里——大约一分钟后，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到来了——我毫不犹豫地认定它具有历史意义。这只青蛙可以让我们触摸甚至弄伤它的眼角膜，没有一丝反射行为，也没有试图保护自己——而它另外一只眼睛哪怕是对最轻微的触摸都会产生通常的反射行为——在兔子和狗身上进行的相同的试验都同样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现在必须前进一步，在人身上重复这样的试验。我们相互掰开眼皮，把溶液滴到对方的眼睛里。接着我们又把一面镜子放在面前，手里拿着一只铅笔，试着用铅笔头来碰眼角膜。我们几乎同时很肯定地说，“我什么也感觉不到”。我们甚至可以在角膜上按出一个窝来，却感觉不到哪怕是最轻微的接触，更不要说任何难受的感觉或是反应了。就这样，局部麻醉剂的发现完成了。我非常高兴，因为是我第一个祝贺考勒医生成为了人类的大恩人。

引自《奇异古柯》，肯尼迪，1985

考勒也许的确是人类的大恩人，可是他当时仍然只是个不拿工资的毫无名气的实习医生，该怎样让世界注意到自己的发现还是个问题。由于他没有钱到海德堡眼科协会的下一次例会去宣布自己的突破性研究成果，便事先起草了一份发言稿，宣布自己发现了世界上第一个局部麻醉剂，然后把稿子交给前去参加会议的一个朋友，约瑟夫.布莱特尔医生。

1884年的九月十五日，当布莱特尔在会议上宣读了这篇论文，论证了可卡因具有麻醉特性后，大家不由瞠目结舌：考勒，一位来自维也纳的年仅二十七岁的实习医生，竟然解决了医学界最重要的问题之一。等到弗洛伊德九月晚些时候从万德比克回来的时候，他的朋友已经成了国际知名人士。

印加人——要是还有几个幸存下来的话——是不会对他们这些发现感到吃惊的：他们数世纪以来一直在利用古柯止痛的特性。考勒也并不是第一个注意到可卡因具有麻醉作用的人：他只不过是第一个充分认识到了这种特性的重要性。他这篇论文刚一发表，就凭空冒出了许多医生，都声称自己早就知道可卡因是一种局部麻醉剂。要是把其他所有曾经提到可卡因具有令身体麻木的作用，却没有衡量出其重要意义的人列出一个单子来，那么这张单子会列得很长很长，而且上面尽是杰出人士：就连弗洛伊德本人都在《关于古柯》一文中谈到它可以用作止痛剂。他提交论文后还专门告诉同事里奥博得.孔尼斯坦说可卡因也许可以用作诸如沙眼之类眼部疾病的止疼药。据报道孔尼斯坦还给一位有这种症状的病人试用了可卡因水溶液，结果发现情况弄得更糟糕。后来才知道他用的溶液浓度超标十倍，因此造成了眼部疼痛。

与此同时，在巴黎的一位名叫葛日尔的法国医生数年以来一直给喉咙痛的歌剧演员开马里亚尼葡萄酒当局部止疼药，而且还总是劝任何愿意听的人，告诉他们说古柯具有麻醉作用。安吉罗.马里亚尼后来想争取让人们承认葛日尔的发现，不过他的动机与其说是无私助人，不如说是出于裙带关系：他是葛日尔的堂兄。

早在1880年就有一位名叫瓦西里.冯.安瑞普的俄国医生明确提到可卡因也许可以作为局部麻醉剂使用，还在《欧洲生理学杂志》上就如何使用它发表了自己的观点。谁也不知道为什么他的观点从来没有人注意到，或是发现它。机缘巧合的是，接替安瑞普研究职位的人不是别人，正是西奥多.阿斯肯布兰地——他的研究工作当然又激发了弗洛伊德的兴趣，因而间接地导致了局部麻醉剂的发现。没有人肯听安瑞普说些什么，这一点首先就足以把他打入了未被承认的医学先驱的行列。考勒成了英雄；安瑞普什么也不是。他1925年死于巴黎，死时仍全然默默无闻。

弗洛伊德认为自己的情况非常不幸。所有的工作他都做了；考勒只是凭一时直觉（他也欣然承认其他人的确做了许多基础工作——还特别提到了弗洛伊德）。是他引起医学界的对这种药的注意，别人却抢走了所有的功劳。这种情况一定非常令人恼火，因为恰恰是这种发现能够让他和玛莎结婚并马上在维也纳安定下来。

没能认识到可卡因的潜力，弗洛伊德找不到什么好的借口：他已经研究了几个月，甚至还对孔尼斯坦说过它也许可以用作治疗眼部疾病的止疼药。然而他没有完成从可卡因作为一种可以导致身体麻木的药物到可卡因作为麻醉剂的跳跃。他后来——非常无情地——把自己的失败归咎在未婚妻玛莎身上：

我可以追溯一下往事，解释一下为什么我没有早年成名是我未婚妻的错。当时可卡因不是我的主要兴趣所在，但是我研究得很深入，因此我在1884年从默克（供应弗洛伊德可卡因的那家达姆斯丹的公司）得到了当时几乎不为人所知的生物碱可卡因，并研究其生理反应。就在我进行这项工作的期间，出现了一个机会，使得我可以去看我的未婚妻，我和她已经分别了两年了。我匆匆忙忙结束了对可卡因的研究，满足于从书本上对这一课题的研究，并预言说很快就能够找到进一步利用可卡因的方法——考勒因此而被认定是局部麻醉剂可卡因的发现者，这种麻醉剂后来对小手术变得非常重要；但是我对未婚妻中断了我的研究工作毫无怨言。

引自《弗洛伊德的生活和工作》欧内斯特.何赛，1953

这肯定是有记载以来的想要将过失推诿到别人身上的最无奈的努力之一。真实情况其实不是这样。弗洛伊德同玛莎分别的时间不是“两年”，而是只有一年。到万德比克的机会也不是突然出现的，而是如他未明言的那样已经计划了一段时间。他也根本不是“匆匆忙忙”地结束了研究：其实他是在六月中旬把《关于古柯》送到印刷商那里去的，接下来他并没有直接去看玛莎，而是等到了九月份才去。弗洛伊德修建的借口之墙掩盖了他对自己没能成为局部麻醉剂的发现者有多失望；他后来私下里也承认，自己没有把研究工作进行下去完全是出于“懒惰”。

尽管如此，他当时并没有显得过分沮丧。他坚信这种奇迹般的新药一定有可以派上很多用途，认定这条路上还将会出现更多的荣誉。可是不会再有这样的机会了：除了作为局部麻醉剂外，再也为可卡因找不出什么合理的用途了。考勒的确偷走了弗洛伊德一鸣惊人的机会，不过随着事情离奇地发展下去，弗洛伊德很快就有理由为此而感谢他。

这次发现后过了六个月，弗洛伊德发现父亲意外地来了，还告诉他说自己的一只眼睛很疼。那天下午考勒碰巧在弗洛伊德家里，于是提出要给他看看，马上就确诊他患了青光眼。就在第二天，弗洛伊德，考勒和孔尼斯坦给弗洛伊德的父亲做了手术，挽救他的视力。麻醉剂用的就是可卡因。

弗洛伊德的父亲并不是唯一一个感到的高兴的人。医学界注意到可卡因的麻醉作用后，开始对这种药痴迷起来：好吧，这么说它可以用来麻醉——那么还能做什么用呢？似乎什么都用得上它。弗洛伊德在研究如何用可卡因治疗神经衰弱和精神忧郁症；其他人认为可卡因可以解除糖尿病，哮喘或是梅毒的痛苦。到处都在报道它在外科的用途，从切除扁桃腺手术和产前阵痛到拔牙和痔疮手术，都说它可以在手术过程中减轻疼痛。以前报道过罗伯特.克里斯蒂森爵士在苏格兰高地所做的颇为滑稽的试验的《英国医学杂志》非常高兴地说：

盐酸可卡因，新型局部麻醉剂

盐酸可卡因目前吸引了大量的注意力，这种注意力任何不属于第一流治疗药物的东西是很少能够获得的。我们可以很公正地说，发现新的局部麻醉剂的消息赢得了普遍的满意，人们为此而欢呼——显然，我们拥有一种价值极高的新药，可以帮助内科医生和外科医生来完成其首要也是最重要的一项职责——减轻病人的痛苦。不仅仅是整个外科神经痛领域似乎经得起它的考验，而且作为各种手术的局部麻醉剂，尤其是用在眼部和喉部的外科手术，以及妇科手术中，目前，这种最后加入我们的治疗武器库的成员立刻给我们展现出了极其广泛的应用领域。

《英国医学杂志》，1884年十一月二日

这种新药是个奇迹，似乎什么事情都能办到，至少有一个年轻的医生是靠它而一举成名的。医学论文里忽然到处都充斥着年轻医生在自己身上试验这种药物，报告其作用的故事。可卡因还能作其他什么用途？还有别的什么地方能用上它？一个典型的例子是美国的眼科医生赫曼.克纳普，他订购了一些可卡因，拿到后紧接着就把它涂满了自己的舌头，抹在了耳朵，眼睛和嘴里。接着又把它喷到肺里，喷进鼻孔里，然后（也许超出了职责的必要）又给自己的阴茎注射了满满一针管可卡因。他发现自己变得面色苍白，失去了感觉。在一次用意良好开始带有性虐待狂色彩的试验中，他把一系列的导尿管和“其他器械”（可以想像竖笛或是长号之类的可怕画面）插入了自己的阴茎，想要发现疼到什么地步。“为了试验完整的缘故”，他对自己的直肠重复了这次试验。

他骄傲地称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有人做过”的试验。希望也是最后一次。

与此同时，美国的医学新闻界还报道了人们成功地把可卡因运用在尿道手术，切除向内生长的脚趾甲，牙科手术，妇科切除手术，甚至在‘用电解法去除一位女士上唇长的多余的毛发’的手术中。有些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在对可卡因的非外科手术用途的报道中还可以找到其减轻男人性无能，和治疗女人手淫和色情狂的报道。

克莱弗兰德的一位医生声称用可卡因治好了两例耳鸣患者。《纽约时代周刊》报道说：可卡因在纽约已经成功地应用到一些新的领域——包括治疗枯草热，粘膜炎和牙疼，现在还在试验用它来治疗晕船——所有这些都可以理解为可卡因能够治疗我们所听说过的最厉害的伤风头疼病”。

其他的报纸也都同样热情洋溢，尤其推崇当时流行的一种观点，即可卡因也许能够渐渐使得酗酒者和吗啡瘾君子戒掉酒瘾或是药瘾。

《波士顿医学杂志》报道说：“适量使用古柯不仅有益健康而且大有裨益”。《治疗学学报》评论说“无论有没有鸦片瘾，人们都感到想要尝试一下古柯。情绪低落时用上点无害的药物是必不可少的。”美国神经学协会得知就连“一个抑郁寡欢，沉默寡言的病人，背负最深沉的哀痛或是悲伤的人”在可卡因的作用下也会停止抽泣，高兴起来。制药公司纷纷开始推销可卡因药物，来治疗各种各样从晕船到枯草热的疾病和不适——有糖剂，有香烟，有止咳药，有感冒药；可卡因的应用范围没有任何局限性。

正如医学报告指出的那样，到1884年下半年的时候，再没有任何人对可卡因对身体神奇的滋补作用抱有任何的怀疑。可是究竟为什么这种药物会有这样的疗效，那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大多数的试验新手知道这种解释是他们理解不了的，所以也并不费心去琢磨这种药究竟在干什么，或是怎么干的。甚至连弗洛伊德和曼泰加扎这样的先行者也完全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也许这种情况一点也不奇怪：科学要开始撬开可卡因神奇魅力的秘密，还要再等上一个世纪。

在新泽西的布鲁克黑文镇，别人介绍我认识了一位同弗洛伊德他们一样致力于可卡因研究的人。诺拉.弗可夫博士是个身材娇小的美国人，说话带着西班牙口音，讲起话来速度足有一小时一百英里，是世界上一个精英科学家小组的成员，专门研究可卡因对人类大脑的作用。她过去的十七年来的研究使得她对这种药物的“犯罪手法”有独特的见解，现在她已经达到的高度是，她实际上能够解释为什么十九世纪末可卡因会令大家感觉非常美妙。或者换句话说，为什么可卡因会让人这么快乐。

在纽约城东六十五公里的地方，弗可夫二十年来的大部分时间都一直在给志愿者服用可卡因。我们在她的办公室例坐下来后，她告诉了我自己是怎么研究上可卡因的。事情还要追溯到1984年她还在休斯顿的德克萨斯大学学习的时候：“我接诊了许多呈献出可卡因兴奋状态的病人，我们还在急诊室见到几个病人——这种情况激起了我极大的兴趣。因此我开始对他们进行研究，从开始进行第一次研究的时候，我就惊奇地发现过量使用可卡因的人的大脑会出现严重的变化。他们的大脑非常混乱。”

弗可夫在这一阶段寻找的不是可卡因在大脑里的作用机制，而是要找到证据证明这种药物对上瘾的人的大脑会造成永久性的损伤。她发现严重的瘾君子常常呈献出类似中风患者表现出的症状，包括面部某些区域瘫痪。弗可夫得出结论认为，因为可卡因造成血管收缩——这也是它为什么可以用作有效的局部麻醉剂的一个因素，因为血管收缩可以减少手术部位的出血——从而造成大脑内供血不足。

“血管的直径大小在调节大脑血流量方面非常重要——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大脑对氧气非常敏感”，她这样解释道，“因此实际情况是，可卡因造成了血管收缩，而血管一旦收缩，紧接着就会造成血液根本无法通过，这时人就开始出现各种症状。”

这个发现很有意思，但是这只是个开始。比她的实际结论还要重要的，便是她在研究中所用的方法。在她寻求证明可卡因在服用者身上会产生类似中风症状的的过程中，弗可夫采用了以前从来没有人试过的方法：她拍下了人的大脑在可卡因作用下的照片。给人类的大脑拍照，这在弗洛伊德的时代需要把人头顶削去，所以我们也没法责备他没想到这个主意。给大脑拍照而不干扰其正常活动，需要有一台非常特殊——也非常昂贵——的名叫PET（即正子放射型电脑断层摄影）扫描仪的照相机。

PET有点像一种警方行动：给被窃车辆安装一个定位发射仪来监控其所在位置。将特定的分子同一台放射性发射器（正电子源，所以才有这样的名字）连接，然后再注射到人体内。当这些分子通过血流进入大脑的时候，带了标签的这些分子会发射出自动导引的信号，扫描仪便把这些发射的信号记录下来，从而提供了一系列的图片来表明这些特定的分子在任何既定时间所到达的位置。你几乎可以给任何东西加标签，然后就可以观察它是如何经过大脑的。

弗可夫一开始是给水加标签，把氧分子改成是O15。接着就开始摆弄使用可卡因过程中可能参与进来的分子：葡萄糖，后来就是可卡因本身了。她的工作第一次具体地演示了可卡因在人的大脑内运行的方式。弗可夫说，整个运行过程的关键在于一种叫做多巴胺的负责神经传递的化学物质。

电路是通过机械的转换来进行物理连接，就像铁路上有许多个连接点一样。然而大脑却没有可以移动的部位。相反，大脑的电路连接靠的是通过化学方式相互交流的连锁线路：当细胞A想同细胞B连接的时候，它不是在物理意义上接触B，而是释放出神经传递物质。这些化学物质几乎同一时间就可以被细胞B接收，产生新的信号，信息就这样一环一环接替传递下去。这些神经传递物质中的一种就是多巴胺，它就是为什么可卡因让人感觉非常好的关键。

在大脑的边缘区域——控制情感的区域——可以找到多巴胺。从进化的角度看，这些区域发生进化是因为它对诸如人之类的动物非常重要，可以使其能够进行某些物种繁殖行为（性交，进食），相比之下的某些其他非物种繁殖行为则是诸如跳下悬崖，把肢体插入脱粒机里等等之类的动作。多巴胺就是那种能让你的身体知道什么事情同物种繁殖相关的物质，它在身体里所产生的反应会让我们感受到我们称之为“快乐”的东西。多巴胺通过打通快乐线路来让你感觉很好。不仅仅是很好：让你感觉好极了。因此多巴胺对可卡因让人感觉很好的方式负责

事实上，在合适的位置上有更多的多巴胺就意味着更多的快乐。尽管人们各有各的口味，某些物质似乎能够非常有效地提高人的多巴胺值。巧克力，大热天喝上一杯冰冻啤酒，或是洗个热水澡，这些都能提高你的多巴胺值。不过，这些刺激物产生的快乐总是非常短命，因为多巴胺刚一产生，马上就被一扫而光，吸收起来以备下次利用了。这就是为什么一块巧克力吃的时候感觉非常好，却不能让你整个下午都感觉棒极了。大脑提供的多巴胺只够让你知道这是件乐事，接着就开始把它吸收殆尽了。

尽管如此，还是有些方法可以人为地大大提供你的多巴胺值：通过药物。吸上几支大麻香烟后再吃巧克力，味道会好极了，这是因为大麻提高了多巴胺的分泌，所以吃巧克力的时候有更多的多巴胺在那儿。诸如鸦片之类药劲儿更强的药物，可以强行释放出大量的多巴胺涌向大脑的快乐中心——从而产生强烈的快感。

但是可卡因比这些东西都要机灵。可卡因并不仅仅是提高大脑里多巴胺的分泌，而是阻止大脑对多巴胺的再吸收。它找到一种叫作“多巴胺搬运工”的分子，把它捆绑起来，使之无法起作用，从而阻止多巴胺的再吸收。随着更多可卡因的摄入，更多的多巴胺搬运工忙碌起来，也就有更少的多巴胺被再吸收，因此就有更多的多巴胺再你的快乐线路上游荡——你的感觉就会更好。

弗可夫是第一个在她的PET扫描仪上目睹这一运动过程的人。她指出，可卡因刺激下的多巴胺分泌的顶点刚好同正在服用可卡因的瘾君子所说的“欣快感”完全吻合。她还指出，可卡因服食者一般使用的可卡因剂量可以锁定百分之六十到七十的全部多巴胺再吸收区域。再猜猜看。这就是为什么可卡因让你感觉非常快活。

当然，弗洛伊德和他的同事对这些都一无所知。他们现在正在别处忙活呢。

除了可卡因的麻醉作用之外，人们最兴奋的莫过于它可以用来治疗鸦片和吗啡上瘾的潜力了。在美国，人们对用这种简单的药物来治疗麻醉品上瘾的想法极为激动，因为内战之后，数不清的士兵回到家乡时都染上了鸦片瘾（因而人们委婉地称有吗啡瘾的人是得了“从军病”）。当时对这种上瘾的人仅有的治疗方法要么是实行冷火鸡疗法（即突然完全停药），要么是下半辈子仍然当个瘾君子。因此，当1878年五月WH本特利医生在给《治疗学学报》的一封信中最早提出这个想法后，美国医学杂志上纷纷出现了一系列报道，建议说可卡因可以用来治疗吗啡上瘾。医生们都注意到了这一点——弗洛伊德也是其中之一。真的可行吗？本特利引用了四个用可卡因消除了鸦片瘾的例子，还补充说他还治愈了三个“酒鬼”。美国各地都有报告支持他的观点。

希望能测试出可卡因是否能够把瘾君子从吗啡身边拉开，亚特兰大的一个人有尤其充分的理由。这个名叫约翰S彭伯顿的中年药剂师是一名联邦战士，曾经参加了内战，然后在1869年当了药剂师。和他那一代的其他成千上万的人一样，他也是个吗啡瘾君子。彭伯顿花了好多年时间泡制出了治疗各种疾病的专利的药物。除了骄傲地作为“BBB”（植物补血膏），“三效护肝片”，“全球之花止咳糖浆”和“印第安女王染发素”的发明者之外，还有一样发现可以让他声名远扬。

他在1880年也看到了有关用可卡因治疗吗啡上瘾的报道。他读过《英国医学杂志》上的罗伯特.克里斯蒂森爵士的登山冒险试验。他还注意到马里亚尼葡萄酒有多畅销。马里亚尼可是发财了：到这个时候他在纽约，伦敦，巴黎，斯特拉斯堡，布鲁塞尔和日内瓦都设立了销售中心。他甚至还在埃及设了办事处。彭伯顿开始对古柯进行试验，最终在当年晚些时候泡制出了他自己的马里亚尼葡萄酒，“法国古柯葡萄酒”（“理想的滋补品和兴奋剂”）。产品于1881年投放市场，彭伯顿很快就对一个记者吹嘘说“我相信我现在的产品比马里亚尼的产品要好得多”。

彭伯顿甚至还抄袭了马里亚尼的广告战术。他的广告告诉愿意上当受骗的人说世界上有2000名最伟大的科学家都喝“法国古柯葡萄酒”。他仍然在寻找治疗吗啡上瘾的药物，所以还用了这样的推销广告：“对那些不幸染上了吗啡瘾或是鸦片瘾，或是过分依赖酒精刺激的人而言，法国古柯葡萄酒证明是他们伟大的福音”。不过，法国古柯葡萄酒没过多久就遇到了麻烦。

1885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亚特兰大投票通过禁酒令，决定从第二年的七月开始禁止销售酒精饮料，这下可让彭伯顿搁了浅。法国古柯葡萄酒是不允许再生产了，他放弃了酒精，开始寻找新的成分来调配这种饮料的味道。他还决定给它换个名字。可是古柯酒里没了酒，又到哪儿去找个合适的名字呢？他的会计弗兰克.M—鲁滨逊建议说应该用它里面的两种主要刺激成分：古柯叶子和可乐果来命名。他灵机一动，决定改变可乐果的名字的拼法，好让这个名字在标签上看起来更加吸引人，这样，可口可乐诞生了。

广告上说这种饮料“是一种不同寻常的治疗药物”，是“一种理想的神经刺激物和滋补品”。可口可乐以糖浆的形式卖给给药剂师，销售时添上水装在六盎司大小的玻璃杯里卖。很快就发现可口可乐糖浆混上苏打水味道更好，这一点有助于提高它作为治疗药物的名声（嘶嘶直冒泡的饮料当时正流行，这些泡沫似乎让人回想起保健按摩来）。渐渐地，这种饮料开始流行起来，但是对彭伯顿而言，它流行的速度还是不够快。

1891年他把可口可乐卖给了艾萨.葛瑞格.坎德勒。这个人以前是医学专业的学生，他注意到药剂师比医生赚的钱要多的多。在这宗有史以来最精明的金融投资中，坎德勒花了2，300美元的好价钱买下了可口可乐的权力和配方。当他38年后去世的时候，这个总是想要比医生赚的多的医科学生身价高达五千万美金。

可口可乐的成功令四面八方兜售药物的骗子们茅塞顿开，很快铺天盖地而来的是数目多得荒谬的模仿品：自行车可乐（专为自行车手准备的），“迈卡弗古柯葡萄酒”，“印加可乐”，“咖啡可乐”，“唐医生可乐”，“诺拉牌无麻醉剂美味可乐”，“爱德可乐”，“考斯可乐”，“芹菜可乐”，“尼科牌复方诚信可乐”，“坎佛特可乐精”，“匹兹堡可乐精”，“万尼可乐”，“洛克可乐”，“奎娜可乐”，“秘鲁古柯葡萄酒”，“萨普森医生牌可乐酒”，“萨克里弗和凯斯公司的牛肉，葡萄酒和可乐”，“兰波特公司蛋白脢酸铁古柯葡萄酒”，“玛尔丁牌可乐葡萄酒”，“里耶比格的古柯牛肉大补丸”，“可口可乐”等等，等等，等等。阿拉巴马洲伯明翰城的一家公司干脆直言不讳地称自己投放的产品为“麻醉剂可乐”。所有的产品都声称，无论是作为一般的滋补品，还是作为治疗从抑郁和疲劳到“那些女性特有的精神紧张状态”的所有症状的药物，自己都有绝妙的功效。

既然可卡因的第一个作用就是令鼻腔发干，人们于是认为它能够在治疗诸如枯草热和哮喘之类疾病引起的鼻窦不适方面有特殊的用途。许多这样的药剂都制成了鼻烟状——也许因此而导致通过鼻腔摄入可卡因的潮流。“塔克医生的特效药”，“阿兹玛牌膏药”，“瑞诺牌枯草热鼻粘膜炎药”，“尼奥复方达米阿那精”和“潘恩芹菜复方药剂”其实就是一些用于鼻腔的药粉，这些江湖药里起作用的成分根本就是可卡因。到二十世纪头几年的时候，美国拥有高达五万多种无处方药物、酊剂和药粉，直接向公众出售，所有这些药物里都含有能令人上瘾的麻醉剂成分。

但是可卡因并不仅仅只能在专利药物里买到：全世界都的药柜上都能买到各种浓度的可卡因水制剂和纯盐酸可卡因本身。第一家从事可卡因商业生产的工厂由德国达姆斯丹的默克公司经营，1879年总共生产了50克。继考勒的发现之后，可卡因的价格直线上升，三个月的时间里从6马克一克一直涨到23马克一克。在美国，只有底特律的派德制药公司生产可卡因，价格就更贵了，从2.50美元一克涨到了13美元一克。

这些公司刚一认识到这种无害的生物碱大有市场，就买上开足了马力进行生产。从1881年到1884年，默克公司总共生产了1.4公斤的可卡因。1885年他们生产了30公斤。很快，更多的制药公司开始生产可卡因，价格便开始下跌。接着下跌。从1885年的二月份到十月份，默克公司的价格从23美元一克直跌到1马克一克。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的价格战打成了平手，价格跌到了如此之低的程度，以至于直接从柜台购买纯可卡因成为越来越平常的事情；在美国的一些州，酒吧招待员甚至为客人提供掺有可卡因的小杯威士忌。

可卡因看起来像是全世界医生的救世主。然而除了可以在外科手术中用作麻醉剂外，它实际上什么也治不了：它只是让人片刻功夫感觉很不错罢了。还有一个问题，可不仅仅是让人担心而已。因为在可卡因群体的心中，情况变得有些不妙。

早在1885年一月的时候，就有开始有报道谈到可卡因的副作用——人们大为震惊，因为最初大家认为它是完全安全的。第一份报告谈到病人面部失去颜色，出冷汗，然后晕倒。接下来出现了更为严重的症状：病人完全昏厥过去，全身出现痉挛。似乎某些情况下使用可卡因很有可能造成中毒反应，情况还会十分严重。据说一个俄国医生为一个小姑娘做小手术前给她用了23滴可卡因溶液，结果她马上就死在了手术台上。这个医生后来自杀了。所有的药物都有副作用，可卡因的药性也一定会有波动，使得人们对剂量的计算带有很大任意性，因此发生这种情况并不是太令人吃惊，不过有一个问题要严重得多——正如弗洛伊德很快意识到的那样：他亲眼目睹了这种药物是如何夺去了他一个非常好的朋友恩斯特.冯.弗莱舍尔马克索夫的生命。

弗莱舍尔马克索夫是恩斯特.布鲁克教授实验室的一名助手，是一个聪明，英俊，魅力超凡的医生，以个人魅力和能言善辩而出名。人人都喜欢弗莱舍尔马克索夫，弗洛伊德也不例外，并且几乎成了他的门徒。他是这样描述他的：

他是个最杰出的人，先天的性格和后天的教养在他身上都得到了最好的体现。他富有，接受过各种体育训练，神采奕奕的五官带有天才的印记，英俊，感情健康，多才多艺，对所有要紧的事都具有独具创意的判断，他一直是我的理想，我不和他成为朋友就无法安下心来，我从他的能力和名声里体会到纯粹的快乐。

引自《西哥蒙.弗洛伊德的生活和工作》，欧内斯特.何赛，1953

当弗洛伊德发现他这位不同寻常的朋友的斯多葛哲学的时候，对他的崇拜达到了新的高度：弗莱舍尔马克索夫几年前在一次试验时出了事故，结果造成手部感染，从而导致他右手拇指的一部分被切除，而这又引起手术部位长出了神经瘤——神经末端异常增生——这种情况会非常疼痛。尽管做了好几次切除手术，这些神经瘤还是不断繁殖，每一个都比上一个更疼。每做一次手术，弗莱舍尔马克索夫的情况都会恶化一次。

尽管他从来没有抱怨过，他还是很快就疼得夜不能寐。深夜，当整个世界都睡着的时候，弗莱舍尔马克索夫会坐着读书度过凌晨的时光，靠研究数学来转移注意力。当自己无法解决的数学问题都研究光了时，他就开始研究物理学，而一旦物理问题也变得太容易，他就自学梵文。弗洛伊德把弗莱舍尔马克索夫的一生描绘成“永无休止的疼痛和慢慢靠近死亡”的过程。不过，他很快就要知道，弗莱舍尔马克索夫默默忍受着的痛苦并不是他唯一的秘密。

为了麻木疼痛，弗莱舍尔马克索夫开始给自己注射吗啡，而且很快就发现无法控制自己摄入的药量。等到弗洛伊德出现的时候，他已经不可自拔地染上了毒瘾。弗洛伊德于1883年十月发现了这个秘密，在给玛莎的一系列信件中记录下了这件事：

我非常悲伤地问他，所有这一切最后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他说他的父母都视他为了不起的专家，只要他们活着，他就会坚持工作。一旦他们去世，他就会自杀，因为他认为自己也不可能支持多久——[两个星期后]他不是那种靠空洞的安慰的话就能接近的人。他的状态完全像他自己说的那样令人绝望，你根本没办法反驳他。“我真受不了”，他说，“明明以前已经习惯了做什么事都要比别人更轻松，现在无论做什么却都要比别人多花上两倍的力气。我所忍受的痛苦，没有别的任何人能够忍受。”他补充道。我非常了解他，知道他说的是实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