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个不祥的时刻：它开始了一项即将持续大约45年，只有当所有的参加者都死去的时候才会真正结束的使命。这是一项将把古柯引向科学的使命。康德曼在自己的书中叙述了这项使命的历史，书的名字叫《南美洲内陆地区游记精选》，这本书的第一版就安放在大英图书馆里。写得很不错。你应该读读。真的。要是你有兴趣，它就在978.K.31那儿。

他们刚一到南美就分开了。康德曼独自步行前往奎托；其他人宁可坐船去。也许他们应该再考虑考虑，因为整个旅行所作的最伟大的发现就是康德曼在他史诗般的步行途中作出的：他在“卡欧丘”树中发现了一种有弹性的粘粘的物质，好像可以用作任何用途。他毫不迟疑地亲自用这东西给他的科学器材做了套防水服，由于对这东西的表现很满意，于是采取了一份卡欧丘树的树脂样品。他对这种神奇的，富有弹性的物质开始产生了兴趣。

几年后，约瑟夫.普瑞斯特勒注意到康德曼的一块口香糖可以用来擦掉铅笔写的字，就给这东西起名字叫作“笔擦”（即橡皮）。尽管卡欧丘树（“哭泣的树”）的树脂以前就有人注意过，可是是由于康德曼的描述才激起了公众对它的兴趣——打开世界橡胶市场的功劳也应归功于他。他还偶然拾到一些含有当地人称为“布拉提诺”的矿石的岩石。出于好奇，他把这些石头带回法国，惊奇地成为了白金的发现者。

真正的测量工作开始于1735年的中期，即将继续八年时间。然而就在1739年，探险队得知一个毁灭性的消息：前往拉普兰的人马——比他们去的地方要近得多——完成了测量工作，已经安全返回法国。他们的测量非常地充分，没有赤道上的测量结果也能证明地球的形状。大家都感到无法接受这个结果：自己远离家园，在丛林里生活了四年，考察得到的结果竟然毫无价值。祸不单行的是，队里的一个成员死于疟疾，而测量结果无用的消息传来后，队里的医生偏偏又被一群愤怒的暴徒打死了。

探险队于是藏身在一所修道院里。此时事情似乎已经糟糕到了不能再糟的时候，祸事再次发生。队里的植物学家，约瑟夫.德.加希耶——法国最杰出的植物学家家族的一员——一直在搜集保存各种南美本土植物标本，想要带回国进行研究分类。他把这些标本都交给一个佣人保管。他五年来搜集到了许许多多的新物种，并荣幸地给所有这些植物都起了名字。他很有可能会作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植物学家而被载入史册。可是在探险队藏匿在修道院的时候，这个佣人把所有搜集的标本都丢掉了。一听到这个消息，加希耶就疯了。

1743年他们的工作终于完成了，可是情况继续恶化。数学家决定不回法国了，在利马大学找了个工作。他的堂兄娶了个十三岁的当地小姑娘。表匠也已经结婚，决定留下来。队里还有一个成员也疯了。制图员搭脚手架时架子倒下来把他砸死了。医生当然早就死了，而加希耶还在什么地方围绕着赞努西行星转。

到了三月份，他们离开法国已经八年了——康德曼决定现在该是暂时停止考察的时候了。由于他是队里唯一一个既没有疯也没有变成当地人的幸存者，他只好独自踏上旅途，路上航行驶过整个亚马逊河。他于1745年二月回到家时疲惫不堪，身无分文。各种各样的热带疾病和旅行中的严酷经历让他部分失聪，一条腿也瘸了。尽管被选为法兰西学院的四十位永久院士之一，他也永远无法恢复昔日的活力。他这样写到：“至于我，摩.拉.康德曼，您把我当作半个人就行了。”

这是个令人悲伤的故事。但是还比不上植物学家加希耶的故事悲惨。历史上说约瑟夫.德.加希耶再也没有从失去所有搜集的标本的打击之中恢复过来。他搜集的东西一样也没有保存下来。但是历史这样说，只是因为康德曼回来后是这样写的。真实的情况更加离奇。

测量工作完成后，加希耶想要同康德曼一起回巴黎，可是康德曼坚持要沿着亚马逊河走，这条路线漫长而又昂贵，加希耶没有这么多钱，当时又发着高烧，于是，不知道是不愿意还是没有能力借钱给他，康德曼一个人动身回家了。加希耶起身前往利马解决自己的资金问题。

办完这件事情后，他还是忍不住进行几项自己的植物学研究工作。他对金鸡纳树（奎宁的来源）特别感兴趣，于是就折回到康德曼丢下他一个人走的旅途，一路边观察边沿路采集样本。就在这次艰苦的长途跋涉中，他对橡胶进行了意义重大的研究。可以理解的是，加希耶意识到自己在同一个地方采集到了太多的植物标本，于是整个这段时间他总是把标本和所作的笔记寄回家去。不幸的是，大多数都没有寄到。更糟的是，到他结束旅行的时候，他又一次一文不名，不得不在奎托当了医生。

可是正当他凑够了钱的时候暴发了天花，由于他是城里仅有的几位西医，地方当局禁止他离开。为了对他坚持要离开的决心表示感谢，主人把他软禁在家里，对任何帮助他逃跑的人施以严厉的惩罚。他只好靠研究传染病来消磨时间。

加希耶最终在1747年获准离开奎托，前往利马去搭乘回家的船。去利马的路上他又对白桂皮树（从树皮里可以得到肉桂）进行了研究。他再一次把所有的标本都寄回了家——大部分又再一次丢失在路上。

他1748年到达利马，偶遇当初探险队的另一个成员戈尔登。出于某种原因，这两个人又开始了另一次穿越安第斯山脉的艰难跋涉，以便能够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过冬。路上他们又到了波托西，考察了那里的银矿，接着又去了华卡维利卡的水银矿。加希耶在拉巴斯停了下来，在那里发现了一种全新的植物系，他非常兴奋，决定让戈尔登一个人赶路，自己留下来对它进行研究。

到1749年的时候他已经开始在云加斯山谷研究古柯——以前他只是听说过这种植物。可是他再一次用光了所有的钱，只好在1750年被迫回到拉巴斯当医生。拉巴斯的州长对他非常感兴趣，坚持要他住在自己家中——接着就不允许他离开。

加希耶接下来从事了各种各样的科学活动——最著名的是修建桥梁。四年后，他筋疲力尽，身无分文又被囚禁，终于设法劝得州长允许他离开。就在这时，灾难再次降落在他头上：他得知到自己的绝大部分植物标本和笔记都在去往巴黎的路上丢失了。他简直无法接受这个事实。他还从来信中得知自己的母亲和两个兄弟都去世了。他陷入了深深的抑郁之中，这也许是情理之中的事。他再一次当了医生——其间他给巴黎的亲戚写信说，植物学同医学一起毁了他的生活，他决定放弃这两门学科——来当个数学家。这一次加希耶永远地疯了。

穷困潦倒之际，他在利马找了个小房子，这个垮掉了的人在里面还要再呆上十年。最后，一群法国旅行者听说了他的困境，给了他回家所需要的钱，强行把他送到回国的船上。他于1771年七月到达巴黎的家中——他离开家已经三十六年了。来接他的是他两个还健在的兄弟，安东尼.劳瑞和伯纳德，他连他们两个都认不出来了。

即便回到了巴黎，好运有没有降临到他身上。离开利马前他不愿意提前把他后来收集到的标本寄回家，而是把这些东西留在一个信得过的仆人那里，说他走后一定会派个可靠的人回来护送这些东西回法国。在这期间，这个仆人去世了，所有这些东西，包括他写过的所有的学术论文，都同仆人的私人物品一起烧掉了。要不是加希耶的精神已经完全垮掉了，单是这一个悲剧也许就会把他彻底毁掉。

他在索邦神学院任职，尽管法兰西学院选他为院士，他从来没有去过那儿。他也一直没有恢复神志。约瑟夫.德.加希耶死了，正如他的自传作者简短地写到的那样，八年后在“经历了短暂的痛苦后”离开了人世。我们对他最后的印象倒是很适合他：加希耶，年老体迈，饱经风霜，一个人呆在寓所里，“clouedanssonfauteuil”——直接翻译过来就是“钉在安乐椅上”。不过也许我翻得有点不对。

所有这些和古柯又有什么关系呢？关系很大。加希耶所搜集到的所有这些标本绝大部分没有能够到达欧洲。有一种到了法国。它就是古柯，就是今天还呆在巴黎的自然历史博物馆里的那一株植物，陪伴它的还有加希耶最初给它画的图。各个植物学家一直分析来分析去，给它起了各种名字的正是这株植物，直到1786年，法国生物学家让.凯沃利尔.德.拉马克把它归类为高卡古柯。这个名字一炮打响。既然科学家已经知道自己在找什么，而且到南美大陆的旅行也比以前容易得多，对古柯惊人作用的进一步报道不由蜂拥而至。

唐.赫伯立特.瑞兹从1777年到1788年穿越了秘鲁和智利，做出了如下报道：

很长时间以来我都坚信古柯和烟草一样是一种会让人上瘾的，用来令印第安人开心的植物，但是实际经历让我改变了这种毫无根据的看法。我看到确切的证据，可以证明这种似乎无色无味的死气沉沉的叶子的确具有奇妙的功效。此外，古柯是一种药效已经得到证实的治病良药。将它煎煮或是沏泡，可以治疗痢疾，止住腹泻，并能治疗妇女产后月经不调；将它研成粉末混入白糖，可以治疗胃酸过多，还可以强健牙齿。

《DH瑞兹的日记》，ＲＥ斯古尔兹译，1998

不幸的是瑞兹颇有见地的话并没有引起注意：他的日记丢失了两百年，等到人们在二战期间从自然历史博物馆的被炸毁后的废墟利再次发现它时，后来其他远不如他博学多闻的旅行者早已超越了他。

德国的探险家亚历山大.冯.洪保于1801年到达秘鲁，马上开始着手研究这种可以带给印第安人精力的叶子究竟是怎么回事。但是要研究一下这种活性成分是怎么回事，还是件新鲜事：科学刚刚开始逐步接受生物学的因果关系，接受事情并非变个魔术就能发生的事实。洪保想知道是什么使得古柯能够令人精力倍增的。显然，可能的答案只有两个：要么是古柯叶子具有某种能让人精力充沛的自然特性，要么是石灰具有这种特性。

在对这两个成分进行选择的时候，他选择了错误的一个，得出的结论是石灰具有这种特性。然而正是对古柯的用途所作的报告——例如洪保的报告——才使得人们对围绕这种古怪的草药展开的争论有了更加广泛的评价，并认识到科学可能会在这方面激起人们普遍的兴趣。大众传媒甚至也谈论起来这个奇怪的习惯，想知道——南美印第安人的秘密是什么呢？

我们确信存在这样一个非常异乎寻常的事实：他们知道了这个秘密，在一起实践了好几个星期；经历了极度的疲乏，他们的身体健康和精力却没有受到任何损伤——他们不需要屠夫，不需要面包师，不需要啤酒工，不需要酿酒师，不需要燃料，不需要厨房用品——要是现在大卫教授旅行回来，愿意思考一下这个课题，我这里有一些重要的材料可以供他试验使用。要是他发现了一种没有重量上，体积上，还有价格上的所有不便的，暂时的抗饥荒法，或是食物替代品，即便是在我们这片幸福的土地上，也有成千上万的人会把自己的祝福献给他；因为有了这种东西，任何人都也许都能像秘鲁的印第安人那样，时不时地不用吃饭，健健康康快快乐乐地生活和工作一个月。无论伦敦的市议员怎么想，这都将是人类智慧所能取得的最伟大的成就。

《绅士杂志》，1814年九月

尽管如此，这位英国的化学家兼电化学的先驱翰弗瑞.大卫显然不读《绅士杂志》。他没有研究古柯，反而发现了电解法，忙于用这种方法来发现钾，纳，钡，锶，钙和镁；他还顺带着研究了笑气的麻醉特性。

要是印加人给他讲过，那他一定会来琢磨琢磨古柯。他从来没有研究过古柯。与此同时，各种把古柯描绘得无所不能的报告如潮水般涌来。这些新书并不是为旅行者或是科学家准备的学术性文章，而是面向普通读者——面向那些对新世界之谜和古柯之谜着迷的读者。并不是所有的人都非常热心。对这样一种不太体面的习惯（而且是由环球旅途半路上遇到的一群野蛮人发明的习惯）的天生的反感会时不时浮现出来，尤其是那些无论如何都很难容忍印第安人风俗习惯的人所作的报道。其中最出名的，也是首位真正的反古柯战士，就是德国的自然学家普皮格，他很早的时候就对印第安人和古柯有一种天生的倾向性，当时他对困扰嚼古柯者的问题是这样写的：

消化器官程度或大或小地不断变得虚弱——这种虚弱首先袭击的是不幸的“嚼客”。病人的这种抱怨一般被称为消化不良，可能一开始并不要紧，开始很快就达到了令人警觉的程度。接着出现胆汁阻塞，辅以所有的上千种的痛苦的症状，这些症状在热带气候下会很快恶化。接下来的是黄疸病和神经系统的错乱，伴随着头疼，精力的极度衰竭，病人很快完全丧失胃口；眼白呈铅色，接下来完全无法入睡，这又会加重这不幸的个体精神上的抑郁，病人这个时候尽管已病入膏肓，却还是无法抑制地要使用古柯，而且还会渴望喝白兰地。他的胃口变得非常没有规律，有时完全不想吃东西，有时又会贪婪地暴饮暴食，特别喜欢动物性食物。这种悲惨的状况会就这样拖上几年，直到最后痛苦地死去。

《智利，秘鲁和亚马逊河流域的人种》，1827.32

普皮格是从哪儿得到这些信息的，谁都猜不出来：没有其他人报道过这些症状。这些报道肯定不准确，这一点玻利维亚和秘鲁几百万嚼古柯的人都可以证明。尽管如此，他的这种个人偏见（他承认自己不管是对印第安人还是对古柯都没花什么时间）还是会影响公众对古柯和嚼古柯行为的看法。后来，当可卡因分离出来，知道它很危险，而且还会上瘾的时候，反古柯纵队的人马上就提到了普皮格，于是死了很久的普皮格又从档案里冒了出来，悄声细语地说：“我早就跟你说过”。

即便是普皮格这样的报道，读者们也还是十分着迷。既然南美洲最终对外界开放，各国便派遣植物学家到那里去看个究竟。普皮格之后仅仅六年，他们中最伟大的植物学家，英国人理查德.斯布卢斯进入了亚马逊流域。当他十五年后最终从森林里冒出来时，身边带着大约两万份物种标本，所有这些标本他都运回到国内，放在了英国皇家植物园里。

同大多数旅行者一样，斯布卢斯对印第安人嚼了古柯就可以不吃不睡连续走上好多天的能力很感兴趣，他第一次描述了古柯在亚马逊流域的使用，从而为人们认识这种叶子提供一种独特的见解。

可是斯布卢斯收集的物种最终还是引起了争议，因为英国皇家植物园从他那儿继承的植物之中有一种便是古柯树，人们匆匆给它分了类——分得不对——便展出了。因为这是欧洲的第一株古柯树，皇家植物园的这棵树（随着越来越多的人知道它）变成了送往欧洲各地其他植物标本集中古柯枝条的来源，这些标本集给古柯的分类也都同样不正确。这可让植物学家们头疼，因为后来发现他们称为“玻利维亚古柯”的植物并不是生长在玻利维亚，而是在哥伦比亚，而高根古柯——以西班牙给哥伦比亚起的殖民地名字命的名——倾向于长在玻利维亚。（这个问题最终在1982年由提姆.布劳曼解决）。

我决定给英国皇家植物园打个电话，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也许从最初的那株植物上剪下的一个枝条正在展出。也许我可以给它拍张照片，或是摸摸它的叶子，或者就只是看看它。即使他们没有这棵树，也一定知道许多和古柯有关的事情，所以我一定能有所收获。最重要的是，这可以让我在图书馆外面呆上一天而不必感到内疚。实际情况并非如我所愿。我同皇家植物园的谈话很简单，切题，还点缀着诸如“无可奉告”之类的短语。

问题在于——我也许早就应该料想到的——这种家庭旅游常去的景点并不热衷于宣传自己拥有一种产生麻醉品的植物。一点也不热心。事实上，我打电话得到的反应很像我给白宫打电话，告诉新闻办公室我正在为《雪茄客》杂志作一期专题，问能不能和克林顿总统聊上几分钟时所期待的反应。一点都不热情。

接我电话的是一个名叫埃尔维斯的家伙（不是真名），他马上对我的任何问题都警惕起来。我问为什么，他说他很关心和他谈话的人是谁。我想不出个比较好的办法来在电话里证明我的身份，所以就硬着头皮问下去：植物园里有古柯吗？埃尔维斯想了一会儿。不，没有。这个，其实，有，有古柯。不过没挂标签。不想给它作广告。事实情况是，这棵树现在正在生病。病的很厉害。埃尔维斯不太清楚它得了什么病，但似乎十分肯定的是，等到他当天下午去看它时，它肯定已经死了。他本人种过古柯，但不清楚什么时间种的，在哪儿弄的种子。他为了种古柯还从农业部搞到了一张许可证，但不清楚什么时间申请的，怎样申请的。

当我问到古柯到底在哪儿展出，我想去看看时，他拒绝告诉我。埃尔维斯告诉我的是，他不在时我如果要他的任何一个工作人员指给我看，他会“非常生气”。

我换了个策略：以前的那株古柯，就是最早的那棵怎么样了？谁也不知道。他告诉我，这里一直到1984年都有一大丛古柯树展出，开始它的生长很不稳定。每年它都长得郁郁葱葱得，可是一到春天，奇怪的是，刚好同游客高峰期巧合，它的叶子就全都不见了，树就开始衰败。到冬天的时候它又恢复了过来，等到下一次的游客高峰期一来，叶子就又开始消失得无影无踪。

毫无疑问他们很担心。如果来英国皇家植物园参观的普通游客为了得到毒品都不顾一切地想要剥光展品的叶子，那么要是某个打电话来的疯子想要自己拥有一整棵古柯树，又有什么干不出来的？也许他们以为我要跳上车横冲直撞地去抢劫那个古柯标本。或是天黑以后偷偷摸摸溜进来，偷走他们最宝贝的财产去倒卖。不管是哪种方式，我都是坏消息，他们不想给我看他们的古柯树。我的确想无声无息地，秘密地出现在那儿，怀揣着一张画着古柯叶子的图，这样我自己就可以认出哪棵是古柯树了，不过我还是不想惹得埃尔维斯大发脾气。

谁知道会有什么样的古怪事情发生在那些在热带植物温室里问太多问题的人身上呢？我想象自己被绑在棕榈房后面的某个小屋子里的一把椅子上，手腕上捆着园丁用来牵住攀援植物不让它往上爬的绿色的塑料带子，嘴上还贴着结实的园艺用的胶带。埃尔维斯退后站着，某个来自西瑞塞斯特，长着茶壶色的皮肤，穿着威林顿长统靴的肉头肉脑的家伙手拿着修剪树枝的大剪刀，裂开缺了牙的大嘴，带着疯子般的土里土气的狞笑向我走近，“我们要不要像对付上一个那样对付他？”肉头肉脑的家伙会这样问。埃尔维斯会点点头说，“好的，杰斯若，让斯特立特费尔德先生见识见识我们是怎么给黑眼苏珊剪枝的”。我会拼命把头左右摇晃，试图透过胶带说：“不要。求求你了，不要见识黑眼苏珊。”

我作了一个星期的恶梦。我的同屋告诉我，如果我现在就开始害怕了，那等到了哥伦比亚，我的问题就会更严重。我想莫尔提默是不用受这个罪的。